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转变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率论文,中国论文,要素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长达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实际平均年增长率高达9.8%，并且这种增长势头没有出现放缓的迹象，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因此，关于我国经济增长源泉及可持续性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领域。由于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有助于识别经济是粗放型增长还是集约型增长，有助于判断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可持续性，因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被广泛运用到探究我国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的研究中，并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方面，Kim和Lau(1994)认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主要归因于物质资本的积累，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随着这些经济体的资本积累持续增长，资本产出弹性将不断下降，最终依靠资本投入的经济增长必然无法维持。Krugman(1994)在其《亚洲奇迹的迷思》一文中，也对东亚经济奇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技术进步并不是该地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随着资本回报率的逐渐降低，该地区将逐渐失去经济增长的动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Krugman进一步指出亚洲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汗水而不是灵感，来自于更努力的工作而不是更聪明的工作”，并断言如果仅仅依靠要素的投入，而不是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亚洲必将经历一个收益递减的阶段。Young(1995，2000)也认为亚洲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通过大量资源的投入实现的，而非通过提高效率达到的。中国从1978年到1998年间TFP的年均增长率为1.4%，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仅为15%。Lau和Park(2003)的研究也发现，在1983-1995年间中国物质资本积累对产出的贡献高达86%～95%，人力资本对产出的贡献为5%～14%，而全要素生产率在这一时期不是负增长就是没有增长。
另一方面，与前面观点相反，有些学者对东亚模式以及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和可持续性持相当乐观的态度。Hu和Khan(1997)的研究表明，中国在1979-1994年间TFP的年均增长率为3.9%，对产出的贡献高达42%，要高于资本积累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其原因是中国当时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私有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易纲、樊纲、李岩(2003)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单纯数量上的扩张，他们从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变化、人民币汇率走势和中国官方外汇储备增长四个方面论证了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效率的提升。他们认为由于新兴经济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投资方向、技术进步机理的不同，新兴经济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应该与发达国家有所区别，因而不能据此作出中国经济效率没有提高的判断。李宾、曾志雄(2009)使用并延展了Holz的资本存量序列，通过要素收入份额可变的增长核算法，重新测算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TFP增长率，其测算的结果明显高于已有的研究。他们认为已有的文献大多低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TFP增速，其原因在于前期的文献采用了不合适的投资流量指标，高估了资本存量的增长率，进而低估了TFP增长率，从而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关于东亚增长方式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不同的研究者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概念、数据以及假定等方面做了不同的处理而引起的(郑玉歆，1999)。众所周知，影响TFP大小的因素很多，除了产出、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外，制度变迁、宏观政策的变化、结构转变等都会影响到TFP的增长。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剧烈结构转变的国家，由结构转变引起的资源再配置效率的提高对TFP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本文通过构建TFP增长的分解方程，强调了由结构转变导致的资源在不同部门间的再配置对生产率的影响，重新测算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TFP增长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TFP增长率较高，资源再配置效应对TFP增长起到了显著地促进作用，因而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经济增长仍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可持续性。
本文的其余部分作如下安排：第二部分介绍测算TFP增长率的分解方程；第三部分对相关的数据处理进行说明；第四部分依据第二部分的分解方程和第三部分的数据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TFP增长率进行估算，考察资源再配置效应对TFP增长的影响，并与其他研究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第五部分则是本文的结论。
二、TFP增长分解方程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从结构转变的视角对TFP增长率进行分解。Massel(1961)将TFP增长率分解为各部门加权TFP增长率与结构效应两部分，认为当部门间的边际产品价值不一样时，结构效应就会上升。此后Denison和Chung(1976)发展了这一方程，使之包含了资源重新配置的效应，当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再配置时，TFP增长率就会提高。与此类似，Jorgenson等(1987)通过假定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把TFP增长率分解成了三个部分：各部门加权TFP的增长率、结构转变的贡献以及不同要素投入构成变化的贡献。本文的TFP增长率分解方程基于上述学者的研究。
上式右边第一项括号里的表达式与传统的TFP增长率方程比较相似。如果要素在部门间是自由流动的，那么所有部门都将面临相同的要素价格，因而(5)式右边第一项括号里的表达式的值为零。如果要素的流动是有限制的，部门间的边际产品价值就存在差别，对于部门i来说，这个表达式的值就不为零。尤其当部门的工资率、资金的租赁价格或两者都高于整体经济的平均水平时，这个表达式的值就为正，即对TFP增长的贡献为正。因此，当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时，资源的配置效率就会提高，从而促进TFP增长率的提高。
