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北方云门宗初探——以大圣安寺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云门论文,大圣论文,金元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禅宗兴起于唐代，是完全本土化的中国佛教，其中由六祖慧能（640—713）开创的南宗，以后发展成为禅宗主流。到唐代后期，禅宗开始步入“越祖分灯”时代，相继涌现出“五家七宗”（即沩仰、法眼、曹洞、临济、云门，以及属于临济的黄龙、杨歧二支）。其中，源自青原法脉的云门宗，由文偃禅师（864—949）开创，因其居韶州云门山（今广东乳源北）光泰禅院宣扬宗风，故被后世称为云门宗。文偃接化学人，以“云门三句”（即所谓的“函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一字关”等著称于世，这也成为以后云门宗风的主要特色。北宋时代，云门宗高僧辈出，盛极一时，不少僧人奉诏住持京师名刹。南宋以后，云门宗开始衰落，至南宋末传承渐趋不明。因是之故，目前研究禅宗史的论著，在谈到云门宗时，大都以南宋为下限，对金元时代云门宗的发展情况较少提及，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云门宗已经绝传。① 那么，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
实际上，金元时代，云门宗在中国北方一直保持着较为兴盛的局面，与曹洞宗、临济宗三足鼎立，同为当时盛行的禅宗三大流派。这方面，禅宗各家碑刻均有所反映。如当时的曹洞宗碑刻称：“曹溪之后，派而为五，源远流长，浩浩不绝者，临济、曹洞、云门者焉。”② 临济宗碑刻称：“自曹溪派而为五之后，今法眼、沩仰传者至少，云门、洞下差多于二家，惟临济一宗演溢盛大。”③ 云门宗碑刻则认为：“曹溪自南岳青原而下三派分流于辽于金，燕独以三禅称，云门固为之首。”④ 上引临济宗、云门宗碑刻虽有夸大本宗地位之嫌，但无疑都承认禅宗三家的并存局面。大蒙古国初期的当权者耶律楚材，早年曾参云门宗大圣安寺长老澄公和尚（详见后文），后在澄公和尚的大力引荐下，又拜曹洞宗报恩寺长老万松行秀为师，成为其入室弟子。他对三家宗风有如下评价：“云门之宗，悟者得之于紧俏，迷者失之于识情；临济之宗，明者得之于峻拔，迷者失之于莽卤；曹洞之宗，智者得之于绵密，愚者失之于廉纤。”并盛赞自己的老师万松行秀：“决择玄微，全曹洞之血脉；判断语录，具云门之善巧；拈提公案，备临济之机锋。沩仰、法眼之炉煹，兼而有之。”⑤ 由此可见，在耶律楚材眼里，云门宗确实与仅剩“炉煹”的沩仰、法眼二宗有本质不同。明末净柱所编《五灯会元续略》也指出：“云门宗自宋迄元，代不乏人，如圆通善、王山济，俱明眼宗哲，法席甚盛，但嗣法莫可考，岂深藏其德而不求著耶？抑末流闻见之不广也？”⑥ 本文的主旨，即在钩沉各种资料，力图还原云门宗在金元两代的实际发展情况。
一
金元两代北方云门宗的奠基者为佛觉禅师。据《元银山宝严禅寺上下院修殿堂记》：“云门之宗因佛觉而盛，方其道之行也，四方名刹丐师主焉者相踵，师或诺或拒，皆有道在焉。”⑦ 有关佛觉生平，缪荃孙辑《顺天府志》有如下记载：
在旧城，按寺记：金天会中，佛觉大师琼公、晦堂大师俊公自南应化而北，道誉日尊，学徒万指，帝后出金钱数万为营缮费，成大法席。皇统初，赐名大延圣寺。大定三年，命晦师主其事，内府出重币以赐焉。六年，新堂成，崇五仞，广十筵，轮奂之美为郡城冠。八月朔，作大佛事以落成之。七年二月，诏改寺之额为大圣安（即延洪阁也——原注）。⑧
缪荃孙辑《顺天府志》系从《永乐大典》卷4650—4657抄出，应为明朝永乐初年编纂的一部北京地方志，而据原书正文后面的夹行小注，上述引文又系《顺天府志》转引自元代官修《大元大一统志》，故又被赵万里辑入《元一统志》。⑨ 据上文记载，我们知道，佛觉法名有一“琼”字，按僧人称谓习惯，佛觉应名“□琼”。他在金太宗天会中（1123—1137）北上，将云门宗风传播到中都，大延圣寺则成为当时云门宗在北方的重镇。此后，大定三年（1163），金世宗又任命晦堂大师俊公住持大延圣寺。大定七年，大延圣寺始改名为大圣安寺。
佛觉法脉从何而来？元末所立《红螺山大明寺碑》有如下记载：“金大定间，世宗遣使请佛觉禅师于真定之洪济，以镇兹山，四方学者云集。”⑩ 上述记载虽然在时间上与前引《顺天府志》有所抵触，但却为我们提供了寻找佛觉法脉的线索——真定洪济禅院。
真定十方洪济禅院，在北宋多由云门宗僧人担任住持。其中，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宗赜曾出任该院住持。宗赜（约1058—约1113），号慈觉，沼州（一说襄阳）人。“父早亡，母陈氏鞠养于舅氏。少习儒业，志节高迈，学问宏博。二十九岁礼真州长芦秀禅师出家。”(11) 长芦秀禅师即长芦法秀，后入京师汴梁住持法云禅寺，故又称“法云法秀”。法秀住持法云寺后，由应夫接替他在长芦的位置，“师（即宗赜——引者注，下同）得旨于夫（即应夫），遂为夫嗣而绍长芦之席。”(12) 按，法秀、应夫同为天衣义怀弟子。义怀是较早提出禅净兼修的云门宗僧人，宗赜则更将禅净兼修推向了极致，南宋宗晓在《乐邦文类》中甚至将宗赜同善导、法照、少康、省常并列为莲社五祖。近年来，随着黑城文献《慈觉禅师劝化集》等的披露，对宗赜的研究更加引起学界重视。(13) 宗赜弟子，据居顶《续传灯录》与道态编修、吴侗集《禅灯世谱》等记载，至少有9人，分别为洪济琼、北京照、玄沙智章、净慈惟一、蒋山善钦、本觉道如、天宁子深、瑞峰延、僧忍和尚。其中的“洪济琼”，应该就是我们这里所探讨的佛觉琼公，因其曾住真定洪济禅院，故有“洪济琼”的称谓。
如果上述推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佛觉的法脉传承应如下图所示：
佛觉事迹，多见于禅宗史乘、语录等著述。如万松行秀《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拈古请益录》有如下记载：
青州、佛觉，两派既行，佛日提一枝临济禅，托迹圣安，分寮入室。一日，自挝鼓上堂，抑扬云门、临济宗风，平分半众，不辞而去。佛觉恬不介意。(14)
