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的制度创新、组织变迁和政策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制度创新论文,组织论文,工业论文,和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改革理论和实践的重大突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思想史上最大的理论建树之一。这一理论冲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对经济体制改革、产业组织变迁和政府经济政策的调整，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成为解放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逐步形成的时期，也正是中国工业走上持续高速增长道路的时期。从1978～1997年的20年间，有14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高达两位数，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所焕发出的巨大能量。
目前，中国经济总量的90%已经市场化。统计资料表明：(1)全国85%以上的生产资料价格、90%以上的工业产成品价格、95%以上的生活资料价格已由市场调节，国家计划管理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从5年前的1000多种下降到目前的30多种。国家控制的社会商品零售价格仅为7.2%。(2)企业所有制结构实现了多元化。国有经济在全国工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下降到28.8%，集体经济上升为44.4%，非公有经济由1992年的13.4%上升为30.8%。商业流通行业的3/4左右为非国有经济。(3)在20000多亿元的社会总投资中，国家投资仅占5%左右，各生产和经营单位已成为主要的投资主体，投资资源主要由市场机制进行配置。(4)全国30多万家国有企业中，绝大多数已实现了经营市场化，承担国家计划的只有10000多家。14000多家国有大中型企业中，1/3以上实行了公司化改革，国有小企业完成改制、改组的已达50%～70%。（注：《中国市场经济报》，1998年2月9日。）
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来改革国有企业，是又一次重大的理论突破。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初期，人们首先看到的是，原有国有企业制度的最大缺陷之一是机制僵化，把企业经营者“捆”死了，把企业职工的收入限制死了，企业没有自主权，也没有靠自己的努力来提高收入的可能，积极性受到挫伤。所以，改革思路合乎逻辑地瞄准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增加企业可支配收入这两个目标。但是，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国有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好解决。到了90年代，当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时，人们才终于认识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必须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深刻意义在于：我们不再谋求建立某种现代史上不曾出现过的企业制度，而是要选择已被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企业制度，作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至于哪种具体的企业制度更为有效，则可以大胆探索。而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史和现代企业发展史将成为我国企业改革主要的思想来源和经验之鉴，一切被证明是反映了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要可以为我所用。改革理论的这一发展，为改革进程的加速注入了新的动力。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新的理论突破又提上了日程。1997年，党的“十五大”对所有制理论和分配理论作出了新的突破。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利用，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当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公有制经济不但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这就要求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是改革中的新生事物，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对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非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分配制度，是深化改革、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十五大”在重申“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同时，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
二、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制度创新
在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中，最困难和最具关键性的内容是企业改革，主要是国有企业改革。90年代以来，“抓大放小”，配套推进，成为国有企业改革艰难探索的基本战略。目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在国务院确定的100户试点企业中，98户通过了试点方案，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另1户已宣布解体，1户被兼并。中央和地方政府确定的共2343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中，已有84.8%的企业实行了不同形式的公司制。国有经济战略调整迈出了新的步伐，企业联合、兼并和收购力度加大，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跨所有制企业联合有所突破。国有债务重组试点正式启动。全国“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由58个扩大到111个。企业集团试点有了新的进展，国家试点企业集团由55户扩大到120户。国有小企业改革已在面上铺开，部分省市已有一半以上的国有小企业实现改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由39个扩大到53个。