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动补结构产生于六朝说之献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79(2003)04-0032-05
在汉语发展史上，动补结构产生于何时？自王力以来，众多学者做了广泛的文献考察和深入探索。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动补结构这一富于生命力的语法形式在汉代就已成熟并大量产生。梅祖麟(1991)则主“六朝说”，认为五世纪以前汉语里还没有动补结构。然核诸言语事实，尤其是细审立论理据，似有乖舛扞格之处。本文撮其要者献疑问难，以就教于通家。
一 动补结构是由两个成分组成的复合动词吗
梅祖麟先生把前辈学者和同代学者所举前汉动补结构例证一一加以排除，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对动补结构概念的把握有所不同。本来动补结构与复合动词是两级语法单位，前者为短语（词组）性质，后者为词的类属，它们各有不同的语法特征与功用，产生时代也有先后。梅先生则将二者混而为一。他的论文题目是《从汉代的“动、杀”、“动、死”来看动补结构的发展》，这显然是从词组的层面来研究问题的。但是，这篇文章从很多方面是接受了（日）太田辰夫的《中国语历史文法》的观点，“动、杀”和“动、死”的区别就是太田辰夫提出来的。太田辰夫讨论这个问题时是从复合词的层面来谈的，他把要讨论的对象叫做“使成复合动词”(1958:196)和“结果复合动词”（197页）。在太田辰夫那里词组和词的区别是很清楚的。他说：“词组如果结合得很紧密，而且定型化了，就成了复合词。”（8页）他在书中“动词”一章，用两节来讨论这种结构已经“定型化”了的复合词，这是很明显的。梅祖麟先生却把二者混淆在一起。他一则说：“两汉时期产生了‘压杀’、‘格杀’、‘烧杀’等复合动词，同时也产生了‘压死’、‘格死’、‘烧死’等复合动词。‘V杀’是两个他动词组成的并列结构，‘V死’是他动词带着自动词。”再则说：“动补结构的发展，曾经引起不少争论。以王力(1958)、祝敏彻(1981)为代表的早出派认为这种形式前汉已经出现，以太田辰夫(1958)、志村良治(1974)为代表的晚出派认为这种形式大多数产生于唐代。”王力先生的使成式和处置式、递系式都是词组，怎么能同太田辰夫拉到一起相比，分出一个“早出派”和“晚出派”呢？他在给动补结构下定义时径称“动补结构是由两个成分组成的复合动词”。由于持这种看法与标准，论析中难免交相纠绕，得出的结论难免与客观实际相背离。
动补结构又叫动补词组、动补短语。它在古汉语中较为发达。甲骨文中就有将形容词置于动词后作补语的情况。例如：
(1)王其田远，湄日亡灾？（《小屯南地甲骨》3759）形容词“远”本是修饰动词“田”的，句中置于补语位置。这是一种特殊用例，“田远”还不能看作真正的、成熟的动补结构，早期的补语更多的是由介宾短语构成。由于受汉语复音化的影响，同时也为了适应日益广泛而复杂的社会交际需要，使表达趋于精密化，两汉时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Vt（他动词）＋Vz（自动词）”和“Vt（他动词）＋A（形容词）”的结构形式。例如：
(2)射伤 吴师败于檇李，射伤吴王阖庐。（《史记·赵王勾践世家》）
(3)抱上 使力士彭生抱上鲁君车。（《史记·齐太公世家》）
(4)朝毕 释之既朝毕，因前言便宜事。（《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5)溃出 齐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溃出。（《汉书·文帝纪》）
(6)减轻 汉氏减轻田租。（《汉书·王莽传》）
(7)食尽 使天地有口能食，祭食直食尽。（《论衡·祀义篇》）
(8)长大 则富贵贫贱，皆在初禀之时，不在长大之后，随操行而至也。（《论衡·命义篇》）
