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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0月20日，上海的共产党地下刊物《红旗日报》登出下面一条新闻：
蒋光慈被共产党开除党籍①
一向挂名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家蒋光赤(一名光慈，又名华西里)，日前被中国共产党正式开除党籍。本报探得事实经过，亟为披露如左：
蒋光赤是一小资产阶级的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虽已几年，但从未做过艰苦的工作，更没有与群众接近，素来就是过他所谓文学家的优裕生活。近来看见革命斗争高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随之加甚，蒋光赤遂开始动摇。蒋原为文化工作人员之一，近中共中央决议将在文化工作人员中调一些到实际群众工作中去，蒋光赤早已动摇，经此一举，害怕艰苦工作，遂写信给党，说他是过惯了浪漫优裕的生活，受不住党内铁的纪律，自请退出党外，“做一个实际的革命群众一分子”。蒋所属支部，认为每一共产党员，应当在党的铁的纪律之下，经常刻苦工作，特别在目前中国反动统治急剧走向崩溃，革命斗争日益高涨，革命战争开始，工农劳苦群众与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作最后决战的时候，每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员，更应该抱着牺牲一切的精神，站在斗争的最前线，艰苦工作，积极领导群众斗争，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今蒋光赤之所为，完全是看见阶级斗争尖锐，害怕牺牲，躲避艰苦工作，完全是一种最后的小资产阶级最可耻的行为，为肃清党内投机取巧动摇怯懦的分子，健全党的组织起见，遂开会决议开除其党籍；业经江苏党委批准。
他入党以来始终没有过很好的支部生活，党经常严厉督促和教育他，依然不能克服他那小资产阶级浪漫性，去年全国斗争发展，白色恐怖加紧的时候，他私自脱离组织，逃到日本，俟后骗党说到青岛去养病，党给他一个最后警告，而他未能彻底认清错误，又，他曾写过一本小说，《丽莎的哀怨》，完全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出发，来分析白俄，充分反映了白俄没落的悲哀，贪图几个版税，依然让书店继续出版，给读者的印象是同情白俄反革命后的哀怨，代白俄诉苦，诬蔑苏联无产阶级的统治。经党指出他的错误，叫他停止出版，他延不执行。因此党部早就要开除他，因手续未清，至今才正式执行。
据熟知蒋光赤的人说：他因出卖小说，每月收入甚丰，生活完全是资产阶级化的。对于工农群众生活，因未接近，丝毫不了解。他又并没文学天才，手法实很拙劣。政治观念更多不正确，靠了懂几句俄文，便东抄西袭，装出一个饱学的样子，而实际他所写小说，非常浮泛空洞，无实际意义。其动摇畏缩，绝非偶然的事。他虽然仍假名做“革命群众一分子”，这完全是一种无耻的诡辩解嘲，他已经是成了一个没落的小资产阶级，显然已流入反革命的道路云。
这篇文字形同诽谤，当然不可能公正。作为一个人，一个共产主义者和一个作家，蒋光慈的失败是耐人寻味的事例，颇可藉以显示他所处时代的特征；但是他的生平需要重新加以探究。无论蒋退党的动机是什么，他大概只不过想要脱离而已。终止自己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并非就表示他要流入“反革命的道路”。他有他的缺陷，但没有背信弃义的行径。他决定退出以后本来希望证明自己作为“积极革命群众一分子”的价值，但连这一点都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让他做到。1929年他以健康为理由藏身匿迹时几乎没有人相信他的话。但1931年初——被开除后短短几个月——他分明是患了病了。②
在他的朋友当中，郭沫若认为蒋的死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损失：③
古人每爱说“文如其人”，然如光慈的为人与其文章的相似，在我的经验中，却是很少见的。凡是没有见过光慈的人，只要读过他的文章，你可以安心地把你从他的文章中所得的印象，来作为他的人格的肖像。他为人直率、平坦、不假虚饰，有北方式的体魄与南方式的神经。这种人，我觉得，是很可亲爱的。可惜太死早了一点。假如再多活几年，以他那开朗的素质，加以艺术的洗练，“中国为甚么没有伟大作品”的呼声怕是不会被人喊出来的罢？④
同时郭并提到蒋的手稿干干净净，完全没有删改的痕迹。而且蒋让他看到的时候会解释那并不是誊录本，而是初稿，也是定稿。蒋坚持他的文章要按照手稿排印，绝不接受任何改动。心直口快到这种程度，连郭沫若这样宽容的朋友都觉得难以为情，他说：
严格地说来，光慈的笔调委实太散漫了一点。那种笔调做长篇小说倒还可以敷衍得过去，做短篇小说便不甚相宜。因此他做来希望登《洪水》的文字便每每有被退回的时候。⑤
我们可以想见郭向《洪水》编辑部为蒋的“散漫笔调”进行辩解时有多么困难。事实上，该刊编辑在蒋的干干净净的文稿中能看到什么呢？能看到文如其人，而其人是郭的大多数同事非常厌恶的。创造社另一创始者郁达夫注意到蒋如何因傲慢而与人失和。⑥郭可能会乐于让蒋再一次表现其“开朗的素质”，但他也注意到蒋文字风格方面的错舛。蒋之缺乏“艺术的洗练”该会让郭沫若这样的朋友极感失望。既然没有“艺术的洗练”，蒋光慈显而易见不可能写出一本中国杰作。但是要使蒋通过“艺术的洗练”，很可能比延长他的寿命还要困难。
读者从蒋的作品中得到的印象的确是他的“开朗的素质”；如果他较有自知之明如蒙田、帕斯卡尔、卢梭乃至郁达夫那样，这该是可圈可点的长处。无奈在他身上开朗大都显得浅薄虚浮，令人厌烦。《红旗日报》那篇文章两次提到“浪漫”，一次指他的私生活，另一次指他的素质。中文“浪漫”二字在前一意义上指放荡乃至淫邪，在后一意义上则指现代欧洲文学充分写过的一类人物所具焦躁和反叛、沮丧和热情的种种迹象。我们不知道他被开除以后有没有为自己辩护过，但在共产党公布的罪名当中，“浪漫主义”应会使他引以为荣。不但他可能天生就比较浪漫，而且有意地效法浪漫派的标准。他想方设法要让世人知道他与众不同。狂妄自大，率尔操觚，其出发点都不外是要表示礼貌或风格这种琐事他根本不放在眼里。
当前的读者可能会认为这种态度荒唐可笑，如此而已；但当年他的相识者却大都怒火中烧，横眉相向。据郭沫若回忆，蒋的“浪漫主义”受到猛烈的抨击，而且抨击者并非全是共产党。⑦郭悲愤交加地指出蒋所遭受的“围骂”使他痛苦不堪，而致死亡。实则这一困境主要是蒋自己造成的，但也不无甜蜜的补偿。看来蒋的逻辑是这样的：首先，他的“浪漫主义”受到注意，这证明他的重要性；其次，被攻击就表示被误解，被排斥；复次，既然过去所有伟大的浪漫主义者平生至少在某一阶段为社会所误解和排斥，与前贤同样遭遇就很值得感到慰藉。为了证实自己属于“浪漫主义”，他也得过“浪漫”生活，并提笔加以描写。这样，他的浪漫声名遐迩闻名，更惹人注意，从而使他更悲苦，却也继续满足他的虚荣心。
20世纪的第一代中国人当中另外还有许多浪漫青年。现在举两个为例：郭沫若和郁达夫都知道自己属于浪漫主义，而且多多少少以此为豪。但蒋光慈却变成浪漫主义最热烈的鼓吹者和最荒唐可笑的代表人物，其“开朗”陷入极端幼稚的地步。每当浪漫主义成为话题，蒋便放言高论：“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有理想，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出些更好的什么的，这种精神就是浪漫主义，具有这种精神的便是浪漫派”。郭认为这话勇气可嘉，对这想法极其赞赏，竟至声称既然他无法逐字逐句照引原文，那么读者尽可当作是郭通过蒋的口说自己的话。⑧
郭的这段文字写于1937年，正在他即将扬弃自己“浪漫”的过去的当口。他同共产党的关系几乎没有碰到过蒋所遭遇的那些困难。蒋死后郭继续活了多年，从他日后所做多方面的工作可以看出他善于调整自己。1949年以后他成为“个人崇拜”现象中的代表，写了大量歌颂的作品。1958年他以文艺政策发言人的身份著文谈论“革命的浪漫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写实主义”相结合的问题。⑨这个牌子的“浪漫主义”与蒋——或郭年轻的时候——提倡的迥然不同。
由于享寿较短，蒋的情况比较单纯。看来他始终表现出独立的精神，而郭——不管是被迫或是自愿——无法持之以恒做到这点。但这一区别并不表示蒋在做人和作文方面比较可取。二人的性格都有缺陷，私生活不检点，在自己、社会和个人珍惜的事物等方面也都不能开诚布公，表里如一。二人最后都失败了，而他们的失败多少意味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困境。说来却是令人遗憾，对现代中国作家而言，屈从权力和坚持“浪漫”行为——也就是放荡和虚浮习以为常的行为——之间可以勉强容身之处太小了。就蒋而言，在政治危机过后“浪漫”之梦成为泡影，平生抱负化为灰烬，事业夷为废墟，他没有办法，只能重起炉灶，捡起地上残留的断片，把自己猥琐的哀愁当作珍宝加以夸大。
这二人当中，蒋的写作能力较为逊色。郭的文字风格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事实上他的风格也是“散漫”得冗长芜杂，遣词造句粗心大意，情感泛滥成灾。但尽管郭的作品乏善可陈，⑩蒋的才具似乎更逊一筹。有必要的时候郭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浪漫主义，至少会考虑到读者的忍耐程度。他的词汇比较丰富，题材和表现方式比较多彩多姿，对人生和学问也有兴趣得多。郭同样缺乏趣味和见识，但不像蒋那样至死不变。他的考古学研究至少证明他能接受学术训练。相比之下，蒋是比较纯正的“浪漫派”(romantic)。人生没有什么事物让他感兴趣，他抓住少数几个题材，以极有限的表达方式不厌其烦地唠叨个没完没了。他下笔粗心大意，对风格漠不关心。然而他同党组织来往时表现出同样的粗心大意，对“浪漫主义”至少拳拳服膺，始终不渝。
《红旗日报》所说他“并没文学天才”，并非只代表开除他党籍的那些人的意见。他的作品常常不堪入目；他的仰慕者不外是仅能识几个字的青年，只注重他“开朗地”表达的情感，而非作品的素质。从作品的销路可以看出他多么受欢迎，(11)他藉此过着“布尔乔亚”式的生活。然而蒋的志向要远大得多；他希望能成为拜伦或普希金(12)那样的浪漫主义者，一生多彩多姿，为后人钦羡，留下不朽的著作——郭所谓的“杰作”——让世世代代的中国人珍视、自豪。这个愿望现在看来难逃狂妄之讥，当时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成长的青年却并不觉得荒诞不经。旧文学已被宣告“死亡”，新文学尚未诞生——谁会成为我们的但丁或乔叟呢？连胡适这样冷静的学者都为中国新一代作家面前的大好机会感到兴奋不已。(13)
在新作家当中，蒋是最失败者之一，而原因就是他念念不忘于证明自己的伟大。说来同代作家对他的鄙薄态度颇不寻常，因为当时的文学评论者大都隐恶扬善。那时候文坛上没有人像苏格兰书评家那样以陈腐而严峻的标准对新出青年诗人痛加挞伐；大家对“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学通常倒是得过且过。既然标准普遍松弛，单单挑出蒋光慈来加以贬抑或许有欠公平。至少与同时代许多认为自己已经成名的作家相比他差不了多少。可能由于他们对自己的态度先就不够庄重，别人遂也不愿苛求，有时完全置之不理。然而蒋的自负往往会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他有什么了不起呢？不过是个蹩脚文人，还没有证明自己能写出清通的简单句子，竟就装腔作势，仿佛他是什么伟大的“浪漫”作家，大家应当钦敬他卓越的天才，原恕他种种不堪的行径！
