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周敦颐 “诚”的含义
袁大鑫
“诚”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最早有关“诚”的思想产生于先秦时期，经过长期发展，到唐代经李翱等学者发掘，北宋时期周敦颐结合《易传》等多家思想对“诚”进行了新的发挥。分析周敦颐“诚”的含义有助于我们把握宋代儒家思想的转向，理解宋明理学家关于“诚”的解释。本文试从本体、理想境界及修养方法三个方面阐述周敦颐“诚”的含义。
一、作为本体的“诚”
周敦颐吸取佛道之学的理论成果，建立以“诚”为本体的思想体系。《濂溪学案》中说到“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黄宗羲：《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第482页)周敦颐在理学的理论建构过程中有“破暗”之功，而“破暗”之功体现在他构建了儒家本体论。
周敦颐构建的本体是从“无极”本体向“诚”本体的转化。《太极图说》体现了周敦颐所构建的“无极”本体。周敦颐认为“无极”是宇宙的本体，通过顺推和逆推的方式阐明万物的生成，同时又说人性以及所体现出来的“中正仁义”的道德规范与“无极”是相关的。“无极”作为道家的概念，含有虚、无等含义，而人性是实有，“无极”何以产生“人性”？在这一问题上周敦颐的“无极”本体论存在缺陷。周敦颐抛弃“无极”本体，在保留“太极”的前提下，联系天人合一的思想，按照儒学的思路来解决问题。在《通书》中周敦颐通过伦理道德天道化的路线构建新的本体“诚”。
周敦颐“诚”本体的构建，是在对《中庸》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诚”的含义是“真实无妄，诚信不欺”，是指人的道德规范。按照天人合一的思路，人的道德规范是来自于天的赋予，但是作为天道的“诚”是不可能指天含有“真实无妄，诚信不欺”的道德规范，只能说天道之诚含有真实无妄的特点。从天道之诚来构建本体存在困难，周敦颐转换思路从人道之“诚”出发，通过伦理道德天道化的方式打通天人关系。
在《通书》中，周敦颐认为“诚”是道德规范的总称。“诚者，圣人之本”(《通书·诚上》)；“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静无而动有，至正而明达也。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也。故诚则无事矣”(《通书·诚下》)；“诚，无为；几，善恶。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通书·诚几德》)。这些指出“诚”本体在人道方面的体现，一方面诚是“百行之源”，社会的道德规范是“诚”的体现；另一方面诚是人性的来源，是道德规范的总称，体现为仁义礼智信等具体的道德规范。可见周敦颐对“诚”的解释是从道德观念、行为的本源入手的。
周敦颐在讨论修养方法时还涉及其他的修养方法。如“圣人定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太极图说》)；“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通书·圣学》)。这就把主静确定为修养方法，明确提出“无欲故静”的主张。周敦颐在《养心亭记》中说：“予谓养心不止于寡焉而存耳，养心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寡欲目的是无欲，只有无私无欲，才能成为至圣。在强调“无欲”时，把“迁善改过”作为“至诚”的先决条件，如“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通书·乾损益动》)对于人们不能时刻以主静无欲的心态去应对现实生活，周敦颐提出慎动的思想。周敦颐认为“至诚而动，动则变，变则化”。达到诚的境界就会动，动就会产生变化，所以动必须符合“仁义礼智信”，如“动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义、匪礼、匪智、匪信，悉邪矣。邪动 ，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动。”(《通书·慎动》)这里强调人的“动”要符合道德规范。
“诚”不仅是作为本体更是作为理想境界来讨论。周敦颐说：“至诚则动，动则变，变则化。故曰：‘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通书·拟议》)“至诚”就是达到诚的境界，达到诚的境界就能见诸行动，产生变化。
能达到诚的境界的人就是圣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太极图说》)“人极”即是众人学习的楷模，这就为众人规定了“中正仁义而主静”的做人标准。在《通书》中周敦颐将“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作为“立人极”的主要规范，并将其与天道的“诚”与人性的“几”相联系。周敦颐说：“诚，无为；几，善恶。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通书·诚几德》)他认为道德与天道、人道相贯通，人性的最完善的状态即是天道之“诚”。周敦颐将人性划分为五品：刚善、刚恶、柔善、柔恶、中，刚柔分别有善恶的区别，惟有“中”是人性的最佳状态。如“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通书·师》)根据“中” 的人性来修身，就可达到圣人境界。“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就是说人需要向圣贤学习。通过举伊尹、颜渊两人的事例，如“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要求学者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通书·志学》)。
周敦颐言说的“诚”，对于宋明理学具有开山作用。周敦颐开创儒学新方向，构建“诚”本体，解决自孔孟以来儒家一直未能解决的天人如何贯通的问题。周敦颐吸取先前儒家对于“诚”的解释，结合时代问题重新展开对“诚”的讨论。在构建“诚”本体的过程中，周敦颐抛弃了“无极”本体，从道德规范的意义上论述“诚”，并从人道反推天道，为“诚”寻找天道的根据。周敦颐通过道德伦理天道化的过程打通天人关系。“诚”又是理想境界，能达到“诚”境界的人就是圣人，圣人拥有人性的最佳状态“中”，从“中”出发就可以达到圣人。诚也是一种
