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为群[1]2001年在《唐以前足厥阴经主治病症的研究》文中指出论文对唐代以前主要医学文献范围内的有关足厥阴经病候内容进行了研究。认为： ①经脉病候不仅限于《灵枢·经脉》，《内经》其它篇章及后 世的医着中也有丰富内容，应当给予重视。 ②“经脉病候”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可称为经脉主治病症。 ③足厥阴经主治病症的形成演变在这一时期分为古脉书之早 期阶段、《内经》之形成阶段、《内经》后之丰富阶段等叁 个阶段。足厥阴经主治病症在后世的发展主要是在具体病 症上的增加丰富。 ④足厥阴经病候在《足臂十一脉灸经》中主要指消渴病，《阴 阳十一脉灸经》之后又以前阴和下腹部病症为特征。这些 主病及其特点在后世医着中皆有体现。 对经脉主治病症的研究，实际是对经脉的临床指导意义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理解经络理论、认识经脉与腧穴的关系、探讨古代针灸用穴的规律和思路，从而使文献记载的古代针灸用穴经验更好地服务于现代针灸临床。
李素云[2]2005年在《《黄帝明堂经》腧穴主治考辨》文中认为《黄帝明堂经》(以下简称《明堂经》)是中国针灸发展史上第一部腧穴经典,是对汉以前包括《内经》在内的针灸文献一次较为系统的总结。《明堂经》之于针灸学,犹如《神农本草经》之于中药学,其对针灸腧穴学的发展传承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开创性作用。《明堂经》腧穴主治是据现存文献可考最早的腧穴主治形式,对后世腧穴主治的总结起着奠基性作用,并一直影响着历代腧穴主治的总结,在当今腧穴主治标准化研究工作中同样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一方面,《明堂经》在所采用的文献上编者剪辑的痕迹不多,其保留了较多原始文献的原貌,为今天考察汉以前针灸原始文献提供了可能与方便;另一方面,由于其采用的文献年代、地域跨度较大,不同来源的文献在构成、体例上均有不同,并且如今所见辑本的原文次序尚未复原,要正确理解文义有较大难度。为此,本文对之进行了全面的考辨分析以阐释其正确理解的方法。 《明堂经》主要辑自包括《内经》以内的汉以前针灸方治验,并且以单穴方为主,是对前代针灸证治经验的总结,性质相当于《神农本草经》。但因其较完整地保留了原始文献中的病症信息,主治内容常表现为一组组有内在联系的症候群,有些针灸方在《明堂经》甚至还保留了针灸方原貌,从而很多内容有近似于《伤寒论》条文的特点。并且《明堂经》对疾病的描述方式不一,有时仅有病名,有时是症状罗列,有时既有病名又有伴随症状,多种描述形式集于一体。 因为主要辑自针灸方的证治经验,所以《明堂经》腧穴主治大部分内容是源自早期古人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但是,当经络理论、藏象学说等中医理论形成以后,必然相应地对古人的医疗实践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因此,《明堂经》也有一部分腧穴主治源自中医理论的指导。 针对《明堂经》腧穴主治以上特点,要正确理解《明堂经》腧穴主治内容的原意及内涵,必须做好“针灸方与腧穴主治”、“腧穴主治成分”、“症候群组”、“病名与症状”四个方面的鉴别工作,这四个方面大致依理解原文的常规顺序而呈层层递进式关系,本文对这四个方面的鉴别方法及典型内容的辨识过程做了详细阐述: (1) 针灸方与腧穴主治的鉴别 出自同一首针灸方的病症内容往往具有一定内在关联性,所以正确鉴别《明堂经》腧穴主治内容中真正的针灸方有助于对原文文意的把握,也是进一步对其
吕金山[3]2010年在《古代“药物归经”的经络理论运用研究》文中指出经络理论不仅指导针灸临床实践,同时也不同程度指导着中医其他各科临床,是中医理论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受到医家重视。药物归经就是以经络理论指导用药的一种理论方法。药物归经的方法和内容,蕴含着前人对经络的理解认识。站在针灸学的研究角度,探讨药物归经中对经络的运用,以及这种方法的形成及影响因素,将更全面地展现古人所认识的经络理论,深化今人对经络理论的理解认识,拓展经络理论研究的范围。同时,也是全面认识中医理论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往对药物归经的研究,多是站在中药学的角度,研究重点几乎全部放在中药功效方面：而针灸界又将药物归经视为中药研究领域,所以,对古代药物归经所相关的经络理论认识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影响我们对经络内涵、经络理论的全面认识。