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市场扭曲是否激发了中国企业出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企业论文,要素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成功运用出口导向战略，使中国对全球市场的出口实现了快速增长。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某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和学者指责，正是由于中国政府的汇率操纵行为以及某种发展策略的选择导致了中国内部发展的失衡，使得中国企业获得了“特别”的出口优势，进而促使中国企业偏向于出口以及出口贸易规模的急剧扩张，最终导致了全球贸易的失衡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很显然，这种判断的核心在于确认中国政府是出于获得某种经济发展优势条件的目的，操纵和控制了人民币汇率或其他一些特定因素，帮助企业获得了“额外”出口优势(胡珺，2009)。这种情形下，迫切需要中国学者回答的问题是：从中国内部因素的视角来看，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和出口优势？这种或这些因素究竟是否出自于中国政府“故意”抑或“特定”的政策行为？它们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及出口优势到底施加了何种“特殊”的影响作用？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30多年来，一个相当突出的现象就是：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存在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滞后于产品市场的“不对称”现象(黄益平，2009；盛仕斌与徐海，1999)。市场化改革的着力点主要集中在产品市场层面以及对经济主体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激励方面，这使得绝大多数产品都已实现了按市场供需来决定价格的市场机制。然而，在要素市场领域，最明显的就是土地、资本、劳动力以及环境等要素市场，各级地方政府出于对经济发展的引导、稳定经济以及干预经济发展的战略目的，普遍存在对要素资源的配置、管制权和定价权的内在要求。
各级政府出于积极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目的而对部分关键要素市场的控制，事实上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虽然对要素市场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有利于政府将资源作为招商引资的一个重要竞争筹码，从而为当地GDP增长、就业岗位创造以及社会安定提供良好发展机会，但其所带来的要素市场扭曲等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蔡昉等(2001)发现，中国普遍存在的城乡和地区间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影响了要素配置效率，由此产生的效率差异促使了近年来中国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赵自芳与史晋川(2006)的研究表明，中国要素市场的扭曲导致了产业效率的损失，如果能消除这种影响，则在投入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可以使全国制造业总产出至少提高11％。靳涛(2008)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改革，导致了地方政府为了获得“GDP锦标赛”竞争的胜出而积极展开招商引资竞争，在拼投资的竞赛中，地方政府经常将压低的地方工业用地价格作为重要的招商引资的筹码之一。这种情形下，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就不能被改变。姚战琪(2009)指出，部门内部要素配置的不合理和要素在部门间配置的扭曲造成要素总配置效应较小，且对1985-2007年的中国经济总体和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雷鹏(2009)强调，扭曲分割的要素市场导致了资本要素对劳动力要素的替代，最终形成了经济快速增长和就业吸纳能力下降的二元悖论。
以上研究为加深我们对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的成因以及可能产生的各种扭曲损失的理解，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然而，其中有一个重要经济现象并未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即在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背景下，地方政府所采取的要素市场控制策略，可能会导致中国企业出口成本与出口行为的改变，进而促使企业将这种要素市场扭曲所产生的低成本因素转化为出口优势，从而激励了中国企业的出口动机。中国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滞后于产品市场这一典型事实，极有可能是激励中国企业出口的重要的外部因素之一。因此，有必要从要素市场扭曲这一视角来探究和理解中国企业出口行为以及出口规模扩张，乃至中国经济发展依赖出口的内部动因。
本研究关注于究竟是什么样的政策因素导致了中国企业对出口的偏向。我们迫切期望搞清楚的是这种内部失衡或政策因素是内生于中国特殊的转型阶段，还是外生于中国政府“故意”的政策策略选择。此外，我们还将探究中国的内部失衡是否也为外资企业提供了“特殊”的出口优势，即外资企业是否利用了转型时期中国特定阶段的制度或政策的失衡，获得了出口优势。我们还将探讨在当今全球新贸易与分工格局下，这种源于中国内部制度或政策的失衡所产生的“租”或者说是扭曲收益，是否为中国本土的出口企业所获得。
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是：第二部分介绍对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界定与测度；第三部分介绍本文的计量模型和变量的设定，并说明数据的来源；第四部分我们对计量检验结果进行解释和分析；第五部分进一步探讨要素市场扭曲所产生的“租”是否为中国本土出口企业所获得；第六部分是结论及政策含义。
二 对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的界定与测度
(一)要素市场扭曲的描述与界定
中国市场化进程中要素市场改革滞后于产品市场现象的发生，动因在于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出于对经济发展、稳定经济的引导以及政策干预战略目的而对各种关键要素资源的配置、管制权和定价权的内在要求。最为明显的就是对资本、土地、劳动力以及环境等要素市场的干预与控制。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对关键要素的干预与控制行为，事实上造成了要素流动障碍、要素价格刚性、要素价格差别化以及要素价格的低估，最终导致了要素市场的扭曲。
