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系统理论与非传统安全合作： 以中澳欧“新三角”为例
柳思思
【内容提要】 中澳欧三角是“新三角”关系。“新”意味着区别于原有的中美俄、中美印、中美日等三角关系，将研究主题从传统安全转变为非传统安全领域，并且使用复杂系统理论进行研究。复杂系统理论是西方科学界的智慧结晶，自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提出以来，经历了伊利亚·普里高津、赫尔曼·哈肯、考西柯·辛哈、萨拉·加姆·西格奇安、邦妮·布雷宁、帕斯夸里·冈曼达托等学者的补充完善，被逐渐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笔者基于复杂系统理论的特征条件、理论模型、驱动机制，提出了复杂系统理论视域下非传统安全合作的研究框架，并且使用了中澳欧“新三角”作为案例。笔者在分析熵的作用、涨落效应、序参量的基础上，结合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及系统内外的互动，为中澳欧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新三角”建言献策。
【关 键 词】 复杂系统 非传统安全合作 中澳欧 大国三角关系
学界研究大国三角关系的成果较多，集中在中美俄、中美印、中美日、中美欧、中俄欧五个领域。而学者对于中澳欧三角关系的解读很少。澳大利亚与欧盟都是美国的盟友。2017年底以来，澳大利亚在亚洲国家中对“印太”的概念使用得最为全面和积极，堪称美国“印太战略”的急先锋。2019年3月21-2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欧洲，取得了重要成果。中欧共建“一带一路”的前景良好，中欧关系迈上新征程。在法国、意大利、卢森堡、摩纳哥、德国等欧洲国家相继与中国签署合作协议的刺激下，澳大利亚对华态度明显转变。2019年3月29日，澳大利亚宣布两项重要举措：一是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玛丽斯·佩恩(Marise Payne)宣布更换大使。[注] David Crowe，“New Ambassador and MYM44m Plan to Mend Fences with Beijing”，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March 29, 2019，https://www.smh.com.au/politics/federal/new-ambassador-and-44m-plan-to-mend-fences-with-beijing-20190328-p518me.html 新任大使格雷厄姆·弗莱彻(Graham Fletcher)中文十分流利，且曾在中国担任外交官；二是澳大利亚成立一个新组织“澳中关系国家基金会”(National Foundation for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并预计投入4400万澳元的经费，研究如何修复与中国的关系。[注] The Australian Embassy，“Strengthening the Future of the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hip”, March 29, 2019,https://dfat.gov.au/news/news/Pages/strengthening-the-future-of-the-australia-china-relationship.aspx 2019年3月30日，澳大利亚政府又计划为《中澳农业合作协定》提供10万美元的专项资金。
在此背景下，中澳欧“新三角”的课题研究具备极强的现实意义。首先，中澳欧三角关系是大三角关系，具备大三角关系的鲜明特征。判断中澳欧是否是大三角关系主要看两点：一是三者是否都是举足轻重的国际行为体。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关系是不能称之为大三角关系的。二是三者之间是否互相牵制、互相影响。这是决定三角关系的关键所在。根据这两个要点，中澳欧三角关系属于大三角关系的范畴。三者虽然实力并不相等，但都是能够影响世界舞台的重要力量。中澳、中欧、澳欧三对关系之间明显互相作用。其次，中澳欧三角是“新三角”关系。这个“新”是区别于原有的中美俄、中美印、中美日等三角关系，是将研究主题从传统安全转变为非传统安全领域。最后，基于非传统安全的复杂性、有机关联性、演化性、非线性等特征，中澳欧“新三角”使用了复杂系统理论进行解读。
一、复杂系统的理论渊源与发展
现代科学技术推动了系统理论的发展。伴随着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乌约莫夫(А.И.Yemob)、伊利亚·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赫尔曼·哈肯(HermannHaken)等人的研究，复杂系统的科学体系逐步构建、适用范围逐步扩展，使学界研究进入了系统时代。
(一)复杂系统的理论渊源
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掀起了学术界的一场系统运动。他明确提出了系统论，还认为该理论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革命。他强调“把事物当做一个整体或系统来思考，科学的关键在于发现该事物内部的组织关系、分层结构、行为模式”[注] Joseph Lopreato, “General System Theory: Foundations, Development, Applications by Ludwig Von Bertalanff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35, No.3, 1970, pp.543-544.。系统论是在批判机械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机械论的三大误区：一是事物整合等于各部分相加之和；二是静态机械的观点；三是被动反应的观点。与之截然不同的是，系统论认为事物整体力量不能简单等于各部分力量之和，整体力量可能大于整合之力也可能小于整合之力，关键取决于该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如何互动。事物是动态的、不断演化的、有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在此基础上，贝塔朗菲认为可以构建一种统一的系统理论框架，来解释现实世界中的各种关系。
“其实我之前就能感觉到颅骨的主人是你的父亲，在你收藏的207块骨骼中，它是多么与众不同。”她歪着头说道。
