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编撰新图景：大众化历史叙事的隆起——兼论后现代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图景论文,史学论文,后现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史学一向是最有光辉的一门学问”。①然而，一个时期以来，这一“最有光辉的一门学问”却面临着一场五味杂陈的尴尬：为其所鄙夷、嘲笑甚而不耻的所谓“史学大众化”正如野火燎原，而专业史学却因与这个市场主义统摄一切的时代落落寡合而不得不困守书斋。在这样一个名之为知识经济的时代，作为一门知识的专业历史学因无显见的经济价值几乎被世人推向所有知识领域的最边缘，与大众化史学的“井喷”式表现之间似乎构成了世纪初文化版图中颇具张力的一幅图景。在专业历史学看来，大众化的历史书写不过是低级历史趣味在市场撩拨下的偶一放纵，是迎合大众文化的新版野狐禅，甚至用不着去正眼看待。然而，大众化史学书籍的巨大发行量②和《百家讲坛》节目众多的拥趸又意味着广泛的承认和赞许。难道我们真的能凭“时尚史学”、“娱乐史学”、“摇滚史学”等几个揶揄、调侃的词语，或者仅仅不屑一顾地把“史学大众化”的“始作俑者”讥讽为“学术超女、学术超男”就能把它归置到墙角，然后一切就风平浪静了吗？事情好像并不是如此简单。
大众化历史叙事何以能够隆起
只要稍微翻看一下市面上林林总总的通俗历史读物，就会发现大众化的历史书写与专业史学迥然歧异。它的叙事模式是：舍弃严谨枯燥的学术性语言，追求通俗活泼的行文风格；过滤掉“故作艰深”的、在普通人看来抽象玄妙而又无比空洞的历史“规律”和“结构”等“宏大叙事”，凸显历史发展过程中引人入胜的“情节”和“故事”等元素。要把历史写得“好看”，这是大众化历史书写最重要的特征。“历史本身很精彩，历史也可以写得很好看”是一些从大众阅读着眼来书写历史的作者们共同擎举的旗帜，他们就是从标榜“好看”而挑衅性地摆出与专业历史写作分庭抗礼的姿态的。由此，这一轮“史学大众化”的“喧哗与骚动”的价值也就表现出来。其最突出的意义在于，它宣示着一种新的叙事品种——大众化历史叙事的萌动。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它预示着知识变迁的新动向。可以说，过去60年来，在文化领域中是两种历史叙事居于绝对强势地位，一种是政治层面的官方历史叙事，另一种是学术层面的精英历史叙事，而且它们还时常缠结在一起。这两大叙事模式垄断了历史的话语权，作为大众，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接受这两大叙事模式拼接出来的历史拼图。而现在，随着这些来自民间的、为数众多的、没有受过正规历史学专业训练的历史撰写者群体(所谓草根历史学家)的出现，新的历史叙事主体正在生成。他们的“一拥而上”说明，大众化历史叙事正在摆脱过去那种失语状态，渐渐从地平线上长大身影。这种大众化历史叙事反映大众的历史趣味，从大众的视角来认知、解读、构撰历史。而且，即使是“史学大众化”写作的另外一翼——那些来自专业学术机构的职业历史学家，也在自觉转换角色和身份定位，在话语方式、表述形态等方面向大众的维度平移。
如果放宽观察的视界，就能发现大众化历史叙事的隆起有一个深刻的背景，这就是近年来大众文化的崛起。大众文化轫始于西方19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移，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一种主要文化形态。这一点从文化研究学者对大众文化所作的价值判断之变动就可略见一斑。兴起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霍克海默、阿尔多诺、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站在文化精英的立场上，认为大众文化是标准性、单一性、消费性、商业性文化，大众文化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消解了大众的主体性和反抗社会的意志，因而他们对大众文化持激烈批判的态度。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威廉斯、霍尔为代表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则乐观地认为商业渗透到文化领域后，终于使那些只能由中产阶层和上层贵族才能欣赏到的文化进入了民间和日常生活领域，新的文化不再被特权阶层独占，它将提供一个更为广泛的交流空间。而到了后现代理论占据西方理论中心地位之后，以杰姆逊、利奥塔、鲍德里亚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理论则认为大众文化是后现代文化精神的展开，是后现代精神的重要表现形式，甚至于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③而在极力张扬民粹主义的美国学者费斯克看来，大众文化则隐含着一种积极能动的自主性的观点。他提出要重新理解大众文化，肯定了大众文化的启蒙性和独创性，并认为大众文化是从下面长出来的，是人们自发的土生土长的表达，因而大众文化是地地道道的文化，是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大众文化发出的是对抗主流文化的声音。④而在中国，大众文化飚起于20世纪90年代，并很快“大规模占领了文化空间”，⑤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亿万人形成自己道德和伦理观念的主要资源。这一潮流绝不是对西方的简单模仿，而是与西方大众文化有着相同的原生背景，或者说有着相同的内在秉赋。这主要表现在，同西方国家一样，中国也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市场经济实体，初步形成了一个现代工业的社会；大规模的城市化、都市化正在膨胀；大众文化的传播媒介高度发达，甚至达到西方国家的水平。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就像在经济领域一样，西方大众文化发展历程中出现的现象，也正在或将在中国渐次重演。也就是说，大众文化在中国也将经历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这是不难预见到的。我们从大众化历史叙事崛起的姿态来看，无论是它的传播方式，还是它所受欢迎的程度，都可以看作是大众文化从文学、电影、音乐浸漫到历史叙事领域的一个表现。它是正在发生后现代转向的大众文化在东方语境中所结的一个果实。因此，它有自己的系谱，非常值得认真对待。遗憾的是，与西方主流学术界对大众文化的承认甚至主动迎合不同，国内精英知识分子仍然对大众文化非常的“陌生、惊讶和隔膜”，⑥对其基本上持一种忧虑、否定和批判的态度。
