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输论”的澄明与“大众化”的主体观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澄明论文,主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4－0022－05
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涉及“主体”即由谁来推动和实现的问题。在理论、实践和大众这三者之间，无论是理论向实践的转换，还是实践对于理论的推动，都必须经由群众的作用才能实现。因此，“大众化”实现路径的前提应是“大众化”的主体问题。而解决“大众化”中的主体问题，首先遇到的思想纠结就是如何看待流传甚久的“灌输论”。人们曾一向将其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统观点。似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除了“灌输”之外，别无他途。为了强化“灌输论”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论者将它的发明权授给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就不用说了，当然是“灌输论”最直接、最明确的倡导者。甚至还有人将第一次提出“灌输”这一概念的考茨基称之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的“灌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等等。按照灌输理论，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谈“大众主体”问题，因为“灌输论”将实践主体即广大人民群众视为外在于理性思考、理性生活阵营的人，理论不可能被大众自觉掌握，而只能由高高在上的智者“灌输”给他们以理论智慧。由此，“大众主体”这一根本前提被舍略了，对大众化实现路径的讨论就变得如同嚼蜡。因此，清理和摒弃这一“教条”，就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的思想前提。
一、“灌输论”的历史究诘
有人将“灌输论”追溯至马克思，认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的“思想的闪电”射向“人民园地”就是“通过灌输使无产阶级获得‘精神武器’”。这种推论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明确倡导过要将自己的理论“灌输”给无产阶级。并且这种“灌输论”既与他们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不相容，也与他们所持的实践唯物论立场背道而驰。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进行革命首先需要的不是革命的观念，而是引发变革的物质因素。若物质条件尚未成熟，即使先进分子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无数次地灌输给工人阶级，那这种灌输无论怎样反复进行，也无济于事。“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达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1]群众是从物质生活条件中来获取革命观念的，推动他们从事革命活动的决定性因素始终来自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条件，而并非某种理论观念体系。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来都不试图对工人阶级进行灌输，而只将自己的学说看作是无产阶级物质生活状况的一种理论表达，看作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意愿的一种思想集成和理论提升的根本原因。既然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工人阶级进行物质生产和生活的理论表达，那从外面加以灌输的必要性就是不存在的。从实践唯物论立场来看，人们的观念首先是通过自己的感性活动的对象化来实现的，他们是在对象化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得以实现对社会生活以及自己的本性、使命和责任的深刻认识和理解的。没有这种感性活动及其所创造的对象世界，人们无法形成或接受相应的思想观念。对于那些陈腐观念，如果要“从人们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就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2]可见，促使人们产生、接受和理解某种观念的力量也不是来自于理论的演绎或说教，而只能来自于感性的实践活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思想的闪电”射向“人民园地”的话语，仅指革命得以发动的内在物质条件的成熟而已。因为“思想的闪电”也必然基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才能激发，才能传到人民中去，它绝非某种奇思异想的从天而降。在该文结尾处马克思指出：“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3]这里的内在条件就是指无产阶级的成长及其对自身使命的自觉，就是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成熟。恩格斯在谈论美国革命运动时则提出了反对灌输论的看法，他说：“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4]恩格斯强调工人阶级要从内部了解自己，由自己来掌握命运，他说，“首先要让运动有巩固自己的时间，不要硬把别人在开始时还不能正确了解、但很快就会学会的一些东西灌输给别人”，如果要这么去做，就只会“使初期不可避免的混乱现象变本加厉”。[5]
至于列宁倡导“灌输论”的理由，则是需要我们仔细地去加以辨别的。在笔者看来，“灌输论”是列宁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思想，但却并非列宁的一贯思想，更不是一个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完全适应，都可以拿来运用的思想。这一点只要我们正确地分析列宁提出这一思想的背景和特殊语境，就完全可以明了。
