1840～1884年晚清外交观念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外交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史界断言：“弱国无外交”。这是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背景而言。其实，晚清初年的国内士大夫阶层并未体认到“弱国”愈来愈成为现实这个历史趋向，相反，“天朝上国”、“天下”语汇所显现出来的却是世界中心主义理念，余外皆为“蛮夷”。鸦片战争后，时局渐变，经世风起，世界中心观念渐次崩塌，对外交往的观念，尤其是对西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咀嚼也就乘着实用主义经世学风如此这般地演化开来。1840—1884年是外交观念演化的重要时期，对它分析是本文的论证重点。
一、地理观念的转换：促动外交观念演进的重要因子
在古代，依据儒家经典，中国皇帝为“天子”，代表天来统治地上的一切。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域，相对于周边的“蛮荒”之地，为“天朝上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中的这句话经常被引用说明当时的土地制度。推究开来，它实际也反映出当时中国人所能看到的世界，即“天下”，长久地局限于东亚一带。中华文明长时期内在东亚地区拥有无可争辩的优越性，长此以往，中国人习惯于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四方。清王朝正是在这种历史积淀中，发展完备了“天朝”对外体制，即表现为“天朝上国”、“藩属国”、“化外蛮夷之邦”的三重关系，遥远的生疏的西方诸国后来也被其延纳进“化外蛮夷之邦”的观念结构中去。清朝傲视“四夷”的“天下”观念，部分是因为儒家文化的优越性，部分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水平并不低于西方。16世纪初西人初至，中国乃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17、18世纪之交，康熙大帝的文治武功，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盛世；即便是在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之前：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仍不低于西方各国，生产总量则远远超过之。但至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确实是落后了。但是由于傲视的惯性和文化上的巨大落差，中西通商200年后， 中土的官僚士子们并未折服西方，反而坚信中华文物制度远胜于“西夷”。19世纪之前，不仅中国士人自认为中国是世界事务的中心，即便是17、18世纪来华之天主教耶酥会士在欧洲造成的印象，也认可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1〕。但是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使西人自信心与日俱增， 到1850年，他们只承认中国文化优于周边国家许多，却已远逊于任何基督教国家了〔2〕。但中国士人更强调中华文化、政治、 经济的天下中心位置。
其实，世界地理观念在鸦片战争的炮声中已经开始缓缓地演变了，肇始于关注“夷人夷情”的世界地理著作已有多部问世，中心王国理念在文人绅士的心目中逐渐消退，尽管这是一个极不情愿的缓慢过程。
晚清地理观念的变化明显地体现在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变化上，时至1861年，冯桂芬等人已认识到世界构成的多国因素，中国仅是其中之一〔3〕。即便是作为中心王国观念的关键词语“天下”也受到挑战， 郑观应认为这个名词对中国来说并不符实，中国只是多国中的一员，他引申说，这种陈旧的观念如不变更，便不具备接受新兴的国际法的心理基础〔4〕。如果说，在40、50年代即便是经世派的重要人物林则徐、龚自珍等士大夫在书写西方国家的名称时，一般是加兽字偏旁或加口字偏旁，但60、70年代后这种写法已很少出现，并且“夷”字使用的频率也逐步减少，与英国续订的《天津条约》甚至规定，在官方文件中禁止使用“夷”字。魏源在50年代就认为，西方人讲礼貌、正直、有知识，根本不应该称之为“夷”；黄恩彤将西方称之为“远”（遥远的国家），丁日昌称之为“外国”，恭亲王、薛福成则称之为“西洋”〔5〕。 与西方有关的事务在60年代以前一般概称“夷务”，但此后则由“洋务”、“西学”之类的褒义型概念替换了。
