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会不会被抛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会不会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导言
“农民会不会被抛弃”这个问题的提出，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实实在在的问题。如果农民被抛弃了，那么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呢？我想不会是歌舞升平吧。该是研究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首先，须对“被抛弃”的含义做一解释：其一，它是一种心理感受，即被排斥感；其二，它是一种存在状态，表现为地位低下，处于现代化发展的边缘，即边缘化；其三，它是相对于特定对立面的，具体到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在收入、知识、待遇、福利等方面的差距过大，其本质是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的弱化或丧失、发展空间的狭窄。
其次，我们认为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双重背景下，农民的发展能力由以下几种能力构成：资本积累能力、知识获取能力、权能信息获取能力。其中，资本积累能力是最根本的发展能力。农民的发展机会（这里我们主要是指争取平等的国民待遇的实现），主要取决于制度堡垒的打破和农民集体动员能力的大小。农民的发展空间，主要是指在人多地少的国情制约下的出路究竟有多大。
再次，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我国的农民尤其是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已经被抛弃或有极大的可能被抛弃，从而成为我国现代化发展的沉重的尾巴。这也是“三农”问题为什么引起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本文中，我们主要从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农民的发展问题；当然对现状的描述也是必要的。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按照发展能力、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的顺序来展开论述，其中重点分析资本、知识、教育、政治权力、集团动员等因素，但同时这些方面和因素又是相互影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资本积累能力
资本积累能力是最根本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能力。农民的资本积累能力取决于农业剩余和外部输入。而农业剩余＝农民收入－农民负担；外部输入主要有国家财政支农和贷款。所以我们将从4个方面来衡量和分析农民的资本积累能力。
1.收入能力。先审视一下农民收入的现状。主要看收入增幅和城乡收入差距两方面。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1)近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民收入增幅连年下降（注：秦星：《增加农民收入问题讨论综述》，《新华文摘》2001年第8期。），“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负增长，1998年收入为0的农户比例为16%，而1999年这个数字更进一步扩大，收入为0和负增长的农户数量居然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五点多”（注：王建：《如何认识当前的“三农”问题》，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2001年7月25日。）；一些地区返贫现象严重。(2)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据世界银行的修正值，1995年城乡收入比为4:1，到2001年3月为5:1左右（注：参见《经济展望》2001年第8期，引用赵人伟教授的观点。）。现状如此，客观存在了的。我们的着眼点放在农民今后的收入能力上。
有一点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就是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在这个基本国情的制约下，农民无论“向内”即在家务农，还是“向外”即外出打工，发展的空间都是很狭窄的。如果小农经济——一家一户耕种一小块土地——还继续存在的话，再怎么挖潜都将是徒劳的。正如许多学者提议的那样，可行的出路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按照是否转移（迁徙），我们将农民分为在家务农和外出打工两部分。
