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的生平事迹及《嵇康集》的传播源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平事迹论文,源流论文,嵇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35.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 942X（1999）04－0009－08
嵇康，字叔夜，出生于魏文帝（曹丕）黄初四年（223）， 魏元帝（曹奂）景元三年（262）被司马氏杀害，只活了40岁。 他是三国时期的重要作家，著作有《嵇康集》15卷录1卷，《春秋左氏传音》3卷，《圣贤高士传赞》3卷等。自从嵇康被司马昭下令杀害以后，历经1700 余年，他的作品有所散佚， 但其主要部分流传至今， 这就是《嵇康集》10卷。短短六七万言，若论其影响之巨大，震动之深远，在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上，能与之相提并论者，寥若晨星。
一、生平事迹
嵇康的远祖居会嵇郡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市），先世避怨仇，迁徙至谯国铚县的嵇山北侧（今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集西15公里）。嵇康的父亲名嵇昭，字子远，督军粮，治书侍御史（掌律令），早卒。母孙氏，性温柔慈祥。兄长二人，长兄名、字不详；次兄名喜，字公穆，入仕途，曾任晋朝的徐州、扬州刺史，官至太仆、宗正卿。嵇康出生不久，父亲就过世了，由母亲和兄长抚育长大。他个子很高，有七尺八寸，约相当于现在的1.88米以上，“美词气，有风仪”[1]。 《世说新语·容止》转述载记云：“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曰：‘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康子嵇绍）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答曰：‘君未见其父耳！’”山公（山涛）、王戎都是“竹林七贤”中人，跟嵇康有密切的接触，可以想见，嵇康高大英挺，风度翩翩，一定是当时公认的美男子。
魏明帝（曹叡）太和二年（228）下诏：“尊儒贵学， 王教之本也。……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时嵇康6岁， 处在魏陪都谯郡（治所在今安徽省亳县）这样的特殊地区，必定接受过儒学的教育和薰陶，故而有《春秋左氏传音》一类的著作，而且在现存的嵇康诗文中，可以看出，他对《易》、《书》、《诗》、《春秋左传》等经典相当熟悉，且运用自如。他读书的方式不是死记硬背，而是重在理解，得其要领，阅读面很广泛，特别喜欢《老子》、《庄子》，声言“老子、庄子，吾之师也”。嵇康多才多艺。他擅长弹琴作曲，《长清》、《短清》、《长侧》、《短侧》等琴曲相传是他的作品，合称为“嵇氏四弄”；他善书法，尤工于草书，墨迹被列入“草书妙品”[2]； 他更长于咏诗著论，师心使气，清峻拔俗。《三国志·魏书·王粲传》附载云：“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3]比嵇康小9岁的陈寿，处在西晋司马氏的一统天下，因形格势禁，对嵇康只能这样略带一笔，分量却是很重的。原来这位接受过儒学、崇实教育而又扬言师法老庄玄虚之道的嵇康，不只是舞文弄墨，“文辞壮丽”而已；他还有“尚奇任侠”，将理想付诸实际行动的决心和勇气。他并不怎么苟同于庄周的“齐物”（齐同万物），而是“抱玄守一”，是有所抱负、有所坚执的硬骨头。
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嵇康16岁那年，“著《游山九咏》， 明帝异其文辞，问左右曰：‘斯人安在？吾欲擢之！’遂起家为浔阳长。”（注：参（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引《嵇康集》，文澜阁《四库全书》本。又，艺海楼抄本《大唐类要》（朱彝尊谓即虞氏《北唐书钞》）引作“李康集”。）嵇康20岁前后，被曹操的儿子沛穆王曹林看中，把女儿长乐亭主下嫁给他，成了皇室的外戚，迁郎中，拜中散大夫，“秩六百石，第七品，仅备顾问，并无日常事务，属于散官。”[4] 嵇康有了俸禄六百石、掌议论的中散大夫这个虚衔，举家迁往曹魏宗室聚集的河内郡，居住在山阳达20年之久，直至被司马昭杀害。山阳故城在今河南省焦作市以东修武县西北17.5公里，即现在的云台山风景区一带。相传太行山支脉有白鹿山，上有天门谷、百家岩（一说天门山今谓之百家岩），即嵇康隐居处。