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青年的人力资本与桥梁社会资本：从婚姻的中介作用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桥梁论文,人力资本论文,资本论文,中介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1)01-0052-08
一、问题提出
作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城市青年一直是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关注对象。由于处于生命历程里变化较大的阶段，从学校走入社会、从个体走入家庭、从单纯的社会关系转入复杂的社会关系等等一系列青年人所必需面对的转变都非常值得研究。而这些转变中，实际上隐含着一条重要的资本转化链条：青年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如何影响他们在日常生活和行为中可获得和动员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换句话说，逐步走入社会的青年个体，由于刚刚完成（或还在接受）学校教育、岗位技能培训而拥有相对较多的人力资本，但同时因为社会网络的单薄而欠缺相应社会资本，他们的人力资本如何影响并促进社会资本的构建则成为他们社会适应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特别需要关注的是，青年人走入社会后，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再仅限于和家人、好朋友、亲属之间的纽带式联系，可能需要通过接触各式各样的非亲密、与自己存在很大差异的“他者”或不熟悉的组织——在这种桥梁式的社会网络中，青年人才能实现在社会中生存与发展。
然而，受科尔曼(1988)研究的影响，当前研究较多关注社会资本如何促进人力资本的生成，有关人力资本如何影响社会资本的研究还有待加强，尤其是青年的人力资本如何影响他们的桥梁社会资本的机制并未得到充分重视。此外，婚姻作为两个单独个体的法律组合，是否在青年的人力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中起到特殊作用，也值得研究，本文将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探讨婚姻在城市青年的人力资本对桥梁社会资本影响中的中介作用。
二、理论背景
（一）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
“人力资本”一词最早是由舒尔茨和贝克尔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他们认为“人们花费在教育、健康、职业训练、移民等方面的投入本身都是一种有意识的投资行为，这些投资最终形成人力资本”（赵延东，风笑天，2000）。人力资本能给行动者带来相应的收益，但不同于社会资本的是：它的行动者即是它的所有者。因此，可以有理由认为，在已有条件下，行动者自身的人力资源优势会影响自身社会网络的建构并影响对网络中社会资源的获得。不同于传统的人力资本模型，本研究参照谢宇和韩怡梅于2002年设计的人力资源模型，强调不仅仅教育和工作年限是主要考察指标，党员身份也应该被包括在内。在中国，党员身份作为可投资的个人资源可以为个体带来价值增值的回报(Walder,1990; Lin,2001)。可以说，综合考察教育、工作年限、党员身份等指标才能较全面了解中国城市青年个体的人力资本情况。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相同水平的教育、工作年限、党员身份也可能因为性别的不同而给个体带来不同的收益，比如，在中国，同等教育水平下、工作经历和党员身份，女性的平均收入比男性低10.8%（谢宇，韩怡梅，2002）。因此本研究也会相应考察性别的影响作用，假设同等人力资本情况下（同等教育、同等工作年限、党员），女性的社会资本水平低于男性。
社会资本在行动者维持日常生活以及获取新资源、实现新目标的行为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Putnam,2000)。虽然有关它的研究存在概念和测量方法的分歧，相当多的学者(Lin,2001; Flap and Volker,2004; Bian,2008)认同，作为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非自有资源，社会资本不归行动者所有，而是蕴涵在行动者的社会网络中。通过日常与社会网络中“他者”的互动行为，行动者维持着对原有社会资源、或／并投资对新的社会资源的可获得性(accessible)和可动员性(mobilized)。