这些都是动补结构。王力先生称之为使成式，也有的学者称其为动结式或动趋式。它是汉语中一种非常活跃、对整个汉语发展影响颇大的词组形式和语言单位。王力先生指出：“使成式是一种仂语的结构方式，从形式上说，是外动词带着形容词（“修好”、“弄坏”），或者是外动词带着内动词（“打死”、“救活”）；从意义上说，是把行为及其结果在一个动词性仂语中表现出来。”（注：这是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使成式的产生及发展”一节中对使成式所下的定义，并列举了大量例证。）这一表述从意义和形式两方面科学界定了使成式的性质与特点，明确使成式是介于词与句子之间的语法单位——仂语，即现代语法学中的词组。在以后的教学和研究中，王力先生又多次申说使成式的词组性质，强调它的两个成分关系特别密切，均以其固有的、实在的词义进入短语中，造成一种复合的意义单位；两个成分各有其独立性和重要性，前者表示施及他物的行为，后者表示由这一行为引发、产生的结果、状态；其作用相当于一个单词。这种使成式不只为古汉语所独有，且一直延续到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例如：
(9)贾宅族中凡有的子侄，俱已认熟了一半。（《红楼梦》）
(10)想是连日听舅舅时常读他，把耳听滑了。（《镜花缘》）
(11)他得立刻跳下去，用鞭将假鬼打落台下。（鲁迅《女吊》）
(12)电游玩腻了／吃甜了嘴／老王睡惯了硬板床（口语）。“认熟”、“听滑”、“打落”、“玩腻”、“吃甜”、“睡惯”等都是动补结构。它们虽然在音节和韵律上类似复合动词，在句子中也只相当于一个单词的作用，但它们凝固得还不很紧，中间能嵌入“不”、“得”等虚词成分；它们的意义是其两个成分的叠加与综合，还没有融铸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对语境有很大的选择性，适应性不广；故还不具有词的资格，一般不被词典收录。
复合动词则属于词的范畴，与词组处于不同的语法层面。其中两个构词语素有因果、述补关系的叫述补式复合词。这种述补式复合词与使成式明显不同的是：它已凝固成不可拆分的整体，不能扩展或插入别的成分；原来充当结果补语的使成下字大都有虚化、泛化的倾向，其独立性和重要性大为减弱；意义重心在前，补充语素一般读轻声；语境适用性增强，使用较为频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古今汉语中的动补式组合绝大多数都是词组性质的，能凝固成词和已凝固成词的只是极少一部分，而且它们之间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演变过程。郭锡良先生(1994)认为中古以后才有一些动补结构凝固成词，（注：郭锡良先生在《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一文中说：至于补充式（动补结构）的组合在先秦往往是词组而不是词，中古以后才有一些动补结构凝固成词。）这是比较切合汉语实际的。如申明、澄清、推却、采取、打破、取得等述补式复合词就产生于这一时期，并一直沿用至今。
梅祖麟先生着意对汉语动补结构的发展进行追踪考察，却未能很好地把握对象，采取正确的评判标准，而总是用复合动词的性质、特征与功能来检验、分析动补结构。爬梳语例，论析理由，似乎根本就没有词组的概念。这样主体错位，方枘而圆凿，把本来十分清楚的事实搞得异常复杂了。明明是汉代已产生的具有典型性的“动词＋结果补语”的组合形式，如：斩死、推堕、矫正、减轻、伐败、击断、激怒、消索、禁止、长大、磨灭、化为、推明、射伤、击走、填满等，因为它们凝固得还不很紧，在其他场合可拆开使用，或因其下字单用时可带使动宾语，或它们在句法结构中所处位置不同，就不承认它们是动补结构。有人还很费功夫地从古籍中寻找动补式组合的扩展形式和下字的单用例证。将凡有相应的“V而V之”、“VNV之”用例和下字单用带宾语的一律从动补结构中排除。本来动补结构就具有可扩展性，作使成下字的形容词、自动词都可带使动宾语。用考察对象的固有特征来否定它自身，动补结构何复存在！而论者却又要追寻动补结构的产生缘由和发展轨迹，这就必然陷于两难境地，说“无”难，说“有”也难。所持标准与原则无法贯彻到底，就只好人为地划定界限，前用“秦律”，后依“宋典”，这怎能令人信服。