由贝塔朗菲等人创办的系统研究协会，定期召开跨国家、跨学科的学术研讨会。该研究会定期发布关于系统研究的年鉴，把系统理论从生物学推广到更广泛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贝塔朗菲的成果被翻译成日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和中文等，在全球获得了众多支持者。在他看来，系统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系统理论有三个重要的意义：第一，系统是科学。系统是一种科学理论，它的内涵、特征、组织结构、理论模型、运作模式都经历科学的假设检验过程，符合科学标准流程；第二，系统是技术。系统具有相当于概率学与统计工具的效用，可以适用于数学、经济学、工程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个学科的技术；第三，系统是哲学。系统理论包括系统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研讨系统的价值意义，探索系统与人类、系统与自然界、系统与社会的关系，培养受众的系统全局观与系统思维意识，倡导一场哲学领域的系统转向。
就拿《手足口耳目》的教学来说，可以利用微课让学生充分了解这些字在古老时期的象形，在微课中展示各种真实的图像，然后结合这些字的简体字，让学生在对比中识记。简单来说，这些字的象形在课本中并无插图，学生压根就没见过，单纯教授简体字太过单调，而儿童又比较喜欢利用图片等进行思维。此时，《手足口耳目》的微课就能够将这些字的演变过程全部展现给学生，学生感受到汉字的演变，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兴趣。
乌约莫夫的“联系属性系统论”丰富了贝塔朗菲的研究。他从联系和属性两个角度来界定系统。他认为任何系统都具有这两组参数：联系是系统内部各要素、内外要素之间的关系，属性是总系统和子系统的属性特征。不同要素之间彼此联系互相作用，通过互动形成具有特定属性的系统。他的系统论本质上是使用了唯物辩证法，总结系统的联系和属性两个关键点，指出要分析的系统两组相关参数，就此推导出系统的演化路径。在乌约莫夫看来，系统构建过程正是由于联系和属性的存在，内部变量之间才能产生相关与互动，最终形成具有特定属性特征的复杂系统。
(二)复杂系统的理论发展
伊利亚·普里高津是系统理论中耗散结构的创始人。何为耗散结构？最典型的实验就是伯纳德(Bernard)花纹。[注] Kenneth S.Schweizer, John Curro, “Integral Equation Theories of the Structure, Thermodynamics, and Phase Transitions of Polymer Fluids”, Advances in Chemical Physics , Vol.98, No.1, 2007,p.1.这来自于伯纳德的液体加热实验。他发现使液体上下层的温差达到某种特定值时，将出现大量有序的六角形格子。在每个格子之间的液体往下沉，中心与边缘的液体向上流，这就是著名的六角形花纹。如果持续加热，这些花纹的边缘会模糊不清，液体又演化为混沌状态。普里高津认为这个实验就是一个系统从无序到有序，再从有序到混沌状态的经典案例。该实验中出现的伯纳德花纹就是一种耗散结构。在此基础上，普里高津等人认为，系统经历涨落与突变，从无序状态转变为有序状态，形成耗散结构并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这时的系统内部就具有了相关性和组织性，被称为自组织现象。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研究推进了系统演化的进程，在复杂系统理论中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他从现代科学的视角出发，研究了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系统内外要素之间如何产生互相作用，即无序系统如何演化为有序系统的问题。
哈肯探讨了系统内部人员的分工问题。他通过科学研究发现，参与系统协作的人员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积极协作的人，一类是消极协作的人。如果把消极协作的这个群体再度一分为二，又会变成一部分积极协作的人与一部分消极协作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原本消极协作的人会转化为积极协作的人。这其实就是利用了系统分工的再调节功能来实现系统的协作与进化。协同学关注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相互协调一致的过程。在一个部门中，成千上万的协调过程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在一个国家内部，数以万计的工作人员密切协作，产生了井然有序的输入、处理、输出过程。这些高度协作的过程，只有通过信息的交流才能实现。信息被传播、接收、处理、加工和转换，促进了不同系统中不同层次的交流。鉴此，哈肯认为，信息具有媒介的作用，能促成集体行动，是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得以协调的关键因素。从信息的观点来看，序参量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支配各部分如何行动；二是向观测者示意该系统是否进入了有序状态。
赫尔曼·哈肯是系统理论中协同学的创始人。协同学将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所有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哈肯基于实验数据，定量分析生物学、物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中的复杂系统，目标是通过发掘不同系统中的普适性规律建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系桥梁。哈肯通过对属性各异的系统进行实验，发现它们在生成与突变过程中，会出现某些相似的行为，这就是协同。在他看来，子系统的协同作用导致了序参量的生成，而生成后的序参量又反过来支配着子系统的行为。[注] Armin Fuchs, J.A.Scott Kelso, “Coordination Dynamics and Synergetics: From Finger Movements to Brain Patterns and Ballet Dancing”, Complexity and Synergetics , November 17, 2017, pp.301-302,https://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2F978-3-319-64334-2_23 这一过程不断反馈扩大、交叠发展，最终形成有序结构。总之，序参量支配子系统的行为，决定系统的发展方向。这也被称之为伺服原理。[注] Herman Haken, “Synergetics of Movement Coordination: Reaction to Bullock and Grossberg”, Human Movement Science ,Vol.10, No.1, 1991, pp.113-114.