临济宗佛日禅师，北上寓居大圣安寺期问，抑云门，扬临济，想要与云门宗平分秋色，且率一半徒众，不辞而别，但佛觉对此毫不介意。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引文还提到了青州，即青州和尚希辨，他与佛觉原来均为北宋禅僧，后来也北上中都，二人分别成为金代曹洞宗、云门宗的奠基者。(15)后世不少禅宗史乘，因不了解情况，常将青州与佛觉捏合为一人，把青州误认为是佛觉的号，径称其为“青州佛觉”或“青州觉”，(16) 这显然是错误的。对当时云门、临济、曹洞三家在金中都的鼎立之势，传世碑刻资料也透露出相关信息，像灵岩寺住持足庵净肃的塔铭即提到：“青州法祖（即曹洞宗青州希辨——引者注，下同）渡江已来，至朔方，居万寿，立曹洞一宗，与圣安、竹林晦堂、佛日（即云门宗圣安寺晦堂禅师、临济宗竹林寺佛日禅师）而鼎峙焉，故三派渊源，于今愈盛。”(17)
同佛觉琼相比，晦堂俊的材料就更少。他大概在佛觉琼退席后继主圣安法席，而据前引缪荃孙辑《顺天府志》，他出任圣安寺住持的时间应为大定三年。此外，据《广温和尚碑》，河北蓟县盘山双峰寺主持广温（1106—1168）曾参晦堂俊：“师讳广温，高州高安人也，姓韩氏……四十有二（1147年前后），参云门晦堂，印许之。”(18) 其中的“云门晦堂”指的就是晦堂俊。
今北京昌平银山法华寺塔林有五处舍利塔，其上分别刻有“故祐国佛觉大禅师塔”、“晦堂祐国佛觉大禅师塔”、“故懿行大师塔”、“故虚静禅师实公灵塔”、“圆通大禅师善公灵塔”的字样。(19) 其中前两者应为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云门宗佛觉琼、晦堂俊二禅师塔。需要提及的是，虚静实公灵塔上还有“大安元年元月二十三日功毕”的题字。有些著作在著录此碑时，把大安元年断作辽道宗大安元年（1085），(20) 但实际上金朝也有大安年号，虚静实公灵塔的建立时间应为金卫绍王大安元年（1209），这样才能与塔林中其他僧主的生活年代相符。以上诸僧，均应为金代云门宗僧人，其中尤以圆通善公留下的材料较多，在当时的影响也最大。
圆通善公，据禅宗史乘，为佛觉传法弟子，法名广善。(21) 金大定中，一度住持大圣安寺。据林泉从伦《林泉老人评唱投子青和尚颂古空古集》第83则《兴化军旗》：
近代佛日尧禅师自江左至燕然，寓大圣安。一夕与佛觉、晦堂夜话次，时圆通善国师年方十二，座右侍立。佛日曰：“山僧自南方来，拄杖头不曾抹着一个会佛法者。”通叉手进曰：“自是和尚拄杖短。”佛日大惊曰：“可乞此子续吾临济一宗。”通又进曰：“云门、临济岂有二邪？”日称赏不已。(22)
第40则《大士不起》：
昔世宗幸大圣安瑞像殿，问圆通善国师曰：“礼则是？不礼则是？”通奏曰：“礼则相敬相重，不礼则各自称尊。”帝大悦。(23)
按，圆通广善在金代声望很高，从时人对他的称呼来看，他很有可能被金朝皇室封为国师。(24) 耶律楚材在指斥全真教夺占佛教寺院时，也曾指出：“近世圆通和尚为三朝国师（或指金世宗、章宗、卫绍王三朝——引者注），皆未尝有改道观为佛寺者。”(25)
圆通广善语录偈颂多散见万松行秀《从容庵录》与其弟子林泉从伦《空古集》等。此外，圆通广善还著有《觉海轩录》（简称《觉海录》），系评唱临济宗僧人圆悟克勤《碧岩录》所作。耶律楚材云：“雪窦拈颂，佛果评唱之《击节碧岩录》在焉。佛果颂古，圆通善国师评唱之《觉海轩录》在焉，是临济、云门互相发扬矣。”(26) 雪窦即云门宗僧人雪窦重显（980—1052），曾著《雪窦显和尚颂古》一卷，选录丛林语录百则，加以“总结”、“偈颂”。圆悟克勤（即佛果）对雪窦的颂古百则加以评唱，成《碧岩录》10卷。而针对圆悟克勤的颂古，广善又作《觉海轩录》加以评唱。所以耶律楚材在文中才会提到“是临济、云门互相发扬矣”，并慨叹：“独洞下宗风，未闻举唱，岂曲高和寡耶！抑亦待其人耶！”万松行秀《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系评唱宏智正觉（1091—1157）颂古而作，恰好弥补了曹洞宗这一缺憾。万松行秀于该书卷首《寄湛然居士书》也提到过广善的评唱，称：“窃比佛果《碧岩集》，则篇篇皆有示众为备；窃比圆通《觉海录》，则句句未尝支离为完。”可见，万松行秀对自己的作品还是颇为自负的，而克勤、广善的评唱，显然对其也有一定影响。但甚为可惜的是，圆悟克勤、万松行秀的评唱我们现在还能见到，广善的《觉海轩录》却失传已久。
此外，前述北京昌平银山法华寺塔林尚有金大定六年三月初三所立《重建大延圣寺记》，碑文前半部分叙述大延圣寺沿革，其中提到“都城之北，相去仅百里许，曰银山铁壁，景趣殊绝，其麓旧有寺曰大延圣，创建自昔，相传大安、大定中，寺有五百善众，傍有七十二庵，时有祐国佛觉大禅师、晦堂祐国佛觉大禅师、懿行大禅师、虚静禅师、圆通大禅师、和静大师相继阐教，演法于其地。”碑的后半部分收录“隐峰十咏”诗。(27) 已经有人指出，这是一通伪碑。(28) 实际上，金代的大延圣寺，据前面所引缪荃孙辑《顺天府志》，即大圣安寺，大定七年才改名，地点也在金中都城内，而非昌平，碑文叙事也多涉及大定以后人物。
二
圆通广善弟子众多，其中祖朗（1149—1222），耶律楚材有《燕京崇寿禅院故圆通大师朗公碑铭》记其生平。据碑铭，祖朗俗姓李，蓟州渔阳人。9岁出家，礼广善为师，“侍从圆通国师最久”。大定十三年，于弘业寺受具足戒。二十年，为大万安寺（即弘业寺）知事，此后又任大圣安寺监寺。承安年间，始住持广善晚年旧居——崇寿禅院，其间又应邀任香林寺开山提点三年。不过，祖朗并非广善的嗣法传人。耶律楚材虽“疑必得法于国师”，但他陈述的理由：“或因缘未合，或受国师密训，不令出世”，都不太可靠。耶律楚材的用意大概正如他本人所承认的，是“恐后世明眼人责备于贤者，累师之重德，故雪之于此”。(29)
同祖朗相比，大圣安寺住持圆照大禅师澄公的地位则显得更为重要。澄公有可能与祖朗同辈，为广善嗣法弟子。同时，他还是耶律楚材的佛学启蒙老师，也是极力向耶律楚材介绍万松行秀的人。据耶律楚材回忆：
昔余在京师时，禅伯甚多，惟圣安澄公和尚神气严明，言辞磊落，予独重之，故尝访以祖道，屡以古昔尊宿语录中所得者叩之，澄公间有许可者，予亦自以为得。及遭忧患以来，功名之心束之高阁，求祖道愈亟，遂再以前事访诸圣安。圣安翻案不然所见，予甚惑焉。圣安从容谓余曰：“昔公位居要地，又儒者多不谛信佛书，惟搜摘语录以资谈柄，故余不敢苦加钳锤耳。今揣君之心，果为本分事以问予，予岂得犹袭前愆，不为苦口乎？予老矣，素不通儒，不能教子，有万松老人者，儒释兼备，宗说精通，辨才无碍，君可见之。”(30)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中有多首与澄公和尚的和诗。(31)
除祖朗、澄公外，金朝名士赵讽，也与广善有很深的渊源。赵沨，字文孺，号黄山。金大定中进士，除涿州军事判官，迁襄城令。大定二十七年，任应奉翰林文字。明昌七年（1196），累迁礼部郎中兼秘书丞。工书法，小篆与党怀英齐名，时称“党、赵”。(32) 据《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拈古请益录》第2则《卧轮伎俩》：