两次鸦片战争遭受的重创，不但是表面上的，更反映在心理上。经世派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倾向反映出那个时代观念变化的先导性，他们已比较实际地体认到一种新的变局的开始，并且认识到西方人对中华的重创与早先骚扰边地的外夷是根本不同的，“西风东渐”的强劲势头是难以遏制的，应因此势，晚清外交观念的演进即以此为重要的促进因子缓缓开始了。
二、外交理念：从夷务到洋务
同心圆式的等级理论比较适合于描述19世纪初年中国士人和上流社会的对外观念结构。在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假定为世界文明中心的前提下（在晚清初年的人们看来这种假定就是现实），时人用一套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来应对他们的外交对象——远近不同的国家，地理距离越大的外部夷国与大清皇权的关系越淡化，但即使被淡化处理，远方的“夷人”仍得臣属于大清皇朝，中国是君临一切的中心。
长久以来，处理外部关系的基点在于如何“理藩”以及如何处理“朝贡”，这实际上是当时夷务的主要内容，它立足于制度和观念结构中的等级制：中国是崇高伟大的内部，“蛮夷”是藐小低贱的外部；中国的经济文化、礼仪道德是世界的中心，而“蛮夷”则处处低中国一筹。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晚清初年的清廷官吏通常将商务贸易等同于外交事务，这是他们外交观念的全部内容，时人称之为夷务。时至晚清初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外交关系被严格限定在通商这一层面上，这不仅是制度上的而且也是观念上的。至少，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广泛地将对外交往仅仅视为经济关系，而不含有政治成分，因而级别较高的官吏不屑于此事，他们基本上是从朝贡制度的角度看待中西关系，皆以处理夷务为不足挂齿的低微行当。军机大臣阎敬铭就认为，正人君子不屑于处理对夷事务，这种心态时至70年代时仍有影响，1875年郭嵩焘被任命为中国驻英公使后，其友人有许多为之沮丧，李鹤年和冯誉骥极力劝他不要到蛮夷之邦，李慈铭曾扼腕叹曰：“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鳞，此次出山，真为可惜。”〔6〕
可以肯定，1840年以后，中国和西方的迎面相遇在广义上是一种文化冲突，华夷之辩也就具有文化上的底蕴。晚清初年的士绅长久以来对亚洲腹地的游牧民族的贪诈、反复无常记忆尤深，因而在观念上将西方人当作蛮夷即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除此而外，对文明形态体认上的误解和隔膜，也促使士绅们看待“夷国”时持轻蔑态度。按照儒家传统观点，君子往往是品行端正、具有恻隐之心、是非之心和荣辱之心，这是值得高扬的人性；而禽兽是残忍无性和追求肉欲的，在这一点上，士大夫们坚信西人与禽兽无异，因为他们将基督教义和宗教领袖凌驾于自己的父母之上，据此蔑称其有犬羊的本性〔7〕。 这种文明之间的隔膜铸就了晚清士绅在对外交往上的“夷务”观念状态。
“夷务”外交理念的演进，与19世纪以后重又出现的经世文风以及由其促动的世界地理观念的转换是紧密相联的。“崇实黜虚”的务实学风推动士绅们反观自身所处的变局时代，唤起关注“夷人夷情”的奥秘，地理观念的转换即是其关注的初始行动。对世界地理的关注直接地促动了晚清外交观念由“夷务”状态缓慢地演成了“洋务”状态。