综上所述，(6)式的TFP增长率分解方程包含了结构转变过程中资源再配置效应，能有效捕捉到结构转变引致的资源再配置对生产率的影响。因此，这一分解方程更适合于分析处于剧烈结构转变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TFP增长。
三、数据处理及说明
根据上述分解方程，要计算TFP增长率我们需要五类数据：产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资本收入份额以及资本回报率。下面对这些数据的来源和处理作一个简单的说明。
1.产出
目前，国内学者对产出数据的处理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用增加值作为产出的指标(如张军、施少华，2003；干春晖、郑若谷，2009等)；二是选择总产值作为产出的指标(如朱钟棣、李小平，2005；原毅军等，2009等)。本文采用张军和施少华的处理方法，用增加值作为产出的指标，并换算成1978年的不变价。
2.劳动投入
劳动投入应当是一定时期内要素提供的“服务流量”，其应包含劳动数量、劳动质量、劳动强度、劳动效率等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报酬能较为合理地反映劳动投入，国外也一般用工作小时数和劳动工资来衡量劳动对产出的贡献。由于中国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期，收入分配体制不尽合理并且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完善，劳动报酬并不能合理反映劳动投入的差别，并且我国也没有工作小时数的统计数据，因此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准确性和一致性，本文采用从业人数作为劳动投入的数据，这也是国内学者普遍采用的一种处理方法。
3.资本投入
资本投入用资本存量来衡量，国际上测量资本存量的通用方法是永续盘存法(PIM)。目前大多数OECD国家都有官方的资本存量数据，但中国还没有可用的官方资本存量数据。目前在学术界有很多关于资本存量测量的研究，大多都采用永续盘存法，如贺菊煌(1992)、Chow(1993)、黄勇峰等(2002)、何枫(2003)、张军等(2004)、任若恩等(2009)。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测算全国的资本存量，而对各个产业资本存量进行估计的文献较少，徐现祥、周吉梅、舒元(2007)用永续盘存法系统地估计了我国1978-2002年各省区三次产业的物质资本存量。因此，本文也根据国内外学者常用的永续盘存法将徐现祥等(2007)的估算序列从2002年更新到2007年，把各产业资本存量的加总作为全社会资本存量。定义本期的资本存量等于上期的资本存量加上当年的投资，再减去当年的折旧，用公式表示为：
与Young(2002)和张军等(2004)的选择一样，徐现祥等(2007)也将各个产业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度量当年投资的指标。由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只提供了1978-2002年三次产业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国统计年鉴》也只提供了2003-2007年分省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而没有提供分产业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但《中国统计年鉴》却提供了按行业分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因此本文用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当年的投资来估算2003-2007年的资本存量。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趋势和数值来看，两者基本相同(孙琳琳、任若恩，2005)，因此用固定资产投资来代替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不会造成前后估算上的巨大差异。
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从1991年才开始统计，因此一些学者对于之前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了估算，如何枫等(2003)、Wang和Yao(2001)、龚六堂和谢丹阳(2004)、张军等(2004)利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提供的数据计算了1952-1995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因此，1991年之前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本文将直接采用张军等(2004)的估计，而1991年之后的则直接采用《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对于折旧D[，it]，为了和徐现祥等(2007)保持一致，这里仍然按照《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在按照收入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时提供的折旧数据来确定各个产业的折旧，但其只有2003、2004年的折旧数据，对于2005-2007年的各产业的折旧，我们假定其以2003-2004年的折旧速度递增，并对其作了3年移动平均处理。
4.资本收入份额
最后，我们还需要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即资本份额的数据。由于国民收入被分成了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两个部分，因此，资本收入就是指国民收入剔除劳动报酬后的部分。《中国统计年鉴》提供了各省劳动者报酬的数据，但没有提供全国的劳动者报酬数据。因此，本文用各省劳动者报酬占GDP的份额按其GDP进行加权平均后得到的值作为全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数据。其中，1978-1995年的分省劳动者报酬数据来自Hsueh和Li(1999)，1996-2007年的数据来自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其中缺失了2004年的数据，我们用2003年和2005年的平均值来代替。资本收入份额的计算结果见表1，从中可以看出，我国资本收入份额大体在46%～50%之间波动，近几年来有快速增长的趋势，2007年达到了60.26%。
5.资本回报率
目前国内已有少部分研究我国资本回报率的文献，如白崇恩、谢长泰和钱颖一(2006)，单豪杰、师博(2008)，辛清泉、林斌和杨德明(2007)以及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2007)等。由于计算资本回报率比较复杂，本文不再重新测算，而是直接采用白崇恩等(2006)的研究结果。而2006和2007年的数据根据其资本回报率的公式计算得到。
四、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5)式的分解方程以及产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资本收入份额的相关数据，我们可以推算出TFP的增长率，相关数据和TFP增长率的推算结果见下页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TFP总体来说是处于上升的，在此期间TF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06%，波动较为剧烈。1978-1984年TFP增长率出现快速上升，年平均增长率为3.51%，并在1984年达到阶段性峰值，这主要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改革使得整个经济的活力和生产效率得到了空前释放。1985-1988年我国的经济改革继续向纵深发展，改革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农村劳动力开始逐渐转移到城市部门，工业、服务业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快速发展。与此相对应，这一时期的TFP增长率维持在较高水平，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3.90%。1989-1990年，我国的经济改革出现了争论、停滞甚至倒退，TFP在这两年都出现了负增长，并在1990年达到了最低点。1991-1995年由于我国重新确立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产权制度进一步完善，财政实现了分税制改革，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加大，使得这一时期的TFP增长处于高位水平，年平均增长率高达6.18%，并在1994年达到了历史高点。1995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成熟，TFP增长的波动变得较为平稳。
