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批评的视角重新审视马克思的需要范畴_剩余价值理论论文

从资本批评的视角重新审视马克思的需要范畴_剩余价值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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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4)07-0042-06

      “需要”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范畴。需要的发展及其满足关系着人自身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很多学科都有对需要的界定和研究,尤其是哲学和经济学,但是多数学者都从人性的角度来理解需要。与以往的哲学家、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是以政治经济学的经验事实为基础,从现实的具体的人出发,从社会关系的角度、从历史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理解人的需要。也就是说,马克思反对把人的需要做抽象化、简单化的理解,他是在资本的视阈中分析人的需要,从资本批判、社会批判的角度来分析和研究人的需要,通过考察需要与分工、交换、货币、资本几个重要范畴的关系来重新理解需要。

      一、需要与分工:需要的扩大是分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分工是随着生产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人口的增多、意识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起初,分工只是性交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产生的’分工”。[1](P534)但只有从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真正分离的那一刻起,分工才开始成为真实的、自觉的分工。可见,需要是分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的需要与不同的活动及其相互联系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基础。例如,工场手工业时期,当旧的分工形式和生产力不能满足对工业产品的需要时,就产生了大工业,即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需要体系的丰富和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但是人们的每一种劳动必须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必须能够满足某种社会需要,这样人们的劳动才是有效劳动,才能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社会需要越是多方面的,个人的生产越是单方面的,社会分工越发展。

      另外,分工能够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每个商品生产者用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多于他自己对一定的商品的需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但并不是说人们的劳动时间总会延长到超过他的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相反地,他的需要的范围——诚然,这个范围从一开始就将随着分工即行业划分而扩大——将决定他的劳动时间的总数”。[2](P222)分工的发展不仅扩大着需要的范围,而且满足需要的方式也会随之共同发展。从目前来看,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分工对需要范围和满足需要的方式的发展起着最大的促进作用。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从而工场内部的有规则的分工,会直接扩大社会内部的自由分工(完全不谈以大量生产为条件的交换范围、世界市场的扩大),这是由于它使一定数量工人的劳动更加有效,因而不断地为新的职业腾出一部分劳动力,与此同时发展着迄今一直是潜在的或非现存的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的劳动方式”。[2](P357-358)

      但是,分工也产生了个人才能之间的巨大差异。亚当·斯密认为,个人天赋才能的差别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马克思也认为,正是由于分工的存在,使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发生了矛盾。“因为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1](P83)所以,马克思认为,分工造成了人的细分,使人片面化发展,尤其是工场手工业分工,“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3](P417)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只是作为一个从事局部劳动的工具而存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任何个人的劳动产品都消失了,完成的产品都是工厂的产品,所以整体工人的生产力量成为了资本的力量与工人相对立并统治着工人。这是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一个产物,“这个分离过程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3](P418)因此,马克思认为,工场手工业分工是靠使工人畸形发展来提高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生产力,并且生产了资本统治劳动的新条件。这种片面分工是对人的能力和人的需要的双重摧残。因为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只会有一种需要,那就是机械地完成自己的局部劳动从而能够满足谋生的需要。

      二、需要与交换:需要的差别是交换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

      交换是指交换主体为满足自身的不同需要而采取的市场行为。人在未开化的状态下,他生产的界限和尺度就是他自己的直接需要的量,所以他生产的产品和数量与他的需要的内容和数量是基本处于平衡状态的。这时并不存在交换,“或者说,交换归结为他的劳动同他劳动的产品相交换,这种交换是真正的交换的潜在形式(萌芽)”。[4](P180)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分工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人们的需要的发展,由于自然条件不同而进行不同生产的各个氏族会出于需要的差异性而交换他们的剩余产品,这是最初的交换。可见,商品交换起初是在不同的共同体之间而不是在同一个共同体内部发展起来的;但是,由于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就很快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了商品。所以,个人之间也开始交换,交换的主体也就从群体转变为个人。因此,个人之间的交换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商业民族活动,随着对外商品交换的反作用,个人之间的交换才发展起来。