按照《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22卷的有关记述，1840 年7月时“洋务”一词首次出现，其总的含义与“夷务”是相同的，纯粹是指对外事务和对外贸易之类的事务〔8〕。时至1860年以后， 它仍未失去原有的含义，但增加了一些时代性内容，“洋务运动”一词便是在这样的语意层面上来使用的。关键性术语的出现和使用说明了一个观念迁转的新征象，与西方有关的事务在60年代之前大体上以“夷务”二字来概括，但时至70年代和80年代则改称“洋务”、“西学”，外交观念的嬗变已由初始的世界中心主义观念的神坛上跌落下来。冯桂芬为时局问题提出的两条原则为这种观念变更提供了最好的注解：第一是“法后王”，第二是“鉴诸国”，清廷终于应该屈身虚心地对待“蛮夷”了；另外一个观念更新的征象是时人用语心态的变迁，在40和50年代的许多著作中，一般将西方冠之以“夷”，但在70、80年代这些著作再版时都改“夷”为“洋”，即由最初的藐视心态转到务实客观的心理状态，《中英续约》第51款虽有如下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内外，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但此类规约实际上很难估计对学术能产生多大挈制作用。郝延平先生在《由守旧到革新》一文中提到，洋务运动的最主要的倡导者曾国藩、李鸿章和恭亲王等人，当他们最初碰到西方人时，鄙视和轻蔑的心理溢于言表，而当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加深时，他们的态度就变得越来越灵活和注重实际了〔9〕。
如果说晚清初期“夷务”一词的外延仅仅是通商、贸易、朝贡、“理藩”之类的活动，那么60年代以后“洋务”一词的外延便拥有了更广泛的内容，它实际上是以一种“求师问学”的心理将西方的某些器物层面的东西，诸如工业、航运、铸币等，以及远离政治、道德的兵政、商法等方面的东西，延纳进自己的内政外交结构中，在“洋务”理念的支配下，晚清外交已开始步入近代化轨道。1861年设立了处理各国事务的总理衙门，1864年翻译出版了有关国际法的教科书，1873年清帝接见外国外交官时准予免行叩拜礼，1876年以后向外国派驻了外交使团，藩属制度实际上已失去运行的条件，清廷的外交传统已让位于近代意义上的外交理论和实践。
三、外交战略：从商务羁縻到商战抗夷
历史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从通商开始的。就晚清初年的中西通商现状而言，绝大多数官僚士子普遍认为，西夷诸国对中国的丝织、茶叶和大黄等商品有着须臾不可脱离的需求。赵翼在《簷曝杂记》中言：“中国陆地产茶，无足异也。而西北游牧诸部，则恃以为命，其所食膳酪甚肥腻，非此无以清荣卫也……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其番舶来，所需中国之物，亦惟茶是急，满船载归，则其用且极于西海以外矣。俄罗斯则又以中国之大黄为上药，病者非此不治，旧尝通贡使，许其市易。其入口处曰恰克图，后有数事渝约，上命绝其互市，禁大黄勿出口，俄罗斯遂惧而不敢生事。”〔10〕这从他们进口贸易中的商品结构也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物产已经使这些外商们获利三倍。这一事实导致清朝官员产生这样一种看法：外国对茶叶和大黄等产品的需求是如此之多，如果切断对其供应，“蛮夷”们将消化不良，肠胃病流行。据此，他们又一再想到了贸易制敌：以开放或关闭贸易市场的办法来控制远方的夷国。这是许久以来历代王朝行之有效、百试不爽的一种对待蛮夷的方略。
其实这就是在朝贡制度下，长久以来即存在的商务羁縻战略。孔子说：“柔远人，则四方归之”。孟子也曾讲：“故善战者，服上刑”。儒家传统并不注重武力对敌的思想是历代王朝“怀柔远人”的理论依据，商务羁縻战略正是“怀柔远人”这种传统观念的一种并行不悖的选择。在清朝的对外观念中，对外关系等同于通商，通商即是“怀柔远人”的重要手段，是给予蛮夷的恩惠，而对于蛮夷的不恭不敬，最直接的对策就是取消这种恩惠。这种不用兵戎而是采取断绝贸易的对外战略，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经济制裁，其基本策略是以通商和利润作为驾御西方人的重要诱饵，实现安抚诸国以避免军事冲突的目标。商务羁縻所反映出来的观念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关注商务贸易的有效价值，换言之，这种战略在于充分地估计西方人的需求倾向，他们志在贸易，不以攻城掠地为目标，从奕忻、李鸿章、郭嵩焘，到左宗棠、王韬等人差不多都认识到这一点，即西夷诸国不以夺取中国土地为目标，也无意推翻清政权，他们重在通商和得利，寻求市场和夺取原料。王韬的话颇具代表性：“西洋通商中国，就目前而论，其志在利不在于土地”〔11〕。郭嵩焘坚决主张，在处理夷务时，人们应力图理解外国人的动机和考虑各种现实。李鸿章、曾国藩、曾国荃等人也附和郭氏的意见，断然认定处理对外事务的最好办法是“羁縻”〔12〕。其次，商务羁縻所反映出的观念也隐含着晚清初年对西方诸国社会文明、经济、道德的低程度估计，时至晚清之前，士绅阶层仍将夷狄跟各种动物类比，习惯于用狄、蛮或其他名词来称呼非中国的族类，从上述名称的汉字部首来看，这些族类与动物相通。驯服、驾驭动物的基本手段是用大棒驱赶役使，循于此，对“蛮夷”也仿照此法用肉骨头和大棒驾驭，此即“羁縻”的本来含义。商务羁縻观念所反映出来的外交意识根源于世界中心主义地理观念的局限性，它说明晚清初年中国社会对西方的漠然无知以及对自身文化道德优越性的自负虚骄心态。这种对外战略观念在鸦片战争前后显得更为充分，针对中英两国在鸦片问题上的冲突，清廷大员基本上以“天朝”的逻辑来思考应对既已出现的冲突。虎门硝烟以后，道光皇帝不断收到林则徐的奏折，看到数不清的“夷务”等待其处理，深感“殊属不成事体！”于是他提出一项一劳永逸的办法：“即将