资本要素市场被管制和控制的目的是地方政府追求GDP增长的竞争。对于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而言，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投资驱动模式，因此，为加强本地区招商引资力度，同时又对当地创造更多GDP的企业进行政策扶持，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很大程度上存在对资本价格以及金融资源与资本分配权干预和控制的内生动机。比如，政府为某些企业提供超常规的贷款担保或税收与财政补贴，通过干预银行贷款分配，扶持当地企业的上市或发行债券等融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资本价格的扭曲。
土地要素市场被管制和控制的根本的动因也是地方政府追求GDP增长的竞争。20世纪90年代中国逐步实施财政分权改革后，随着地方政府的财政独立和地区间“GDP竞争”的展开，极大激励了地方政府利用土地政策优惠实现招商引资。现行体制之下，土地要素实际上是各级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和增加财政收入最主要的一个砝码。从土地市场来看，地方政府对工业用地采用相机定价的协议出让方式，对商住用地采用市场定价的招标与拍卖出让方式。这种情形造成了土地资源在不同用途上发展的两个极端：一方面，各级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GDP锦标赛竞争”的压力下尽可能人为压低工业用地价格，特别是某些地方政府为了“拼项目、拼招商”，不惜采用各种优惠政策手段(包括违规手段)使得工业用地价格大大低于土地市场的实际价格，造成土地要素价格的扭曲(靳涛，2008)；另一方面，对于商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地方政府为获取土地租金，通过市场垄断方式来最大限度地获取差级化土地垄断利润。
从劳动力要素市场被管制和控制的目的来看，一方面，管制有助于地方政府通过获取劳动力价值的“剪刀差”，获得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本积累及以低劳动力成本为主的企业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在中国存在地区间城乡劳动与户籍市场分割的前提下，低成本的劳动力有助于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通过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实现出口的快速扩张，这显然也可以带来当地GDP的快速增长。
这种内生于中国转型时期特殊的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竞争行为所产生的要素市场扭曲，造成的后果必然就是迫使经济发展依赖于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模式，而偏离企业所在地区的禀赋条件。要素市场的滞后和扭曲会直接造成企业投入要素价格的低估，给企业带来超额利润。这会激励大量低附加值、高投资、出口型的产业向中国转移(盛誉，2005)。而且，要素价格的扭曲必然造成整个经济社会中“寻租”现象的盛行。Hellman等(2003)、Shleifer和Vishny(1994)等研究发现，在那些制度处于不完善的转型国家中，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普遍滞后性和复杂性，对官员权力的监督处于相对较滞后的状态，官员利用手中权力与企业进行寻租交易活动难以受到制度的有效制约，从而导致寻租活动的盛行。Claessens等(2008)、Khwaja和Mian(2005)、余明桂等(2010)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倾向于与政府建立政治联系的目的在于向掌握要素资源分配权的政府官员寻租，从而获得某种要素资源。Connolly等(1986)和Murphy等(1993)发现，在那些广泛存在寻租机会的经济体中，企业会更有动力投资于寻租活动。寻租活动产生的超额收益会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和人才从实体投资领域转移到非生产的寻租活动中去，从而对企业创新研发活动等实体投资活动产生转移效应和挤出效应，进而导致该经济体可持续发展动力下降。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地方政府出于GDP竞争、财税竞争以及就业岗位创造等目的，对发展地方经济所需的关键要素资源进行控制，会造成中国地区的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滞后于产品市场以及整体市场的市场化进程，这些滞后效应还会在中国的不同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依据这样的现实，本文将要素市场扭曲界定为中国地区间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滞后于产品市场以及整体市场的市场化进程的程度。
(二)对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的测度
Magee(1971)指出，要素市场扭曲具有三种主要的形式：要素流动障碍(factor immobility)、要素价格刚性(factor price rigidity)以及要素价格差别化(factor price differentials)。学者们不断探索寻找一个能够综合测度上述三方面要素市场扭曲的方法。近些年来，随机前沿分析法(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Skoorka，2000)。Skoorka建立模型的思路主要包括两类方法：一是非参数化的数据包络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二是参数化随机前沿分析法。前者无需设定具体的函数形式，有助于避免函数形式设定偏误。而后者在测度过程中无需进行过多假设，并且经济含义更加丰富。这些方法主要从效果角度来衡量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基本思路是着眼于一国最优的要素生产可能性曲线与实际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PPF)之间的差距。