因此，以下几个方面构成了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Lin,2001)：1.什么因素影响了社会资本的生成；2.行动者如何维持和投资何种社会网络以获得哪些社会资源；3.运用这些社会资本最终能否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促成什么样的行动，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亦即社会资本的投资(investment)和回报(return)。但以Coleman(1988)为代表，当前学者较多关注社会资本的回报，更多地强调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比如，社会资本对教育的促进作用。有关人力资本如何影响社会资本的研究虽然也有，但一般是对一个或两个人力资本指标的关注，系统地把以上提及指标整合在一起的研究还需要加强。
比如，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工作经历、党员身份等被发现会影响个体的社会资本获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具有越多的社会资本(Gesthuizen et al,2008)；工作经历较长的女性拥有较高的社会资本(Yetim,2008)；党员身份使得行动个体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Lin，2001)。有的学者还从微观个体的角度提出了性别差异会影响社会资本的获得(Burt,1998; Lin,Ao,and Song,2008; Erickson,2004)，因而提出性别化社会资本(gendering social capital)。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兴趣爱好和社交范围，性别作为个体特征使得个体构建社会网络的能力以及他们所能够构建的社会网络的特征存在不同，进而使嵌入其中的社会资源产生差异。这些研究都有助于了解人力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但因很少有研究综合考察这些指标而研究结论难免出现“忽略变量偏误”，即模型忽略了应该考察而没有考察的指标时很可能会得到有偏差的研究结论（谢宇，2010）。
作为结果变量，本研究考察的社会资本主要是桥梁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中且能够被行动者获得和动员的资源。根据其嵌入的社会网络的特征，社会资本可以分成纽带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和桥梁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前者主要指嵌入在由亲密朋友、家人、亲戚以及其他与行动者特征相似、交往紧密、感情亲近、互动及互惠频繁的他者所组成的“强关系”里，这种关系被称为纽带式社会网络；而后者恰相反，嵌入的社会网络的构成者与行动者之间是“弱关系”，这种关系起到桥梁式的作用，为网络构成的节点之间提供新鲜的、相异的、不重复的信息和资源。两者并非零和关系(Putnam,2008)，行动者可同时拥有它们，在不同情境下或不同行为中求助不同的社会资本。对处于青年阶段的行动者，社会网络中转变最大的部分是桥梁式社会网络。因此，本研究重点考察青年人的桥梁社会资本。
需要提及的是，本研究尝试把桥梁社会资本划分为两类：职业式桥梁社会资本和单位式桥梁社会资本。这种尝试性的划分在中国情境下是很有必要的。作为一种嵌入在桥梁网络或说“弱关系”中的资源，桥梁社会资本不容易被测量到。鉴于当代社会的职业声望能较好地反映网络构成者所承载的资源，林南等于1986年设计了定位法(position generator)。这种测量工具可以发掘出强关系，但更多地发掘出行动者的弱关系，即桥梁社会网络。此测量以桥梁社会网络构成者的职业声望得分作为代理(proxy)来探测网络中蕴藏的社会资本情况。这个方法在许多国家得到验证，并普遍使用。不过，在一些国家，比如中国，仅仅测量职业还不足以发掘桥梁社会资本，因为工作单位所能提供的资源信息不亚于职业。“在中国，地位高低与其说与职业本身有关，不如说与工作单位有关”(Lin,Bian,1991)，工作单位的性质意味着不同的资源分布（谢宇，韩怡梅，2002）。桥梁社会资本不仅仅反映在职业声望测量中，也可以反映在工作单位所代表的资源分布的测量中。边燕杰在林南的定位法的基础上作了中国情境的修改，设计了“拜年定位法”，并对行动者的网络构成者的工作单位信息作了收集，以职业和工作单位两个纬度来反映蕴藏的社会资本信息。遗憾的是，目前很少有研究对蕴藏在职业中的社会资本和由工作单位所承载的社会资本做区分，而本文尝试弥补此不足。
（二）婚姻的中介作用
