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多时贤 事多近代——《虞初新志》所表现的士人心态及其文化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人论文,意蕴论文,近代论文,心态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潮（1650—1707年之后），字山来，号心斋，又号三在道人，安徽歙县南蒋国村人。清初著名的小说家、刻书家，著述颇丰，有《心斋杂俎》、《花影词》、《聊复集》、《七疗》、《幽梦影》等二十多种存世著作。在清初文坛，享有很高的声誉，其流风遗韵，给后世留下了很深的影响。“虞初体”小说的开创是其在文学上的影响之一。继明汤显祖选辑的《虞初志》之后，张潮在唐人轶事之外，广搜当代之人，当代之事，编成了富有现实性和新鲜感的《虞初新志》。这部在清代初年最有代表性的传奇小说集，很快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前贤时俊对《虞初新志》小说体制的创新及其表现的小说观颇有研究，而对其表现的士人心态尚无深探。本文着意于此，并从文化意蕴上予以剖析。
一
《虞初新志》用志人笔法，描绘了一幅时代众生群像图，把清初士人形态，“摹仿毕肖”（张潮《虞初新志自序》），（注：本文所引《虞初新志》版本为上海书店1986年版，下不出注。）他们既有各自的特征，又有时代的共性。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类：怨世的狷介孤高之异士、避世的闯荡江湖之豪客和玩世的厕身市井之小民。
怨世的狷介孤高之异士。明末清初，社会变动异常激烈，政治黑暗到了极点，满族的统治，使汉族士人心理普遍失衡，表现出一种怨世的心态，在愤懑与压抑的环境里，一些士人以异端畸行行世，以弥补失落的心理。《虞初新志》不乏诸如此类似疯似狂者，如《武风子传》中的武恬，性好闲，不谋荣利，嗜酒，日惟谋醉，凡游艺杂技，过目不忘。以绘画名天下，擅长在滇箸上作禽鱼花鸟山水人物，人奇之，每得其双箸，争购钱数百。“流贼”索取，武风子匿而不出，大笑曰：“我岂作奇技淫巧以悦贼者耶。”“流贼”系之来，至则白眼仰天，暗无一语。片言就将一个“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武风子形象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八大山人传》中的八大山人，性孤介，颖异绝伦，善诙谐，喜议论，娓娓不倦。甲申，国亡父卒，山人承父志，亦喑哑。左右承事者，皆语以目，合则颔之，否则摇头，对宾客寒暄以手，听人言古今事，心会处，则哑然笑。又如《鲁颠传》中鲁颠，独行吴越间，裸行，上身披一破布，下身着厚絮裙，污重染，从不更换，以示与世不同污。
小说中的士人们以“异端”自居，显露出了作者的一种故国之思、兴亡之感，“武生岂真风子耶，不过如昔人饮醇近妇，以寄其牢骚抑郁之态，宜其箸之不轻作也”（张潮《武风子传跋》）；八大山人“其醉可及也，其颠不可及也。”（陈鼎《八大山人传》）
怨世心态还表现为士人借作品隐露出一种反抗之志，旁见侧出，借故事中意象抒发感慨，如林璐《象记》，写崇祯时选用大象作禁卫，后明亡，“皇朝定鼎，征贡象”之时，一象抗命不尊，“呼之不至”，数日后昂然来取其偶，守土者设大炮相威胁，并以“今天子神圣”云云相威胁，象镇定自若，宁愿赴死，不肯入贡。作者于篇末议论云：“爱妻并爱吾身”，“而今见之于一象”。隐喻眷恋故国、不愿仕清的明之遗民，其义自明。林璐，字玉逵，号鹿庵，浙江钱塘人，明末诸生。朝廷选用大象作禁卫，完全是作者用作影射的巧妙构思，寓意不屈仕新朝的民族气节。而变节者更为士人抨击的对象，徐芳《义犬记》写一犬奋不顾身，为主人伸冤报仇，表现了对主人的忠心，篇末作者议论说：“夫人孰不怀忠，而遇变则渝；孰不负才，则应猝而乱。智取其深，勇取其沉，以此临天下事，何弗辨焉？予既悲客，又甚羡客之有是犬也。”感慨人不如犬，人不如兽，自然可以说明当时世情之浇薄，而“遇变则渝”，“应猝则乱”，表现了作者徐芳对那些甘心作满族新贵走狗奴才者的痛恨和讽刺。