上海市以整体搞活国有经济为中心，综合配套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新体制的雏型已经形成。深圳市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方面进行了全面探索，已基本建立起新体制的框架。绵阳市在推进两个转变上取得了突破，广州、泉州市对投融资体制改革进行了大胆探索，武汉、常州市在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西安、宁波市在债务重组上取得了进展。重庆市以成立直辖市为契机，进一步加大了综合配套改革的力度。通过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建立股份合作制、出售、转让和破产等多种方式改革国有小企业，取得较大进展。山东诸城、广东顺德、黑龙江宾县、四川宜宾等地进行了小企业改革的大胆探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1997年，河南漯河市的小企业改革又有新的突破，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地区之一。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程的突出表现之一是股份制的发展。目前，全国已有30.9万家有限责任公司，以国有企业为主改建或新建的有限责任公司上万家，股份总额约6000亿元，而按照《公司法》设立的规范的股份有限公司有4000多家，上市公司数量达745家。有101家企业发行了B股，筹集资金约40亿美元。有39家国有企业在境外募集股份并上市，筹集外资80亿美元。全国股份制企业从业人员已达700万人左右，有107家股份制企业进入全国最大500家工业企业，有62家股份制企业进入全国500家最大服务企业。
在企业改革过程中，股份合作制成为制度创新中出现的一个新生事物。相当一部分小型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选择了股份合作制作为企业改革的方向。尽管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倾向性问题，产生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矛盾，而且对股份合作制的认识还不尽一致，但是作为制度创新过程中的一种尝试，股份合作制受到了政府、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和鼓励。
各地的企业改革都大胆突破了所有制的界限，这不仅表现为一部分原先的公有制企业在产权制度改革中实现了所有者多元化，有的转变为混合所有制或非公有制形式，而且更突出地表现为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统计，到1997年底，全国城乡个体工商户达2800多万户，从业人员5500多万人，注册资金2500多亿元；私营企业80多万户，从业人员1000多万人，注册资金3700多亿元。私营企业迅速发展的一个突出事例是：1998年2月12日，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交易所上市发行，该公司是中国目前最大的私营企业希望集团旗下的新希望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是私营企业中的佼佼者之一。“新希望”的上市，体现了党的“十五大”提出的“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政策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标志着中国非公有制企业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
实行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企业资本结构的多元化有了很大的发展。据国家统计局第一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的资料，到1996年末，我国企业法人实收资本的资本金中，国有资本占51.1%，集体资本占21.5%，外资资本占10.1%，法人资本占10.8%，个人资本占6.5%。
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入，政企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政府基本上已不再对企业的生产、产品定价、物资采购、劳动用工、企业内部机构设置等进行直接干预，企业在投资、兼并、实物资产的处置等方面的决策权有了明显的提高。可以说，尽管至今政企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但是从总体上看，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已基本上得以落实，企业经营者决策权过小的问题已基本解决。
90年代中期以来，与企业改革极为密切的金融体制、投资体制以及银企关系也在进行重大改革。目前，中国的银行体制的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中央银行的调控方式也有了较大改进，加大了对金融特别是证券行业的监管和调控力度，采取了一些措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并提出了要着手建立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调控监管三个体系，进一步明确了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在投资体制方面开始全面推进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资本金制度和招标投标制度。股票、基金、债券等多种直接融资方式进一步发展，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增加。采用国际通行融资方式引进外资建设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体制和投资体制的这些改革使企业改革的环境进一步得到改善。
在积极发展国内融资和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一些企业还开始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积极开拓海外筹资的渠道。1992年2月21日，第一只B股（真空B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1993年，第一只H股在香港上市；后来又有了N股、S股，上市地从香港、纽约延绅到伦敦、新加坡，并正在向东京、悉尼的资本市场进军。通过B股、H股等的发行，共计筹得资金135亿美元，差不多占所有内地企业证券市场融资总额的一半。截至1997年12月31日，B股已达101只，H股39只，此外还有若干只N股和S股。（注：《上海证券报》，1998年2月20日第1版。）企业通过证券市场进行海外融资，不仅有效地吸引了更多的外资，也为国有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创造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三、产业组织和企业组织的优化
大多数行业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是9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基本态势的最主要变化之一。近20年来，在经济总量规模迅速扩大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的性质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也发生着实质性的变化。
