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与人口控制的理论创新与现实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保障论文,人口论文,现实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保障是政府和社会为了保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对社会成员因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灾害等原因而丧失劳动能力或生活遇到障碍时，通过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提供基本物质生活保障而采取的经济福利制度和社会服务的总和。社会保障影响人口控制，社会保障对人口控制的影响是通过妇女生育率的变化来实现的。以下从现代人口理论出发，通过社会保障对生育率的影响进行系统分析，针对目前我国人口控制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一、社会保障的生育率效应理论分析
社会保障的基本目标在于防止或减轻贫困，而贫困影响人口增长。“贫困多育”这一统计规律，不少学者都有描述。还在18世纪，当时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就曾经提出贫穷的家庭往往比富裕的家庭生育子女更多。他说：“贫困似乎还有利于生育……，而奢侈的上等社会妇女，往往不能生育，一般只能生两三个。”[1]加利阿尼在《货币论》一书中指出：“贫困在达到引起饥馑和瘟疫以前，与其说是妨碍人口增长，不如说会促进人口的增长。”傅立叶也看到，强健的妇女有生育能力减弱的倾向，好的食品起着限制怀胎的作用。在19世纪，马克思也指出：“事实上，不仅出生和死亡的数量，而且家庭人口的绝对量都同工资水平，即各类工人所支配的生活资料量成反比”。[2]近二百年来，许多社会调查和统计都证明，家庭经济状况，即家庭的收入水平同妇女的生育水平是成反比例变化的。
为什么“穷人的孩子多”？历来统计学家、人口学家、经济学家甚至医学家都有不同学科的、大量而深入的研究，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很大程度上从“贫困是生育的温床”这一命题证明社会保障的生育率效应。
1.基本生活保障与生育。现代的贫困人口中死亡率虽由于医学的发展而有所下降，但由于缺乏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贫穷、饥饿、营养不良仍然是对生存的一种威胁，“补偿生育”导致多育在贫困阶层中的延续，乃是出于人类的本能。
2.生活质量与生育。营养学和医学揭示生育同营养成反比例，由于缺乏在一定的生活水平基础上尽可能提高生活质量的社会保障，饥饿、营养不良的人口生育率高。“蛋白质缺乏，肝脏受到损害，控制雌激素分泌的调节功能下降，妇女生殖力增强”。[1]
3.养老与生育。西方人口经济学家的很多理论如莱宾斯坦(Leibenstein Harvey)的成本效用理论、考德威尔(J·C·Caldwell)的代际财富流理论等对于养老与生育都作过精辟的分析。孩子成本与养老，是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首要因素。贫困人口的孩子的抚养费用低，由于缺乏社会保险，养老靠子女，家庭生育决策多以“多育”为特征。
4.社会服务与生育。节育知识的传播，从地区看，循大城市→中、小城镇→农村途径，从阶层看，则是由文化水平较高的富裕阶层到文化水平较低的贫困阶层。由此，城市和富裕阶层生育率的下降先于农村和贫困阶层。此即卡尔逊(G·Carlson)和霍雷(A·Hawtley)宣传关于节育知识传播的“文化时间差距论”。[2]
国际和国内的研究都表明，社会保障发展水平与生育率呈负相关。首先，根据西方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孩子具有承担家庭经济活动成败风险的作用。如果一个孩子对某一家庭经济福利的预期贡献越大，说明该孩子承担家庭经济风险的能力越大，生育率则越高。社会保障是一种社会互助共济形式，体现了一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人际关系。展示了一种社会互助，使损失分摊，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起到了一定的抗风险作用，因而社会保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孩子承担经济风险的效用。其次，社会保障主要是社会保险是对受保人在发生死亡、伤残、丧失劳动力、年老等约定事件时所提供的物质保障，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淡化父母把自身的生活保障寄托于子女身上，尤其是儿子身上，指望从子女主要是儿子身上获得自身伤残或晚年经济生活来源的效用。即社会保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人们养儿防老、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等生育观念，促使人们不再把多生育或生男孩看作是自己伤残和养老的经济保障；再次，社会保障的发展也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表现。一般来说，社会保障的发展是以经济的繁荣为基础的，只有经济发展了，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人均国民收入提高了，才能使人均社会保障费用在国民收入总值中的比重提高。经济发展了，就可以通过许多中介因素影响妇女的生育率。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把社会保障与生育率的关系简化为以下流程图：
图1 社会保障对生育率的影响
二、中国社会保障的生育率效应实证分析
关于社会保障的生育率效应，定性分析较多，定量分析尚未见到，为进一步说明问题，笔者在此不揣浅陋，对中国社会保障与生育率的关系展开定量分析。
以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朱庆芳研究员等对20世纪1990年全国各地区社会保障水平的综合评分为依据，把生育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影响生育率变化的社会保障因素作为解释变量，进行生育率与社会保障因素的横截面资料相关分析（见表1）。
(1)总和生育率与社会保障综合得分相关方程
Y=4.0807-0.0326X
调整前r=-0.65（显著负相关），调整后r′=-0.63
(2)进行总和生育率与社会保障各子系统的相关分析可得
从下页表2各项相关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社会保障综合发展水平，还是社会保障各子系统发展水平（离退休职工因没有农村养老金人数除外），与总和生育率都呈负相关，其中社会保障综合发展水平、医疗卫生、救济扶贫、社会保障覆盖面、社会社区福利水平与总和生育率呈显著负相关；残疾人保障、社会保障水平与总和生育率呈低度负相关。
三、我国人口控制工作成效的基本评价
我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控制是由国家倡导并通过一系列措施而推行的，旨在降低出生率和生育率。我国妇女生育率的大幅度降低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据有关专家评估，大约有70%归功于人口控制，大约有30%归功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以来，我国各级党委、政府把控制人口增长同经济工作摆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建立计划生育管理机构，充实加强计划生育专职队伍，建立完善生育政策，强化人口计划管理，实行人口计划管理目标责任制，坚持各级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具体抓，计划生育取得了显著成效，人口增长速度减慢、妇女生育水平下降。
