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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新从1982年开始发表小说，十数年来，他的创作由短篇扩展到中篇、长篇，由军营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由现实题材扩展到历史题材，构筑起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艺术世界。审视这些作品不难发现，作家对人物性格复杂性的关注、透视、开掘，是一以贯之的。可以说，通过对形形色色的人物性格塑造去揭示生活的繁复纷纭，正是周大新小说创作的一个突出特色。
一
创作初期，周大新虽以《街路一里长》、《“黄埔”五期》等作品引起了文坛的注意，但更为鲜明地体现其创作特色的无疑还是稍后的《汉家女》、《小诊所》等。这两个短篇在透过庸常甚至是琐碎的生活展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方面，称得上具有独到之妙。《汉家女》写的是一个部队医院的护士长从参军到赴前线参战直至牺牲的故事。女主人的塑造完全不靠类似的英雄色彩去涂抹，只是用几个近乎细碎的生活片断进行素描，便于平凡乃至平庸中见真情。汉家女的所作所为始终是极富个性的，这个既无权又无钱的普通农村女子，居然靠着指责加恐吓接兵人的方式穿上了军装，办法虽然不怎么光明正大，却显示了她改变人生命运的刚强和对不正之风的愤恨和篾视；入伍后，身为医务工作者的她居然又帮助别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事情虽然做得不对，受到了处分，不无愚昧，但见率真……汉家女的一切就是如此平凡却又与众不同，包括她的牺牲也是身在战场却不是因为战争而是因为车祸。作品这样描绘，便在平淡的人生旅途上凸现了人物的奇崛性格，这在同类题材的创作中可以说是很不多见的。《小诊所》笔触所及，更是曲折跌宕，余韵袅袅。它通过部队复员的卫生员岑子的眼睛来看杏儿哥的小诊所里发生的一系列生活琐事。刚刚过去的那场战争，尤其是战友们在战场上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在岑子的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他时时刻刻以这样的记忆为标尺来衡量杏儿哥的精于算计、甚至是损人利己的生意经，心理上无论如何难以接受，处在矛盾失衡的状态之中，这里触及的是商品经济与传统道德之间的失调及其引发的心灵的苦恼。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并未停留在这样的价值判断上，而是既写出了杏儿哥的斤斤计较蝇头小利，又写出了他在别人家起火时奋勇相救身负重伤的义举，使在国人心态中尖锐对立的“义”和“利”浑然统一于一个人物的身上，从而赋予这个人物以复杂的性格。
1987年，周大新发表了中篇小说《走廊》和《铜戟》，作品的规模体式当然是增大了，但其立意和思路却依旧是在表现复杂性格中的人性美。关于这一点，可以在《走廊》中塑造得最好的人物形象景凌耀身上看得非常清楚。这部中篇围绕着云南前线我军某一阵地的失而复得展开故事，作品将师长景凌耀放置在各种矛盾的交织点上，进行了突出的刻画。阵地失守的消息传来，“景凌耀咚一下感到心脏停跳了，一团金星在眼前升起。失守了？失败了！我打了败仗？我怎么会打败仗？我怎么能打败仗？”景凌耀仿佛看到许多关心自己的人在摇头叹息，许多戒备自己的人在撇嘴讪笑。这里面固然有责任心和荣誉感，但显然也有不冷静的失态和患得患失的偏狭。就是在这种失常的情绪控制和支配之下，景凌耀才未能听进战友们正确的诤言，而相信了个别人看似支持自己的偏见，他用强迫命令的方式逼迫部队进行反击，结果只能是造成了更大的牺牲。然而，正是这更大的牺牲和对战友的爱使景凌耀幡然醒悟，他反省了自己指挥的失误和性格上的弱点，并知过必改，亲临前沿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侦察，经过周密部署，终于率领部队夺回了失去的阵地。按照“三突出”的创作模式，此人不是那种理想的“高大全”，但从现实生活的角度看，倒愈见其高大。
二