对于在家务农的农民来说，他们收入的途径主要有：(1)规模经营；(2)农业产业、产品结构调整；(3)融入“公司＋农户”的所谓农业产业化之中；(4)农业技术创新；(5)农产品价格上升。对于(1)，理论上虽然讲得通，但仍需要两个条件的支持：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的力度要充分大；二是土地私有或农地有偿转让制度的形成。这两个条件只在少数地区如江浙一带有条件具备，其他地区还差得远。对于(2)，有一定的潜力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并非说要调整就能调整的，比如一些地区只适合种植某种作物，如果硬要种植另外一种不适合当地气候条件的作物，无异于自讨苦吃。“南橘北枳”当是历史经验。对于(3)，尽管在一些地方农业产业化搞得好，但这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所谓的农业产业化实质上就是工商资本投入到农业领域。在市场条件下，资本所有者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他不可能盲目“搞派对”地将资本投入到没有效益的地方。不适合农业产业化的地方，他是不会关心的，而适合的地方又不多。对于(4)，面对广大分散的农户，如何推广是一个难题。我们不是没有好的农业技术，而是难于推广。再说，技术转让是要支付成本的，且不论单个农户能不能付得起这笔费用，有没有必要都成问题。只要劳动力有剩余且转移不出去，何必用技术替代劳动？对于(5)，由于我国已经加入WTO，农产品尤其是一些常见的如玉米、小麦、大豆、棉花等价格上升的空间几乎为零。对于上述五点，我们都不以很乐观的态度来看待，并不是说农村的人就不能致富了，农村就不前进了。我们只是强调一点：他们收入的能力在现有的环境制约下，是十分有限的。
那么，收入途径只有打工一条，即工资收入。然而，这条路又是何等的崎岖？首先，户籍制度的障碍。这一点将在后面“制度歧视”的讨论中详述。其次，行业进入壁垒，这里主要指的是学历或是说知识壁垒。我国农民的整体素质差、文化水平低，这是事实。即使是户籍制度取消了，广大的农民工也只能从事一些服务业、建筑业、小商业。因为你知识积累不够，进不了报酬高的行业和部门。而在上述的那些领域内，又会由于人多（加之城市下岗工人），必然使劳动力的价格被压低。突破知识壁垒取决于农民的知识获取能力，而这种能力又是多么的有限。
2.减负能力。农民负担非常重已是众所周知，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赘述。本文用举例方式来表述我们的观点。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农民负担越减越重的政策失败怪圈。这里我们不讨论农民究竟被拿去多少钱。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农民快被那些负担压死了！问题在于造成这个怪圈后面的原因。在后面的关于权能信息流通结构的讨论中，会发现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的原因主要有：农民知识的匮乏、基层政权和地方恶势力的相互勾结以及愈演愈烈的腐败。不改变这些作为原因的现状，农民负担就不可能减下来。而改变现状又是多么地艰难！有学者指出：我们已经丧失了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优势（注：王金洪：《改革以来我国农业政策变动与农民利益的相关分析》，《开放时代》2001年第7期。）。中央对地方是一种软约束，到了乡镇一级政府，更是天高皇帝远。一些地方官黑勾结、鱼肉百姓的事层出不穷，不能不令我们担忧。
3.融资的能力。市场条件下资本是趋于收益高的领域流动的。我国的农村金融组织，如“农村基金会”“信用合作社”面向农民的金融服务呈收缩趋势。农民的存款纷纷向城市集中，而同时农民却告贷无门，就是传统的生产和生活小额借贷，也与农民无缘。资本是嫌贫爱富的。由于农业生产的低效益甚至负效益，再加上面对的是高度分散、高风险的小农，资本是不会进入农民手中的。但农民有时又必须借款，不得已只好求助于高利贷了。很显然，一方面借不到款，一方面又受高利贷盘剥，农民通过正常渠道融资的能力几乎为零。如果仅仅靠农业剩余，一个农民的原始资本积累什么时候才能完成？
4.国家财政支农。根据有关资料，20世纪90年代国家财政支农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1991年～1997年分别为10.3%、10.0%、9.5%、9.2%、8.4%、8.8%和8.3%；而同时期来源于农业的税收却大幅度增长（注：张晓山，崔志红：《“三农”问题根在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国改革》2001年第8期。）。一降一升，财政支农并没有带给农民多少改善经济状况的机会。即使国家加强对农业的投入又如何呢？面对“高度分散的2亿多农户到底应该投给谁，怎么投才能投到那些真正需要的户？事实上这些年政府增加投入的结果是，投入大多数下达到有关部门，转变为部门收益和乡村基层负债的增加”（注：温铁军：《三农问题的认识误区》，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2001年7月31日。）。
知识贫困和教育的不平等
“知识”无疑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在中国追赶工业化又必须超越工业化而迎接信息化、知识经济来临的背景下，知识愈显重要。那么，农民尤其是他们的子女的知识状况以及获取知识的能力和途径又如何呢？
胡鞍钢的研究表明：我国的知识贫困状况存在着严重的城乡差异，农村地区的知识贫困状况比城市严重得多；存在着严重的地区差异，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是知识贫困状况的重灾区（注：胡鞍纲，李春波：《新世纪的新贫困：知识贫困》，《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也就是说，农民，尤其是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处于严重的知识贫乏状态。那么他们改变这种状况的能力有多大呢？与前面的分类相同，我们仍将农民分为在家务农的和外出打工的两类分别进行分析。