首先，我们来看列宁所处的时代。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发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且只有在几个国家同时进行，才有望获得成功。这是基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各国的经济政治发展相对平衡所得出的结论。而列宁所处的时代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垄断阶段，其政治经济发展出现了极其不平衡的状况、这就使得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利用这种不平衡及其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的深刻矛盾和危机，在某一国家范围内率先发生并首先取得胜利，而且这个国家还有可能是资本主义不发达甚至落后的国家。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作出新的判断，开辟无产阶级革命的新局面，这是列宁的伟大和成功之处。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物质条件尚未充分具备的条件下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将意味着无产阶级及其广大群众不可能完全从自己所从事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明了自身的本质力量和历史使命，更何况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无产阶级及其群众需要依赖思想、推理、演绎、联想和逻辑的力量，需要依靠他人从外面把社会主义思想灌输给他们，需要依靠宣传、鼓动的作用才能把他们发动起来。“灌输论”是列宁在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尚不成熟，要更多依赖先锋部队的思想鼓动去激发革命运动的情形下提出来的一种理论主张，因而它并不具有普遍性。在革命时期以及其后对革命经验的总结中，中国人之所以对这一理论特别感兴趣，就是因为中国革命与俄国有许多相似之处，且比起俄国的客观条件来更加不够成熟，因此需要更多的“灌输”而已。
其次，列宁提出“灌输论”还有其特殊的国内背景。当时的俄国不像西欧国家那样，社会民主党可以比较自由地进行集会，可以比较自由地发表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意见，可以利用议会进行各种形式的政治斗争，工人阶级及其广大群众可以从各种集会和公开发表的各种政治观点中，从各党派的公开斗争中了解各种理论学说，进行选择，并结合自己的现实斗争来理解和接受它们，从而不需要任何形式的“灌输”。而这一切在俄国都不具备。正因为如此，俄国的工人阶级才需要革命学说的灌输。列宁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容易执行这种任务(指宣传和鼓动——引者注)，因为那里有各种群众集会，凡是愿意参加的人都可以参加；那里有议会，社会民主党人可以对一切阶级的代表讲话。我国既没有议会，又没有集会自由”，[6]社会主义就只能通过特殊的“灌输”才能进入无产阶级的头脑。此种情形也与中国相仿，这也导致了我们根深蒂固的“灌输论”情结。
第三，我们再来看看列宁提出“灌输论”的语境。列宁是在反对社会民主党内的“经济主义”和“自由社”的“恐怖主义”时提出“灌输论”的。列宁认为，这两者都是一种“自发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这就是崇拜自发性”。[7]列宁反对自发论，也就是说他是将无产阶级及其群众看作对其自身地位和使命有强烈自觉意识的，认为工人阶级才“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8]相信在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列宁作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所具有的坚定信念。既然如此，那他又为何提出与这一信念看起来完全相左的“灌输论”呢？因为只有不了解自身历史使命，缺乏自我意识的阶级才需要从外面去进行理论灌输。如果这样来理解“灌输论”，那就是对列宁这一思想的曲解。其实，列宁谈论“灌输论”是有前提和特殊内涵的。这个前提就是，“灌输”必须以无产阶级及其群众自身的觉醒为基础，列宁曾以俄国工人的口吻这样说道：“我们想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我们想详细了解政治生活的各方面，想积极参加所有各种政治事件。”你们还是“少讲些‘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的空话吧。我们的积极性要比你们所想象的高得多；我们能够用公开的街头斗争来支持那些甚至不能产生任何‘显著效果’的要求！你们没有资格来给我们‘提高’积极性”。[9]既然工人不需要什么人来向他们说教，提高所谓的积极性，那他们究竟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灌输”呢？列宁反复强调的只有一点，就是“把目前我国政府和我国的统治阶级在实际生活各方面的所作所为都生动地揭露出来”，[10]他还告诫社会民主党说，不要像恐怖主义那样“拼命去找人为的‘激发性手段’”，只需“注意发挥自己在政治鼓动和组织政治揭露方面的积极性”就可以了。[11]显然，列宁讲的“灌输”无非就是将实情告知给人民群众，就是因势利导，使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本性去行动，而不是向他们讲大道理，试图激发他们的革命冲动，更不是以救世主的姿态向他们灌输社会主义思想。
第四，“灌输论”不是列宁首先提出来的，而是考茨基首先提出并加以倡导的，列宁显然是在思想上与之保持良好关系时接受并大力支持和宣传考茨基的这一观点的。也就是说，到列宁与之决裂，撰写《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的时候，他不可能再对考茨基这样一个观点表现出任何的青睐和赞成。我们来看看考茨基是怎样说的，列宁在《怎么办？》这部著作中引用了考茨基的一大段话，并称之为“十分正确而重要的话”。在这段话里，考茨基这样说道：“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直译就是：充实无产阶级〉。”[12]考茨基在这里显然过分地强调了少数精英分子的作用而忽略了人民群众的作用，他把大多数人看成是一种被动的力量，不懂得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这一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道理。列宁虽然对考茨基的这一思想表现出一定的兴趣，但他所说的“灌输”与考茨基是有区别的：列宁的“灌输”是以工人阶级的自我觉醒为基础的，它强调工人群众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判断；考茨基则具有一种“越俎代庖”的倾向。