避世的闯荡江湖之豪客。清兵入关之后，进军江南各地，大肆烧杀抢掠，造成广大人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如周亮工《书戚三郎事》中的戚三郎身被十三创，还被砍了头的悲惨景象，就充分暴露了满清统治者的残暴。世衰道微，政治黑暗，士人深表不满，并有深刻的批判。慑于统治阶级的残暴，一些士人淡于进取，但不失豪情，却以侠气染荡末世之邪恶。《大铁锥传》中的大铁锥，因手持大铁锥而得名。他力大无穷，识见高远，却所遇不偶。诸响马拥他作领袖，遭他拒绝。投奔宋将军门下，又“皆不足用”，毅然离去，流落江湖，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叹，三称“吾去矣”，语气中透示出意气雄健、磊落坦荡的豪侠英风。又如《汪十四传》中的汪十四，“有燕赵之风”，往来西蜀山中，保护客商行旅，行文曲折跌宕，雄风慷慨，意象豪壮。即使写其思退之语，“吾老矣，不思归计，徒挟一弓一矢之勇，跋履山川，向猿猱豺虎之地以博名高，非丈夫之所贵也”，仍不失壮士本色，气象宏大，没有丝毫文人式的感叹伤悲，言语风格和人物性格相合无间。
《虞初新志》中不乏女侠，如《名捕传》中的名捕妇。名捕夫妇遇贼劫供银，夫患病在身，妇“更束马肚，结缚裙鞴”，攘臂“绝尘而去，顺风呼贼”，贼发五箭，妇以弹拨箭，箭急落地，急发一弹杀人，又挥斥斫杀一人，贼惊惶失措，“置银，舁尸而逃”。诸捕“舁银而还”，妇“犹旖旎寻常”。片言只语，描绘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勾勒出了一个动若脱兔、静若处子的侠女形象。
除此之外，还有《李一足传》中既孝亦侠的李一足，《髯焦传》中见义必为，矢志不屈的髯焦，《剑侠传》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二剑侠，《王义士传》中以气节自重、任侠好义的王义士，《髯参军传》中人称真奇杰非常之士的髯参军等等。
即使挡路抢劫的强盗，也盗亦有道，《雷州盗记》写雷州太守金陵某人，赴任途中被强盗所杀，盗即假冒其名而就其职，“甚廉干，有治状”，后被太守之子知其情，盗即被械杀。盗假冒太守之后，为官清廉，受人民欢迎，反映了当时官吏的腐败无能。正如时人所说：“盗乃能守若此乎？今之守非盗也，而其行鲜不盗也。则无宁以次守矣，其贼守，盗也。其守而贤，即犹愈他守也。”（徐芳《雷州盗记》）
现实中的无奈使士人只能希冀仗剑豪侠的侠士来惩恶扬善，匡正扶弱，通过侠士精神来慰藉自己的心灵。避世心态背后反映出了士人渴望太平之世的愿望。
玩世的厕身市井之小民。明清之际的文人因处在政治风云剧变、天崩地坼的鼎革时期，历尽世变沧桑，笼罩在他们心头的，常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迷惘与感伤情绪。在动荡不安、朝不保夕的困境中，在当时文禁森严的高压政策下，有些士人采取了回避重大的、敏感的政治题材的策略，转而另辟蹊径，将目光投入世俗生活。其中以“名士风流”标榜的市井小民，他们关注自我，专注自身，追寻玩世的乐趣，如《一瓢子传》中的一瓢道人，性嗜酒，善画龙，敝衣逢跣，担筇竹枚，游鄂渚间，行歌漫骂，学百鸟语，弄群儿聚诟以为乐。《狗皮道士传》中的狗皮道士，冠道冠，蹑赤鸟，披狗皮，作犬吠声，酷相类。张献忠入寇，作犬吠声，侮弄张献忠如襁褓小儿。所谓：“人皮者不能吠贼，狗皮者反能之，可以人而不如狗乎？”（张潮《狗皮道士传跋》）又如《卖花老人传》中的卖花老人，“以种草花为业，家尝有五色瓜”，“朝晨担花向红桥坐卖，遇文人墨客，赠花换诗而归，或遇俗子购之，必数倍其价，得钱沽酒痛饮。市人笑为花颠。”
还有专攻自己的技艺，并以此为乐者，如《汤琵琶传》中的汤应曾，有极高的琵琶演奏技艺，人称汤琵琶。“著名大梁间，颇自矜重，不妄为人奏。”《柳敬亭传》中的柳敬亭，善谈论，“目之所视，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此说之全矣。于是听者傥然若有见焉。”他们的行为突破了传统礼教的藩篱，表现出了一种“狂诞”性格，有魏晋士人之风。
同时，《虞初新志》或为实录，或作虚构，记述了明亡后一些士人入道学仙的生活，表现了他们“清净无为”的处世态度。如陈鼎的《彭望祖传》，主要讲彭望祖得丹书三卷，熟读之后则成飞仙。明亡后弃举子业，往游江南，山川险阻，第相去数千里，望祖乘龙而去，半夜而返回。作者很向往那种生活，曰“神仙固多幻术也，往往以幻术游戏人生”。常感叹无缘与其相遇。又如《活死人传》写活死人爱本素封，“明亡，散家财，弃妻子”，入山学仙，十年道成；后活埋土穴，三年而死。也表现了作者对“清静无为”思想的认同。