当然，没有才气是无药可救的。但蒋光慈至少也该多留意在下笔时有所节制。他之未能做到这点，其原因一部分是性格有显著的偏执狂迹象，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是所处时代的受害者。如果不是20世纪，像他这样庸劣的人才在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决不可能以写作出名。“新文学运动”让他的青春活力得以发泄，从而忘其所以，过高地抬举自己的“自然流露”。1920年代初期中国作家注重个人言行而无视于作品技巧。这种态度在想要断然扬弃旧文学的那些人看起来是很自然的，他们指责旧文学压抑个性，徒事雕砌。蒋是这种新人之一。他炫耀自己的个性，对文章作法则爱理不理，只知道作家应当“开朗”。然而尽管认真热切，尽管勤于著述，他唯一的成就是使“五四”运动的文学信条沦为荒唐可笑。
另一方面，他的失败或许也是由于历史的进展比他想象中快速。1925年左右他开始发表作品时白话文写作已略具标准。这种标准从未明确制定过，却日益为写作者所默认。1927年以后新的白话文学已根深蒂固。更多以这种文学工具写成的书出版了，作品的优劣可以更容易地加以区别判定了。由于出现了较有鉴赏能力的读者大众，作家的专业水准也随之大有改善。蒋却我行我素，不改其粗糙，遂不免显得发育不全。他的志大才疏共产党并非没有注意到。即使继续服从党的领导，他在写作方面的用处也不会受到多大重视。该党决定开除他的时候显然胸有成竹，预料到在文学方面的损失无关宏旨。
蒋为了证明心目中自己的所谓天才而作的种种努力使人觉得颇可怜悯。郁达夫谈到过他的挫败感：
光慈死时在场的一个青年告诉我，光慈之死，所受的打击，要比身体上的打击更足以致他的命。光慈晚年每引起为最大恨事的，就是一般从事于文艺工作的同时代者，都不能对他有相当的尊敬，而且时常还有鄙薄的情势，所以在他病倒了的一年之中，衷心郁郁老没有一天开怀的日子。此外则党和他的分裂，也是一件使他遗恨无穷的大事，到了病笃的时候，偶一谈及，他还是长吁短叹，诉说大家不了解他。
写到这里，我也觉得遗憾，因为不尊敬他的作品的人里面，我是一个。(14)
死前最后几年他念念不忘的是恢复自己在文坛上的声誉。《丽莎的哀怨》(1929)没有得到赞扬，因为素质未见改善，而且被指有反布尔什维克思想而受到申斥。共产党正在加强控制，要求进行更多的非文学活动；蒋感到愤怒，沮丧。他在日本曾与该国左翼作家讨论分工的必要性。他认为党务工作应该交由职业鼓动家专门负责，作家不偏离其正当职分时才能提供最好的服务。(15)这种主张作家独立的看法当时不消说难以被认可。但是他固执地身体力行自己的信念。他提出退党的理由就是需要时间写作。(16)这却被指为怯懦的遁词。尽管健康越来越坏，他仍能找出时间完成最后一本书，关于农民反叛的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他被开除的消息宣布时该书有些章节已经发表。(17)但他的勤奋倒被说成贪钱的证据。就这样他在耻辱和寂寞中死去。
随着政治观念的更迭，从1949年开始，蒋光慈获得平反。(18)这样糟糕的一个人——1930年共产党那份文献斥他为懦夫、雇佣文人、耽于安逸的小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分子——于是受到大陆出版的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所称颂。丁易的意见可以代表这种重新估价：
他表现了当时革命的主要动力和革命的重大事件，而这恰是当时广大青年最关心的问题，急于知道的问题，因而他的这些作品就受到青年们的广泛欢迎。像《冲出云围的月亮》在出版的一年内就重版了六次之多。这在政治方面就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在文学方面就替革命文学争取了更多的读者。作者这一功绩是不可埋没的。
当然，作者的作品仍有着许多缺点，如前所说的当时“革命文学”的一些缺点，作者也都不能避免。不过作者这些缺点绝对不能掩盖他的成绩，如前所说。这些作品在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方面，在鼓动群众斗争情绪方面，在首先从事革命文学的创作实践方面，都是著有卓越的成绩的。(19)
即使没有这种“卓越的成绩”来弥补他的种种过失，蒋的政治过错也已不那么严重。原因是新当权者判定先前惩处他的当权者应对“左倾冒进主义”的错误路线负责。蒋自然有他的罪咎，但这罪咎现在被认为该由加害者和受害者分担。如果蒋属于死不悔改的小资产阶级，那么当时的领导也不能说没有“小资产阶级心理”。蒋之疏远群众无论在当年或目前看来都有失共产党人的身份，但是毛泽东也不喜欢其时共产党领导者鼓吹的奇特群众路线——发动示威、罢工和武装暴动来促成“革命高潮”而全然不顾“客观环境”。这样，蒋之脱离党是情有可原的，起因在于他不同意错误的政策和不久即遭唾弃的当权者。(20)
时过境迁，现在看来蒋光慈的政治错误已经不那么严重，倒增加了他的“成绩”的“光辉”；可是至今仍没有人认真设法让人们再次注意他的著作。尽管获得平反，他未必因而获得很多新的读者。六年(1925-1930)的写作生涯中他出版了三册诗集、几本小说和若干杂著(散文、书信等)，但几乎全已绝版。他的作品收在北京印行的两本集子里。第一本是散文选，1951年问世；第二本1955年出版，目的大概是要取代第一本，所收散文与第一本大同小异，另外加选了一些诗作。二书的编者该都是黄药眠，(21)他在第一本的序言中这样追述：
因为过去在上海，曾经有一个时期和他朝夕见面，因此现在重新读起他的作品来，我也就感觉到有些亲切。在我的脑子里时时会联想到他那北方人的高高的身材，微微突出的下颚，温和的笑态，和笑时露出的洁白牙齿，以至于他洪亮而且有抑扬顿挫的谈话的声音。(22)
尽管有这种“亲切”，黄像郁达夫一样未让友谊损及自己的批判能力。他说蒋的著作“基本上是应该肯定的”，但唯一的理由不过是“在当时所起的积极的作用”。(23)他本人的态度则很严酷：
也许还有人感到奇怪，光慈笔下的人物，多数是凭主观的空想，缺乏具体的形象，但何以当时的读者，竟会受到这样大的感动。(24)
有人说，光慈的缺点，主要是在于他的文字的技巧。但是，我认为不对，他的缺点，主要还是在于思想。(25)
黄没有驳斥人们对蒋的风格所作的抨击，倒进一步分析了他的思想错误：
这些苦闷，当然不能说不是若干的反映了时代的心理状态，但这难道不是怀才不遇、孤高自赏的个人主义的心情在那里作祟么？(26)
这样看来黄对蒋的风格和思想都不欣赏。那么为什么要编选集呢？为什么要拿腐烂的花编成花环呢？第二本选集删去序言，或许就是为了要避免这种尴尬的问题。
最近一篇想要肯定蒋的地位的文字载于1962年《文学评论》杂志。(27)其中把他被开除党籍解释为一次“走火现象”，是由于决心“把一切文学糟粕弃置于历史垃圾箱里”而误伤了一些“精华”。(28)文章用蒋光赤一名，说他之所以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远逊于目前的作家是由于他没有碰到他们当前享有的好运——“不但有一个自由地公开地深入工农兵群众的良好政治环境，而且能受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29)毋庸讳言，他所处的环境非常不利，却作出了“前驱者”的贡献，这是值得珍惜的：
蒋光赤虽是一位较早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革命文学家，但他毕竟是个未能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知识分子，像他这类“新起的知识分子”，往往首先卷入革命的怒潮，狂放地显示自己的“热度”；但革命一旦遭受挫折，又容易动摇和伤感。蒋光赤就经常陷于这一矛盾的漩涡中：一方面，他是一个竭力要想替新兴阶级服务的左翼作家，他号召自己的读者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和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另一方面，他始终是一个没有扎根于广大群众土壤中的书生，但却又自视甚高，自命为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恰当的自我估价妨碍了他进一步作脱胎换骨的改造。虽然如此，但这位初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仍不失为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拓荒和启蒙时代的战士，因为“新兴阶级的文艺思想，往往经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转变，而开始形成起来，然后逐渐的动员劳动民众和工人之中的新的力量”。(30)在披荆斩棘地为铺平无产阶级文学大路的工程中，蒋光赤贡献过自己的劳动和汗珠。(31)
这篇文字如果拿来同《红旗日报》那篇相比，研究共产主义思想者便可看出，人们所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现代中国社会发挥的作用颇为微妙。1930年那篇说：“工农劳动群众与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作最后决战的时候”；这篇却提到，“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字未及“资产阶级”。那篇把蒋的种种过错归咎于他“小资产阶级出身”，这篇却强调了小资产阶级对“革命”的贡献和早期共产党人出身小资产阶级的不可避免性。
这种解释——对蒋光慈重新评价的依据——所含重要意义超出本书的范围。这里只能指出，毛泽东对1920和1930年代中国社会的解释与当时该党领导阶层不同。小资产阶级当前正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通过下放运动——《文学评论》那篇文章形容为“自由公开地深入工农兵群从”——进行改造。如果蒋依然活着，是难免要“改造自新”的。黄药眠所谓蒋没有通过“革命生活现实”的考验就是这个意思。这种考验可能会加强蒋的理想主义，缓和他的偏激倾向，驱除他的忧郁和消沉情绪；简言之，会使他变成一个更好的共产主义者。黄未能说明的是在此之后怎样就能变成更好的作家。
在开始探讨蒋光慈的生平和著作之前，我想辩白一下为什么要花这样大篇幅谈论一个浅陋无味的作家。看起来蒋的重要性依赖他所占的历史地位，只此而已。大陆的文学批评家想方设法为他昭雪名誉时几乎没有发现他的作品有任何永恒价值。在他们心目中他是所谓“革命文学”的前驱，它得以存在是他锲而不舍努力推动的结果。当前的共产党人鉴于他被认为有功于鼓动读者投向革命，因而表示感激之情。但他显然是有缺陷的，而这个缺陷在大陆的文学理论中至今为止还不能容忍。无论是原谅他也好，或者像1930年那样因其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风而谴责他也好，仍会有某些总是无法解答；例如无法说明为什么他比不上与他出身相同、性情相似的其他作家。