第五，我们还需要对列宁提出“灌输论”的时间作一些思考。列宁谈“灌输”问题只是在1902年之前，在此之后，他没有再明确地讨论这一问题，更没有再提倡“灌输论”。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更不谈论这个问题了。因为这时的人民群众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他们在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来的冲天干劲和巨大的首创精神，让人们坚信，他们能够自觉地接受和理解社会主义理论和学说，再说需要从外部将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阶级的头脑中去的话，显然不合时宜。列宁对工农大众表现出的主人翁精神洋溢着欣喜的赞美之情。社会主义已经变成现实，人们已经能够从现实中具体地掌握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以往特殊情况下对工人阶级从外部进行社会主义的理论灌输自然时过境迁而成为多余。如果在人民群众成为新社会的主人之后，仍然一再地说他们需要“指引”、“教育”或“灌输”，那只能说是一种英雄史观在作祟；如果在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现实，人们却对它产生了怀疑、担心、困惑和迷茫，那也只能首先依靠对产生这些观念和情绪的现实环境进行变革来加以消解，而不是靠理论上的灌输和演绎去完成。
二、“大众化”主体观的厘析
当我们对“灌输论”产生的原因及其真实内容有了深刻的理解之后，对它自然就不会再有任何神秘的感觉和割舍不开的情感依赖，更不会将它视为一个在任何时间、地点、条件下都适用的普遍性原则。我们不否认“灌输论”曾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过特定的作用，但在今天显然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我们需要为“大众化”的实现寻找新的路径。这条路径从总体上看首先就是确立“大众主体”地位。而“大众化”之主体地位的社会归属，实质上就是如何看待大众的主体性问题，思辨地说，就是要明确“大众化”的大众主体地位、主体作用。将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作为实现“大众化”的积极因素和主体力量，是顺利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前提之一，因为只有这种理念，才能坚信广大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实践中自觉认同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首先，既然人们理解、接受某种观念、思想，是以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为基础的，那么，希望或要求人们接受和理解一种思想观念，除了将相应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创造出来外，实在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可行。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与空想社会主义有质的区别，原因就在于前者是依据对现实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的分析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并把人民群众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自为力量；后者则只不过是根据理性原则推导出来的具有伦理意味的道德结论，并把人民群众看作由少数社会精英、政治领袖去拯救、解放的消极力量。各种精神产品之所以被人们理解，不是因为它们都是人类精神凭空运作的神秘产物，而是因为一切精神产品都是人们自己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与之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产物。创造物质生活的主体是人民大众，因此大众不仅是自己拥有何种观念和思想的决定者或主导者，而且最终也是自己思想观念的创造者。这就意味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其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对大众进行宣传、教育和灌输，还不如与大众一道，将实现大众化的物质条件创造出来或使之更加雄厚。这样做的前提，当然首先应该是树立“大众主体”理念。有了“大众主体”观念，才能真正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有效的物质生产活动和丰富的社会生活，才能将大众化与我们所进行的现代化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广大社会主义建设者、实践者的思想政治趋赴，作为其自觉的物质—精神诉求。这样，才能避免以理论本身为主体而导致理论自身的封闭循环和出现所谓抽象的“无人身的主体”现象，才能避免少数人的妄自尊大和以救世主自居的恶劣心态引发的各种消极后果，才能真正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为实践和大多数人服务，以历史进步为依归的目的和宗旨，也才能真正实现大众化。
其次，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人们理解和接受一种理论和思想体系的最好途径，不是通过他人的宣传、教育和灌输，而主要是通过社会政治思想理念的对象化，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让人们在社会主义——实践性的马克思主义之真实体验中，对理论进行直接的感知，自觉地理解、接受和实践这一学说。这比一千所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育还管用。譬如，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及其科学理论和政治主张，前赴后继地参加革命，首先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灌输，而是从共产党人为老百姓的利益和福祉作出的牺牲、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感知到共产党是为民族、国家和大多数人谋取利益的政党，他们才跟共产党走，才去认真学习和领会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今天，我们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关键和重点同样应当放在为广大民众谋取利益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方面，放在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方面，放在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方面，也就是放在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使人类获得自由解放，使个人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对象化方面。马克思早就告诫我们，思想离开物质利益是要出丑的；人民接受某一社会理想、学说，进行某些实践，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其追求的自身利益。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关于实现人民正当利益的思想和方法，使广大人民群众心有所盼、行有所趋、计有所从，他们才天然地成为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力量，才使这一学说的大众化有了活性的社会承担者。从这样一种视角看，大众化必须是真实的而不是口头上的以人民大众为主体。
