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主义？世纪之交的回首与沉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沉思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叶胡迪·梅纽因（音乐家，英国）：“如果让我总结二十世纪，我要说它升扬了人本所及的最大希望，它也摧毁了所有的理想与幻想。”
——转引自埃里克·哈布斯堡《极端的年代》卷首“世纪鸟瞰”
一个世纪的光阴流转，在西方，许多主义潮涨潮落般兴盛、衰落，最终在这个逐渐由蓝转灰的星球上次第消失。蓦然回首，这段对任何个人都不算短的岁月，耗尽了多少愚者与智者的青春！今天，思想界的幸存者中，很少人不带有理论上的失落感甚或被愚弄感的。许许多多自封或被封为知识分子的思想青春期人士，昨日狂热拜倒在这个主义脚下，明朝又毫不设防地准备好拥抱、亲吻相反的主义……或问：能不为忽此忽彼的世风所动、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并不懈探讨社会正义与人类信念者，竟有几人？
有自然是有。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当代严肃的思想家不再那么容易显出露水罢了。这种情况，一方面讲未尝不是好事。滤去的尽是往日的泡沫与喧嚣，正常的讨论与研究得以拓清视野。但另一方面，与全球范围急速的经济整合形成鲜明对比，国际学术界人士在人类共同面临的宏观问题上（特别是文化、思想、精神问题上），全面、实质性的交流却远远不够。在这个时刻，若有机会展读几位饱经世纪沧桑学者的近作，聆听他们与众不同的声音，相信会受益匪浅。
他们的名字分别是：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罗伯特·海尔布朗纳(Robert Heilbroner)，埃里克·哈布斯堡(Eric Hobsbawm)；他们的近作依次是：《第五百零一年：征服在继续》、《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与《极端的年代：一九一四——一九九一年世界史》。这三位老人，都是著作等身、勤于思考、态度严肃的学者，在冷战时分那极端的岁月，都曾被贴上“左翼”的标签。但时至今日，他们中间并无一人像许多追赶时髦而自封的“左翼学者”那样，在“风云变幻”之际、之后销声匿迹或急追新潮；也并非无视社会变迁，僵硬地以某个主义遮住双眼。恰恰相反，他们献给读者的，既是与西方舆论“主流”相当不同的观点，同时又是勇于正视现实世界的思考，也是广闻博学积心血而就的力作。其实，读者从书中自能判断，这几位长者的思路、侧重与推论，彼此间是相当的不同——我以为本不是简单套用个整齐一律的“主义”标签贴上后即可了结的。
诺姆·乔姆斯基长期执教于知名学府麻省理工学院，享有寻常学人所不拥有的社会盛誉。他的名声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他的“本行”专业——语言学，而可能更大的一部分美誉则来自他本人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深切关怀，特别是几十年如一日对西方五百年殖民—资本—帝国主义体系的强烈批判。
需要说明，从时下纯“学术”的观点而言，对西方殖民主义—资本—帝国主义做整体性的历史评价，是一个“过大”的研究课题，在通常的逻辑—实证的意义上说，这是难于完成的任务，也因此特别容易导致肤浅的说教与廉价的政治宣传。或许是察觉到这一点了吧，连国内某些往日习惯了从书本上引经据典，借用“真理”批判资本主义的人，近来也大多就此三缄其口（他们最好早就这样做）——这些人应该不难发觉，他们实在是太不了解现世中运作的这个“主义”，所谓“批判”也因之疲软无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第五百零一年》那样，基于人类良知、生活常识与丰富史料（而不是理论大家们的说法或教条）去审视殖民主义—资本—帝国主义体系的五百年发展（自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起），愈显出独到的智慧与说服力。