从80年代末期开始，周大新的小说创作主要转入了中篇和长篇，风格也由轻灵精巧逐渐趋向于沉厚凝重。他灵动朴实的叙述开始进入更为广阔复杂的人生领域，由于常常把人的命运同时代的风云变幻紧密地联结起来，故作品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展示也就更为细腻深刻，更加具有丰厚的历史感了。足以代表这种创作特色的作品，可以提到《紫雾》、《伏牛》、《走出盆地》、《有梦不觉夜长》、《向上的台阶》等等。
《紫雾》以河南邓州某镇的历史变迁为背景，描写了这里的周、龚两姓数代人之间的恩恩怨怨，表面看来两家人似乎水火不容，但在人性偏执狭隘上的共同弱点却使他们轮番遭遇着性质上并无二致的悲剧，或周沉龚浮，或周浮龚沉，他们都似乎是在一种可怕而又可悲的宿命中翻滚煎熬。《伏牛》写的是一男二女之间的感情纠葛，三个人自幼一起长大，关系纯洁朴实、天真无邪，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某种社会习惯势力的浸染，他们的心灵都从不同方面被或轻或重、或浅或深地扭曲了，爱与恨、情与仇交织在一起，痛苦和困惑笼罩在头上，他们就是这样迈入了成年！《向上的台阶》、《有梦不觉夜长》等作品也都是这样，它们所展现的也都是由于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人生悲剧。作家通过这些悲剧表达了对于某种人生状态的不满与控诉，并寄寓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就这一意义而言，我们应该着重提到的作品当然要首推《走出盆地》。这部长篇小说生动地记录了一个女人曲折的生活道路和痛苦的精神历程，贯穿始终的是一种不甘沉没、自强不息，勇敢地面对命运的挑战，敢于篾视失败的精神。作品的突出特点是，始终将这种精神放在复杂多变甚至是严峻残酷的现实生活中加以观照，在某种较为深广的时代背景下，着力透视这种精神欲求实现的艰难，于是精神追求不得不屈从现实状况，发生可怕的扭变，从而折射出了人生、社会的复杂性。
这部作品围绕着女主人公邹艾始而走出盆地、终而回归盆地的经历，讲述了她踏出的人生“三步”曲。自幼生长在“南阳盆地”中的邹艾，因生活极端贫困而失学，她本想通过拼命劳动来改变自己的境遇，但在那个“越穷越光荣”的时代里，这显然成为不可能。“文革”中的一次偶然机遇，使她得到大队“革委会”主任秦一可的“赏识”，当上了出力少、挣钱多的妇女队长，不料，秦一可却自恃有恩而奸污了她。邹艾在震惊之余，决心隐忍着痛苦去学医，并从而获得了参军入伍的机会，迈出了“走出盆地”的“一步”。境遇改变了，邹艾在新的起点上仍然想靠勤奋的工作和“熟得多的护理业务”，以求被提拔为护士，获得干部身份，但她很快发现事情远不是如此简单，一个人要想道路走得顺畅，仅靠工作好而不去送礼、走后门、找靠山，那几乎是难乎其难的。从此，邹艾变得冷酷凶狠了，不仅以庸俗的手段转了干部，而且忍痛割舍了远在老家的恋人，嫁给了军区副司令的儿子。在这个高干家庭中，邹艾也是使出浑身解数赢得公婆的欢心，并尝到了可以“左右他人命运的欢喜”。邹艾人生中的这个“第二步”，真是走得既得要领又违初衷，既轻易又辛酸。然而，随着公公和丈夫的相继去世，邹艾从生活的顶峰很快跌入了低谷，她的“第三步”不得不又踏回到了盆地之中。这时的邹艾与离开盆地时的邹艾几乎是判若两人了，她不仅能够不动声色地设下陷阱，报复秦一可那样的坏人，而且可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使用各种办法挤垮所有的对手，包括自己心爱的人，以使自己的小诊所占据垄断一方的位置。
综观对邹艾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出作家对人物的善恶评价和开掘。是的，邹艾变得不再那么善良质朴了，但这样的变化又不能全怪她自己，她是既迷惘又清醒，既被动又主动，既无可奈何又不得不然的。面对着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我们显然再也无法以传统的思维方式去作非此即彼、非是即非、非好即坏的简单梳理，我们是赞美她在逆境中的搏击奋斗？还是责怪逆境使她变得自私偏狭、不择手段？显然很难用一句简单的断语说清楚。这才是作品的深刻之处。作品在最后告诉我们，邹艾因受别人的陷害，她的诊所在一夜之间倒闭了，这个结尾似乎是对邹艾所走的人生道路的一个总结，无疑是发人深思之笔。
三