除了大众文化凌越精英文化这一背景，史学大众化之隆起还有深刻的社会性原因。其一，面对快速发展的社会，人们需要回视过去以获得平衡。这是因为，“不断加速的社会变迁的后果，就是人们觉得被从自己的根那儿扯断开来的难受的感觉。因此，大多数人都有着重建与过去的接触的心理需要。于是，他们需要阅读历史，以重建这些联系。因此，只要这个世界还在照它现在的方式和速度继续发生变化，历史就会是许多人都感兴趣的东西”(彼得·伯克，第279页)。⑦不了解历史，人们就无法将正在发生的事情放在时间向度内更加广阔的趋向中加以定位。其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大的变迁就是世俗社会的回归。现实的回归，必然伴随着对历史的招魂，于是被湮没在历史中的一些世俗生活的场景也全面复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与专业历史学关注“大历史”不同，大众化的历史叙事更多的是打捞历史的细节，诸如帝王心术、宦海浮沉、世井百态、旧朝掌故，等等。而这些东西，在学院派历史学看来，都不过是“时间长河所携带的历史碎片”。⑧但是，他们也许忘了，正是这些“历史碎片”建构了普通民众的知识系统和日常生活的体验。在公众眼里，这些“历史碎片”恰恰隐藏着他们所赖以存在的历史“源代码”，通过读解这些“源代码”，他们就能够感性地将日常生活的体验与过去的历史连接起来，形成属于他个人的历史观念。他们所希望的，是在那些历史的肖像中，看到自己的面孔。而恰恰是在这些场域，着重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的专业史学留下了大量的空白。他们之所以愿意接受这些通俗的故事而不是大而化之的原理或者规律，是因为绝大多数人并不是用抽象的概念，而是用具体之物来思考的。⑨对大众化历史叙事来说，“生活并不在历史之外，历史也不是在生活之外”，它更愿意书写更具人情味的历史。这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大众历史叙事常常以隐喻的方式来叙述过往的历史，在那些历史撰述者的笔下，历史为什么常常被“现在化”了。发现原生态的“现在”，无论是在作者那里还是在读者那里，都是一个目标。不消说，在现实话语环境还有种种禁忌、话语的空间相对逼仄的情况下，过往的历史成了最好的“移情”对象。穿透现实话语空间的天花板，通过历史来比附现实、图示现实、观照现实、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建立起联系，这是很多大众化历史写作的初衷，也是公众认同大众化历史写作的一个关键所在。瞄准的是历史，但中弹的却是现实。历史得到了描述，现实却变得通透。这就是大众化历史书写之所以广受追捧的一个关键所在。我们可以举出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例证来证明这一点：这几年，在“史学大众化”写作中，“出镜率”最高的历史人物很可能是和珅，无论是“戏说”还是“正说”，对他的突出和放大，简直到了使人误以为他是中国历史舞台上众多人物中主要角色的地步。这种“和珅热”的出现，恐怕就和现实社会中贪官污吏横行无忌、腐败现象愈演愈烈不无关系。和珅跨越200年时光的复活，是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最贴切的说明。
专业史学何以门前冷落
相对于大众化史学异军突起，为什么专业史学只能瑟缩于学院的围墙之内而在社会上无波无澜呢？实际上，明白了大众化历史叙事何以能够燃起火焰，也就能明白为什么专业史学何以会凝结成海水。与大众化史学能够使普通公众易于进入并打通历史和现实两个现场不同，专业史学却为普通公众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阅读障碍。此处我们枚举两端加以说明。
首先，对于科学化的极端追求导致了普通民众对于专业史学的望而却步。
众所周知，近代史学的科学化是以兰克史学为标志的。作为“科学史学之父”，兰克发展出一套科学的史料考订方法。鉴于其在历史学成长为一门学科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基因突变”作用，这一方法被称为史学发展史上“哥白尼式革命”，⑩从此，世界史学走上了专业化、学院化的道路，兰克史学成为历史研究世界范围内都宗奉的治史范式。兰克给史学家们提出了“不偏不倚的教诫”，规定历史学家最高也是唯一的任务就是“如实直书”，写出“无色彩的”、“中立的”、“不偏不倚的”以及“不加臧否”、不作“判断”的历史。(11)在兰克看来，舞文弄墨并非史家分内之事，平铺直叙地呈现史实，纵使感到抑制和无趣，仍然是史学的最高法则。(12)稍后，到了实证主义史学那里，对历史学科学化的追求更加极端，竟然完全仿依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来进行历史研究，以求“发现制约人类社会的‘定而不移的法则’”。(13)“实证主义通过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置于同样的立足点上，就使其非人化了……在实证主义中，有着规律性、过程，有着大写字母H的历史(History)，人类仅仅作为其要素而存在”(杰尔泽·托波尔斯基，第157页)。总之，“近代历史学的各种研究方法是在它们的长姊自然科学的方法的荫蔽之下成长起来的”，(14)“19世纪自然科学获得空前伟大的成功，这就使得许多历史理论要在历史学中追求一种像是在物理学中那样的因果律的努力，一时蔚成风气”。(15)跨入20世纪，随着社会科学的方法不断被引进到历史研究中来，史学的科学化倾向进一步加强。(16)英国史家约翰·伯雷所言“史学是科学，不多亦不少”(17)成为史学家普遍遵守的信条。