      因此,交换的产生有以下几个前提条件:第一,生产要有剩余,而且私人交换是以私人生产为前提的。第二,分工的存在。交换的主体在生产中从属于社会劳动的分工,无论是自然分工还是历史形成的分工,没有分工就没有交换,当交换产生后,又会反作用于分工,交换与分工会互相发生影响。第三,需要的差别。如果甲和乙的需要相同,并且甲的商品和乙的商品所满足的需要也相同,那么他们就不会进行交换。所以个人需要的差别是交换的一个重要动因。

      交换的发展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包括物物交换阶段、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商品买卖阶段和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商业阶段。一旦有了交换,人们就会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产品,但是,这种产品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利己需要,是人们满足个人需要的中介手段。用它来换取他人的产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是物物交换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互相交换的只是自己产品的余额,“劳动是劳动者的直接的生活来源,但同时也是他的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4](P174)

      交换的普遍化发展使经常用于交换的那部分劳动产品不断被生产出来,而且生产它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交换,这样,这些用于交换的产品用来满足直接需要的效用和用于交换的效用的分离逐渐被固定了下来,也就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分离开来。当人们之间的交换逐渐扩大,出现了市场、货币。随之,交换进入了商品买卖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的交换依然是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即为了商品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效用而不是为了商品的交换价值。

      随着买和卖的分离,交换运动本身也就同交换者和商品生产者相分离,出现了一种为交换而交换的行为。于是,在生产者之间出现了一个商人阶层,他们活动的目的是为卖而买,为了取得商品的交换价值本身。交换发展到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商业阶段。马克思认为,“最大的交换,不是商品的交换,而是劳动同商品的交换”。[5](P105)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变为商品的劳动力与上升为资本的货币相交换,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大的交换。

      从交换发展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出,交换的本质是劳动的交换,是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到了商业阶段,交换的普遍化发展把每个人都卷入了交换制度。毫不相干的个人由于交换而互相依赖、互相联系,每个人都要生产交换价值,只有生产交换价值,他才能取得自己需要的使用价值。所以,促使人们进行交换的经济过程之外的自然动因就是需要的决定和强制,“对我施行强制的,不是异己的东西,只是作为需要和欲望的总体的我自己的自然(或者说,处在一般的反思形式上的我的利益)。但使我能强制另一个人,驱使他进入交换制度的,也正是这一方面”。[5](P200)

      所以,需要不仅是交换的动因,还是强制人们进入交换制度的一个决定因素,同时交换也是人们满足自身需要的唯一途径。因为在交换制度下,旧的共同体和生产方式已被资本主义生产所粉碎,人们不可能再过自给自足的生活,每个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而他的产品是片面的。所以人们只有通过交换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的产品和劳动必须转换成交换能力,“劳动作为一般劳动的对象化和作为满足一般需要的[手段的]性质——只有通过交换才被肯定”。[6](P105)所以人们的劳动必须生产交换价值,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的社会性增长,使交换关系成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5](P107)交换手段——货币拥有了空前的力量。

      三、需要与货币:需要的一体化是货币异化的一个主要原因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作为交换的媒介是“从交换中和在交换中自然产生的,是交换的产物”。[5](P115)分工越向前发展,产品越是特殊化、多样化,产品就越不能独立,就越不能作为交换手段。于是,这就需要有一种独立于每个人特定生产的一般交换手段。所以,在交换的发展中,就逐渐产生了货币。货币与商品的不同之处在于,商品只能满足某种特殊的需要,而货币能“满足任何需要,因为它可以换取任何需要的对象,对任何特殊性都不在乎”。[5](P172)这种属性是货币所特有的,商品却不具有这种属性。所以,货币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了人们在交换中满足需要的唯一手段。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中,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需要也趋向于以物质需要为主,人的需要主要被引入到了消费领域中,消费几乎成为了满足需要的唯一方式,所以需要也趋向于一体化的发展,那就是都归结为对货币的需要。货币作为人们的需要与其对象之间的中介,与需要本身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但却成为了人们最大的需要,由满足需要的手段变成了需要本身。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货币拥有无限的权力,使人们的需要由想象变为现实。货币能够与任何商品相交换,能够满足人的任何需要,能把想象的存在转变为现实的存在,能把观念转变为生活。“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5](P106)货币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权力,是因为货币就是人与人之间物化的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现在独立于个人之外,与人相异化,并支配着人的行动。“这种联系借以同个人相对立而存在的异己性和独立性只是证明,个人还处于创造自己的社会生活条件的过程中,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5](P112)所以,马克思认为,这种社会关系是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人创造的并且一直在创造着,所以这种社会关系也是一直在发展的,还没有完成,所以在途中的人们是不能支配这种社会关系的。