《看花述异记》写作者睡梦中走进了一个鲜花烂漫、云霞缥缈的环境之中，会见了一个个古代的仙人、才子、美人，歌颂、赞美了她们美丽的容貌，优美的心灵和奇才异能。作者把发生在不同时代与环境的故事，安排在同一个虚幻的境界里，编织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刻画她们形象，表现她们心灵。作者与她们同脉搏、共享乐，生动地表现了作者爱才、爱美之心，给人以美好的感受，也为自己心灵创造了一方净土。诸如此类的作品在《虞初新志》中有不少，展现了士人们在另一种生活中寻找自己的欲望。
正如张潮《虞初新志自序》所言：“其文多时贤”，所收作品有姓名作者约八十人，“佚名”作者五人，大多为清初人氏，部分出生于明崇祯年间，部分与张潮出生仿佛；“其事多近代”，其中记述明末事者约三分之一，记述清初事者约三分之二，有近二十篇直记康熙年间人情事理；以“事奇而核”为标准，比较真实地反映当时士人的生活风貌和思想情趣，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士人各种心态，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们对当时政府不满之情。因而，具有深入研究价值。
二
《虞初新志》能成功地表现当时士人心态并非偶然，有着丰富的文化意蕴。我们将其置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清初文化的纵横交错点上，从其文化心态入手去探索诠解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意蕴，就会有新的体悟和发现。
直抒胸臆，放性任情，张扬个人情感是其文化底蕴之一。《虞初新志》所展示的是一个斑斓多彩的情感世界。它以一代士人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气象和审美情趣作为支撑依托，显示出特异的风韵和色彩。这里很少有对飘逸高寄、简淡玄远生命情趣的玩味，更多的是忧患意识浸染后的社会使命感、责任感的流露；这里很少再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避害畏祸的惴惴不安，取而代之的是慷慨陈词，以不可一世的气魄评论国事，张扬灵知。
言情，是明末清初士人的一大追求，从哲学到政治到文学，无不显示出言情的踪迹。这一时期的文人论述及文学创作也都以情为出发点，主张文学的命脉是情，文学的任务是抒情。万历名士吴从先说：“情也者，文之司命也”（《小窗艳记序》）。汤显祖则言：“世总为情，情生诗歌。”（注：汤显祖《耳伯麻姑游诗序》，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0页。）此时的人们，情感至上。在尊情思潮影响之下，明末清初的文学园地里盛开出一朵朵闪耀真情的奇葩，诗文、小说的创作都以情感为纲。被张潮称为“一部悟书的《西游记》，一部怒书的《水浒传》，一部哀书的《金瓶梅》”，（注：张潮著，罗刚、张铁弓译注《幽梦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第85页。）以描写人物的情感见长，蕴含着作者的大悲大愤、大彻大悟的感情体验。这些作品不求藏之名山，经世致用，只为自由地抒发自己的喜乐哀怒之情，所以也不刻意追求内容的伦理与为文的哲理性，而是放性任情，恣意行文，直抒胸臆。
主情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张潮，曾曰：“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一世界。”（注：张潮著，罗刚、张铁弓译注《幽梦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第85页。）《虞初新志》以文采风流为宗旨，特别关注爱情、豪侠、畸人、隐逸，意识形态领域有相对的自由，少一些拘束，多一些洒脱，作品中浸染着他的主情思想。首先，男女爱情是其要表现的性情之一。“红颜薄命，千古伤心”的小青，“合小青二字，乃情字耳”（张潮《小青传跋》），表现出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追求。《虞初新志》中的佳人与名士之间的关系，多涉及男女风情，给人以风流倜傥之感。比如柳如是与钱谦益：“柳既归守伯，相得欢甚，题花咏柳，殆无虚日。”（徐芳《柳夫人小传》）其中的名士痴于情，深于情。董小宛殁后，“辟疆哭之曰：‘事不知姬死而吾死也！’千古神伤，实堪令奉倩、安仁阁笔也。”（张明弼《冒姬董小宛传》）张灵因思念天各一方的崔莹，呕血不止，三日后去世（黄周星《补张灵、崔莹合传》）。太恨生因情痴而得心疾（徐瑶《太恨生传》）。足见士人们对感情的忠贞和痴情。