本研究的目的是：了解药物归经方法中蕴含的前人对经络理论的理解认识,为深入理解和正确解释经络理论,提供更宽阔视野和文献基础。因此,涉及药物归经的文献收集范围下限为清代,主要集中在从金元到清朝的重要本草文献,唐宋及以前的主要运用经络脏腑辨证的文献。本研究主要以文献、医史、理论研究方法为基础。从文献、医家和时代背景的角度,以药物归经的有关经络内容为研究重点,通过比较分析,探讨药物归经的经络理论运用及认识。论文内容主要有叁大部分：1.药物归经的主要文献与方法比较基于叁十余部主要相关医药古籍分析,认识经络与药物运用的关系：早在《神农本草经》成书时代,已有用脏腑经络来表达药物主治功效部位的意识。东汉《伤寒杂病论》、唐代《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着作所建立起的用药体系中均十分重视经络的意义,这对后世药物归经的的形成,有深远的潜在影响。宋代《和剂局方》《证类本草》《本草衍义》和《小儿药证直诀》中,用经脉概括方药功效的现象已经出现,尽管这种对经脉的运用多数仍较笼统,但已开始有所细化,如阳经、足叁阴经,具体如肾经、膀胱经、肺经、脾经、肝经等,并出现“脏腑气——脏腑经”这样涉及对方剂和药物作用的经脉表达形式。金元医家张元素临床用药言及藏象时刻不离经络,所认为的“药物归经”是根据藏象经络系统辨证,归纳病因病机而来,这种用经络理论对药物主治功效进行归类的思想,被后世一些医家高度重视和进一步归纳发展完善,最终成为专门药性理论。其徒弟李东垣,以脾胃之气为理论核心,借助经络影响着其他脏腑的功能,直接应用经络理论概述方药主治,按照气口与人迎对比脉诊分“经”用药。王好古师承张元素和李东垣,这些学术传承特色在其所撰《汤液本草》中多能有所体现,而在“药物归经”方面成就比起张元素更是显而易见的,对更多的药物配合叁阴叁阳及十二经脉,归纳阐述这些药物的归经认识,从而反映其在中药运用中对于经络理论的理解程度和运用方法。明清时期,《玉机微义》以脏腑经络定位方剂主治,更能体现的是“方剂归经”与“药物归经”之间的相互影响。《银海精微》根据“五轮八廓学说”和瞳神大小选方用药等眼科特色理论,重视“目为五脏之精华,一身之要系”的认识,以及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所设立的通过调理治疗全身来达到治疗眼睛疾病的方药,对于理解经络理论在眼科临床上运用特色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叶天士在其多年临床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药物归络”的络病诊疗理论。沈金鳌第一次把“归经”作为一个药性名词提出来,并总结了历代本草书中有关论述归经的内容,把“引经”、“向导”、“行经”、“入”、“走”、“归”等名词统称为“归经”,进一步模糊了前人归经概念。《得配本草》中存在药物归“奇经”和归“十二经”等多种经脉认知方式,提示中医在临床中应用经络理论辨证选方用药时候,不同医家侧重理论思考角度不同,会出现不同的认识。徐大椿在应用经络理论时候,主要沿着张仲景叁阴叁阳病的认识,将经络作为一种受邪传变的部位,用以概述疾病的发展阶段,进而为选方用药作准备。王清任通过解剖实证,努力改正古人对于脏腑经络认识错误及矛盾,对于经络理论认识有其独特之处,创立的方剂不多,至今应用甚广,体现了其对于经络理论的独特认识和运用方法。包诚首先按照手足叁阴叁阳脏腑经(包括手少阴肾经分出的命门)对药物主要趋向性进行归类,然后针对每一味药物又同时按照性味、所入脏腑及功效进行概述,从药物“归经”与“归脏”结合,并以经络统脏腑,对药物主要功效特点进行药性理论探索,该过程很好地解决了药物归经从其产生发展过程中在归经与归脏之间一直存在的混乱模糊状态,应该说属于一种将经络理论及所属脏腑广泛应用到药物分类概述中的一种较为理性思考,该方法确实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当时医家在临床上重视经络理论指导用药的思路,类似还可结合同时代《本草分经》。张鲁峰结合自己临床实践,除了将十二经与五脏五行八卦结合以外,还同时更加重视肝经和阴阳营卫气血升降理论证论治,对于张仲景六经亦采取的是经络与阴阳表里分部认识结合的方法,从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藏象经络理论的整体关系性。《喉科秘诀》所体现的有关“方药归经”的经络理论运用,主要表现在对于四张方剂的归属经络上面,极具有喉科临床代表性。莫文泉从药物作用机制考虑对“药物归经”的概念提出质疑,强调“汤液治病,分气味不分经络,与针法大异”,在《研经言》中并没有认可药物归经理论,并为此提出一些理由,这些理由至今仍然存在,值得思考。