正是在这豫、晋两省交界之地，在磊落雄壮的太行山环抱中，在那清幽的灵山秀水之间，嵇康与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等名士相与友善，常聚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之“竹林七贤”。豫其流者，还有嵇康的好朋友吕安。他们啸傲山林，摒弃礼俗，弹筝抚琴，饮酒咏诗，清谈玄远，高倡自然，“或率尔相携，观原野，极游浪之势，亦不计远近；或经日乃归，复修常业。”[ 5]“于时风誉扇于海内，至于今咏之。”（注：（刘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篇（梁）刘孝标注引（东晋）孙盛《晋阳秋》。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明）吴郡袁氏嘉趣堂刻本。）东晋秘书监孙盛上距魏末已近百年，犹能感受到“七贤”之风，可见“竹林七贤”的活动，在当时的思想界、文化界，影响非常之大，声誉非常之高，其中坚人物当首推嵇康。
与山阳同属河内郡的温县（今河南省温县），便是司马懿的家乡。当竹林名士们避世清谈之际，司马氏集团步步进逼，渐渐控制了曹魏政权。魏（曹芳）嘉平元年（24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 捕杀辅政的大将军曹爽以及何晏等八人，夷其三族，杀戮数千人；嘉平三年（251），扬州刺史王淩在淮南起兵， 反对司马氏，司马懿逼死王淩，诛楚王曹彪，并收其余党，夷三族，暴尸三日；嘉平六年（254），司马师杀中书令李丰及夏侯玄等，夷三族， 又以荒淫不孝罪废黜皇帝曹芳；魏（曹髦）正元二年（255）， 镇东大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起兵于淮南，很快被司马师镇压下去，毋丘俭被杀，“传首京都”；魏（曹髦）甘露二年（257）， 镇东大将军诸葛诞起兵淮南（寿春），司马昭挟持皇帝、皇太后讨伐，次年四月杀诸葛诞，夷三族。至此，军政大权，进退百官，都在司马昭的掌握之中，曹魏皇帝已被架空。甘露五年（260），“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 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注：《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裴松之注引（西晋）习凿齿《汉晋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小影印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刊《钦定二十四史》本，1986年版。）曹髦“帅僮仆数百，鼓譟而出”，前往攻打司马昭，司马昭心腹贾充的部下成济，挥戈直刺曹髦，洞胸而“刃出于背”，死于非命。司马昭又立曹奂为帝，这就是魏元帝， 自然更是一个傀儡。 元帝三年（262），司马昭藉口“吕安事件”杀害嵇康；景元四年（263），司马昭派兵伐蜀成功，次年进封晋王；咸熙二年八月（265），司马昭病死， 司马炎继位为晋王，年底，曹奂禅位，司马炎代魏称帝，这就是晋武帝。
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名士”们，逍遥于林泉之间，旷放不羁，固然与汉末以来的个性解放思潮有关，但更为切实的原由是躲避司马氏集团的笼络、威逼和利诱。而司马氏集团恰恰是名士们的克星。特别是司马师，不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且颇有才学，几乎与正始清谈的领袖人物何晏、夏侯玄齐名，他代父掌权之后，更是加紧网罗人才，“礼”、“法”并用，软硬兼施。山涛、王戎、阮籍等相继走出竹林。嵇康始终不与司马氏合作，并且坚决与之斗争，展现出他思想、性格“尚奇任侠”、慷慨任性的一面。
其一，投身批评王肃（司马昭的妻父）的太学辩难活动，撰写《管蔡论》。甘露元年二月（256），皇帝曹髦宴群臣于太极东堂， “讲述礼典，遂言帝王优劣之差”，盛赞少康中兴夏朝之功德：“有夏既衰，后相殆灭，少康收集夏众，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非至德弘仁，岂济斯勋？”批评刘邦“因土崩之势，仗一时之权，专任智力以成功业，行事动静，多违圣检。”（注：《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魏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小影印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刊《钦定二十四史》本，1986年版。）弦外之音，不言自明。