对于史学科学化的追求，大大提升了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但是，对于历史学家们来说，以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为工具治史，渐渐程式化为为历史“祛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的修辞和文学结构越来越遭到漠视、甚至受到压制”，“因为他们认为修辞是学术合理性的对立面；接受修辞就意味着与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背道而驰。一个优秀的学者意味着：遵循研究的方法准则，钻档案。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做出好的、基于经验的解释”。在他们的眼中，修辞是反理性的，不过是咬文嚼字的游戏而已(耶尔恩·吕森，第176、181页)。结果，为了“孤零零”的显示事实，叙事——这一史学诞生以来就委身其中的书写形态仿佛瘟疫一般为史家避之唯恐不及。而“对于许多试图把历史研究转变为科学的人来说，历史学家继续使用再现的叙事模式，标志着在方法论和理论上的双重失败。一门学科如果把以叙事方式阐述其题材作为自身的目的，似乎在理论上是没有根据的；一门学科如果以讲故事的方式来研究它的资料，似乎在方法论上也是不充分的”。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叙事性具有将其题材‘戏剧化’和‘小说化’的天性，似乎戏剧性事件或者在历史中不存在，或者，如果的确存在的话，也由于其戏剧性而不能成为史学研究的合适对象”。(18)于是，“历史学家们忘记了历史学的语言和修辞策略，并以对研究方法上技巧纯熟的程式的认识取而代之”，从此，“作为研究策略的方法取代了修辞”(耶尔恩·吕森，第182页)，历史研究中“充斥着诉诸概括律、模型和普遍化来进行解释的那种没有了人味的史学理论”(埃娃·多曼斯卡，第313页)。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学摒弃叙事的过程，也是背弃读者或曰为读者所背弃的过程，“历史思维的职业化，导致了专家的研究与历史记忆在文化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之间的鸿沟”(耶尔恩·吕森，第173页)。当历史学爬上高高的科学殿堂向下张望时，发现早已空无一人。史学越来越被压制在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的院墙当中。“史家由于苛求精确而失之严刻，追寻资料以致过于琐细，加上量化的技巧，往往令读者望而却步，导致行内行外怨声四起”。(19)“科学史学的抽象方法及科学散文的枯燥和非人格性使外行对历史失去了兴趣”。(20)
对科学化的追逐，也是百年来中国史学最浓郁的情结。近现代中国史学“都是在西潮激荡下逐渐形成的，中国史学的专业化和学院化，也是西洋制度东来后的产物”。(21)自从梁启超1902年发表《新史学》以来，中国历史学的现代化就与科学化交织在一起，二者甚至达到足以相互指代的亲密。可以说，“在众多人文学科中，数历史的科学化冲动最为强烈、‘科学焦虑’最为深重”。我们很少听到“文学科学”或“文艺科学”与“哲学科学”等提法，而“历史科学”一词则是使用非常广泛的对历史学的尊称。(22)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虽然劈分为“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而且百年来二者之间互相缠斗，视同水火，但实际上，无论是“史料学派”还是“史观学派”，虽然“从表面看貌似南北两极，实则均因国人的科学迷恋而兴，并齐以‘科学的史学’相标榜”。(23)
例如：宣称“我们是中国的兰克学派”(24)的傅斯年就将兰克史学化约为“史学只是史料学”，要把“历史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25)“与各自然科学同列”，(26)种追求势必将历史学的叙事基因剔除得干干净净。傅斯年曾说：“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折把残嘴，果真由我们一整齐，便有我们主观的分数加进了。”(27)在这种治史理念下，历史叙事是不可能找到一点存活的缝隙的。历史研究只能“渐成为精细的科学研究报告”。(28)在这种情形下，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史学“良史莫不工文”(29)的叙事传统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削弱。而史观派学人则认为，“唯有型构或志在型构普遍规律，并以其规律解释社会变革、文明演进的史学，才是科学的史学，或历史的科学。因此，史学工作者的任务：上焉者，是追求并建构放诸四海皆准的历史发展规律；中焉者，是利用中国历史材料去阐发或笺注来自西方的所谓‘普遍规律’；等而下之的，便是援引精粗不等、真假参错的‘普遍规律’来解喻中国古今社会的演化与变革”。(30)尤其是长期以来，史观派历史书写主要在革命史范式内展开，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的意味，由此将那种规律化、模型化的历史强调到了极致，而历史叙事只能与“宏大”的主题和目标配伍才能取得存在的合理性。
总之，“努力把历史知识纳拜到‘科学’的麾下，使历史学领域成为科学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可以说是过去两个世纪中外史坛的基本倾向”。(31)并且，在科学化的历史学中，科学话语和学术话语早已成为一种外在身份标志，术语、范畴、体系等专业化词语天然地成为历史书写的关键词。文章越是诘屈聱牙，似乎越能说明文章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深度。这里仍然能够看到自然科学的影子。一位学者在总结当今学术语言的特点时说：“学术文章里奇怪的干燥的模糊的语词，弯弯绕绕的句子，让普通人望而却步，业内人士也照样头疼。”(32)
但是，历史写作归根结蒂是将历史真相包裹在文字当中，如果文字过于艰深，人们是没有兴趣打开这个包裹的。我们知道，交流必须建立在共同的符码之上，只有这样，编码者和解码者才能实现意义的传递。具体到历史书写，那就是要使用大众能够理解的语言。正如斯图尔特·霍尔所言：“语言是具有特权的媒介，我们通过语言‘理解’事物，生产和交流意义。我们只有通过共同进入语言才能共享意义。所以语言对于意义与文化是极为重要的，它总是被看作种种文化价值和意义的主要载体。”“同一文化中的成员必须共享各种系列的概念、形象和观念，后者使他们能以大致相似的方法去思考、感受世界，从而解释世界。直言之，他们必须共享相同的‘文化信码’……为了将这些意义传达给他人，任何意义交流的参与者必须能够使用同一‘语言信码’。他们必须——在一个非常宽泛的意义上——‘讲同一语言’”。(33)由此可见，对于大量的专业史学著作来说，由于科学化的语言符码造成的障碍，它们在大众那里是难以生成意义的。这里无形之中构成了一个小小的悖论：本来对历史真相的寻求激发了历史编纂的规范化，要求放弃修辞学和文学效果，因为人们相信这妨碍获得历史真相，但恰恰是放弃修辞学和文学效果妨碍了真相的扩散。