进一步分析周大新的小说创作，我们会发现，作品中对人物性格的扭曲、畸变的描写，常常同作家对于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文化心理的思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梦不觉夜长》中的粟温宝，受“官家”压迫落草为寇，专与“官家”为敌，但一朝大权在握他也同样成了压迫别人的“官家”。《走出盆地》中的邹艾，从小便晓得当官好，搂住她娘的脖子说：“我将来识字多了，一定要当官，当了官保证多挣钱！让你享一辈子福！”《伏牛》中的西兰幼时也明白做官胜似做事，当伙伴表示将来要养很多牛时，她立刻接口道：“你要养牛，我就要当队长！我要像荞荞她爹管你爹我爹那样管住你，让你听我的话！”作家的这种思索，发展到最近的《向上的台阶》，终于成为了作品构思的基调和主线，所展开的描写也就更加淋漓尽致了。作品以如何爬官争权这个问题为核心，叠汇了主人公廖怀宝半生的经历与心态，充分展示了一种在官本位文化土壤中生长发育出的畸形、变态性格。
廖家几代人都靠代人写柬帖书状为生，贫贱卑微的处境加上略通文墨的识见，使他们认识到只有做官才可以变泰发迹。廖老七曾多次谆谆教诲儿子怀宝：“只要有一点门路就去当官，这世道只有当了官才能不受欺负”，“所以你要记住，今后啥东西都可以丢，唯有这官不能丢！懂吗？丢了别的，只要你是个官，还都会再回来”。这不能不影响乃至决定廖怀宝的人生追求与行为准则，使他越来越变得每临一事都仅仅以做官、保官为取舍的尺度。土改后，因为乡政府需要有文化的人，廖怀宝便很容易地当上了文书，当他知道文书就是“官”的时候，简直欣喜若狂，原来的犹豫也就随之打消；廖怀宝做了镇长以后，对于为官之道研究得越发精通，“必须尽早摸准上级的意图，摸准后就回来赶紧把它变为现实，不管下边有多少怨言”，“农民想不通，就逼！”他就是这样地“带头”从合作化走到公社化，并坐上了副县长的宝座。浮夸风盛行的时候，廖怀宝带头虚报粮食产量，结果造成了大量饿死人的惨祸，事发之后，他为了保官，居然昧着良心把责任推给了别人；“文革”之中，廖怀宝做了五七干校的副校长，他意识到手下的许多干部可能将来会对自己的升迁有用，便不惜冒险主动“投资”，以换取更大的“利润”；“文革”结束后，廖怀宝果然因经受住了“考验”而当上了专区的副专员，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向省里的某一个官位进发了。当然，在沿着这样一个“向上的台阶”进行攀登的时候，廖怀宝的内心世界里也不是全然没有矛盾、痛苦，乃至愧悔、自责，但每一次心灵冲突的结果却总是以官位意识的取胜而告结束。当官高居别人之上，颐指气使令人产生的优越感，权力带来的舒适、安逸的生活，只要摸到窍门就升迁有望，根本不用操心费力地工作，这些都对廖怀宝产生了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作品这样描写，的确较为典型地揭示了“官本位”文化对人的灵魂的隐性腐蚀和慢性戕害。
为了更加充分地揭示廖怀宝的这一心态，作品中还用另一条线索描写了他所经历的三次婚事。他先是在父亲的启发下，后是在自觉意识的指引下，始终把婚姻同做官难分难解地扭结在了一起。在他的心目之中，婚姻已不再是爱情的结果，而纯粹是做官的需要。如果说，第一次为做官而抛弃爱情时，廖怀宝还能够感觉到某些痛苦的话，那么，第二次他就可以做到把爱情和婚姻剥离开来了，所以，他既能为有利于做官而结婚，也能为有利于做官而离婚，几乎是处之泰然，内心深处再也掀不起多大的感情波澜；而到了第三次，他则全然进入了为官位的晋升而结婚的自觉之中，至于什么爱情不爱情早已不在考虑之列了，他选中了一个寡妇，只是因为“她有一个哥哥在给省里一位书记当秘书”。至此，廖怀宝“快活倒是快活，他总感到少了一种味道”。少了什么？大概就是做一个真正的人的味道吧。
显然，在廖怀宝这个人物身上，寄托着作家对于某种历史文化的现实思考，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说：“中国太古老了，仅封建社会就延续了一二十个世纪，这长长的时代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产，可也留下了不少拖累我们前进的东西，而且后者正以它强大的影响力和改造力使许多新生的事情发生变异，使走过它身边的人发生变化。”从这一意义上看，《向上的台阶》等作品不正是具备一种警醒人心的艺术力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