如果运用这些方法测度中国各地区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可能会存在以下局限：第一，这些方法的最基本前提条件就是假设所有的测度单元都具有同质性。然而，从中国不同省份地区的现实情形来看，由于地理区位、自然资源禀赋条件、人口条件以及经济制度文化的差异，导致中国地区间的差异不亚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差异。在这种情形下，省级地区间的PPF的差异很有可能反映出的是地区间的地理和自然禀赋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未必能完全反映出要素市场扭曲效应的差异。Skoorka(2000)在研究中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第二，大量的研究文献都指出，中国普遍存在着地区间的市场分割。正如Young(2000)所强调的那样，中国特色的增量式改革带来了严重的市场扭曲。这种扭曲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要素市场的扭曲。事实上，造成中国地区间市场分割的动因很大程度上与造成要素市场扭曲的动因有共同之处，因此，必须寻找一个最为包容的测度指标来涵括这些动因。第三，我们发现，利用Skoorka(2000)的参数化随机前沿分析法来测算中国省级地区间的要素市场扭曲，存在产品价格和要素投入数据缺失的问题，即便采用一些替代指标也存在相当大的争议。
基于对以上问题的认识，本文所采用地区间的要素市场扭曲的测度指标为(各省级地区产品市场市场化进程程度指数-要素市场市场化进程程度指数)/产品市场市场化进程程度指数(factdis)以及(各省级地区总体市场市场化进程程度指数-要素市场市场化进程程度指数)/总体市场市场化进程程度指数。或者，各省级地区要素市场市场化进程程度指数/产品市场市场化进程程度指数以及各省级地区要素市场市场化进程程度指数/总体市场市场化进程程度指数。各省级地区产品市场、要素市场与总体市场化的市场化进程指数皆来自于樊纲等(2010)《中国市场化进程指数报告》中最新的、重新经过同基调整的各项指数。该测度方法的优点在于：首先，由于中国省级地区间地理区位、自然资源禀赋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必然导致要素市场的市场化发育程度的差异。显然，这个测度指标由于采用的是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指数的差距比值，可以避免中国省级地区间要素市场市场化发育程度自身因素的差异所造成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指标的信息失真。其次，采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指数的差距比值作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测度指标，可以准确反映中国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滞后于产品市场这一典型事实，这个指标可以同时涵括要素流动障碍、要素价格刚性以及要素价格差别化这三个方面的信息。而且，该指标能够涵括不同省级地区政府为了获得经济竞争优势而干预要素市场程度差异的信息。最后，采取该测度方法可以避免其他测度方法所需关键数据难以收集的难题。
三 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计量模型中解释变量的设定，既是基于已有研究的成果，同时也是源于对中国转型背景中特定因素的观察和理解。我们将这个模型的基本形式写成：
在解释变量中，我们最为关注的是要素市场扭曲测度指数factdis的系数和显著性。依据国际贸易理论以及企业出口影响因素的国内外研究文献，同时，在充分借鉴钟昌标(2006)、刘志彪和张杰(2009)等针对中国背景的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在X集中加入了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具体有：(1)企业规模因素(size)。Krugman(1990)提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核心在于强调特定产业或企业层面的规模经济对于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作用，我们使用企业净固定资产额作为企业规模指标。考虑到企业出口和规模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在计量模型中加入了企业规模变量的平方项。(2)企业年龄因素(age)。企业年龄的增长对于企业而言可能意味着出口学习曲线的实现，管理、生产技术与营销手段的成熟以及企业声誉的建立，所以，其出口能力也会有所差异。考虑到企业出口和年龄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我们在计量模型中也加入了企业年龄变量的平方项。(3)资本密集度因素(capital，企业固定资产净额/企业员工数)。按照经典比较优势理论，基于中国现阶段的劳动力禀赋特征，中国应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存在显著的出口比较优势。但是，中国各地方政府出自对GDP增长竞争的激励，可能会偏向于对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实施各种优惠政策，这可能会扭曲资本密集型产业企业的出口优势。(4)生产率因素(tfp)。新-新国际贸易理论强调，相对于进入国内市场，企业选择进入国外市场需要支付一笔额外的固定成本与沉淀成本，比如质量保证、特别的安全环保要求、建立国外销售渠道及运输成本等。因此，企业自身在生产效率方面的异质性特征，会对企业出口行为产生“自我选择”的行为效应(Melitz，2003)。为了体现这个理论假说，我们在计量方程中加入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因素(使用LP半参数方法计算，参见张杰等(2011))。(5)人力资本因素(train)。出口意味着要面对国外消费者更为苛刻的产品质量、品质、安全与环保等进入壁垒要求，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企业必须具备较高人力资本积累，以保证出口产品的安全、质量及性能要求。进一步考虑到，中国企业的出口能力获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国外相对先进生产设备的购买来实现，这些相对先进生产设备的使用很大程度上需要企业拥有专业化的技能工人与熟练工人，出口企业有动力对企业员工进行各种专业化生产技能培训。所以，选用企业人均培训费用作为企业人力资本代理变量，可更为准确地反映中国出口企业人力资本存量。(6)创新研发因素(r&d)。大量研究指出，创新研发能够强化企业在全球市场的产品竞争力，大量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就是依靠自身强大且持续的创新研发能力在全球市场确立了自身的竞争优势地位。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而言，创新研发有可能使得企业偏离自身的出口比较优势，从而使得创新研发未必能够增强其出口能力。新-新国际贸易理论指出，具备创新研发能力的企业通常也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因而其自身就具备“自我选择”行为效应的出口能力。计量模型中，我们使用文献常用的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支出/销售额)作为企业创新能力的测度指标。