其次，诸作者喜以名士自居，流连声色，欣赏畸人，豪纵倜傥，不为时俗所牵。他们对下层社会的畸人兴趣极浓，如对《鲁颠传》中的鲁颠，突出了其异端畸行。他“悬足架上，垂首卧”，世人以为怪异，而在作者眼中却是超凡脱俗的奇人。《刘酒传》中刘酒之嗜酒，“其名酒，其款酒，其死亦酒”，凸显其嗜酒之性。张潮的这种适世娱世之情还表现在对艺人及其技艺的大力张扬上，如柳敬亭的“滑稽善谈，风生四座”；汤琵琶所弹琵琶，“百虫之号，一草一木之吟，靡不于其声中传之”。由此可见，《虞初新志》所道“甘食悦色人情”，所谈“嗜好之性，皆出自然”，表达了张潮“聊抒兴趣，既自怡悦”（张潮《孙文正黄石斋两逸事跋》）之情。
性好幽奇，搜神记异，喜人谈鬼，以抒发内心积郁和苦闷是其文化底蕴之一。好奇尚异是我国古典小说创作的一大美学特点。仅从《列异传》（曹丕）、《搜神记》（干宝）、《异苑》（刘敬叔）、《玄怪录》（牛僧孺）和《传奇》（裴櫆）等书名中，可以窥见这种艺术风尚的由来已久，实已成为中国古典文学重要的民族特色。因此，在文学批评史上，形成了一种尚奇的艺术观。
清王朝中央政权逐渐巩固，加强了对文人言论自由的控制，于是一些作家乃通过搜神谈鬼以抒发内心的积郁和苦闷。宋起凤于“隆替变革之故，稔熟见闻”，乃撰作《稗说》，“聊以排除客游穷愁之感”。（注：宋起凤《稗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当时迷信鬼神的风气盛行，社会上流行着形形色色的鬼狐神怪故事。与时代的文学风气桴鼓相应，文人喜搜神记异，任诞矜奇。如蒲松龄说他“雅爱搜神”，“喜人谈鬼”（注：蒲松龄《聊斋志异自序》，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东轩主人说他“闲居多暇”，“辄求异闻，以资嗢噱”（注：东轩主人《述异记自序》，《述异记》，《说铃后集》本。）；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说钮琇“喜谈神怪，以征其诡”（注：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商务书馆1959年版，第1319页。）。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置之集中。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页。）
张潮亦是“尚奇”者，在《虞初新志凡例》中曰：“性好幽奇，衷多感愤。故神仙英杰，寓意《四怀》；外史奇文，写心一启（予向有才子、佳人、英雄、神仙《四怀诗》及《征选外史启》）。生平罕逢秘本，不惮假抄；偶尔得遇异书，辄为求购。”他认为“离奇诡异”之文，方能“引人着胜”。曾曰：
……况天壤间浩气卷舒，鼓荡激薄，变态万状。一切荒诞奇僻，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事，古之所有，不必今之所无；古之所无，忽为今之所有，固不仅飞仙盗侠，牛鬼蛇神，如《夷坚》、《艳异》所载者为奇矣。
借“才子、佳人、英雄、神仙”等“幽奇”题材写“感愤”，这是张潮的重“奇”思想的表现。《虞初新志》选材原则是“表彰轶事，传布奇文”，写豪侠、写异士、写小民，以“奇”作为他们的共同点。张潮的篇末评语一再对此加以强调，如：“叙次生动，觉人奇情跃然纸上。”（《徐霞客传跋》）“古今盲而能文者，自左卜以下，推吾家张籍，今得此公，亦不寂寞矣。然诸人仅工诗文，而此公复能书，则尤奇也。”（《盛此公传跋》）“吾乡有此异人，大是为新安生色，而文之夭矫奇恣，尤堪与汪十四相副也。”（《汪十四传跋》）