专业史学固步于学院而不能向外辐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时间向度上与大众的需求和关注形成了错置。在社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由于生存的逼迫，普通大众越来越关注当下，而20世纪90年代以还，专业史学却向后转，把目光投射到了过去，重回乾嘉、接续1949年以后全盘被政治化的学术所腰斩的学统成了这一阶段笼罩性的学术风气。这一学术群落取一种“不问政治”、“遗世独立”的治学态度，高调倡言“为学术而学术”、“政学分途”的学术理念，要求“理解并尊重那些钻进象牙塔的纯粹书生的选择”，揭橥专业化的大旗来与“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34)的学界传统分轨而行。陈平原曾经将这一学术思路概括为：“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35)在这一学术理路的导引下，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到30年代上半期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黄金时代”，因此学界的当务之急是回归、复兴这一时代，从而与以直面现实、“充满激情和想象”(36)为特征的20世纪80年代学术挥手告别。仅就学术层面来说，这一学术目标对于纯学术的发展有百利无一弊，然而这种“学者的自我调整与自我放逐”(37)不可避免会褫夺或者排挤学者们对现实的关注，使他们在思想上、情感上产生一种对于现实的疏离。这大概也就是学者所谓的“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的一个表征。虽然“躲进小楼成一统”颇能带来几分自得，但是这种向时间深处的回望与公众日益紧迫的叩问现实之门的要求之间理所当然会形成“时间差”，从而使他们分列于时间之流的两岸。于是他们就像暗夜中相向而行的两艘船，彼此都不在对方的视野之内。在史家看来，这一“放逐现实，回避问题”的学风，已经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致命伤。(38)
回归叙事、寻找读者与话语转换
其实，史学被局囿于书斋中这一现象早就为一些史家所不满，他们认为：“叙述故事是有待史学家做的美事。我们大多数太沉溺于分析与辩论了，以致将有忘记如何叙述故事的危险，甚至将有忘记叙述故事是史学家天职的危险。”(39)因此，在历史学内部，逐渐出现了要求历史书写回归叙事、寻找读者与进行话语转换的呼声。
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历史学的勃兴，这一声调变得前所未有的高涨。在后现代史学的冲击下，“宏大叙事”、“大历史”这些看起来天经地义的观念正在遭受强力质疑。“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向长期以来主宰史坛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发起的挑战成为当代历史思维领域中最令人瞩目的事件。这一挑战的突破口就选择在重新释放出被科学化的史学所幽闭在潘多拉魔盒中的历史叙事。相对于科学主义历史学通过切割叙事来为历史“祛魅”，后现代历史学则似乎在针锋相对地通过叙事来为历史“生魅”。在后现代历史学家看来，“叙事之于历史学家，就如公式之于科学家”。“叙事是一种工具——就此而论是一个相当有效的工具——能够使得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具有意义”(弗兰克林·安克斯密特，第94、93—94页)。在这一背景下，历史写作的审美层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强化。回归叙事、寻找读者、进行话语转换已成为当今历史书写的一个世界性潮流。历史学家在公众当中建立声誉似乎又成了一个值得期许的追求。
在过去，“历史著作的读者通常被排除在考虑之外”(弗兰克林·安克斯密特，第95页)。而在后现代史学看来，读者绝对不是被动的。在历史著作意义生成的过程中，甚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他们看来，“书一旦出版，作者就不再是其最佳的阐释者了”，因此，“这一下轮到读者做主了”(埃娃·多曼斯卡编，第96页)。卡罗·金兹堡就曾明言：“我清楚记得在我刚开始做一个历史学家时，我就有意识地决定，要同时为专业的和专业之外的读者而写作。在他的心目中，读者是使他的历史著作最终完成的一个合作者，因此他在写作中总是“想要尽可能地控制读者的反应”。(40)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也“特别关注于一条故事线索”，她认为“对于写作来说最要紧的就是你希望有读者来阅读，对它展开争论和思考；而且他们可能以完全不同于你的方式将你的论著变成他们自己的”。(41)在他们眼中，“历史学家对于广大的普通公众承担着某种文化责任”(弗兰克林·安克斯密特，第102页)。
正是因为要面对读者，这些历史学家也非常看重日常语言在历史叙事中的作用，在他们眼中，“日常语言代表着种族智慧的记忆。对于历史事件，人们能够说的仅只是他用自己母语中的日常散文性话语可能说的”。(42)因此，他们不再用拗口的科学话语来强调自己的身份。与此相契合，描绘微观故事成为历史学家复原历史现场的主要手段。通过微观故事，读者就会经由文本的中介而强烈地感受到历史，历史也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更加直接地到达读者那里，而没有受到历史学家各种意识形态的干预。在这样的情形下，读者的自由就更大了(杰尔泽·托波尔斯基，第156页)。
总之，在那种规律化、模型化的历史叙事模式受到公开挑战以后，“历史开始不再是只为了科学精英、而是以更加通俗的方式为了更广大的公众而写作了”(埃娃·多曼斯卡，第97页)。
只要细加观察，我们就可发现，严格说来，西方后现代史学的勃兴，其实就是一场发生在西方语境下的史学大众化运动。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场史学大众化相似，以大众文化的崛起为背景、面向非专业读者、着眼于微观故事、采用口语化的撰述方式等因素都成为西方后现代史学最明显的外部特征。这一点着实让人惊讶：我们竟能从身边看似粗鄙不堪的史学大众化中依稀看到后现代史学的影子。当然，把大众历史叙事和西方的后现代史学相提并论是荒诞的，因为，史学大众化既没有后现代史学那样系统、深刻的历史哲学作为支撑，所取得的成果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但是，它们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又是显而易见的。笔者以为，东西方两个史学大众化运动在关键之处出现这么多雷同绝不是一种巧合，一定有着深刻的原因。结合世界范围内学术的变迁大势以及中国特有的话语环境，笔者更愿意把国内史学大众化的崛起当作是支持史学转型的内在冲动在东方语境中得不到表达的一个畸形反映，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另类的后现代形态。这是否说明国内历史学内在已经具备了文体变革的迫切要求？