事实上，乔姆斯基所倾力批判的，并不是简单的一种“主义”（但作者并未能清楚地阐明这点，这也是本书的弱项之一）。过去五百年的历史长河，并没有纯然一个政治学或经济学的“主义”贯彻始终。然而，追溯起来，西方某种始终如一的精神却清晰可见，并且不因舞台上新教势力接替旧教势力、帝国主义因袭殖民主义、工业社会取代传统社会（以及后工业社会取代工业社会）、霸权国家走马灯似的更迭而变易。这种精神在历史上的表现之一，就是对“非我族类”、对其它文化无情的持续的摧残与征服。在这一点，乔氏与几乎所有思想大家们（诸如斯密、黑格尔、马克思、韦伯、汤因比……）的种种历史观立意相左。他不同意也因而不宽恕任何侵略、征服和破坏中的“合理因素”，比如更完美的意志、更发达的科学技术或更高级的生产方式之类（这些合理因素的解释力，确实可疑——想想看，我们今日世界显然不能依此等“合理性”作出安排）。相反，他直截了当地认为，这五百年就是一个“野蛮的非正义”的扩张史，是欧洲诞生、发展的殖民—资本—帝国主义文化以极为破坏性的方式摧毁世界其它文明的历史。他明确提出，这是一个较野蛮战胜较文明、较极端战胜较宽容文化的历史进程（弱势文化在这个进程被摧毁或扭曲，也渐次演变成为不宽容的文化），在人文的意义上，这毫无进步可言。他更提醒人们：今天，这个进程仍在继续。
作者从第一个殖民帝国、往昔的葡萄牙下笔，直落墨到他生活所在的、当今的美利坚合众国，他观察的视野从亚非中东直到拉美，分析的例案更多取自近几十年的新材料（近到了刚刚并网的NAFTA，即北美自由贸易区），所揭示的西方“野蛮”面有许多是当今的中国读者不了解或很少了解的。
这里，作者的义愤情感，无疑极大注入了著作。某些力求“中立”“客观”的学者，据此可以做出批评。然而，即便我们只看看身边的“客观”史实，相信不少读者将不难接受乔姆斯基关于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不同命运的分野。不妨回首历数当年次第落网的被征服者，即使终于有些机遇的，也为了生存、“独立”、“发展”、“现代化”……付出了与征服者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的沉重甚或惨重代价，包括生命、财富（资源）、文化、心理与自然环境上的种种及综合代价。被征服者中唯一一个迅即改头换面，加入征服者俱乐部的日本，则给它的邻国带来了人间地狱般的惨怖经历，而且其半遮半掩的“征服者”阴影至今没有完全散去。
作者在《第五百零一年》中尖锐指出，有钱有势的征服者的诸多好处之一，就是（征服之后）不用说“对不起”，不存在真正意义的自我谴责与改正——而这，正是对殖民—资本—帝国主义进行道德与文化批判的出发点。乔氏此论，可谓一针见血。如果说，西方国家至今津津乐道于推销认为是自己专利的某种宗教、文化、思想、政治、经济模式并引以为道德荣耀的话，那么它们又每每怯于承认在这推销（征服）过程中为其它文化带来的惨重代价、怯于为此而忏悔而检讨而收敛而自行修正的话，人们就不能不点出：在这荣耀的道德光环内部，隐藏着巨大的黑洞。所幸的是，我们所见的相当一些西方知识分子如本书的作者，具备着自我反省的道德勇气。他们是这五百年传统的异数。
在书的结尾处，乔姆斯基怀着希望看待发展中国家的渐次崛起，希望这有助于解决人类多数人面临的困难，而这些困难他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这“只由短期物质获益所驱使，只把活人做为工具（手段）而非目的”的“原始社会与文化结构”所不能解决的。至此，乔姆斯基的批判锋芒达到了多数批评家未及的尖锐程度，而这种批判力量的源泉，不限于学术意义上的研究，也包涵了我们生活中的基本常识。我认为，撇开“主义”暂时不论，对许多有意无意间视学术为高悬于生活之上的空中楼阁，而舍弃生活常识而丢弃社会责任者，《第五百零一年》是一本好的教科书。同时，当人类的良知与人类的理性和知识紧密结合时，批判才具有穿透力，正视、分析又不迷信资本主义强势现实的书才成为必需，而这正是《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的慧眼所在。
话题转到资本主义，相信会有读者持有与我近似的看法：乔姆斯基所全力抨击（也理应抨击）的，更确切说应当是西方的某一种传统，其生长早于资本主义，但也延伸并充分体现在当代资本主义之中。换句话说，西方社会的得与失并不限于严格意义的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的正负面，也早已不仅仅是西方社会的议题。关于后一点，海尔布朗纳的思考，会对读者有所帮助。
海氏眼里的资本主义不同于一种说法中的文化、精神、意识形态为本的广义体系（以韦伯为代表）。这位几十年研究“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专题的学者，其思路看来更接近马克思的见解。他把资本主义说成是工业革命后出现的独立的、自我膨胀的、蕴涵着“（有）规则的不规则”变量的技术—经济力量。它的独立性，表现在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机制在与政治领域的权力（权能）的紧密、错综关系中，顽强地遵循自己的逻辑；也表现在这个机制不从属于某一特定文化，一旦传播出去，可以在世界各文化中找到表达自己的方式。