咭唎国贸易停止”，什么具结交凶、续缴鸦片等等事项，统统不再与其追究下去，至于这次商务羁縻决断所引出的后果，他仅仅看到税银减少这一项，对此他也并不顾虑：“区区税银，何足计论！”〔13〕这种处理，在道光皇帝看来，犹如快刀斩乱麻，割断了中英当时唯一联系的渠道——通商贸易，此后，西夷决不会再来纠葛大清政权，再也不会有什么冲突矛盾，恰如井水河水互不侵扰。
从商务羁縻到商战抗夷的战略转向，是伴随着中国国势趋向衰微以及民族主权日益遭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而出现的。因为商业贸易利润是促使西方人来到中国的重要原因，前已述及，晚清士人认为西人在华“图利而不图土”，所以他们便想到了“以牙还牙”，这既可挽回民族既失权利，又可遏制西人膨胀起来的贪欲。商务羁縻在鸦片战争期间证明已失去价值，取而代之便是采择“以贸易为武器”的新战略，这便是商战抗夷的来由。
晚清时代清王朝屡战屡败的耻辱，使得一大批新兴的官僚士子从“天朝大国”的逻辑结构中醒悟过来，睁眼向洋关注夷人夷事，终于不情愿地发现了中西之间的差距裂痕扩大的原因。由最初的船坚炮利演进到商务贸易，由华夷之辩向华洋并举，从观念嬗变的角度看，这已经开始从虚骄自负走向现实恭谦。经世之风沐浴之下的士大夫群体已挣脱了商务羁縻的陈旧框框，较早涉足中西事务的某些士子官僚已酝酿并提出了“商战”思想，它是“洋务”外交理念状态下的一种新式思想，作为晚清制夷外交实践中的重要阶段，“商战抗夷”理应被视作同光新政时期最重要的外交战略。
“商战”一词较早地出现于曾国藩的书信中，随后丁日昌和薛福成也曾论证过商战问题〔14〕。商战抗夷演自兵战制夷，兵战不敌，主权渐被西方蚕食，“商战抗夷”这种战略才作为内政问题逐渐形成了。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从这个角度看，与西洋周旋抗争的外交实践，也仅有“商战”一途可供采择。60—70年代，“与各国通商宜以商战”，“分洋商之利”，“以商敌国”，“寓兵于商”等较为普遍的舆情民意反映了社会观念的新变化，它是“商战抗夷”外交新战略的民意基础和思想来源。王韬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说：“彼所患者，不在我兵力，而在我之商力，盖恐我国以商力与之争衡耳”〔15〕。郑观应是“商战抗夷”思想最重要的倡议者，他对此作过较完善的论述，在其最负盛名的著作《盛世危言》中，特别地强调利用商业贸易作为制夷武器的必要性，主张兵战与商战并举，以制止军事侵略和经济蚕食。他认识到，西方国家不仅用枪炮作武器，而且也用商业作武器，其军事侵略和外交谈判都是在谋求经济利益，我们应将商战看得比兵战更有绩效。他设想，如果中国的商品能够卓有成效地与西方的商品进行竞争，洋商就不得不赔本，赚不到利润，他们自然就得回国，这是一个兵不血刃的隐性外交战略〔16〕。时至光绪四年（1878年），湖广道监察御使李璠提出“以商制敌”的两项措施：外国所需于中国者，自行贩运；中国所需于外国者自行制造〔17〕，“仿照外国凑集公司，前往贸易，收回权利”〔18〕。此为“商战制夷”外交战略的内政化韬略，它反映出清廷大员对此思想的广泛认同。
“洞察是改变观念唯一有效的方法”〔19〕。同光新政前后的“商战抗夷”论的提出，也是从经世派士大夫对西洋诸国最直观的洞察开始的。例如王韬60年代在英国生活一段时间，对泰西礼仪文明、经济外交均有较深刻的体认；郭嵩焘70年代赴英也对泰西的社情民意留有极深刻的印象；以办理洋务著称的李鸿章、徐润、丁日昌、恭亲王等人无不与西洋人打交道，知之甚多。这种洞察的重要价值在于较快地促成了中国晚清社会士子儒生阶层的思想分野和裂变。尽管“商战抗夷”外交战略影响下的同光新政并未达到其制夷的目的，但在当时“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20〕的社群心态下，仍不失合乎国势世情并且带有经世务实色彩的一种抉择。
四、外交原则：从以夷制夷到均势、结盟理论
