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国内敦煌历史地理研究概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近十论文,概况论文,年来论文,地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十年来，在敦煌历史地理研究领域中取得了不俗的成就。笔者现就近十年来国内敦煌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状况作一综述。
专著方面：李并成、李春元撰《瓜沙史地研究》[1] 共收录了二人有关瓜沙古城遗址的调查与考证、瓜沙古代开发研究、绿洲变迁与沙漠化研究、古地名研究等方面的论文二十余篇，如《安西汉长城与汉唐古道的考古调查》《古瓜州政区历史地理浅考》《锁阳城遗址及其周围古垦区沙漠化过程考》《敦煌遗书在古地名研究方面的价值》等。李正宇的《敦煌历史地理导论》[2] 探讨了敦煌郡的建置沿革、敦煌郡的自然状况、敦煌经济地理、敦煌绿洲的灌溉网络、敦煌古代交通地理、敦煌古代军事地理等历史地理问题，是较为系统、全面探讨敦煌历史地理的专著。郑炳林早在1989年出版了《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3]，该书汇辑并校注了敦煌遗书中的地理文书，尔后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4]，又对敦煌所出八种乡土志文书进行了笺证。八种乡土志文书分别为：S.2593《沙州图经卷第一》、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P.5034《沙州图经卷第五》、S.788《沙州志》、S.367《沙州伊州志》、P.2691《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S.5448《敦煌录》、散录1700《寿昌县地境》。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5]，该书论述了河西走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匈奴统治河西的诸王及其辖地、汉代河西四郡及其诸县城址、两汉河西军防建置及其遗址等问题，其中敦煌历史地理是该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并成致力于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其中《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6]，对河西走廊历史时期形成的沙漠化区域、形成原因、对植被水源的破坏、沙漠化形成的历史过程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其中大量篇幅述及敦煌的沙漠化问题。
一、敦煌行政建置沿革研究
探讨一地的行政建置沿革是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十年来，国内有关敦煌行政建置沿革的研究成果不少。
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行政区划制度研究（之一）》（《敦煌研究》，2002年第2期）、《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行政区划制度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02年第3期），分别对归义军政权州和县的政区设置情况进行了梳理、考证，基本明晰了归义军政权州、县二级行政区划制度的大致情况。李并成《北朝时期瓜州建置及其所属郡县考》（《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2期），对北魏、西魏、后周时期瓜州的建置进行考述。刘安志《关于唐代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2期），据《唐会要》的记载，确认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是在唐代宗的永泰二年（766）五月，而非唐高宗的永徽二年（652）五月。艾冲《唐代河西地区都督府建制的兴废》（《敦煌研究》，2003年第3期），分析了唐代凉州都督府和瓜州都督府建制名称、治所、管区、职能的沿革变化。
关于敦煌退浑乡的设置，学界有不同观点。刘进宝《试谈归义军时期敦煌县乡的建置》（《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认为归义军时期敦煌设有通颊乡，其设置时间为10世纪30年代，大约在通颊乡出现的前后敦煌地区正式出现了退浑乡。冯培红《归义军时期敦煌县诸乡置废申论》（《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对归义军时期敦煌县诸乡置废情况作了分析，认为退浑乡并未建置为乡。
近十年来国内有关敦煌基层组织的研究也有不小收获。金滢坤《吐蕃统治敦煌的社会基层组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认为吐蕃占领敦煌后，在敦煌地区依其本部的军政建置，结合敦煌唐朝旧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军政机构和相应的社会基层组织。王永曾《试论唐代敦煌的乡里》（《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1期），探讨了唐代敦煌乡里的建制及职能问题，认为唐代的乡里不仅是国家政权的执行机构，而且是政府制定种种经济政策的依据和出发点。苏航《试析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基层组织tshar——以Ch.73.xv.frag.12和P.T.2218为中心》（《中国藏学》，2003年第2期），认为tshar实际是对应于唐朝的“队”，是吐蕃统治敦煌以后对原来当地的组织方式的一种借鉴。坊市制度是中古社会对城市进行管理的一种基本制度，濮仲远《唐宋时期沙州城坊考》（《兰州学刊》，2005年第2期），从沙州坊的概况、坊名探源、内部结构三个方面论述了唐宋时期沙州城坊的情况。
二、敦煌地理文书考校及古城关塞调查研究