耗散结构被广泛应用于国家研究、城市研究、生态学、政治学、管理学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国家可以被看做一个耗散结构，它是开放的系统，每天都经历与国际社会输入与输出的过程，它与其他国家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进行产品交换，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具有相关性和有序性，整体系统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普里高津提出耗散结构是一种非平衡的开放系统，他分析这类结构的组成要素、控制反馈、信息功能、生成演化等问题，使用了功能模拟法、模型方法、符号化方法、反馈方法、信息方法等，践行了定量化、最优化原则、有序性、相关性、整体性等基本原则。普里高津一再强调自己的目标是基于复杂性的系统，来探索划时代的科学，他认为耗散结构论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考察方式，将哲学从物质本体论与理念本体论之争转向系统本体论。
随着现代系统的复杂性和规模的不断增大，传统的理论无法对“复杂系统的多状态特性、认识不确定性、共因失效”[注] Jinhua Mi,Yan-Feng Li, Peng Weiwen, Hong-Zhong Huang,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Complex Multi-State System with Common Cause Failure Based on Evidential Networks”,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System Safety , 2018,Vol.2, No.1, p.19.等复杂特性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复杂系统理论需要思考新的研究框架。考西柯·辛哈(Kaushik Sinha)提出了基于复杂系统的帕累托最优框架：“一是最小化单个模块的复杂度；二是最大化模块性”[注] Kaushik Sinha, Eun Suk Suh, “Pareto-optimization of Complex System Architecture for Structural Complexity and Modularity”, Research in Engineering Design, 2018, Vol.29, No.1, pp.123-124.。萨拉·加姆·西格奇安(Sara Ghaem Sigarchian),安德斯·马尔姆奎斯特 (Anders Malmquist)、 维多利亚·马丁(Viktoria Martin)分析复杂系统的运营策略选择。[注] Sara Ghaem Sigarchian, Anders Malmquist, Viktoria Martin, “The Choice of Operating Strategy for a Complex Polygeneration System: A Case Study for a Residential Building in Italy”, Energy Conversion and Management ,2018,Vol.163, No.1, pp.278-279.邦妮·布雷宁(Bonnie Breining)、纳萨班诺·诺扎里(Nazbanou Nozari)、布伦达·拉普(Brenda Rapp)探讨如何在复杂的多组件认知系统中进行学习。[注] Bonnie Breining，Nazbanou Nozari，Brenda Rapp, “Learning in Complex, Multi-Component Cognitive Systems: Different Learning Challenges within the Same Syste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July 2018, http://nazbanou.net/files/BreiningNozariRapp2018.pdf 帕斯夸里·冈曼达托(Pasquale Commendatore)使用复杂系统模型分析欧盟内部的合作机制。[注] Pasquale Commendatore, The Economy as a Complex Spatial System , Cham:Springer, 2018, p.1.