海尔布朗纳指出，追求个人或群体物质利益的经济驱力与行为，本为全球各文化所共有，但其表达这种驱力与行为的机制，则有不同。海氏将这机制归为三类：传统的，指令的与市场的。在传统的（原始的）机制里，个人或群体的经济行为（生产、分配、消费等）是本能的生理需求及基本的信仰与伦理作为驱动与安排的力量。指令的机制运行则涉及到少数人的计划与全社会范围对这类计划的强制执行。与上述两者不同的，市场的机制既是独立的运行机制，同时也部分包涵了传统的与命令的机制（举例说，前者可表现为经济领域起码的、虽远非完全的诚信，后者可表现为法律制度的修订与强制执行——二者在功能上互补）。在这一角度看，这种机制是更复杂的，既有更广泛的社会动力，又有相当发展的自我调节、反馈和制约因子（所谓“看不见的手”），更结合了历史上其它两种机制的功能。这种复杂的机制与简单的甚至可说是原始的资本主义信念（追求利润）的紧密契合，是人们必须正视与思考的社会现象。
回顾他所认识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百五十年发展过程，海尔布朗纳感慨系之：市场机制的全面运行，空前地调动了人类的创造力与生产力，积累起无量的财富与资本，但人类为此付出（从自然、社会，到人文）的代价，也是空前的。这种代价的积累，曾一次次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重困厄与危机，那种并非由“看不见的手”可以回春的恶疾。但这些困厄与危机确实又一回回被化解或缓解，使积累过程得以延续。对此，海氏的看法是，回春之力有两个源泉：1.凭借“看得见的手”即政府的计划干预；2.凭借新技术发展开拓出来的新疆场，改变困境中的经济布局。前者有助于解释本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的结束，后者较好地说明七十年代危机的化解。作者赞赏第一个源泉，惊叹第二个源泉，也高度评价了资本主义所孕育的巨大应变潜能。然而，在更深一层，他谆谆告诫那些过分乐观的人士（冷战之后不乏其人）：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经济对其自身困厄与危机的胜利，可能都不是必然的，而属于不可预估的险胜。海尔布朗纳强调，问题的症结所在，是市场机制本身总要带来大大小小各类问题，而其中真正严重的，市场机制自己并不能根本解决。
海氏的讨论引向两个有意味也有争议的论断：其一，“资本主义”为了生存，结合上述条件，会生成许多不同的种类，即多种资本主义；其二，市场机制往日的胜利既不意味、也不保证以后的胜利。考察未来的资本主义，也因而有长期与中短期的分野。
《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一书重温了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四位理论大师——斯密、马克思、凯恩斯与熊彼特所作的思考。与一般学者心目中的形象可能不同，斯密尽管礼赞市场机制带来的可观自由与全社会生活水准的普遍提高，但对其远景的前瞻，却相当悲观。资本积累的惯性总要在什么地方根本终止，社会永久分工造成的底层退化与人口的增加，最终可能会吞噬停止增长的财富，侵蚀多数人的高尚品格。马克思对社会发展持进步、乐观的看法，对大工业的发展尤其投以青眼，但他对资本主义的恶性竞争与劳资两方的阶级斗争，持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进而提出资本主义终将在危机与革命中，被全新的社会制度取代。凯恩斯不懈地抨击市场机制的种种弊病，特别是大量人口永久失业产生的问题，但他怀疑社会革命，相信政府计划干预的正面效果可以一回回医治那些弊病（他因而大致属于中短期分析悲观，长期前瞻乐观一族。熊彼特目睹了斯、马前辈未遇的技术-社会巨变，理解那些“创造性的破坏”，因而对资本主义应对中短期纯经济困境颇有信心，但对其长远社会影响，则异常警觉，认为这种（工具）理性不仅在历史上破坏了许多文化与体制，也终将破坏自身源出的文化与体制，直至最后自身解体。他本人毫不怀疑，这套制度最终被一种近似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至于如何取代，自是语焉不详。
海氏的看法可以说是希冀集四师之大成，并就眼前现实，作出相应修正。他的言辞颇为谨慎，简言之，资本主义及其市场机制，将不断经受自己造成的、超出“看不见的手”自调能力的挑战，它的发展有赖于政府的计划干预与科学技术的或可预估但难于把握的突破。作者“不是预言”的估计是：未来的世纪，“我们的子孙，和子孙的子孙”很可能是继续亲历各式各样的资本主义试验，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在形形色色试验中，或瓦解或转化或（暂时）解救这套机制的力量，很可能都来自市场机制中最不确定的因素——技术进步。从长远看，他认为，人类行为全然依赖受制于经济机制的这种社会秩序，总会被改写。