周岩对药物所归属经络进行适当阐释思辨,有些认识限于时代背景虽然存在牵强之处,但还是体现了作者在西学东渐时期,对于传统经络理论更深刻的认识体会。2.药物归经形成的影响因素通过对唐以前、宋金元、明清等中医历史上叁个主要不同时期,以及药物归经形成以后不同医家之间相关学术思想的比较分析,归纳“药物归经”中经络运用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伤寒论》“六经”辨证的方药运用启发；方剂归经对于药物归经形成的影响；特殊时代背景的影响；腧穴归经的启迪等四大主要因素。3.经络理论的运用方法及其经络认识并进而对古代医家在药物临床中运用经络理论的方法,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以经典的经脉循行和病候为归经依据,药物作用的说明——由血气而经脉,方证对应及经脉脏腑关系推论,及引经药意义与所引之经等。对药物归经中所反映的经络理论认识,主要从药物与“脏腑系”关系、对奇经八脉的运用与认识、经脉与脏腑的关系认识等叁个角度予以分析。总之,经络理论与药物运用关系,早期主要应用在方证、药证分析上面,而药物归经的出现,体现了经络理论在临床用药上面的新的应用价值。以往对于药物归经之“经”的认识,多是建立在将脏腑与经络理论孤立的基础上去进行对比,难免会产生药物“归经”和“归脏”之辨,药物所归之经,已不完全基于经络循行部位和主治症候。
卢文[4]2010年在《刺血的古代文献与理论研究》文中提出刺血之法,起源甚早,《内经》中涉及尤多,后世亦是传承不绝,沿用至今。目前,对于刺血的文献理论研究,多为单一医籍或医家的相关认识,难以深入,缺乏系统。本研究通过有关古代文献的系统梳理和理论分析,归纳古代的刺血运用方法、经验和规律,为现代研究与应用提供文献及理论依据；认识刺血与经络、腧穴、刺灸等有关理论、概念和方法形成的关系；呈现刺血法发展历程,探讨刺血在针灸理论尤其是经脉理论演变中的作用。本研究综合运用历史文献研究方法、学术史方法、理论分析方法,梳理刺血的相关文献资料,注重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非医文献与医学文献相互观照,从针灸理论尤其是经脉理论学术演变的历史视角去考量刺血,分析认识刺血理论的学术内涵及其与经脉理论的学术关联。本研究认为：1.刺血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叁个阶段：1)早期的刺血,主治病症以局部痈脓血等为多见；刺血处以局部为主；从知识背景来看,刺血方法中虽然见有血脉、脉等术语,但未涉及经脉理论。2)《内经》中的针刺治法,以刺血为最多。主治病症不再限于外科病症,已包括疼痛、脏腑疾病、全身性疾病等；刺血部位多取四肢远端及头面,以及某些腧穴或经脉；出现并重视对血脉的观察,其颜色、形态、质地的改变是选择刺血部位的重要依据；对刺血之法的理论提升明显,被纳入经络理论之中,刺血的部位选择和主治受到经脉理论的强烈影响,络脉理论对于刺血的阐释具有重要的作用。3)后世的刺血,时期虽长,论述却少,仅是引述经文,间或有所发挥,在有关腧穴内容中有一定涉及,基本未出经典论述范围。极少数医家对刺血论述颇有新意,以张从正《儒门事亲》为着。所治病症的范围、病种,反不如《内经》面广丰富,而以局部外科病症占多数,与经脉理论的关联也不甚紧密。2.《内经》载述的刺血,反映了针灸理论尤其是经脉理论发展的中间环节或过渡阶段。刺血从早期的基本以局部痈脓出血为主,到《内经》中常与针刺腧穴合用,再到经典经脉理论确立后刺血的式微。从其演进过程可以看出,早期对于血脉的重视一直延续到《内经》,与此时构建的经脉理论并存,刺血实践在某种程度上通过络脉理论阐释而纳入针灸学的体系；但随着针灸理论体系的构建完整,以及后世针灸的转向,刺血又逐渐边缘化。本研究创新之处在于,基于系统文献梳理和深入理论分析,提出刺血在针灸理论尤其是经脉理论演变中扮演着重要的媒介角色。本研究提示,一项具体治疗技术在医学理论形成演变进程中的作用,或治疗技术、知识背景与理论体系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早期针灸历史的追寻及其理论的释读,是一重要视角和有价值的研究方面。
