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政府关系与企业社会责任：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企业的战略创新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论文,中国企业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战略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 言
当前在全世界范围内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及转型国家，我国在金融危机发生前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转型上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金融危机的发生，波及到了我国投资、消费、外贸、就业等方方面面。作为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的传统管理理念与方式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愈来愈显现出其失效与乏力，传统管理理论(如竞争战略理论[1-2])在新经济环境下的有效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3]。针对传统竞争战略理论及其创新研究的不足，借鉴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的基本思想[4]，并结合我国企业所面临的客观经济、制度及社会环境，本文认为，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企业的取胜之道之一是进行战略创新。其具体含义是新经济环境下的中国企业不应仅仅将关注点放在股东/投资人、客户和竞争对手身上，而应从战略高度对更广泛意义上的利益相关主体(即政府及社会大众)加以考虑，应将企业政府关系和企业社会责任有机整合到企业的整体竞争战略之中，实现企业政府关系策略、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传统商品市场竞争战略间的静态匹配、动态调适与整体组合最优。遵循这一思路，本文首先对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企业战略创新的必要性进行分析，然后对这种战略创新的内涵及机理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本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及亟待解答的理论与实践命题进行建设性讨论。
1 企业竞争战略及其创新研究述评
企业竞争战略是指介于公司层战略和职能层战略之间的业务层战略(Business Strategy)[5]，其相关研究起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代表性的传统企业竞争战略研究可分为两大流派，其一是以Porter的相关工作为代表的以差异化(Differentiation Strategy)、低成本(Low Cost Strategy)、集中化战略(Focus Strategy)及其组合为框架的强调战略内容的竞争战略研究[1-2]，其二是Miles和Snow所提出的以防御型(Defender)、探索型(Prospector)、分析型(Analyzer)及反应型(Reactor)战略为基本战略类型的强调战略方式的竞争战略理论[6]。两大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基本观点如表1所示。由表1可以看到，强调战略内容的竞争战略理论主张为了应对竞争对手威胁、获取并保持相对竞争优势，企业应推行差异化战略、低成本战略与集中化战略中的一种或者几种的组合；强调战略方式的竞争战略研究则通过对运用不同方式应对竞争环境的四种不同类型组织的划分来描述四种不同的竞争战略方式。
由表1中对两类传统竞争战略理论的阐释不难看出，强调内容和强调方式的竞争战略理论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具体而言，两类企业竞争战略理论均将企业竞争环境设定为由供应商、客户、新进入企业、替代品生产企业及现有竞争对手等纯粹商品市场(产品市场及要素市场)上的要素而组成；相应地，两类理论均将企业竞争战略视为关于如何有效协调、控制、利用这几种要素的计划与行动。因此，不论是强调内容的竞争战略研究还是强调方式的竞争战略理论，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关注的都是商品市场上的企业—企业及企业—消费者关系，其视角相应地均仅限定于纯粹商品市场的范畴之内。传统竞争战略理论在其产生后的十年左右时间里曾在理论和实践领域流行一时，但随着现代企业经营环境的日益复杂化，其有效性面临愈来愈大的挑战。正如Kay所言，传统竞争战略理论未能也无法突破“结构—行为—绩效”(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SCP)模式的固有缺陷，因此无法回答为什么有些企业可以比其竞争对手更好地利用商品市场上的前述各种要素[7]。鉴于传统竞争战略研究及以此为指导的管理实践不足，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讲，对传统竞争战略框架进行创新性的突破并将其内容拓展到单纯商品市场以外的其他领域将是未来的研究趋势；从企业实践的角度讲，新经济环境下的现代企业对其传统竞争战略理念与方式进行创新势在必行。