无论是研究单个或多个人力资本指标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学者都倾向于直接研究两者的因果关系。但社会生活的多样性(variety)让我们有理由假设，它们之间的这种因果关系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moderating)（即在不同的条件下会发生变化），或者通过其他中介因素(mediator)而发生作用。作为青年人，婚姻是他们人生经历的重要转变。婚姻使青年的行为和决策从实现个体目标为导向转为以实现家庭目标为导向。比如，有了家庭的个体更愿意以家庭为经济单位(economi cunit)做最优的人力资本投资，如果一个家庭里男性为主要收入获得者，可能更容易成为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对象，而降低了女性作为独立个体时的自我投资机会(Micer and Polachek,1974)。不同的人力资本会对个体的婚姻状况起到不同的影响。比如，学历越高的女性，越倾向于和学历高于自己的男性结婚；而学历高的男性，迎娶学历不高于自己的女性的可能性较大。此外，婚姻状态会改变个体的社会资本。比如，婚姻稳定的个体，其配偶的社会关系和人力资本在不同程度上会改变个体的社会资本。比如，婚后个体的社会网络会因为配偶社会网络的加入而发生扩大。平均教育水平高的家庭具有较广泛的社会网络且网顶较高（边燕杰，李煜，2000）。既然人力资本能影响个体的婚姻状况，而婚姻状况会影响个体的社会资本，本研究有理由假设，个人的人力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是部分地通过婚姻而发生的，亦即，婚姻在人力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三、研究假设与方法
（一）概念和假设
本研究中，“人力资本”被定义为存在于个体之中能使个人价值增加的知识、技能、政治资源等因素之和，具体测量指标为个体的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党员身份等三方面的投资情况。“桥梁社会资本”是指嵌入在桥梁社会网络中的且能被个体获得和使用的社会资源。由于桥梁社会网络是通过测量职业和单位两个向度来完成，桥梁社会资本可以操作化为个人的职位式桥梁社会资本和单位式桥梁社会资本。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和以往的研究结果，本研究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不考虑婚姻因素的前提下，拥有同等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和党员身份的男青年具有高于女青年的桥梁社会资本（包括职业桥梁资本和单位桥梁资本）。
假设2：婚姻在青年的人力资本对桥梁社会资本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青年的人力资本对桥梁社会资本的作用部分通过婚姻而发生作用。
（二）资料来源、研究方法和变量
本研究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于2003年实施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此次调查采用了PPS方式抽样，覆盖了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除香港、澳门、台湾、西藏）的5900户城镇居民，实际完成样本量为5894个。每个访谈采用面对面方式，持续1～1.5个小时。本研究选取了其中18～40岁的所有城市青年人作为研究样本，共2618个（见表1）。
本研究用SPSS做基本数据整理，再用STATA做因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根据研究假设，本研究中的因变量是城市青年的桥梁社会资本，包括职业式桥梁社会资本和单位式桥梁社会资本。作为被调查对象的社会网络信息收集工具，“拜年定位法”测量工具是通过设定拜年情境，询问被调查对象过年时给多少人拜年，并根据中国的职业分布情况和工作单位性质分布情况分别给出职业列表和工作单位性质列表，询问拜年对象里是否有从事以下职业的，以及拜年对象中是否有在以下性质的单位工作的。这个测量工具可以测量网络中亲人、密友等强关系人的职业和工作单位信息（即纽带社会网络的信息），但更多地能收集到一般朋友、上下级、同事、客户等普通接触人的信息（桥梁社会网络信息）。