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有金融支持的理性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不符合主流经济学原理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却使中国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1978～1991年，中国的实际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一直保持在3.7%～13.4%之间的较高水平，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在4.4%～14.6%之间，一般零售物价指数在0.7%～18.5%之间，进出口连年顺差，外汇储备持续上升，1997年末达到1399亿美元，各项宏观经济指标都比较理想。相反，从一开始就执行“休克疗法”的俄罗斯却至今仍在高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漩涡中挣扎，原因何在？我们认为，这与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特殊的产融结合制度是密切相关的，那就是，当政府扩权让利式改革导致财政入不敷出，无力再以财政手段来执行政府主导型产融结合时，及时地启动和控制了金融手段，使之继续向国有经济部门注入生产资本，避免了国有经济部门的急剧衰退。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中国这一特殊的产融结合制度的内涵、意义和作用。
一、金融支持政策：性质与条件
所谓金融支持，是指金融资源的配置不完全按照通常意义上的效率标准（如“三性”原则）而是根据某种特定的目标（如政府改革的需要）来运作的一种信贷政策或货币政策。金融支持政策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成本软约束。即国有银行不象真正的商业银行那样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那一点来决定最大的信用供给，而是根据总量原则，即平均成本等于平均收益那一点来发放信贷；二是金融产品具有双重属性。从银行的负债方看，金融资本是私人物品，受到现行法律制度的保护，而从银行的资产方看，金融资本即蜕变为公共物品，其正当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所以，国有银行普遍受到“软资产、硬负债”的困扰；三是社会效率标准。从银行日益恶化的经济效益看，似乎是低效率的，但由于银行信贷给国有经济部门提供了大量的金融补贴，又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
为什么中国政府会选择金融支持这一特殊的产融结合制度？这需要对改革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众所周知，在建国后的大部分时间，中国一直是依靠财政手段的支持，即“强财政、弱金融”来推动国民经济增长，财政支持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内生机制。从性质上说，金融支持既不符合计划经济体制逻辑，也不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逻辑，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存在“金融交易”关系，而不是政府控制下的“金融支持”，这是政府在经济改革中矛盾作用的产物。由于在改革初期遭遇的阻力很大，为了能顺利地推进改革，政府通过扩权让利的方式给居民支付改革的预期收益，目的是化解当需要居民付出改革成本时的阻力。这一改革策略的“副产品”是导致国民收入的分散化，也就是说，中央财政的实力受到削弱，这就意味着从短期看有利于改革推动，但从长期看政府推动改革的后劲不足，实际上是政府的一种“透支行为”。如何解决这一矛盾？自然而然政府选择了金融支持政策，即从“强财政、弱金融”及时地转移到“强金融、弱财政”。这是因为金融资本具有不同于财政资金的许多优点：第一，银行的信贷资金不象财政资金那样受到严格的收入约束，金融资本具有信用派生功能，有利于解决政府紧急状态下的资金短缺；第二，在国民收入分散化的条件下，金融手段比财政手段具有成本上的优势，前者包抱银行经营成本，如新设分支机构、管理费用和对存款人支付的利息成本，后者包括财政的汲取成本和推迟改革所产生的机会成本。显然，不改革的机会成本是无法计算的；第三，预算软约束前提下，启动利率机制实行拨改贷不会对国有企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换言之，只要让银行部门跟政府的目标函数保持一致，金融部门同样能够起到财政部门的作用。