黄山赵文孺亲觐圆通善国师，尝作颂曰：“妄想元来本自真，除时又起一重尘。言思动静承谁力，子细看来无别人。”公每遇先亡追荐之辰，手书佛经，笃信君子，近代无处其右者。(33)
明清各家禅史著作《续指月录》、《五灯严统》、《续灯正统》等，均将“黄山赵文孺居士”即赵沨列为广善入室弟子。此外，参扣圆通善者，碑刻记载中尚有政言（1125—1185）。政言为临济宗禅僧，曾任中都潭柘山龙泉禅寺住持。据《故言公长老塔》，政言受师命游方各地，“至中都，参竹林广慧通理禅师，又参圣
圆通禅师。”(34)
祖朗、澄公之后则有志奥。志奥早年从祖朗受戒，后得法于圣安澄公。耶律楚材在文集中曾多次提及此事：“有庵主志奥者，师（即祖朗——引者注，下同）之受戒弟子也，晚得法于圣安澄公圆照大禅师”，(35)“奥公和尚道合圆通（祖朗），法传圆照（澄公）”，“奥公和尚受戒崇寿（即祖朗晚年所居崇寿院），得法圣安（即澄公所住大圣安寺）”。(36) 蒙古南下占领燕京后，志奥出任大觉寺住持。大觉寺本为律宗寺院，位于燕京开阳东坊，原名义井院，金世宗大定初，始赐名大觉寺。(37) 耶律楚材《燕京大觉禅寺创建经藏记》记其始末甚详：
大定中，寺僧善祖有因缘力，道俗归向者众，朝廷嘉之，赐额大觉。贞祐初，天兵南伐，京城既降，兵火之余，僧童绝迹，官吏不为之恤，寺舍悉为居民有之。戊子之春，宣差刘公从立与其僚佐高从遇辈，疏请奥公和尚为国焚修，因革律为禅。奥公罄常住之所有，赎换寮舍，悉隶本寺。稍成丛席，可容千指。(38)
在志奥的劝化下，提控李德出资整修瑞像殿前的无垢净光佛舍利塔，提控晋元也将位于寺南的菜园捐献出来，供寺内僧众食用。庚寅（1230）冬，在刘从立的请求下，将招提院所藏《大藏经》迁于大觉寺安置，志奥又施财“创建壁藏斗帐龙龛一周凡二十架，饰之以金，缋之以彩，穷工极巧，焕然一新。”(39) 在住持大觉寺期间，耶律楚材除为志奥撰写《燕京大觉禅寺创建经藏记》外，另有开堂疏等诗文若干。(40)
丙申（1236）秋，受蒙古国行尚书省事刘敏的邀请，志奥来到刘敏的家乡宣德武川游历，准备兴修大清安寺，并任该寺开山住持。次年，新寺正式破土动工。“起佛祖大殿，即松为寺庭、法堂、丈室，丹碧相望。乃至安禅有寮，会食有筵，斋厨库厩，以次而具。盖规橅试仰山（即仰山栖隐寺）而差灭杀焉。”(41) 五年后，志奥自大清安寺退席，由德善继任住持。
在此前后，志奥大概又曾任大圣安寺住持，大觉寺住持则由定公接任。耶律楚材所作《请定公住大觉疏》似可证明这一点：“龙龛宝藏照人寒，奥老功成住圣安。却请定公来领略，收拾香火礼栴檀。”(42) 最后，志奥移住前面提到的广善、祖朗旧居崇寿院，(43) 大概此后不久就去世了。
金元之际北京地区的云门宗寺院，以大圣安寺为中心，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丛林集团。如北京怀柔区境内的红螺山大明寺（现名红螺寺），据元末所立《红螺山大明寺碑》，即系“圣安宗派”，前面提到，佛觉曾奉金世宗旨住持该寺。此外，耶律楚材有《请湛公禅师住红螺山寺疏》称：“我湛公禅师，韶阳远孙，摩诃嫡子，参透三句语，击碎十法门。”(43) 红螺山寺系大明寺俗称，因位于红螺山而得名。据《红螺山大明寺碑》：“环寺诸峰，如龙如凤，嘉林蓊郁，微迳幽邃，白云青磵，夐绝尘嚣，是宜有道者之隐于此焉。山下有小潭，奇石森卫，水色澄碧。中有二螺，其色殷红。每夕能吐光燄，绚辉林麓，居人以为灵异，遂名其山云。后红螺死，瘗之寺中，今双浮图存焉。”耶律楚材疏文提到的“韶阳”，即云门宗的发祥地韶州，此处代指云门宗创始人文偃。“参透三句语”指参透有名的“云门三句”。至于这位湛公的师傅“摩诃”，未详何人。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多次提到过武川摩诃院，如卷7《寄武川摩诃院圆明老人》、《武川摩诃院请为功德主》，卷13《为武川摩诃院创建佛牙塔疏》，卷14《武川摩诃院创建瑞像殿疏》等，如此武川摩诃院为云门宗寺院，则此圆明老人或即为湛公禅师的老师。大明寺现存癸卯年（1243）燕京行省所立榜示碑，此碑内容与我们见到的元代佛教护持碑没有多少不同，其中提到了大明寺地土产业的四至范围：“东至孩儿坟，南至红螺镇，西至乾涧口，北至红螺（被）［坡？］”。(45)
今北京昌平区境内的银山也有多处禅宗寺院，其中“宝严、九圣，皆圣安当派”。宝严禅寺，在金元之际经历了桂严、潜云两代住持。其中潜云道泽为大圣安寺住持西岩和公的弟子。(46) 到泰定年间，宝严禅寺已传至“远山长老普序”。(47) 九圣院，后升为九圣禅寺，又系宝严禅寺下院，“有元甲辰（1244）间，又得兴寿村众耆宿服佛觉之道之重……辞，以九圣院附宝严为之上下，主法者得兼领之。”(48)
金元之际，中国北方其他地区也有不少云门宗僧人的踪迹可寻。如蓟州渔阳香林寺净照禅师，“章宗皇帝诏居渔阳香林禅寺，唱道余暇，乃作十咏，大张佛祖奥妙之旨，其辞平淡，超然自得，于言语意味之外者也。……不唯诸方衲子一新闻见，亦乃知吾云门法道有在焉。”(49) 香林寺，前面已提到，祖朗曾任该寺开山提点，而文中所述“云门法道”，无疑为净照禅师属云门宗僧人的有力证据。净照弟子福安，宣宗时，住河南巩县十方净惠罗汉禅院，(50) 他所延续的，应当就是云门宗法脉。无独有偶，当地在元初还出现过一位僧人永钦，早年于巩县法海寺出家。“适值大兵南下，民不遑，师乃避乱渡河北游。后诣京师，遇圣元世祖启资戒会，恭受度牒。已而挈徒宝智游历四方，参访知识，于云门雪斋席下入室问道，角出伦辈，未及一载，得安乐地，茹桶底脱，蒙赐印可。”只不过，“惜乎雪斋未详承赐何人，住持何刹，不可得而知也。”(51) 即便这位雪斋禅师的师承不明，但从其称谓——“云门雪斋”来看，似乎也应为云门宗传人。澄徽（1192—1245）早年参冠山大觉寺宗圆洪公，再参少林隆（当即万松行秀弟子东林法隆）、宝应迁，最后参龙潭虚明寿和尚，“癸未（1223）冬，佛成道日，众以师心光焕发有不可掩焉者，请于虚明，愿为师举立僧佛事。师不得已升座，举岩头奯法语云：……何止辜负徽首座，云门一枝扫地以尽！”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澄徽应为云门宗传人。(52) 此外，文侃（1203—1260）虽为临济宗传人，但早年也曾参云门师德，只是由于因缘不契，才转投临济宗门下。“汴梁亡，北渡河，挂锡广平之安乐寺，始明禅理，遂参松溪老，继参云门下洪济老，时洞林秀老在成安兴化寺，乃往参焉，（昏）［皆？］不合共契。闻彰德天宁寺南堂显和尚机锋雷震，径往问道。”(53) 文侃所参扣的“云门下洪济老”，从其称呼来看，应当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真定洪济禅院的云门宗僧人。