作品如此拙劣，他根本不配在一个文学运动中居崇高地位；这名不副实的现象使文学批评家感到不安。他粗糙的文字，他自囿于某种“公式”的想象力之贫乏，现今都摆在读者面前，让他们仔细思量。当年他的读者看来只不过容易冲动，缺乏鉴赏力，那么他生前广受欢迎不正是表示读者智力欠佳吗？如果他的缺陷显示他不是什么好作家，那么大家就应当对他所推动的“革命文学”价值何在提出疑问。丁易替他袒护时指出他的缺陷是不可避免的，是“当时革命文学共有的”。蒋作出了坏的榜样，这岂不等于否定或至少丑化他自己黾勉创造的成果吗？
蒋光慈这个低劣作家，却能成为有其成效的宣传家，这种现象漠视了文学与宣传的区别。但这一点我不想坚持强调，因为从某些迹象可以看出，蒋普遍为人诟病的忽视艺术态度现在已经成为文化生活中一个可忧的因素。拿他的革命热情来袒护他的低劣作品至少表示他有缺陷。对蒋的粗糙浅薄期期然以为不可的读者会继续对艺术良心抱有希望。能看出坏处就会设法改进，做到好处；举出一个惹眼的瑕疵至少表示已经有一个优胜标准。蒋在文学生产方面所作不懈的努力对当前“革命文学”的读者及未来从事“革命文学”的人来说巍巍然而为一个巨大的“反面教员”了。这样，我认为蒋的贡献正在于他的失败，他的价值正在于他没有价值。
海外的读者得到的印象，是蒋文才平庸，他的特色不外是自负和热情，而在他那一代青年当中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五四”运动以后有些富反叛精神的青年挺身而出与社会斗争；当他们发觉个人力量太过薄弱无法胜任的时候便开始期望社会中的一个阶级——神话化的无产阶级并认为自己与他们之间利害相同。诚然，共产主义有其多方面的吸引力，但是就蒋而言，他根本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在苏联受的教育证实了他先前的信念，也决定了他一生的事业。
蒋生在安徽六安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开店，1919年的学生运动让他上了第一次政治课。1921年(32)以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的身份(33)被送往苏联，在那里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并获得阅读俄文的能力，开始涉猎俄国和欧洲文学。1924年回国，打算学以致用，维持生活，并宣传共产主义。他被派去上海大学讲授社会学(其实是马列主义的委婉称呼)；该校具有显著的政治背景，教授和学生当中不乏为当时国共合作的革命事业工作的人。(34)但他觉得教书“枯燥乏味”，(35)转而担任华北冯玉祥元帅所属军队俄国顾问的翻译。1925年4月去了北京，在张家口待了一些时候，遂错过了著名的“五卅”事件——上海大学学生曾积极参加。同长城北边“无聊”(36)的生活相比，上海这个革命中心对他又很有吸引力了。
1925年11月回到上海以后他再度在该校执教，同时开始勤于著述。经过一系列的暴动，该市为北伐军攻取，真的成为栖身的好去处。但蒋同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发现革命胜利的结果并不可靠。1927年5月为了避免被捕他逃离上海，不料在武汉遇到另一次清共活动，他又一次脱险，返回上海，在租界的庇护下过着大致安定的日子。同志们看到他这样“舒适”，竟至嫉妒起来。此后他始终住在上海，只有1929年去日本旅行过三四个月。
在日本的几个月(1929年8月至11月)给他机会变成一个流放者。他像郭沫若那样可能情愿在日本待下去，享受幽居之乐；这未必能改善他的健康，但可能让他脱离中国境内的政治纷争。在这几个月中他十分用功，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翻译了另一部长篇，即里别丁斯基的《一周间》。两书后来都在上海出版，连他这段时候的日记也以《异邦与故国》为名问世。这样，靠卖文为生并不是不可能的。无论作为懦夫(如共产党那份文献所指控的)或者作为拜伦式英雄(如他经常自诩的)日本对他都应该有吸引力。但他仍然回到中国，尽管要面对的迫害者不但是他心目中的“反动政府”，而且还有他自己的同志。根据现有资料，他作这一决定的原因是怀乡。怀乡固然是个伟大的抒情题材，我却认为蒋的《我应当归去》永远不可能同王桀的《登楼赋》或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相提并论。蒋这首诗重复了他在日记中匆匆记下的感想：(37)
那里，也许没谁向我展着微笑，
那里，也许给我的只有烦恼，
反不如在这生疏的异国里，
我可以有着相当的自由而逍遥。
但是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我的命运已经把我的行踪注定了。
我应当归去，我应当归去，
虽然我的祖国是那般地不好……
曾经起过这般的心意，
我为什么不常在异国流浪呢？……
但是我现在感觉得我是怎样地
不能，不能和祖国相隔离！(38)
在技巧上，这几节诗重复“我是中国人”、“我应当归去”和“不能”，算是粗枝大叶地在讲韵律——1929年仍是白话诗的实验目标。作为一个诗人，蒋的致命伤是缺少观察能力，视而不见。在这首长达六十四行的诗中他没有注意到日本有任何事物可以象征这“异国”的异处和好处。夏天到初冬的季节变化潦潦草草地一笔带过：“随着季候而变更”，接下去说：“说起来东京的风光实在比上海好。”(39)但从头到尾没有让读者看到上海或东京的任何“风光”。中国这个又爱又恨的对象仅仅被形容为“黑暗得如同地狱”，在那里“虎狼相奔驰”，然而“光明的神”至终定会降临。读者从这些摘要和陈词滥调中约略可以看到蒋的问题所在，却绝不会像读一首好诗那样感动。这首诗颇能代表蒋的缺少“艺术洗练”的“开朗”——他为激情所控制，而这种激情未能用妥当的语言加以解析。这首诗的模糊和松散也显示他与现实完全脱节，而且未能面对生活做出热切的反应——这是只有真正的艺术家才能做到的。他的许多著作谈到对中国所处苦境感到悲伤，对其前途抱着希望，并相信自己能够作出贡献。他对中国的爱大概是真诚的，爱得很热烈，克服了他的漫游癖；但只是这么向全世界宣布自己爱中国，爱劳动大众和平生认识的几个女子，却不能成其为诗。他的爱、恨或爱恨同其他成分交织的较复杂情感——例如对中国的情感——需要更仔细地探究，更积极地掌握其内容。
写《我应当归去》时作者心情很坏，种种矛盾冲突使他无所适从：东京与上海；中国当时的黑暗与其光明的前景；他个人的责任心与处身祖国遭受迫害的预感。尽管发生作用的这些矛盾冲突没有写得更有声有色，处理得不够妥当，读者至少可以看出一种处理得容或欠妥的戏剧性内心挣扎。事实上该诗的语气是沉郁的，所以蒋没有大声疾呼；但是如果他对自己的信念没有任何疑惑，他的声调就不同了。这时成了说教加上怒吼：
起来罢，中国劳苦的同胞呀；
我们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到了极度；
倘若我们再不起来反抗
我们将永远堕于黑暗的深窟。
打破帝国主义的压迫，
恢复中华民族的自主；
这是我们自身的事情，
快啊，快啊，快动手！(40)
再看另一片段：
中华民族呀，
中华民族呀，
我亲爱的中华民族呀！
你速醒漫漫的迷梦罢！
你速救自己的命运罢！(41)
这两段诗都显示当时蒋光慈心里不再矛盾冲突犹豫不决，而是坚定意志勇往直前。然而坚定意志也好，勇往直前也好，都无补于他的诗作风格，倒使他感情泛滥失去控制，恍若街头演说家找不到适当字眼，只管声嘶力竭，以为藉此便能煽动听众。
单从这些诗的素质就可看出蒋远远不如拜伦——他喜欢拿来自比的诗人。事实上，把他与任何知名诗人相提并论都形同对他过誉；我觉得他简直不配称作诗人。另一方面，他所处的是个困难时期，中国诗人得从头着手，“披荆斩棘”开荒筑路。一个比较讲求文字修养的作家或可在披斩开筑方面作出贡献；蒋却实在不是这样的作家。他眷爱中国有余而尊敬中国语文不足。他写的那种诗如果影响扩大，徒然会使披斩工作更加困难。
尽管蒋动辄将自己同拜伦相提并论，他很可能从未想到在诗歌成就方面同拜伦并驾齐驱。我甚至怀疑他对拜伦的作品有多大了解。他跟众多欧洲青年一样，所受启发的来源是拜伦曲折有致的“浪漫”生活。拜伦在俄国当然也已成为传奇人物，(42)而蒋是留学该国期间开始研读欧洲文学的(仿佛通过自修)。他去那里之前可能就熟悉拜伦在希腊的种种业绩，因为拜伦的“The Isles of Greece”已经译成中文。(43)在他的心目中诗人拜伦同为希腊捐躯的英雄拜伦二者之间是没有区别的：
我今枉为一诗人，
不能保国当愧死！
拜伦曾为希腊羞，
我今更为中国泣。(44)
我的英文译笔可能对不起原作，但我敢说该诗无法与拜伦的智慧和诗艺同日而语。中国有权要求诗人维护其语文，蒋既然无力做到这点，就该感觉有些悲戚才对。但是当他哀叹“枉为诗人”时，他想的不过是身为诗人所负的公民义务理应超过任何其他中国人。位高则任重嘛。事实上对他来说诗人高高在上，语文不必过虑。以诗当作志业仿佛需要尽某些义务，做某些姿态；这两点他经常耿耿于怀，既感苦恼又觉自豪。看来他从未读过卡莱尔论《诗人英雄》(The Hero as Poet)一文，但在他眼中昭然若揭的事何必要有什么理论根据。他拥有诗意的概念，又能不费力气用诗歌形式予以抒发，这就表示他是诗人无疑。
这样，他是诗人，而拜伦也是诗人，二人遂可平起平坐了。拜伦有希腊，而他有中国，也同样愿意为之牺牲。此外也还有其他相似之处：例如二人的“浪漫主义”。1924年还在苏联的时候他曾赋诗《怀拜伦》，其中写苏联境内生活情况的某些可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话颇耐人寻味：
在阴沉的，黑暗的世界中，
云雾密布，遍地凄凉，
人们屈服于权威之下方。
看啊！满眼都是地狱。
向何处寻得着自由之乡！？
祖国既不我留。
旅居那梦想的，金色的印度罢，
喂！更属渺茫！
在人类闷塞的时候，
在权威凶逞的时候，
只得诗人不恭顺的高叫：
自由，
自由，
自由……(45)
宣告“满眼都是地狱”是蒋一生最具反叛性的表示。可能他从未问过自己这样一来该把苏联放在何处？他之拒绝予苏联以“自由之乡”地位确有拜伦精神，但一个共产党人公然发出这种抗议却是严重的事件。
《丽莎的哀怨》发表时触怒了一些人；这部长篇小说看来以隐曲方式反映了作者的个人感想。但是同当时流亡上海的白俄对布尔什维克的怨恨相比，他采取的拜伦式姿态显得更根本也更直接地与苏维埃体制背道而驰。如果坚持这种态度，继续对自由的“不恭顺的高叫”，那么还没有返回中国之前他就失去共产党人的资格了。当然他没有继续坚持这种危险思想；这个思想混乱的人不可能做出合乎逻辑的选择。读者常常注意到他对“红色工农政权”——关于拜伦的那首诗中就有这个短句(46)——的赞扬，而不常看到他对苏维埃体制的批评。一个诗人的世界观尽可自相矛盾，只要这种“有血有肉”(用黄药眠的说法)的矛盾能好好利用：增强生命的玄秘，加深诗作的含义。然而看来蒋对这种矛盾无动于衷：他只随兴之所至，大笔一挥，贬抑就变成赞扬了——就像一个自发型作家(spontaneous writer)那种不费任何力气。说来可惜，蒋只能模模糊糊看出浪漫主义同共产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由于思想浮浅，笔下粗疏，他拒绝勇敢面对自己生命中的核心问题。现在的读者但愿他当年在追求诗的真理时能更认真地直抒胸臆。他未能把握机会成为更好的诗人——中国的叶赛宁或马雅可夫斯基。
尽管有许多光辉灿烂的成就，拜伦也难逃瑕瑜互见之议。我所读关于拜伦的评论数量有限，但下面这段话仿佛颇中肯地道出拜伦的浅薄之处：
情绪反复无常不是由于他能批判性地客观冷静地抑制自己的感情，而是由于他畏缩不前拒绝面对；他只匆匆忙忙对自己作浮浅的揭露，因为进一步深究难免自暴其短。事实上，有时他仿佛在写作过程中会因某一念头涌现而害怕起来。(47)