“天子守在四夷”、“合纵连横”之类的思想观念仍旧影响着晚清初年的外交事务，时人进一步发挥阐释为“以夷制夷”。鸦片战争时期，这一外交原则曾经在官员中流行开来，禁烟过程中，林则徐曾主张，除去英国，允许其他国家与中国通商，作为制服英国的方法；阮元建议利用美国来钳制英国；战争结束后所引发的讨论中，魏源建议中国在陆地上应与俄国结盟，以威胁印度，甚至威胁越南、缅甸和尼泊尔，在海上则应与法国和美国结盟，以造成对英国的联合攻势〔21〕。这种政策的底蕴在于清朝政权凭籍它给予各个联络伙伴以通商的有利条件作为诱饵，使其立场上靠拢清政府，遏制敌国。时至甲午之前，这种“以夷制夷”的陈旧观念仍为清廷大员所钟爱。李鸿章曾断言：“倘遇一国有侵占无礼之事，尽可邀集有约各国公议其非，鸣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无忌”〔22〕。这种外交方针的荒唐之处，在于没有认识到晚清日趋颓弱的国势并不能操纵列强纷争，而且对帝国主义的本质也是雾里看花，模糊其中，因而其实际上的运作，往往不及封建盛世时代那样得心应手，成效显著。
“以夷制夷”的外交原则的进一步发展便是均势和结盟原则的倡导。时至80年代前后，均势与结盟原则在封建士大夫阶层中开始流行。出使法兰西的马建忠较早地涉足这个问题，1878年他详细地阐述了西方外交中的均势理论原则，并较早地使用了“均势”一词〔23〕。均势理论原则的倡导和实行与李鸿章、张之洞、曾纪泽等人的身体力行是分不开的。李鸿章在70年代时即有此种见解，他将日本的崛起和对中国的利益要求看作是牵制和遏制西方诸国在华纷争和势力膨胀的一种力量，并且处心积虑地欲使西方各派势力在华保持某种暂时的平衡〔24〕，他所依据的成功实例是古代春秋时期燕国作为小国能够在大国环境下生存下来的成功经验，以及当时土耳其、比利时和丹麦等小国在国际政治方面的成功经历。
曾纪泽有关的言论为李鸿章的观点作了较好的注解。他完全同意李鸿章的主张。1883年他曾建议清廷在其所属的安南采取均势政策，坚持安南应向西方贸易势力开放门户，这种“门户”政策能够使得西方纷争的各派势力保持一种均衡，如此运作下去，不但安南能够高枕无忧，即便是中国边疆也得其益处。他曾形象地看待这种均势政策：犹如群虎争羊羔，孱弱的小羊羔完全可以在一群强大的老虎争斗下获得安生。
从70年代开始，郑观应、薛福成等人先后觉察到世界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即由各国相互隔绝的时代变为互相“联属”的时代。西方各国得益于工商而使国势陡增，并使得这个世界成为各国激烈竞争、弱肉强食的世界。郑观应以“鲸吞蚕食，虎踞狼贪”〔25〕来描绘这个竞争局面的残酷，可谓痛切而形象。西方各国“动以智勇相倾，富强相尚”的残酷现实，迫使中国经世派士绅反观到本国的劣势，由此产生了结盟合作的想法。马建忠首创此议，在其出使法兰西的过程中，对西方大大小小的国家能够以结盟和均势来维持和睦相处的局面怀有惊异的观感，由此他推论，中国是否应效法西方从而获得和平呢？对此，马建忠作了肯定的表示，70年代末他主张结盟、合作是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最有效的政策。同一时期的郑观应和张焕纶也分别关注到这一问题，他们各自将美国和英国列为中国应结盟的首选对象〔26〕。坂野正高在其《留法时期的马建忠——对外交和外交官制度的两份意见书》一文中对此作过较详细的考察和论证〔27〕。无论是均势论还是结盟理论在80年代的中法战争和90年代的中日战争期间都曾被经世派官僚尝试过，尽管其实际命运并不乐观，但在晚清外交理论和实践中曾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概而言之，晚清外交观念是在时势变化中不断生成的。由于两次鸦片战争对清廷的冲击，使得外交观念和理论的更替速度加快了。缘于天朝意识的陈腐外交理念、战略和原则渐次让位于更务实的观念，经世致用的学风和对西方的加深了解是外交观念嬗变的双重因子。从一定程度上也可认定，这种对外观念上的变化体现和印证了近代社会越来越强劲的观念走势：从儒家理想主义趋向经世务实主义，这就是结论。
注释：
〔1〕Arthur O.Lorejoy "The Chinese Origins of a Romantism",in idem,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New York 1960),PP.99—135,Particularly 102—110.
〔2〕Chinese Repository,Ⅲ.8 (Dec.1834),P.379; Eliza G.Bridgmaned,The Life and Lobors of Elijdh Coleman Bridgman (N-ew York,1864),P.216.