三
大蒙古国时期，中国北方禅宗势力强大，临济宗领袖海云印简、曹洞宗领袖万松行秀等均受到蒙古统治上层的重视。蒙哥汗即位后，海云印简受封国师，“掌释教事”；(54) 万松行秀弟子雪庭福裕则在1253年出任“都僧省”之职，负责各族僧众的管理。现存少林寺圣旨碑第一截癸丑年（1253）蒙哥汗圣旨，明确提到都僧省的职权：
俺与你都僧省名字去也，则不是管汉儿和尚，不拣畏兀儿、西番、河西，但是来底和尚每，都管底上头，唤都僧省。不拣那里来底呵，咱每根底来的、不合来底，都僧省少林长老识者。合来底，都僧省少林长老与文书者。和林里有底和尚每，俺每根底提名字唤着呵，教来者。不唤呵，休教来者。依着释迦牟尼佛法里，和尚每根底管不得呵，都僧省小名要做甚么！(55)
但到忽必烈即位后，这种情况出现了微妙变化。前述少林寺圣旨碑第二截所载鸡儿年（1261）圣旨提到：
这少林长老、宝积坛主、姬庵主、圣安长老、金灯长老等五个人，拔合思巴八合赤已下，但属汉儿田地里住坐底众和尚每根底管领，依着释迦牟尼佛的道子里告天，俺每根底祝寿与者么道。这少林长老根底把着行踏的圣旨与来。……又，和尚每不拣有是何公事呵，拔合思巴八合赤的言语里，经的体例里，少林坛主等五个头儿，依理归断与者。你每众和尚，这五个头儿的言语，经的体例，休别了，依理行踏者。又，俗人，和尚每根底休归断者。和尚每，俗人一处折证的言语有呵，委付来的僧官、城予里官一处同共归断者。和尚每体例里不行的，歹公事做的，说谎做贼的和尚每，城子里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分付与者。又，这少林坛主等五个头儿特委付来么道，无体例的公事休行者。行呵，俺每根底奏说者。怎么般道底，俺每识也者。
圣旨中提到的“拔合思巴八合赤”，即有名的吐蕃萨迦派首领八思巴，他在圣旨发布的前一年已被忽必烈“尊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56) “少林长老、宝积坛主、姬庵主、圣安长老、金灯长老”等五人则成为八思巴领导下对汉地佛教进行管理的具体执行者，他们必须依照八思巴的命令行事。其中少林长老即雪庭福裕，宝积坛主或即燕京宝集寺三学都坛主行秀，姬庵主与金灯长老未详何人，但后者因与雪庭福裕共同参加佛道大辩论而闻名，(57) 圣安长老则为大圣安寺住持。上述五人很有可能就是当时汉地佛教各派势力的代表，而大圣安寺所代表的正是云门宗。(58) 这一阶段大圣安寺住持的传承情况，我们目前还不是很清楚。我们只知道四年后，即至元二年（1265），大圣安寺的住持为西岩和公，(59) 他是否就是忽必烈任命的那位“圣安长老”，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大圣安寺在当时的地位的确非常特殊。从中统二年（1261）起，大圣安寺瑞像殿即成为临时供奉元朝皇帝祖先神位的场所，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至元十七年太庙建成。(60) 中统三年十一月，忽必烈曾下令在大圣安寺举办佛顶金轮会。(61) 而到至元二十一年翰林学士承旨王磐辞职离朝时，皇太子真金也是在大圣安寺为其设宴送行。(62)
蒙古入主中原初期，因为要共同对付以全真道为首的道教势力，佛教各派基本上还能维持融洽局面，共同参与了几次佛道大辩论，其中尤以1258年佛道大辩论的阵容最为壮观。不过，在经过至元十七年又一次佛道辩论，道教势力遭到彻底清算后，形势开始出现了微妙变化。以至元二十五年江淮释教都总统杨琏真伽发起的教禅廷辩事件为标志，忽必烈又转而公开采取“崇教抑禅”的政策，(63) 对中原地区的禅宗势力进行打压。据释志磐《佛祖统记》卷49：“二十五年正月十九日，江淮释教都总统杨琏真佳（即杨琏真伽）集江南教、禅、律三宗诸山至燕京问法。禅宗举云门公案，上不悦。云梦泽法师说法称旨，命讲僧披红袈裟右边立者。于是赐斋香殿，授红金襕法衣，锡以佛慧玄辩大师之号。使教冠于禅之上者自此。”(64) 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2也记载了此事，不过认为是禅宗压倒了教宗。对此，学界多不予采信。此次辩论，虽然参加者均为江南僧众，但对北方禅宗发展的负面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
武仁时代，禅宗地位开始得到恢复，这首先应归功于先为武宗皇太子，后又即位为仁宗的爱育黎拔力八达。爱育黎拔力八达早年生活于中原内地，是一位既重儒术，又喜释典的君主。《元史》对他有如下评价：“仁宗天性慈孝，聪明恭俭，通达儒术，妙悟释典，尝曰：‘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65) 上述爱育黎拔力八达所说的话，简直就是耶律楚材“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翻版，而其中“明心见性”，很显然指向了禅宗。也许正是在他的努力下，至大二年，元朝赐大庆寿寺住持西云子安“临济正宗之印”，加封“荣禄大夫、大司空、领临济一宗事”，(66) 由著名文臣赵孟頫撰文，树碑于临济宗祖庭——真定临济院。继“临济正宗”出现后，“曹洞正宗”也在仁宗时代开始出现，受封者为大万寿寺住持灵峰思慧：“仁宗皇帝诏锡银章，领‘曹洞正宗’。”(67)
那么，大圣安寺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中国少林寺·碑刻卷》（第88页）载有皇庆二年（1313）三通疏文，系大都三禅会、河南府路总管府、登封县邀请古
普就担任少林寺住持而作。(68) 其中，“大都三禅会”所作疏文，文末有如下题记：
大万寿寺住持灵峰思慧（押）
大圣安寺住持云溪信喜（押）
大庆寿寺嗣祖西云（押）
其中的“大庆寿寺嗣祖西云”即西云子安。由此可见，所谓“大都三禅会”，是指大万寿寺、大圣安寺与大庆寿寺，而三大寺分别代表的是曹洞宗、云门宗与临济宗。如前所述，大万寿寺住持灵峰思慧、大庆寿寺住持西云子安已被元朝敕封为本门“正宗”，大圣安寺住持是否也被封为“正宗”，已无可查考，但云溪信喜所住持的大圣安寺，无疑具有与大万寿寺、大庆寿寺类似的地位。
元代云门宗的代表性人物，是比云溪信喜稍后的云山慧从。
云山慧从全名可见《安阳县金石录》卷12《劝请万空广公长老疏》碑末有如下题名：