实际上，最近三四十年来西方史学所发生的变化，诸如历史研究领域以及研究内容的转移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文体的变动来带动的。文体的变化是后现代历史学最重要的表征。现在看来，文体在历史学中绝不是被动的，也绝不仅仅是文字的表述形态。“表现形式乃是内容本身的一部分”。“在你做研究的时候，倘若你已经明确地选择了你将要用来将你的表现写出的形式的话，那么，你的研究就会被文体的必然性、你所采纳的形式本身在文体方面的考虑所支配”(海登·怀特，第25、26—27页)。现代西方史学中一些新领域的犁垦，都是为了满足新文体的需要而拓展的。对新文体的实验，也许将是历史学突破既有窠臼的一个方向。
据实而论，文体的转换非同小可，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目前国内史学界对于历史书写的文体转向还有颇多禁忌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可以理解的绝不意味着就是合理的，须知，每一种新型史学形态的演化，必然有着它所孕化于其中的背景。后现代主义绝对不是心血来潮，更不是什么空穴来风，它“是文化生产过程和社会关系中某些深刻的裂变”，(43)那些导致和催化西方后现代转向的因素也将在东方语境中发挥作用。它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无法逾越的存在，迫使你接受它的话语方式。它在西方的发展表明，如果你否定它的存在，它就会毫不留情对你作历史化处理。更不用说在“史学全球化”日益彰明的今天，史学观念、作业手段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早已成为历史学无可逃避的一个生态。
也许是因为以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为代表的“叙事主义哲学”否认历史客观性的观点过于惊世骇俗，人们似乎仅仅关注后现代史学的离经叛道，而忽视了后现代史学实践层面与现代史学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共融性。实际上，后现代史学的哲学层面和实践层面之间并不和谐，而是存在着一定的龃龉。我们甚至可以说，后现代史学的实践层面与现代史学存在着交集，即后现代历史哲学并没有在后现代史学实践层面得到彻底贯彻。如那些最具有代表性的后现代历史学作家们(或许是想与后现代历史哲学家保持距离，他们往往并不接受这一称号)就对历史的客观性和构成历史客观性的证据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尊重。被称为微观史学掌旗者的卡罗·金兹堡就对《元史学》一书十分“憎恨”，甚至认为海登·怀特是历史学界的“法西斯主义者”(埃娃·多曼斯卡，第19页)，他旗帜鲜明地宣称“不想将自己与抹煞虚构和历史之间的分别的当前潮流搅合在一起”，他进而指出：“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极为盛行的证据观念，在最近20年里变得极其落伍，因为历史学家们变得越来越受到抹煞虚构和历史之间差别的观念的引诱，而且他们自身也不再关心着要证明什么事情。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我认为证据观念正在再度变得重要起来，而我当然想要尽自己所能为这种兴趣的增长尽绵薄之力”，因此他主张“将虚构和历史之间的分别保持得尽可能的清晰”。(44)他认为，“大多数人都遗忘了‘证明’(proof)曾是古代修辞学的核心课题，所以与其过分夸张史学与修辞学的关系，不如多加关注史学与举证的必要性。因此，史家的工作毋宁像似法官咸得遵循证据，方能办案”。(45)而《马丁·盖尔归来》的作者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则认为“历史学家需要有证据来支持他们所做的每一个陈述”是历史与虚构两种文体之间最深刻而又重要的区别。历史学家的工作戒条是：“不能只凭内心的想法，而且也要求诸外在于我们的某些东西，比如档案或手稿，或者从过去遗留下来的图画或某些踪迹。”(46)针对历史学的特征，另一位著名的精于“小写的文化史”的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则说：“与文学学者和哲学家不同，我们必须提出证据以支持我们的论证，我们无法将它从头脑中去掉。”他“对于刻意贬低事实的做法越来越不能容忍”。他说：“我们无法拥有未经中介过的关于过去的知识，并不等于说有关过去的任何说法都行得通，或者说没有一种说法比之别的更好。”(47)显然，在三位以后现代名世的历史学家那里，证据都是从事历史研究无可动摇的基础。但是，一直以来对后现代历史学否认历史客观性进行口诛笔伐的传统史家们似乎都忽略了这一点。笔者以为，相对于理论层面的后现代历史学家们诸如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的哲学论断，实践层面的后现代历史学家(诸如卡罗·金兹堡、纳塔莉·泽蒙·戴维斯、勒华拉杜里等)的作业方式更值得重视，他们身上可资借鉴的东西更多。我们可以不认同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层面上的某些观点，但可以学习借鉴其操作层面的技巧。
近年来在历史学领域发生的写作的审美层面与我们可以称之为“科学的”和“哲学的”关切之间出现的对抗所导致的一个积极成果，就是对过去那种历史写作存在统一性认识的超越。其实，历史学的范式从来就不是变动不居的，而且，从历史学的属性上看，这一个过程还将永远保持下去，因为，“历史学是一门前于范式的学科”。换句话说，历史学就像是波义耳之前的化学或者欧几里德之前的数学，也就是说历史学中还没有出现过创造了强有力的统一性范式的一位伽利略或者一位牛顿。而且，可能不会有这样的人了，而这就意味着历史学也许永远就维持在一个前伽利略或者前牛顿的阶段。(48)所以海登·怀特才会说：“研究历史有着许多不同的方式，我们为着不同的缘故而研究历史。不可能将某种研究历史的方式立为正统。”(海登·怀特，第19页)不过，这并不是历史学的悲哀，恰恰可能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正是因为没有一个“统一性范式”，历史学的发展才能有无数种可能，才能有不断向外扩展生长的空间，才能像它所依附的客观世界一样千姿百态。
