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糖业状况与发展对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糖业论文,中国论文,对策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糖业的现状
在20世纪90年代， 中国的糖业一直保持以内需为主的稳定增长。1994年全国的糖产量为592万吨，到1998年达到顶峰（824万吨），1999年略有下降（780万吨）。中国的糖主要保证国内消费，进口量较小。除个别年份的糖进口量较大（如1995年达到290万吨以外， 其余年份均在100万吨以下；1998—1999年甚至降到51万吨和45万吨。 出口除1994年达到顶峰（90万吨）以外，其余年份均为40万吨左右。
中国糖业由两部分组成：甘蔗糖和甜菜糖，其中甘蔗糖占全国糖产量的80%以上。甘蔗糖主要产于中国的南方省份如广西、广东和云南等。其中广西是中国最大的产糖基地，1999年产量已达到370万吨， 占全国糖产量的近50%。目前广西有100多家糖加工厂， 但大多数为中小型糖厂，能达到规模经济的糖厂企业（日榨甘蔗1万吨以上， 年产精炼糖12万吨以上）只有贵糖1家； 上市公司则有贵糖集团和南宁统一糖业集团两家。
此外还有糖精，一种作为石化工业的副产品加入到糖业市场中的竞争。糖精本是一种化工原料而非食品添加剂，但由于糖精用量小且能达到较高甜度（是食用糖的100倍）， 因而一些食品和饮料厂商为降低成本而非法违规使用。1998 年中国的糖精产量达到了24700 吨， 相当于750万吨食用糖，或当年食用糖产量的98.6%。 如果政府严格禁止或限制糖精进入食品和饮料行业，中国的食糖需求量将会倍增而改变糖价连年低迷的状况。
二、国内糖价走势
中国制糖业在发展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表现在市场价格连年持续下降（见下图），已经严重影响到厂商的生存和发展。
平均糖价走势
从上图看， 中国的市场糖价在1998 年以前都在成本线上运行，1995年曾达到顶点（4200元／吨），以后则逐渐下落，到1998年徘徊在成本线上运行。至1999年已突破成本线下滑，至11月份个别地区的糖价甚至跌到1800元／吨，使众多厂商蒙受了巨大损失。据测算，如果市场糖价在2500元／吨左右，糖厂基本上可以达到盈亏平衡点；如果还要加上平均利润和税金，糖价应达到3000元／吨才能满足。
为什么中国的糖价会快速下跌？从表象上看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受国际糖价大幅下挫的影响，如世界原糖的平均售价已从1998年的每磅9美分跌至4.5美分；二是国内的供给略大于需求，每年大约有100 万吨的需求缺口；三是糖精作为食用糖替代品参与廉价竞争。不过，导致糖价必然下跌的深层原因还在于制糖生产成本过高，在外部条件的作用下不可能持续保持高价。以下篇幅将加以详尽讨论。
三、甘蔗种植与存在问题
甘蔗种植的生产率和规模直接关系到糖厂的成本和售价。在美国，甘蔗种植的单位生产率比中国高，平均每英亩可产蔗20—65吨，而中国农民只能达到5—8吨。不仅如此，美国农民的甘蔗种植还达到了规模经济的要求，而且，糖厂一般还拥有自己的蔗地。例如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M.A.Patout & Son公司就拥有6万英亩甘蔗种植面积，每年收获200万吨甘蔗；其中4.3万亩是该公司自有农场， 其余则分属于不同的农场主，每个农场主也占有960英亩蔗地。
中国的情况则截然相反，甘蔗种植还停留在传统的小农经济阶段。虽然土地划小可通过采取精耕细作方式和采用良种使单位土地的生产率提高，但由于农民向政府承包的耕地有限（平均每人不足2亩）， 所以他们从事种植还远远达不到商品化和规模经济的要求。以广西最大的制糖厂（贵糖）为例，每年收购甘蔗100万吨，由10万多农民交售， 平均每个农民交售的甘蔗才10吨。
由于种植的分散化，使中国糖加工的原料成本很高。据估计，在中国的糖厂销售收入中，有70%—75%是付给农民的甘蔗收购款。由于蔗农的生存主要依靠甘蔗收入，所以，不管糖的市场价格如何变动，而对农民的甘蔗收购价却存在着一种刚性，不易调整。与此相反，美国农场主种植甘蔗的所得一般占糖厂销售收入的63%，比中国农民的所得比例偏低，但由于他们的种植规模大，因而其收入比中国农民就更多。
更严重的是，当价格变动而使糖厂不能取得正常销售收入时，农民的所得也不能保证，因而出现“打白条”的现象就不足为奇。在美国，虽然农场主收益与糖厂的销售收入直接挂钩（一般是甘蔗收购时预付30%，其余售后付款），但政府对糖价有一个最低保护线，并且利用进口糖作为市场调节手段，所以，美国的国内糖价要大大高于国际价格，从而保证了农场主和糖厂的最低收益。
四、制糖生产体系