资料来源：数据均根据作者计算得到。
图1 资源再配置效率及TFP增长率的变动趋势
从图1中可以看出，我国资源再配置效率呈现出剧烈的波动性，这反映了在此期间我国产业间的资源再配置效率的变化较大。1978-1988年、1991-1997年、2003-2007年我国资源再配置的效率为正，这表明在这些年份里产业结构的变动对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三次产业间要素的流动和重新配置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1989-1990年、1998-2002年我国资源再配置的效率为负，这反映了我国在这两个时期的产业结构转变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为负，三次产业间要素的流动和重新配置对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了阻碍作用。但从整个期间来看，资源再配置效率对TFP增长的平均贡献高达28%。从资源再配置效率和TFP增长率的变动趋势来看，资源再配置效率上升的年份往往是TFP增长率上升的年份，而资源再配置效率下降的年份也往往是TFP增长率出现下降的年份，这说明资源再配置效率对TFP增长有显著的影响。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以来我国资源再配置效率持续上升并达到历史较高水平，而TFP增长率却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导致TFP增速下降的原因可能与我国近几年较快的资本深化有关，资本对产出增长作用的加大势必会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导致了全要素生产率作用的降低。
图2 我国TFP增长率的变动趋势
图2给出了本文及其他5篇文献所计算出来的TFP增长率，其中郭庆旺、贾俊雪(2005)的TFP增长率是其用潜在产出法估算的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在TFP增长率的变动趋势上，本文与其他学者研究的结果是基本一致的，并且所估算出来的1992年之前的TFP增长率也比较接近。所不同的是本文推算出来的1992年以后的TFP增长率要略高于其他学者，但和李宾、曾志雄(2009)的比较接近。
李宾、曾志雄(2009)认为其估算出来的TFP增速明显高于其他文献1～2个百分点的原因在于资本存量的估算，其他文献选用了不合适的投资流量指标，不仅高估了我国的资本存量，而且高估了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资本存量增长率，在劳动投入的贡献很小的情况下，这一偏差导致了对TFP增长率的低估。而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我国1992年以后的TFP增长率略高于其他文献并不是由资本存量的差异造成的(本文估算的资本存量与其他文献比较接近甚至高于其他文献)，而主要是因为1992年我国在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经济经历了巨大的结构转变，资源不断从传统的农业部门向现代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资源配置效率得到了较大提高。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本文采用李宾、曾志雄(2009)所估算出来的资本存量，其他数据保持不变，再利用(5)式对TFP增长率进行估计，结果见图3。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数据得到。
图3 文献中资本存量下的TFP变动
从图3中可以看出，将本文的资本存量更换为李宾、曾志雄的资本存量序列后，所估算出来的TFP增长率更高，尤其1990年以后的要明显高于李宾估算出来的增长率，大约高1～2个百分点。这说明利用传统的增长核算方法，不考虑结构转变引起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对TFP增长的影响，都低估了我国的TFP增长率。
根据(4)式，我们可以计算出TFP增长对我国人均产出增长的贡献，图4给出了这一结果。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图4 人均产出增长分解
从图4可以看出，就平均而言，在整个分析期内TFP增长对我国人均产出增长的贡献为39.16%，而其他要素(资本深化)的贡献合计为60.84%，这表明我国人均产出的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深化来实现，这种状况在1994年以后，尤其是2003年以来更加明显。张军(2002)认为资源从低收益率部门向高收益率部门的转移所推动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一次性”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缺乏持续和动态的改进机制，资本的迅速而持续地积累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源泉。而这种持续依赖资本深化的增长方式是不可以长期维持下去的。但本文所估算出来的1994年以后的TFP增长对人均产出增长的贡献仍然不低，基本都在25%以上，平均贡献达到了29%左右，并没有像有些学者估算的那么低，并且资本收入份额在1994年以后特别是近几年呈逐步提高的趋势。白崇恩等(2006)对中国资本回报率的估计结果表明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一直明显高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也高于很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甚至最近几年还有上升的趋势。他们对包括所有行业、地区以及所有制形式的总资本回报率的测算都没有找到中国投资率过高的证据，而对资本回报率部门差异的初步分析也表明中国的资本配置效率比过去提高了。因此，伴随着结构转变过程中资源再配置效率的提高，我国经济仍具有持续发展的空间。
五、结论
本文基于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靠要素投入的推动还是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的争论，通过构建TFP增长的分解方程，强调了结构转变通过资源在不同部门间的再配置对生产率的影响，重新测算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TFP增长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TFP增长率较高，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尤其是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再配置对TFP增长有显著的作用，1978-2007年间资源再配置效应对TFP增长的贡献高达28%。因而，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经济增长仍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可持续性。
显然，TFP增长率的提高对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保持经济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基于本文的分析，资源从低生产率向高生产率部门、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再配置能够有助于提高TFP增长率。所以，废除部门间要素流动的障碍，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通过制度创新加快土地使用权的流转，破除各种垄断、降低民间资本的进入门槛，降低劳动力流转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拓宽农民在非农领域中的就业机会，促进资源再配置效率的发挥将有利于TFP增长率的提高，从而有助于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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