李佩[5]2014年在《基于肖氏表证辨治思路对辛凉解表药的探究》文中认为临床背景：从古至今的医疗环境中,普遍存在外感病初期治疗中的中医药误治情况,在所有误治的病例当中,以误用、滥用寒凉药物的情况居多。由于现行表证概念的模糊不清,大部分医者对表证概念理解不到位,最终导致对疾病的辨证失误。清代温病学兴起以来,表证被分为“风寒表证”与“风热表证”,治法亦变成“辛温解表”和“辛凉解表”两种,这两种证型的主证不同、用药迥异,风寒宜辛温解表,风热宜辛凉解表。虽然辨证施治的规则看似简单,但在临床运用中却存在诸多疑点与盲点,在表证辨识不清的同时,加上各种原因导致的“多温少寒”甚至“有温无寒”观念的影响,医者更多地倾向于使用“辛凉解表药”,反将辛温发散之药视若虎狼,认为误用凉药比误用热药更加安全。但临床实际上,不管是误用辛温还是辛凉,给患者带来的危害一样严重。理论背景：基于临床治疗表证时用药不规范的现状,导师肖相如教授提出现行的表证概念应该予以纠正,以更准确有效地应用于临床。肖教授经过数十载的理论研究与临床经验总结,提出表证的根本机理是寒邪束缚肌表,使卫气郁滞不能行“温分肉”的功能而产生“恶寒”的症状,所以“恶寒”是表证的关键辨识点,需严格遵循“有一分恶寒,便有一分表证”的准则去看待分析临床上的外感病。肖教授也认为外感风热证是感受温热之邪而导致的,但热邪与寒邪收引、凝滞的性质不同,它具有宣通、流动之性,故不能收引束缚卫气而产生恶寒的症状,故外感风热不能形成表证；而且叶天士指出温热之邪首先犯肺导致肺热证,属里热证、气分证,证明了外感风热证不是表证；因外感风热证是没有寒邪来束缚肌表,故无恶寒症状,若出现了恶寒,则是在肺热证的基础之上复感寒邪,即形成了表寒里热证。研究方法：本研究基于肖氏表证辨治思路,对时行的“辛凉解表药”进行探究,挖掘其本质属性概念,并探索应如何在临床上正确使用。其方法步骤可大致分为四步：首先,通过查阅历代相关温病着作,分析总结“辛凉解表药”概念的形成时期、形成情况；其次,查阅从古至今历代的本草、方书、医案医话等文献,结合在“辛凉解表药”概念形成时期,分析总结在此时期前后辛凉解表药(如薄荷、牛蒡子)的药物属性、方剂记载、临床医案使用等情况,包括药物属性从古至今的变化,方书中治疗那些疾病的种类,通过医案观察古代医家的具体运用；最后,结合肖氏表证辨治思路的概念,逐层剖析辛凉解表药的本质内涵,包括药物属性、与表证治疗的关系和实际临床运用。结果讨论：通过以上研究工作,发现辛凉解表药中薄荷与牛蒡子的寒温属性众说纷纭,由此根据方书、医案的记载情况,分析薄荷牛蒡子寒温属性不清的原因,并且明确“辛凉解表药”(薄荷、牛蒡子)性味应属辛凉,非真正意义上的解表药,而是清热药,质轻上浮,用于清上焦之热,如肺热、头面部热等。研究结果一方面在理论上分析、阐述了“辛凉解表药”之所以能够解除外感温热初起的病症的内在机理,另一方面对临床上的外感病初期用药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不仅可以纠正临床上碰到外感病就盲目使用“辛凉解表药”的风气,而且可以在面对真正的里热气分证时,可以准确有效地根据病位、病性进行使用,使药达病所。
郭培杰[6]2013年在《古医籍中厥病的文献研究》文中提出“厥”是中医理论的重要概念,涉及了疾病名称、病因病机、症状表现等诸多方面。中医学有关“厥”的理论认识经过历代医家的继承与创新,进而形成了丰富的学术思想和临床诊疗经验。本论文采用文献学研究法、比较法、归纳法、演绎法等,对古代的重要医籍进行了系统、全面地分析与研究,将相关条文进行对比,力求寻找出“厥”的原本面目。1.从厥的历史源流来探讨可以发现医家对于厥的理解随着时间的演变而有不同的变化。在唐以前医籍中,除《内经》外医家较少对“厥”病有系统性的详细解释,仅停留在引用《内经》《伤寒》等文献。而从宋金元时期医家开始强调对含厥字之病名进行分类及提出治疗方式,并有一些新的疾病名称产生,从成氏的《注解伤寒论》也开始了对手足症状更详细的描述。从明朝开始,总结出愈来愈多与厥相关的病名,医家们开始将厥病单独成篇的讨论,但无一定论。也开始从不同角度来分析厥,但厥在此处已经非指厥病,而是指症状。到了清代总结出高达23个与厥相关的病名,使其更加规范有系统。并从更多的角度来分析厥,使其内容更加丰富及完善,但可以发现的是,在清代越来越少人从厥病的角度分析古代厥病的含义及其所代表的内涵。可以发现,随着时代的演变,对厥病的探讨日趋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更多以厥命名的病症,厥病的含义也渐渐地混沌不明。2.从“厥”病的基础理论探讨从《素问·厥论》来探讨“厥”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为脏气虚；其二为卫气逆乱。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气虚导致了卫气无法循常道而行,造成逆乱,而不同外因导致了不同症状的发生。六经之厥所代表的是足之六经,“厥”的产生皆受卫气主导,当卫气行于阳分不得入阴时,会发生叁阳之厥。而叁阴之厥为卫气入于阴分不出,造成脏腑之气的郁积不舒,导致脏腑相应经脉发生病变,出现了足叁阴之厥。在此六经之厥也与卫气有关。“厥”字在《内经》中除了作病证名外,还有作形容词形容气机跃上的动作形态、作形容词表示气机逆乱的表现、作病名来描述发病时的状态或疾病发病的原因、作病因病机和其所具有的症状等用法,这是因为古代并没有统一疾病的病名、病因病机或是其表现的症状,所以不论疾病的病因或症状,只要与之相符的便直接使用,造成后世理解上的困难。