二 能否以带不带宾语来鉴定动补结构
梅祖麟先生通过对“V杀”、“V死”的追踪，发现从先秦两汉一直到五世纪初年，“V杀”经常出现于表示受事者的止词前面，“V死”只能出现于表示受事者的起词后面。由此而否定这时他动词带自动词的“V死”是动补结构，直到刘宋时期出现了带宾语的用例，才变成动补结构。他以这一特定案例为依据，认定汉语的动补结构产生于六朝。同时他还在对王力先生给使成式所下定义进行修改时，特地增加了一条规则，即“动补结构出现于主动句：施事者＋动补结构＋受事者”。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厘清：
第一，是否只有出现于主动句中，带了受事宾语的才是动补结构，而出现于非主动句中、止词前提的就都不是动补结构。从语法结构与功能上分析，动补结构是由他动词与自动词、他动词与形容词组合而成，前者表示施及他物的行为，后者表示由这一行为的施及和影响而直接产生的逻辑结果。受他动词及物性的带动和辐射，整个结构都具有了“其动而直接乎外”的功能，即作用上相当于一个外动词。外动词可用于主动句，也可用于非主动句；可带受事宾语，也可不带受事宾语；可出现在宾语前，也可出现在宾语后。例如：
(13)见巢
，尽堕地中，有三
鷇烧死。（《汉书·五行志》）
(14)律师，律师，扑死佛子耶？（郑荣棨《开天传信记》，《太平广记》卷九二引）
“三鷇”是“烧死”的受事，作主语。“佛子”是“扑死”的受事，作宾语。前者陈述已然的事实，将“意之所重”的受事提前，突出烧死的对象及数量；后者按通常表达方式，“扑死”后面是“行之所及”的受事。这就和“土匪打死了”、“打死了土匪”一样，所改变的是句子的施受关系，而不是处于不同句法位置上动补短语的构造与属性。“烧死”、“扑死”同样都是动补结构。至于梅文所比较的“压杀”、“压死”则有所不同。
(15)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独得脱，不死。（《史记·外戚世家》）
(16)暮寒卧炭下，百余人炭崩尽压死，广国独得脱。（《论衡·吉验》）
“压杀”是两个他动词相并列，强调灾难性行为，崩土压住侵害人的生命。“压杀”的宾语为“卧者”。“尽压杀”不一定全部罹难，故少君能幸免于死。“压死”是他动词带自动词，强调遭遇灾难所造成的后果，因炭崩而夺去人的生命。“压死”的受事为“百余人”，广国得脱是在百余人之外。这里“压杀”用在受事前，“压死”用在受事后，并不是受了它们各自语法结构与功能的限制，也不是“使用场合的互补”，而是适应特定语境与事物逻辑的合理选择。只因“V死”的受事提前了，形式上没带宾语，就不承认其为动补结构，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第二，若将“Vt+Vz”、“Vt+A”组合只有出现于主动句中才算动补结构作为一条语法规则，那么它应该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应该能用以解释、评析与之相类的所有言语事实和现象。而梅氏既不将它贯彻到古汉语动补结构的共时研究中去，也不将它贯彻到动补结构的历时研究中去。仅仅将它用于个别特殊案例的考察与分析。在汉代，出现于主动句中的“Vt+Vz”、“Vt+A”的组合甚多，如《史记》中有：
(17)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项羽本纪》）
(18)赵王勾践射伤吴王。（《楚世家》）
(19)天子发兵令恢佐破奴击破之。（《大宛列传》）