在家务农的人大多知识文化水平低。寄希望于他们身上并无多大意义。他们只能一辈子呆在农村，自生自灭了（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少数有文化的农民的存在，但占主体的是文盲）。我们把目光转向农家子弟。他们接受知识的最主要的途径就是接受学校教育。首先看义务教育状况，然而并不乐观：一是由于学杂费高，学校乱收费，很多学生读完小学就辍学了。读不起书的现象比比皆是。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普九”检查。很多地方的学校都是临时雇人当“学生”，一天给这些“学生”多少钱（注：我的家乡就是这样搞的。）。所以，尽管表面上“普九”达标，其实学生流失何其严重！二是城乡二元教育体制造成城乡教育的严重不平等。1986年9月11日颁发的《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其中第22条意见规定：“城镇，凡国家举办的中小学新建、扩建、改建校舍所需的投资，按学校隶属关系，列入主管部门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并予以照顾。农村中小学校舍建设投资，以乡、村自筹为主。地方人民政府对经济有困难的地方，酌情予以补助。”也就是说，城镇中小学属于由国家举办的学校，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建设，农村中小学则是农民自己的学校，由农民自筹资金兴办。制度设置造成的教育的起点的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平等。当一个农民的子弟还不知道电脑是什么时，城市的孩子已经开始上网了。无论从校舍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师资的配备来说，农村的教育和城市的相差至少在一倍以上（注：顾海兵：《中国高考制度批判：计划经济式的考试可休矣！》，《中国改革》2001年第10期。）。
其次看高等教育。且不论高校招生上巨大的城乡差别（注：杜润生：《给农民国民待遇》，《中国改革》2001年第10期。），即使一个农家孩子考上了大学，能否供得起就是一个大问题。自从1997年高校收费并轨以来，学费连年上涨。一个一般的农村家庭根本供不起一个大学生。我们采用200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并做一定的计算）来说明。1999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为2210元，则人均可支配生活消费现金（用于2000年）＝2200元－除农业税以外的负担200元（注：纬恩：《教育经费：应投向何方？》，《中国改革》2001年第10期。作者估计1998年除农业税外的农民负担为1612亿元。我们据此推算人均负担约为200元。这是保守的估计，1999年肯定不止200元。）－生产性指出660元（2200×30%（注：陈锡文：《农民增收：“九五”留给“十五”的最大课题》，《前线》2001年第4期。他认为目前农民纯收入中，用于生产性支出一般占30%～40%。我们取30%。））－自留口粮折合200元（注：据我的家乡及其我们对来自河北、湖北、四川、贵州、江西等一些省份的大学生的调查。）＝1150元。一个农民家庭（假设三口）可支配收入就是3450元。2000年的高校学杂费一般都在3000～4500元之间，住宿费在500～1200元之间。对比即可得结论：一个一般的农民家庭即使拿出所有3450元也供不起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杂费。进一步分析各个省份的每人纯收入我们又发现：人均纯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省有7个，1500～2000元的有5个，2000～3000元的有12个。而这些省份的农民人口却占全国农民总人口的77%左右，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总人口的63.91%（第五次人口普查），那么这些省份的农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约是49%。这说明全国有一半的人上不起大学。另据徐斐以1999年底农村居民储蓄额测算（1999年底农村居民储蓄额约为1.4万亿，平均每位农民的储蓄仅为1500元，三口之家4500元（注：徐斐：《高校高收费：福耶，祸耶——高等教育收费政策的实证分析》，《社会》2001年第7期。）），得出了和我们同样的结论。农民不增收，而学费却连年上涨；一个农家孩子即使考上了大学，家长也只能“望学兴叹”！
外出打工者以青壮年农民为主。他们中的许多人头脑灵活，接受新鲜事物快，不乏从打工仔（妹）成长为出色的人才。他们的发展主要靠的是“素质”，包括知识、社会经验、勤劳耐苦品质等在内的综合体。他们不仅仅为了生存，同时也是为了发展。考虑他们的受教育状况，主要是从制度层面来进行的。因为接受学校教育的可能性很小，主要受教育的途径于是只有“向社会学习”，但现存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他们学习先进东西的机会。这在后面再详述。那么他们的子女，即所谓的“第二代移民”的受教育机会有多大呢？吕绍青等人的调查显示了城乡差别下的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情况（注：吕绍青，张守礼：《城乡差别下的流动儿童教育》，《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4期。）：一方面教育严重匮乏：(1)适龄儿童入学率低，不能在可接受教育的年限及时入学；(2)孩子随家长四处流动，其中许多人有过辍学的经历；(3)流动子女失学情况普遍。另一方面基础教育的边缘化，引用作者的原话：“流动儿童基础教育被排斥在城市和乡村的教育体制之外，而被迫以体制外的自发的市场化方式来解决，而市场化的教育提供和有效需求都处于严重匮乏的状态。造成流动儿童教育权利的缺乏。”这里特别提一下教育垄断。他们的孩子入收费低的私人学校，这些学校往往遭到当地教育部门的“枪毙”；入公立学校则要交纳上万元的“借读费”和“赞助费”。可谓入公入私俱难矣！从两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农民及其子女在接受教育上是处于非常不平等的地位，面对农民的教育资源是相当贫乏的。