具体而言，金融支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信贷歧视政策，即在贷款发放过程中银行部门带有明显的所有制歧视，信贷资金分配过分集中和倾斜于国有经济部门，而对非国有经济部门设置很高的融资障碍，据统计，从1989年到1995年，非国有经济部门从国家正式的信贷渠道所取得的贷款份额一直在20%左右，这种信贷分布结构跟两个部门的经济效益结构形成了强烈的反差。1992年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都已经超过了国有经济部门，国有银行这种似乎“非理性”的行为只有从金融支持政策的特殊目的出发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二是资金供给制。首先是国有商业银行对国有企业实行资金供给制，其包括短期临时性的生产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投资的中长期资金。国有银行在发放这类贷款时，企业项目本身的效益可能不是最主要的因素，而且都采取信用放款的形式；其次是，中国人民银行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资金供给制，在国有银行的资金来源中，有30%的信贷资金都来自于中央银行的贷款；最后，中央银行在很长的一段时期还通过信贷规模来控制国有商业银行的信用总量，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也并不主要受经济主体对实际货币余额的需求调节，更多的是由政府的意志来决定的。
三是金融补贴政策。即银行部门按照政府的意志给予某一特定的经济主体（如国有企业）以各种形式的利益贴补。它存在以下三种形式：一是利息贴补，由于实际贷款利率往往在吸储成本以下，甚至出现存贷款利率倒挂的现象（负缺口），其息口便是一种补贴；二是租金贴补，由于信用垄断，使信贷资金的供给数量难以达到最优规模，资金供给小于需求的短缺产生了租金，即市场利率高于均衡利率的正缺口，让能从国有金融部门取得贷款的企业获利；三是本金贴补，以上两种补贴都是暗补，这种则带有明补的性质，如明知道某国有企业效益不行、还贷无望，但还是给予扶持，比如，所谓的“贷发工资”、“安定团结贷款”等。
关于金融补贴可以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假如出于金融支持性质的贷款总规模为Q，均衡利率为R[,0]，市场利率为R[,1]，计划利率R[,2]，则金融补贴额N=δQ+Q·(R[,0]-R[,2])+Q·(R[,1]-R[,0])=Q·(δ+R[,1]-R[,2])，其中δ为呆滞呆帐贷款的比重。
世界银行曾经就中国财政和金融部门对国有企业提供的补贴作过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在1993年以前，国家通过财政预算给予的补贴占GDP的比重在5.2%～7.5%之间，金融部门的补贴在-0.2%～3%之间。但1991年以后，财政补贴急剧下降，金融补贴上升，其中1993年二者的比重分别为3.1%和3.2%，金融补贴首次超过了财政补贴（注：世界银行的估计与本文的口径不一致，如果按公式计算，金融部门的补贴要大得多，因为仅不良贷款就高达10000多亿元，其中很多具有补贴性质。）。
1.金融支持的条件之一：信用垄断
为了保证金融支持政策的实施，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是如何保证分散化的储蓄资源聚集起来以后按照政府的意志运动。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的稀缺是比较严重的，如果让稀缺资本按照竞争机制来配置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在既定的金融资本数量下，取得资本的边际成本要远高于现行的利率水平，尽管从理论上说，这似乎有利于金融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假定不存在逆向风险选择和道德风险），但是，由于它脱离了转轨经济的特殊背景以及由此产生的特定的制度需求，在实践中往往适得其反。二是造成金融资本的供给数量扩大，以致于货币的数量远远大于真实资本的数量，引发通货膨胀。显然，这两种情形都是政府不能接受的。
因此，一个合乎逻辑的制度安排是实行信用垄断。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垄断是通过操纵市场来实现的，如缩减产量、提高价格以获取垄断利润。但我国的银行信用垄断是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来实现的，从信用规模到资金价格都要受到政府的强力控制，垄断的目的并不是追求超额利润，而是为了保证金融支持的顺利实施，国有银行不存在利润最大化的动机。（注：事实上，政府一直忌讳说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原因就在于此。）从本质上看，信用垄断条件下的银行决策并不是银行本身作出的而是政府，银行只是执行机构不是决策机构，因此，这种信用垄断其实是国家垄断在信用领域的反映而已。
据统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一直垄断着70%以上的存款资金来源，并在信贷市场上也占有绝对大的比重（接近80%），这种信用垄断格局一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有一定的松动。
2.金融支持的条件之二：高储蓄率
信用垄断固然可以将有限的金融资本纳入政府的控制之中，但是还需要一个必要的条件，即较高的国民储蓄率。然而，在一个欠发达经济中，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很低，基本上都需要用来满足当期的消费，一般来说很难有收入剩余来进行储蓄，低储蓄率会导致低资本形成率，结果社会的再生产能力难以提高，经济始终滞留在“低水平均衡陷井(Iowlevel equilibrium trap)。为此，纳克斯得出一个著名的命题：“一国穷是因为它穷”。