二、复杂系统的特征与条件
(一)复杂系统的特征
1.复杂性
复杂性这个概念来自于信息科学和计算机科学。它被定义为一系列可能性的量化情况。要说明一个序列，计算机必须能够重复此序列。即计算机相应程序必须具备该序列本身所携带的所有信息。当该序列不能被计算机用简约的公式来压缩表达时，我们就认为该序列很复杂。即公式和初始数据的长短程度就是度量系统复杂程度的依据。具备复杂性特征的系统有n个参量，有n种构成方式，有n种互动关系，在n种条件下有n种可能的演化趋势。这里的n可以无穷大。复杂性系统是一个大组合系统，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概念化与分析。科学家们建构了理论模型，使用综合分析的研究框架，从整体性与动态化的视角来解析系统的复杂性。
2.非平衡态
一个系统可以有三种状态，一是非平衡态，二是近平衡态，三是平衡态。非平衡态的系统是远离平衡态、非线性的系统，只有这种系统才可以在与外部环境作用下，经历涨落突变过程，最终形成稳定有序的复杂系统。而平衡态的系统是无序的系统。近平衡态的系统是距离平衡态不远的系统，这种系统虽然与外部环境也进行相互作用，但其发展趋势仍是回到平衡态，不足以产生稳定有序的复杂系统。非平衡态的系统在国际组织中使用得十分广泛，比如国际组织职位的竞争上岗就是一种非平衡态，即通过竞争性选拔程序得到更适合岗位的人。此外，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定价机制也是一种非平衡态的系统，即通过市场的自由选择来竞争定价并且碳交易的具体价格随着市场变化而变化。
3.开放性
开放性是复杂系统生成与维持的关键。复杂系统一定是开放的系统，不能是封闭和孤立的系统。在封闭系统中能量可以进出，但物质不可以交换。在孤立系统中能量和物质都不可以进出交换。在孤立系统中，体系总是从某种有序走向无序。复杂系统的开放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开放性是系统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关键所在；第二，系统具有一定程度的抗干扰性能力。系统一旦产生，就存在维持功能稳定和结构稳定的维稳性能力；第三，系统具有一定程度的组织性。系统能在协调与控制的基础上，形成组织结构。
4.非线性
非线性是指系统输入与输出之间不呈直线性的关系，这是复杂系统的重要特征。线性系统的各组成部分对系统的贡献是独立的，该系统的合力等于各部分之和。而非线性系统的总体合力不遵从简单叠加的原则。任何一个开放的组织都可以视为一个开放的系统。该系统内部结构是一种非平衡态，它与外部环境的物质能量交换过程也随机存在，但不是具备了这些特征，该系统就一定是一个复杂系统。复杂系统为了能维持与发展，除了需要与外界进行沟通与交换之外，还必须要经历内部吸收运作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基于系统的非线性特征。只有具备了非线性特征的复杂系统，才能维持和运转。
二级管理机构为学校的国有资产运营机构。按照资产的性质分设为：经营性资产管理部门，非经营性和准经营性资产管理部门。
5.演化性
对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实践工作进行分析发现，随着职能责任制度的统一化，食品安全监管效率也在提升。通过对中国现有国情进行分析，借鉴美国国家经验，能达到管理主体的划分，也能避免不同部门之间的扯皮。未来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方面，若达到了职能的划分和协调，在统一监管方式下，能维护好食品的安全性，也能解决部门之间不协调的问题，促使食品安全的有效监管，保证工作效率的稳定提升。
涨落可以是子系统之间的互动造成的。从反恐怖主义到应对网络黑客的攻击，从适应气候变化到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从处理非法移民到面对金融风暴，尽管中澳欧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普遍认为非传统安全的风险日渐增加。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通常是跨越国界的，往往是相互联系的，对中澳欧的安全造成了严峻挑战。例如，澳大利亚的草莓恐怖主义(莓里藏针)第一次在昆士兰州被发现，之后在堪培拉、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塔斯马尼亚、南澳大利亚州也先后出现，涉及多达6种知名草莓品牌。在草莓藏针之后，有人先后在苹果中也发现藏针。[注] Geo.tv, “Strawberry Sabotage Akin to Terrorism: Australia PM”, September 19, 2018,https://www.geo.tv/latest/211670-strawberry-sabotage-akin-to-terrorism-australia-pm 昆士兰州悬赏10万澳元抓捕始作俑者。澳大利亚卫生监管部门称“这是一种食物恐怖主义，是以普通民众作为攻击目标的一种非常恶毒、隐藏极深的犯罪”。[注] GlobalResearch, “Needled Strawberries in Australia: Food Terrorism down Under”,September 17, 2018,https://www.globalresearch.ca/needled-strawberries-in-australia-food-terrorism-down-under/5654311 这些水果被装箱后还准备销往中国与欧盟。一旦进入到中欧境内销售，后果难以想象。
6.有机关联性
由极大值原理可知0
（2）模拟过程分析 图1为上下工装及钛锭初始摆放位置，上砧与芯棒接触均匀压下，压下300mm后，左右横移芯棒继续压下至图2状态，此时坯料高度约为550mm。