以Baron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前述的战略创新进行了初步探讨[8-9]，但相关研究尚在多方面存在缺陷与不足。在此，仅陈述本研究致力于弥补的几方面不足，对本领域的其他研究不足将在后文专门论述，并将作为后续研究的努力方向。具体而言，本研究致力于弥补的战略创新领域的研究不足主要为四个方面。第一，现有竞争战略创新研究一般仅限于对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探讨，而对转型经济体和新兴国家(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金砖四国”)中企业的关注，则相对这些国家或经济体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以及它们所具有的独特的制度与文化特征而言，显得严重欠缺[10-11]。第二，现有相关文献在研究背景上很少结合当前在全世界范围内爆发的金融危机及其所体现的以复杂快变为特征的新经济环境[4-5]。第三，现有文献一般仅笼统地研究非(商品)市场竞争战略(Non-Market Strategy)，而对反映了竞争战略创新具体内涵的非商品市场竞争战略的具体内容(尤其是在复杂快变的新经济环境下)则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8]。第四，现有关于战略整合创新的研究一般采用较为宏观的视角，对微观视角内商品市场竞争战略和非商品市场竞争战略间以及不同非商品市场竞争战略间互动的机理(反映了战略创新的内在机理)则未作深入探讨[9]。本文针对现有研究的前述四方面不足，以转型经济与新兴国家的代表——中国为研究情境，以金融危机及其所体现的复杂多变的新经济环境为研究背景，从理论上对金融危机下中国企业竞争战略创新的必要性、内涵及机理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2 金融危机下中国企业的战略创新：必要性
转型经济及新兴国家具有与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制度环境，相应地，其企业在政治影响、社会期望、制度限制、行业规则等多方面均面临与发达国家企业迥异的外部环境[12]；同时由于文化因素的影响，新兴国家企业的内部环境与具体运作方式也与发达国家企业有着明显的不同[13]。另一方面，G20对G8的取代说明了新兴国家及其企业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贡献正在凸显[14]。鉴于转型经济及新兴国家企业的独特特性及其在全球经济舞台上日益上升的重要性，基于新兴国家及转型经济企业的战略研究将具有时代意义[15]。中国是规模最大也是最典型的新兴国家之一[13]，因此关于中国企业的战略研究将有可能产生更多其他新兴国家企业可资借鉴的理论成果[14]。本研究不仅以转型经济及新兴国家的代表——中国为研究情境，还结合了当前金融危机的实践背景，独特的研究情境和研究背景凸显了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并对我国企业所面临的客观环境进行考量之后发现，研究领域的呼吁和实践方面的客观要求均体现了新经济环境下我国企业进行战略创新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在理论研究方面，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对企业具有战略意义的利益相关主体不仅有纯产品、要素市场上的股东/投资人、供应商、客户及竞争者等，而且随着现代企业组织环境不确定性的不断提升，政府及社会大众作为两类特殊的利益相关者其重要性正在日益凸显[4]。在企业实践方面，伴随当前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的爆发，再加上企业国际化浪潮的不断演进、全球一体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及全球政治、经济、社会格局的风云变幻，我国企业组织所面临的竞争环境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多变的特征[16]。在这种新的经济环境下，中国企业除必须面对来自传统商品市场的挑战之外，还不得不同时处理好与政府及社会大众的关系[8]。综合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启示，对企业政府关系及企业社会关系的战略性考虑及运用以及二者与传统企业竞争战略(后文称商品市场竞争战略)的有机整合将成为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企业战略创新的关键内容。
综合前述分析，不论实践方面我国企业所面临的客观外部环境，还是学术领域的理论探索与呼吁，均对我国企业的管理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企业必须进行战略创新。实践领域的迫切要求同时也提升了新经济环境下我国企业战略创新相关的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与潜在价值。而不论是战略创新相关的企业管理实践还是相应的理论研究，均应以对战略创新具体内涵与内在机理的准确把握为前提和基础。
3 金融危机下中国企业的战略创新：内涵分析
战略创新(Strategy Innovation)一般被定义为“涉及到新的组织程序、组织技能及组织能力的组织配置的改变，这种新的组织配置或者已经改变了行业内的竞争规则，或者有引致这种改变的潜力”[17]。基于前文所述，具体到新经济环境下中国企业的战略创新，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1)企业在战略决策和战略实施过程中除关注商品市场范畴内股东/投资人、员工、客户及合作或竞争企业的利益或行为以外，还同时将企业政府关系管理纳入到企业的整体竞争战略框架之中；(2)除考虑商品市场上的利益相关主体及政府以外，还战略性地运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以获得对企业社会关系的有效管理；(3)实现企业政府关系策略、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传统商品市场竞争战略在企业整体战略框架内的有机集成与整合。下文将对前述战略创新的具体内涵从三方面分别展开研究。
3.1 金融危机下中国的企业与政府关系管理