这些例句都符合“施事者＋动补结构＋受事者”的条件。按梅祖麟先生所增补的规则，其中的“推堕”、“射伤”、“击破”等应该判定为动补结构。而他却从相反的方面提出另一种理由予以否定：因为“堕”、“伤”、“破”等下字在复合词中仍是使动（或他动）用法，后面需有宾语撑着。言下之意就是，只有当它们不带宾语了，才能取得动补结构的资格。这就使人茫然而不可解了。在上古，许多自动词、形容词都可用作使动，“V死”的下字“死”在上古也不乏带使动宾语的例证。为什么“V死”没有带宾语，不能算作动补结构，而“V堕”、“V伤”、“V破”等带了宾语，也被排除在动补结构之外。这种共时标准的不一致，显然不符合古汉语的内在规定性，而是人的主观所为。在历时研究方面，梅先生公开表示：动补结构出现于主动句的规定只适用于汉唐以前，唐代以后这条限制可以取消。道理何在，他未作有说服力的论证。这也有自出法度、为我所用之嫌。我们知道，在语言诸要素的发展中，语法是最具稳定性的。动补结构这种几乎贯穿于整个汉语发展史、应用较为广泛的语法形式，其基本的语法功能古今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何况同处于最具有传承性的古代汉语发展阶段呢？既然以“动补结构出现于主动句”为圭臬，那么无论唐以前还是唐以后都应坚持这一标准；既然动补结构在唐以后可以不带宾语，那么唐以前也应该可以不带宾语。为了确立动补结构到六朝时才产生的观点，人为地设置一些限制，将此前的动补结构都否定掉，而以后又放宽政策，来个全部认帐，似乎显得过于随意，有失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严谨性和科学性。
三 汉语发展过程中有没有出现过“自动词化”
梅祖麟先生在论证动补结构产生六朝的观点时，对两汉与六朝许多同形同构短语进行了“重新分析”。他提出从先秦到唐代，汉语有个“自动词化”的趋势。并把自动词化的整体实现锁定在南北朝到唐代这一段时期。汉语发展史上到底有没有一个“自动词化时代”？并列结构中的后位他动词为何在一个特定时期摇身一变都成了自动词？真的是自动词化促进了动补短语的产生和发展吗？这需要我们认真探索，作出正确的解答。
所谓自动、他动本是根据动词的不同属性与功能而作出的分类。二者在意义和功能上各有其突出特征和内在规定性。上古汉语使动用法盛行，自动词常用作使动，但它的词性并没有改变。带使动宾语只是它们在特定语境中适应交际需要、按照古代表达习惯而采取的一种特殊用法，是临时职务，而不是永久性定型性的他动词。王力先生对此有精当的揭示：“当说话人要使宾语所代表的事物具有某一不及物的行为的时候，就把表示这一行为的内动词放在宾语前面。宾语前面本该是外动词的位置，所以这内动词变为带有外动词的性质。但是这种动词毕竟和一般外动词不同；并不是行为施及宾语，而是使宾语代表的事物有此行为。这可以说是内动词作外动词用。”（注：王力先生称自动词的使动用法是一种临时职务，而使成式是一种经常职务。强调致动用法是“内动词作外动词用”。）事实上，使动用法并不能创造他动词，也不能改变自动词的性质。李佐丰的《先秦汉语的自动词及其使动用法》把自动词分成甲、乙、丙、丁四类，然后根据“不带宾语和补语”、“带关系宾语”、“带使动宾语”、“带介词补语”等四项标准，对先秦九部作品《左传》、《公羊传》、《穀粱传》、《论语》、《孟子》、《墨子》、《庄子》、《荀子》、《礼记》中70多个自动词的使用情况做了统计。该文真实、全面地反映了这些自动词在上古的语法功能、语用面貌及其差异，对我们正确认识自动词的性质与特征很有帮助。梅祖麟先生在利用这一成果时，却把带使动宾语归入他动用法，用来同“不带宾语和补语”的用例数字相比，再根据比例多少重新判断是自动词还是他动词。这就把秦汉时期的许多自动词的户籍给注销了。如梅先生因“灭、败、伤、绝、止”五个字的使动用法比不带宾语补语的用例多，就认为它们都是他动词，凡在汉以前文献中出现的“V灭、V败、V伤、V绝、V止”组合都看作并列结构。有的自动词使动用法并不多见，只要它做了使成式的下字，也将它视为他动。这显然犯了一个逻辑错误。一般来说，带使动宾语的是自动词，他动词用作使动的极个别。对一个自动词来说，不带宾语、带关系宾语、带介词宾语是其本能的用法，带使动宾语是特殊用法，怎么能以本用与特殊用法的比例来改变其性质与功能呢？我们知道，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也是较多的，还有一些名词也有使动用法，能否根据它们都有使动用法就改变其形容词、名词的词性呢？