(7)工资水平因素(salary)。考虑到中国企业的出口优势主要依赖于低廉劳动力成本所获得，必须考虑企业工资水平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我们预期企业出口可能与企业人均工资水平呈现负相关关系。(8)市场势力因素(marketp)。在中国金融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正处于发展和完善的背景下，本土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开发国内市场时，普遍会面临货款被拖欠和融资难的双重困境，导致企业不能产生稳定的现金流、无法维持企业正常生产，相反，出口可以缓解中国本土企业所面临的货款被拖欠和融资难的双重困境，这也是造成中国本土企业以国际贸易替代国内贸易的外部制度因素之一(张杰等，2008)。可以观察到，国内市场势力越弱的企业货款陷于被拖欠和融资难双重困境的可能性越大，其被激励出口的内在动力就越大。因此，有必要在中国情景下考虑市场势力与企业出口的关系。如何测算企业的市场势力一直是相关研究文献的难点。本文采用企业货款被拖欠的程度作为企业市场势力的代理变量，具体计算方法是marketp=企业年平均应付账款净额/企业销售额。(9)金融因素(loan)。能否获得外部贷款对于出口企业来说可能有两种影响渠道：一条渠道是出口企业由于出口产品的批量大，需要更多生产性的流动资金，因此有动力寻求外部贷款；另一条渠道是由于出口企业多采用信用证的结款方式，回款有保障、有信誉，因而银行更倾向于贷款给出口企业。我们采用企业是否有利息支出作为度量企业能否获得外部金融支持的变量。(10)分工因素(outsour)。中国企业出口优势的获得与众多地方产业集群中内含的分工经济与集聚经济密不可分。集群内广泛的产业链乃至产品链的各个生产环节的纵向非一体化所带来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网络体系，有效降低了各个环节零配件与组装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极大地降低了产品生产成本，使得依靠集群形态生产的产品具有强大的低成本出口竞争优势。为了捕捉和描绘中国企业的这种出口竞争优势来源，我们在方程中放入了企业中间投入/销售额的变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近似作为度量企业的分工和外包程度因素的指标。(11)广告因素(advert)。企业广告投入是体现企业产品信誉与市场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考虑到中国企业特别是本土企业的出口主要是依赖贴牌或加工贸易方式的现实，出口企业在出口活动中或许并不需要建构自己的品牌，我们预期企业广告投入和出口之间为负相关关系。在计量方程中，我们加入了企业广告投入/销售额的企业广告投入强度变量。(12)多部门因素(multi)。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或分公司战略会通过企业的生产组织与管理模式影响到企业生产率，我们使用企业的产业活动单位数作为测度企业多元化战略或分公司战略的代理变量。(13)所有制因素(ownship)。在计量方程中，我们还加入了企业是否为外商投资、港澳台、民营以及国有企业的所有制虚拟变量。(14)与政府联系因素(govern)。余明桂等(2010)研究发现，中国企业所获得的地方政府财政补贴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建立与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联系而得到，因此，我们利用企业是否能够获得政府财政补贴的虚拟变量来反映企业与政府的联系。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本文企业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2001-2007年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该库的统计对象包括全部国有和规模以上(主营业务收入超过500万元)的非国有企业。我们挑选了其中的按二分位的行业划分标准的13～43行业共30个二分位行业的所有制造业企业。鉴于该数据库所存在的偏差与错漏问题，参照李玉红等(2008)的处理方法，我们调整了行业代码。2002年中国颁布了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并于2003年正式实施。为了使行业口径前后一致，根据新的行业标准对2003年以前企业按照小类行业进行了调整，删除错误记录。出现下面逻辑关系作为错误记录，具体处理方法是：(1)企业总产值为负；(2)企业的各项投入为负，包括职工人数、中间投入、固定资产原值和固定资产净值；(3)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小于固定资产净值；(4)工业增加值或中间投入大于总产出。该数据的代表性特征具体可参见李玉红等(2008)的详细介绍。
(三)主要变量的初步统计分析
表1给出了本文计量模型中的主要解释变量的基本统计信息。
从我们所构建的要素市场扭曲指标变量来看，具有如下的基本特征：①
第一，总体来看，1997-2007年，中国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从1997年的0.4659逐年下降到2007年的0.2671，由此说明，中国的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得到了较快的推进。
第二，具体来看，各省级地区之间的要素市场相对于产品市场所体现出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和复杂性。1999-2007年，北京地区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指数始终为负值，表明北京地区的产品市场的市场化进程要滞后于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天津地区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指数由正转为负值再转正再转负；上海地区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指数由正转为负值；江苏等发达省级地区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指数始终为正值，但处于一个由大变小的过程；贵州、云南等欠发达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指数下降的非常缓慢，经历了一个由大变小再变大再变小的复杂演变过程。进一步，我们发现各省级地区的各年人均GDP(经济发展水平)和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指数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3587，这就表明地方政府对要素市场的一定程度的控制或许有助于地方经济的增长。
