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自我调节机制中的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当代论文,矛盾论文,机制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自发与自觉是人类主体性发展过程中的一对矛盾。这一对矛盾在当代资本主义自我调节机制中得到典型的体现。“垄断调节”、“国家调节”和“国际调节”是当代资本主义自我调节机制的三个阶段。人类通过这三个阶段从自发走向自觉。资本的自发本性与人类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的社会化生存组织所要求的自觉性在根本上是对立的，分裂的资本所有权与生态环境的公共性质也是在根本上对立的，资本仅仅从量上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与生态环境在质上的整体相关性也是根本对立的。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历史辩证过程，要求新型的自觉主体。这个新型的自觉主体，只可能是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人类整体。
关键词 自发和自觉 垄断调节 国家调节 国际调节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真正主流派始终是主张自发调节的。但是，资本主义这个自发调节的社会系统到了当代却在越来越多地要求自觉的调节。当代资本主义的最大变化就是在自我调节的机制上从自发走向自觉。但它又不能真正地达到自觉。真正的自觉调节的前提是社会系统本身的改变。本文试图通过对垄断调节，国家调节和国际调节这三个阶段的考察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自我调节机制中自发和自觉的矛盾。
作为典型的自发调节，自由竞争时期的市场调节也是本文所必然要涉及到的内容。但是因为篇幅所限，本文的分析在时间上是从私人垄断调节开始，而把市场调节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的自发因素考虑进来。
一、垄断调节
人类个体作为一种生命系统，有两种基本的自我调节方式：一是植物性神经系统进行的自发调节；一是中枢神经系统进行的自觉调节。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人类个体的调节方式外推到社会系统，但是我们的确可以从社会系统中发现这两种调节方式的存在和不断进化。让我们首先来看看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中的自发调节机制。
价值规律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制约已经是一种调节，但这是自发的调节。在这种调节中，实施调节的主体不是人，而是物，即资本。这是按资本的客观本性来进行的调节，但又必须通过满足人的需要来实现。
在这种调节机制中，人作为资本运动的客体要素，也得到发展，但整个过程的客观目的是资本自身的发展。人的发展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垄断是比自由竞争时期单个资本家活动更高级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它不仅能通过垄断获取更大限度的剩余价值，而且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调节的方式，在传统的市场调节基础上形成了垄断调节。
垄断是由资本主义市场自发势力不可遏止地发展而自发导致的一种调节。它也是一种自发的调节，只是其自发性的外部环境已经不同于自由竞争时期，这就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不依赖那些“自由地”进行着竞争的资本家的意志而发展起来的社会化生产力。
但垄断的确起着新的调节作用，它改变了亚当·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垄断调节不同于市场调节。在垄断组织和达成协议的垄断同盟以内，市场商品关系被限制或否定了。垄断组织根据它们对市场的估计有计划地确定生产的数量和产品的种类，安排每个环节的生产活动。垄断组织大规模的生产还促进了管理科学的产生。总之，在垄断组织以内，生产是科学地按计划进行的。由于垄断组织的庞大，它们有的几乎完全占据了某个行业的产量，因此，与自由竞争时期的企业比起来，在量上也极大地扩展了需要进行生产管理的范围。由于垄断组织掌握了基本的生产资源和巨大的金融实力，所以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决定生产条件和价格，对市场施加影响，从而也就限制和压制了自由竞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市场。
但是，垄断不但不能消除竞争和取消市场，而且还依赖于市场。它只是赋予市场竞争以新的特点，使它变成垄断竞争。但结果是加剧了竞争。垄断是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它既与这种关系相矛盾，又无法摆脱它，而且还与它血肉相连，受到它的一切规律的支配。
虽然垄断体现了不同于市场的调节因素，但是，要说垄断调节是“自觉的”调节，则是对它的过誉。因为，从垄断组织的外部关系来看，或者说，从整个资本主义的内部关系来看，垄断组织所实行的调节仍然是盲目的。垄断组织内部的计划性，从整个社会生产来看只是局部的计划性。这种计划性并不考虑社会生产的整体联系，而只服从垄断资本家追求超额垄断利润的目的。因此，垄断组织的计划性只会以更加强大的实力，割裂社会生产的整体联系，“使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混乱现象更加利害、更加剧烈”[①]。垄断组织利用人类生产力社会化发展的一切成果，来服务于狭隘的垄断资本利益，就不能不造成更大的混乱。
垄断调节的社会功能还表现为垄断集团依靠其实力来“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市场。在自由竞争时代，是由市场来发出需求信号的，生产者服从于市场需求。而现代垄断组织则凭借其雄厚的实力，在一定程度上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按垄断资本的需要来塑造市场，使市场服从于垄断的生产者。通过这种垄断调节，所谓“消费者就是上帝”的神话已经破产：垄断资本的计划体系可以通过对行情的研究和广告的设计来控制公众需求。研究行情的目的并不在于了解消费者的愿望，而在于了解各种宣传方法的效果和产品式样、商品包装等等对消费心理的刺激作用，从而按照垄断资本的利益来“培养”各种消费愿望。大公司总是能够培养出这种愿望来的，因为它们拿得出几十亿美元的资金来为商品打广告。全世界的广告行业也就在这样的前提下，作为垄断集团调节市场，征服消费者的工具大大地发展。这本身既是资源的浪费，又造成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畸形发展。但是由于这种浪费能减轻生产过剩和商品过剩的压力，它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现象。