后现代主义对于史学进行了强有力的冲击，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后现代主义又给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我们在对后现代极端相对主义进行批驳的同时，也要对后现代史学促进史学发展所起的正面作用予以肯定。就连对后现代史学提出最强有力质疑的伊格尔斯也承认：“后现代主义理论对于过去差不多两百年来历史写作的方式，提出了各种各样合情合理的问题。”他对最近二三十年以受到后现代冲击为背景的历史学所做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我们看到的不是历史学的危机，而是历史学的极大丰富，”“而今它比之既往有着更大的多样性。”(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第128、127—128、132页)而另外一些历史学家也认为：“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震动生气十足”(杰尔泽·托波尔斯基，第162页)，“它将更多的话语元素引入了历史学家的整个营生之中，使得历史研究更具活力。就此而论，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而言是件好事。”(耶尔恩·吕森，第187页)可见，后现代史学不仅没有为史学唱起挽歌，却反而激活了史学发展的生命力，使史学展现出“节外生枝”的蓬勃生机。
正是由于后现代史学对宏大叙事的否定，前所未见的主题和研究路数才能够层出不穷，小历史、微观史、日常史、新文化史等新品种才能在历史叙事中开花结果。对于后现代史学在认识论上的发难，历史学家聪明地选择了从方法论上进行沉着应对，从而化危为机，从后现代的围剿中突围而出。可以说，后现代主义这一石，激起的却是史学创新千层浪。对于历史学来说，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发挥着“鲇鱼效应”，(49)西方史学近三四十年的转型与繁荣，正是在后现代主义的驱赶下来实现的。所以，从史学经历了后现代洗礼依然能够茁壮成长来看，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处理得当，反而能成为历史学的良朋益友。
时至今日，文学性与可读性仍是西方学术界衡断历史书写的一个重要标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詹姆斯·比林顿在评价获得2008年度“约翰·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历史学家彼得·布朗时说道：“布朗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文学性和可读性的历史学家之一，把基督教一千年间一些鲜为人知的魅力人物，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50)以克鲁格奖欲与诺贝尔奖比肩的声誉与地位，彼得·布朗所获褒奖的导向性自不待言。在2005年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也曾组织了“历史学家和他们的读者群”的圆桌讨论，从比较的角度来探讨史学著作如何为社会所接受的过程和特点。(51)可以说，叙事仍然在引领历史书写的风尚。不过，由于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去叙事化”的历史，对于历史的“好看”写法心存疑虑，认为历史学者不应该牺牲学院派的专业规范来迎合大众的欣赏口味，大众化的历史写作是历史学自降其格，将会丧失历史著作的品位。其实，这更多是历史学家的先入之见，因为历史著作并不必然与“好看”相排斥，专业的历史学家也可以把历史写得非常“好看”。比如，谁都不会否认史景迁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但是史景迁的作品都带有强烈的文学色彩，《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等书都是纯粹的历史著作，但都引人入胜，成为畅销书籍。再如柯文在其名作《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的序言谈及该书内容顺序的安排时，作了如下交代：“虽然按照年代顺序来看，本书中关于经历的部分也许应该放在前面，因为过去是先被人们经历，后来才被重塑或神话的，但是，我却把作为事件的历史放在了前面。”柯文这么做的首要原因，就是“希望本书能引起普通读者(非中国研究专家)的兴趣”，因为“对他们而言，从关于义和团事件的故事性叙述读起，可能更容易产生兴趣”。(52)
其实，史学的大众化追求一直是中国史学一条绵延不断的支流。早在唐宋之际，史学在日益规范化和官府化的同时，又以强劲不衰之势兴起一个通俗化和平民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记述内容，另一个是传播方式。就记述内容来讲，开始涌现以记述琐闻轶事为主的历史笔记；就传播形式来讲，从殿堂、经院走向市井、瓦舍，形成以话说故事为主的历史小说。这一趋势一直赓续至明清，产生了《三国演义》、“说唐”系列、《杨家将通俗演义》为代表的大量通俗历史读物，形成了一个与“庙堂史学”相伴而行、广受普通民众欢迎的历史文化系列。而且，正如论者所言，这个新系列，不论如何受到“殿堂”史学的轻视与不屑，其社会效应都是“经院”史学根本不能与之抗衡的。(53)而且，为了缓解市场经济猛烈冲击下被边缘化的窘态，史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曾经尝试过将历史学与市场经济融合起来。为此，《光明日报》史学双周刊曾经历时数月开办了“史学家和企业家对话”专栏。这反映了史学界在市场经济为背景的文化环境中试图找回失落的世界的那份饥渴。但是，在当时文化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尤其是历史学没有发生叙事转向的情况下，要想将历史学与市场经济捆绑在一起，无异于方枘圆凿、缘木求鱼。
当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大众化历史叙事不能仅仅出于对市场的献媚，它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品格。陈衡哲的经典著作《西洋史》本是面向“少年姊妹兄弟们”的历史普及读物，1924年，他在该书的初版序言中这样述及编撰原则：“我编辑此书时，有一个重要的标鹄，便是要使真理与兴趣同时实现于读书(者)的心中。我既不敢将活的历史灰埋尘封起来，把他变成死物，复不敢让幻想之神将历史引诱到他的域内，去做他的恭顺奴隶。”(54)陈衡哲的这段表述也应该为大众化历史叙事奉为圭臬，那就是既实事求是，又浅白通俗，学术与通俗并重，学术不拒通俗，通俗力求学术。在史学的大众化写作中，尤其要防止出现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否则，除了能在图书市场上泛起利润的浪花外，它将不具有任何价值。顾颉刚先生曾经写道：“公民所应有的知识全都要用文学的技巧灌输到不甚受教育的民众心中，使得他们可以身体力行。”(55)所以，一切的关键都在于转变历史叙事的模式，完成向公众话语系统的转移与过渡。就像我们允许阳春白雪的高雅音乐存在，也容忍下里巴人的流行音乐存在一样，我们推崇象牙塔里“高精尖”的纯粹的历史研究，也要对大众化的史学书写方式持宽容态度。大众化历史叙事的隆起说明，历史学应该有一极面向公众。