第三，我们的数据显示，北京、天津和上海这三个地区的要素市场扭曲指数出现了负值，也就是说，这三个地区的要素市场市场化进程“似乎”快于了产品市场市场化进程。从现实来看，由于这三个地区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多数来自于其他省级地区，因此，对于这三个地区而言，如果控制要素市场未必能够带来经济的发展。进一步看，这几个地区的制造业出口在1999-2007年总出口中也出现了逐步下降的趋势，这就进一步从相反的角度印证了要素市场扭曲的弱化也会弱化制造业企业同出口的内在关系。而且，这几个地区的要素市场市场化进程快于产品市场市场化进程的现象，可能反映出存在政府通过干涉产品市场的市场化进程来实现地方保护主义的行为(陆铭与陈钊，2009)。
四 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本土企业的回归结果与解释
表2报告了采用面板Tobit方法对计量模型(1)的回归结果。首先，无论是当期、滞后1期或滞后2期，各省级地区产品市场市场化进程指数与企业出口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各省级地区要素市场市场化进程指数与企业出口呈现出显著负相关关系(由于篇幅限制，未报告以上回归结果)。观察这些结果可见，产品市场市场化进程越快的省级地区的企业出口概率倾向越高，而要素市场市场化进程越快的省级地区的企业出口概率倾向越低，这初步验证了我们的设想：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是影响中国企业出口动力的重要因素，特别要注意的是二者对企业出口的作用截然相反。其次，从回归结果来看，要素市场扭曲指数的系数都是正的，而且显著水平达到1％。这就是说，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高的省级地区的本土企业在“总体效应”上表现出越高的出口概率倾向。考虑到市场分割的影响可能不仅短期存在，而且可能对将来也产生影响，以及要素市场扭曲和企业出口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我们将市场分割指数滞后1～2期，回归结果依然稳定地显示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指数对本土企业出口概率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个结果表明，在中国地区间开放型经济增长竞争政策的激励作用下，本土企业的出口行为发生了扭曲。企业是否出口不仅仅考虑的是自身正常生产成本和竞争能力，而且还要看企业能否与政府建立联系以获得低成本要素及是否将所获得的低成本要素优势转化为出口优势。
在中国地方政府的GDP增长竞争中，有一个现象必须得到充分重视，即地方政府往往不顾本地的资源禀赋条件，偏好更具有创造GDP能力的资本密集型、规模大的企业，在招商引资中以及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给予其各种优惠政策，由此带来的可能后果是，越是资本密集型或规模越大的本土企业越是容易通过与政府建立政治联系获得关键要素的优惠政策。这种情形下，在那些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高的地区，资本密集型或规模越大的本土企业越有可能偏离中国的劳动力禀赋所带来的出口优势，将利用要素市场扭曲所获得的低成本优势转化为出口优势，从而表现出更强的出口动机。表3中的第1列和第2列加入了企业资本密集度与企业规模和要素市场扭曲指数的交互项，交互项的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为正，这个结果验证了我们以上分析，在那些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高的省级地区中，资本密集度越高以及规模越大的本土企业越是倾向于出口。进一步看，地方政府的GDP增长竞争行为是否也会对竞争力存在差异的本土企业的出口行为产生影响？表3中的第3列和第4列加入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和要素市场扭曲指数的交互项，交互项的系数都没有呈现出显著性，这就愈加验证了我们的结论，中国地方政府出于对GDP增长竞争的目的，并不会依据企业竞争能力标准对企业提供各种要素政策优惠，因此，在那些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高的省级地区中，TFP越高和研发投入密集度越高的本土企业就越不会表现出特别的出口动机激励。
进一步，中国地方政府出于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目的控制要素资源而导致要素市场扭曲，从而促使本土企业有动力通过与政府建立各种寻租联系来获取低成本的关键要素，这就会激励与政府建立联系的本土企业最有可能将利用要素市场扭曲所获得的“租”或扭曲收益，转化为出口优势，强化其出口动机。为了考察要素市场扭曲带来的寻租关系是否显著，我们在计量模型(1)中加入企业是否获得政府补贴的变量，根据余明桂等(2010)的研究，中国企业能否获得政府财政补贴实质上反映出的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和寻租联系。中国民营企业通过与地方政府建立寻租联系的确有助于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政治联系的这种补贴获取效应越强。受此研究的启发，我们在计量模型(1)中加入了企业是否有政府补贴(govern)的虚拟变量以及该变量与地区要素市场扭曲指标变量的交互项，回归结果见表3第5列，可以发现govern变量系数在1％显著水平上与企业出口正相关，这就为我们以上的寻租假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证据。govern与factdis交互项的系数在1％显著水平上与企业出口正相关，这就说明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高的地区拿到政府财政补贴的本土企业的出口动机越强，这验证了我们的寻租假说。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计量模型(1)中各主要控制变量放入滞后1期的变量时，它们的回归结果与已有文献基本一致，限于篇幅，我们不再对之做出详细解释。
(二)外资企业的回归结果与解释
考虑到在中国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竞争中，外资企业长期被赋予了超国民待遇，外资企业有可能也会利用要素市场的扭曲机会和空间获得低成本要素，并将之转化为在国际上市场上的出口竞争优势或者是在中国国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下面，我们将分析影响外资企业出口的因素，并将之与本土企业进行比较。
首先，表2中第7～9列报告了使用面板Tobit方法对外资企业样本数据的回归结果。由结果可见：要素市场扭曲对外资企业出口在总体效应上也造成显著的正向激励影响。同样，将要素市场扭曲变量分别滞后1～2期，可以看出，要素市场扭曲对外资企业的出口活动仍然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激励影响。这验证了我们的猜想：中国的要素市场扭曲所创造的低成本优势并没有被本土企业独家获得，在中国市场上的外资企业同样也享受了由此带来的低成本优势，并将之转化为出口优势。但是，在外资企业样本中要素市场扭曲指标的系数要远远小于本土企业，表明要素市场扭曲对外资企业出口激励作用的边际效应要小于本土企业，也就是说，要素市场扭曲对本土企业出口的激励作用要高于对外资企业的作用。