梅先生为了解释两汉与六朝时期由两个相同成分组成的动词短语的“同形异构”问题，提出到了五世纪，许多充当使成式下字的他动词都“自动词化”了，原来的并列结构通通转变成了动补结构。这既有违语言规律，也不符合言语事实。实际情况是，由于受汉语复音化趋势的影响和语言精密化要求的推动，使动用法逐渐衰落，动补结构不断滋生，原来常用作使动的自动词成了动补结构的下字，以其固有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发挥着特有的作用。例如：
(20)自勇其断，则毋以其敌怒之。（《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
(21)苏秦恐秦兵至赵也，乃激怒张仪，入之于秦。（《史记·苏秦列传》）
“怒”是个表心理情绪的自动词。例(20)中，“怒”带使动宾语“之”，司马贞《索隐》注为“以致谴怒”。它除了表示“愤怒”之义外，还多了致动功能。这是特殊句法所赋予的，而非它本身所具备。例(21)中的“激怒”是动补结构。在这个双音组合中，由于“激”起着“外及他物”的作用，“怒”的致动的“临时职务”自然消除了，只表示由“激”的行为所及而产生的“忿之深切”状态，这正是本义本用。这里根本用不着再来什么“自动词化”，更不能用“自动词化”来说明汉以前的“激怒”是并列结构，汉以后的“激怒”是动补结构。这种由他动词带着自动词、他动词带着形容词的动补结构，把行为“外及他物”而产生的某种结果或状态及其原因和方式浓缩在一个双音短语里，既凝练又精密，与自动词和形容词单独用作使动相比，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
对有无“自动词化”的问题，我们还可以从读音方面来考察。古时实行“清浊别义”、“四声别义”，而内动不注音，以本读显示其本来的身份和功用。当自动词用作使动、在句子里有了及物的“临时职务”时，为了与通常的用法相区别就改变声调而“读破”。“读破”的称说本身就表明了这种变读活用的特殊性与临时性。单个自动词的使动用法逐渐为双音节动补结构取代后，处于动补结构中的自动词履行它原有的表示行为结果或状态的“经常职务”，“读破”也就废止了。除极个别的外，一般的自动词都只保留了它本来的浊音、非去声读法。这与所谓的“自动词化”毫无瓜葛。如自动词“败”在上古读併母，浊声。《广韵》时的正常读音仍为“薄迈切”。清浊别义后，为使动用法的“败他”一义增加了“补败切”一音，读破为帮母，清声。动补结构“V败”产生导致了“败”的使动用法衰落，处于双音短语中的“败”一律读“薄迈切”本音，清声读法没有了。这个例子清楚地表明，自动词的自动用法原来就读如字，进入动补结构中后依然本读本用，这本是一以贯之的继承，怎么能说是“自动词化”的结果呢？
从以上分析来看，所谓的“自动词化”完全是一种主观猜想，是语言中并不存在的现象。自动词无论是单独用作使动还是进入动补结构中充当结果补语，都保持其固有的自动属性，无需在人为设定的某个时期经过“自动词化”把它们变为自动词。汉语发展中既然没有“自动词化”，六朝前后所出现的“Vt+Vz”组合一般都是同形同构的，不应以时代为界强分彼此，判为异类。梅先生还借用现代汉语“结构歧义”的概念来说明同形异构问题，同样不太适合。两汉时的“V败”、“V破”、“V止”等组合与六朝时的“V败”、“V破”、“V止”等组合词形相同、结构一致、用法和意义都一样，既不异构也无歧义。个别有所变化的是词义发生转变而引起结构变化，绝非是“自动词化”所致。
四 如何看待“V1+N+V2”和“V+N+A”式的起源与发展
梅祖麟先生把两个动词或一个动词与一个形容词中间带有名词成分的句法组织称之为“隔开型使成式”，把名词后的V2或A看作结果补语。他认为这类句法产生于五世纪初，以此作为推论动补结构产生于南北朝的又一佐证。这也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隔开型使成式”的说法有欠妥当。动补结构作为由两个成分组合而成的短语，是没有隔开式与紧密式之分的。确切地说，动补结构中间插入了别的成分，就不成其为动补结构了。虽然王力先生讲过“使成式既然是两个词的组合，这两个词就有可能被别的词隔开”。这是就使成式的仂语性质而言的，仂语就具有离散性、扩展性的特征。之所以出现隔开使用的情况，王力先生分析，“可能是因为在使成式发展的前一阶段动词和补语的关系还不是很密切”的缘故。