3.从“厥”的临床表现探讨厥有昏不知人的表现往往和卫气有关,而其成因为当卫气受到外邪扰乱,造成逆乱不通,导致局部的营缺不足而有昏倒的表现,而当得到一定濡养时则有气复返则生的表现,与因气血妄行导致的偏枯不同,一者在血,一者在气。唐以前大多数的医家以《内经》为宗,提出厥与虚的关系,有些从经络的角度来探讨,有些从脏腑的学说来立论。“厥”作手足逆冷解来源于《伤寒论》,考《伤寒》条文可以发现“厥”的含义包括了手足症状和全身症状。通过比较《伤寒》中有手足症状的条文来看,当阳气虚衰导致手足冷时,脉弱欲绝常伴随厥字的使用,若非如此则仅用“手足冷”或“手足逆冷”。但若因阳郁所致则不具有此规律,仅当手足冷使用。在唐以前医籍中“厥”当“手足冷”来论几乎全部见于《伤寒》论中,或出现在各方书中,仅表述手足冷的症状,并没有具体的解释或归纳厥与手足的关系,一直到宋以后《注解伤寒论》中才开始对手足症状的分析。4.从与厥相连接用语来讨论“厥逆”在《内经》和《伤寒》中有两种用法,其一是《内经》用来形容气机上逆的表现,非指单一一种疾病。其二为《伤寒》中专指手足逆冷的表现,并无气机上逆的表现。而后世医家多以昏厥来描述“厥逆”。痿厥的含义应该包含了“痿”和“厥”两字的意义。而“痿”主要的成因为精或营血不足导致了无法有效的濡养四肢。而“厥”则为卫气不舒导致了无法良好地散布于四肢,合起来可以解释为因为气血营卫不能营养四肢,造成了四肢活动不利,故合称为“痿厥”。《内经》中所谓的“煎厥”,一个描述了煎的火象,一个描述了煎的干象,两者所论述的“煎厥”是一致的,仅仅只是观察角度的不同,其本在肾,其表在肝。经过历代医家的不断创新、发挥和总结,中医学有关“厥”的理论逐渐丰富,但同时也变得逐渐复杂及模糊。现代中医学对“厥”的理论缺乏系统阐发,厥证的狭义化也不利于在临床上发挥指导作用,希望通过本文对“厥”理论的系统研究和深入阐发,探求并还原中医学关于“厥”较全面的理论认识,促进厥证在临床诊疗实践上的发展。
孙淑惠[7]2007年在《晋唐时期妇科针灸治疗的文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妇女在人类社会占总人口的一半，是推动社会变革和历史前进的重要力量。妇科针灸治疗是中国医学针灸理论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妇科针灸理论基础、应用范围及治疗方法，因其有经、带、胎、产等特点，与其它针灸临床学科有显着不同；而针灸疗法的简、便，对妇女没有不良副作用，是妇科治疗之有效方法，对人类的繁衍发展及妇女健康有着极大贡献。综观古今中外文献，对于《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备急千金要方》以下简称《要方》，《千金翼方》以下简称《翼方》，两方以下简称《千金》)与《针灸甲乙经》(以下简称《甲乙经》)个别的研究虽然不少，却缺乏相关的系统归纳及深入探讨。本研究针对妇科针灸治疗，进行以晋唐时期《千金》为中心的妇科针灸治疗源流之探讨。首先探讨晋唐时期妇科针灸治疗之源流，了解妇科针灸治疗在晋唐之前的起源、演进，及晋唐之后的发展、影响。其次，探讨《千金》与《甲乙经》之源流、特点及对后世之影响。再者，探讨《千金》在妇女针灸与《甲乙经》之相关性，并进行两者在妇科针灸治疗之比较。皇甫谧根据《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叁书，参考《难经》有关文献，全面性有系统地总结晋以前的针灸理论和经验，编纂《甲乙经》，是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着。《甲乙经》叙述53种妇科疾病的针灸治疗方法，第一次使针灸妇科独立成篇，有关妇科病，针对女性经、带、胎产及妇科杂病方面详细归类，使妇科针灸治疗从此逐步向专科发展。《千金》中针灸学的内容占有相当比重(共5卷)，对针灸腧穴理论和临床针灸治疗的论述，极为详尽。在学术上除继承《内经》之理论外，其腧穴部分多据甄权新编《明堂》而定，更有许多独创之处。孙思邈主张将妇、儿医学单独设科，将妇女的特殊疾病独立出来，写成“妇女方”七卷，对各种妇产科的发病原因和防治方法大都做了详细叙述。孙氏从妇女的生理特点出发，提出妇人的病比男子十倍难疗，应当别有方，并把妇女方列在《千金要方》之首，以唤起人们注意；又认为疾病不是鬼神所决定。对前人的经验强调灵活运用，不泥古守旧，经过实验加以创新，值得医史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挖掘和评价。本研究针对《甲乙经》与《千金》中妇科疾病针灸治疗的比较发现一、《甲乙经》与《千金方》病证、循经选穴之相关性(一)针对痛经取穴部位大多在脐部四周。经脉以胃、脾、肾经与任脉为主。(二)闭经的形成与正气虚弱、血气失调有关；两医籍在治法上皆为针灸并施。