由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投资和储蓄构成是不同的，一般来说，中下等收入国家，储蓄占GNP的比重在12.9%，高收入国家则为35.5%，同样，低收入国家的投资占GNP的比重在19.5%，而高收入国家在21.4%，可见，“高收入→高储蓄率→高投资率→高增长”这是一个互动机制，所以，很多落后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十分重视储蓄，高储蓄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高增长（见1996年世界银行报告，P[,42]）。日本在1961～1973年的高增长时期，储蓄率是赞助高的，中国恰好也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自1978年后，中国的国民储蓄一直在30%以上，这对于支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为什么中国能够维持如此之高的储蓄水平呢？我认为，有以下两个基本的因素：一是文化因素，中国是一个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勤劳节俭是中华民族的美德，这种文化意识已经在人民的心中根深蒂固。文化因素对储蓄行为的影响是十分突出的，环顾东南亚儒家文化圈，虽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但一个共同的特征是各国的国民储蓄率都比较高，二是历史因素，建国以后，中国长期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为了实现赶超英美帝国主义的目标，政府实行了一个“重积累、轻消费”的经济赶超战略，通过“集财于国”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发展生产，在短期内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这种历史的痕迹无疑影响了整整几代人。
3.金融支持的条件之三：投资约束
由于金融支持中内含各种补贴收入，因此，每一个企业都存在争取国家银行金融支持的动机，围绕着有限的金融资源展开的是一个典型的融资博奕过程。但是，由于在金融支持的背景下，被国家银行垄断下的金融资本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它与“私人物品”竞争博奕的一个区别是，价格机制不再是一种正确的信号与决定因素。我们知道，在私人物品竞争市场上，商品将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价格起重要作用，然而，在公共物品的非价格竞争市场上，政府又是如何来实现使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效率部门这一目标的呢？其实，政府并不是完全按照经济效率来配置的，它还要考虑社会效率。这种，金融支持的目标就是双重的，既要顾及经济效益(X)，又要考虑社会效益(Y)。我们假定政府的目标函数是M[,ax]R=ax+by（a+b=1,a、b分别代表政府计划的效益偏好）。显然，计划者将依据这个权重来决定是否给予金融支持，给予多大的支持。若
1Q
假定既有的金融资本总量为Q，某一企业试图获得──的份额，即Max ─
n
n→1 n
=q(r、i、w)，其中，i是指投资的预期收益，r是投资的社会效益，w是
该企业的寻租能力
该企业有三种金融支持途径。
一是向政府游说该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是如何好，甚至在项目评估过程中故意夸大收益，隐藏风险，由于信息不对称，又不存在权威评估机构，政府有关部门往往会被蒙骗过去。
二是向政府游说该投资项目的社会效益如何之重要，甚至以工人上街等有害社会稳定的因素来迫使政府部门作出让步。如“贷发工资”、“安定团结贷款”。
三是利用各种关系向政府官员游说甚至行贿来打通关节，让项目的审批通过并获得信贷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三种途径之所以能行得通，就在于三个方面都跟政府有关部门的利益紧密相联。比如，经济效益关系到政府的业绩，社会效益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政治风险，至于寻租活动又跟某些官员的个人利益相联。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组织行为也是符合成本收益原则的，当政府决策层给予某一企业金融支持所得到的利益（包括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大于支持成本时，政府将会支持该投资项目的实施，反之即会受阻。
二、金融支持效应：收益与成本