至正十六年□月□日，本山监寺洪仁、提点洪良立。
天庆寺住持贵庵圆珍、竹林寺住持西山惟贤、报国寺住持云峰圆会、法宝寺住持恒山圆福、海云寺住持主峰文振、延圣寺住持宝林、福元寺住持颐庵、宝集寺住持则堂、普庆寺住持云峰、圣安寺住持云山慧从、庆寿寺住持凤岩显仪、万寿寺住持翠峰普林、万安寺释教都坛主。(69)
此外，清人沈涛编《常山贞石志》卷20《真定府在城十方万寿禅寺庄产碑》，碑末有如下题名：
至顺元年庚午岁十月□日
宣授领临济宗大庆寿寺住持鲁云长老兴吉祥
荣禄大□□空□云门宗大圣安禅寺前住持云□□□□□劝缘(70)
但这段文字也缺字较多，其中提到的“宣授领临济宗大庆寿寺住持鲁云长老兴吉祥”当即鲁云行兴（1274—1333）。黄溍撰有塔铭，记其生平甚详。(71) 其中的“荣禄大□□空□云门宗大圣安禅寺前住持云□□□□□劝缘”当指云山慧从。按，此碑国家图书馆有拓片，据拓片，缺字似应比《常山贞石志》所列要多，据文意似可补为“荣禄大
空
云门宗大圣安禅寺前住持云
劝缘”。
云山慧从事迹，主要见本文前面多次提到的《红螺山大明寺碑》。此碑立于至正十六年（1356），原碑已不存，国家图书馆藏有清道光十五年（1835）补刻碑文的拓片，清吴景果等修《怀柔县新志》卷5亦收录全文，但二者均缺撰者姓名。所幸的是，《钦定日下旧闻考》提到了这通碑文，指出此碑系由“元昭文馆大学士、太史院使、领司天监事樊从义撰文，宣文阁监书博士兼经筵译文官王与书”。(72) 上述信息，当是据原碑而来。撰文者樊从义生平不详，据碑文自述，他与云山慧从“缔交三十余年，则辱知为最深”，碑文系其应大明寺住持福果邀请而作。除此碑外，樊从义还在至顺元年（1330）撰写过前引《真定府在城十方万寿禅寺庄产碑》。(73) 此外，需要提到的是，近年出版的《全元文》据同治十年（1871）《畿辅通志》卷179收入《红螺山大明寺碑》，但因《畿辅通志》仅有节文，故题作《大明寺碑略》。(74) 以下据《怀柔县新志》，择要介绍一下云山慧从的生平。
皇庆、延祐间，四海清平，人物殷盛，仁宗皇帝万几之暇，尤倾心内典，以故方外英伟之士，辐辏于阙下，凡承命主大刹者，多位至三公，佩一品银章，以领其宗教。时则荣禄大夫、大司空、主大圣安寺云山禅师其一也。师方年壮，辨博无碍。禅寂之余，存心治道。每遇顾问，即以佛化合于王化者奏之，论时政之得失，致王道于无为，惟师之功居多。
据《元史》卷26《仁宗纪三》，延祐六年（1319）二月，“特授僧从吉祥荣禄大夫、大司空”。此“从吉祥”当即云山慧从。前面我们已提到，大庆寿寺住持西云子安的官衔也是荣禄大夫、大司空。两人在当时同属“位至三公，佩一品银章，以领其宗教”的人物。
太皇太后信向亦如之。近侍王伯顺大司徒，贞亮人也。一日，启曰：“檀州红螺寺，圣安宗派，而历岁既深，殿宇将圮。”乃赐钞五万缗，命师修葺之。英宗皇帝以师先帝之旧，隆遇特甚。时当清暑上京，召师至水精殿译佛法至要，大悦上意，师将还都，命大官设祖帐于南屏山，赐予甚夥。
太皇太后即答己，弘吉刺氏，按陈驸马孙浑都帖木儿女，后嫁与忽必烈太子真金子答刺麻八剌，生下武宗与仁宗。武宗即位后，被尊为皇太后。仁宗子英宗即位后，加太皇太后号。(75) 同大多数蒙古上层人物一样，答己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王伯顺，霸州文安人。世祖时给事内廷，担任怯薛，深受忽必烈信任。《元史》卷169有其弟王伯胜传，其中提到“伯顺官至大司徒”，与碑文相合。应王伯顺的请求，太皇太后答己曾赐钞五万缗，命云山慧从修缮红螺山大明寺。英宗巡幸上都，也曾邀请他到上都水精殿（即为水晶殿）讲译佛法，回京时，又特地在上都附近的南屏山为其送行，赐予丰厚。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作为皇家寺院，大圣安寺多次受到元朝皇室赏赐，据元统二年（1334）的一份官方文书，仅土地一项，大圣安寺受赐者就达91顷21亩。结果，当年元朝政府规定，“元拨赐与来的地土，验数还官”。上述土地中，有31顷21亩被交还，也就是说，尚余60顷。(76)
至正五年春，今皇帝有旨，集能书之士，就大福元寺，以金泥写《大藏经》，特命师校正，儒释多士，甚服其论议。师既退处圣安之西堂，上数遣使致问，赐以上尊。师前后六主圣安，说法四十余载，嗣法门徒若干人，王公贵戚执弟子礼者又若干人。至正十二年冬，以年高倦于应世，遂归隐兹山，筑茅庵于寺傍，以为终焉之计。帝师以释门乏材，拟屈师居辇下。师固不起也。师至山中，顾瞻徘徊，喟然叹曰：“昔太皇太后出内帑，命余修之。今风雨震凌，栋宇之坏，又若是耶？岂重修之责不在我乎？”乃命其徒以累朝所赐珍玩易楮币，又募诸好事君子以助之，重修大殿，塑佛菩萨像，金碧丹垩，山谷为之改观。
以金泥书写《大藏经》，即“金字藏经”，是元代历朝皇帝的传统。如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六月，“缮写金字藏经，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两”。(77) 仁宗延祐五年（1318）三月，“给金九百两、银百五十两，书金字藏经”。(78) 顺帝至正三年十二月，亦曾“诏写金字藏经”。(79) 大福元寺即大崇恩福元寺，为武宗在位期间于大都建立的皇家寺院，供奉武宗及二后御容。(80) 至正五年，云山慧从曾奉旨于此校正金字藏经。至正十二年后归隐红螺山大明寺，谢绝帝师的邀请，致力于大明寺的重新翻修。
《红螺山大明寺碑》文后有铭，对云门宗及云山慧从一生多所褒扬，其中的“云门一派源流长，禅丛烨烨阳芬芳”，点出了云门宗在元代发展的兴盛局面。有鉴于此碑所立之年为至正十六年，距元朝灭亡仅剩十余年，云山慧从仁宗时代起前后六次担任大圣安寺住持，似可看作云门宗在元代鼎盛时期及最后的代表人物。云门与临济、曹洞三宗鼎立，一直延续到元末的推论，也应当是可以成立的。
注释：
① 冯学成《云门宗史话》（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年）似为目前所见唯一一部专门叙述云门宗的著作，作者认为云门宗到南宋末即已绝传。近年出版的相关著作，也大都不提金元时代的云门宗，相关论著可参见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吴立民等：《禅宗宗派源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任宜敏：《中国佛教史·元代》，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野口善敬：《元代禅宗史研究》，京都：禅文化研究所，2005年；杨曾文：《宋元禅宗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②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8册《郭同新塔铭》，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97页。