(叁)崩漏的发病机理主要是冲任损伤，不能制约经血。共同穴位之选择，血海、照海分别是肝、肾经气汇聚之处，调理冲任；阴谷为足少阴肾经合穴，有理冲任、复冲任制约之能。《千金方》使用4个经外奇穴：交仪、营池四穴、漏阴、气门。(四)带下病主要由于湿邪影响任、带，以致带脉失约、任脉不固所致。共同穴位之选择，次、中髎乃足太阳膀胱经之穴，具收摄止带之功；蠡沟属肝经，助肝主疏泄，协脾荡涤湿邪。(五)对于不孕症，《千金方》明示石门刺则终身绝嗣，《甲乙经》针灸并施。(六)《千金方》针对胞衣不下，取昆仑为足太阳膀胱经经穴；足厥阴肝经之章门为脾之募穴，八会穴之脏会，亦是肝经与胆经交会穴；以及1个经外奇穴：胞门(关元左两寸)(七)产后病的病因病机以“亡血伤津、痰血内阻、多虚多癖”为特点，期门在肝经，为肝募，寓补虚、祛疲为一体。中极、阴交调冲任，理虚实。盲门可通利叁焦气机。石门通利叁焦气机、补虚劳。诸穴于“乳余疾”虚实之证，可补可泻而为之。(八)阴挺的主要病机是气虚下陷与肾虚不固致胞络损伤，不能收摄子宫。上髎乃足太阳膀胱经之穴，具收摄止带之功。(九)疝瘕的形成多与正气虚弱、血气失调有关。常见以气滞血瘀、痰湿内阻等因素结聚而成。石门在任脉之上，系叁焦募，通利叁焦气机之外，又补虚劳。太冲为足厥阴肝经输穴，擅长行气泻实通癖。蠡沟属肝经，为络穴，助肝主疏泄，协脾荡涤湿邪。二、《甲乙经》与《千金》穴位选择之异同《甲乙经卷12·妇人杂病第10》列53种病症主治、与《要方·针灸下·妇女杂病第8》54种病症主治，有21种病症主治雷同，占39.6％。意谓在《要方》以《甲乙经》为参考主轴。叁、《甲乙经》与《千金》病证针灸治法之运用(一)《甲乙经》大多数针法与灸法并施。(二)《千金》有关痛经与月经不利病证，大多数针法与灸法并施。(叁)《千金》崩漏、阴挺、阴痛、阴冷治法，使用灸法多于针法。断产、滑胎、难产、胞衣不下、产后无乳、症瘕等，使用针法多灸法。(四)《千金》针灸在妇科疾病之运用，并未特别突显重灸轻针之观点。(五)《甲乙经》与《千金》在针灸治法之比较，《千金》更突显辨证施针或灸或针灸并施之特点。综上观之，《千金》在妇科针灸领域中不但吸取了《甲乙经》的重要内容，更使得针灸治疗妇科疾病更为多元。藉由本研究，发掘出《千金》对于妇科针灸治疗的内涵，或有助于临床针灸治疗妇科疾病疗效的提高，更可为妇科的治疗方法另辟快捷方式。
姜婧[8]2013年在《宋以前“肝藏血”文献的研究与临床意义》文中提出“肝藏血”首见于《素问·调经论》及《灵枢·本神》,是中医藏象理论的重要内容。“肝藏血,……血舍魂”,肝在体合筋,开窍于目,肝之经脉“抵小腹’与“血海”冲脉有密切的联系,纵观肝脏的这些生理功能,都与“藏血”相关。因此,“肝藏血”为后世诊断和治疗与肝藏象相关的疾病提供了理论基础。肝的病理变化复杂多端,易动而难静,若肝血得藏,则魂有所舍,筋目亦有所养,血海亦有所充盈。因此,对“肝藏血”理论的研究具有积极地实际意义。本文采用文献学研究方法,对宋代以前“肝藏血”理论进行梳理,并结合后世医案以及自身跟师门诊经历,探究其理论的临床意义。文献综述部分通过对“肝藏血”生理功能的梳理,总结出其在当今临床中的应用情况,进一步肯定了“肝藏血”理论的临床价值。论文正文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宋代以前“肝藏血”理论的溯源及发展。宋代以前中医学的发展水平分为两个部分,即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265年,战国-叁国)与医药学的全面发展时期(公元265年-960年,两晋-五代)。通过对现存相关医学文献的梳理与分析,得出“肝藏血”理论之本义形成于战国至叁国时期,发展于两晋至五代时期。此部分的文献研究为后续“肝藏血”的临床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第二部分为在其理论溯源和发展的基础上,探究其临床应用。其中以“肝藏血”功能失常为中心,分述“肝藏血”失常之病、“肝藏血”失常之治、后世效验医案及自身跟师门诊经验四个部分。“肝藏血”失常之病主要包括不寐多梦、筋目失养、女子月经不利等症；并分析了宋代以前治疗“肝藏血”失常之症的用药特色。后世效验医案是对上述内容的进一步补充。自身跟师门诊经验则是通过切身经历体会“肝藏血”理论在临床实际中应用。通过上述工作,总结出在“肝藏血”理论指导下的临证辨治规律,以期更好地为临床服务。第叁部分为本文的结语与讨论。从宋代以前相关文献入手,通过对“肝藏血”理论的分类、汇总,厘清了“肝藏血”理论的源流,即在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265年,战国-叁国),肝脏的“藏血”的主要功能,是为五脏神——“魂”的生理活动提供物质基础。梳理了“肝藏血”理论的发展变化,即在医药学的全面发展时期(公元265年-960年,两晋-五代),“肝藏血”功能在《素问·五脏生成论篇第十》“人卧血归于肝,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的基础上,发展为：肝中所藏之血为濡养肝之形体官窍以及主持女子月事的物质基础,完善了“肝藏血”的理论内涵,并给出了针对“肝藏血”失常之证的用药规律及选方治法。并在后世医家效验医案及自身跟师门诊经验中得到了验证。研究中医理论,应澄源溯流,以历史唯物观为出发点,全面分析不同学说产生的历史背景及现实意义,并从临床实际出发,全面论述中医理论的指导意义,切实为提高临床疗效服务。