在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自由商品市场及行业的力量被摆在第一位，从学术界到实践领域均不主张政府对经济系统的过多介入，这也是当前金融危机爆发在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的诱因之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计划经济国家或者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转型国家则突出强调和利用政府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及行业力量的充分发挥。我国是一个典型的转轨国家，政府在企业经营及社会整体运转方面起着相当大的主导和决定性作用[12]，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这种强调依靠政府力量主导经济系统发展的倾向更是呈上升趋势(当然，当前对政府作用的关注和强调是否已经过度以至于容易导致走入另一个极端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理论命题进行深入探讨)。在我国，政府对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具有对企业经营环境起决定性作用的特殊权力和企业不具备但非常需要的独特性质。具体而言，第一，政府是很多稀缺资源(如银行贷款、土地等)的控制者和资源分配的决策者[18]；第二，政府是企业运营环境的缔造者，是影响企业运营的宏观经济政策及行业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19]；第三，作为与企业完全不同的一种特殊机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不以营利为目的、对社会对人民负责的公信力，而这种权威形象正是企业组织所不具备的[20]。另一方面，在我国用于规范企业运营的法律体系仍然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且相对而言相关政策法规变动的频率较高、程度较大[12]，因此与政府相关部门有良好关系的企业可以较其他竞争对手更早掌握相关政策信息，甚至获得竞争对手无法获取的信息，从而可以尽早采取战略行动将信息优势转化为先发的行动优势。基于政府对企业管理前述两方面的影响，我国企业如能建立并战略性地运用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则可以通过获取经营所需的各种财物、土地及人才等稀缺资源、争取政策支持、树立企业正面形象、获取信息优势等方式在相当大程度上降低企业风险、强化企业竞争优势并提升企业绩效[21]。我国市场上的国有企业往往能够具有比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更为优越的经营环境深刻印证了企业政府关系对我国企业的重要意义。综上所述，我国企业，尤其是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私营企业[19]，应将企业政府关系管理上升到战略层面并将其有机集成于企业的整体竞争战略之中。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我国企业一方面需要承担国内外市场萎缩、库存成本剧增等来源于商品市场的压力，另一方面还受牵制于国家扩就业、保增长、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在这种情况下，良好的企业政府关系对我国企业而言就显得更为重要。我国社会客观的制度及经济环境一方面要求我国企业要战略性地构建并运用企业政府关系，另一方面也在召唤更多、更深入的学术研究能从理论上对金融危机下我国企业经营实践中所涌现出的新问题(如企业政府关系重要性的提升、如何构建及运用企业政府关系等)进行分析并提供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对我国企业而言，战略性地构建及运用企业政府关系的方式，包括邀请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参观、指导企业运营、发起或参与与政府的讨论和协商活动、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献计献策、参与各级政府所组织的商务会议或其它活动(如节日庆典等)、向地方政府承诺长期投资、技术转让及原材料的本地化等[22]。
3.2 金融危机下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行为，或称为企业公民行为(Corporate Citizenship，CC)，是指企业以自身利益为代价所从事的高于法律要求底线的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社会产品(Social Good)进一步完善的行为(文献[23]从理论的角度对CSR和CC进行了区分，但并不影响二者在应用上的一致性)[24]。代表学者Carroll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划分为四个维度：经济责任行为(Economic Responsibility)、法律责任行为(Legal Responsibility)、道德责任行为(Ethical Responsibility)及慈善行为(Discretionary Responsibility)[25]。汶川地震后，我国家族企业(尤其是本身尚处在起步阶段的私营企业)的捐助活动，为这些企业带来的形象提升及品牌认可度上涨以及三鹿事件对三鹿集团及我国整个奶制品行业的巨大负面影响，充分证明我国社会大众对企业肩负及践行社会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在学术领域，学者们也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进行了讨论。如Simpson和Kohers通过对385家银行企业的统计分析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会显著提升企业的资产收益率[26]。Waddock和Graves也通过对美国企业社会责任评估权威数据库KLD中标普500企业的大样本实证研究，定量揭示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企业市场绩效(如销售收入)及财务绩效(如ROA，ROE，ROS等)间的正相关关系[27]。