③ 《真定十方临济慧照玄公大宗师道行碑铭》，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北省志》卷68《宗教志》，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第102—103页；亦可参见刘友恒、李秀婷：《〈真定十方临济慧照玄公大宗师道行碑铭〉浅谈》，《文物春秋》2007年第5期。
④ 麻兆庆：《昌平外志》卷4《金石·元银山宝严禅寺上下院修殿堂记》，《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第23册，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289页上。
⑤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13《万松老人万寿语录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94页。
⑥ 净柱：《五灯会元续略》卷首《凡例》，《卍新纂续藏经》（以下简称《卍续藏》）第80卷，东京：国书刊行会，1980—1989年，第444页上一中。
⑦ 《昌平外志》卷4《元银山宝严禅寺上下院修殿堂记》，《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第23册，第288页下。
⑧ 缪荃孙辑：《顺天府志》卷7《寺·大圣安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6页。
⑨ 赵万里校辑：《元一统志》，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22—23页。此外，清于敏中等奉敕编《日下旧闻考》卷60亦录此文（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990页），唯个别字句有出入。
⑩ 清吴景果等修：《怀柔县新志》卷5《文》，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民国24年铅字重印本，1968年，第212页。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怀柔碑刻选》（内部资料），2007年，第6页。
(11) 普度：《庐山莲宗宝鉴》卷4《长芦慈觉禅师》，《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第47卷，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4年，第324页下。
(12) 明河：《补续高僧传》卷18《长芦赜禅师传》，《卍续藏》第77卷，第492页下。
(13) 近年有关宗赜的研究，可参见陈明光：《大足宝顶山“报德经变”慈觉禅师宗赜溯源》，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佛学研究》总第13期，2004年；冯国栋、李辉：《慈觉宗赜生评著述考》，台北中华佛学研究所《中华佛学研究》第8期，2004年；李辉、冯国栋：《俄藏黑水城文献〈慈觉禅师劝化集〉考》，《敦煌研究》2004年第2期。
(14) 万松行秀：《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拈古请益录》第52则《雪峰古镜》，《卍续藏》第67卷，第485页中。
(15) 有关青州希辨及金代曹洞宗的基本发展情况，可参见拙文：《万松行秀新考——以〈万松舍利塔铭〉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
(16) 如净柱：《五灯会元续略》，《卍续藏》第80卷，第493页中；通容：《五灯严统》，《卍续藏》第81卷，第161页上；超永：《五灯全书》，《卍续藏》第82卷，第712页下；聂先：《续指月录》，《卍续藏》第84卷，第148页中；通问：《续灯存稿》，《卍续藏》第84卷，第788页下，等等。
(17)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第48册《净肃禅师道行碑》，第128页。
(18)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第46册《广温和尚碑》，第97页。广温生平，亦可参见《钦定盘山志》卷8《方外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1b—22b页。
(19) 可参见梅宁华主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上），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第68页。另据《佛祖历代通载》卷20，“癸亥（1143），金诏海惠（慧？）、清慧二禅师住储庆寺，迎瑞像于本寺积庆阁中供养。”“乙丑（1145），金海慧迁化，帝偕后亲奉舍利五处立塔，特谥佛觉佑国大禅师。”（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第387页下、388页上）有的学者据“佛觉佑国大禅师”谥号，认为此海慧当即佛觉，实属张冠李戴。
(20) 梅宁华主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第240页。
(21) 广善之名，目前仅见《了奇塔铭》，《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第46册，第136页；梅宁华主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第99页。碑立于大定十九年，题为“中都竹林禅寺第七代奇和尚塔”，由“大圣安寺西堂传法沙门广善”撰文。