同年四月，曹髦幸太学，跟诸儒博士讲论《易》、《尚书》、《礼记》，表彰郑玄，点名批评王肃曲解经意：“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思无不周，明无不照，今王肃云‘尧意不能明鲧，是以试用’。如此，圣人之明有所未尽邪？”博士庾峻对曰：“臣窃观经传，圣人行事不能无失，是以尧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尧之任鲧，九载无成，汩陈五行，民用昏垫。至于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间，轻重不同也。至于周公、管、蔡之事，亦《尚书》所载，皆博士所当通也。”峻对曰：“此皆先贤所疑，非臣寡见所能究论。”（注：《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魏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小影印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刊《钦定二十四史》本，1986年版。）庾峻博士乃王肃门徒，他似乎觉察到一点味道，不敢再以“奉遵师说”推脱，承认自己识见寡陋，不能通晓。《嵇康集》中有一篇《管蔡论》，大意是管、蔡本是“服教殉义，忠诚自然”的淑善之人，“功业有绩，名冠当时”的有功之臣，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信用他们，举而任之，“三圣未为不明”；武王突然病故，成王年幼，周公旦“践政”——摄政称王，管、蔡怀疑周公有贰心，不利于成王，“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出发点是“翼存天子”；管蔡“怀忠抱诚”而不通晓圣人的权变之术，“称兵叛乱，所惑者广”，周公不得已“流涕行诛”。这些论述，跟儒家传统观点（即文章开头所写“时人全谓管、蔡为元凶”）大相径庭，而跟曹髦的论调却颇为一致。这不是偶然的巧合，文章以“尔乃大义得通，时论亦得释然而大解也”结束，当是太学辩论的作品之一。曹魏时期，经学论坛上主要是“王学”与“郑学”之争，双方的代表人物是王肃和郑玄的门徒孙炎。王学居主导地位，列于学官，太学中的“诸儒博士”多出其门下。王肃卒于甘露元年（月份不详），“门生缞绖者以百数”（注：《三国志·魏书·王朗传》附。 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小影印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刊《钦定二十四史》本，1986年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曹髦以帝王之尊，莅临太学，斥责王肃，震动之大，可想而知。就这一论题的政治敏感性（触及司马氏集团）、学术深广性、学派对抗性而言，必定引发一场激烈而持久的大辩论。嵇康走出竹林，投身于辩难之中，直到甘露三年（258）， 还有人看见他在洛阳太学“写《石经》古文”（注：《世说新语·言语》篇刘孝标注引（西晋）嵇绍《赵至叙》，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小影印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刊《钦定二十四史》本，1986年版。又见《晋书·文苑传·赵至》，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小影印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刊《钦定二十四史》本，1986年版。）。嵇康以其卓绝的才学，名士的风度，活跃于太学辩论讲坛，“风器非常”，自是循规蹈矩的博士诸儒所望尘莫及，在太学生中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数年之后嵇康被杀时，竟有“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6] （《世说新语·雅量》）的壮观场景出现。
其二，司马昭的心腹钟会“造访”， 嵇康不予理睬。 甘露三年（258）， 钟会迁司隶校尉（俨然一京都地区卫戍司令也），志满意得，乘肥衣轻，宾从如云，造访嵇康。嵇康正与向秀在大树下打铁（箕踞而锻），“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深衔之。”（注：见《世说新语·简傲》篇（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小影印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刊《钦定二十四史》本，1986年版）及《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孙盛《魏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小影印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刊《钦定二十四史》本，1986年版。）