地理文书考校及古城关塞调查是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基础。近十年来国内有关敦煌地理文书考校及古城关塞调查研究成果较多。杜爱华《〈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校议（一）——兼议〈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研究了郑炳林先生的《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和王仲荦先生的《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的录文、校注，并按所涉诸地理文书原卷真迹图片，采用对校或理校，加以考订辩驳。赵贞《敦煌文书中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灵州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期），对敦煌文书中有关灵州道的开通、走向等记载作了研究，勾勒出晚唐五代宋初灵州道的大致轮廓。
学术界公认的古阳关遗址，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市西南70公里处的南湖乡西部俗称“古董滩”的地方。1983年～1999年，李并成先后六次赴南湖作考察，发现除古董滩外，南湖一地还存着另一片面积更大、遗物更多的“古董滩”，即南湖破城与山水沟之间的古绿洲。李并成在《古阳关下的又一处“古董滩”》（《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文中称之以“东古董滩”。李并成《瓜沙二州间一块消失了的绿洲》（《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认为在今天瓜沙绿洲间还有一块早已消失了的汉唐古绿洲，这即是唐代苦水（今芦草沟）下游绿洲。李并成《归义军新城镇考》（《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4期），认为在今安西县东布隆吉乡政府南8公里处，另有一座古城遗址，即旱湖脑古城，当为归义军时期的新城镇城。李正字《汉敦煌郡广至城新考》（《敦煌研究》，1999年第3期），经过实地探察，在截山以北广至县境内找到一座大城，此城位于雅丹地带（古绿洲）中部偏东北，认为此城为广至城，并据此对“广至城在踏实破城子”旧说进行了批驳。李并成《汉敦煌郡冥安县城再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认为在锁阳城东北4.5公里、古冥泽中部南岸、古冥水干流所经的南岔大坑中所遗存的一座残破的古城址应是汉敦煌郡冥安县城。李并成《汉敦煌郡宜禾都尉府与曹魏敦煌郡宜禾县城考辨》（《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2期），认为汉宜禾都尉城与曹魏宜禾县城虽名称相同，但二者并不在一地，而是各有治所。李并成《汉唐冥水（籍端水）冥泽及其变迁考》（《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详尽考察了汉唐时期的籍端水、冥水的流路，古冥泽的起源、流路、流域范围以及冥泽消失的原因等。李正宇《论敦煌古塞城》（《敦煌研究》，1994年第1期），从文献记载、古塞遗址残存出发，对敦煌古塞城进行了考察。郑炳林《唐五代敦煌金鞍山异名考》（《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从金鞍山地望考、唐五代寿昌县境诸山与金鞍山以及金鞍山与金山国等几方面对金鞍山进行了考述。李并成《魏晋时期寄理敦煌郡北界之伊吾县城考》（《敦煌研究》，2003年第3期），认为安西、敦煌交界处的芦草沟古绿洲北部残存的一座古城址，即魏晋时期于敦煌郡北界寄理的伊吾县城。李正宇《新玉门关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认为唐玉门关设置在瓜州城至常乐城（即锁阳城至六工村破城子）之间，位置当在锁阳城的西北。李并成《唐玉门关究竟在哪里》（《西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3期），指出唐玉门关应位于今甘肃省安西县双塔堡一带。李并成《东汉中期至宋初新旧玉门关并用考》（《西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4期），认为自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至五代宋初，玉门关从敦煌西北故址东迁后，新旧关址并用不替。李并成《羊马城考》（《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李正宇《敦煌郡的边塞长城及烽警系统》（《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等，对羊马城、敦煌边塞长城及烽警系统等进行了考述。
此外，近十年来国内还有一些有关敦煌考古发现的研究。如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安西县博物馆《安西县锁阳城遗址内城西北角发掘简报》（《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通报了2002年4月至6月对锁阳城的局部发掘，探明夯土城墙遗存的架穴、夹洞等。王团战《大周沙州刺史李无亏墓及征集到的三方唐代墓志》（《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1期），对2002年3月27日陕西杨凌区家和园12号楼基建工地古墓出土的李无亏墓石门线刻、李无亏墓志铭、大唐庆善宫大监樊方墓志铭、唐故陇西李夫人墓志铭等作了介绍。西北大学考古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市博物馆《甘肃敦煌西土沟遗址调查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3期），对敦煌市南湖林场东南约3公里处西土沟的西岸发现西土沟遗址作了介绍。
三、敦煌历史民族地理研究