此测量工具的前提假定是：现代社会中，在不同职业、不同性质的工作单位工作的人可以拥有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社会资源，而通过测量个体的社会网络的所有构成者（即接触者）的职业和工作单位信息，可以代理性地测出蕴藏在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本研究参照边燕杰和李煜研究中提供的职业声望得分和工作单位性质的声望得分，计算出职业式桥梁社会资本的网顶、网距、职业总分，以及单位式桥梁社会资本的网顶、网距和单位性质总分。并对前三个变量做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和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得到职业式桥梁社会资本因子（已解方差为85.6%）；同样方法对后三个变量做因子分析，得到单位式桥梁社会资本因子（已解方差为90.81%）。两个因子的理论含义为：个体的社会网络中所嵌藏的社会资本量可由职业资源和工作单位职业的表示，前者越高，表明职业桥梁社会资本量越高；后者越高，表明单位桥梁社会资本越高。本文再对这六个变量做因子分析，得到一个桥梁社会因子，因子得分越高，表明社会资本总量越高。由于因子得分是标准分，为便于理解，本研究将桥梁社会资本总量的因子得分全部转化为百分制，最高分为100，最低分为0。因子值越大，指数取值越大，因子基本情况见下表2。
本研究自变量是城市青年的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工作年限二次项、党员身份、婚姻状况、性别。由于数据库中的教育水平为定序变量，本研究把不同的教育水平转化为相应的教育年限（定距变量）。工作年限变量由调查年(2003)减去第一次参加工作的时间得到。因工作年限呈二次曲线图，故加入二次项。婚姻状况变量把“离婚再婚，离婚未再婚，丧偶未婚，丧偶未再婚”等四项合并“已婚，婚姻状况不稳定”变量，并将整个婚姻状况变量设成三个虚拟变量（单身，已婚且婚姻状态稳定，已婚但婚姻状态不稳定）放入回归模型。
四、数据分析结果
1.在不考虑婚姻状况的情况下，拥有同等教育、工作年限和党员身份的男青年与女青年的社会资本不存在差异。
以往有关性别差异的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资本存在构成状况和量的差异。本研究也因此做出有性别差异的假设。但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在不考虑婚姻状况的前提下，拥有同等教育、工作年限和党员身份的男性青年的社会资本量并不会不同于女性青年。因此，本研究的假设l并没有得到证实。
无论男性青年，还是女性青年，他们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均具有如下关系：(1)拥有党员身份，将提高个人的桥梁社会资本总量，其中职业桥梁社会资本量和单位社会资本量也分别呈正向关系，但党员身份更有助于单位桥梁社会资本的获得。(2)教育年限越长，桥梁社会资本量越大，但教育年限更有助于青年人从职业社会网络中获得社会资本。(3)工作年限系数为正，而二次项系数为负，说明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桥梁社会资本总量也在增加，但到了一定年限则呈下降趋势，工作年限对桥梁社会资本的“倒U型”影响青年期就出现了。计算得出，最有利于总桥梁社会资本的工作年数是：14.83年，有利于职业式桥梁社会资本的工作年数是14.33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工作到11.25年时的单位式桥梁社会资本量最大。(4)从B系数看，在进入模型的人力资本指标中，教育年限对桥梁式社会资本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工作年限；最后才是党员身份。
2.婚姻在人力资本对桥梁社会资本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人力资本对桥梁社会资本的作用有部分是通过婚姻发生的。
由于以往的研究表明，婚姻与人力资本、婚姻与社会资本都存在相关关系，本研究假设城市青年的人力资本并非全部都直接对他们的桥梁社会资本发生影响，而是有部分通过婚姻这个中介，进而构建并获得桥梁社会资本网络。由于婚姻使得两个原本独立的个体组合成互相依赖的家庭成员，个体可获得和使用的资源会受到配偶原有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的影响。但本研究假设婚姻带来的这种影响并不能完全消减个体自身人力资本对其桥梁社会资本的影响。数据分析结果证明了这一点。
