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当代国外学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关问题的论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论述论文,当代论文,学者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引起了许多国外学者的关注，他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有关主体性问题、异化问题的论述，能够引起我们的思考和警戒，促使我们更深刻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问题。
〔关键词〕 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 主体动机 动力机制 异化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尝试，这样一种实践不仅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具有创新的意义。而且对于当代国外的学者来说，也是一种前所未闻的变化，因为，他们虽然非常熟悉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但是对于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却知之不多，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早已在50-60年代就已开始了社会主义的改革试验，但是大规模的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是从70-80年代中国和前苏联的改革开始的。但是前苏联和东欧的改革使社会主义事业在苏东遭受到巨大的挫折，前苏联通过所谓的“休克”疗法开始了人人有份的全盘私有化进程，试图通过私有化使企业由所谓“无主的财产”变成“有主的财产”，以此加强主客体的相关性，提高经济效益。他们由此改变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至目前为止，独联体的经济仍在下滑，而且，新的主客体分裂现象也有所产生。
中国则开始走向了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道路，国外学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们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中国的改革模式。但是他们毕竟过于熟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不知不觉中以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为蓝本来分析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问题。尽管如此，他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关主体性问题分析，仍然能够引起我们的思考，他们对市场经济体制下某些问题的关注，同样可以引起我们的警戒。从而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得更加成熟、完善。
一、市场经济的主体动机问题
主体的动机与客观的效率在人们的生产活动中体现为密切相关的两个要素，只有当人们的内在动机真正被激发出来后，生产活动的效率机制才能有所提高。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动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的对象，也历来为西方学者所批评，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机是人们对自身物质利益的无限追求（他们称之为贪婪）。
英国牛津大学的分析学派哲学家G.A.柯亨，在他1995年秋季的来华访问讲学中，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分析了传统社会主义者否定市场经济的四个理由：第一，认为市场经济是无效率的，所谓的无效率一方面是指它的资源分配与它的收入分配存在着冲突。柯亨认为这两者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但传统的社会主义者批评的主要是第二个方面，即资源分配上的无计划，在传统社会主义者看来，市场经济的无计划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关于问题的这一方面，柯亨认为，他们没有看到，无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在组织信息方面的能力；第二，认为市场经济是无政府主义的，市场经济由于它的无计划性而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的，因为无计划性说明了一个社会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马克思恩格斯推崇计划经济，不仅因为它能控制生产，而且因为计划意味着人类能够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社会，从而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柯亨认为，这种推论不太恰当；第三，认为市场经济的结果是不公正的，柯亨认为这看起来似乎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无须多谈。第四，就是所谓的主体动机问题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者，对市场经济持否定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所激发的是人们的卑微动机。
对于传统社会主义者否定市场经济的这四个理由，柯亨认为前两个批评是不确切的，而后两个批评是有道理的，后两个问题本身又是相互关联的。我们首先来看他是如何分析市场经济的主体动机问题的。
柯亨分析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模式中，人们生产行为的直接动机，搀杂着贪婪和焦虑。就贪婪来说，他人被看作是财富的资源；就焦虑来说，他人被看作是竞争中的威胁。前者体现的是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无止境的追求。后者体现的是人们对竞争对手的恐惧心理。在柯亨看来，这一动机不仅是出于对他人的一种非常可怕的看法，而且，有谁希望一个社会运行于这样的动机之上？并且产生与此相应的精神世界？那么市场经济与其卑微的动机之间不是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呢？这一问题自然要引起人们思考。
在柯亨看来，市场经济的主体动机是内在地充满着矛盾的，人们不能忽视这样的矛盾，一方面这一动力机制迎合了人们的卑微心态（贪婪与恐惧心理），另一方面它客观上达到了促进生产以满足人们需要的目的（社会生产的发展所带来的丰富物质）。当然，他这是从一般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引申出的看法，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体动机是什么，以及其主体动机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呢？
柯亨进一步分析到，传统的社会主义者只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主体动机进行道德批判，而看不到它的外在合理性。资产阶级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经对市场经济的这种两面性进行过分析，在亚当·斯密看来，与市场动机的内在本质比较起来，市场经济具有外在效率和生产率。亚当·斯密有一句名言：我们信赖于屠夫的，不是他的慷慨，而是他的自我利益。这一点，对于今天已设身处地地生活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我们来说也略知一二，并不陌生。我们都知道，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柯亨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既有追求自我利益的一面和也有慷慨大方的一面，但是我们知道如何使经济体制运行在人们自我利益的基础上，我们不知道如何使它建立在慷概大方的基础之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忘记慷概大方。他这仍然是针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的心态所作出的分析。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在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不同的前提条件下运行的。在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中，资本的占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对立不再存在，工人们自己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所有者。那么，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下运行的市场经济，它的主体动机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动机有什么区别呢？为了认识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得分析这一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有什么区别。
