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发展与超越-基于阿多诺非同一性思维的基本特征论文

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发展与超越-基于阿多诺非同一性思维的基本特征论文

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发展与超越
——基于阿多诺非同一性思维的基本特征

王慧楠,汤俪瑾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6)

摘要: 霍耐特基于阿多诺的非同一性思维提出“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其内涵包括“爱、法律、团结”三种承认形式和“强暴、剥夺权利、侮辱”三种蔑视形式。霍耐特承认理论与阿多诺非同一性思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承认理论对非同一性思维,首先完成了社会批判到政治伦理批判、从异质性到同质性、从绝对否定到相对否定的发展,然后又从解决路径和物化概念上实现了从艺术之路到承认之路、从客体优先到主体优先的超越路径。探寻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使承认理论在新时代条件下发挥更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 承认理论;非同一性;蔑视;超越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1)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哲学流派,该学派以其核心观点批判的社会理论著称。 第三代代表人物霍耐特提出的承认理论以三种承认形式和三种蔑视形式为核心,对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批判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继承和发展,由对社会经济层面的批判转向对道德心灵的关注,完成了批判理论的政治转向。霍耐特承认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阿多诺非同一性思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承认理论既有对非同一性思维的继承与发展,又从解决路径和物化概念上实现了超越,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理清承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路径,使承认理论发挥更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基本内涵

霍耐特承认理论是以“爱、法律、团结”的承认形式和“强暴、剥夺权利、侮辱”的蔑视形式为核心内容。通过“爱、法律、团结”三种承认方式,主体获得最基础的情感体验,获得与生俱来的生理上的承认;主体在有了权利意识、有了相互间的交往交流后,不仅要使自己被承认还要使他人也得到承认,于是就要通过法律来保障这种承认关系;最后,这种承认关系上升到社会性,作为社会的一种整体价值关系维护着主体之间的团结。

(一)承认的三种形式

“爱”是霍耐特承认理论的第一种形式,主要存在于家庭之中,先于其他承认形式。在这种无条件的情感所支撑的承认关系中,个体能够获得足够的自信,进而对他人、对社会产生相信。爱是法律和团结的基础,会影响个体对社会以及共同体承认的建立。霍耐特认为,爱以及在此基础上树立的自信是个体自我实现的前提。霍耐特把爱的关系理解为一种本源关系,是在少数人之间产生的强烈情感依赖,主要以友谊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和情侣之间的爱欲关系模式出现。“主体间爱的经验有助于产生情感信赖的基本层面,它们不仅在需要与情感的经验中,而且在这种经验的表达中,都构成了一切自尊态度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条件。”[1]114爱是承认的首要阶段,这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本能产生的,在爱的承认关系中,主体培养自我信赖。

3)循州总管府于梌山,惠城区开启桥西县治,成为主要的行政文化中心,循州总管府与广州总管府 一统整个广东的东部,循州为粤东地区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管辖归善、博罗、河源、新丰、兴宁、海丰六县等粤东大部分地区。

法律是存在于公民社会中,作用于爱与团结之中的承认形式,人们通过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获得自尊。法律承认关系更为强调人的社会性。人随着年龄、知识、阅历的不断增长,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爱的束缚,自主地融入社会。相比于爱的承认形式,法律承认少了一些情感性,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公正性。法律承认首先就意味着主体之间的相互交往必须遵守法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体在享受法律赋予的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建立彼此间相互认同和彼此尊重的关系,也更能保障主体的权益。爱是一种本能,是个体自我需要产生的基础。而在法律关系中,主体在承担义务的过程中,也具有相应的权利,权利与义务是相对的,这是普遍的,对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即成为普遍化的他者。法律将承认的对象由自我转向他者,由情感转向理性,由道德维系转向法律保障。法律产生了“个人因值得每一个人尊重而能够自我尊重的意识形式”[1]124。在法律之中,权利不可推脱,尊严不可践踏。