其三，马司昭征召嵇康做官，康避地河东（今山西省夏县一带）。嵇康在太学的言论，引起了司马氏集团的警觉。特别是他精心推究、描摹的管、蔡形象，在魏晋易代之际的特殊政治背景下，客观上便具备某种可比性：“周公摄政，管蔡流言；司马执权，淮南三叛。其事正对。”（注：明人张采语。转引自近人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排印本。）“淮南三叛”指的就是王淩、毋丘俭、诸葛诞先后三次在淮南起兵反对司马氏。司马氏辅政亦以周公自居，王肃等人为司马氏篡位制造礼教根据，甚至杜撰汤、武、周、孔的话 [7]。 如此一来，嵇康的《管蔡论》便有含沙射影之嫌， 所以司马氏的威逼和利诱接踵而来。先是钟会“造访”，恶狠狠地丢下两句话而去；接着就是司马昭辟（征召）康做官：“大将军尝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注：《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孙盛《魏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小影印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刊《钦定二十四史》本，1986年版。）从甘露三年至五年（258－260），三个年头，嵇康云游于河东郡到汲郡（今山西省夏县至河南省汲县）的山林岩穴之间，与高士孙登、王烈为伍，学养生之术，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然而他总是不能忘情世事，“恋土思所亲，能不气愤盈？”“虽逸亦以难，非余心所嘉！”他与二郭的赠答诗作中，充满着愤懑和忧伤的情绪，可见，嵇康对司马氏的威逼始终耿耿于怀。
其四，与山巨源绝交，声明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公元260 年（曹髦甘露五年，曹奂景元元年），太学生赵至在邺（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东一里半）找到嵇康，“至具道太学中事，便逐先君归山阳。”（注：《世说新语·言语》篇刘孝标注引嵇绍《赵至叙》。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小影印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刊《钦定二十四史》本，1986年版。）公元261年（魏元帝曹奂景元二年）， 山涛（字巨源）由尚书吏部郎迁散骑侍郎，吏部郎出缺，山涛举荐嵇康，这实在是司马昭“辟康”的继续，嵇康为此宣布与山涛绝交，奋笔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列举他做官有“九患”（七不堪、二不可），不堪流俗，不能与俗人“嚣尘臭处”，“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指出仕）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这样的信，足以震动朝野。史书记载说：“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注：《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孙盛《魏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小影印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刊《钦定二十四史》本，1986年版。）“大将军”者，司马昭也，震怒为何？鲁迅先生分析得好：“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氏]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8]