对此，柯亨分析到，首先，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是有所区别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模式中，各企业之间，各企业与他们的消费者之间成为竞争对手；同时，市场机制削弱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所强调的经济平等，因为，竞争就意味着胜利者和失败者。这样，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不同，但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市场竞争机制的存在，人们的直接生产目的仍然是追求利润，而市场竞争的压力又易于使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紧张。因此，在柯亨看来，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不同的是，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虽然工人们拥有自己的工厂而不再存在劳资之间的对立，但是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处于市场竞争的模式之中。
柯亨认为，20世纪的历史鼓励了这样的思想：在当代社会提高生产力的最简单的办法，是在收入呈等级差异的情况下，激发人们的贪婪动机。但这并不能使它成为有魅力的动机，马克思主义者就试图反对使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于这样的主体动机之上，在他看来，前苏联和东欧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就是尝试着用另一种方法去发展社会的生产，在那里，人们实行着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他们不依赖于贪婪和焦虑而操纵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但是，前苏联和东欧的剧变，意味着人类自有史以来的这第一个实验失败了。柯亨认为，人们不应该因此而放弃这样一种尝试，前面的道路是无限的，探索新的可能性正是哲学家们的使命。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一个新的尝试。
然而，这一新的尝试应该能够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动机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动机区别开来，使其更加与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要求相吻合。西方的学者们已在探索。能否既保留市场经济的效率机制，又抑制其卑微的动机。我们更应该探索如何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机制，不仅仅是来自于人们对自身的物质利益的追求和对在竞争中遭受失败的担忧，而同时将来自于对整个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关注和追求。这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动机更富有魅力，更适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动机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西方学者对市场经济主体动力机制的分析，尽管是立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但是这在一定意义上能促使我们去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有关问题，以取得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
二、市场经济的主体动力机制与制约机制
市场经济的分配结果与市场经济的主体动机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不公正的分配结果与现实中的贫富差距，激发起来的只能是人们的贪婪动机。因此，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调整市场经济不公平的分配结果，改善人们的经济动机。大卫·米勒(David Miller)在他1989年写的《市场、国家和社会》(Market,state and Community)一书中为市场社会主义辩护，在书中，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认为任何市场机制都能够做到分配上的公正，其论证根据是：由于市场社会主义倾向于奖惩个人的业绩（功过），因此它的分配是能够公正的。而J·卡伦斯(Joseph Carens)在他的《公平、道德刺激和市场》(Equality,NoralIncentives,and the Maret)一书中提出，可以通过税收制度调节分配不公的收人，使其达到公正的结果。
J·卡伦斯在他的《公平、道德刺激和市场》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假设：即人们不仅能够通过税收制度改善不公正的经济收入，而且能够通过税收制度使人们的经济动机社会化。他提出，对于资本家来说存在着税前利润最大化，即资本家所交税款取决于他们的税前收入是否接近利润最大化，而税收制度又起到了税后再分配的作用，这样通过税收和社会再分配的体制，实际上达到了公平分配的结果。当然,卡伦斯自己也明白，他的假设是否切实可行仍然是一个问题。另外这是针对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提出来的一设想。
但柯亨认为只有这样的市场体制，才适合于社会主义体制。在这样的市场体制中，无论情况怎样，人们得到的实际结果都是一样的。因此，在卡伦斯所提出的市场体制中，便没有贪婪和恐惧，因为每个人追求金钱的动机不再是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税收调节把个人的超额收入转向社会，于是追求金钱的吸引力产生于对社会多作贡献。
在卡伦斯看来，如果税收制度能够起到这种调节作用，那么，生产者的目的从直接的意义上来说，仍然是利润，但是他们并不能保持其增殖的部分，而是寻求将其奉献于社会。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这种假设试图通过一定的经济运行机制，制约人们的主体动机。也就是从客观的主客观体联系机制入手，升华人们的主体动机，使其由对自身物质利益的追求，转化为对整个社会的关心。尽管这不是针对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提出的设想，但是柯亨认为这可以给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者们带来一些启示。
柯亨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动机的分析基于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对人们的经济动机的看法，这就是个人的物质利益。这不仅是基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对经济人的认识，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得以运行的基本前提。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就提出了：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每个人只要按照自己的经济利益进行生产活动和经济交往活动，社会资源可达到最佳配置。这也就是说，市场的价格调节机制，可以使供给方面的生产成本与需求方面的效用相配合而达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
英国肯特大学的哲学教授大卫·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在1996年9月份的来华讲学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进行了分行，同样提到了市场经济的卑微动机。麦克莱伦指出，虽然市场社会主义克服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但是它与马克思所理解的社会主义还是有所区别的，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因此，市场社会主义无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是如何必要，但是这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因为它对于人类动机和人类潜能的理解是非常缺乏的。