历史民族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民族、民族部落的起源、发展、变迁、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近十年来国内有关敦煌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成果有：陆庆夫《敦煌民族文献与河西古代民族》（《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对河西多民族杂居的原因、河西历史上的民族、敦煌民族文献产生的历史背景、敦煌民族文献如何反映河西古代各族等方面作了详细论述。冯培红《从敦煌文献看归义军时代的吐谷浑人》（《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探讨了唐后期五代宋初河西及西域东境的吐谷浑人后裔的聚落分布、职业特征、汉化情况及其与归义军政权之间的关系等。陆庆夫《从敦煌写本判文看唐代长安的粟特聚落》（《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1期），对生活在唐代长安的粟特胡商聚落进行了探讨。陈海涛《唐代入华粟特人商业活动的历史意义》（《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认为唐代人华中亚粟特人的商业活动沟通了唐代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加速了粟特民族与汉民族的融合等。刘波《敦煌所出粟特语古信札与两晋之际敦煌姑臧的粟特人》（《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从4世纪前后敦煌、姑臧的粟特人聚落、古信札中所见的商品与货币等方面对粟特商人在中国丝路上的贸易情况作了探讨。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敦煌研究》，1996年第4期），对唐五代敦煌粟特人聚落及其分布，吐蕃时期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的建立等问题作了探讨。黄盛璋《敦煌汉文与于阗文书中之龙家及其相关问题》（《西域研究》，1996年第1期），利用敦煌汉文资料与于阗回鹘文资料，论述了龙家的起源、分布、语言、演变及消亡情况。
除上述文章外，近十年来学界有关敦煌民族地理的论作还有：张力仁《地名与河西的民族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刘再聪《隋唐时期河西地区内迁的回鹘——兼论甘州回鹘的渊源》（《敦煌研究》，1998年第3期）等。
四、敦煌历史经济地理研究
近十年来国内有关敦煌历史经济地理的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主要体现在对历史时期敦煌农业地理和畜牧业开发的研究中。
先看敦煌农业地理方面。李正字《〈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札记（一、二）》（《西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6期；《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对《沙州都督府图经》中所涉及的河渠、泉泽、堤堰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冯培红《唐五代敦煌的河渠水利与水司管理机构初探》（《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对唐五代敦煌地区的河渠水利状况作了考察，并对负责管理水利的水司机构进行重点探讨。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种植棉花研究》（《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探讨了唐五代敦煌地区种植棉花的问题。刘进宝《唐五代敦煌棉花种植研究——兼论棉花从西域传入内地的问题》（《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认为晚唐五代时期敦煌文书中的“緤”并不是指棉花，而是指毛布。敦煌文书《官布籍》中的官布也是毛布，并非棉布。唐五代时不仅敦煌，就是内地也还没有棉花种植。棉花并没有通过西域，经河西走廊传入内地。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种植棉花辨析——兼答刘进宝先生》（《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则认为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使用的緤是棉布，而官布是棉布中的一个品种，作为毛织品褐没有官布的称谓，官布昌褐内接，是指将官布和昌褐缝接在一起。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园囿经济研究》（《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1期），探讨了敦煌园囿经济的种类、分布、种植内容和园子、都园官等问题。徐晓卉《唐五代敦煌麻的种植品种试析》（《敦煌研究》，2004年第2期），探讨了敦煌麻的种植品种及其分布。高人雄《从出土史料看河西走廊古代的农桑业状况》（《敦煌研究》，1999年第2期），探讨了河西走廊古代的农桑业状况。金滢坤在《吐蕃统治敦煌的财政职官体系——兼论吐蕃对敦煌农业的经营》（《敦煌研究》，1999年第2期），认为敦煌陷吐蕃后的60余年中，吐蕃在农业生产中设有农田官、水官，说明吐蕃对农业的重视。潘春辉《唐前期敦煌农业开发述略——以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为中心》（《开发研究》，2006年第6期），对《沙州都督府图经》所反映出的唐代前期敦煌水利开发、麻的种植与使用以及对其他自然资源的利用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再看敦煌畜牧业研究方面。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畜牧区域研究》（《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2期），从唐五代敦煌畜牧区的地理分布、草场管理机构、敦煌畜牧业与草场地理分布等方面对敦煌畜牧区域进行了研究。