为什么中国糖厂的生产成本会高于销售价格？除了甘蔗原料的收购价格偏高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生产体系不合理而导致的管理成本过高。具体分析又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现有的制糖工业已形成一个一个独立的小而全的生产体系，尚未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如在广西就有114家工厂从事糖业加工， 年产蔗糖300万吨以上，平均每个工厂的加工能力不足3万吨。其中，最小的工厂日榨甘蔗量只有50吨，年产糖仅500吨。据初步测算， 单厂年产砂糖量若达到10万吨并配套相应的综合利用项目，就能保证获得一定的利润。而达到这种规模的企业在中国或广西的企业群体中还不到5 %的比例。
二是制糖生产尚未按照分工协作的方式实现连续性的均衡生产。中国的制糖企业不论规模大小，从投产开始就是将原糖和白砂糖合而为一，而且甘蔗收购仅限于工厂所在地的一定行政区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糖厂的规模如此小的根本原因。并且，由此还导致了下述不正常现象：一方面，大型制糖企业具有较大规模的生产能力，但缺乏足够的甘蔗原料，从而引致原料价格上涨；另一方面，小型制糖企业又不能完全收购所在地的甘蔗原料，从而引致收购价格下跌。甚至，在同一地区还出现了甘蔗收购价格不同的现象，而且所有工厂都只能利用榨期开工生产，仅占全年时间的1／3以上。
三是制糖生产工艺落后，导致产品质量低下。中国现有大多数糖厂仍然采用落后的亚硫酸法生产工艺，使砂糖中的含硫量，灰分和浊度都达不到正常的食品、饮料加工标准。如果改用碳酸法生产工艺，则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以广西为例，全区年产300多万吨的白砂糖， 其中采用碳酸法生产工艺的仅限于贵港、南宁、迁江、崇左、东门等少数几家大糖厂，其产量只占全区白砂糖总产量的12.7%（约50万吨）。如果采用碳酸法生产砂糖，那么由于产品质量提高可以使每吨砂糖的市价提高200—400元。
五、中国加入WTO后的发展对策
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国内封闭的糖业市场将会对外开放， 从而引致巴西、古巴、澳大利亚和泰国等产糖大国的廉价竞争，将会推动国内市场糖价进一步下跌。这样势必影响到中国大多数糖厂的生存问题，因而政府对国内糖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调整和保护。对此可以借鉴美国的一些做法而实行“三制”。
1.对甘蔗种植实行规模化的“租赁经营制”。这是改变中国当前农村中小生产方式的一个权益之计。首先，由大中型糖厂租用农民承包的甘蔗地并付给农民租金（相当于农民种植甘蔗的净收入）；糖厂组织专业种植公司对连片的土地实行规模化种植，工人来源既可以是出租土地的农民，也可以是重新招募的工人；并对土地进行投入，包括土壤改良、配套灌溉设施（滴灌）和良种培育等。据估计，实行规模化种植以后，每亩产量可由原来的4—5吨提高到6—10吨；甘蔗糖分可能提高3 —7个百分点；运输和贮存时间可由原来的6—7天减少到1—2天。其增加的经济效益将是十分可观的。
2.对食糖加工实行专业化的“两糖生产制”。这是提高糖加工规模化效益和产品质量的一个根本途径。中国现有的糖厂基本上都是属于地方（市、县）所有的企业，不仅规模小，而且还是“两糖”（原糖和精炼糖）合一的生产体系。大多数糖厂都是属于耕地糖厂，并且采用亚硫酸法生产精炼糖，不仅产品质量无法提高，而且只有在甘蔗收获期才能进行生产。如果把现有的90%以上的中小糖厂改造为原糖厂，那么，不用改造现有的设备和工艺就能维持现有生产规模，并且有可能从出售原糖中获利。如果把采用碳酸法生产工艺的少数大厂改造为精炼糖厂，其优势也是十分明显的：一是可以提高砂糖品质，从而增加价值；二是可以扩大生产规模，并且实现全年均衡生产；三是统一流通管道，减少市场中的多头盲目竞争的混乱现象。
3.对食糖进口实行集中化的“政府收购制”。加入WTO以后， 如果中国的糖进口达到200万吨以上，将会对国内市场糖价产生重大冲击。 事实上，如果市场糖价降到2000元／吨以下，至少90%的国内糖厂将不能生存，除非政府和银行硬性支撑这些企业。因此，政府有必要对糖业生产制定一个价格保护线：当市场糖价降到2000元／吨以下，政府可以根据市场需求量收购超量供给的部分，相当于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CAP）效应。而政府的收购基金可以来自于对进口糖的销售所得。 据测算，当国际糖价达到平均每磅4美分时，加上运费、 保险费和关税等，相当于进口糖价在1500元／吨左右；如果国内糖价维持在1800—2000元／吨，政府在市场上销售进口糖可以使每吨获利300—500元；假如中国在加入WTO以后每年进口200万吨糖，哪么就可以使政府获得6—10 个亿的收入，用这笔钱就足以建立起政府的糖收购基金。事实上，政府并不需要每年都从市场上收购国内糖以调节供求关系。如美国政府虽然制定了糖的最低收购价，但真正的收购行为大约15年才发生一次，一般年份美国政府只需利用进口糖的数量增减即可调节国内供求，此种做法可以为中国政府所借鉴。WW戴绪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