戴缙[9]2018年在《论中药归经、引经理论在组方配伍中的应用研究》文中提出目的:通过系统查阅古今文献,分析中药归经及引经药理论在六经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以及叁焦辨证中的具体应用总结出其中的规律,追溯中药归经、引经理论的形成、演变过程为临床组方配伍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依据。方法:从传统中医药经典着作入手,采用文献历史溯源的方法,系统查阅了古代医籍,完整梳理历代着名医家相关论着的详细论述,阐释中药归经、引经理论的演变、形成过程,并利用现代网络计算机设备,以中国期刊网数据库(CNKI)为主要检索源,总结关于中药归经、引经理论在组方配伍中的具体应用内容与特点。结论:1.中药归经理论最早见于《黄帝内经》,后世医家在着作中多有论及。金元时期是中药归经及引经药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易水学派的创始人张元素通过临床实践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脏腑辨证进行总结,将药物性能与脏腑辨证、经络辨证相结合,明确提出提出中药归经、引经报使理论,为后世确立中药归经理论体系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后李杲、王好古、李时珍等人都对中药归经及引经理论进行了补充完善,清代汪昂明确提出了方剂归经理论。中药归经理论为源流,而引经药理论和方剂归经理论都是不同时期,对中药归经理论的一种创新认识。2.组方时在药性(寒热温凉、酸苦辛咸)的基础上,考虑每一位中药的归经及脏腑归属,结合脏腑生克制化原则来遣方用药,这种组方原则体现在君臣佐使关系上,其中适当配合使用有特殊选择性作用的药物(引经药)会起到“向导”的作用。而组方的核心问题是“药力”,它不但决定方的君臣佐使,同时决定一首方剂的功用。3.六经辨证中要根据六经的生理功能及证候特点分析方中药物的归经及引经药发挥的作用。在气血津液辨证中根据气血津液生成运行与脏腑之间的关系,“气病”的治疗在“升、降、出、入”运动形式的基础上选择入肺、脾、肾叁脏的药物。“血病”选择入心、肝、脾叁脏的药物,又因为血的运行有赖于气的推动,故应酌情考虑添加入肺经药物。“津液病”方面选取入肺、脾、肾叁脏的药物。在卫气营血辨证及叁焦辨证中,根据病机演变规律,按病变深浅轻重来选药制方。“卫分证”选取以入肺经、性寒凉、轻而上行的药物为主。“血分证”选取入心、肝、肾的药物。“上焦辨证”中本着“上焦如羽,非轻不举”用药多为花、叶、茎等质轻味薄之品,方用为散剂、药用量较轻、煎煮时间短。“中焦辨证”选取入脾、胃、大肠经的药物。“下焦辨证”因温邪日久出现肝肾阴伤的证候,故选用入肝、肾经滋阴潜阳的药物。
张冬爽[10]2015年在《《伤寒论》与《千金方》头痛病证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头痛既是一种病证,也是临床上常见的症状,它可以发生于多种急慢性疾病过程中,有时亦是某些相关疾病加重或恶化的先兆。在对头痛古代文献的梳理中,《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金元及明清诸家对于头痛的认识研究很多,但对于《千金方》(包括《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头痛的研究却很少。《千金方》中虽对头痛无专篇论述,而散在于各卷中,但内容丰富,治法繁多,值得探讨。其中《千金翼方》卷九、卷十,又称为“唐本伤寒论”,在记述上既继承了张仲景的辨证思路,又有孙思邈自己的学术思想。因此,比较《伤寒论》和《千金方》辨治头痛的异同,以探讨《千金方》对《伤寒论》辨治头痛规律的继承和发展,既可以对古代文献中关于头痛的记述进行补充,又对临床治疗头痛探索新思路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梳理《伤寒论》和《千金方》关于头痛的相关条文,由头痛的定义与病名入手,从病因病机、治则治法和治疗手段叁个方面,比较《伤寒论》和《千金方》辨治头痛的异同：《伤寒论》中关于头痛的记述共17处,其中只有2处在《千金方》中未见,且条文多收录于《千金翼方》卷九、卷十伤寒卷中,只有少部分见于《备急千金要方》。