权能信息获取能力
先让我们看一个例子。江西《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印刷了一本增刊，该增刊搜集了各种中央有关农业政策的红头文件，让农民据此掌握哪些属于中央规定要征收的税费，哪些属于乱收费，名之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手册》。结果该增刊却被当地政府当作“反动刊物”，该杂志主编只得流浪在外四处躲藏。这个例子反映了什么问题？说明了农民知情权的被剥夺，反映了农民获取权能信息能力的缺失。
权能信息是指控制、调节、协调全社会生产的文化信息，广义上讲一切具有流动的单方向性的文化信息，都属于此类信息。比如国家的法律法规，政府的政策法令，经济宏观决策等等（注：黎鸣主编：《中国的危机》，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它是一种重要的信息资源。它的获取意味着知情权的获取，为进一步做出反映和决策提供信息基础。拿上面的例子来说，农民们知道了哪些费该缴、哪些费不该缴，就会做出该缴什么、不该缴什么的决策，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由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是集权型的，而权能信息的传递是单方面的，必须要经过多个环节（各级政府），并且信息通道狭窄。比如中央的政策往往是采用文件下发的形式，一级级地向下传达。这就有很多问题了。在每个环节都存在类似“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状况，只要在每一个环节做一点小手脚，比如说某一级政府将上级政府的决策改动一下、隐蔽一点，下一级政府再改动一点，到最后，这个政策就变样了。有令不行、有法不依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成本太高。中央政府监督得了省一级政府，到市一级就弱了，到县就基本管不了，到乡镇天晓得怎样了。欺上瞒下能屡屡得逞就是由于权能信息通道关口被一些追求自身利益的人控制了，好政策下不来，坏消息上不去。所以一个对农民有利而对一些官僚不利的政策连续过几道关口，到头来要么“消失”了、要么变样了。再加上农民文化素质低，缺乏直接接受权能文化（如看报、上网查询等）的能力，即使知道什么政策，也只知道一个大概。农民负担越减越重的政策失败怪圈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获取权能信息能力的极度缺乏。权能信息，尤其是一些有利于农民的政策、法令被大大小小的官僚垄断，农民就只有受欺负的份儿了。
制度歧视
“当今中国社会中有哪些国民待遇最不平等？歧视性的城乡两种身份户籍制度是中国国民之间的最大不平等”（注：仲大军：《中国社会内部的巨大冲突——户籍分别》，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此言对极！户籍制度像一堵无形的墙，将城乡分割开来，它带给农民的最恶劣的影响莫过于发展机会的狭窄。
1.“农民”身份先天性地低人一等。“农民”二字只和“卑微”相联结，世人就是这样给农民定位的。因此，无论一个人干什么事，只要他（她）是一个农民，就免不了要受歧视。被排斥感由此而生。天然地处于“身份”劣势的农民想出人头地是非常困难的。
2.制度剥夺、“劫贫济富”。回顾历史，户籍制度为主的一系列政策的最初目的是利用农业剩余发展重工业和城市经济。1952～1990年，我国农民通过“剪刀差”，为国家和城市提供了高达8708亿元的资金，平均每年223亿元（注：李佐军：《中国的根本问题：九亿农民何处去》，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版。），这严重削弱了农民自身的资本积累能力。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可以容忍这一“剥夺”行为。但到了市场经济的今天，这个制度依然在发挥着“劫贫济富”的功能，就让人难以容忍了！进入90年代，城乡差距急剧拉大，本来已经相对贫困的农民还被“非法剥夺”，其资本积累的能力能有多大？
3.农民无法融入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系统中。近几年，虽然放宽了对农民流动的限制，因此“民工潮”得以出现。但是他们却始终难以融入城市的发展系统，尤其是先进生产力系统中去。这固然有农民文化水平低等自身的因素，但不可否认农民有大量的发展机会被户籍制度限制了。我们可以看一则材料：从1996起北京市劳动局每年发出通告，公布限制的行业和工种。从1996年的15个增加到1997年的34个、1998年的36个、2000年的103个（注：蔡昉：《为什么城市持续歧视外地民工？》，《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6月23日。）。被挡在这些行业和工种之外的主要对象就是农民。职业选择的缩小，极大地影响农民的发展机会。有一点应注意：在现有户籍制度背景下，农民工的流动是分散的、无序的，处于一种“漂泊”的状态。农民“在输入地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没有被当地管理部门纳入现代化生产者的训练范围”，因而“他们很难转化为训练有素、有技术、具有现代化观念的工人队伍”（注：姚国宏：《漂泊的命运》，《读书》2001年第1期。）。试想农民工面对的工作多是体力活，收入低不用说，最重要的是他们因此而失去了分享现代化发展成果（先进的文化、信息、技术、方法等）的机会；难以融入先进的生产力系统，意味着农民的“素质”永远也提不高！他们也只能充当“边缘人”的角色了。其实农民的创造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完全有可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只是由于农业户口这一堵墙，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就被扼杀了。
