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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国初：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确立
1951年3月19日～3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会议指出：“普通中学的宗旨和教育目标是使青年一代在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自觉的积极的成员。”（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会议闭幕词中指出：“我们明确了普通中学的宗旨和教育目标，必须符合全面发展的原则，使青年一代在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自觉的积极的成员。”（注：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1951年8月27日～9月11日，教育部在北京合并召开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会议和第一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教育部副部长韦悫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小学应该实施智、德、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注：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1952年3月18日，教育部颁发试行《小学暂行规程（草案）》和《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前者规定：“小学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教育。”（注：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后者规定：“中学应对学生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教育。”（注：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
此后，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在许多场合多次强调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例如，1954年2月21日，周恩来在政务会议上讲话说：“我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前进，每个人要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均衡发展。”（注：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上），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1955年5月19日～6月10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文化教育工作会议指出：“提高中小学教育的质量必须贯彻全面发展的方针，注意学生的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同时有步骤地实施基本的生产技术教育。”（注：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上），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
由此可见，建国之初，我国就确立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此后不久，又加入了劳动教育即综合技术教育。全面发展教育由“四育”发展成为“五育”。
二、“三好”的提出与演变，对教育方针的影响
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共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谈话中说：“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毛泽东这里的“青年”，是指全国各行各业中的青年，如农业、工业、机关、军队、学校里面的青年。因此，最主要的不是指青年学生，而是指工作中的青年。他说：“工农兵青年们，是在工作中学习，工作学习和娱乐休息睡眠两方面也要充分兼顾。”（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毛泽东针对学生所讲的学习，是指各门课程的学习，包括德育课程、智育课程、美育课程等的学习，而决不仅仅指智育课程的学习。
然而，1955年2月10日，教育部公布的《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却提出：“努力做个好学生，做到身体好，功课好，品行好，准备为祖国服务，为人民服务。”同年5月13日公布的《中学生守则》第一条也提出：“努力学习，做到身体好、功课好、品行好，准备为祖国为人民服务。”问题就出在这里：《小学生守则》和《中学生守则》不提以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却生搬硬套毛泽东的“三好”，把“学习好”和“工作好”改变成“功课好”和“品行好”。这里没有明确界定“功课”是指哪些功课，当然应当是指学校开设的所有功课，包括德育功课、体育功课、美育功课，但是它把“功课”与“身体”“品行”并列，就很容易误导人们：功课就是智育功课。事实正是这样，如此后许多人就认为：“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就是毛主席提出的‘三好’，也就是在学校教育过程中，根据各人不同的条件，在德、智、体三方面得到一定的发展，达到一个基本的要求”“这三方面是统一不可分的”。（注：可超.论个性全面发展教育思想问题的讨论.小学教育，1956.10）
由于把毛泽东的“三好”机械引入教育领域，并逐渐演变为德、智、体“三好”，于是，美育开始逐渐被人们忽略、忽视。例如1954年4月8日，政务院通过的《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在讲到全面发展教育时就不再提美育了，该指示提出：“今后我们的中学教育，既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又要重视系统的科学知识的教学，同时还要注意体育卫生教育。”（注：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1954年夏，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在一次讲话中谈到教育方针时也没有提美育：“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必须是个性全面发展的新人，这种新人应该是身心都得到健全的发展，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道德、一定的科学文化教养和健康的体质。”（注：董纯才.为培养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而努力.人民教育，1954.8）1956年8月16日，高等教育部杨秀峰部长在1956年暑期高等学校校院长和教务长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就说：“‘全面发展’的要求包括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不应该忽视任何一方面。”（注：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这里也没有提美育。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上讲话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毛泽东这里只提到德育、智育、体育，没有提美育，很显然是沿袭了当时教育部部分领导和人们几年以来一贯的提法。而“三育”一经毛泽东提出，就具有了无上的权威。于是，由“三好”演变成的“三育”教育方针，影响深远，四十多年以来，我国的教育方针里面再也没有出现美育了。直到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里面才恢复了美育在教育方针中的地位。
三、建国初期“三好学生”的评选及其弊端
自1955年教育部颁发《小学生守则》和《中学生守则》以后，全国许多学校就开展了评选“三好学生”的活动。例如北京市教育局1956年的一个报告中就说：“在我们中学中，已出现了三百多个优秀的班集体，涌现了大批的‘三好’学生。”（注：北京市教育局.关于北京市中学班主任工作的报告.人民教育，1956.5）尤其是1963年2月，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以后，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开展了“学雷锋、争三好”活动。
毫无疑问，开展评选“三好学生”活动，能够激励、鼓励和引导一部分学生勤奋学习、追求上进。但是我们必须一分为二地、辩证地看问题。评选“三好学生”活动，确实是有利有弊。其弊端早在“三好学生”评选之初，就有一些教育工作者敏锐地发现了。
早在1956年，就有中学老师指出：“去年我们为了要求学生学好，在校会上向学生提出了门门功课都达到八十分的口号。在寒假评选‘三好’学生时，规定若有一门功课不到八十分就不能评为‘三好’学生。现在看来这样平均主义地要求学生，的确不够妥当，有好多平时很用功的学生，因有一门不是特长就没被选上，使得学生都感到难于达到‘三好’，挫伤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注：刘少华.“全面发展”讨论应多联系实际，人民教育，1956.11）当时任教育部小学教育司司长的吴研因也指出：“有些人要求儿童智、德、体、美、生产劳动（基本生产技术教育）必须样样都好，甚至用选拔‘三好’、‘五好’的学生来刺激、鼓励儿童，那就未免是希望儿童个个平均发展，没有一个例外了。其实儿童的个性不同，很难个个做到样样都好的。而且由选拔而至于竞赛，使受者骄傲自满；未被选的自暴自弃或者对少数‘三好’、‘五好’的学生侧目而视，甚至发生嫉妒之心。这就不免造成了许多流弊。”（注：吴研因.我不反对“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提法.人民教育，1956.10）我国著名教育家曹孚先生当时也认为，建国几年以来，由于对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和对个性全面发展的教育学说理解不够，于是我们的教育工作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错误，使得许多学生亦步亦趋，规行矩步，缺乏青少年应有的蓬勃朝气以及健康开朗的意志与性格。曹孚先生指出，造成这种偏差与错误的原因之一就是“搬用搞运动的办法于学校工作中：实行‘三好指标’，‘先进班集体’，评选‘三好学生’以来，问题就愈来愈严重了。”（注：曹孚.对于“全面发展的教育”问题的看法.人民教育，1956.10）
由上可见，“三好”的产生是违背我国的教育方针的，它误导我国教育方针四十多年。评选“三好学生”的弊端早在其产生之初就被人们敏锐地发现了。现在，党和国家重新确立了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并决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全面进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因此，应该果断地叫停评选“三好”。应该根据新的教育方针尤其是新课程改革精神，寻找更科学更合理的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