我国在一段时期中的经济发展理念是先发展，之后再进行治理，这种模式虽然能够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造成了破坏。而随着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的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营林护林工程的建设。在十八大的会议上，我国提出了“五位一体”建设规划，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是绿色发展的理念，这个理念的提出充分体现了我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和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的目标。对林地进行管理的强化不仅能够提升林场的经济效益，同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林业规模的扩大，为实现生态文明和经济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
(二)复杂系统的条件
复杂系统的序参量在系统进化中至关重要。笔者在前文强调了复杂系统的复杂性、非平衡态、开放性、非线性、演化性、有机关联性特征，但一个系统要真正成为复杂系统还需要满足如下条件：一是熵的作用；二是涨落效应；三是序参量。
复杂系统是一个有机关联的系统。复杂系统与孤立系统、封闭系统不同，系统内部不仅能够通过数字、文字、图片等形式传递信息，内部要素还借助这种信息交流过程实现有机关联。这种有机关联性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复杂性系统内部各变量之间互相关联。系统内某一变量的变化会引发相邻变量与相关变量的变化；二是复杂性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互相关联，从而带来整个系统的涨落或突变；三是复杂性系统内外因素互相关联。系统外部诱因引发系统内部变化，系统内部变化又渗透影响到外部。
1.熵的作用
IPF是一种下呼吸道慢性炎症类疾病，以侵犯肺间质及肺泡壁为主要特征，而中性粒细胞与吞噬细胞则参与机体炎症反应，并破坏病患肺泡结构，使其胸膜纤维及小叶间隔明显增厚，肺泡间隔的纤维化成分明显增多，继而融合、扩张为囊状阴影[1]。为此我院将近段时间确诊的98例IPF病患作为研究对象，旨在观察HRCT运用于IPF中的诊断价值，作报道如下。
2.涨落效应
系统要真正实现质变，还需要涨落因素起作用。涨落使系统偏离原来的轨道或状态。涨落可以分为内外涨落。内涨落是指涨落的原因出自系统内部；外涨落是指涨落的原因来自于系统外部环境。涨落还可以分为微涨落和巨涨落。当系统处在稳定状态下，某一部分要素迅速涨起，另一部分要素迅速落下。这一很快被平复的涨落过程就是微涨落。当系统进入临界状态时，涨落的作用被放大，涨落造成巨涨落。根据涨落是否形成有序的新结构，还可以把涨落分为正向涨落与反向涨落。正向涨落使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与之相反，反向涨落使系统失去稳定性，走向混乱与无序。
3.序参量
熵可以分为内熵和外熵、正熵与负熵。内熵是由系统内部因素产生的，外熵是由系统外部因素产生的。复杂系统里的正熵是度量系统混乱程度的一个变量。[注] Brandon Seward, “Positive Entropy Actions of Countable Groups Factor onto Bernoulli Shifts”, Research Gate，April 2018,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4558447_Positive_entropy_actions_of_countable_groups_factor_onto_Bernoulli_shifts 根据有名的斯特藩·玻尔兹曼定律(Stefan-Boltzmann law)，系统正熵与系统几率状态的对数成正相关。[注] Amorim, R.G.G, Da Cruz Filho, J.S, Santos, A.F.Ulhoa, S.C, “Stefan-Boltzmann Law and Casimir Effect for the Scalar Field in Phase Space at Finite Temperature”, Advances in High Energy Physics ,2018,Vol.7,No.1,p.2.简言之，正熵越大，系统各种状态的可能性就越大，系统越混乱；正熵越小，系统各种状态的可能性就越小，系统就越有序。当正熵大于负熵时，总体熵值是正数，系统是混乱的；反之，当正熵小于负熵时，总体熵值是负数，系统是有序的。正熵增加就意味着系统混乱的加深；负熵增加就是系统有序的增进。任何一个系统在生成与维持过程中，它难免会面对正熵不断增加的问题，当总体熵值达到最大警戒区间时，就意味着系统进入危险状态，如不增加负熵就只有得到系统消亡的结局。负熵可以抵消正熵的增加，使系统的总体熵值下降，这是系统得以存活以及实现进化的关键。
序参量是指支配新结构产生或变革原结构的关键性参量。[注] Yu.D.Zavorotnev, Anatoly Zakharov, Leonid Metlov, “Resonances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islocations upon Interaction with the Structural Order Parameter”, Physics of the Solid State ,Vol.60,No.7,2018,pp.1358-1359.在无序系统中，序参量数值为零。当无序系统突破阈值，实现突变成为有序系统之后，系统内的有序结构出现，随着它内部有序程度的增加，序参量也就具有了数值。根据科学实验发现，尽管系统内部的参量数量巨大甚至无穷无尽，但是序参量却为数不多。序参量是当系统处于临界点时，能决定系统发展方向的参量。当发掘序参量之后，复杂系统就可以用低维方程组来模拟。当系统处于临界点时，有时几个序参量同时存在且共同发挥作用，该系统的有序性就得益于这几个序参量的共同控制。随着系统的不断变化，其中某个或某两个序参量的作用力可能会增加，其他序参量的作用力也许会变小。这就会导致系统内上述几个序参量地位的变化，甚至出现一个或两个序参量支配其他序参量，控制系统的局面出现。