《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的缺陷也相当明显，读者只被示以资本主义经济—政治间的互动，且出问题的总是市场，政府干预则总是正向，这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对政治以及文化对经济的影响（举例说，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不存在工会、教会、女性运动、知识分子、环保组织、少数族裔种种社会压力集团而纯由政府出于理性理想而主动出击干预下的美国经济）。事实上，现实的而非理论上的资本主义很可能早就“不纯”了——乘势再读《极端的年代》，对此问题，会理解更深。
与上述两书不同的是，《极端的年代：一九一四——一九九一年世界史》是全面正视、反思二十世纪历史变迁的重彩丹青。作者是一位本世纪初出生的长者，是往事的见证，也是学界的巨擘。这本凝集哈布斯堡教授一生心血的作品所浸透的沉重历史感，令我几次掩卷，又欲罢不能：实在不忍、又忍不住去试着体会高龄学者世纪回眸的心情。当读至作者追忆，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日纳粹党魁希特勒上台的日子，不仅是一个人为设定的时刻，也是“柏林一个冬日的下午，一个十五岁（的男孩），与妹妹一起放学归家，在路街上读到的头条消息”时，我深深倒吸一口凉气，感到了刺骨莫名的寒潮。当老人在五味杂陈的回想中少歇，大约用颤抖的笔写下“要努力理解（这个世纪的）历史，虽然这不意味着宽恕”时，我只有无言地合上自己的双眼，让思潮翻滚，让理智与感情自行厮杀，而不愿睁眼看清最后的战果。
二十世纪的历史，属于本世纪的人群中，有谁能负起它的重荷！这个人类历史上养育了最多人口，赋予最多人以理想，动员了最多人去斗争，也断送了最多人性命的世纪，是一两个人、一两本书能讲清楚的吗？
然而，人们不应忘记这个即将消逝或（依哈布斯堡的说法）已经遁去的世纪。本书的作者，以浑然天成虽说不是无可摇憾的权威性，讲述起世纪的故事：它不是整整齐齐的百年一块；它的前头原有另外的故事（建议参看哈布斯堡的本书姐妹篇《革命的年代》与《帝国的年代》），一个我们可以叫做“自由资本主义”的辉煌时代，其终结因素可以讨论许久，但总之是伴随着文明史上惨烈的一幕——第一次世界大战完成的。我们许多人已惯于批判的若干极权体制，正是建立在硝烟密布的资本主义废墟之上，是在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收拾残局”。
德、意、日法西斯体制于今日看来，无疑是人类文明的怪胎，但如果在六十年前写历史，会有人认为这是趋势，是正朔。在一九一七——一九四二年间，绝大部分原来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民主政治的体制，在严重的问题面前纷纷冰消雪化，法西斯体制则似雨后春笋，成长壮大。作者提醒人们，只是由于共产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结盟，才挽救了民主，也“只有红军”才能最后战胜希特勒德国。二十世纪的最大讽刺，就是这两个主义的历史性结盟结束了人类文明最大致命毒瘤，而它们却又在胜利之后死死对局，上演了另一场持久，僵硬、极端、残酷的悲剧——冷战。
几乎同样讽刺的是，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这个以推翻全球资本主义为使命的政体，不仅是在关键时刻，也是在根本意义上“挽救了资本主义”。它不仅以强有力的政—经实力正面击溃了法西斯强敌，以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动力，使它能够减少失业，增加福利……并得以把本是一盘散沙、分崩离析的资本主义民族一国家，团结起来。哈布斯堡指出，正是由于“大敌当前”，自由资本主义开始致力于改革，其结果，是其三大宿敌：贫民窟、法西斯、与彼此间的争斗或则削弱，或则消遁。在此情形下，资本主义才进入了一九四七——一九七三年间“连它自己也未想到的”黄金时代，并孕育、降生了人类文明历程上史无前例的、继农业和工业革命后又一次社会转型，而冷战，正是在这个社会转型中寿终正寝。