      第二,货币是一般财富,是财富总体,是人们的终极需要。商品只有转化为货币,才能实现其价值,才能从观念的财富变成现实的财富,只有货币才是实实在在的财富。“货币本来是一切价值的代表;在实践中情况却颠倒过来,一切实在的产品和劳动竟成为货币的代表。”[5](P99)货币实体就是财富本身,就是财富总体。“在货币上,财富的形式和内容是同一的”。[5](P173)每个人都渴望得到货币,只有货币产生后,才有致富欲,因为一般的积累和积累欲都是有限的,要受到需要和产品本性的制约,而求金欲是无限的。所以“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对象,同时也是致富欲望的源泉”。[5](P174)致富欲的无限性驱使着人们想尽一切办法去创造财富,追求财富,所以致富欲成为了创造财富的源泉和动力,货币支配着人们的行动。西美尔在其《货币哲学》中也认为,“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能够像货币一样如此畅通无阻地、毫无保留地发展成为一种绝对性的价值,一种控制我们实践意识、牵动我们全部注意力的终极目的。”[7](P8)

      货币使人们不具有自己的个性,是个性的普遍颠倒。人们对被交换价值取代以前的自然财富的占有表现为他的个性的一定发展,因为人们是把自己的某个方面的能力对象化在了产品中,从而发展了他的个性。“拥有羊群这种财富使个人发展为牧人,拥有谷物这种财富使个人发展为农民”。[5](P173)但是,货币只代表交换价值,是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所以对货币的占有不能发展人的任何个性,因为货币本身就是没有个性的东西。“仅仅按照这个规定,货币就已是个性的普遍颠倒:它把个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赋予个性以与它们的特性相矛盾的特性。”[4](P145)尽管如此,我们的现实生活仍然离不开货币,目前的生产还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货币依然发挥着关键作用。另外,货币还促进了雇佣劳动的发展,“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地方,货币不是起瓦解的作用,而是起生产的作用。”[5](P176)当货币能够购买劳动力,从而不断地投入到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中时,也生产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资本。

      四、需要与资本:新需要的不断创造是资本流通的一个必要条件

      资本的出现,使分工、交换、商品、货币都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为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服务;并且从目前来看,只有它们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达到了资本的高度,才能发挥它们的最大作用。要探讨需要与资本的关系,首先就要弄清楚资本的本质。马克思虽然不是第一个提出资本概念的人,但却是第一个揭示出资本本质的人,马克思以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大都把资本理解为物,而马克思认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3](P877-878)可见,资本不仅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且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生产关系。资本只是表现为生产资料的形式或货币的形式,主要是货币的形式,所以货币天然不是资本。“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1](P723)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没有揭示出资本的本质,是因为他们更愿意把资本看成物质财富,从物质方面来理解资本,把资本看成是能创造更多物质财富的生产工具,而不愿意把资本看成是一种对抗性的、建立在对工人的剥削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关系。

      但是,正因为资本是这种雇佣劳动关系,这种历史形成的特殊的生产关系,才为资本所有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从而也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发达的生产力。从工人一方来看,工人“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3](P197)所以,他为了满足自己及家人的生存需要,就只能出卖自己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而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就能创造价值,劳动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使劳动不断对象化在商品中,商品卖出又变为资本,重新投入到生产中。所以工人的劳动是在不断创造资本,也就是说工人在不断创造着能够利用他、支配他的异己的力量,生产着这种雇佣劳动关系。从资本一方来看,“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3](P269)所以,资本就要像吸血鬼一样不断地吮吸工人的劳动力和生命力,它才能存活,才能有自己的生命。