其五，与吕长悌绝交，为吕安辩诬，被司马氏收捕入狱。东平吕巽（长悌）、吕安（仲悌）兄弟，都是嵇康的朋友，《晋书·嵇康传》云：“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康友而善之。”景元三年（262），吕巽奸淫吕安妻徐氏，吕安欲告发， 经嵇康调解平息。不料吕巽背后诬告吕安事母不孝，发配徙边。嵇康因此作《与吕长悌绝交书》，斥责他“包藏祸心”。吕安发配途中，写信给嵇康，称“顾影中原，愤气云踊……披艰扫秽，荡海夷岳，蹴昆仑使西倒，蹋太山令东覆，平涤九区，恢维宇宙，斯亦吾之鄙愿也。”此信被截获，吕安被捉回投入监狱，“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明保其事。”（注：《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孙盛《魏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小影印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刊《钦定二十四史》本，1986年版。）“吕安罹事，康诣狱以明之。钟会庭论康曰：‘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于是录康闭狱。”（注：《世说新语·雅量》篇刘孝标注引《文士传》，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明）吴郡袁氏嘉趣堂刻本，1919年版。）
嵇康被捕以后，钟会乘机又进谗言：“‘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案：司马昭时任大将军，封晋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因谮‘康欲助毋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案指司马昭。司马炎代魏之后，追尊司马昭为“文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9] 嵇康将在洛阳东市受刑，有太学生三千人请求释放他，请做他们的老师，司马氏不允许。嵇康神气不变，从容转身看看太阳的影子，索琴弹之，曲终，说道：“从前袁孝尼要跟我学《广陵散》，我总是不肯教给他，《广陵散》从此成为绝音啦！”《广陵散》，即蔡邕《琴操》中的河间杂曲《聂政刺韩王曲》，描写战国时代的刺客聂政为报严仲子知遇之恩，刺死韩相侠累，然后毁容自杀的悲壮故事，旋律激昂慷慨，那“纷披灿烂，戈矛纵横”的《广陵散》琴音，也许正是“刚肠疾恶”、“尚奇任侠”的嵇康精神的艺术升华。特殊的时代把这位“志在守朴，养素全真”的竹林真名士推上了政治舞台，旷世奇才就这样牺牲于魏晋易代之际的政治风浪中。
二、《嵇康集》传播源流
嵇康被司马氏杀害，他的生命结束了，但他的作品长存人间，他的精神是不朽的。现在，我们把一千七百余年来《嵇康集》的传播源流，作一番简单的考索。
（一）西晋时期
结集题名《嵇康集》，著录于荀绰《冀州记》一书中。《三国志·魏书·邴原传》裴松之注引荀绰《冀州记》云：“钜鹿张貔，字邵虎。祖父泰，字伯阳，有名于魏。父邈，字叔辽，辽东太守，著《自然好学论》，在《嵇康集》。为人弘深有远识，恢恢然使求之者莫能测也。宦历二官，元康初为城阳太守，未行而卒。”考荀绰字彦舒，颍川（今河南许昌）人，晋秘书监荀勖之孙，博学有才能，尝任下邳太守，“永嘉末，为司空从事中郎，没于石勒，为勒参军。”[10]西晋末年，怀帝永嘉年间（307－313），羯人石勒攻城略地，俘获甚众，并于公元319年称赵王，建立后赵政权。 石勒尝在冀州集衣冠人物为“君子营”，凡真有才干之士人，大都量才录用。荀绰既“没于石勒，为勒参军”，居留冀州，因有《冀州记》之作，记有张叔辽“著《自然好学论》，在《嵇康集》”，与今本《嵇康集》内容相合，他的记述是可信的。其时距嵇康被杀仅六十年左右，距张叔辽之死才二十几年，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著录《嵇康集》之最早的文献资料。《冀州记》原书已佚，《三国志》裴松之注多次称引，《世说新语》注、《文选》注亦每引用，《太平御览》卷二四七并引，足证荀绰确有此书。
（二）东晋时期
东晋王朝是南渡士族亦即侨姓士族和当地的吴姓士族联合起来支持司马氏称帝的政权。王导、王敦为首的琅邪王氏，是拥立司马睿的主力。王导从安东司马到丞相，执政权于朝内，提倡“俭以足用”，主张“镇之以静，群情自安”[11]。“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嵇康著）、《养生》（嵇康著）、《言尽意》（欧阳建著）三理而已。”[12]三论之中，嵇康居其二，可见王导对嵇康的作品，对嵇康的精神，是何等推崇！无怪东晋秘书监孙盛（约310－380）在其所著的《魏氏春秋》中，要称“康所著诸文论六七万言，皆为世所玩咏”了（注：《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孙盛《魏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小影印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刊《钦定二十四史》本，1986年版。）。