历史的广角镜，有时宽到常人难以想象，也因而难以忍受。哈布斯堡的目力，也许需要我们用时间来追寻。老人认为，评价一个政体，特别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政体，不似人们以为的那么简单。他指出，十月革命所建立的体制，无论有多大问题，也无论其自身局限或苛刻的国际环境如何，也无论最后总的评价是什么，它曾经拥有的长期与巨大影响，像加速器一样，直接大大促进了落后农业国家的社会转型，也间接推动了改革着的资本主义进入黄金时代，加速其导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而渐渐进入后工业社会的世界终于渐渐认识到，人类许多重大问题（贫困、战争、人口、资源、能源、环境……）原是不分你我的，而资本主义体系此时早已不是十九世纪的“光辉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在柏林墙的戏剧化镜头上演之前相继开始了自身改革，“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保加利亚与资本主义厄瓜多尔相互之间，比各自三十年的过去，共享更多相同的东西”。这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其意义原是耐人寻味的。
《极端的年代》的作者结论说，苏联体制的坍塌，并不是“一个敌人失败了，一个主义胜利了”这么样一个简单游戏的结局，它标志着人类开始收拾思想，汲取教训：它标志着文明史上起自一九一四年，止于一九九一年的一个“极端的年代”宣告退场。在逐渐缩小的地球村，逐渐加剧的全球问题面前，“主义”即意识形态之争已逐渐失去意义。多少年后的人们，看待二十世纪这段历史，将如同我们看待“十六——十七世纪的宗教战争”相当。
这种结束并不是轻松的，因为人类近几个世纪的“技术一科学”经济的进步，已经强大到可以摧毁人类、也可以摧毁人类生存环境的地步，而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今日也已岌岌可危：“我们的世界冒着爆炸与坍塌的双重风险。它必须改变：“我们不知我们正向何处去。我们只知道历史把我们带到了这一点……然而，有一件事则很明白：如果人类有一个可以辨别的未来，它就不能是过去与现在的延续。如若我们试图在（现在）这样的基础上建设第三个千纪年，我们将会失败。而失败的代价，就是说，一个变迁社会的被置换，将是黑暗”。
读完这几本西方非主流的思想著作，我知道我很难在学术意义上加以公式化的褒贬，无论是证明还是证伪。这里可以表述的，仅是我心底的感觉。三本书中所表达的事实、观点和分析不尽一致，但情理相通的关切却撼动人心。我以为，用我自己的话说，这些关切至少可包括：
——无论什么主义涨潮，不做违心“因大失小”之事，为了大大的主义，牺牲人类的小小良知：该讲的要讲，该做的要做（感自《第五百零一年》）；
——一人一事当前，忌以一个主义标签贴完了事，主义中可能有很多主义，主义外可能仍有问题，人、事的遭遇可能有很多种情况，以标签代替分析思考，是懒惰，更是愚蠢（感自《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
——口头的说法是纯净简单的，现实的世界则是交织交错的，作为运作系统而非意识形态的“主义”之间，很可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为设定的泾渭分明和两个极端不仅可能迷失事实本质，而且还会遗患无穷（感自《极端的年代》）；
——一个体系，一种局面，一套思路，在经过批评而调整而改进后，其调整改进后的状态，与人们在先对其给予的批评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没有逻辑矛盾——批评的正当性无可否认（感自三本书）；
——改变极端、偏执、以喧嚣代替思考的局面需要智慧，需要勇气，有时也需要时机（感自三本书）
世纪之交，也许主义之战一时还难于停火收兵，所以我们说到“告别主义”时，还是谨慎地在末后打个问号为好。但不论如何，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从理论上到实际上拿来了无数主义，我们需要保持这种开放的精神，同时也要坚持深刻而非浅薄的分析批判精神，剔除极端年代的极端通病。这或者可以减少、规避某些人为的灾难，于国于民于人类，都将是有益的。
Year 510:The Conquest Continues,by Noam Chomsky,South End Press..Boston,1993,33lpp.21st Gentury Capitalism,by Robert Heilbroner,W.W.Norton Company,New York,1993,173pp.The AgeofExtremes:AWorld History 1914-1991,by Eric J.Hobsbawm.Pantheon Books,Ramdom House Inc.New York,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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