乜小红《从吐鲁番敦煌雇人放羊契看中国7—10世纪的雇佣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对吐鲁番、敦煌雇人放羊契中的雇佣关系作了探讨分析。乜小红《试论唐五代宋初敦煌畜牧区域的分布》（《敦煌研究》，2002年第2期），对唐五代宋初敦煌畜牧区域的分布作了分析。乜小红《唐五代敦煌牧羊业述论》（《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论述了唐五代敦煌的官营、寺营、私营牧羊业等。张亚萍《唐五代敦煌地区的骆驼牧养业》（《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1期），考察了归义军政府、寺院、私人的骆驼饲养、使用等情况。张亚萍《唐五代归义军政府牧马业研究》（《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2期），就晚唐五代归义军政府马的饲养、管理等作了探讨。张亚萍《晚唐五代归义军牧羊业管理机构——羊司》（《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对晚唐五代归义军牧羊业管理机构羊司的职责作了考析。雷绍锋《论曹氏归义军时期官府之“牧子”》（《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1期），认为牧子的身份类似于农业中的雇工。陆离《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官府牧人》（《西藏研究》，2006年第4期），探讨了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官府牧人的来源、从事的工作、承担的义务、官府的管理等。陆离《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的军事、畜牧业职官二题》（《敦煌研究》，2006年第4期），认为归义军敦煌畜牧业职官受吐蕃影响甚深。
五、敦煌历史人口地理研究
历史人口地理研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分布、构成、变动和增长的空间变化及其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关系等问题。近十年来国内发表的有关敦煌人口与居民分布的研究成果有：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人口变化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2期），认为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起到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人口前后变化不大，一般在3万到4万之间。刘进宝《敦煌文献中的“大户”与“小户”》（《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6期），认为唐五代的“大户”是指地方的豪强或大族人户，“小户”指平民百姓，并且唐宋之际的“大户”向“官户”逐渐演变，而地处西北边陲的敦煌比内地要早。刘进宝《归义军政权初期的人口调查和土地调整》（《敦煌研究》，2004年第2期），认为张氏归义军政权大约在大中四年和大中六年基本完成了人口与土地的调查、登记与分配、授予工作。之后，制成相当于“籍帐”的人口田地簿，作为归义军政权征收赋役的依据。金滢坤《吐蕃统治敦煌的户籍制度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认为吐蕃统治敦煌初期就严禁侵夺沙州人口土地，并推行清查编造户籍的措施；吐蕃统治敦煌中后期，重新制定了敦煌户籍制，其目的在于控制在籍人口和流动人口，为征发劳役、征收赋税提供依据。苏金花《唐五代敦煌农业劳动力的身份结构探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认为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农业劳动力社会身份比较复杂，其最大特点是民族构成的丰富多样性。陈大为《敦煌净土寺与敦煌地区胡姓居民关系探析》（《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1期），论述了晚唐五代宋初净土寺与敦煌地区粟特、龙家、吐谷浑、铁勒等胡姓居民之间的关系。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吐蕃居民初探》（《中国藏学》，2005年第2期），从吐蕃居民的来源、汉化等方面对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吐蕃居民进行探讨。郑炳林《晚唐五代河西地区的居民结构研究》（《兰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探讨了晚唐五代河西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分布、形成的原因、特点等居民结构问题。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国内敦煌历史地理的研究涉及面广且研究深入，在敦煌行政建置沿革、敦煌地理文书考校及古城关塞调查研究、历史经济地理等方面成果丰硕，发文量较大，尤其在敦煌地区的棉花种植、敦煌退浑乡的设置等多方面呈现百家争鸣的态势；历史时期敦煌居民结构、居民关系、坊市制度等问题也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成为敦煌历史地理研究中新的研究领域。而限于资料等原因，敦煌历史人口地理方面则成果不多，还期待更多成果的出现。而论述历史时期敦煌军事地理、文化地理、商业地理的研究还不多见。学者队伍省区分布并不平衡，主要集中于甘肃省，其他省份则相对较少。可见，敦煌历史地理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值得学界给予更多的关注。
项目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河西走廊历史时期荒漠化过程与人类活动关系研究》（批准号：05JJDZH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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