（注：参看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中册第406-407页。）也就是说二者的关系没有定型化，可聚可离。结合在一起就是动补结构，中间插入别的成分就进入到句法层面了，原来的补充成分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谓语。有的学者将这种插入型结构描述成“V+O+C”，也是不能成立的。王力先生始终界定使成式是外动词带内动词和外动词带形容词的结构形式，而从未将其中插入别的词的句子结构当作使成式看待。而且他所说的“被别的词隔开”是基于动补结构已经产生的前提。没有动补结构（使成式）何来隔开、插入？他所举的多是唐宋诗文中有很浓修辞色彩的语例，并未涉及到动补结构产生之前的这一类结构。而梅祖麟则将出现于六朝的“隔开”、“插入”型句式视为一种最早的特殊的动补结构，这既混淆了短语与句子的概念，又搞乱了动补结构发展的源流关系。
从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上分析，“Vt+N+Vz”和“V+N+A”这种句法结构即王力先生所提到的“宾语兼主语的递系式”，也就是兼语式。我们所讨论的是其中一种与一般兼语式有所不同的特殊形式。它的第一个动词由不含使令意义的行为动词充当，后面的动词、形容词所表示的是前一动作行为施及或影响到受事宾语后所产生的结果或状态。一些学者把它称作“新兼语式”。宋绍年(1994)认为这种新兼语式“是和结果补语密切相关但又不同的句法结构，是一般兼语式为了增进自身的表达功能而产生的一种变式”。这是比较科学的解释。
其次，“V1+N+V2”和“V+N+A”句式并不是五世纪初才产生，而在先秦汉语中就存在。例如：
(22)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左传·定公十五年》）
(23)止子路宿。（《论语·微子》）
(24)予助苗长矣。（《孟子·公孙丑上》）
(25)煎之沸，即以布足（捉）之。（《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伤痉》）
(2)燔饭焦，冶。《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身疕》）
以上各例后面的谓语部分都是表肯定性结果的。先秦时期用这类句法表否定性结果的例子也习见。在这种否定性句法结构中，前后两个谓词性成分的因果联系更为明显。例如：
(27)宰夫éｒ⑩熊蹯不熟，杀之。《左传·宣公二年》）
(28)今晋人鸩卫侯不死。（《国语·鲁语》）
(29)然而驱之不前，却之不止。（《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毋庸讳言，到了六朝，乃至唐宋时期，这种特殊的兼语式仍在日常交际、笔记小说、诗歌话本、佛经译文等言语领域中使用，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带有时代特征的因素。但这都只是“流”，而不是“源”，是先秦文法的继承与发展。总的来说，从汉代以来由于动补结构的产生与繁衍，“V1+N+V2”和“V+N+A”句法组织逐渐为“VCO”所代替，到六朝时已越来越少。
汉语中的一部分动补结构确实是由“V1+N+V2”和“V+N+A”的句法缩略、凝结（省略中间的名词成分）而成，这种凝缩式动补结构在汉以前就已出现，如“助长、煎沸、射中、举高、除尽、鸩死”等。梅祖麟先生将“V1+N+V2”和“V+N+A”组合看成隔开型的使成式，而把由这种组合形式缩略、凝结而成的和不隔开的“Vt+Vz”和“Vt+A”式排除在动补结构之外，本身就不合逻辑。另外，他用这种有因果联系的特殊兼语式作为动补结构产生于六朝的立论依据，在事实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总之，从文献资料和语法形式、意义结合两方面看，梅祖麟先生的几个主要观点似难以成立，我们认为动补结构的产生时代不在六朝，至少要提前到汉代，甚至在先秦就已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