当然，拜伦比蒋重要得多了；无奈他的徒子徒孙却是些二三流的词客，声言感情是属于他们的写作领域，却又对自己的感情问题心怀恐惧。看着蒋光慈在这卓越的典范前面装腔作势，我们不禁想到东施效颦：
拜伦啊！
十九世纪的你，
二十世纪的我；(48)
蒋对拜伦的不幸遭遇颇感同情：
飘零啊，毁谤啊……
这是你的命运罢，
抑是社会对于天才的敬礼？(49)
早在1924年写作生涯开始之初，蒋已经预感到身为“天才”，他可能逃不掉流浪和怨谤的命运。1925年1月他写信给宋若瑜——一个中学教师，1926年11月死于肺结核之前一个月同他结婚——说：
流浪吧，我或者将流浪以终生。
这是我的《过年》诗中的一节，我颇感觉得我的前途是流浪的，是飘零的——但我并不怨恨这个，惧怕这个。我是一个诗人，古往今来的诗人，特别是有革命性的诗人，没有不飘零流浪的。我对于人类，对于社会，怀抱着无涯际的希望，但同时我知道我的命运是颠连的，我倒愿意这样，否则我就创造不出来好诗了。
………… …………
我觉着茫茫人海的没有一个爱我的，虽然我对于这些多数的穷人们或有希望的人们怀着无限的同情。你称我为爱友，——这样，老实说，我有点怀疑，因为我觉着现在的世界中没有爱我的人。(50)
宋死以后他同不少女子来往过。长篇小说《野祭》(1927)的叙述者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女子，也是教师。下面所引独白未必来自真人真事，但读者可以看出每次谈到文学事业蒋总念念不忘拜伦：
在饮酒的时候，我借着酒兴，乱谈到一些东西南北的问题，最后我故意提起文学家的命运来。我说，东西文学家，尤其是负有伟大的天才者，大半终身过着潦倒的生活，遭逢世俗的毁谤和嫉妒；我说，我们从事文学的，简直不能生做官发财的幻想，因为做官发财是要妨碍创作的，古人说：“诗穷而后工”是一句至理名言；我说，伟大的文学家应具有伟大的反抗精神……(51)
小说中的独白(“东西文学家，尤其是……”)是反映乃至抄自作家本人的书信(“古往今来的诗人，特别是……”)。关于作家“反叛精神”的话他至少有一次向郭沫若提过，很可能也曾对别的朋友说起。一个自发型作家除非才高八斗，就不仅措词邋遢结构松散，而且在内容和手法方面也会不厌其烦没完没了地重复自己。他深深觉得有趣的事物却使别人感到乏味，因为他“宣扬”时用力太大了。无论扮演的是寻求同情的漂泊者还是向乌合大众大声疾呼的共产党宣传家，蒋下笔时总仿佛认为面前的对象全都缺乏耐心，迫不及待。具反讽意味的是他越汲汲于维持读者的兴趣，越容易使他们疲惫难看。
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少年漂泊者》(1926)显然就写到人与人间无法沟通意见这个主题。单从书名已可看出中国小说出现了一个新的男主角类型，但这位通过书信方式自述身世的男主人公给我们的印象是软弱无力。尽管言论激烈，他的自怜超过自信，像个嘟嘟囔囔语无伦次的受苦者而非目空一切的撒旦型愤世者。他自称写这封信的出发点在于寻求“同情”(52)或个性较强者所不需要的某种慰藉。
他不是一个通过避世幽居来证明自己“天才”的诗人，不是拜伦式反叛者或华兹华斯型隐士，而是所谓的社会受害者。他父亲是一个佃农，死在地主(不消说是暴虐的)手里，母亲不久自杀身亡，(53)从此这青年先后成为乞丐、杂货店学徒、纺织厂工人，和一次罢工时铁路工会的助理。至终他决定去广州进培训革命青年的黄埔军官学校。小说尾声交待他在徽州阵亡。
根据这样一个大纲是可以创出某种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 novel)的，然而该书写得粗疏潦草，读来味同嚼蜡。情节和概念的演变不合逻辑，只是摘要概述，然后重申这个概要，力求把旨意彻底说个清楚明白。这枯燥而啰嗦的写信者从不放过任何机会为他生平事迹涂上训诲的色彩。例如他父母的死亡原可赢得读者的同情，却在短短几段中匆匆带过，而且还掺杂了类似下面这样的旁白：
维嘉先生！我真形容不出来人世间是如何的狠毒，人们的心是如何的不测！(54)
毫无疑问这里是一个受苦受难的作家，但“文艺的完美”在哪里呢？
全书从头到尾充斥着这种悲愤填膺的话。作者漠不关心人物、情节色彩、气氛、高潮——这些诀窍是连擅长讲故事的村夫村妇都熟知能详的。显而易见蒋连基本的叙述手法都还不懂。小说把青年漂泊者的遭遇淡而化之，仅仅剩下受苦这个事实。而叙述者倾诉所受苦难的过程中每一两行必得停下来，说明他因为什么受苦受难：因为世界是黑暗的，人心是残酷的，社会是不公正的，云云。
蒋光慈很喜欢笼笼统统的处理手法，这就压制了想象力，尽管，他上气不接下气竭力要对自己心目中具深邃感情意义的抽象事物如“黑暗”、“残酷”、“社会”和“世界”等等表示愤激和悲哀。我认为这基本上是宣传家的伎俩。为宣传而写的故事其情节本身并没有什么味道，而是用来说明抽象概念的。概念——无可置疑而又无法分析——主宰所有形形色色的宣传，但像蒋光慈这样热切的宣传家连说服的技巧都是不闻不问的。他宁愿以“粗暴”自豪。(55)《少年漂泊者》在叙事方面就有很多漏洞，这些漏洞不管三七二十一用种种“粗暴”的概念填塞起来。
这种缺陷在蒋的每一篇小说中都可看出。即使他有幸多活一些年月，以他的才力是否能进而创作出一部重要作品值得怀疑。大半他会继续说些抽象故事。例如他写中日战争小说就会三句话不离“法西斯”和“爱国”。假定他活到1949年以后，亲历那些离奇古怪的情况，而又经过“新生改造”，他便可能再写出一些小说把人类所有苦难归咎于(土改运动中的)“地主阶级”和(朝鲜战争中的)“美国帝国主义”。这类小说我们已经屡见不鲜。蒋光慈死了，他的手法却流传了下来。
即使如此，蒋所进行的这种宣传是受到同时代共产党人的反对。他被开除党籍多少像一个指定代理商因经营过于随便，激怒总公司而失去特许权利。他利用原来的商标，同时又掺杂了自己炮制的成分。尽管他充满推销热情，却并非全心全意地在宣扬“正确产品”。1955年中共文学史家张毕来谈到蒋“没有正确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时说：
毋宁说，他歪曲了党的活动。在他一生的全部作品中，尤其是这时期的作品中，党的正确路线并没有得到恰当的反映，不正确的东西也没有得到恰当批判。相反，他歌颂着无端的杀人放火、盲动、个人英雄主义等。这在客观上是会发生坏作用的。(56)
根据1962年《文学评论》那篇文章，这种缺陷应该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前面我们看到，蒋写这些作品时几乎完全没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但1929年和1930年那段时候共产党领导阶层却把蒋看成思想上自以为是的共产党人里面一个极可恶的例子。不论他怎样对待共产主义，读者一眼便可看出他销售的是两种商品：共产主义和温情主义。该书中那少年漂泊者决定毁灭敌人之前所需要的是爱情。他不仅要求他这封又臭又长的信的读者表示“同情”，尤其渴望能与店主的女儿有情人成为眷属；这美丽、温柔、灵敏而又受过教育的十八岁少女却因不愿嫁给富家而伤痛致死。尽管这里同该书其他插曲一样用缺少想象力的机械笔法匆匆交待过去(少女爱情的表露、情感的挫折、患病和死亡，都恍如在一瞬间同时发生)，读者看得出在政治运动之外还有感情问题。
革命与爱情间的冲突是当时公开自称革命作家者所喜欢的题材之一。他(或他们)的著作之所以能够行销并不是由于革命激情(不管以多么粗暴的方式描写)而是由于把革命写得苦中有甜，又加入了爱情的美味。爱情和革命是世界上最富创造力者永远需要认真面对的主题。但在此一时期的中国，这两个主题及其间的“冲突”通常都处理得粗枝大叶，千篇一律，千部一腔，倒像小说创作有什么“公式”在焉。(57)在蒋死亡前后，读者已开始觉得厌腻了。经过“九一八事变”(1931)，民族解放取代革命，成为政治感觉敏锐的青少年心目中的当务之急，人格化的中国远远比从前受到眷恋。同时，1931年到1937年间的独立作家则表现了突出的圆熟。不错，抗战文学中出现了另一公式，但至少蒋所代表的念念不忘爱情和革命的现象销声匿迹了。
我们说的“念念不忘”指的是故意让想象力贫乏，沉迷于革命和几个女子而无视于世上同样值得探究的千百种其他事物。这样的手法有其迫切之感，但这种迫切感属于偏执(monomaniac)或者不如说癫狂(duomaniac)现象，是同现实脱节的结果。偏执者我们司空见惯，即使正常的人也有时会精神错乱，对外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是小说家处理这种人物形象和这种反常心理时应当认清常态与变态之间的区别。叙事方式应当能够传达变态的恐怖，而这种恐怖最好是不要言传，只让读者意会。蒋光慈的失败就在于他迷恋或认同偏执者。当“世界”或“社会”受少年漂泊者——既是革命家也是恋爱者——严厉批评时我们会想作者是在通过主人公发表自己的意见。蒋的艺术不够客观，他的主人公不足成为批评对象。他太富于“同情”，不能让自己所塑造的主人公在实际人生当中占有适当的位置。他构思不出一个麦克白或拉尔科尔尼科夫(译按：此二人前者是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的主人公，后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罪与罚》的主人公)；甚至不能像契诃夫在《黑修士》中那样具体而微地探究沉溺这个题材，尽管这个题材在契诃夫及其他俄国作家的著作中不乏可以模仿的榜样，而蒋对这些著作必然熟知能详。
在客观性和均衡感方面的这种缺陷不消说应加针砭。不过，蒋的主人公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总还合情合理；他没有创造奇迹，信仰上也缺少超特的力量；他最后的下场可能是失败而非成功；同异性交往恋爱时他显得同常人一般脆弱。在他之后小说中的新式主人公则成了超人，信仰更加纯正，情感更加单纯，对群众更加支持——表现出所有“阶级”品质，却谈不上什么人的品质。
蒋光慈也是第一个全心全意献身于诗歌和小说创作的中国共产党人。(58)不过他的“公式”反映了他作为个人所关心的事物，而不是按照意识形态虚构出来的。在我看来，蒋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不成熟，与所加的阶级标签没有任何干系。有人把浪漫主义者的心态同十几岁的少年相提并论。(59)蒋三十岁去世，但他心理上没有成长到这个年纪。单单一个昭然若揭的弱点——笔下充斥风格方面的舛讹——就表示他不配置身成名作家，只能算个上作文课的高中学生。在班上他未必属于最优秀的学生，倒很可能是最不听话的，对老师的改正和批语熟视无睹。要评估他的智商所需资料远非文学史家所能收集，但我觉得他像个十九岁以后心理停止发育的青年。我用的这个岁数具有历史而非心理的意义，因为就在他十九岁那年发生了“五四”运动。其时有三次经验影响了这少年的一生。这些经验重要无比，后来发生的任何事只有用那年形成的心理框架来衡量才能加以理解。这三次经验是：
第一，他下定决心为大众服务——我们不妨称之为爱国主义。日后他不断为此感到困扰；我甚至认为他加入共产党的出发点也是爱国主义。
第二，身为学生煽动家，他发现自己写的传单和标语能打动读者。初出茅庐，这成绩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他下笔迅捷流畅，而在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当中没有人计较写得好坏，因此虽然文才并不出众，却派上用场。终其一生他没有失去这种一挥而就的本领，也没有怎么提高少年时代这种涂鸦的水平。
第三，他不得不离家出走，但又深切感到家的必要。这就使他耽于独自漂泊的生活。