为了突出其猎“奇”的思想，抒发其愤懑，张潮强调以“核”来增强感情的真挚。《虞初新志自序》提出“事奇而核”。“核”即真实，多是指事物的实际存在性兼有按照事物本来面目予以反映的意思：“诚所谓古有而今不必无，竟为事之所有者。”愈“奇”之事，愈需要“核”之理，“读之令人无端而喜，无端而愕，无端而欲歌欲泣”。如《奇女子传》写某女子被兵卒王某掳去他乡为妾，该女子后待王某从军远行时，设计逃归故里，奇计奇行，却合情合理，故深得张潮赞许而称之为“妙”。凡此可见，张潮面对着令人失望，无法立足的社会现实，借助“一切荒诞奇僻”之事，“纵横俯仰，开拓心胸”，表达了他对人生真谛的睿智深刻思考，对实现理想精神的热切希冀，对至真至美人生自由境界的执着追求。其中所孕含的丰富文化意蕴，至今仍值得人们去深思体味。
呼唤豪侠精神，以侠气染荡末世之邪恶，洗刷儒生之酸气，补偿文人之心理，这是其文化意蕴之一。《虞初新志》所展示的时代现象是：整个官场是“凡清官都犯事，凡污吏尽升迁”的黑白颠倒，整个社会是“流贼徒蜀败奔”；“张献中屠戮楚中，麻城人为贼所杀，魂走川中”，动荡不安；人们的心态是对金钱趋之若鹜，对道德弃若敝屣的末世心态。士人无力挽救这个“猫鼠同眠”的时代，对统治者也没多少奢望，只希冀仗剑豪侠的侠士来惩恶扬善，匡正扶弱。正如张潮所说的：“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幽梦影》）“有剑须挂烈士鞴，不平肯为人间留。”（注：张潮《杂兴》，转引自潘承玉《张潮：从历史尘封中披帷重出的一代诗坛怪杰》，《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侠”的概念，古已有之，它最早见于战国时期《韩非子·五蠹》中：“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注：李诚、勾承益译注《〈韩非子〉白话今译》，中国书店1994年版，第644页。）敢以高超的武艺触犯国家的禁令，其行为不受王法的约束，谓之侠。“侠”的出现与“儒生”相对，以武勇雄豪为特征，有英雄之气，可补儒生之不足。豪侠，这一类人多出身于下层贫民，家无恒产，性爱行侠，日常行事多有义举，成为处于困境中人们的精神支柱。在传统文化中，侠士受到历代文人乃至大众的褒扬，特别是到了“纲纪废弛”的封建末世，侠士的活动舞台更广阔了，重要性也增加了，时代在迫切呼唤侠士出来主持公道。正如柳亚子诗所云：“乱世天教重侠游”。（注：柳亚子《题钱剑秋〈秋灯剑影图〉》，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8页。）有鉴于此，张潮适应时代的呼唤，满足大众心理，独具匠心地塑造了一批侠士典型。《虞初新志》中除了“有燕赵之风”的汪十四之外，其中的艺人、佳人、小民、异士都具有豪侠之气，如著名艺人柳敬亭“为人排患解纷率类此，亡散累千金，再贫困而意气自如”；不以“奇技淫巧以悦贼”的武风子；“尚侠轻财，急人困”的高昽；就连其中的妓女也充满着侠气，如江南名妓李香，侠而慧，知书达理，不阿权贵，感情专一，对东林党深恶痛绝，对民族事业却是一番豪情。侠士成为当时人们心目中能迅速扫清社会恶势力的一个有力依靠，想凭借他们涤荡社会之阴霾，冲洗儒生之酸腐，强壮民族之精神，一吐积郁在文人大众心头的抑郁不平之气。
从中国古代文人追求的人生境界来说，儒生之书与侠士之剑能互补统一，方为佳境。张潮的人生理想境界亦如此，从气质禀赋来看，他身上不乏豪气爽朗的风采。如其《四怀诗》所吟：“我所怀兮在英雄，豪侠慷慨气贯虹。秋郊击剑报知己，挥金那顾家计穷。奈何我生交不获，生生块垒凭谁释？不及生当中古时，椎埋屠狗皆堪容。”（注：张潮《杂兴》，转引自潘承玉《张潮：从历史尘封中披帷重出的一代诗坛怪杰》，《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张潮所尚“侠”的实际内涵显现出十分明显的市民文化气息，在他心目中“侠”成为一个见义勇为、扶危济困的基本市民道德理念的载体，具有普遍性与平民化的鲜明特点。《虞初新志》中豪侠、隐逸，畛域不甚分明：或由侠而隐，或亦隐亦侠。隐居是性情激烈的一种表示，为世俗所激，不愿同流合污，这就通于侠了，如花隐道人，“慕朱家、郭解为人，尚侠轻财，急人困”。这既是一种人格力量的凝聚，一种豪侠精神的象征，一种文化传统的载体，又是由“纲纪废弛”的污浊尘世到不受王法束缚的世外桃源的过渡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