其次，我们所关注的是，在中国地方政府的GDP增长竞争中，地方政府是否也偏向于对那些创造GDP能力更强、规模更大的以资本密集型为主的外资企业实施优惠政策，从而激励了这些外资企业更有动力将利用要素市场扭曲所获得的低成本优势转化为出口优势？在表3的第6列和第7列中我们加入了外资企业的资本密集度与企业规模变量和要素市场扭曲指数变量的交互项，交互项的系数都在1％的显著水平上为负，这些结果令我们感到惊异。其所透射出的信息是，在那些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高的省级地区中，资本密集度越高或规模越大的外资企业越是倾向于内销。该结果可能说明，与本土企业将要素市场扭曲所获得的收益转化为出口优势的动机与行为不同，外资企业可能倾向于将所获得的收益转化为在中国市场上的内销竞争优势，以图占据中国市场。进一步，我们试图搞清楚的是，地方政府的GDP增长竞争行为是否也对竞争力有差异的外资企业的出口行为产生影响？表3中的第8列和第9列我们加入了外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变量和要素市场扭曲指数变量的交互项，这两项交互项的系数与外资企业出口变量之间也呈现显著的负相关性，表明在那些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高的省级地区中，TFP越高和研发投入密集度越高的外资企业越是倾向于内销。以上结果说明：同样是获得来自于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的要素低成本优势，外资企业更倾向于将这种成本优势转化为在中国本土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而不是出口优势。
再次，我们在计量模型(1)中加入了外资企业是否有政府补贴(govern)的变量以及该变量与地区要素市场扭曲指标变量的交互项，回归结果见表3第10列。可发现，govern变量的系数在10％显著水平上与外资企业出口负相关，该结果可能揭示，外资企业通过与政府建立联系且利用中国要素市场扭曲所获得的“租”或扭曲收益，将之转化为在中国本土市场上的竞争力。govern与地区要素市场扭曲指标变量的交互项系数在5％显著水平上与外资企业出口负相关，该结果说明，在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高的地区且拿到政府财政补贴的外资企业的出口动机相对越弱，这进一步验证了外资企业利用中国要素市场扭曲所获得的“租”或扭曲收益转化为在中国本土市场上竞争力的现象。
最后，值得关注的是，外资企业出口的影响因素与本土企业相比，存在着以下方面的显著差异：(1)外资企业的TFP和出口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该结果说明，生产效率较高即市场竞争能力较强的外资企业偏向于在中国国内市场进行销售，相反，生产效率低即市场竞争能力相对较弱的外资企业偏向于出口；(2)外资企业的创新研发支出和出口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该结果表明，创新能力相对较弱的外资企业偏向于出口，而那些创新能力相对较强的外资企业则偏向于在中国国内市场的销售；(3)外资企业能否获得外部贷款和出口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该结果揭示，出口能力越强的外资企业越不依赖于中国国内金融体系的融资支持；(4)外资企业的市场势力和出口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说明市场势力越弱的外资企业越是偏向于出口，相反，那些市场势力强的外资企业偏向于在中国本土市场进行销售；(5)外资企业的人均工资水平和出口之间呈现出显著正向关系，表明人均工资水平越高的外资企业越是偏向于出口；(6)外资企业的中间投入和出口之间呈现出显著负向关系，表明中间投入比重相对低的外资企业偏向于出口。对比分析以上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在出口影响因素的差异，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意思的结论：外资企业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在中国建立出口基地，它们已经非常重视培育和强化在中国本土市场上的竞争力，在某些产业中，外资企业甚至已经谋求且获得了在中国市场上的绝对竞争优势或垄断控制地位。②这对于中国本土企业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警示，中国本土企业如不将对出口市场的依赖转向对本土市场开发与竞争力的提升，会将中国迅速增长的本土市场拱手让给外资企业，进而失去维持其可持续发展的本土市场基础。
(三)对内生性问题的处理及结果
计量模型(1)中一些解释变量可能由于存在逆向因果(reverse causality)关系而导致内生性问题，具体有：(1)要素市场扭曲能够为中国企业出口优势的获得提供机会，但是，出口能力强的企业也有可能偏向于主动选择进入那些要素市场扭曲程度高的地区；(2)企业由于规模扩大会提升其出口能力，相反，出口所带来销售市场规模的扩大也可能有助于企业获得规模经济；(3)很多研究发现，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主动选择出口行为，这被称之为“自我选择”效应，也有研究指出，出口也能够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这被称之为“出口中学习”效应；(4)企业创新研发活动可能会增强企业的出口能力，但是，出口能力强的企业可能更为偏向于进行创新研发活动；(5)能否获得外部金融机构的贷款可能会增强企业出口能力，例如，购买更为先进的生产设备，然而，较强的出口能力可能会作为一种“好”企业的信号，反过来会使得企业更容易获得外部金融机构的贷款；(6)国外消费者对出口产品的高质量要求，使得企业需要对员工进行专业化的培训，然而，企业对员工培训反过来又有可能会增强企业的出口能力；(7)对于中国本土企业来说，低工资可能有助于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获得出口优势，相反，在中国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客观事实下以及对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律与执法体系的滞后，出口优势越强的企业可能越有动力利用自身在工资谈判中的强势地位支付给企业员工相对低的工资水平，以维持自身的出口优势。