显然，当代的西方学者，例如柯亨、麦克莱伦或卡伦斯等，他们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机是卑微的，只是希望通过一定的经济制约机制的改变，通过社会的税收和再分配渠道，调整和改善人们的经济动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中，不仅要吸收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他们对市场经济弊端及其改进办法的研究，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三、自主与异化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们行为的自主与异化问题是另一个为西方学者所关注的市场社会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除了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果例如剥削现象的存在、经济危机的发生等等进行批判外，还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人道主义批判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方面为劳动者的劳动手段、劳动结果与自身的分裂和异化；第二个方面为人与人的类本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异化。
异化根源的消除，在马克思看来，不仅意味着劳动者重新占有自己的劳动果实；而且意味着劳动者的劳动不再是仅仅为了满足生存需要的被迫劳动，而是自由自在的人类劳动，这其中蕴涵着一系列异化现象的消失。这是马克思对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劳动状态的设想，因为这时劳动者的劳动是高度自主性，而劳动者自身的潜能也获得了全面的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体制的运行，是以人们对自身的物质利益的关注和追求为杠杆的，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主客体联系机制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因为，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消除了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相分裂的客观性前提——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从而克服了第一个方面的异化，即劳动主体与劳动手段、劳动结果的异化；但是它又是以人们对自身的物质利益的关心为杠杆的，这毕竟不同于马克思所设想的人们的自由自在的劳动，这一现实的情况促使着人们对此作用分析和认识。
麦克莱伦认为，对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来说，市场机制内在地包含着异化和剥削，即使工人们拥有自己的企业、工厂，这也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他们不得不象更加传统的资本家竞争者那样去从事经济活动，这是由竞争机制本身决定的，也就是由市场经济的气候、环境决定的。麦克莱伦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不存在着他人的剥削，但是同样存在着“自我剥削”现象。所谓的“自我剥削”是指工人们自己的企业为了参与市场竞争，付给自己的报酬仍然是很低的。竞争机制创造了一种气候，在这种气候下，无论是资本家的企业或者是工人们自己的企业，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两者的行为方式不会有什么区别。或者说，工人们的行为方式与传统的资本家的行为方式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如果你要在竞争中获胜，你就必须压低成本、增加效益，追求利润成为你最大的目标。我们不难看出，麦克莱伦的这一看法与柯亨的观点非常相似，在他们看，只要人们处于一定的环境，例如市场体制中，人们的行为就会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仍然是基于资本主义市场模式所作出的思考。
我们暂且不去考虑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在新产生的经济关系中随着主客体联系机制的再次分化而出现的传统异化问题。我们只是分析在没有劳动者与资本家相对抗的情况下，即工人们自己作为生产资料占有者的情况下，由于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的存在，异化现象是否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例如麦克莱伦和柯亨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如何理解这一问题呢，在麦克莱伦看来，认为在市场社会主义中异化现象是可以避免的看法是值得怀疑的。他这儿指的主要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异化现象的第二个方面，即人与人的类本质、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
麦克莱伦与其他一些西方学者一样，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并不是很了解，他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评论主要依照的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美国纽约大学的奥尔曼(Bertcll ollman)教授从另一个角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有可能产生的异化问题进行了论述。
奥尔曼教授在他1994年深秋的来华访问讲学中，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著作出发，论述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同样会出现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所具有的弊病，他从人与客观规律两者关系的角度分析了人的能动作用在市场经济中的自主地位。他提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即如果市场经济是一个机械，那么它究竟是开启罐头的扳手呢，还是绞肉机？人们究竟是拿着扳手控制着生产过程，还是象肉一样被一个无形的看不见的机械所控制，他认为是后者。在他看来，当人们将市场经济体制引入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中时，也就同时引进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盲目性。
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具有了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异化现象，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显然，奥尔曼既没有将传统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的资本主义区别开来；也没有将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的市场机制区别开来。柯亨认为奥尔曼的这一批评是没有意义的。确实，奥尔曼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为人们的自主性、能动性、选择性的发挥所提供的广阔天地。
如果说异化现象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产物，它是与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劳资对立的经济关系相伴而行的，历来遭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批判。那么当已经铲除了劳资对立关系的社会主义制度，开始运行市场经济体制后，情况又会怎么样呢？这便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所引发出的新问题。国外学者由于自身生活于资本主义社会，熟知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利与弊，自然对这一问题的反映格外敏感和强烈。但他们的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直接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模式套用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因此，他们的批评与我们的现实情况常常相差很远。然而，西方学者毕竟非常熟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切利与弊，他们对市场经济的一些弊端的批评，可以引起我们的警戒。我们就是要扬其长避其短。使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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