众所周知，相对于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人们往往把中国的改革方式称为“渐进式改革”，这一改革逻辑的期望是在暂时不触动传统经济格局的基础上，通过增量改革来打破旧的制度均衡，达到促进存量改革，实现经济平稳过渡的目的。国有工业领域的改革为过渡经济理论提供了经验支持。其核心内容是：原国有企业的计划内产出仍按照计划价格由国家支配，计划外产出则允许企业自行销售，即“计划配额控制下的价格双轨制”，或者简称为“价格支持”，价格支持保证了国有工业企业在价格自由化过程中能够继续以较低的成本取得投入品供给，避免了投入品从国有经济部门向民营经济部门的大规模流失。从而实现了转轨时期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然而“价格支持”只能是一种短期的制度安排，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的加深和消费品、生产资料市场逐步开放，政府最终从“价格支持”转向“金融支持”，一方面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除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外）基本上市场化了，另一方面，绝大部分金融资本依然被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垄断，并根据“渐进式改革”的需要向国有经济部门倾斜，使国有企业能够取得足够的信贷份额来购买资本品，以维持生产的正常运转，这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与持续的高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毫无疑问，通过金融支持来维护转轨中的宏观经济稳定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这种代价会随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日渐深入而不断扩大，并反过来阻碍改革的进一步发展。目前，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改革已遇到了严重的阻碍，一方面是国有企业负债过度、资本金匮乏，资产沉淀流失严重，经济效益不断恶化；另一方面是国有银行超负荷运转，不良债权规模扩大，经营亏损，信用膨胀压力加剧。这意味着继国民经济的第一道防线——财政陷入困境之后，金融这第二道防线也已面临崩溃的危险。“三维”债危机（财政债危机、银行债危机、企业债危机）交织形成了一个“债陷井”，使金融资源不断地聚集、注入、沉淀，被长期锁定在一个低效率的配置流程之中。1985～1996年，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年平均增长23%左右，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而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益却逐年下降，L（贷款）／GNP比重从1985年的0.74升到1996年的1.05，说明投入等量贷款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却小了。由于来自地方政府的干预和企业方面的压力，国有银行不得不投入了大量的低效甚至无偿贷款，信贷资金沉淀，不良资产急增。1995年，国家银行应收未收的利息高达2200亿元，年末不良贷款总规模为8000亿元以上，占全部贷款的22.3%。在银行信贷资产软约束的同时，来自储蓄存款的资金来源硬约束却十分严峻。1990～1996年，我国城乡储蓄存款金额年平均递增33.5%，1996年末全国城乡储蓄存款金额高达38520.8亿元。假如按年息10%计算，一年就要支付3800多亿元利息，这是银行经营的成本硬支出，还不包括为揽储而支付的大量管理费用。由于信贷资金使用效益的下降，1995年和1996年金融机构分别出现巨额存差3468亿和7439亿；此外，在1989～1990年的高通货膨胀期，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倒挂，迫于国有企业破产和银行挤兑压力，政府冻结了贷款利率而大幅度提高存款利率，银行吸储越多亏损越大，但是，为了维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快速发展，金融部门没有选择，必须大力吸纳社会储蓄扩大资金来源。在软资产、硬负债的双重压力下，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益急剧下降，四家银行的实现利润，1992年为343亿元，1993年为220亿元，1994年为166亿元，持续递减，许多银行甚至出现巨额的亏损，自我发展能力严重削弱，1985～1991年间，专业银行的资本对资产的比率从9.6%下降到6%。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又连续几次大幅度下调利率，商业银行的存贷利差越来越小，普遍处于超负荷、高风险的运行状态。
此外，金融支持虽然在短时期内有利于避免国有经济部门出现生产的急剧衰退，但是，这一特殊的产融结合制度并不能使国有企业真正摆脱困境，相反，它还导致了国有企业部门对国家信贷安排上的过度依赖，从而出现了一系列的“后遗症”，突出反映在企业的负债水平急剧上升。1978年，国有企业负债率只有18.7%，1986年上升到60.5%，1991年75.1%，1995年83.3%。尽管从理论上说，单纯地看负债率并没有意义，因为只要企业的资金利润率大于利息率，负债规模完全取决于企业的资金需求状况（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阶段，企业的负债水平也在60%～80%左右，但这并没有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主要原因还在于我国国有企业的资金利润率太低，大约在2、3、4%，远远低于现行的银行贷款利率，这样，高负债必然使企业背上沉重的利息负担，企业负债越多，亏损越大。1996年，国有企业出现全面亏损，净亏损额达34.1亿元，大中型企业的亏损面由1995年45.1%上升至51.4%。企业效益的下降又进一步恶化了商业信用，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末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务规模近8000亿元，国有企业已经被多重债务危机所困扰，金融支持政策已经走到了它的制度边缘。