自19世纪末开始，上海已经吸引了邻省志向远大而性情躁急的青年。1919年以后家庭关系普通松弛，上海更成为谋求发展的去处，遂有更多人从乡下进来。上海近水楼台，蒋不必有任何特别原因就会离开家乡前往投奔。身为新成立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他可能在上海接受过政治训练；他去苏联大概是从这里启程的。(60)同时他因婚姻问题同家人发生争吵。他小时候就订了婚，对方是乡下女孩，在蒋家做童养媳。(61)如果活在中国历史上另一不同时期，蒋或许会勉为其难同意完婚。但在“新思想”的影响之下他只能离家出走表示对“没有爱情的婚姻”的抗议。“五四”运动所引发的最大破坏力量其后果可能就在于拆散了那么多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安排的婚姻。在那个年代里青年男女即使没有更好的奋斗目标，至少也可以为个人的“自由”和“幸福”而奋斗。在他们看来旧式婚姻代表传统中国社会的许多弊端：父母享有绝对权威，儿女没有任何自由，个性发展不受尊重。在这种斗争当中儿女所扮演的角色经常带惨烈意味，有时也带悲剧意味，偶尔又带喜剧意味。
蒋的长篇小说之一《咆哮了的土地》的主人公是地主之子而变成革命者。先前经双方父母安排他与一女子订了婚，却对她不屑一顾；后来二人在极不寻常的情况下邂逅。她的父亲也是地主，但进学校念书使她也同情革命。有一天她无意间听到有人在预谋刺杀这青年，便克服了少女的羞涩急急赶去警告他。这样，对旧式婚姻不遗余力地反抗之后，二人终于怀着颇难为情的心理首次见面，而且发现彼此都蛮可爱的。但这喜剧成分当然没有受到我们这位毫无幽默感的作者注意。为了加强他“公式”中的革命成分，蒋倒可能会让这地主之子娶一农村姑娘为妻。(62)
在实际上，蒋本人的童养媳的父亲不是地主，不能供她求学，因此可能从来没有对革命产生兴趣，也没有得到罗曼蒂克未婚夫的多大“同情”。大概她像那时期中国乡下司空见惯那样过了活寡妇兼老处女的一生。1921年蒋离开中国，自此她未曾再见过他。
此文不拟探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婚姻，尽管这个主题无论作为事实或小说都可生动地说明西洋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冲击。不错，确实有些为婚姻自由斗争而结果皆大欢喜的事例。但蒋遗弃未婚妻却是以自由和幸福为名行自私和残酷之实。这在当时绝不是独一无二的情事。当然那女子是无声无息的受害者，但蒋从先前的婚姻束缚中解脱出来以后到底获得多少幸福是值得怀疑的。上面所引信中他对宋若瑜说“我觉着现在的世界中没有爱我的人”，说这种话可能是再度企图加强拜伦式孤傲不群的大丈夫形象。但这种声明也可能表示一个失败主义者想要保护自己：他只不过要确定这女子对他的爱情。他给宋小姐的全部书信及其他作品在在显示他个性相当软弱，吵吵闹闹坚持要求爱情、赏识、幸福、同情、温暖和温存。
一个幼童或发育迟缓的少年经常从母亲那里汲取女性的慰藉，因此蒋离家以后母亲很容易成为他恋慕的对象。无论在他想象中或自怜时，母亲都占了重要的地位。例如青年李杰(《咆哮了的土地》)对父亲深恶痛绝，对母亲的感觉却迥然而异。下面是他的一段“内心独白”：
我曾读过俄国文学家杜格涅夫所著的《父与子》一书，描写父代与子代的冲突，据说这是世界的名著。不过我总觉得那种父子之间的冲突太平常了。如果拿它来和我现在与我父亲的冲突比较一下，那该是多么没有兴趣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文学家会将我与我父亲的冲突描写出来。我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文学家。“我没有父亲了。有的只是我的敌人，和敌人只是在战场上方有见面的机会。听说我的母亲还是在家里害着病……母亲！请你宽恕你的叛逆的儿子罢！如果‘百善孝为先’是旧道德的崇高的理想，那他便做着别种想法：世界上还有比‘孝父母’更为重要更为伟大的事业，为着这种事业，我宁蒙受着叛逆的恶名。母亲！你没有儿子了。”(63)
尽管如此，面对革命同志的冷嘲热讽，这位反叛者不得不接受真正的考验而同意放火烧自己的家——李府。对父亲的生死他无动于衷，但他爱母亲，一个缠绵病榻的老太太。另外还有小妹妹，还不到十岁，也是他所爱的人。她们该被活活烧死吗？我们不能信任蒋这样一位作家来处理任何感情问题，至少不是弑亲这样的问题。但在描写主人公困扰苦恼的时候作者忽地心血来潮，而有神来之笔。
在这神来之笔以前所有情节都很枯燥乏味。首先是主人公对木匠——这群革命者当中一个狂热分子——的回答：
“木匠叔叔！要烧，李家老楼当然也不能算做例外。不过……木匠叔叔！我的母亲病着躺在床上，还有一个不知世事的小妹妹……”(64)
其次是关于这个儿子内心痛苦的描写：
“刚才有人报告我，说李木匠带领了一队人去烧李家老楼去了……说是你的命令……这是真的吗？”(65)
然后是他对另一革命者的回答：
“进德同志！你以为我是发了疯吗？我一点也没发疯。人总是人，我怎么样能忍心将我的病了的母亲，无辜的小妹妹……可是，进德同志！我不得不依从木匠叔叔的主张……”66
这种翻来覆去的话在蒋光慈作品中司空见惯，但唠叨过后，神来之笔就在这段话里出现：
“唉！进德同志！人究竟是感情的动物，你知道我这时是怎样的难过呵！我爱我的天真活泼的小妹妹……”(67)
上面所引各片段中表示欲言又止或思路未完成的省略号都是原文中就有的。最后这个片段不同寻常的是主人公忽然不再提他母亲。在头三个片段中依次提到母亲和妹妹二人是放火的可能受害者。主人公说最后那段话时情势已经无可扭转，惨祸就要发生。这当口他只提到妹妹。不期然地，母亲变成说不出口的字眼了。就我所知，蒋的著作中这是唯一可能感动读者的地方。但这一省略到底是天才的创意，还是弗洛伊德式的笔误(Freudian slip)？
一个革命者应当眼看着让同志们把他的母亲和妹妹活活烧死吗？这是《咆哮了的土地》真正的矛盾冲突(conflict)。可以称之为革命与爱之间的矛盾冲突，但这里是一个儿子和哥哥的爱。父亲身为地主是不能怜悯的：以蒋的“革命”高度，这一点他知道。同读者预期的相反，书中两个女子——投向革命的地主之女和先前地主之子曾欣赏过的村姑——角色并不重要，没有形成三角恋爱关系。这里题材同另外那部长篇《少年漂泊者》颇异其趣。该书的戏剧成分较弱。那漂泊者在爱情和革命两方面都失意了，但作者告诉我们他死时心里怀着永恒的憧憬。
相对之下，这两部小说之间的差异很有意思，因为从中引发出一个问题：蒋在利用什么“公式”来涵盖这些不同的题材？再看看另一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的题材，那么这个“公式”就显得更多样化。该书写一女子历经热切(当她参加革命)、灰心(当她在1927年溃败以后流浪街头沦为妓女)和新生(当她去工厂做工，与爱人重逢)三个阶段。(68)在最后这部书中，爱情似乎帮助而非困扰了革命者。但爱情永远有这种效果吗？在蒋的第一部小说中，如果那青年娶店主女儿为妻，那么至少世上一部分“黑暗”可以消除，人类的“残酷”看来也可以减轻。这样他可能不再漂泊，而安定下来开杂货店，甚至想望成为于连·索雷尔那样立志挤进上流社会的人。(译按：Julien Sorel是法国小说家司汤达名著《红与黑》的主人公。)这全是耐人寻味的问题。不错，蒋的想象力范围狭隘：他的确有“公式”，不过要说明这个公式，我们该注意的是他所处理题材的多样化而不是千篇一律。
在我看来，他的小说创作公式来自他生活中的一个矛盾冲突：扬弃家庭同渴求家庭之间的矛盾冲突。既然摆出反叛者的姿态，他就得粗野或“粗暴”。按照他表示服膺的思想意识，也有某些准则要一个革命者负起比孝道或一般的爱更重要的义务。然而尽管他虚张声势作拜伦状，并大喊大叫“杀人放火”，骨子里却是一个软弱的人。他硬把“爱情”放进关于革命的书里其出发点在于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他渴望的乃是大多数“小布尔乔亚”(恕我借用这个名词)家庭似乎享有而他似乎不能享有的那种挚爱和温暖。这是导致他自怜的原因之一。他自己也想知道为什么这么不愉快。最简单的解答是拜伦的前车之鉴。或许他也是一个天才，而且是个“带反叛性的天才”，因此注定无家可归，无福可享。但从他的著作所受贬抑看来他似乎没有资格自命天才。一个真正的天才或一个疯子可能不注重自己的名誉；蒋既非真正的天才又非疯子，所以他很注重。自尊心使他无法承认本身的弱点，他勉强压住的对家庭、温暖和挚爱的愿望——一个共产党人不应当有的愿望——塑成他小说的情节，换句话说是一个失意者的白日梦。
他的同志看来对个人的问题不感兴趣，因而对他“歪曲革命”的写法感到沮丧。他们认为如果参加革命的代价竟被写成是活活焚死自己的母亲和妹妹，那么蒋的作品就必然发生恶劣的影响。这样照顾党的形象他很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过，他全神贯注的是革命同家庭(或革命同爱情)之间的相对关系。尽管党对他发出警告，他只能利用自己的方式或按照自己的“公式”创作小说，因为创作小说已经成为他勉强压抑的愿望的少数发抒途径之一。《咆哮了的土地》以乐观的语气结尾，写那群革命者离开焚烧中的房屋前往金钢山——到1962年被说成影射毛泽东的第一个游击根据地井冈山了。(69)然而“国际歌”的回响未必能够填补李杰内心的空虚；他最后发出的微弱抗议是“人究竟是感情的动物”。
《丽莎的哀怨》再一次作出求取感情的微弱的呼声。这部写上海一个白俄妓女的小说仍有蒋的公式的成分，只是这里把革命对家庭改为反革命对家庭。丽莎的丈夫原为上校军官，俄国内战期间他的部队在科尔恰克将军率领下被布尔什维克人击溃，同妻子逃到上海。不到两年他把钱财挥霍殆尽，落得心力交瘁，穷苦潦倒。丽莎本来是“俄罗斯的贵族妇女中一朵娇艳的白花”，现在不得不卖淫维持生活。含羞忍辱中她脑海里涌出下面的思想：
现在我时常想道，如果当年我爱上了那个卷发的木匠伊万，而且嫁了他，那我的现在境况将要是怎样的呢？做一个劳苦的木匠的妻，是不是要比做一个羞辱的卖淫妇为好些呢？那个木匠伊万，虽然他的地位很低——但是木匠在现在的俄罗斯的地位是异常地高贵啊！——然而如果他能用他的劳力以维持他家庭的生活，能用诚挚的爱情以爱他的妻子，而且保护她不至于做一些羞辱的事情，如我现在所做的一样，那他在人格上是不是要比一般卑鄙的贵族们为更可尊敬些呢？我还是在伏尔加的河畔，跟着那个卷发的诚实的伊万，过着劳苦的然而是纯洁的、独立的生活为好些呢，还是现在跟着这过去的贵族白根，在这异国的上海，日日将肉体被人玩弄着、践踏着，为好些呢？……天哪，我现在情愿做一个木匠的妻了！我现在情愿做一个木匠的妻了！(70)
这个片段可以引来答复关于书中带反布尔什维克成分的指控，因为丽莎的想法显然并不完全有利于那个保皇党贵族。但真正说来这段话中的政治看法无关宏旨。使蒋感到兴趣从而兴起悲悯的是这女子有权利拥有一个过得去的家，有权利过“劳苦的、然而是纯洁的、独立的生活”；这种权利因先前作了错误选择而不能享受。丽莎无疑是孤苦无依的流浪人形象，另一个自哀自怜的漂泊者。蒋发觉像她这样的人生是不可忍受的。在较早那本书里少年漂泊者作战阵亡，在这里蒋也只能让她死亡。她是自杀的。
丽莎同汪中(少年漂泊者)、曼英(《月亮》中那女子)、李杰(地主之子)和另外几个人物一样赢得了作者的同情心，激发了他的想象力。他们都有强烈的爱憎，而这些爱憎与他自己的爱憎如出一辙。虽然他们受到热切良心的困扰，却又心胸狭窄，无力予以发挥。作者对这些人物的爱憎并不措意，于是他们生命的意义便被局限于他局促的想象——或公式——空间之内。在他眼里世上只有两种东西值得享受：革命活动和家庭生活。使他笔下人物感到急躁不安的是二者之一或二者兼有。丽莎不会参加革命活动，但她依然可以向往过得去的家庭生活。少年漂泊者加入了革命，却没有家庭，没有幸福。李杰加入了革命，但失去了故居，而且也没有幸福。曼英最幸福，因为至终革命活动和丈夫的爱她都有了，鱼与熊掌得而兼之。