尽管意识到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长期发展的影响，但管理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很少能将其上升到企业的战略层面进行考虑[28]。金融危机下中国企业面临来自国内外竞争对手的更大竞争压力，此时企业社会责任更凸显出其重要意义。正如Moskowitz所言，一个有社会良知的企业势必会有某种天生的敏锐性，而这种敏锐性可以让这个企业有实力超越它的竞争对手[29]。当竞争对手能将企业社会责任集成到企业整体竞争战略中去时，那些未能进行战略创新的企业将在新一轮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将无法保持甚至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从而最终导致其战略性的失败。就我国具体情况而言，节约资源、保护环境、遵守法律、注重诚信、善待员工、热心公益、严格保障产品及服务质量等均是我国企业所应肩负社会责任的典型内容。
3.3 企业政府关系、企业社会责任与传统商品市场竞争战略的有机集成
前已述及，传统商品市场竞争战略方式仅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处理单纯产品、要素市场上的企业—竞争企业及企业—客户关系。在日益复杂多变的企业环境中，尤其是金融危机背景下，当企业—政府关系和企业—社会关系变得具有战略性意义时，传统竞争战略方式的不足便会显现出来[9]。中国企业所面对的特殊文化与制度环境[13]以及当前金融危机影响下的特殊经济环境决定了对中国企业而言，企业政府关系、企业社会责任与传统商品市场竞争战略三者是彼此嵌入、无法分割的，三者共同决定我国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对政府—企业—社会关系的系统整合和有机集成无疑是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企业战略创新的核心，是我国企业在复杂多变的新经济环境下获取、保持持续竞争优势及超常绩效的关键。为更直观、系统地展示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企业战略创新的内涵，将这种战略创新的具体内容描绘为图1所示。
鉴于强调内容和强调方式的两类竞争战略理论在内在本质上的一致性，为简练起见图1中“商品市场竞争战略”部分仅列示了强调内容的竞争战略。根据图1，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笼罩下愈发复杂多变的组织内外部环境，我国企业应注重企业政府关系及企业社会责任的运用，并实现二者和传统商品市场竞争战略的集成从而实现三者在企业整体竞争战略框架内的系统整合。事实上，这种有机的集成与整合正体现了新经济环境下我国企业战略创新的内在机理。
4 金融危机下中国企业的战略创新：机理探讨
现有战略创新相关研究一般仅笼统地谈商品市场竞争战略与非商品市场竞争战略间的集成与整合(Integration)，但对这种集成与整合背后的逻辑机制以及由此所体现的战略创新的内在机理尚未做深入探讨。借鉴和谐管理理论[30-31]的相关思想，本文提出，前述的集成与整合意味着企业政府关系策略、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传统商品市场竞争战略三者在企业整体竞争战略框架内的静态匹配、动态调适与整体最优[32-33]。而这正是金融危机下我国企业战略创新内在机理的集中体现。
为更系统、深入地展示前述战略创新的内在机理，将静态匹配、动态调适与整体最优三方面的具体含义及内在逻辑关系总结为表2所示。分别与静态匹配、动态调适和整体最优三者相对应，可将金融危机下中国企业战略创新的基本机理概括为：(1)企业要有针对企业政府关系管理和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意识和相应策略，并且要保证这些策略与商品市场上的竞争战略在资源消耗、活动配备、流程设置、组织结构选择、组织文化认同等方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兼容性；(2)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根据不同的企业外部环境及内部情境动态调整三方面的相对力度、动态选择三方面的组合模式；(3)建立配套的管理控制系统和战略实施平台，以控制有机集成了三方面的企业整体竞争战略的实施成本并最大化潜在的战略绩效。
5 本领域未来研究讨论
5.1 本领域现有相关研究的其它不足
由于战略创新研究领域相对较新，因此现有研究整体上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前文已总结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包括研究情境、研究背景及具体研究内容在内的四方面不足。为未来研究提供更多的理论启示和工作基础，在此对本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更为系统的评价与分析。首先，将系统地分析企业政府关系、企业社会责任及二者与商品市场竞争战略的整合等三方面现有研究的其它缺陷与不足；在此基础上，将对未来研究的主体思路及具体需解决的理论与实践命题进行深入探讨。
现有企业政府关系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现有研究尽管从不同角度对企业政府关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论探讨[10-11]，但将其升华为企业整体竞争战略一个单独维度的研究还较为少见[34]。第二，现有相关研究对企业(尤其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应如何选择具体的策略来建立、维护可以为企业带来战略性竞争优势的企业政府关系、哪些因素影响企业相关策略的选择与实现过程以及这种影响的作用路径及逻辑机制等问题的探讨较为有限[22]。第三，关于如何衡量企业政府关系策略的有效性以及各种策略作用于企业绩效的程度、方向及影响因素等的研究也较为不足[35]。