霍耐特的承认之路。霍耐特也看到了现代性的弊病,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压迫、禁锢,也表达了对社会的不满。霍耐特继承了青年黑格尔的“为承认而斗争”模式来阐述一种体现着批判理论最新发展趋向的政治伦理批判模式,这种模式被称为重建规范性的后批判理论。承认理论其实是一种对否定的批判的理论,尤其是对绝对否定的批判,承认与否定是相对的。如果说绝对否定是消极的社会批判理论,绝望是唯一的意识形态,它必然走向逻辑的崩溃与终结,那么为承认而斗争是积极的阐述批判理论,用斗争的方法去追求承认,是乐观的。如果说非同一性思维对同一性的完全否定和对传统哲学的彻底颠覆,是批判理论家的自暴自弃,最终落入悲观主义的深渊,那么与之相反,“为承认而斗争”理论则是建立在一套完整的承认理论基础之上的,这不是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获取形式,而是革命的乐观的为获取承认所进行的不懈奋斗,实现了一种从悲观主义到乐观主义、从社会批判到政治道德批判、从批判理论向后批判理论的飞跃。霍耐特开辟了独具特色的从伦理道德角度认识世界的新范式,并赋予其合理性内涵。

团结存在于国家之中,具有政治伦理建构的职能形式。如果说爱是情感维系、法律是主体的共性存在,那么团结则是将主体之间相互区分的承认原则,它更加强调个体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意味着主体不仅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对共同体有价值,同样也能让他者的能力和特性也对共同体有意义。个体的职能不同,各尽其用,团结起来共同为共同体服务。法律承认不能整合社会成员彼此相互区分的特征和能力,并且个人只有在自己区别于他人的特征得到承认时,才会意识到自己的独特价值。当个体认识到自己是为之作出贡献的社会群体的成员,与他者一起可以共同完成事业,对社会群体的价值得到了其他成员的一致承认时,其所获得的承认经验就是集体荣誉感和自豪感。而在这些群体的内在关系中,互动形式正式获得了团结关系的性质,因为每个成员都认识到自己得到了与其他成员同等程度的重视。因此,团结是个体发展的更高的承认形式,在一个好的社会中,更有利于个体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享有更多实现自我的机会。

霍耐特认为“爱”是主要存在于家庭中的共生状态,是家庭成员之间互动性的承认关系。爱的情感交流,为主体的自我承认提供精神支撑。法律则是公民之间签订的一种“社会契约”,体现着公民主体间的相互认同,为了保障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每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社会规范,否则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法律关系中,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尊重,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权利和义务是相对的,自己权利的获得不能牺牲他人的利益。最后上升到国家的具有政治伦理建构的承认形式,社会主体之间密切联系,相互团结,迸发出强大的力量,进而维护共同体的和平发展、构建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这样,主体在家庭之中获得了自我承认,在社会中获得了社会承认,在国家中获得了国家承认,每个人都有一种使命,并为实现这种使命而奋斗。在这样的承认关系中,个体逐渐获得了情感关怀、法律承认和社会尊重,获得了自信、自尊和自豪,促进了个体的自我实现、社会的进步以及国家的发展。

侮辱是个体价值不被社会认可的消极精神体验,包括人格侮辱和心灵伤害。个体所做的努力不被社会承认,个体通过自己的独特性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能力遭到拒绝,个体无法在为他人、为社会所做的贡献中获得荣誉感和自豪感,自身的能力、贡献、价值被忽视,得不到社会应有的承认。个体的社会意义大大降低,最终导致个体自我重视的失落,给个体造成心灵上的伤害和侮辱,这种蔑视形式叫作价值伤害。

(二)蔑视的三种形式

人类的价值在于追求人的自我实现,为他人为社会做出贡献,获得承认。但是主体自我实现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主体的承认诉求并不能够经常得到满足,这样人的自我实现就遇到了阻碍,从而产生遭到蔑视的道德体验。与三种理想的承认原则相对应,每一种承认方式都可能遇到挫折,产生冲突,便有了否定承认的三种方式,即“强暴、剥夺权利和侮辱”这三种蔑视形式。