《丽莎的哀怨》情节的弱点在于人物的动机写得不够充分。这可怜的女子操贱业已颇有时日了：眼前她并没有迫切的理由自杀。我倒认为像丽莎这样经过历练的娼妇其处境的真正可怖之处是她可能耽于享乐，对别的事漠不关心。她可能会有某种不正常的快感，把自己和世界的命运置之度外。这样一个女人的故事如果能作为灵魂的死亡来探讨处理，该会让读者觉得更加恐怖。但在蒋的公式中灵魂的死亡同其他许多微妙的心理情境一样没有容身之地。《月亮》中曼英变成阻街女郎的动机是要对嫖客施行报复。(71)丽莎令人怜悯是由于她充满羞耻心。曼英内心深处始终不忘革命，丽莎则从头到尾是善良的家庭主妇型女子。如果超出这两种人物典型，蒋的想象根本就力不能及。
短篇小说《徐州旅馆之一夜》(写作日期：1926年9月3日)也写他对卖淫的深恶痛绝。主人公前往开封探视生病的爱人途中在徐州勾留；很可能有自传性(蒋的爱人宋若瑜在开封教书)。旅馆账房兼为妓女拉客，想替他硬招一个，他大为惊骇：
我如何能做这种事呢？自己的爱人病在床上等我，倘若我现在干这种事情，宿窑子，这岂不是太没有良心了？这哪能够干呢？而况且以金钱买人家的肉体！……我还能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么？我岂不是浑蛋？不能干，绝对地不能干！而况且我从没宿过窑子，难道说今夜把我的清白都牺牲了么？不能干，绝对不能干！这位账房先生浑蛋！简直是浑蛋！……(72)
但是他未来得及制止，女子已进了房间。不知怎地这不速之客使他起了恻隐之心。他开始听她诉说自己的身世。原来也是个童养媳，未婚夫离家外出当兵，五年没有音讯。她无法养活自己和婆婆，后者倒怂恿她去旅馆接客。那账房其实是个好人，帮她拉客是由于同她过世的公公是朋友。下面是主人公的反应：
喂！好一个可怕的世界！可怕！可怕的很！杰生不由得全身战栗了。这位姑娘又悲哀地重复了一遍：
“俺的命真苦！……”
唉！命苦！命苦岂止你一个人么？(73)
他让这女子与他同床，但始终没有碰她。第二天早晨他给她七块银元叫她离开。过后舒了一口气：“悲哀的中国！悲哀的中国人！”(74)
这篇小说的读者想必不知道作者在老家有个童养媳。尽管从故事的结构看来没有必要知道这点，传记作者却会重视这样一个感情成分。另一方面，读者确会注意到不管这个插曲导致何种道德问题(例如女子说那账房“是个好心的人”)，一旦抬出中国的名字可就全被抛诸脑后了。以中国之大，这苦命女子的遭遇算不了什么，连恻隐问题也可自欺欺人地等到以后再处理。同时他便可以全心全意照顾正在等他的病中女友。杰生等候去开封的火车时发出的叹息事实上等于在舒一口气。
这样，关于怜悯性质的评论在蒋描写旅馆一夜的小说中看不到任何痕迹。他对人生的惨象瞥了一眼，但当中国出而挡住视线时立即停了下来，不再往远处看了。事实上他对中国以及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念念不忘正是使他成为这样一个浮浅作家的主要成因之一。长篇《最后的微笑》(1928)有个插曲的潜在含义被作者用同样方式草草交待过去。小说主人公是个十九岁的工人，因革命活动被工厂解雇。至终他为了报复而不惜行凶，把工头杀死。(张毕来说蒋“歌颂着无端的杀人放火”指的就是这点。)但他偷得手枪要去寻找仇人之前做了一个梦：他在一个茶馆，里面有很多妓女。他看到有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在抚摸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抚摸动作以颇为“自然主义”的细节刻画得很露骨，使做梦者又惊又怒。忽然他发现那少女竟就是自己的妹妹：
这两只圆圆的小眼睛，这两个圆圆的小笑窝，这一个如樱桃也似的小口，这一切……这简直是阿蓉，这简直是阿贵的小妹妹了。(75)
在此之前小说提到这青年疼爱妹妹，她那时只有五六岁：
阿贵见着小妹妹走来，便把她拉到自己的怀里，用手抚摩她的小辫子。阿贵是很爱小妹妹的，当他每次下工的时候，一走进门来，即要同小妹妹亲热一下，或者将她抱一抱，或者与她亲亲嘴。(76)
现在，因自己失业而导致家破人亡的恐惧使他梦见妹妹沦为雏妓了。他从梦里惊醒；为了让她避免比死亡更悲惨的下场，他企图在池塘里淹死她，幸而母亲挺身拦住这短暂的疯狂行为。这样一个插曲粗枝大叶匆匆带过，结果是导致的问题可能并非作者所能答复。可是他又不得不交待清楚，而使用的方式则是让阿贵说出他学到的一句话：
在这个社会里，穷人的女子总是要被富人侮辱的！……(77)
为了加强他公式中的“革命”成分，这句话重复用了三次之多。
阿贵对妹妹的疼爱难免令人想起《咆哮了的土地》中母亲和妹妹都要被火烧死那个情节；二者可能都涉及某种变态的性心理。但我不愿妄谈自己不熟悉的事。妹妹同母亲一样可以成为压抑的性欲的对象，但她也可能只是这一家之主特别爱接近的女亲人而已。显而易见蒋的兴趣在于一个人的自然感情同狂热革命激情间的冲突。阿贵参加革命活动的结果先是失业，继则家破人亡。鉴于家破人亡较难忍受，他便恣意放纵，使自己兴奋若狂，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丧失自然感情。
《最后的微笑》中这个插曲带多少自传成分很难确定。我们对作者的妹妹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他是否有妹妹。(78)但他自己身为革命者，而且1926-1928年间非常活跃，有时当然会感到极其需要一个女子的爱情。这种爱情是无法从妓女那里获得的；妓女会使他想起家破人亡而更加自哀自怜；或者想到革命的必要性，而他有时宁可偷懒，不去想这种事。其实他所向往的可能是挚情而非性爱。如果有妹妹，他该会思念她。但他有母亲，而我已经说过，母亲在他思想里和想象中占有重要地位。
短篇《兄弟夜话》(1926年7月4日作)写一留俄学生返国后困居上海，郁郁寡欢。在情绪极度紧张时他说出这段痛苦的独白：
但是，但是……我的可怜的母亲啊！我不回家有我不回家的苦楚！你老人家知道吗？唉！唉！……(79)
《野祭》的叙述者这样记下地主的女儿劝他不要酗酒时自己的感想：
她说这一句话时，内心也不知包藏着好多层厚的深情！我深深地感激她：除开我的母亲而外，到如今从没曾有这样关注我的人。过惯流浪生活的我，很少能够领受到诚挚的劝告，……(80)
蒋作为一个儿子的感觉最露骨地表现在1927年10月完成的自传性长诗《哭诉》里；该诗后来改题《写给母亲》。(81)在他所写自己对1927年共产党失败内心所藏伤痛的戏剧性对话中让母亲扮演了一个角色，藉此以出人意表的“坦率”显示出他不成熟的程度：
母亲呵，我简直要疯狂，我简直要疯狂！
我的这一点慈柔的心怎经得这般摧残；
我几番想道，我还是追随着他们死去吧，
我真是忍受不了这些食人的魍魉。(82)
我不相信他母亲本人会对这恳求作出正面反应。诗中的母亲只是个理想女性，她的慈爱一如革命理想，也是蒋终生追求的目标。我认为这是蒋的“浪漫主义”的本质。既然两个目标都不容易乃至不可能实现，他只好通过小说的形式想入非非。尽管如此，他的心思相当敏锐，能够尽力从众多角度处理革命同爱情间关系的问题。结果发现革命同爱情一般而言是不可得兼的。《冲出云围的月亮》预告两个有情人会成为眷属，但没有透露成为眷属以后会维持多久。
在他所有著作中，只有《短裤党》(Des Sans-culottes——法文书名是作者定的，1927)有几个男女在革命和爱情两方都得到幸福。这本小说写1927年北伐军队进城以前上海所发生的暴动；共产党领导人物之一杨直夫其时正卧病在床，但他有个贤慧的妻子奉党的命令专门负责护持他。(83)另一领导人物史兆炎也患肺病。他操劳过度，健康崩溃，在这当口来了一个教师，一个“可爱，活泼，热情”的妙龄女郎，(84)心甘情愿全力照顾和爱护他。另外还有两个工人是夫妻，殉难前夕得以同度了缠绵的一夜。在所有流血、屠戮和标语当中，蒋至少创写出一部“田园风”(pastoral)作品，其中的男男女女生为革命情侣，死为革命英魂。无论爱情也好，死亡也好，都是纯洁无瑕的。
暴乱中竟有这种田园风的爱情，这就可以看出他荒谬公式的全套路数，也可算作他“浪漫主义”想象的恣意流露。尽管如此，《短裤党》的主题既然是爱情和革命的完美境界，读起来就不如他别的作品有情趣；后者至少对真正的——即不完美的——人类处境有所暗示。蒋自己的生平就是个挫败的例证，在爱情和革命两方面都没有什么幸福可言。共产党谴责他过着“浪漫”的奢侈生活，而他一生当中的几个女人(包括母亲)则可能抱怨过他卷入政治太深，未能充分兼顾她们。面对这双重目标，他往往无法断定自己追求的是什么。《短裤党》所用公式可能表示对他这样的男人来说，最理想的异性该是共产党人。但没有任何文献显示他曾与共产党女同志相恋过。
《野祭》的叙述者在大学教书，是个懒懒散散的共产党人，同时又是自吹自擂的作家；这很可能是作者夫子自道。小说写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情境。地主的女儿年轻聪慧；长得并不好看，但有时很有魅力，为人认真，热衷于革命事业；尤其重要的是她对这青年体贴入微，而且随时愿意接受他的追求。故事叙述者却直到她被捕枪决以后才爱上她。原因可能是她使他想起母亲，这从上面引的片段可以看出。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这少女太过活泼，不合他的脾胃。这里有另一证据，是更可靠的传记根据，其中显示蒋要寻求的女人其实倒是旧式家庭主妇型的，类似他母亲而非革命者。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女人吴似鸿对郁达夫这样说过：
据吴女士谈，光慈的为人，却和他的思想相反，是很守旧的。他的理想中的女性，是一个具有良妻贤母的资格，能料理家务，终日不出，日日夜夜可以在闺房里伴他著书的女性。“这”，吴女士说：“这，我却办不到。因此，在他的晚年，每有和我意见相左的地方。”(85)
郁达夫并说他听到过许多关于吴女士的“责备”，但却愿意谅解她。(86)这些批评意见的内容都没有具体说明。蒋死后十年左右吴女士于1940年发表了关于她和蒋同居那段时期的长篇回忆录，记了1929年末他从东京返国以后的私生活。(87)1950年她将该文删节修订，略去其中可能带批评共产党意味的所有语句。(88)两篇文章都追念了二人的恋爱，但也提到当时可能引起谣言的一些事实。首先，吴和蒋1930年底已经离异。她由杭州返回时他已病危。尽管蒋同意离异，他的朋友们可能怪她撒手不管。其次，先前那篇说吴对蒋退出共产党的决定有过重大的影响。他的“同志”们可能把她看作狐狸精，引诱这“好孩子”脱离“革命正途”而误入歧路。
吴既学艺术，当然潇洒活泼，多才多艺：会演话剧，能画画，兴之所至也提笔写作。(89)但她自称放浪不羁(Bohemian)。事实上，当她决定搬进他的公寓——按美国标准属于中产阶级，在她眼里中却已颇为“豪华”——开始同居时有过这样的感受：(90)
虽然你是个波尔雪维克，政治的人物；
我是一个波希米亚式的艺术学生
谁说我们不能同居在一起？(91)
可能是她放浪的个性吸引了有“漂泊者”倾向的蒋光慈。虽然她的年龄没有透露，我们知道二人认识时她只有二十八或二十九岁。然而在发生任何歧见之前双方似乎都已觉察到彼此间年龄的差异。蒋习于自矜自伐，常拿自己同陀斯妥耶夫斯基相提并论；现在他们间相似之处看来更加显著了，因为他也要有个年轻的妻子帮他在文坛扬名了。吴则不大愿意长大成熟。二人同居后有一天蒋建议她把头发盘成髻，她却不愿意放弃辫子，说“我要永远做小孩子。”她坐在他膝上，叫他“爸爸”。(92)
无论背后有什么心理因素，显而易见吴不是母亲型的女人。看来她很任性。1930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那天蒋上街参加流行，吴在家里百无聊赖，去电影院消磨时光，在那里感动得痛哭流涕。他回家时已疲惫不堪，解释说“我受不了。”吴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呆若木鸡地，在他旁边站着。他接着说：