集团博弈的失败者
户籍制度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利益关系。这个不合理制度取消与否取决于它所涉及到的两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结果。这两个利益集团，一个是农民群体，另一个是城市居民，“包括人数广泛的工商企业家、企业员工、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等”（注：骆峰：《中国农民需要自己的集体行动》，《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7月6日。）。我们知道城乡差别的受益者是城市居民，受害者是农民。城市居民为了维护他们的工作岗位、福利、安全等既得利益，是倾向于不让农民进城的。但农民是倾向于进城的。这两个集团的力量对比如何呢？
力量的强弱并不取决于绝对人数的多少，而是取决于利益集团的整体力量。城市居民虽然相对于农民是少数，但由于他们居住相对集中、易于联络、信息收集的渠道广泛、搭便车行为易被察觉，容易形成集体行动；何况他们还有这样那样的团体组织，所以“改革以来发生在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城市居民对于自身利益的表达和寻求动力加强了，渠道拓宽了，更容易被反映在政策之中”（注：蔡昉：《为什么城市持续歧视外地民工？》，《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6月23日。）。相反“在我国农村，由于人口众多，居住分散、交通通信手段不发达，因此各地农民之间相互依赖性差，难以克服搭便车问题”（注：骆峰：《中国农民需要自己的集体行动》，《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7月6日。），难以形成集体行动，整体动员力量自然不大，所以才有“农民不善合”一说；再加上他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低下，缺乏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尽管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却依然是失败者。
分析至此，主要的部分已经叙述完了。当然影响农民发展的因素并不只是我们提及的这几个，不过我们所分析的是其中最重要的。需要说明的是：第一，上面所列举的几个影响农民发展的因素，总体上我们只是分析了它们作为相对于农民个体的环境之意义上的那些方面。勾勒了一幅限制、束缚农民发展的有关制度、体制、政策等联结在一起组成的简明的图画。至于农民自身的状况，如文化低、思想保守、目光狭隘等，很少或是基本没有谈。因为我们认为通过农民的发展环境的改善，如受教育机会的拓展、平等国民待遇的实现等，他们自身的弱势地位是会改变的。因此我们将讨论的重点放在农民的发展环境上。第二，构成农民的发展环境的诸因素的相关性是相当大的。比如说农民收入低，就会影响他本人及其子女受教育的程度；知识贫困又影响农民的收入能力；制度壁垒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机会，发展的机会的缺乏又会影响他们获取“素质”的能力、增加收入的能力等等。因此，虽然我们在形式上是分开讨论几个因素的，但事实上它们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存在的。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其他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回答“农民会不会被抛弃”的问题，不仅要一个一个因素的分析，还要从总体上考察。
结语
我们看到，在所注意到的几个方面确实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障碍在束缚着农民的发展。那么是不是说他们就一定会被抛弃呢？实事求是地讲，已经有一部分农民被抛弃了。问题在于会不会发生农民群体继续被抛弃的事。如果这样的事发生了，现在的回答就是：他们一定会被抛弃；如果没有发生，回答就是：不会。未来是不确定的、不可测的。但部分地，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现在农民的发展环境不改善的话，他们必定被抛弃，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观点是悲观的。如果农民的发展环境能得到充分的改善，比如户籍制度改革等，农民也许不会被抛弃。这就是我们得出的最终结论。
标签：农民论文; 中国改革论文; 三农论文; 农业论文; 城乡差异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经济论文; 农村论文; 城乡差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