阿多诺在他的著作《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深入地研究和论述了非同一性思维所具有的“异质性”“批判性”和“否定性”三种特征。首先,非同一反对同一的“一”,追求个体的异质性和多样性,“它不再赋予这种东西以第一性”[2],而注重的是事物的特殊、个别和非概念,要求摆脱传统的同一观念的束缚,寻求主体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其次,对“非同一性”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它对现代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压迫和禁锢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在以阿多诺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哲学家看来,只有非同一性才能实现个体的生命自由和社会的美好愿景,而同一性只能导致人的异化、社会的物化。最后,非同一性所倡导的否定是绝对的否定,它们的体系中没有任何的肯定因素,否定是永无止境的。正确认识非同一性思维的这三种基本特征,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非同一性的思想体系。霍耐特提出的“为承认而斗争”的承认理论,是在非同一性思维基础之上的进一步发展,完成了从社会批判到政治伦理批判的转向,从异质性到同质性的复归,从绝对否定到对相对否定的承认。

基于此,霍耐特重回同质性,但是绝不是原始的第一性哲学的同质性,他保留了阿多诺非同一性思维的基本内涵,注重事物的特殊、个别和非概念,关注个体的生存发展,尊重每一个个体的生命,追求一种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多样性的发展。主体间的承认实际上是对多元差异的包容,是对个体、少数人的尊重和认同。霍耐特把“星丛”从天上拉到了人间,承认理论就是他在人间构建的“星丛”,他让“星丛”有了现实基础,个体间有差异、有蔑视,因此要尊重个体、寻求承认,让每个个体的存在更加体面,凸显了相对同质的多元合理的理性秩序。可以说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是披着非同一性思想外壳的而在同一性视域下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他首先承认这种差异性,但是他认为这种差异性是可以消解的,并提出了消解这种差异性、改变被奴役状态的现实路径,即为承认而斗争。他尊重个体,承认差异,但是不认同主体之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主体之间是有着相互关系,存在蔑视,存在不平等,但是却都在寻求着认同,而且,主体正是通过对这种差异的承认、包容、尊重,与这种不平等作斗争,才最终实现了平等和谐的共在。个体的社会性并不排除他们的差异性,承认差异就是为了消除差异,建立一种普遍性的非同一,也就是说这种非同一的有差别的共在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需要通过斗争去建立的。可以说霍耐特构建了一个同质的“星丛”,并赋予它现实依据。

剥夺权利是蔑视的第二种形式,意味着主体作为共同体中的一名成员所依法享有的平等地位和权利被剥夺了,法律无法对其进行保障,更重要的是主体不能享有与其他社会成员同等的地位,这会使主体的自尊严重受挫。个体被排除在社会共同体之外,个体融入社会的意愿受到蔑视,无法在社会交往中、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互动中获得尊重,这种强行限制个体自主性、排斥个体社会性的蔑视行为造成个体自尊的失落,导致个体的社会死亡。

“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出现,我们对农作物改良的步伐正在加快。”Calyxt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兼明尼苏达大学生物学教授丹·沃伊塔斯(Dan Voytas)评论说,“我从来没有预料到农业会以目前惊人的速度发展。”穿过潮湿的温室,我们可以看到Calyxt公司正在种植的实验大豆、小麦和油菜等大片绿色农作物。

三种蔑视形式密切联系,对个体的自我实现和承认需要造成阻碍。强暴是一种虐待体验,是由肉体侮辱而导致心灵伤害的对个体自信的摧毁;剥夺权利是一种社会排斥的孤立体验,是对个体自尊的伤害;侮辱是对个体社会价值的排斥,是对个体的心灵伤害。任何一种形式的蔑视体验都必然会引起承认的受挫,对个体造成伤害。