有学者将当前史学界的情势判读为“方向不明，且道路崎岖”。(56)历史学家是应该满足于只为他的历史学家同行们写作，还是也应该以广大普通公众的阅读为自己的目标，是现阶段历史学家们需要直面的一个问题。或许，安克斯密特的回答具有强说服力：“历史学家应该始终认识到，就像小说家一样，他们也有一份文化上的责任，并且因此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对于有兴趣的广大普通公众而言就应该可以理解、具有可读性。这就意味着，历史学家不仅是过去实在的发现者，还更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某种沟通者(用古希腊人的话来说，就是一个阐释者[hermeneutes])。我们可以将历史学家比作是画廊里面向看画的人们解释每一幅画作的解说员。而这里所说的解释并没有要‘穿透画面的实在’的涵义，而是‘让人们得以接近画作’。它与展示更有关系——让人们意识到他们有可能忽略掉的某些细节。”(弗兰克林·安克斯密特，第97页)诚哉斯言！笔者相信，史学的大众化写作不会止步于对逝去的王朝背影津津乐道地涂抹，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历史文化中更具文化价值和学术意义、长久以来被束之高阁的一部分资源也将会为自己找到一个相应的叙事方式，然后通过书籍以及其他大众媒介到达公众，从而满足大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望。这也将帮助历史学者们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的教化国民、传承文明等社会功能，进而使历史学更好的影响社会，为提高全民族文明素养而服务。
注释：
①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见《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363页。
②据报道，钱文忠、易中天、纪连海、阎崇年、王立群、毛佩琦等所撰大众化历史读物首印往往就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册，风行于市的《明朝那些事儿》也是洛阳纸贵。
③参见姜华：《大众文化理论的后现代转向》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6页。
④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68页。
⑤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5页。
⑥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第6页。
⑦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该书是编者以当代历史哲学为主题进行的访谈，受访者包括海登·怀特、汉斯·凯尔纳、弗兰克林·安克斯密特、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杰尔泽·托波尔斯基、耶尔恩·吕森、阿瑟·丹图、列昂奈尔·戈斯曼、彼得·伯克、斯蒂芬·巴恩等当今历史学界著名学者。本文将该书简称《邂逅》，在文中只标注受访者及页码。
⑧F.R.安克斯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韩震译，北京：北京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152页。
⑨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7页。该书为编者对包括卡罗·金兹堡、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罗伯特·达恩顿等历史学家访谈的结集。此处引自对罗伯特·达恩顿的采访。
⑩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陈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7页。
(11)阿克顿：《历史研究讲演录》，见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55、358页。
(12)参见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55页。
(13)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4分册，孙秉莹、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09页。
(14)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19页。
(15)何兆武：《从思辨的到分析的历史哲学》，见《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5页。关于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参见王学典：《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与历史学：塑造、同化与区别》，《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16)参见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9—74页。
(17)参见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第57页。
(18)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河译，北京：北京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34、46页。