(22) 林泉从伦：《林泉老人评唱投子青和尚颂古空古集》第83则《兴化军旗》，《卍续藏》第67卷，第311页下。
(23) 林泉从伦：《林泉老人评唱投子青和尚颂古空古集》第40则《大士不起》，《卍续藏》第67卷，第290页下。
(24) 《金史》中无金朝皇室尊奉佛教僧人为国师的记载，但似不能简单排除其可能性。据《大金国志》卷36《浮图》：“国师，在京之老尊宿也，威仪如王者师。国主有时而拜，服真红袈裟，升堂问话讲经，与南朝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17页）
(25) 耶律楚材：《西游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8页。按，祥迈：《大元至元辨伪录》卷4在引述耶律楚材此段话时，作：“大唐老安、惠忠、北宗神秀、清凉国师、不空三藏，大辽竹国师，大金圆通善国师，如此名师，未有改道观为寺宇者。”（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第523页上）
(26)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8《评唱天童拈古请益后录序》，第192页。
(27)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第46册《延圣寺记》，第88页。
(28) 杨乃运：《银山塔林的古赝碑》，《北京日报》2007年10月28日。
(29)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8，第193—195页。
(30)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8《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序》，第191页。
(31)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2《从圣安澄老借书》，第20页；卷7《梦中赠圣安澄老》，第159页；卷9《谢圣安澄公馈药》，第208页；卷11《寄圣安澄公禅师》，第246页；卷14《寄圣安澄老乞药》，第303页。
(32) 《金史》卷126《文艺传下》，第2729页；元好问：《中州集》卷4《黄山赵先生沨》，四部丛刊初编本，第21a页。
(33) 《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拈古请益录》第2则《卧轮伎俩》，《卍续藏》第67卷，第462页下。
(34) 《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第106页。
(35)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8《燕京崇寿禅院故圆通大师朗公碑铭》，第194页。
(36)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13《请奥公禅师开堂疏》（其一）、（其二），第284页。
(37) 缪荃孙辑《顺天府志》卷7《大觉寺》有金蔡珪大定十年记节文。
(38)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8《燕京大觉禅寺创建经藏记》，第197—198页。
(39)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8《燕京大觉禅寺创建经藏记》，第198页。
(40)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8《为大觉开堂疏（三道）》，第182页；卷9《燕京大觉禅寺奥公乞经藏记既成以诗戏之》，第208页。
(41) 《元好问全集》（下）卷35《龙门川大清安禅寺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页。按，碑文提到：“中命漆水公具疏请大觉住持”，“漆水公慕说胜缘，复以为题榜”。“漆水公”当指耶律楚材，耶律楚材所作疏与题榜，当即《湛然居士文集》卷13《请奥公禅师开堂疏（五首）》与《茶榜》，第284—285、291页。
(42)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14，第302页。
(43)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14《请奥公住崇寿院》，第303页。
(44)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8，第177页。
(45) 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怀柔碑刻选》（内部资料），2007年，第2页。
(46) 《昌平外志》卷4《金石·元银山宝严禅寺上下院修殿堂记》，第289页上。
(47) 《昌平外志》卷4《金石·银山九圣禅寺坚公山主终身供记》，第291页下。
(48) 《昌平外志》卷4《金石·元银山宝严禅寺上下院修殿堂记》，第288页下。
(49) 张仲文：《巩县志》卷18《金石三·金净照大师香林十咏石刻》，《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第30册，第74页上。
(50) 《巩县志》卷18《金石三·罗汉院山栏地土公据》、《金罗汉泉诗刻》，第74页下—76页上。
(51) 《巩县志》卷18《金石三·巩县菩提禅院开山住持真悟禅师钦公塔铭并序》，第85页下。
(52) 温玉成：《元好问“徽公塔铭”注》，《山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53) 李国禔：《安阳县金石录》卷8《三泉福胜禅院侃禅师塔铭》，《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第28册，第511页上。
(54) 《元史》卷3《宪宗纪》，第45页。
(55) 释永信：《中国少林寺·碑刻卷》，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85页。
(56) 《佛祖历代通载》卷21引王磐《发思巴行状》，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第425页上。