“他们(指他的党团同志)以为一道跟着去打玻璃窗，去暴行才算是革命，可是我是个文人哪！我只能在文字上努力，只有文字是我的革命工具。”
“那你为什么要去呢！要是我，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就不去！”我说。“这个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你不知道”，他说这句话时整个脸好似要炸了。(93)
但是在她的影响下，他做了一个决定：放弃自己的双重目标。他相信仍然可以叙写革命，但积极参加对他来说太紧张，可能也太危险。现在只要有个梳辫子的女孩陪伴着，能做个好丈夫，可以辛勤写作，效法陀斯妥耶夫斯基，就心满意足了。他向共产党提出退党信。而过了些时候吴搬走了。
与吴女士同居以前，宋若瑜女士做过他一个月的妻子。1925年他写信给她说：
瑜妹！我俩都是诗人罢；都沉醉于诗境里罢；都过诗人的生活罢；我俩的一切都诗化了罢。瑜妹！我是我司文艺的女神，你是我看守灵魂的安琪儿，你是我的最贵重的……(94)
几乎在同一月内他的语气变了：
你已决定此生同我共甘苦么？我曾屡次同你说过，我是一个革命诗人，我是一个反抗者，我将来的生活大约总是漂泊流浪；倘若这一层你不认清楚，那将来你或者会因之失望呢。(95)
如果宋女士看了这段话信以为真，她该会不知所措。蒋光慈一方面是诗国的梦幻者，一方面是扭扭捏捏的反叛者；这是他那时代的一个现象，但绝对不是独特的现象。如果我们今天对他感觉怜悯，那是因为尽管他勤于著述，身后无论在自己逃避现实或献身革命两方面都没有留下一座“纪念碑”。(96)照说他最有资格描写这个现象，包括所涉及的期望和挫折，短暂的狂喜和持久的悲苦、压力和冲突，以及为摆脱政治领域或个人生活中的紧张而做的艰苦努力，但是他完全失败了。还有谁会读蒋光慈呢？
编者注：本文译自1968年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初版《黑暗的闸门》，为该书第2章，个别字句略有删节
注释：
①《红旗日报》，1930年10月20日，第3版。1927年4月国民党“清党”以后蒋光赤改名蒋光慈；“赤”字政治意味太过明显。见杨村人：《太阳社与蒋光慈》，《现代》月刊(上海)，第3卷第4期(1933年8月)，第471页。鲁迅始终与蒋光慈不睦，对他改名加以讥嘲，1928年谥为蒋光X，1930年谥为蒋光Z。《鲁迅全集》第4卷，第96、17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本文中我用“蒋光慈”，除非引文内作“蒋光赤”。(译按：鲁迅也曾谑称“蒋光Y”。见《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
②1931年春蒋“消瘦得不堪，说话时老死喘着气。”参见郁达夫：《光慈的晚年》，《现代》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第73页。吴似鸿女士在其《光慈回忆录》中数次提到他的病；该文于1940年9月至11月在《大风》半月刊(香港)连载。1929年二人同居后吴发现他的大便“不良”，使她当场“僵硬化”(同上，1940年9月20日，第2396页)。他说胃痛(同上，10月5日，第2443页)。她答一女友的信中没精打采地说“他老是生病”(同上，10月20日，第2480页)。甚至间接透露她至终为什么不得不同他离异：“初夏，又是那么暖热，风从阳台上微微地吹进，四周是静寂的；我独人立在衣镜的前面，外衣已脱掉，只剩着一件薄薄的半身内衣，我望着镜中的人，长长的黑发披在后肩上，圆的脸，两只大的眼睛，丰满的胸脯上映耀了各种混杂的微薄彩色，我怀疑她，这镜中女人，是否是我？我！我将怎样呢，我应当寻求比这更美丽的现实，一种青春的欲，一种青年女子的欲，涌腾在我的内心中，我需要满足，需要着现实的表演，但是现实，……我望望睡在床上的光慈，他却是一动不动，他并不说一句话，也不瞧我一下，他挺着长疲的身子，显现出整个的病态。于是我的现实的需求，变了一种幻觉了。我竟否定了我之存在，我怀疑站在这镜子面前的不是我，简直无我，我即变成一个有灵感的石膏像，无声息地倒下床的一边，眼泪渗渗地像破了缝的水缸，由内中流出，侵湿着软软的枕褥。”(同上，10月20日，第2482页)。所说的夏天指1930年。
③按照中国算法，蒋死时37岁。杨村人(见注1)和黄药眠都说他的死期是1931年6月30日；黄的《蒋光慈小传》作为附录收入《蒋光慈选集》(以下简称《选集》)，见第29页。但范伯群和曾华鹏却说是1931年8月31日。见二人合写之《蒋光慈论》，《文学评论》双月刊(北京)，1962年10月，第52页。看来前一说法比较可取。杨是蒋的挚友，参加过葬礼，所记该属正确。他说“6月30日清晨。……”杨，前引文，第476页。1953年《人民日报》也以6月30日为其忌日。(《人民日报》，1953年6月30日，第3版)。
④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篇》，载《沫若文集》(北京，1958)，第243页。
⑤同上，第245页。
⑥郁达夫1925年认识他。“光赤的谈吐，大约是受了西欧的文学家的影响的，说起话来，总有绝大的抱负，不逊的语气，而当时的他，却还没有写成过一篇正式的东西；因此，创造社出版部的几位新进作家，在那时候着实有些鄙视他的倾向。”郁，前引文，第71页。他的自信偶尔也会帮他交上朋友。1927年5月杨村人同他初识时二人正因逃避国民党清共而坐船由上海前往武汉。杨觉得蒋“是一个自命不凡，个性刚强的青年。”杨，前引文，第470页。二人相交的结果成立了太阳社。
⑦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篇》，第244页。
⑧同上。
⑨郭沫若，《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红旗》半月刊(北京)，第1卷，第3期(1956年7月)，第6页。
⑩我同意夏志清对郭沫若的看法：“他赖以成名的文艺创作，实在说来，平泛无奇。民国以来所有公认为头号作家之间，郭沫若作品传世的希望最微。到后来，大家只会记得，他不过是在他那个时代一个多彩多姿的人物，领导过许多文学和政治的活动而已。”[译按：原文引自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现据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台北，1979)，第123页，译者是思果。]
(11)1933年9月号《文学》(上海)所登上海亚东图书馆的广告提到蒋的《纪念碑》已印9版，《少年漂泊者》已印16版。本文所用其著作的出版情况如下：《少年漂泊者》：1926年1月初版；1930年7月13版。《鸭绿江上》(短篇小说集)(亚东图书馆)：1927年1月初版；1949年4月13版。《纪念碑》：1927年11月初版；1932年9月10版。《野祭》(上海，现代书局)：1927年11月初版；1929年12月5版；五版共印7500册。最后这个数字显示蒋的书每次印数大概都不超过2000册。但他很多产，该可依赖稿费维持生活。被共产党开除时他去银行提出存款，结果有一千元。吴，《回忆录》，《大风》，1940年11月，第2517页。
(12)黄在《小传》(见注3)中说“光慈平生非常自负，尝自称中国的普希金”。
(13)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1918年4月)中，胡适预言中国的国语将由新一代作家创造，预期他们会有但丁和赵(乔)叟为意大利和英格兰所作出的那种贡献。胡适：《文存》(上海，1921)，第1册，卷1，第79-80页。
(14)郁达夫，前引文，第74页。
(15)“在当时，蒋光赤以及某些文艺理论家相信革命文学家与革命实际工作必须有所分工，蒋光赤在东京时还和日本左翼作家探讨这一问题，认为文学工作和实际工作是很难联合在一起的。”范和曾，前引文，第57页。所说的讨论大概载于蒋的日记《异邦与故国》，但我未能找到该书。[译按：该书1930年1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为蒋旅居东京期间所记。自1929年8月25日至11月9日止。]
(16)“光慈关心的是自己的健康。他想把剩下的精力全用来写作。但当时党认为单单写作不能尽党员的责任，而是要参加暴动或在工厂进行地下工作。光慈对我说，‘既然我不作实际工作，为什么要假充共产党人？如果写作不算工作，我宁愿退党。’”[译按：此曾托上海友人查阅原始资料，其中未见这个片段。]吴，《回忆录》，《大风》，1940年11月5日，第2516页。虽然蒋的退党信可能从未发表过，吴的《回忆录》另有一处暗示蒋不满意党干扰他的私生活：“光慈为了要完成《田野的风》，竟拒绝在家中开会。”同上，1940年11月20日，第2569页。
(17)黄药眠《蒋光慈著作年表》(见《选集》第31页)中有关于《田野的风》的如下资料：1930年11月5日脱稿，但直到1932年4月30日才出版。迟迟未出的原因据说是“反动政府”查禁。但这部小说却以书名《咆哮了的土地》于1930年3月起在《拓荒者》月刊第3期开始连载，至少持续了3期(3月到5月。——译按：未出第4期，5月号为第4、5期合刊)。该刊第5期以后被当局查禁，但第6期改名《海燕》出版。参看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北京，1955)，第2册，第48页。我没有找到《咆哮了的土地》全文，只看到《拓荒者》所载头8章(1930年3月，第847-880页)和《选集》重印的第26-35、42-47各章(第193-283页)。
(18)1953年蒋光慈在中国大陆恢复名誉；当局找到了他的遗骸，在他逝世二十二周年前夕改葬上海虹桥公墓，墓碑刻着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所书“作家蒋光慈之墓”。上海各文艺团体参加了迁葬典礼。见1953年6月30日《人民日报》第3版《革命作家蒋光慈遗体迁葬虹桥公墓》一文。
(19)Ting Yi,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英文本)(北京，1959)，第166-167页。据出版社称，丁易在中国大陆几所大学授课时使用了本书的材料。1954年应邀去莫斯科讲授同一主题。他的论点想必为当局首肯。[译按：此处引文参照《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文本)译成。丁于1954年去莫斯科大学任教，几个月后去世，其书是他死后于1955年7月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
(20)Ho Kan-chih(何干之)，A History of the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中国现代革命史》英文本)(北京，1959)，第209-210页简述了中共官方对这段历史的看法：“1930年9月举行了党的第三届六中全会。在这次会议及其后的工作过程内中央委员会纠正了李立三路线对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但鉴于三届全会没有彻底批判李立三路线，因此在这次会议上及其后一段时间内宗派主义的错误在党内继续发生，‘左’的思想和政策仍时常出现。”既然蒋光慈死后获得平反，他1930年10月被共产党开除党籍大概被视为这种“‘左’的思想和政策”出现的事例。