(三)为承认而斗争

霍耐特认为:“社会反抗和社会斗争的动机源于道德经验语境,而道德经验语境又源于内心期望的承认关系遭到破坏。”[1]170这不仅颠覆了马克思主义以“经济基础”考察社会关系的物质第一论,而且构建了以道德斗争为基础的、从上层建筑入手考察社会关系的“承认理论”。主体所追求的全部承认形式完全实现,或者说主体的自我实现、社会实现、价值实现全部得到承认,这是一种理想的存在方式。虽然蔑视作为否定性的原则是不被主体所接受的,但是它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霍耐特认为,主体所有受挫的体验都是因为获得的认同不够、承认遭到一定的蔑视而产生的,社会斗争就是在这种受挫体验中产生的,这种蔑视体验能够使主体认识到承认的可贵,认识到承认被破坏,也意识到自己对承认的渴望和依赖,因此才会更加积极地为了追求承认、获得承认而斗争,将蔑视最小化以至消灭。当主体受到伤害时,这种危机感会激发主体为承认而斗争的道德动机,人类由此在这种斗争中不断地获得承认,获得进步。

二、霍耐特承认理论对非同一性思维的发展

强暴是对个人自主控制肉体权利的剥夺,它主要存在于以情感为纽带的亲密关系中,主体遭受到虐待甚至强奸的悲惨遭遇,破坏了肉体完整性层次和情感精神慰藉层次的统一。主体在失去肉体控制的同时,情感上也受到伤害,会产生羞愧、侮辱、自卑、无助等痛苦的心理感受,造成主体自信的丧失,甚至会出现心理死亡。这种形式的伤害所造成的心理上的痛苦往往比身体上的伤痛更大,更能打击主体的自信心,使主体在社会交往中丧失对他人和对自己的信心,并有可能会成为个体一生当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不论何种虐待形式都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羞辱,它比其他蔑视形式施加在个体实践的自我关系上的羞辱更加具有毁灭性。”[1]141

(一) 从社会批判到政治伦理批判

霍耐特承认理论的提出代表着社会批判理论的一种转向,从对现实社会的批判转向为政治伦理批判,从关注经济现象、物质层面到关注道德现象、精神层面,从关注物质财产分配上的不平等到关注精神上的心理不平衡,从关注社会大众到关注社会边缘群体。在承认理论中,社会批判不再占据中心位置,反而,政治伦理批判从边缘游走到中心。非同一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对否定性的批判并不能够解决现代性的罪恶,并不能够保证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悲剧不再重演,只有从社会问题上升到国家意志层面,从政治伦理角度出发,才能促成问题的解决。停留在社会层面是发现问题,上升到国家层面才是解决问题。因此,霍耐特的三种承认形式是一个从家庭上升到社会再上升到国家的这样一种递进的过程,团结即从国家的角度阐述人与人之间的承认关系,在这种承认关系中,每个人的价值、尊严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霍耐特将权利、自由、民主、伦理等观念引入承认理论,构建承认理论的价值体系,阐述了道德关照、情感维系、法律正义、共同体原则等道德哲学问题和伦理理念,试图以对道德的承认为核心,以伦理框架为形式,创建一种政治伦理学式的理论思想大厦。霍耐特认为蔑视是社会冲突的道德动机,社会冲突是由于人内心深处被肯定、被认同的诉求没有得到满足,这是人的本质的展现,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性的要求。社会斗争、社会冲突的产生都是由于人们的道德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承认遭到了蔑视,因此构建承认理论必须要求承认的满足与和谐,承认理论表达了对伦理德性生活的一种向往。

(二) 从异质性到同质性

在承认关系中,主体间的关系是自我规定、自我决定、自我存在的,是承认差异后的平等的共在。现代性社会差异无处不在,阶级社会中的人都是处在一定的阶级之中的,其中的社会成员都将会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这种阶级差别的存在,并不断寻求消灭这种差别,寻求平等自由和谐共处。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提出用非同一性、用异质性、用星丛去消除等级关系。“他利用从本雅明那里借来的术语‘星丛’来说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3],这是指一种彼此并立并存、互不控制也不被某个中心控制的诸种变动因素的集合体。在阿多诺这里就是指非同一性的存在形式,是在消除所有奴役关系之后,所建立的一种全新的友谊式的关系,主客体是平等而有差别地共同存在着的。但是在这种理论体系中,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尚且要从别的领域借用术语来表达,在现实生活中又何以存在并发挥作用呢?如何在现实中建构一个真实的星丛?阿多诺似乎没有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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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环视了一下出租屋,然后走了进来。往双人床看了看,又往桌上扫了两眼。我连忙跑到桌前,将上面一张纸条抓住,藏在手心里。