(19)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第58页。
(20)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45—346页。
(21)汪荣祖：《史学九章》，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22页。
(22)王学典：《“历史”与“科学”》，《文史哲》2000年第3期。
(23)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自序，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3页。
(24)据称，其语为张政烺在忆及傅斯年时告知田昌五的。参见侯云灏：《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与变革》，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7页。
(25)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12页。
(26)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见《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9页。
(27)傅斯年：《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见《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428页。
(28)汪荣祖：《五四与民国史学之发展》，见汪氏编：《五四研究论文集》，台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第221页。
(29)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0页。
(30)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自序，第2—3页。
(31)王学典：《历史是怎样被叙述的？——论历史知识的人文主义属性》，见王文章、侯样祥主编：《中国学者心中的科学·人文(人文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32)陈嘉映：《谈学术和学术语言》，见《泠风集》，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98页。
(33)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导言，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4页。
(3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6页。
(35)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见《学者的人间情怀》，珠海：珠海出版社，1995年，第123页。
(36)陈平原：《学术史研究随想》，见《学者的人间情怀》，第38页。
(37)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见《学者的人间情怀》，第119页。
(38)参见王学典：《放逐“现实”回避“问题”：90年代学风的致命伤》，《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
(39)参见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3页。
(40)卡罗·金兹堡：《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239页。
(41)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85页。
(42)海登·怀特：《元始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535页。
(43)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自序”，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44)卡罗·金兹堡：《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254—255页。
(45)参见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第189页。
(46)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79页。
(47)罗伯特·达恩顿：《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201页。
(48)卡罗·金兹堡：见《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250页。
(49)挪威人为了不让沙丁鱼因窒息而死亡，将以鱼为主要食物的鲇鱼放入鱼槽中，使沙丁鱼感到威胁而紧张起来，加速游动，于是沙丁鱼便活着到了港口。这就是著名的“鲇鱼效应”。
(50)参见刘擎：《2008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学海》2009年第1期。
(51)参见王晴佳：《文明、自然和社会——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所见之史学研究新潮》，见王笛主编：《时间·空间·书写》，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9页。
(52)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页。
(53)谢保成：《唐宋以来的史学通俗化趋势》，《光明日报》1994年11月21日。
(54)陈衡哲：《西洋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5页。
(55)顾颉刚:《通俗读物的重要性》，《云南日报》1939年1月8日，转引自何成刚、陈亚东《民国时期的几部历史普及读物》，《中华读书报》2007年11月21日。
(56)陈启能、王学典、姜芃主编：《消解历史的秩序》“编者的话”，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