针对以上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所采取的处理方法是：对因变量采用企业有无出口的虚拟变量形式，即企业有出口则为1，其他为0，采用两步系统GMM方法对计量模型(1)进行回归。由于系统GMM方法可以同时利用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的信息，因此针对“小跨期、大样本”的面板数据具有很好的估计效果。根据对权重矩阵的不同选择，系统GMM可分为一步法(one-step system GMM)和两步法(two-step system GMM)估计。相比一步法估计，两步法不容易受到异方差的干扰，但是在有限样本条件下，两步法的标准误会严重下偏，从而影响推断。我们利用Windmeijer(2005)方法对两步法标准差的偏差进行了矫正。两步系统GMM方法需要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以及残差项是否序列相关，本文采用Hansen统计量来检验工具变量选取的有效性，若接受原假设则表明工具变量的选取是有效的。本文还采用了以一阶差分转换方程的一阶、二阶序列相关检验AR(1)、AR(2)来判断残差项是否序列相关。表4中各列报告了使用两步系统GMM方法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各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并未发生本质性改变，这表明我们的回归结果具有相当的稳健性。
五 要素市场扭曲产生的“租”能否为中国本土出口企业所获得
本文以上部分回答了要素市场扭曲是否对本土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的出口产生激励作用。下面，我们将重点讨论中国的要素市场扭曲给企业带来的低成本优势或者说是一种“租”，能否为中国本土出口企业所获得。
表5给出了在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存在差异的省级地区中，外资和本土企业的企业利润率(企业净利润/销售额)与各种费用比重((销售费用+财务费用+管理费用)/销售额)指标的统计数据描述，从中可以观察出：
1.从企业利润率的角度来看，针对本土企业而言，利用Wilcoxon Signed-Rank方法检验的结果显示，无论是在要素扭曲程度相对较高还是较低的地区中，有出口的本土企业的利润率要显著高于没有出口的本土企业；在要素扭曲程度相对低的地区中有出口的本土企业的利润率，要显著高于在要素扭曲程度相对高的地区中有出口的本土企业；在要素扭曲程度相对低的地区中没有出口的本土企业的亏损程度，也要显著低于要素扭曲程度相对高的地区。对于外资企业而言，Wilcoxon Signed-Rank方法检验的结果表明，在要素扭曲程度相对低的地区中，有出口的外资企业的利润率要显著高于没有出口的外资企业；在要素扭曲程度相对高的地区中，有出口的外资企业的利润率却显著低于没有出口的外资企业；更为重要的发现是，在要素扭曲程度相对低与相对高的地区中，有出口的外资企业利润率不存在显著差异。以上这些检验结果表明，在要素扭曲程度相对高的地区中，出口并不有利于本土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率，相反，会对本土企业的利润造成负面影响。
2.企业如果要获得额外的关键要素或者低成本的要素，可能需要与掌控要素分配的地方政府官员建立特殊的“寻租”关系，因此，这可能会通过增加企业各种费用支出的渠道体现出来。基于该思路，我们设计了企业的(销售+财务+管理)费用支出比重指标，其目的在于测度企业的生产、经营、销售以及融资活动中的交易费用。
表5的数据显示，无论是在要素扭曲程度相对低还是高的地区中，有出口的本土企业的企业费用支出比重显著低于没有出口的本土企业。这表明：由于中国转型背景中各种制度的不完善造成大量寻租现象的存在，导致本土企业在开拓国内市场的过程中的交易成本要远远高于进行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这可能是造成中国本土企业偏向于出口的外部激励因素之一(张杰等，2008)。从更为深入的角度来看，在要素扭曲程度相对低与相对高的地区中，有出口的本土企业的费用支出比重指标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要素扭曲程度相对低的地区中没有出口的本土企业的费用支出比重显著低于要素扭曲程度相对高的地区，该结果反映出的信息是，在要素扭曲程度相对高的地区中的本土企业在开拓国内市场时要支付更高的费用，即可能面对更高的交易成本。
从外资企业的费用支出比重指标来看，无论是在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相对低还是相对高的地区中，没有出口的外资企业的企业费用支出比重显著高于有出口的外资企业。进一步发现，在要素扭曲程度相对低的地区中没有出口的外资企业的企业费用支出比重，显著低于扭曲程度相对高的地区。对有出口的外资企业来讲，在要素扭曲程度相对低与相对高的地区中，企业费用支出比重没有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以上这些结果揭示，外资企业在开拓中国国内市场的活动中可能也会“入乡随俗”，积极采用各种“非市场化”甚至寻租手段进行生产经营与销售等活动，因此，要素市场扭曲所带来的寻租活动也会对外资企业在开拓中国国内市场过程中的交易费用造成影响。
以上的统计分析初步验证了要素市场扭曲所带来的“租”并没有为中国的本土出口企业所获得，接下来，我们通过更为严格的计量模型来验证该事实。计量模型采用如下具体形式：
上式中，因变量(profit，企业利润额/销售额)为企业的净利润率，核心的解释变量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测度指标变量(factdis)、出口密集度(ex，企业出口交货值/销售额)与企业费用支出比重(fee，(企业财务费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销售额)，考虑到我们研究的核心问题，我们还加入了出口和要素市场扭曲指标变量的交互项(factdis×ex)以及企业费用支出比重和要素市场扭曲指标变量的交互项(factdis×fee)，通过它们来考察要素市场扭曲所带来的“租”是否为中国的本土出口企业所获得。相应地，我们也必须控制一些因素变量，在控制变量集合Z中，相关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企业固定资产净额的对数)；企业年龄(age)；企业广告投入密集度(advert，企业广告支出/销售额)；企业竞争能力(tfp)；企业资本密集度(capital)；企业人均教育培训支出(train)；企业市场势力(marketp)；企业产业集中度(indusc)；产业单位活动数(multi)；企业是否有融资利息支出(loan)以及所有制(ownship)。