      因此,从工人一方来看,他为了满足自己和家人的生产需要就不得不为资本创造价值,而且不光要创造价值,还要创造剩余价值,因为他只有能够创造剩余价值才能实现自己的必要劳动,才能为自己创造满足生活资料的价值,才能被资本所有者所购买,才有工资满足生活需要。所以,资本对工人的强制是来自工人自身需要的强制,是一种内在的强制,这种强制比鞭打奴隶驱使其劳动会获得高得多的生产率。从资本一方来看,资本的本性是不断创造剩余价值,不断增殖自身,所以资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加深这种强制。剩余价值主要有两种形式,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资本通过延长工人劳动时间来增加绝对剩余价值,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减少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增加相对剩余价值。

      资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减少了必要劳动时间,同时增多了商品,但是资本要扩大再生产就又面临着一个难题,那就是把商品销售出去,转变为资本投入新的生产。所以就像以前资本生产绝对剩余价值要扩大生产范围一样,资本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就要扩大流通范围,扩大消费,不仅要扩大消费的量,还要扩大消费的范围,所以就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更多的需要、创造更多的需要。所以,一方面,资本要扩展市场,世界市场就是资本这个概念的应有之意,使全球的人们都能作为消费者,产生对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需要和依赖性,并且人们的这种需要只能由资本主义生产所满足。另一方面,资本“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5](P389)把每个人都作为具有丰富需要、丰富属性和联系的人生产出来,这样的人不仅具有多方面的享受,而且也具备享受的能力,因为他是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需要的扩大是在生产的扩大的基础之上的,与生产体系的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相适应的是需要体系的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

      资本不断创造剩余价值的本性就要使其不断创造剩余劳动,这正是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资本不断创造剩余劳动,一旦到了某个时候,一方面,会使剩余劳动本身成为了普遍的需要,成为了人的内在需要;另一方面,资本无止境的致富欲望会发展为普遍的勤劳,“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5](P286)到那时,劳动也不再表现为自然必然性的劳动,而是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是人的内在的需要,劳动体现出了创造性与个性,劳动的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也就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由此可见,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5](P286)资本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将退出历史的舞台。

      所以,资本与需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资本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工人要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资本关系的维系也在于工人内在需要的强制,而资本的发展更是要不断发现、创造和满足新的需要,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人们的需要及其满足也要依赖于资本。

      分工是交换的前提,交换是货币的前提,货币是资本的前提,而分工、交换、货币、资本都是人的社会关系,它们的产生都与需要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在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方式满足着人们的需要。

      综上所述,分工、交换、货币、资本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重要范畴都与需要密切相关。因此,“需要”这个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它是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它是规定价值、使用价值、劳动力价值及剩余价值的内在依据;在科学社会主义中,它是人的解放的重要因素。所以,“需要”范畴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归宿。

      马克思正是通过研究需要的异化发展来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逻辑对人的控制和利用,进而探索人类解放之路,这也正是马克思的理论旨趣。因此,对“需要”范畴的研究,既有利于推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理解,又有利于以“需要”为切入点关照现实,进而改变现实,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对需要问题的研究避不开现实问题,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就是在现实发展中展开的。从当前来看,需要的发展更是直接关涉到现实社会,既关联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关联于社会主义社会。在马克思时代,整个西方社会就已经受控于资本的逻辑,今天,资本逻辑对我们的控制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化,已经深入到了日常生活领域甚至人们的精神和心理层面。资本为了满足自身增殖就要加快资本流通的速度,所以就要不断激发人们的需要和欲望。人们也陷入了需要的困境之中,包括生产逻辑下的消费需要、媒体操控的政治需要、虚假需要以及需要的异化发展等,这些依然在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视阈之内。我国要把西方社会需要及社会发展的新问题、新状况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我们要理性辩证地看待资本。一方面要看到资本的力量,正确充分地运用资本来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另一方面要树立科学发展观,不能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而是要以人为本、又好又快地发展我们的社会、发展人自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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