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研究的主要不足体现为如下三点。第一，尽管现在已有大量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及企业公民行为方面的研究[36-37]，但从分析的角度而言，将其上升到企业战略层面并将其看作企业整体竞争战略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研究仍然较少[38]。第二，现有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研究意识到了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因素与决定传统商品市场竞争行为的因素不同[39]，但是对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选择、实现的具体因素以及作用的过程与机理则尚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40]。第三，尽管已有大量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存在[41]，但研究者们所得到的却是包含正向、负向和无关在内的高度异质的结论[42]。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是现有研究对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因素及这种影响的作用途径和机理等挖掘不足[24]。
在企业政府关系、企业社会责任与传统商品市场竞争战略的集成方面，现有研究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尽管现有一些研究从理论上强调了企业政府关系与传统商品市场竞争战略实现匹配(Alignment)的必要性[43]，但对这种匹配的本质及其内在机理的探讨较为有限[44]。另外，如何实现企业政府关系与传统商品市场竞争战略的整合(Integration)，亦是有待进一步回答的理论和实践命题之一[45]。第二，McWilliams，Siegel和Wright从理论上提出应将企业社会责任与差异化的竞争战略进行有机集成[28]，McWilliams和Siegel也探讨了企业公民行为与企业研发及广告的相关关系[42]，但是，现有研究对如何实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传统商品市场竞争战略的互动(Interplay)与整合这一问题的介入仍然较少[46]。第三，现有研究发现，一方面企业公民行为会促进企业政府关系的构建和运用，同时企业社会责任也会限制某些企业政府关系运作方式的选择[47]；另一方面，企业政府关系亦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或阻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选择过程与实施效果[48]。但企业政府关系策略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互动、整合的本质、深层机制、实现路径和具体过程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36]。第四，前三方面的研究现状决定了现有研究很少能对企业竞争战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三个维度同时加以考虑，对三个维度的联动关系及相应的绩效影响关注还较为有限，对企业战略决策及战略实施时应如何将三者有机整合到企业整体竞争战略框架中去这一问题的探讨还较为不足[9]。
5.2 未来研究建议
鉴于前述竞争战略创新相关研究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未来研究可在本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及市场学方面的相关理论，对企业—政府[34]及企业—社会关系[49]以及这两对关系与传统产品、要素市场上的企业—企业及企业—消费者关系的互动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从而从经济、政治及社会等三个维度对现代企业的竞争战略创新进行更为系统的剖析与解读。
具体而言，在企业政府关系方面，未来研究可以在本文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企业所面临的特殊文化、制度、社会环境进行进一步的挖掘，并更深入地探讨这种特殊的企业外部环境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对我国企业构建、运用企业政府关系的影响与启示。在此基础上，可以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对金融危机下我国企业如何进行企业政府关系管理进行更为系统的研究。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未来研究可以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境及当前的金融危机背景对我国企业外部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激发效应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剖析。