《千金方》对于头痛的其他记述亦相当丰富,它集唐以前其他医籍相关内容、孙思邈个人经验和民间效方于一体,按照一定体例载于各卷之中。以《千金方》中同类卷名进行大致分类,头痛的记述主要见于“针灸”、“脏腑”、“伤寒”、“妇儿”、“五官”、“中风”、“杂病”、“补益”类中。在头痛的病名方面：(1)《千金方》丰富了《伤寒论》中对于头痛的描述,不仅包括“头痛”、“头项强痛”,还增加了“头风”、“偏头痛”、“厥头痛”等多种描述。(2)《千金方》在命名原则上较《伤寒论》更为规范,与现代命名原则较为接近,不仅包括以症状、部位、性质命名,还增加了以病因命名,并将以同种方法治疗的头部相关疾病以总称形式命名,简明扼要,易于理解。在头痛的病因病机方面：(1)《千金方》完整继承了《伤寒论》中关于头痛的六经辨证思路,丰富和发展了脏腑辨证思路,并补充了广义伤寒对头痛的辨治思路。(2)《千金方》延续张仲景妊娠、产后、杂病的诊治思想,专设妇人方卷,并列于卷首。关于头痛的记述不再局限于产后头痛,另有妊娠后因气血偏盛或偏衰而致的妊娠头痛、房劳过度或虚损日久所发的杂病头痛。(3)《千金方》在杂病头痛方面,较为详细的补充了因风邪侵袭所致的头风及痰浊内阻而致的痰饮头痛。在治则治法方面：(1)《千金方》完整继承了《伤寒论》以六经辨治头痛的相关治法。(2)《千金方》辨治头痛在治法上较《伤寒论》更为全面,不仅丰富了汗、下、温叁法,“八法”的其他治法也都有所体现。治法因病因病机而立,《千金方》在病因病机上的发展进而衍生出的相应治法,为现代临床治疗头痛提供了更多的治疗方法。在治疗手段方面：(1)《千金方》治疗头痛在剂型的选择上较《伤寒论》更为多样。对《伤寒论》和《千金方》中方剂的剂型进行统计,虽然在结果上《千金方》中仍以汤剂为最多,但丸、散、膏、酒剂的数量也不容小觑,而且在各剂型的制备上也有了很大提高。(2)《千金方》在治疗头痛的外治法方面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亦收录了大量的民间疗法,既对张仲景记述的塞鼻法和药摩法内容进行了发挥,又发展了涂敷法和药枕法。(3)《千金方》在针灸卷中对头痛针刺穴位已有专篇记述,备选腧穴数量明显增多,选穴以阳经穴为主,集中于足太阳经、足少阳经和督脉。腧穴所在部位以头部为主,以发挥腧穴的近治作用,亦兼顾各经脉四肢上的穴位,以发挥腧穴的循经远治作用。(4)《千金方》治疗头痛注重灸法,认为治疗头痛,不管病因是否因风所致,都可先以灸法一试,并将灸法应用在治未病上,拓展了灸法的治疗范围。(5)《伤寒论》和《千金方》对“针灸并用”、“针药并用”都十分推崇,实例虽不多,却可为现代治疗头痛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在方药方面,一方面因为《千金方》“一药多名”的情况较多,且所载药物部分现在已不常用,故在统计中药名称时仍需更多的考证；另一方面因为现代中药学常用的分类方法与《千金翼方》不同,且当时对于药物的理解与现代中药学教材中记述的中药性能均有所差异,故用现代中药学的理论去研究汉唐时期的药物,并将其进行对比,此法有待商榷。因此本文并未在方药方面进行对比。本文通过对《伤寒论》和《千金方》辨治头痛的病因病机、治则治法和治疗手段叁个方面的对比,探讨《千金方》对《伤寒论》辨治头痛规律的继承和发展,意在加深隋唐时期对头痛的认识,并拓宽现代临床辨治头痛的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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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古医籍中厥病的文献研究[D]. 郭培杰.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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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宋以前“肝藏血”文献的研究与临床意义[D]. 姜婧.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3
[9]. 论中药归经、引经理论在组方配伍中的应用研究[D]. 戴缙.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18
[10]. 《伤寒论》与《千金方》头痛病证的比较研究[D]. 张冬爽.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