（三）南朝萧梁时期
《嵇康集》15卷录1卷。著录在《隋书·经籍志》。 《隋书》十志，实为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而作，又称《五代史志》。魏徵（580－643）撰《经籍志》时，根据隋代国家藏书中至唐初仍见存者著录书名、卷数、著者，同时附录梁藏书，以明自梁历陈、齐、周、隋，图书之散佚残缺，足资考证。魏徵之时，梁代国家藏书早已不复存在，但据《梁天监六年四部目录》、《梁东宫四部目录》、《文德殿四部目录》、《七录》等梁代公私藏书目录迻录，著录依据是可靠的。
（四）隋
《嵇康集》13卷。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唐初得隋炀帝东都藏书，“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泝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今考见存，分为四部，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13]其经部春秋类著录“《春秋左氏传音》三卷，魏中散大夫嵇康撰”；史部杂传类著录“《圣贤高士传赞》三卷，嵇康撰周续之注”；集部别集类著录“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三卷”。这一著录表明，《嵇康集》等3种19卷，唐初都“见存”，只是跟梁代相比， 《嵇康集》佚2卷并录1卷。
（五）唐
《嵇康集》15卷。著录于《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五代（936－946）刘昫等纂修《唐书·经籍志》，其时唐代藏书大多散佚，刘昫等但据唐玄宗开元九年（721 ）元行冲奏上《开元群书四部录》200卷及稍后之毋煚撰《古今书录》40 卷迻录。宋仁宗庆历四年至嘉祐五年（1044－1060），欧阳修等纂修《新唐书·艺文志》，亦系根据开元书目而成，只是增补了开元以后作家1390家，13027卷而已。所载《嵇康集》15卷，姚振宗认为， “或并《左传音》、《圣贤高士传》、《嵇荀录》及他家赠答诗文，合为一编者。”[14]周树人认为：《嵇康集》“在梁有十五卷，录一卷。至隋佚二卷。唐世复出，而失其《录》。”[15]又，《唐书·经籍志》春秋类著录《春秋左氏音》8种，前7种有主名（无嵇康），第8 种“又十二卷”，无主名，当含多人著作（嵇康3卷可能在内）； 杂传类著录“《高士传》三卷，嵇康撰。”“《上古以来圣贤高士传讚》三卷，周续之撰。”《新唐书·艺文志》杂传类著录“嵇康《圣贤高士传》八卷，周续之《上古以来圣贤高士传讚》三卷。”
（六）宋
《嵇康集》10卷。著录于《崇文总目》。王尧臣、欧阳修等编成于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三年之后，欧阳修奉敕纂修《新唐书》，其《艺文志》著录“《嵇康集》十五卷”，非见存图书可知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嵇康集》十卷。右魏嵇康叔夜，谯国人。康美词气，有风仪；土木形骸，不自藻饰；学不师授，博览该通；长好《庄》、《老》，属文玄远，以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景元初，钟会谮于晋文帝，遇害。”[16]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嵇中散集》十卷。魏中散大夫谯嵇叔夜撰。本姓奚，自会稽徙谯之绖县嵇山，家其侧，遂氏焉。取‘稽’字之上，志其本也。所著文论六七万言，今存于世者，仅如此。”[17]王楙《野客丛书》卷八：“仆得毗陵贺方回家所藏缮写《嵇康集》十卷，有诗六十八首……集又有《宅无吉凶摄生论》难上、中、下三篇，《难张叔辽自然好学论》一首，《管蔡论》、《释私论》、《明胆论》等文，其词旨玄远，率根于理，读之可想见当时之风致。《崇文总目》谓‘《嵇康集》十卷’，正此本耳。《新唐书·艺文志》谓‘《嵇康集》十五卷’，不知‘五卷’谓何？”[18]元代末叶，脱脱等裁并宋代国史志及馆阁书目，撰修《宋史·艺文志》，亦著录“《嵇康集》十卷”。
（七）元
《嵇康集》10卷。著录于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
（八）明
《嵇中散集》10卷。传本：一是明嘉靖四年（1525）黄省曾刊本，凡诗47篇、赋1篇、书2篇、杂著2篇、论9篇、箴1篇、家诫1篇，而杂著中《嵇荀录》1 篇，有目无文，实共诗文62篇， 跟王楙所见宋本篇数不同，又有散佚，《四库提要》认为，“非宋本之旧，盖明嘉靖乙酉吴县黄省曾重辑也”。二是明万历中新安程荣校刊本，较多异文，然大略仍与黄本不甚远。三是明万历天启间新安汪氏刊本，收入汪士贤编辑《汉魏诸名家集》中。四是明娄东张氏刊本，收入张溥编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又名《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中，源出黄本，总为1 卷，增《怀香赋》1首、《原宪》等赞6首，而不附赠答论难诸原作。五是明张燮刊本，亦出黄本，惟变乱次第，改为6卷。