三、复杂系统模型与中澳欧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新三角”系统
结合复杂系统的6个特征和3个条件，我们可以将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归类为一种复杂系统。即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具备复杂系统的复杂性、非平衡态、开放性、非线性、演化性、有机关联性，还同时满足熵的作用、涨落效应、序参量的条件。因此，中澳欧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新三角”系统可以使用复杂系统的理论模型来解读。
(一)熵的作用与中澳欧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新三角”系统
结合前文中复杂系统与熵的关系，中澳欧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新三角”系统会产生各种正熵。这些正熵有中澳欧非传统安全合作系统的子系统矛盾、中澳欧非传统安全合作的交流不顺、中澳欧企业互相怀疑、经济纷争等，具体事件包括中澳欧产业竞争、某些机构恣意行使管理权、某些企业谋取私利、某些人员出现拉帮结派现象等。这将导致中澳欧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新三角”系统走向混乱与无序。在Web3.0背景下，行为体就能通过互联网将世界各国的人联系在一起，使新空间取代了旧的领土空间，这增加了互动的便捷性，但也使熵的源头与传导路径呈现多元化趋势。政府部门在提供稳定的社会秩序、控制媒体、护卫边界、应对恐怖主义等诸多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上层政府的合法性被部分削弱，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减弱，而来自下层民众的认同出现多样化选择的可能。
接受检查的设备、工器具范围极广，大到卡车、吊车、巴士等，小到角磨机、梯子、U 型环等。通过入场贴签检查及季度换签检查，保证了用于工程施工的设备、工器具的性能处于完好、合格状态，极大的降低了因为设备、工器具性能原因而产生的安全风险。
(二)涨落效应与中澳欧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新三角”系统
涨落是形式多样的，也是普遍存在的。任何一个有众多变量、多个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都存在涨落。中澳欧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新三角”系统既然属于复杂系统的范畴，当然也存在涨落。基于正向涨落效应，中澳欧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新三角”系统得以生成发展。一国释放善意的行为获得其他两国的模仿，偶发性行为得到集体响应，从而形成系统内部成员趋于合作的行为规律，导致中澳欧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新三角”系统走向有序化，从低级走向高级。这一过程就是正向涨落效应对中澳欧非传统安全合作“新三角”系统的作用。反之，基于反向涨落效应，中澳欧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新三角”系统也会走向无序和混乱。一国的欺骗行为得到其他两国的效仿，使互相欺骗成为系统的新风气，最终导致中澳欧非传统安全合作系统从有序走向无序，甚至走向消亡。这就是反向涨落对中澳欧非传统安全合作“新三角”的影响。
演化是复杂系统普遍存在的发展和变化，也是系统运动的一种形式。复杂系统的演化性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层面：一是有序结构的演化；二是蝴蝶效应的演化。复杂系统的有序结构演化是指该系统内部是一个动态有序的组成结构。该系统通过有规律地输入输出过程，使系统维持周期性变化。前文提到的伯纳德六角形花纹结构就是一种动态有序的演化，它需要液体时刻内外互动，并使上下层液体温度差保持在一定范围内。蝴蝶效应的演化是另一种演化形式，它是指系统中微小的变化带来巨大的连锁反应，产生系统的震荡与突变。复杂系统内部变量多种多样，外部环境错综复杂，系统既可能从无序走向有序，也可能从有序走向混沌。
陕西省中小河流治理工作启动实施以来，通过治理沟通水系，提高区域引排能力；着手治理污染，改善农村水生态环境；实施堤防护坡，方便群众生产生活。治理后的河道，河畅其流，水复其清，取得了显著的引排功能效益和资源环境效益，赢得了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涨落也可以是源自系统外部快参量的作用。中澳欧“新三角”的外部快参量包括全球化、国际化、地区多孔化。全球化使中澳欧之间的国家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是基于世界体系进程发展而导致的全球浪潮；国际化使中澳欧之间的国家边界实现了跨越与突破，是基于国际进程变化而引发的跨国行动。地区多孔化是源自三组因素。第一，是上述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融合作用；第二，是亚洲、大洋洲、欧洲之间的联系机制；第三，是中澳欧国家、非国家行为体的共同作用。在全球化、国际化、地区多孔化的作用下，中澳欧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新三角”系统，跟随外部环境变化而涨落起伏。
(三)序参量驱动机制与中澳欧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新三角”系统