对生产和销售过程实行的垄断调节，必然产生两种相互矛盾的趋势。一方面，垄断调节在一定范围内对市场的自发性加以限制，将组织性、协调性和计划性这些反映生产社会化要求的自觉性因素导入市场。例如，垄断集团内部的流通扩大、垄断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不再面对“未知市场”进行盲目生产、对正在形成的销售过程进行综合和长期调节、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直接和长期的联系等等。但是在另一方面，垄断调节依然是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自发调节，由于竞争的存在，依然不可能完全消除生产各环节之间的无政府状态。特别是不能消除垄断组织之间，以及垄断组织与非垄断的中小资本之间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从资本主义社会整体来看，生产的自发性依然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垄断组织自身的生产计划性和垄断调节不过是加强竞争实力的方式。各自为政的垄断集团的局部计划性只是给市场过程增加新的、在量上放大了许多倍的不确定因素，加剧了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的矛盾提高了一个历史台阶，也将人类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矛盾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台阶。
二、国家调节
垄断并不仅仅是帝国主义时期的特征，它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自从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状态中产生出垄断这种形式以后，垄断就再也不可能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中消除了。
但私人垄断调节的矛盾在于这种调节的局部性以及整个社会范围内依然如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由于垄断调节大大推进了生产的社会化规模，又由于垄断组织以更雄厚的实力加入到竞争当中，加剧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其结果就是更加猛烈的生产过剩危机。危机暴露出各自为政的垄断资本无力通过自发的市场来驾驭已经发展了的社会化生产力，这就把更大范围内统一调节的问题提出来了。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②]。国家对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的直接干预所以必要，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以是客观的必然，其原因就在这里。
生产力的发展向国家调节提出的要求是克服垄断调节的局部性和整体盲目性。然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行的国家调节又不只是一个在量上扩大调节和计划范围的问题。
国家调节不仅仅等于“更大范围内的计划性”。更大范围的计划只是垄断资产阶级国家不得不面对的、矛盾着的历史任务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体现国家调节的进步性。与垄断调节相比，国家调节确实扩大了经济活动中计划管理的范围，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整个社会生产的盲目性，因此，国家调节在这一方面是适应生产力社会化发展的客观要求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调节却有一个无法逾越的界限，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代表和维护的资产阶级利益，特别是大垄断资本的利益。这个界限决定着国家调节的阶级属性。离开这个阶级属性，是很难理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经济生活实行直接干预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现象的。资本主义的国家调节，首先是阶级利益关系的调节。
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利益关系的调节有时也表现为政策在一定限度内向工人阶级一方倾斜。例如福利国家政策就是这样。但是，第一，福利国家政策是国家扩大政府开支，以增加社会总需求，减缓生产过剩危机的措施之一，这在总体上有利于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稳定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保护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第二，福利政策是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收入的一种再分配，是表现在分配制度上的资本主义改良。这种改良使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有所提高，改善了工人的生活条件。但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不改变的前提下，分配问题上的改良只能是一种施舍。施舍的真正作用不是缩小差别而是维持差别，并且在客观上掩盖造成这种差别的所有制根源。