上述五种传本，大体以黄省曾本为代表，一是书名改题《嵇中散集》；二是内容减少（如《宅无吉凶摄生论》难下全佚等），惟篇帙仍标“十卷”，与宋本数字相同而已。
考明人传本中，有明成化、弘治间长洲藏书家吴宽（1435－1504）丛书堂抄本一部，谓源出宋本，为世所重。其书历经吴门汪伯子（念贻）、张燕昌（芑堂）、鲍廷博（渌饮）、黄丕烈（荛圃）、王雨楼诸家收藏，王氏并藏过录副本一部（有道光十五年吴县吴志忠字有堂别号妙道人校跋、道光二十七年乌程程余庆校跋）。其副本后归归安陆心源皕宋楼，《皕宋楼藏书志》云：“余以明刊本校之，知明本脱落甚多。《答难养生论》‘不殊于榆柳也’下脱‘然松柏之生，各以良殖遂性，若养松于灰壤’三句；《声无哀乐论》‘人情以躁静’下脱‘专散为应，譬犹游观于都肆，则目
而情放；留察于曲度，则思静’二十五字；《明胆论》‘夫惟至’下脱‘明能无所惑，至胆’七字；《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为卜无所益也’下脱‘若得无恙，为相败于卜，何云成相耶’二句；‘未若所不知’下脱‘者众，此较通世之常滞，然智所不知’十四字，及‘不可以妄求也’脱‘以’字，误‘求’为‘论’，遂至不成文义。其余单词双句，足以校补误字缺文者，不可条举。书贵旧钞，良有以也。”[19]王雨楼所藏正本（吴氏丛书堂校宋抄本）后归学部图书馆，缪荃孙《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民国初归京师图书馆，周树人寓目，亟写得之，复取传世诸本比勘，著其同异，于民国13年完成辑校，民国27年6月排印《嵇康集》10卷， 辑入《鲁迅全集》第9卷；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又影印出版鲁迅校正稿本。 周氏《序》称：“细审此本，似与黄省曾所刻同出一祖。惟黄刻率意妄改，此本遂得稍稍胜之。然经朱墨校后，则又渐近黄刻。所幸校不甚密，故留遗佳字尚复不少。中散遗文，世间已无更善于此者矣。”“又审旧钞原亦不足十卷。其第一卷有阙叶；第二卷佚前，有人以《琴赋》足之；第三卷佚后，有人以《养生论》足之；第九卷当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下，而全佚；则分第六卷中《自然好学论》等二篇为第七卷，改第七、第八卷为八、九两卷，以为完书。黄、汪、程三家本皆如此，今亦不改。盖较王楙所见之缮写十卷本，卷数无异，而实佚其一卷及两半矣。”[ 20]
通过对嵇康作品传播史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其一，嵇康诗文，至迟到西晋时期已经结集，书名《嵇康集》；其二，自西晋至元朝，嵇康的诗文集一直题作《嵇康集》；其三，明以后，始改题作《嵇中散集》（今本《直斋书录解题》作《嵇中散集》者，以其辑自明《永乐大典》本，陈振孙原书失传，而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引陈氏《解题》作《嵇康集》可证）；其四，《嵇康集》卷数，南朝萧梁时有15卷录1卷，隋代存13卷，北宋以后存10卷，明代又佚2卷；传世仅8卷左右，今亦无从补救；其五，嵇康集版本，宋元本未见， 唯明本6种，清本数种。 目前所知学界公认明吴宽丛书堂抄宋本最为善本，周树人迻录辑校，前后达十余遍，可谓精校本。1938年6 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辑入《鲁迅全集》第9卷排印出版，1946年10月再版， 有部分排版讹误。1956年7月，文学古籍刊行社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20 周年，将鲁迅手抄手校稿本《嵇康集》影印出版，堪称当今之善本。1962年7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出版戴明扬教授遗著《嵇康集校注》10卷，是一部研究嵇康生平和作品较为完备的专集。戴校以明黄省曾刻本为底本，以别本（含吴宽丛书堂抄本、明刻诸本等）及诸书引载者计七十余种校之，是正文字，董理旧说，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收稿日期]1998—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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