序参量驱动机制是控制复杂系统的关键。中澳欧非传统安全合作“新三角”的系统序参量是中澳欧政府部门的政策、大企业的参与、著名科研机构的成果支撑、中澳欧侨民的优势资源，对应的序参量本力就是中澳欧政府部门、大企业、著名科研机构、有影响力的华侨外侨代表。正是基于中澳欧政府、企业、机构、人员这几类序参量本力的共同作用，实现了合力的效用，中澳欧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新三角”系统才得以存在发展。随着中澳欧“新三角”系统的演化过程，某种序参量本力的作用可能加强。例如，当某一时期中澳欧“新三角”系统的重点趋向于经济安全合作时，中澳欧的经济部门与大企业就在系统塑造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同样，当某一时期中澳欧“新三角”的重点趋向于反恐合作时，中澳欧的安全部门与反恐研究机构就在系统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而当某一时期中澳欧“新三角”的重点在于移民政策协调时，中澳欧政府的移民管理局与侨民代表就在系统中拥有更大的权力。
图 1中澳欧“新三角”系统的序参量驱动机制(本图由笔者绘制)
如图1所示，不同的序参量本力发挥不同的作用，共同构成了中澳欧“新三角”系统的本力驱动机制。其中，中澳欧政府部门是“新三角”系统的保障力，为系统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策保障。中澳欧科研机构是“新三角”系统的创新力，为系统的产业升级、创造革新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中澳欧气候科研机构为生态安全合作提出建议；网络研究机构为互联网监管合作出谋划策。中澳欧大企业是非传统安全合作系统的推动力，带动其他中小企业参与系统建设。中澳欧大企业可以作为“新三角”系统合作的表率，例如中澳欧大型互联网企业、大型低碳科技企业、大型进出口贸易公司等。中澳欧知名侨民代表是“新三角”系统的拉动力。侨民是居住在国外的本国居民，他们对母国一般怀有深厚的情感，同时也对所在国非传统安全状况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能促成母国与所在国之间非传统安全的合作沟通。
高职学校要培养出符合企业发展需要的人才，既可以从应届高中生中选择进行培养，也可以对企业一线职工进行技能提升，高职学校要成为企业的技术后盾。而企业则要准确告诉告知学校他所需要的专业领域技能水平，学校只有在对企业要求进行全面了解之后，才可进行有针对性培养。
四、中澳欧“新三角”系统的发展建议
中澳欧非传统安全合作的背景是面对威胁渠道多元化、形势严峻化、现有合作零散化、变革需求紧迫化。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推广，中澳欧的政府安全防护能力越来越弱，加大了非传统安全事件发生的概率。中澳欧都面临着日趋严峻的非传统安全挑战，都应意识到仅依靠一方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应对上述挑战，必须变革现有零散型、阶段性、松散型的合作模式，建立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新三角”系统，共同应对综合化、复合化、多样化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一)控制熵值，降低中澳欧“新三角”的混乱性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中澳欧要维持并发展非传统安全合作领域的“新三角”系统，有三种对熵值的控制方式(见图2)：第一，引入负熵。即中澳欧非传统安全合作“新三角”系统通过不断地从外部吸取负熵，抵消正熵造成的混乱。中澳欧非传统安全合作“新三角”系统引入负熵的手段包括四个：一是借鉴外部系统的管理技术；二是投入促进系统发展的专项资金；三是学习外部先进系统的规章制度；四是引进维持系统有序发展的专业人才。第二，内部熵控。即中澳欧非传统安全合作“新三角”系统通过控制手段，减缓熵对“新三角”系统的影响，维持“新三角”系统内部的有序发展。中澳欧非传统安全合作“新三角”系统内部熵控的方式有三个：一是协调“新三角”系统内子系统之间的矛盾；二是构建“新三角”交流合作的平台；三是建立奖惩分明的“新三角”管理制度。第三，合理导出正熵。即将混乱的源头淘汰出中澳欧“新三角”系统之外。中澳欧“新三角”系统有三种导出正熵的方法：一是裁减个别自私自利的中澳欧组织机构；二是淘汰少量损人利己的中澳欧企业；三是排除可能制造混乱的关键人物。
图 2中澳欧“新三角”系统的熵控过程(本图由笔者绘制)
(二)关注涨落效应，警惕单方面行为可能触发的集体反应
中澳欧“新三角”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该系统内部存在涨落效用。在大部分情况下，中澳欧“新三角”系统内部的涨落都属于微涨落[注] Christopher Jarzynski, Daniel K Wojcik, “Classical and Quantum Fluctuation Theorems for Heat Exchange”,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 2004, Vol.92, No.23, p.6.，比如中国更替几个参与非传统安全合作的企业、澳大利亚小范围调整合作机构，欧盟修订相关的政策。这些调整变化给“新三角”系统带来的效应是一种渐进的、局部的小修小补，会带来系统内部的涨落起伏，但很快又被平复下去。在临界状态下，中澳欧“新三角”系统内的涨落会被放大为巨涨落，中国更替企业的行为会引发其他国家的效仿，澳大利亚调整合作机构的行为会带来另外两国合作机构的大幅度变动，欧盟修订相关政策的行为也会让中澳两国产生疑虑，动摇“新三角”合作的信心与决心。
安吉急忙询问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可谁也没有听说过来自橡树湾的小象安琪儿。“这不可能，我有动物园的回信！”他急得都快哭出来了。