从另一方面来看，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福利制度也并非都是来源于资产阶级的主动施舍，它是工人阶级进行长期经济斗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近期目标。只要这种斗争还没有转变、提升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因而还没有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福利水平的高低就还是由资产阶级根据自己所获利润的状况来决定的。一旦他们发现太高的福利水平使利润受到了挤压，则削减福利开支就又会成为新的一届政府调节经济的必然措施了。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回潮，也可以说正是在整体上利润受挤压到一定程度的反弹。它既不说明凯恩斯主义的“错误”，也不说明新自由主义的“正确”，而只说明资本主义解决不了自身的基本矛盾。
国家调节的阶级属性一面，必然使国家调节中适应生产力社会化的要求、对生产进行计划管理的一面大大受到限制和割裂。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用来干预和调节经济的各项政策，往往是各垄断集团在政府中的代理人相互妥协、折中的产物，因而，国家调节的计划性不是或不完全是对社会生产整体客观联系的反映，而主要是对各个私人垄断集团利益关系的反映。这种反映当然也包含着对产业结构、新技术研制、基础设施建设等等生产力发展趋势的预测。但是垄断资产阶级更重视的则是生产力发展的种种趋势与他们的利润前景的关系。各个垄断集团在生产力发展的这种或那种趋势中各取所需，并且通过他们的代理人在政府的不同政策和计划中以相互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是不能不扭曲和割裂生产发展的整体联系的。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所陷入的“滞胀”局面，就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调节扭曲和割裂生产发展整体联系的结果。
总之，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既要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又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市场的必然联系而不得不依赖市场，因此消除不了自发性和盲目性的根源。凯恩斯主义的兴起，说明在资本主义的自发调节基础上必然产生出自觉调节的客观要求，这种客观要求的物质基础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断发展的越来越发生着广泛联系的社会化生产。社会化的生产要求从整体上对生产的各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有自觉的认识，并且正确地处理这种关系。但是，由于人类社会的阶级分裂，资产阶级只能达到对自己阶级利益的自觉，而极力抵制和扭曲人类根本利益的自觉。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同派别关于自发调节和自觉调节的争论都只是现象，而本质是，如何达到对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认识，从而长久地满足之。因此，资产阶级是把自发和自觉的矛盾限制在资产阶级能够理解和容忍的范围以内的。
三、国际调节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自发调节已经在不可遏止地向自觉调节转化，那么，对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这种转化也必然要在国际范围内表现出来。
生产国际化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客观地要求有一种合理的国际秩序。但是，现今的国际秩序无非是由组织成跨国公司的国际资本家以及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所控制的国际市场秩序。市场秩序历来在是盲目竞争的盲目结果，世界市场更是如此。
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鼓吹的老自由贸易理论相反，世界市场并不能“合理地配置”世界的资源。相反，世界市场是在帝国主义列强肆意掠夺世界资源的过程中畸形地形成的。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市场也没有本质的改变。对于帝国主义和那些最有实力的国际垄断集团来说，所谓市场，不过是势力范围的同义语。只不过，这种势力范围在本世纪初主要以武力来进行划分，而在今天，逐渐采取了以经济实力和技术垄断的实力来进行划分的方式。文明增长了，但不平等依然存在。那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由于继承了资本主义早期历史留给他们的遗产，所以能够在生产的世界体系和国际分工之中，始终处于优势的地位。竞争会使这种优势在一段时间里从一个私人垄断集团转移到另一个私人垄断集团，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但是这种实力和相对优势的转移，迄今为止都只是在少数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的。
在资本主义的国际市场调节中，资本主义原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例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个别企业的有计划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现在表现为个别发达国家内部相对有效的宏观调节与整个世界市场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由于实行国家调节的政策，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单一国家内部，滥用资源而造成的环境污染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控制。但是在国际范围内的资源滥用和环境污染却依然发展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进行环境治理的外部结果。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向低污染的信息业转移同时进行的，是高污染的夕阳工业向落后国家转移；与发达国家森林覆盖面积同时增长的，是亚玛逊河流域热带雨林被破坏的面积；与发达国家内部环保立法不断完善同时发生的是这些国家把核废料和其它工业垃圾向落后国家倾倒的非法行为。