基于此，未来研究可对如下两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进行解答：第一，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选择和实施的要素有哪些，这些要素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选择与实施过程；第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企业财务绩效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内在逻辑关系，这种逻辑关系通过什么样的因果链条得以实现，影响这种关系的要素有哪些。在企业竞争战略的整合创新方面，未来研究可借鉴本文的研究视角，将经济、政治及社会要素视作现代企业竞争战略的三个维度并在本文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企业政府关系、企业社会责任与传统商品市场竞争战略三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及交叉影响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未来研究可进行更为广泛的理论拓展及更为深入的理论挖掘，从而系统解读现代企业应如何将企业政府关系、企业社会责任和传统商品市场竞争战略有机集成于其整体竞争战略框架之内以及如何实现三者间的静态匹配、动态调适和整体最优以最终促成其获取、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及超常的绩效。
6 结论
本文针对传统竞争战略理论及其创新研究的不足，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本思想系统探讨了复杂快变环境下，尤其是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企业进行战略创新的必要性、具体内涵与内在机理。核心观点为：金融危机下中国企业应充分意识到企业政府关系及企业社会责任对其生存和发展的战略意义，并在战略决策及实施的过程中将二者充分整合到其在商品市场上的低成本、差异化等传统竞争战略中去，从而实现三方面在企业整体竞争战略框架内的静态匹配、动态调适和整体组合最优。围绕前述竞争战略创新框架，本文分别回顾并分析了本领域中关于企业政府关系、企业社会责任及二者与商品市场竞争战略的整合等三方面的研究现状，并基于此建设性地探讨了我国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以及理论研究者未来在前述三方面分别需解决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命题。
本文的贡献在学术研究和管理实践两方面均有体现。在学术研究方面，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之所以新经济环境下有些企业可以更好地掌控、运用商品市场上的“五力”要素，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强调并实现了基于企业政府关系和企业社会关系的竞争战略创新。因此，本研究一方面印证了Kay，Baron等学者关于突破传统商品市场竞争战略框架倡议的合理性[7-9]，另一方面也为致力于拓展传统竞争战略研究框架、弥补传统竞争理论不足的相关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除此之外，本研究的理论贡献还体现为如下四个方面：(1)以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实现了研究情境和研究背景的创新，从而有效弥补了现有相关研究对转型经济和新兴国家关注不足以及未能考虑金融危机背景的缺陷；(2)通过对战略创新具体内涵的系统阐释，深入研究了企业—政府及企业—社会关系以及这两对关系与商品市场上的企业—企业及企业—消费者关系的互动与整合，从而丰富了企业政府关系及企业社会关系方面的相关研究，并为未来基于转型经济及新兴国家的战略创新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3)深入剖析了新经济环境下我国企业战略创新的内在机理，从而深化、发展了Baron等学者所做的基础性工作[8-9]，并启迪了后续研究；(4)通过对本领域研究现状的述评及对未来研究方向的讨论，对基于商品市场、政府关系及社会责任的现代企业竞争战略的多维度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探索，从而为本领域的未来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并奠定了一定的工作基础。在管理实践领域，本文通过对战略创新思想和具体实现方式的论述，为复杂快变环境下(尤其是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企业中的战略决策者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决策借鉴及理论参考。
本文研究的局限性之一在于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纯理论探讨而未进行相应的实证检验。另外，在本研究中仅考虑了基于“主要利益相关者”(Primary Stakeholder)模型的两类非商品市场对象，即政府和社会大众，相应地仅探讨了企业政府关系和企业社会责任两个方面。近期一些学者提出“次级利益相关者”(Secondary Stakeholder，如媒体等)[50]及“舆论战略”(Discursive Strategy)[51]、“话语战略”(Rhetorical Strategy)[52]等概念。鉴于网络时代媒体导向及舆论效应在现代企业竞争环境中的重要性，本文认为，舆论/话语战略亦应属于非商品市场竞争战略的一种。但限于篇幅及研究侧重点考虑，本文对这一非商品市场竞争战略方式未作展开探讨。最后，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讲，企业战略一般包含了公司层、业务层及职能层等三个层面，本文仅针对业务层面上的战略(即竞争战略)创新进行了研究，对另外两个层面上战略创新的内涵与机理则并未涉及，相关工作有待后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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