在80年代后期以前，中国经济处于“短缺经济”时期，当时，宏观经济的基本特点是社会需求大于社会供给。企业只要能生产出产品，几乎可以不必担心销售问题，因为市场上绝大多数商品都缺货，企业很容易把产品卖出去。同时，国有企业的主要困难是生产动力不足，因为产品价格由政府管制，企业的工资、奖金也受政府的严格控制，企业多生产未必能得到更多的利益，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制约。因此，当时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政策意向是：政府向企业放权让利，刺激企业多生产，鼓励工人多干活。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价格逐步放开，企业的自主权越来越大，生产积极性越来越高。但是，企业的生产成本也不断提高（生产资料价格和工人工资的大幅度上涨），加之政府实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中国经济从80年代后期进入膨胀时期，直到90年代中期，通货膨胀一直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这一时期，通货膨胀率（以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衡量）很高，甚至两度（1988～1989年，1994～1995年）超过了经济增长率，1994年的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高达21.7%。在这一时期，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发展的滞后，使工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受到阻碍，当时，国有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经济秩序紊乱，导致企业生产活动难以正常进行，经济效益明显下降。
在90年代初的经济膨胀时期，部分工业品供不应求的状况就开始转变，尤其是在政府实行反通货膨胀的财政货币双紧政策之后，越来越多的产品出现了“市场疲软”现象。而到了90年代中后期（1996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平稳增长时期，越来越多的产品，特别是工业制成品，变得供过于求，大量的生产能力过剩。1997年下半年，根据对全国600余种主要商品供求情况的调查，供不应求的商品仅占1.6%；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66.6%；供过于求的商品占31.8%。（注：《经济日报》，1998年2月25日第1版。）在这样的供求态势下，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生产规模和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外国产品以及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大量进入中国市场，使国有企业同非国有企业之间，以及中外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趋于白热化。这时，国有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变成了竞争力不强的问题。许多国有企业缺乏有市场竞争力的“拳头产品”，产品销路不畅，库存积压，债务沉重，生产经营陷入困境。此时，市场竞争力强弱成为企业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许多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实际上就是其竞争力不强的反映。
进入90年代以来，为了争取生存和发展，各企业的市场竞争手段花样翻新：价格大战、广告大战、服务竞争、品牌竞争，……此起彼伏，愈演愈烈。企业间的商战硝烟弥漫、惊心动魄。而正是在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中，许多产业走向了成熟，其突出表现是：质量趋于稳定、价格趋于下降、利润率趋于平均化、规模经济的作用增强、产品更新速度加快、有些产业的上市产品的技术和质量水平迅速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在市场竞争中，一些企业成长、壮大起来，成为实力强大的优胜者，并且有可能进一步超常发展；而所有竞争力不强的企业都日子越来越难过，陷入越来越严重的困难之中。因此，企业间的兼并、收购、重组、破产，成为1997年以来的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1997年全国涉及兼并、破产的企业有2980家，其中，大中型企业占70%，涉及资产总额达4155亿元。总之，市场竞争的加剧，是90年代以来中国产业组织和市场结构变化的显著特点之一。不仅一般竞争性行业的市场竞争加剧，甚至一些在传统上一直垄断经营的产业（例如通信业），其进入壁垒也被打破。即使是一些垄断性行业（例如铁路运输），也开始感受到替代行业（公路与航空运输）的竞争压力。可以说，产业竞争，包括产业国际竞争，已成为几乎所有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无法回避的现实。
在市场竞争过程中，特别是在产业国际竞争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的产业集中度过低，企业规模经济差，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力。尤其是国有企业数量太多，平均规模太小，行业分布太分散。因此，有必要实施大公司、大集团战略。在这方面，政府的具体政策包括：选择1000家重点企业，组织实施大公司、大集团战略。扶持180家企业进行技术开发，每年向宝钢、海尔、北大方正、华北制药、长虹和江南造船厂等6家企业投入不少于2000万元的资金，用于技术改造，力争使它们在2010年进入世界工业500强。在资金筹措、技术改造、技术引进等方面采取倾斜政策，力争到本世纪末培育5～10家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大企业的行列。
随着产业组织和企业组织不断发生着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变化，中国工业的行业管理体制孕育着根本性的变革。作为政府直接管理工业的各行业主管部门已越来越失去了存在的必要，许多地方政府的行业主管部门已相继撤销，中央政府的各行业主管部门也正在酝酿进行彻底的改革。旧的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和管理体制将退出历史舞台，新的行业协调组织将发挥积极作用。而通过大公司、大集团的形成和发展来实现产业整合，将成为中国产业组织变迁的重要内容之一。
四、宏观调控体系的完善