在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的经济基础上，也产生了某种国际范围内的上层建筑。例如各式各样的国际法，以及据说是依照这些国际法而建立的国际关系，还有各种类型的国际组织。人类从上个世纪以来就对这些国际法、国际关系和国际组织寄予了不竭的幻想和希望，但是至今没有从这些法和组织中得到比国际资本主义所能给予人类的更多的东西。一个基本的错误就在于人们相信国际法高于国际资本主义。国际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不停地要人们相信的就是，在一个国际资本主义的世界上有一个平等的属于全人类的国际法以及依据这个法的执法机构。
由于在国际范围内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统一调节力量，关于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世界政府的建议就不断地被提出来。提出这些建议的人，其愿望可能是善良的，但是他们善良的愿望，在一个依然国际资本主义的世界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不过，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真的建立了一个世界政府，情况会怎么样。如果在不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情况下建立一个世界政府，那也只能是一个由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意志支配的世界政府。它也许能够实施一些类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所实行的有一定效果的自觉调节，但它将遇到比垄断资本主义在国内实行自觉调节更大的矛盾，即国际范围内生产社会化与各个国际垄断集团私有制的矛盾。
不过，到那个时候，矛盾也许将大大简化：没有了“民族国家”这个中介，也就没有了掩盖国际阶级矛盾的屏障和借口，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用来转嫁危机的各种国际途径也就不复存在。产业结构的全球转移就不会带来个别“国家”的富裕，而是增加这个唯一的“世界国家”的内部矛盾；污染的全球转移也不会产生今天的这种“把垃圾倒在别人围墙里”的效果，因为已经没有了“别人的围墙”；劳动力的民族差别也就转化为“国内”的差别，这就有利于组织成为“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组织，克服工人阶级的民族分裂，这既从客观上挤压资本的利润，又从主观上提高国际工人阶级的整体阶级意识，而不只是使其停留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工团主义意识之内。
在这种设想的世界政府的状态下，跨国公司将成为“国内”的公司，它们原来利用不同国家之间在法律上的差别而获取超额利润的条件将不复存在；他们摆脱工会势力的空间，摆脱环境保护法规的空间，在不同国家之间玩弄汇率的差别而获利的好处，收买专制小国统治者，以互相勾结的手段剥削所在国人民的方式等等也不复存在。这将大大减少他们从这些方面所得利润，马克思所预见的“利润下降的趋势”这一客观规律将重新制约资本主义的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设想一种统一的世界政府，但是却不能通过这种设想自动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列宁在1916年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下，批评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③]。
总之，现代资本主义的国际调节，说到底，只能是资本的自发调节，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集团以高度集聚起来的资本为实力所进行的调节，是以资本垄断集团的极大地膨胀了的私有利益为标准的调节。不管它采取什么样的形式，都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在一定的区域以内相对地缓和各垄断集团之间的剧烈冲突，相对地限制国际范围内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在根本的意义上，它只能加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从垄断调节、国家调节到国际调节的历史过程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在更加深刻的意义上不能适应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发展。垄断调节、国家调节和国际调节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深化的三个历史台阶。这是一个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历史辩证过程，也是人类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
自觉调节的因素正是从自发调节的过程中逐渐地产生出来的。如果说，自发调节在资本主义初期，还可以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的话，对于全球秩序、对于一步步向人类逼来的生态和环境危机，它肯定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分裂的资本所有权与生态环境的公共性质是在根本上对立的，资本仅仅从量上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与生态环境在质上的整体相关性也是根本对立的，资本的自发本性与人类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的社会化生存组织所要求的自觉性也是在根本上对立的。自觉的因素永远不会完全消灭自发的因素。但是，当一个新型的自觉主体产生出来以后，原有的自发因素本身以及它们的活动环境就将在根本上得到改造，就将在这个新型主体的整体规范下进行他们的自发活动，达到更高级的自觉和自发的对立统一。
这个新型的自觉主体，只可能是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人类整体。
注释：
①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51页。
②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7页。
③参见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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