表6列示了我们使用两步系统GMM方法对计量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以本土企业为样本的回归结果中，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指数与本土企业的利润率在5％显著水平上负相关，该结果表明，在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高的地区中的本土企业的利润率越低。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指数与本土企业出口的交互项的系数在1％显著水平上为负，该结果说明，在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较高的地区中有出口的本土企业的利润率相对较低。出口密集度与本土企业利润率在10％显著水平上负相关。该结果表明，出口越多的本土企业的利润率越低。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指数与本土企业出口的交互项的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该结果进一步说明，在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较高的地区中有出口的本土企业的利润率相对较低。通过对以上这些回归结果的分析，可以得出的判断是，要素市场扭曲所带来的“租”或者说是低成本要素收益并没有为中国的本土出口企业所获得。我们对该现象的解释是：中国的本土企业多数是凭借贴牌或代工的加工贸易的出口方式参与到由发达国家或新兴国家(地区)的跨国公司所组织的全球贸易与分工体系中，而且从事的只是产品价值链中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组装与制造环节，且普遍面临来自掌握品牌和全球营销渠道网络的跨国公司与掌握核心技术的关键零配件商对企业利润的双重挤压，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出口并不能为中国本土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相反，出口会对中国本土企业的利润造成负面影响。
同样，观察外资企业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指数与外资企业的利润率之间虽然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但结果不显著。而且，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指数与外资企业出口的交互项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现正向关系，这些结果说明：一方面，要素市场扭曲并没有对外资企业的利润获取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在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高的地区中出口给外资企业带来的企业利润率越高，这可能就说明了外资企业能够将要素市场扭曲所创造的租或扭曲收益转化为自身的出口收益。
正如前文所指出，要素市场的扭曲可能会为企业和地方官员提供了寻租空间和寻租机会，当地企业可能会通过寻租活动以获得企业所需的关键要素或低成本要素竞争的胜出机会，这会给企业造成更大的寻租费用，这些寻租费用最终可能会表现为企业的各种费用支出，进而对企业利润造成挤压效应。从表6的回归结果可观察出，无论是本土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它们的费用支出比重与企业利润率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而且，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指数与企业费用支出比重的交互项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这些结果支持了我们的以上观点。
最后，我们根据本土企业是否获得政府财政补贴划分为两个子样本，各自进行回归，结果见表6第4列与第5列。我们发现，获得政府财政补贴的本土企业出口的边际倾向要显著高于没有获得政府财政补贴的本土企业。而且，在要素扭曲程度高的地区中获得政府财政补贴的本土企业出口的边际倾向要显著高于没有获得政府财政补贴的本土企业，获得政府财政补贴的本土企业费用比重显著高于没有获得政府财政补贴的本土企业。这些结果都进一步对我们以上的判断提供了支持。
六 结论
内生于中国转型时期的地方政府GDP增长竞争所产生的要素市场市场化进程相对滞后而产生的要素市场扭曲，是否激励了中国企业的出口？我们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要素市场扭曲激励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在要素市场扭曲程度高的地区即要素市场市场化进程相对比较滞后的地区中，本土企业出口的总体动机相对较强；(2)要素市场扭曲也激励了外资企业的出口，在要素市场扭曲程度高的地区中，外资企业出口的总体动机相对较强，但是，要素市场扭曲对外资企业出口的激励效应要小于本土企业；(3)要素市场扭曲虽然激励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但是要素市场扭曲所产生的“租”或者说是扭曲收益在转化为出口优势的过程中，绝大部分并未为本土企业所获得，这既体现在有出口的本土企业的利润率并不比没有出口的本土企业高，在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较高的地区中有出口的本土企业的利润率相对较低。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方式所造成，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企业要拿到这个要素市场扭曲所产生的要素扭曲收益，需要付出额外的寻租成本或交易成本所导致的，从而对企业的利润空间造成挤压。
中央政府已经确定了“十二五”期间改革的重大战略任务，其中既包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也包含“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任务。我们的研究为之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支持与可能的政策操作方向：一方面，积极推进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合理且适度地扭转中国企业对出口的偏好和依赖，促进中国本土企业在本土市场上竞争力的提升，缩小与外资企业在中国本土市场上的竞争力差距，促使中国的本土企业走上一条外需和内需并重利用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另一方面，积极推进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实现本土企业出口方式的转变和出口收益的增加，彻底扭转本土企业出口越多收益越低的困境。
作者感谢审稿人提出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①这里，我们提供的要素市场扭曲指标(factdis)是按照(各省级地区产品市场市场化进程程度指数-要素市场市场化进程程度指数)/产品市场市场化进程程度指数方法计算的指标变量的信息。我们发现，使用其他方法计算所得的要素市场扭曲指标所包含的信息与之完全一致，并且后面的回归结果也基本一致，因此，限于篇幅我们只给出该方法所计算出的要素市场扭曲指标(factdis)的具体信息，未给出其他方法所计算出的指标变量的具体信息，有兴趣的作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②2009年国家商务部的调查显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已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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