(三) 从绝对否定到相对否定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社会进行诊断,从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到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再到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无不是针对现实社会的弊病所开出的药方。阿多诺基于非同一性思维选择了艺术之路,霍耐特基于承认理论选择了承认之路。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转向尽管回到了同质性和相对否定,但是它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不是单纯的向原始的传统的同一性的复归,而是建立在其承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的基础之上的,它的同质性不是纠缠于主客体的第一性,而是追求主客体的相互承认,它的相对否定是非同一性基础上的相对否定,避免了同一性基础上的辩证否定,也避免了非同一性基础上绝对否定导致的悲观主义。

三、承认理论对非同一性思维的超越路径

霍耐特承认理论是从解决路径和物化概念上实现对非同一性思维的发展和超越的,走出了一条从艺术之路到承认之路、从客体优先到主体优先,最终实现理论自身发展完整性的超越路径。

(一) 解决路径上的超越——从艺术之路到承认之路

非同一性,它的思想体系是否定,绝对的否定,体现在现实社会中,即对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对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实现的全盘否定,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极度痛恨,因此,非同一性思想大多走向悲观主义的结局。在这一点上,霍耐特显然要乐观得多,承认理论的体系是相对否定,体现在现实社会中,即对资本主义社会持否定态度,但对人的自由与解放的追求持肯定态度,承认是一条先否定再肯定的斗争路径。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压迫,认识到了现代性的罪恶,资本家利用科技对人的挤压;同时,他也饱含着对人类社会和人的解放的关注,对科技的批判,正是要凸显人的价值,彰显人的尊严。同一性正在吞噬着人的自由和自主性,使人逐渐演化成机器,原子化个人、原子化社会现象明显,社会高度的同一性使多元主义、差异性被压制,使个体的独特性被压制,个体的声音淹没在同一化大潮之中。霍耐特基于西方社会破碎的现实,看到社会的同一性对人的压制,“奥斯维辛集中营”成为现代性罪恶的最集中的展现和最有力的证明,多元主义、差异性被压制,现代性、科学技术、工业文明的弊端越来越多,人们之间的承认逐渐被泯灭,蔑视逐渐占据上风。于是霍耐特关注人的精神危机,并积极地寻求解决路径,他从道德层面出发,指出这一切都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承认关系被蔑视了,这是霍耐特对传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一大改进之处。绝对否定并不能解决问题,而相对否定,即在既有肯定又有否定中,认清社会现实,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从而解决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承认就意味着肯定。因此承认是霍耐特的主题,斗争是他的路径。虽然承认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维持一定的稳定状态,但是主体间的承认与冲突总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为承认而斗争是一个不变的主题。

阿多诺的艺术之路。“使艺术从此在其批判理论中在规范上拥有了表达功能”[4],现代性给人类带来了痛苦,人们在规范的秩序下产生对制度的质疑、对文明的质疑,阿多诺对其的绝对否定使他陷入了绝望。在他看来,现实已无法改变,当集中营里的人被残忍杀害时,阿多诺说道,这是同一性的最终归宿。然而人的精神该往何处去呢?他开始反思形而上学,认为高雅的形而上学只能遮蔽现实的苦难,本质上的形而上学只能依靠废除自己、走向唯物论来拯救自己,这是马克思到诗人本雅明进行自我拯救所走的道路。传统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精神的、同一性的路径显然不是阿多诺的选择,他要对其进行绝对的否定,因此阿多诺试图从艺术中寻找出路——当然这也是叔本华等悲观主义思想家的一贯出路——艺术可以给人们提供的一种精神上的暂时解脱。人类在寻求摆脱痛苦的过程中,艺术的审美和创作能够使人获得暂时性的精神解脱,真正的艺术是超功利性的,能让艺术的创造者和欣赏者都产生超出生存意志和功利主义的体验,艺术作品能使人获得心灵上的宁静。当人们沉浸在伟大艺术中时,就暂时摆脱了意志的束缚,从而获得短暂的冷静和清和,寻求一片心灵上的净土,进而不再感觉到意志所带来的痛苦。在所有的艺术中,阿多诺选择了音乐和美学,他所提倡的是一种无调音乐,即否定和抛弃各种调性范围,打破各种束缚和限制,是对传统音乐的一种反叛。他认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人的混乱颠倒只能在艺术中得以摆正,现实已无药可救,只有艺术能发现本我、重拾人性,再现已经丢失掉的幸福。这样,审美主体在艺术欣赏的过程中,可以忘掉痛苦和不幸、心无杂念,得到暂时的慰藉。