本研究在分析模型2之前，除了通过模型1已经得到教育、工作年限和党员身份对个体桥梁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都统计显著外，还分析了这些指标对几种婚姻状况的回归情况。以单身作为参照组，发现稳定婚姻不影响社会资本，而不稳定的婚姻状况对青年个体的桥梁社会资本呈负相关，说明不稳定的婚姻状况减少了青年的桥梁社会资本量。进而，本研究把两个虚拟婚姻变量（稳定婚姻状态；不稳定婚姻状态）代入模型2，单身为参照组。数据结果表明，婚姻状态确实在人力资本对桥梁社会资本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个体人力资本的回归系数普遍降低。除了直接受到个体的人力资本影响外，个体的桥梁社会资本还有部分是通过婚姻而受到个体的人力资本影响。
(1)与单身相比，稳定的婚姻状态可以使个体获得更多的桥梁社会资本（两种都是），但不稳定的婚姻状态对个体的职业式桥梁社会资本发生显著的负面影响。(2)与单位式桥梁社会资本相比，职业式桥梁社会资本受到教育、工作年限的影响更大，受到不稳定婚姻的影响较小。(3)从B系数看，婚姻并没有改变各人力资本指标对桥梁社会资本作用的强度顺序，仍然是教育对桥梁社会资本的作用最强，其次是工作年限，再次是党员身份，最后是婚姻状态。其中，稳定婚姻的正面促进作用要强于不稳定婚姻的负面作用。
五、讨论
要了解青年的社会适应性，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了解他们的人力资本如何影响社会资本的获得。因此，在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首先对中国城市青年的人力资本测量、社会资本测量作了中国情境的界定，提出人力资本测量除了使用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两个纬度外，要加入党员身份变量。将只有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工作年限二次项对桥梁社会资本作回归的模型与增添了党员身份的模型做嵌套模型比较，发现R[2]增加了2%，F(12148)=5.15,p=0.02＜0.05，说明添加党员身份这个变量后模型得到的改善具有统计显著意义。因此，在中国情境下研究人力资本问题，有必要考虑把党员身份列入人力资本的测量纬度。
在确定人力资本的测量后，本研究提出，处于青年时期的个体面临着社会网络的重要转变。因为社会活动半径在扩大，桥梁社会网络可能会急剧扩大，逐渐接触到许多新鲜的人与事。不同人力资本情况的人可能会拥有不同情况的桥梁社会资本量。本研究意在考察，不同的人力资本如何影响他们的桥梁社会资本总量；并更进一步地了解，青年的人力资本如何影响通过社会网络构成者的职业所反映的桥梁社会资本量和通过他们的工作单位所反映的桥梁社会资本量。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青年人所能利用到的社会资源类型，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他们将来的发展方向和社会生存空间。本研究发现，青年的人力资本确实对这两种不同的桥梁社会资本有不同的影响。因此，以后的研究中可尝试进一步深入分析这种区分的作用。
本研究的分析结果不支持假设1。在控制教育水平、工作年限和党员身份的情况下，青年人的桥梁社会资本总量不存在性别差异。传统研究表明，在同等条件下，社会资本存在性别差异。若仅将性别单个变量对桥梁社会资本做回归，本研究也发现，女性的桥梁社会资本确实比男性桥梁社会资本少，回归系数为-3.01(p=0.00＜0.05)。但是若把教育年限或党员身份与性别一起做回归，性别差异的显著性消失。因此，性别的差异性是通过其他变量来对桥梁社会资本发生影响。这也恰说明为何研究假设1不能得到证实。
本研究着重强调了婚姻在人力资本对桥梁社会的影响中的中介作用。青年的人力资本不仅仅直接对他们的桥梁社会资本发生作用，还有部分是通过婚姻的中介作用而发生。也就是说，青年人力资本对桥梁社会资本的总效应可以分解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人力资本对桥梁社会资本的直接效应，另一部分为间接效应，表现为人力资本对婚姻的效应乘于婚姻对桥梁社会资本的效应。
由此可见，在讨论青年人的人力资本对桥梁社会资本的影响时，不能忽视婚姻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人力资本对社会资本的效应有一部分是通过婚姻来实现的。在青年人的社会适应过程中，相对单身而言，已婚并稳定的婚姻状态起了积极的中介作用，已婚但不稳定的婚姻状态削弱了人力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只有考虑婚姻因素，才能较好了解人力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机制，才能较好地分析中国城市青年的社会适应问题。当然，不同的婚姻状态下，青年的人力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也可能发生变化，可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