一方面，中澳欧“新三角”系统的涨落原因来自于内部子系统的互动。中澳欧非传统安全合作系统可以分为中澳欧气候安全合作系统、中澳欧经济安全合作系统、中澳欧反恐怖主义合作系统、中澳欧网络安全合作系统、中澳欧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系统、中澳欧处理非法移民合作系统等子系统。上述子系统之间不是泾渭分明、互不相干的，而是互相作用、协调互动的。例如，中澳欧反恐怖主义问题与网络安全问题相互联系。由于恐怖组织利用互联网进行网络招募和动员的情况越来越常见，其应对和防控平台的构建也需要依赖互联网技术。同样，中澳欧气候安全问题与经济问题的关系也日趋紧密。低碳经济、碳交易、碳金融已成为气候与经济两个领域的交叉问题。另一方面，中澳欧“新三角”系统的涨落受到系统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中澳欧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改革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现有合作模式，建立系统化、创新性、复合型、长效化的“新三角”系统已经迫在眉睫。
(三)注重序参量，推动中澳欧“新三角”的有序性
如前所述，中澳欧“新三角”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在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新三角”系统中，序参量本力包括中澳欧政府、中澳欧大企业、中澳欧科研机构、知名华侨外侨代表。在他们的共同作用下，中澳欧在经济安全、气候安全、网络安全、反恐与移民等非传统安全系统问题上达成越来越多的合作。在经济安全领域，中澳欧经济结构互补，合作潜力巨大。中国既是澳大利亚的第一大进出口市场，也是欧盟的重要贸易伙伴。澳欧之间也经贸往来频繁。中欧、中澳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澳欧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
在气候安全领域，中澳欧共同参与气候合作。中澳欧的环境保护部、气象部门、林业与海洋部门、科技部门积极应对气候安全问题。通过中澳欧的部门沟通互动，能增进三国对于气候安全领域的共识，实现低碳科技合作。中澳欧在地表水与地下水相互作用方面的研究和咨询服务、环境灾害评估、湿地与水质量评估方面大有合作空间。中科院地理所、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中科院东北地理所、澳大利亚联邦大学湿地研究所、澳大利亚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水土研究中心、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科学与技术学院水文学系、挪威卑尔根大学水文学专业、丹麦水文研究所、英国伦敦大学地理系的研究人员可以建立科学合作，共同探索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湖泊河流系统的生态及水文影响。
在网络安全领域，中澳欧政府部门应尽快签署网络合作协议，承诺共同应对网络安全问题以及打击网络盗版行为。中澳欧企业在云域网领域的合作大有可为。中国的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小米集团、360科技有限公司，澳大利亚的内特林克斯云端数据公司、亚特兰斯软件开发公司、坎瓦在线设计平台，德国的阿吉普公司、法国的奇库特公司、荷兰的编织者情报分析公司都具备研发云域网的实力。云域网合作进行了安全模式和连接模式的创新。它的特点是：第一，数据随时储存在比公网更安全的私有云域；第二，访问内网与远程修改都轻松自在；第三，即使1台设备也可同时连接多组网络；第四，摆脱价格不菲的VPN，打造各部门工作人员轻松交流的平台。中澳欧企业可以共同开发云域网产品，这既确保了网络安全性，又解决了传统VPN连接效率低、易断网、不可靠等问题。
在反恐领域，中澳欧国家安全与反恐部门应加大信息沟通，构建反对恐怖主义的交流平台。中澳欧国家安全与反恐部门可以对恐怖分子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宗教信仰、种族、原本职业等信息进行编码，备注恐怖袭击的发生日期、时间、地点、使用手段，分辨该恐怖袭击是使用炸弹的爆炸式恐怖袭击，还是借助车辆撞击效应的车辆式恐怖袭击，抑或以快递作为途径的邮寄式恐怖袭击。中澳欧国家安全与反恐部门应建立上述信息的数据库并尽快实现信息交换。在处理非法移民问题上，三者可以签署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内容包括加强遣返回原籍国的措施，扩大和改建临时收容中心，严厉打击有组织的偷渡行为，禁止非法出入境等。
【 DOI编码】 10.16717/j.cnki.53-1227/f.2019.02.001
【作者简介】 柳思思，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外交学院副教授，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论、一带一路理论与实践，电子邮箱liusisi09@163.com
【基金项目】 北京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项目“人工智能时代北京市智慧反恐体系构建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8ZGC010)；北京市高校青年拔尖人才项目(项目编号：CIT&TCD201804063)
【中图分类号】 D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53-1227( 2019) 02-0001-15
(责任编辑 朱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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