1993～1995年，在中央宏观经济决策部门的有效运作下，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宏观经济的“软着陆”，通货膨胀率从1993年的21.7%下降到1997年的接近于0的水平（国家统计局估计，1997年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仅为0.8%，消费价格水平上涨率为2.8%，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低于100，12月份生产资料购进价格指数仅为99.60（注：《金融时报》，1998年2月4日第2版。）），经济增长率从1993年的13.1%下降为1997年的8.8%，即从1993年的高增长、高通胀，转变为1997年的高增长、低通胀。“软着陆”的实现，不仅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运作的一次成功表现，而且，是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的一次实践检验。从1993年以来，中央政府明确认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稳定币值，抑制通货膨胀，因此，必须坚决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而这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又不能以严重损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为代价。“软着陆”的实现表明，这样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正确的和可行的。特别是1997年下半年开始的东亚金融风暴所导致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等国的经济危机，也从反面证明了，1993年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坚决抑制“泡沫经济”的财政货币政策措施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宏观经济形势的稳定，在总体上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并不表明各产业和各企业都一定能够没有困难地顺利发展。事实上，经济体制越是向市场经济转变，市场需求就越是会成为产业发展和企业经营的“有效约束”。在市场需求约束的条件下寻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产业和企业必须面对的基本现实。
目前，中国工业发展的基本态势是：大多数的产业和产品的生产能力都大于或平衡于市场有效需求，国民经济处于一定程度的“相对过剩”状态，但是，实施一般的扩张总需求的宏观政策并不能使处于生产能力过剩状态的产业和企业摆脱困境。主要原因之一是工业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的矛盾十分突出，表现为工业发展缺乏新的增长点，现有的生产能力又没有继续扩张的市场空间。而如果放弃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则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的反弹，不仅使“软着陆”的成果得而复失，而且破坏整个工业发展的有利条件，甚至导致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失衡。因此，在现阶段，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控手段必须有新的作为：一方面，必须寻找和拓展工业发展的新增长点；另一方面，必须实现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的重新定位。
关于寻找和拓展工业发展的新增长点，目前，政府的政策意向主要是，(1)鼓励和支持发展电子、机械、化工、建筑等产业，使之成为支柱产业。(2)鼓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加快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升级，发展新的产业和改善产品结构。(3)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一方面，进一步改变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状况；另一方面，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形成引致需求，带动相关产业的增长。目前，特别受到重视的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之一是交通运输设施。另外，环保设施的投资建设也逐渐受到更大的重视。(4)加大居民住宅投资，同时，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进行有关政策的调整，促进住宅供应的市场化程度和扩大住宅需求的更快增长。(5)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扩大工业品的农村市场需求。(6)鼓励服务业的发展。(7)鼓励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支持产品出口。
关于实现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的重新定位，目前，政府的政策意向主要是：(1)改变产业结构政策主要靠政府审批项目进行产业“补短”和“填空”的方式，更多地通过市场竞争，由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来实现投资资源的配置。(2)将产业结构政策与区域政策结合起来，加大地区比较优势因素在产业结构形成中的作用。中央政府控制的投资资源适度向中、西部地区倾斜。(3)政府从主要直接实施产业结构政策，逐步改变为更多地注重实施有效的产业组织政策，包括：鼓励大公司、大集团的发展，提高产业集中度，实现更大的规模经济；规范市场秩序，形成各类企业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降低特殊行业的进入壁垒，打破垄断，鼓励竞争；改变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不同政策的做法，逐步形成各类企业平等竞争的政策环境，等等。(4)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实现资产重组，形成企业进入和退出产业的有效机制，以提高资产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5)在进一步实行扩大对外开放政策的同时，注重增强民族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扶持民族工业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并且，力求将引进外资同改善我国的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结合起来。1997年12月29日，国务院批准修订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鼓励外商投资、限制外商投资和禁止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作了调整，以适应我国产业发展的新情况。