(57) 祥迈：《大元至元辨伪录》卷3、卷4，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此外，沈涛编：《常山贞石志》卷15《重修大龙兴寺功德记》专记国师那摩事迹，亦提到：“此文前后事迹，系是塔必暨少林、金灯二老备说其详。”《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8册，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13426页上。
(58)少林寺圣旨碑第二截鸡儿年忽必烈圣旨，日本学者中村淳有过研究，见氏著：《クビラィ時代初期におけゐ華北仫教界——曹洞宗教団とチベッ卜仏
パクパとの関系を中心として》，《駒沢史学》54，1999年。不过，中村淳并未对碑文中出现的“圣安长老”及此材料所反映的历史背景作出详尽说明。上述信息与观点均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教古松崇志提供，在此谨致谢忱。
(60) 《元史》卷4《世祖纪一》：中统二年九月，“奉迁祖宗神主于圣安寺”。（第74页）同书卷74《祭祀志三·宗庙上》：“二年九月庚申朔，徙中书署，奉迁神主于圣安寺。辛巳，藏于瑞像殿。三年十二月癸亥，即中书省备三献官，大礼使司徒摄祀事。礼毕，神主复藏瑞像殿。……十七年十二月甲申，告迁于太庙。癸巳，承旨和礼霍孙，太常卿太出、秃忽思等，以室内栗主八位并日月山版位、圣安寺木主俱迁。”（第1831—1835页）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0《中堂事记上》：“以移省事上闻，奉圣旨迁四王府，其列圣神主奉安圣安寺瑞像前殿。”（四部丛刊初编本，第21a—b页）按，在金代，圣安寺曾供奉过世宗、章宗御容（廼贤：《金台集》卷2，明末汲古阁刊本，第13页），但作为太庙神主的临时供奉场所，则仅出现于元初。
(61) 《元史》卷5《世祖纪二》，第88页。
(62) 《元朝名臣事略》卷12《内翰王文忠公》引《墓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46页。
(63) “崇教抑禅”，语出姚燧《牧庵集》卷15《佥书枢密院事董公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第20b页）。又作“尊教抑禅”，语出郑元祐《侨吴集》卷11《元普应国师道行碑》（实为宋本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第814页下）。忽必烈“崇教抑禅”的想法，实际上在至元二十五年教禅辩论以前就已形成，此次辩论，只是付诸实施的结果而已。
(64) 志磐：《佛祖统记》卷49，《大正藏》第49卷，第435页上。
(65) 《元史》卷26《仁宗纪三》，第594页。
(66) 赵孟頫：《松雪斋集》卷9《临济正宗之碑》，四部丛刊初编本，第39b页。
(67) 柳贯：《柳待制文集》卷12《万寿长老佛心宝印大禅师生塔碑铭》，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4b页。按，少林寺第十代住持古普就道行碑系思慧所撰，他在碑文中的题名为“宣授佛心宝印大禅师、住持万寿、领曹洞宗、灵峰拙衲思慧”（释永信：《中国少林寺·碑刻卷》，第89页）。
(68) 亦见方履篯编：《金石萃编补正》卷3《元请就公住持少林寺疏》，《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5册，第3521页上—3522页下。
(69) 武亿辑：《安阳县金石录》卷12《劝请万空广公长老疏》，《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8册，第13943页下—13944页上。
(70) 沈涛编：《常山贞石志》卷20《真定府在城十方万寿禅寺庄产碑》，《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8册，第13520页上—13521页上。此碑国家图书馆有拓本，收入《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9册《万寿禅寺庄产碑》，第131页。
(71) 黄溍：《金华黄先生集》卷41《佛真妙辩广福圆音大禅师大都大庆寿寺住持长老鲁云兴公舍利塔铭》，四部丛刊初编本，第6b—12a页。
(72) 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卷139，第2246—2247页。
(73) 原碑题：“昭文馆大学士、资德大夫、太史院使、领司天监事□□□撰。”此人从官衔来看，应当就是樊从义。元代后期任昭文馆大学士者寥若晨星，相关考述，可参见拙文：《元昭文馆大学士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6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74) 《全元文》第59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9—30页。
(75) 《元史》卷116《后妃传二》，第2900—2901页。
(76)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编：《至正条格校注本》条格卷26《田令·拨赐田土》，首尔：humanist出版集团，2007年，第59—61页。此条史料系笔者旅日期间，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金文京教授提示，在此谨致谢忱。
(77) 《元史》卷16《世祖十三》，第338页。
(78) 《元史》卷26《仁宗纪三》，第583页。
(79) 《元史》卷41《顺帝纪四》，第869页。
(80) 《元史》卷76《祭祀志四·神御殿》，第1875页。亦可参见姚燧《牧庵集》卷10《崇恩福元寺碑》，第16a—22a页；李榖：《稼亭集》卷6《大崇恩福元寺高丽第一代师圆公碑》，《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3，汉城：景仁文化社，1990年，第139—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