〔3〕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第66页；郑观应：《易言》卷2第12页；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2第9页，等等。
〔4〕郑观应：《盛世危言》，卷4第8页。
〔5〕参见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册第409页；第6册508—509页；《海防档·机器局》，卷1第4页。
〔6〕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499页、526页；闵尔昌辑：《碑传集补》，卷13第15页。
〔7〕王炳燮：《勿自欺室文集》卷7第7—9、11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第24页。
〔8〕《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2第29页。
〔9〕郝延平：《由守旧到革新》，载《大陆杂志》，卷20第7期（1960年4月）第26—27页。
〔10〕参见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下卷）第752页， 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6月版。
〔11〕〔15〕王韬：《弢园尺牍》第37、124页。
〔12〕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0第27—28页，卷11第10页；郭嵩焘：《郭侍郎奏疏》卷12第37—38页；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33第10页等。
〔13〕《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742页。
〔14〕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17第44页；《海防档·机器局》卷1第4—5页；《洋务运动》第1册第165页； 薛福成：《筹洋刍议》第10页。
〔16〕郑观应：《盛世危言》卷2第35—43页； 《盛世危言后编》，卷1第1页，卷2第37页，卷4第56—57页，卷7第19页，卷8第32、53页。
〔17〕〔1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167、 16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19〕爱德华·波罗：《横向思维》序言，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20〕《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8页。
〔21〕《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1第21—22页；卷24第36—37页；魏源：《海国图志》卷2第1页。
〔22〕《中日战争》第2册，第340页。
〔23〕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2第10—11页。
〔24〕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6第42页。
〔25〕《易言·论公法》，《郑观应集》上册第66页。
〔26〕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2第13—14页；郑观应： 《易言》卷2第13页； 张焕纶的建议见之于曾纪泽的《曾惠敏公使西日记》卷1第8页。
〔27〕载《国家学会杂志》卷84第5—6期（1971年）第257—293页。
标签：李鸿章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晚清论文; 清朝论文; 历史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盛世危言论文; 郑观应论文; 洋务运动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