在政府投资项目工程造价结算审计工作中,加强对结算审计人员的综合培养尤为必要[5]。审核单位在工程造价结算审计工作中,认识到了结算审计人员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在工程造价结算审计的各参与方都加大了人力的投入,从而尽快完成结算审核工作。在选用工程造价结算审计参与人员时,应重视参与人员造价结算审计的专业性,严格要求所有参与人员都为相关专业毕业,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可以独立处理造价结算审计工作。此外,定期对工程造价结算审计人员进行培训,以3个月作为培训阶段点,对审计人员进行综合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工程结算审计专业知识、审计工作内容、职业道德素养、沟通协调能力等。

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组巡查清江,提出了有关网箱养殖、截污治污、岸线治理、水面清漂、流域工业污染等十几个方面的整改意见。截至今年10月,这些分解到各个科局的问题,逐一销号解决。

(二) 物化概念上的超越——从客体优先到主体优先

物化实际上是一种颠倒的认知观念,在这里,物与物的关系被本末倒置,占据了主导地位,人与人的关系被错认,处于下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对法兰克福学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卢卡奇对物化概念的分析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他把物化概念运用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用于分析商品经济关系,在这种经济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采取了物的形式,人的劳动、活动成为不受人支配的反而“控制人的东西”[5]。阿多诺发展了这种物化观点,但是阿多诺坚持的是非同一性思维,他对这种建立在经济同一性基础之上的物化的阐述产生了质疑,“阿多诺把物化思维形式看作是人类工具地利用自然的内在形式”[6],工具理性成为其解释物化理论的重要概念,物化只是合理化的另一个层面。当主体支配客体时是合理的,当客体支配主体时,物化就产生了,物化只是主客体关系的颠覆和倒置。阿多诺批判的物化现象坚持客体优先性原则,物化就是一种客体优先性的遗忘,具体来说就是对个别事物的遗忘、对特殊的遗忘,他的物化批判理论是建立在对同一性的逻辑的批判的基础之上的。阿多诺的贡献在于将物化所引起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生产领域扩大到文化领域,对技术进步、社会现实进行反思。但由于他执拗于非同一性的逻辑体系,导致他只停留在揭示这一现象层面上,却并没有针对消除物化现象提出具体的解决路径。