1.促进了育龄人口生育动机和观念转变。在实行计划生育前，我国育龄人口婚育观念主要表现为早婚、早育、多生，婚育动机主要表现为养儿防老、传宗结代等。这与我国人口控制的要求——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是相矛盾的。为此，我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计划生育的法律措施、经济措施、行政组织措施、思想教育措施。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育龄人口生育动机和观念转变。
2.普及了多种可供选择的节制生育技术手段。节制生育技术手段主要有避孕、终止妊娠和绝育等几种方式。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社会向育龄人口提供了上述多种可供选择的节制生育的技术手段。正是因为各种节制生育技术手段所产生的综合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人口控制的能力提高。
表1 1990年全国各地区社会保障水平综合得分与总和生育率
注：本表社全保障综合统计得分是选择24个指标，用综合评分法加权平均求得。
表2 调整前后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3.实现晚婚、晚育和优生，延长生育间隔，减少了多胎生育。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通过计划生育的法律措施、经济措施、政策组织措施、思想教育措施和避孕、终止妊娠、绝育等节制生育技术手段，取得了晚婚、晚育、延长生育间隔，减少多胎生育和优生等一系列人口控制效果。
4.取得了人口控制的显著数量效果。据有关专家的评估，1971-1990年，中国人口控制共少生了21888.393万人，使1990年的总人口减少了20024.393万人。如果不从1971年起进行人口数量控制，1990年的总人口将达134357.12万人。1971-1990年将会共出生65546.353万人，每年将平均出生3277.318万人，仅相当于非计划生育状况下可能出生人数的66.61%。也就是说，在每三个可能出生的孩子中，计划生育减少一个孩子的事实出生。
四、当前人口控制工作面临的问题
考察我国人口控制工作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控制手段的行政性和以人口数量控制为目标是我国人口控制工作的两个显著特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和实施，这种模式不断遇到过去未曾遇到的冲击。在城市，由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较为完善，这一冲击的负面影响尚且不大。而在农村，政府对农民家庭经济的行政控制减弱，对农民家庭生育的控制手段也随之减弱。市场经济体制切入农民日常生活，在生育领域强化了本来就具有延续性特点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生育观念，并使之在新时期获得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土壤。不仅“家长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以子为贵，以子为荣”得以延续，而且连“养儿防老”、“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甚至性别歧视等等观点，也有了更为“合理合法的”存在的理由。加之男性在从事体力劳动等方面客观上优于女性，较多的育龄人口对男性产生特殊偏好，在生了女孩之后还一定要生男孩才算“圆梦”。
社会经济的发展、行政约束对人口控制作用弱化的同时，新的动力机制也正在逐渐形成。在农村，越来越多的人摆脱土地的束缚，商品观念大大增强，不愿让子女拉住自己发财致富的后腿，更不愿为生儿育女触犯刑律，影响自己的前程。市场经济越来越使农民切身感受到人口与土地、资金和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过剩劳动力的出路通过市场进行调配，劳动者的产品和劳务是否有市场、有出路与劳动者的素质、技能技巧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从而使劳动者更容易接受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和技术指导。在城市，现代企业制度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对职工进行优胜劣汰，市场就业机制开始产生并发生作用。这些都迫使劳动者更加关心自身及子女的素质提高，这些新机制的不断发展将会使人口运行模式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对传统的人口控制工作方式和方法提出挑战。
五、提高人口控制工作成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策
面对市场经济发展对传统人口控制工作模式的挑战和我国人口增长的趋势，改革传统的计划生育工作模式，建立一种新型的人口控制机制已是当务之急。我国人口构成的基本特征是以农业人口为主体，人口控制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立足于现实与长远来看，建立一种可操作性强、积极有效的农村人口控制保障机制才有助于从根本上控制农村人口过快增长。当前，重点应采取如下对策：
1.尽快建立健全农村“低水平、广覆盖”的医疗保障制度。“病有所依”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基本要求与愿望，我国人口70%以上是农民，应积极建立与健全农村低水平、广覆盖的保障体制，结合各地实际，探索出切实可行，使农民真正得到实惠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从而有效地起到遏制人口增长的作用。
2.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生有所依”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基本要求，截至2000年，中国乡村的赤贫人口仍有近5000万人。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仅是改革与完善农村社会救济制度的重大举措，而且也是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重要措施。
3.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老有所养”是每一社会成员的基本要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以及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健全的金融市场为依托，实行以“个人帐户”制、政府从财力、政策上给予适度扶持的社会养老保险形式为主导和基础，商业性养老保险形式为辅助，团体和家庭为最后保障的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应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