二、作为理想境界的“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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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为修养方法的“诚”
“诚”同时也是作为修养方法而言。周敦颐说：“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治天下有则，家之谓也。本必端，端本，诚心而已矣；则必善，善则，和亲而已矣……是治天下观于家，治家观身而已矣。身端，心诚之谓也。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通书·家人睽复无妄》)通过修身治家来看治理天下，最终将治理天下归结到“诚心”，端本修身就是“诚心”，诚心就是“复其不善之动”，使不善的动加以改变，促成善性的发动。通过“诚心”来修身，进而治家治天下，最终达到外王的境地。周敦颐又说：“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也，故诚则无事矣。”(《通书·诚下》)“五常百行”以及人类社会中的一切社会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如果不通过“诚”的修养方法就会被“邪暗”所塞。
诚作为本体，不仅在人道上有所体现，而且与天道有所联系。诚本体的构建是从人道反推天道，论证“诚”是来自于天道，为“诚”寻找天道的根据，实现天人合一。周敦颐贯通天道与人道的关键在“诚”。《通书》首章言：“‘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乾元”为“诚”之“源”，这就为“诚”找到出处。周敦颐重新解释乾元，使“乾元”具有伦理性。同时从“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推出“诚斯立焉”。并且诚是“纯粹至善”的，人若是不能直接体现出“纯粹至善”的“诚”，就必须通过修养的工夫使之复归。这样就需要“继”与“成”，“继”从本源意义上说，体现天人关系的沟通，强调人继承天道可得到本源的善；“成”是就人的主体性而言，人需要主动实现本源的善，成就人的性。周敦颐进一步指出“乾”的“元、亨、利、贞”四德中“元、亨”为诚之通；“利、贞” 为诚之复，如此乾的四德就表现为人的本质生成的全过程。周敦颐将“诚”归于“乾元”，然后又通过乾道变化推出人性，使其诚本体的构建得以完成，实现了性与天道的合一、天与人的合一，从而实现了伦理道德的天道化。
四、结语
周敦颐所说的“诚”有其思想渊源。在先秦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对于“诚”的含义有多方面的阐述。从理想状态来看。《中庸》说道：“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做到诚就可以达到圣人境界。同时又讲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至诚”能尽人性、物性，能够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达到“纯亦不已”的圣人境界。孟子继承《中庸》的思想说道：“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这就将诚提升到天道的地步进行讨论，人通过思诚与天道合一。从修养方法来看，《大学》是将其作为“八条目”之一而提出的，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同时又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君子通过慎独进一步“诚其意”。孟子继承前人思想提出有关“思诚”，如“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万物皆备于我 ,反身而诚 ,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对于“诚”的发挥落在“思”上，“思诚”即“反身而诚”，经过自我的反思，达到与天道的合一。上述所讲儒家“诚”的思想，从不同的方面对诚进行解释，并对周敦颐阐释“诚”的思想产生影响。
周敦颐“诚”本体的构建将本体论与生成论结合起来，从事物的“万殊”说明道体的“理一”。如“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水阴根阳，火阳根阴; 五行阴阳，阴阳太极。”(《通书·动静》)“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通书·理性命》)“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是描述气，“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是描述本体 “诚”，“物则不通，神妙万物”则是描述二者的关系，体现了本体论与生成论的结合。“五行阴阳，阴阳太极”以及“五殊二实，二本则一”，则表现出《通书》采用逆推的思路来阐发宇宙万物的生化历程，同时对《易传》顺推的思路加以补充。《通书》这种逆推思路体现了由“太极” 化生万物到“万殊”对“一”即“诚”本体的论证。
在温度、湿度及日光都适宜的环境下采用浸种法进行盆栽实验，将在马铃薯培养基上培养的向日葵病原菌与灭菌土按1.5%（菌、土质量比，即混合培养基质量/灭菌土质量，g）混合制成病土[8]，装入塑料盆钵中。将处理好的向日葵种子播种，每盆4粒，覆土1 cm，以没做拮抗处理的种子为对照（B），不接病原菌的灭菌土为空白对照，种子出芽后，分别用菌液以25，50，100 mL 3个梯度处理土壤，每处理重复3次[9]。调查2次，第1次种子出芽后计算出苗率，第2次于发病后记录发病株数，按3级标准调查：0级无病，植株健康；1级轻病，仅根茎部有水浸状斑，植株保持原样；2级重病，植株萎蔫或倒伏。
修养方法，通过“诚”能够处理有关社会道德规范的问题，并以“诚心”来修身，进而治家、治天下。
周敦颐以“诚”为核心的思想，承接传统儒学思想精髓，又为后世儒学的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此后宋明理学家如张载、二程及朱熹关于诚的解释，基本都是在周敦颐“诚”的基础之上展开的。
很快，老太医端上几碟小菜，一壶老酒。秦铁崖小酌一口，诧异道：“还真是芝麻香，奇怪了，芝麻能酿酒？那东西含油高，怎么造酒？”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邮编71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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