再次，“大众主体”是现实生活中真正的现实主体，离开这一现实主体，任何理论和实践的活动都不可能进行，当然也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们曾视理性、上帝、英雄、抽象的个体、客观精神等为主体，但这些主体又一个个地被否定、证伪了，以至于人们开始认为相对于客体而存在的主体只不过是人类意识自身的一种“虚构”，人们不仅开始谈论“上帝死了”、“人死了”，并开始以极其轻蔑的口吻谈论“理性僵尸”、“虚假意识”等等。总之，在一些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者那里，“主体式微”了，主体被消解了，但这显然是错误的！试想，如果没有与客体适度分离的主体，完全否认人的现实存在，否认人的自由和创造性，那么社会生活将如何展开？社会的文化传承和发展由谁来实现？因此，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主体，而在于主体是谁，时代选择哪些人作为它的主体。从现时代诸多条件来看，大众已经逐渐地、不可逆转地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体。这是因为，不仅大众在人数上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是社会物质力量的承载者和体现者，而且也是时代精神的创造者和实现者。无论是科学理论或是人文思想，其生成必然要经过大众实践经验的集成和升华，其流播必然要通过大众的精神交往，其实行必然要通过大众的具体贯彻，只有在大众的共同作用下，一切理论才能最终成为改造世界所形成的对象化存在。在现代社会里，人们之间通过科技手段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不用说物质的生产和生活的大众化无可逆转，就是政治、文化、教育、艺术、消费、哲学等也都在大众化，舍此它们将失去存在的权利。从这样一种历史唯物论观点来看，“大众主体观”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理念。
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是，在实现大众化过程中如何确立“大众主体观”和发挥大众主体作用的问题。确立“大众主体观”，首先必须走出以往“灌输论”的窠臼。就笔者看来，“灌输论”与“大众主体观”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视野，要确立后者，就需要下大力气揭开“灌输论”的神秘面纱，还其历史的暂时性面目。我们应当从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历史结构所发生的嬗变中去理解和把握“灌输论”的不合理性和“大众主体观”的历史内涵与现实意义，以非常理性和严谨的态度对待它们。我们澄明这一理念，或许只是一个开端性的工作，但这对于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确立“大众主体观”，需要在实践过程中大力提高群众自身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水平，需要正确协调理论理性、实践理性的内部机制及其相互关系。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是存在于人身上的两种能力。前者是基于客观事物本然规律的认识能力，它见诸于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思想理解和把握，它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使主体认识、理解、领会理论，将理论内化成为自身的精神素质。没有它的作用，我们不能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因而也就不可能实现大众化。后者是基于实践改造与掌握世界的能力，它是意情理的复合，使主体按照一定的目标前进，它能够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转化为人民大众自身的共同意志和信念，形成人们为之奋斗的共同理想。没有它的作用，大众化同样不能实现。这种理论和实践理性能力的状况，既是主体内在文化品格的体现，更是主体社会生存状况的反映，本身表达着由主体的生活实践所表现出的种种精神境界，成为一种意识与存在相统一的大众主体性。这种大众主体的新品格，对新形势下实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大众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提升及其方式告诉我们，大众化不是通过要求大众如何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一般号召完成的，更不是通过从外部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一般原理实现的，而是作为主体的大众在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中，通过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和伦理道德水准，努力消除自身理论理性的主观性和实践理性的个别性、客观自在性，同时与自身的愚昧、无知和需要超越的各种错误欲望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实现的。
在大众化过程中，一方面，大众理性的各种形式发挥着将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凝练成共识、共同意志和共同理想、信念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也通过自身的一整套观点和理论如唯物史观、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等，对大众主体的形成、大众理性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和催化作用。这乃是真正意义上的相互作用，它伴随着大众科学文化素质和伦理道德水平的提升，以及民主意识的强化和民主运作能力的进步而成为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思想文化进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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