(21)《蒋光慈选集》和《蒋光慈诗文选集》(此下简称《诗文选集》)(北京，1955)。二书内容几乎雷同。不同的是(一)虽然两部选集都收了《小传》和《年表》，《诗文选集》未收黄为《选集》所写序言；(二)《诗文选集》增收了《选集》未收的诗作；(三)《诗文选集》略去《选集》所收长篇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的片段。[译按：1960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印行过《蒋光慈选集》，内有孟超的序和黄药眠的《蒋光慈著译书目》。]
(22)《选集》序，第7页。
(23)同上，第16页。
(24)同上，第17页。
(25)同上，第18页。
(26)同上，第19页。
(27)范和曾，前引文。
(28)同上，第42页。
(29)同上，第58页。
(30)此句引自瞿为《鲁迅杂感选集》所写的序，见瞿《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第2卷，第994页。
(31)范和曾，前引文，第43页。
(32)在《小传》中黄没有提蒋哪一年去苏联。范和曾(前引文，第43页)说是1921。蒋的短篇小说《兄弟夜话》说主人公1920年去苏联，《选集》，第345页。小说显然有自传成分，这个时间的正确性不易确定。
(33)黄在《小传》中说“五四运动的时候，光慈即参加学生运动，不久加入共产党，被派赴苏联留学。”《选集》，第23页。我想蒋参加的该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江亢虎1921年7月曾去过国际劳动大学，他说“远东科已经开课。学生包括400鞑靼人、20多高丽人和10多个蒙古人。有35或36个中国学生，全由共产主义青年团遣送资助”。江，《新俄避记》(上海，1923)，第35页。这里应当指出，1925年11月以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名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刘少奇是劳动大学第一期学生。他那一组1921年离开上海前往海参崴，经赤塔抵达莫斯科。当时他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人民日报》，1961年12月9日，第1版。蒋光慈可能属于这一组。[译按：蒋确是于1921年春末夏初与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和章素园等前往苏联。]
(34)据斋藤秋雄和新岛渥吉，上海大学是1923年秋依照中国共产党关于培养干部的决议而设立的。虽然教职员大都是共产党人，该校正副校长却是国民党的于右任和邵力子。这种安排是国共合作的结果。1925年发生“五卅”事件后该校被上海国际租界当局下令关闭，遂由南洋路西摩路口原址迁往闸北的青岛路。“四·一二政变”(1927)后该校永远关闭。斋藤和新岛，《中国现代教育史》(东京：国土社，1962)，第108页。另一日本资料说1924年12月“中国共产党总部设在上海大学。”波多野健，《中国共产党史》(东京，1961)，第3卷，第847页。
(35)见蒋1925年4月8日给宋的信。《纪念碑》，第146页。
(36)见他1925年5月5日和5月14日给宋的两封信。同上，第150、154页。
(37)黄引，《选集》序，第9页。
(38)《诗文选集》，第113页。
(39)同上，第112页。
(40)同上，第13页。
(41)同上，第59页。
(42)“拜伦在俄国的影响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深。”Henry Gifford,The Hero of His Time:A Theme in Russian Literature(London:Edward Arnold,1950),P.13.Gifford在书里探讨了普希金、莱蒙托夫、赫尔岑、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等人著作中的英雄人物(大都受拜伦影响)。
(43)"The Isles of Greece"1905年由马君武翻译，1907年由苏曼殊翻译。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翻译》，I，18，5。苏并译了拜伦另外几首诗。胡适对马和苏的译笔都不满意，1914年2月3日再译一次，胡适《留学日记》(重印版；台北，1959)，一，第177-192页。
(44)《诗文选集》，第55页。
(45)同上，第34-35页。
(46)同上，第37页。
(47)W.W.Robson的论文"Byron as Improviser"原刊于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1957，后收入Paul West所编Byron: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New Jersey:Prentice-Hall,1963)，P.95.
(48)《诗文选集》，第37页。
(49)同上，第35页。
(50)蒋致宋的信，1925年1月11日。《纪念碑》，第126-127页。
(51)《野祭》，第48页。
(52)《选集》，第5页。
(53)同上，第17页。这漂泊者的母亲用剪刀自裁。在另一长篇《冲出云围的月亮》中一个女子企图以同样方式自杀。吴似鸿因这种方式“不写实”而反对；她认为大多数中国妇女自杀时宁可投水而不会刺戮。《回忆录》，《大风》，1940年9月20日，第2396页。我未看过《冲出云围的月亮》中自杀的一场，但是蒋在著作中设想出这样两个场景耐人寻味。
(54)《选集》，第16-17页。
(55)同上，第2页。
(56)张毕来，《新文学史纲》(北京，1955)，第1卷，第158页。
(57)张毕来从蒋光慈主编的《太阳月刊》引了一些例证表明该杂志的编者和作者都多么关注恋爱与革命的问题。他的结论是：“当时的作者、编者，很有一些都以照公式写小说为当然的。”同上，第225-226页。
(58)早期中国共党人都是拥有写作技巧的知识分子。但这种技巧大都专门用在政治和笔战论文方面，尽管有些共产党人——如瞿秋白——也热衷于抒情文字，蒋是第一个以诗人和小说家成名的共产党人。
(59)这里我借用艾略特关于雪莱的论点：“不错，《仙后麦布》(Queen Mab)的附注表达的不过是一个聪颖热情的男孩的见解，但这男孩却很会写作；而我认为他在其著作——在短短一生中为数不能算少——中从头到尾要我们记住他很重视自己的想法。我觉得雪莱的想法始终未脱离少年时期——而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另外我也认为爱谈雪莱也是少年时期的现象：我们大多数人有一时期都曾对他热爱，但有多少人到老年还不忍释手？”The Use of Poetry and the Use of Criticism(Cambridge,Mass.:1933)，pp.79-80。蒋光慈和雪莱一样“缺少幽默感、爱卖弄学问、心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同上，第80页)。除此以外，抽象概念也“会使他发生强烈情绪”(同上，第81页)。但蒋不懂得写作，这就使他逊于雪莱，甚至不如同他性情相近的某些现代中国作家。
(60)《兄弟夜话》写哥哥从乡下小镇进城去看弟弟。弟弟是俄国留学生，现住上海，执教于“S.大学”；他思念已离开六年的家乡，特别希望能省视最偏怜他的母亲。可是回家就得履行他深恶痛绝的婚约。这样，虽然怀乡心切，他仍宁愿留在上海。《选集》，第342-364页。
(61)吴似鸿这样记述：“光慈先生是有太太的，据他说；不过他的太太不在身边，又未曾和她成过家，因为她是从小到他的家中养育长大，好像童养媳似的，后来他离开了家，去到莫斯科读书，而她也就一辈子做了被遣弃者了。但是她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弱者，她不平地说：‘为什么不和我做夫妻呢？’他家里人回答道：‘因为你没有读过书。’(暗示她配不上他)‘那么给我读书好啦！为什么不给我读书呢？’可是这婚事始终成了‘悬案’。”《新中华》(半月刊)(上海)，第13卷，第15期(1950年8月1日)，第45页。
(62)据我对《咆哮了的土地》情节的了解，李杰爱上了村女兰姑，但父母不许他们成婚。接着女的不知怎地很悲惨地死去。他悲恨交集，离家出走，参加了革命。这位革命者重回故乡，爱上兰姑的妹妹毛姑。但因忙于革命活动，他始终未能怎么表达爱恋之情。
(63)《选集》，第275-276页。
(64)同上，第280页。
(65)同上，第281页。
(66)同上，第282页。
(67)同上，第282页。
(68)我只见到《选集》(第285-364页)所收《冲出云围的月亮》的几个片段。此处讨论的根据是夏志清的摘要。C.T.Hsia，前引书，第261-262页。夏志清为该书所译英文名称为The Moon Emerging from the Clouds。
(69)范和曾，前引文，第55页。我没有见过《咆哮了的土地》中写金钢山的一节。
(70)《丽莎的哀怨》(新版一刷；上海：新东书局，1940)，第89-90页。
(71)C.T.Hsia，同前引书，第279页。
(72)《鸭绿江上》，第91页。
(73)同上，第92页。
(74)同上，第99页。
(75)《最后的微笑》(新版一刷；上海：新东书店，1940)，第54页。
(76)同上，第48页。
(77)同上，第54、55页。
(78)“光慈的童年，我是不清楚的，只听得他说，他在童年时代常时要背抱他的弟妹(也许是姪子)”吴，《记光慈先生》(注61已引)，第22页。
(79)《选集》，第349页。
(80)《野祭》，第52页。
(81)范和曾，同前引文，第49页。我只见过范和曾文章所引《哭诉》的短短几行。
(82)同上，第50页。
(83)杨直夫这个人物据说以瞿秋白为模特儿。同上，第48页。
(84)《选集》，第162-166页。史兆炎该是隐射1927年上海暴动共产党领导人赵世炎。
(85)郁，同前引书，第74页。
(86)同上。
(87)关于吴的《光慈回忆录》，见注2。
(88)关于吴的《记光慈先生》，见注61。
(89)吴曾在田汉创作的几出话剧中担任主角。见田汉等所编《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北京，1958)，一，第131、134、137页。《回忆录》提到她学过绘画，也写过诗和小说。吴为蒋画过一幅铅笔素描，刊于《大风》，1940年11月5日，第2516页。吴的短篇小说《返乡记》刊于1930年《南国月刊》(上海)第5、6期合刊。
(90)蒋在沪东西华德路的住宅是二楼套房公寓。吴搬进时注意到兼作他书房的方形客厅内有两张软垫椅子，一张皮沙发，一个写字台，一个餐桌和两个放满俄文书的书架。后面是卧房，另有女佣的小卧房；女佣是个老妇。《大风》，1940年9月20日，第2395页。
(91)同上。
(92)《大风》，1940年10月20日，第2482-2483页。
(93)同上，第2480页。
(94)1925年6月18日致宋的信(如按二人间书信的先后次序，日期应为5月18日。)《纪念碑》，第160页。
(95)1925年5月25日致宋的信。同上，第170页。
(96)《纪念碑》是蒋为他和宋女士间书信集所加的书名，可惜该书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传记而非文学。他对宋若瑜的爱情值得立一更好的纪念碑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