三、金融支持阻力：融资多元化
由上述分析可知，金融支持作为中国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一项特殊的产融结合制度，对于维护体制变革中的宏观经济稳定与高增长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金融支持的代价也是巨大的。由于金融资本长期按照非效率原则进行配置，结果使政府、银行和企业三部门都陷入了“三维”债务危机中难以自拔，并在自我强化的作用下，使金融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降，并导致非国有经济部门也因为得不到正式的信贷安排而受到影响。近年来，乡镇企业的亏损面与亏损额也在扩大，不难想象，如果这一块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体制增量和生力军败下阵来，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将是暗淡的。事实上，现阶段金融支持所依赖的三个基础性条件，即国有银行信用垄断、居民高储蓄率和政府的投资约束力已经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动摇，我们认为二十世纪末应该是中国政府下决心改变现有融资制度的时候了，理由是：
第一，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投放渠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89年，中央银行对存款货币银行的债权占基础货币投放的80.4%，外汇占款仅9.5%，而至1995年，前者的比重下降为34.9%，后者上升到74%。自实行结售汇制以来，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持续顺差，外汇储备年年递增，从1993年的200亿美元上升到1997年的1399亿美元，增长了7倍，使外汇渠道的货币投放比重扩大，年均外汇占款增加2643亿元，占新增贷款规模的38.5%，由于外汇占款直接形成出口创汇企业的存款货币，中央银行是比较被动的，结果只有相应地紧缩信贷渠道的基础货币投放，即采取对冲操作的办法来调节货币供应总量。
第二，是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量占货币供应量(M[,2])增加额的比重也不断递减。从1989年的1.08下降到1995年的0.69，说明了近30%的货币供应量M[,2]是在国家银行信贷计划之外派生的，该判断与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的长足发展是吻合的。截止1995年，全国累计发行的有价证券5933.33亿元，其中股票302.29亿元，债券5631.04亿元，占当年GDP的10.3%，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居民开始参与证券市场，金融市场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与地位正不断增加，从而削弱了国有金融支持的调控力。
第三，投资的多元化和社会化使政府没有必要再继续控制如此庞大的金融资本。因为，在“软资产、硬负债”的困扰还依然存在的前提下，政府积聚的金融资本越多，集中的金融风险也越大。事实证明，政府已经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再维持向国有企业的“输血机制”了，只有尽快地培育和再生国有企业的“造血机制”才是治本之策。值得欣慰的是，随着一批又一批的国有企业以各种方式被推向市场，投资的多元化结构和社会化趋势已经形成。这样，政府就完全可以利用市场融资渠道来“泄洪”，逐步改善金融资本的配置效率和释放分散金融风险。
第四，虽然对大多数居民储户来说，只是把银行储蓄作为一种“保值”手段而不是为了达到“增值”的目的，也就是说，储蓄存款的利率弹性很小，这既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悲哀，幸运的是，政府仍然可以靠居民高储蓄率这一“独木”来支撑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悲哀的是，如此庞大的金融资本压在国有银行身上，使政府在金融风险的防范上别无选择，显然，这种状况不可能持久的。截止1997年，中国已有3500万股民，约几千亿元的金融资本聚集在证券市场，他们对于储蓄者的影响和幅射力是不可低估的，一旦信用垄断的储蓄基础动摇，金融支持下的国有经济大厦就可能崩溃。所以，政府应该在比较稳定的经济形势下相机调整乃至彻底放弃执行了二十年之久的金融支持政策，真正建立起银行与企业之间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的金融交易关系，这可能是政府作出政策调整的最好空间或许也是最后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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