总之，随着中国工业的发展和各产业的成长越来越趋于成熟，政府的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调控也不断完善。尽管目前中国工业在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和区域分布上还存在许多问题和突出的矛盾，政府所实施的各项政策也未必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是，明显的事实是：一个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和区域分布的基本格局正在逐步形成，政府的政策调控方式和调控手段也正在向着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方向转变并逐步成熟起来。
五、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前景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努力实现‘九五’计划和二○一○年远景目标，为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这个时期，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并且，特别强调了，“要坚定信心，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营状况明显改善，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到1998年，中国实行经济改革已经20年。今天的改革正进入攻坚阶段，旧体制的各种深层矛盾和新体制下出现的新问题，交织为各改革环节中的难点。攻坚阶段的改革难免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和经历一些阵痛。例如，国有经济未能全面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一些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下岗待业人员增加，社会就业压力加大；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重高，金融风险因素增加；收入分配关系不顺，调节手段不健全；特别是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又必然会引起破产、失业和贫富差距扩大等一系列新的经济现象，从而使经济、社会生活的不确定因素增多。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产业竞争的加剧，必须出现企业分化的现象，这主要表现在资源、生产能力和效益向少数优势企业集中，而多数劣势企业的生产经营日益困难。这种情况最明显地发生在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和洗衣机等家电行业，汽车、钢铁等行业也逐渐出现这种情况。以彩电、冰箱为例，行业前几名的少数大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达到50%左右，这些企业以市场扩张带动企业规模扩张，实现更大的规模经济效益，而其他大多数企业的市场占有率相应减少，生产规模和效益下降，变得更为困难。今年越来越多的行业还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在这一市场竞争所导致的优胜劣汰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一些社会压力和风险，这些都可能引起一定程度的社会风险和震动。如果处理不当，甚至可能导致出现严重的不安定现象，因此，必须掌握好改革的力度和节奏。改革要大胆探索，勇于攻坚，这就不可能不冒一点风险，但是，也必须谨慎从事，稳妥进行，才能真正有效地达到预期的改革目标。
当前，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职工下岗和再就业及社会保障问题。这方面的问题处理不好，整个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就难以取得决定性的成功。有鉴于此，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金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按照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原则，统一了养老保险制度。一些地方还把失业保险的覆盖面扩大到了城镇所有类型企业的职工。到目前为止，已有22个省、市、自治区出台了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改革方案。全国有61.7万户企业、8800万名职工和2300万名离退休人员参加了地方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全国206个城市基本建立起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城市已扩大到50多个，1997年大部分已经启动实施。职工再就业工程也开始在全国实施。
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走向国际化，因此，国际经济的形势变化必然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以及政府的政策产生深刻的影响。1997年下半年以来，东亚金融风暴的爆发，促使各国对自己的对外开放体制和政策进行重新评价。东亚经济危机也对我国产生了强烈的警示作用。在对东亚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作了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我国政府明确表示，尽管东亚经济危机表明，对外开放会带来一些风险，但中国仍将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国家有步骤地扩大了经济开放程度，大幅度降低了关税水平，放宽了对外商进入国内市场的限制。同时，根据1997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形势的新变化，政府决定恢复对外商投资企业进口生产设备的减免税政策，适当提高出口产品的增值税退税率（例如，纺织品出口退税率从9%提高到11%），以增强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在东亚金融危机风暴中，中国政府坚决实行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的政策，这不仅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对世界经济，特别是东亚地区经济的稳定和阻止东亚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恶化作出了国际贡献。
总之，大胆、审慎地推进改革和开放，是中国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是一条充满希望，同时相伴着艰险的道路。经济体制将加快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产业组织和市场结构的竞争性将不断强化，政府的政策将越来越减少对企业的直接干预，而更着重于构建市场经济的竞争秩序。在这样的制度创新、组织变迁和政策调整过程中，中国工业发展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步伐，进入一个工业化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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