霍耐特在《物化:旧论新探》开篇引用了阿多诺的“所有的物化都是一种遗忘”[7]17,他同样认为经济同一性逻辑很难解释物化现象,他对这一传统思维进行了批判,指出这一思维模式忽视了主体的情感性即主体认同,是对承认关系的蒙蔽。承认即是对主体的关注和承认,通过对主体尤其是心理层面的关注去克服物化。在霍耐特那里,承认是优先于认知的,主体是优先于客体的,当认知关系掩盖了承认关系,客体优先掩盖了主体优先,这便是物化,即“承认的遗忘”[8]。霍耐特基于承认理论,从心理情感的角度解释物化现象,指出对承认的遗忘才是物化的深层次原因。物化是人对人、人对自然、人对自身承认的遗忘,霍耐特提供了对物化批判的新模式,规避物化就要关注主体、坚持承认,“物化就是预先承认的遗忘,我把它作为物化概念的核心”[7]58。霍耐特的物化概念脱胎于其承认理论体系,它用承认解释物化,也试图用承认理论解决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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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的物化概念并没有摆脱同一性思维的窠臼,尽管他极力宣扬非同一性,建立主客体的星丛。但是显然,在解释物化现象时,他的这种理论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因为他实际上还是从主客体二者的关系中解释物化,还是绕不开主客体谁支配谁的同一性问题;这一点在社会批判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即阿多诺在社会现实层面上对物化的批判“再现了哲学上的同一性逻辑”[9]。霍耐特的物化也坚持对同一性的批判,关注个体的认同感,但霍耐特的物化概念是针对主体与主体间的,他认为正是主体的优先性丧失了,主体的情感诉求被压制了,客体占据了上风,才导致物化现象。阿多诺是从客体角度来阐述物化,而霍耐特是从主体是否占优先地位来阐述物化,阿多诺没有提供出路,霍耐特为当代精神困境和道德危机的解决提供了一条尝试路径。

(三) 承认理论上的超越

我们看到阿多诺非同一性思维只是从理论上否定了以往的一切同一性思维,他只是反对,却没有完备的理论体系支撑,也没有给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当然也没有让人信服的实践路径,悲观主义成为阿多诺无可避免的归宿。而霍耐特独辟蹊径,以米德的社会心理学为依托,从精神层面、伦理层面寻求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说明历史车轮缓缓向前基于主体间的相互承认,社会斗争是因为主体受到了蔑视和侮辱,价值没有得到认可,从而引发心理不平衡。因此要在不断斗争中追求承认,与蔑视作斗争,追求更大主体、更大程度、更大范围上的承认,推动社会不断前进。霍耐特对社会的批判由非同一性向承认理论的转向无疑是一次大的进步,为诠释社会斗争、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以及其对人的心灵伦理的关注,对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的认同,对解决现代社会出现的一些诸如原子化个人现象和当下社会人的精神危机问题给予启发。当然,他也有自己的理论困境和认识上的不完善,如他避开物质基础,缺乏实践性,没有认识到社会的阶级性问题,等等,难免流于道德的乌托邦。

从阿多诺到霍耐特,从非同一性思维到承认理论,西方哲学家们也在思考着现实社会的问题,并尝试提出解决方案,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在批判继承阿多诺非同一性思维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身理论的发展和超越,二者相互影响,在探索世界现实性问题上的步伐从未停歇。理清二者的关系,明晰二者的区别,才能驱散思想上和认识上的迷雾,使理论研究渐入佳境,更好地作用于现实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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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亮.“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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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单传友.承认的遗忘:霍耐特对物化概念的批判与重构[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6):730-736.

[9] 彭子细,刘光斌.物化批判的三个向度与物化的统一性逻辑——阿多诺物化批判理论探析[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6):49-54.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cendence of Honet 's Recognition Theory :Based on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Adorno 's Non -identity Thinking

WANG Huinan, TANG Lijin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Anhui 230026,China )

Abstract :Honet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based on Adorno’s non-identity thinking, which includes three forms of recognition, i.e.,"love, law and solidarity", and three forms of contempt, i.e., "rape, deprivation of rights and insult". Honet’s recognition theory has intimate contact to Adorno’s non-identity thinking.First, it completed a development from social criticism to the political and ethical criticism, from heterogeneity to homogeneity and from the absolute negation to the relative negation. And then, from the solution path and the concept of materialization, it realized a transcendence from the road of art to recognition and from object to subject preferenc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o that the recognition theory can have mor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recognition theory; non-identity; contempt; transcendence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5595( 2019) 04- 0060- 06

DOI: 10.13216/j.cnki.upcjess.2019.04.0009

收稿日期: 2018-09-23

修回日期: 2018-10-13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WK2111070006)

作者简介: 王慧楠(1995—)女,安徽阜阳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汤俪瑾(1977—),女,安徽芜湖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曹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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