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卷被忽视的宋金交聘图文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文论文,二卷被论文,宋金交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12)04-145-09
《事林广记》一书在海内外存在不同的版本，并且内容不尽一致，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专门述及这一问题①。该书由于保存着不少宋、金、元朝的鲜见史料，故而备受史家重视。其中，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年)刻本《事林广记》乙集记有二卷他书缺载的《燕京图志》(见图1)、《南京城图》(见图2)、《东京城图》(见图3)、《朝京驿程》②，也便成了本文考察的内容。
图1 《燕京图志》
图2 《南京城图》
迄今，笔者未发现对这二卷内容进行整体研究的论著，仅有部分论著涉及其中某一部分的内容。《燕京图志》被视为“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也是唯一的金中都图”③，在众多金中都的研究中屡被征引④。朱偰、阎文儒、徐苹芳等在关注《燕京图志》时，都将该图与记载了金中都的文献相比对，主要是和宋金交聘文献(楼钥《北行日录》、范成大《揽辔录》)比对，由于图、文惊人的吻合，徐苹芳便认为“陈元靓是根据乾道六年(金大定十年，1170年)出使金朝的楼钥和范成大的行记编绘的”《燕京图志》⑤。顺着这一思路来看，结论似乎是成立的。然而，当再将该图与另一存世的交聘文献(程卓《使金录》)比对时，发现两者也是吻合的。因此，该图究竟是如何成图的？仍需进一步的论证。而与之并存的《东京城图》、《南京城图》、《朝京驿程》学界则关注不多，从内容上看，笔者认为它们均属于宋金交聘图文的范畴，应当一并进行考察。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了这二卷内容的撰者为南宋出使金朝的使节，但卷一和卷二并非同一人所撰，大致撰成时间也明晰了。
这二卷图文反映了宋金时期的内容，却被元人改编成了《帝都图志》、《朝京驿程》，加之后面的二卷《江北郡县》、《江南郡县》，俨然成了元代地理的一种概述。观察图文中“不应有”的内容，可以发现元人在其中的实用性改造。而清末著名的元史学者李文田便把这四卷内容当成了《元舆地略》，抄录了下来。可见二卷图文在传递中被改造了，在某种意义上也掩盖了它交聘的面目。与之相关的，《燕京图志》、《东京城图》(见图3)、《朝京驿程》等并不是原有的名称，而是被重新命名的，并不准确⑥。
图3 《东京城图》
其中卷一的四幅地图何以出现？由谁绘制？它在关注什么？它又收录了哪些文字所难以表达的信息？在透过文献来一一寻找答案时，笔者发现该地图出现了“断裂”，已经难以还原它所处的历史时空。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断裂也为我们认识某些历史事实提供了可能。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观察地图，并非是新话题了。地图的空间布局、建筑结构、比例大小、路线等，都反映了撰图者的思想，尤其是将地图置身于宋金对峙的角力场中，它的现实意义就不会局限在如元人所述的“览者，可以知古今之制不同也”⑦。
一 图文的交聘性质和内容
在《朝京驿程》中，撰者提及了“今得《帝都图志》并《朝京驿程》”，表明卷一的图志和卷二的驿程是捆绑出现的。它们被置于此处，并非没有关联。首先，有必要理清这二卷图文的内容。
从卷一的四幅地图中，笔者发现了用双线标示的路线。这从两点可以看出：一是进出城门。二是与河流相交，相交处有桥梁，且桥走向与路线走向一致。路线作为地图的内容，彰显出这些地图的目的性，也成为解读地图的重要环节。
在依照顺序认识这二卷内容时，不得不对顺序上的问题加以说明，如四幅地图位置错乱了。图后附有“金人所改东京、南京宫殿、楼观有所损益，今将城壁图制刻于《燕京图志》之后”，即《东京城图》、《南京城图》(见图2)的位置应在《燕京图志》后，事实上出现了不对应之处，即第一幅地图《南京城图》被置前了，而《燕京图志》被放在了第二、三位。或许出于雕版印刷的缘故，《燕京图志》又被拆分成了二幅地图⑧。因为它是一体的，这种拆分也容易产生认识上的误读。
《燕京图志》标有“会通馆”、“南使客位”、“此楼驿使副位次”。会通馆，宋人出使文献《北行日录》、《揽辔录》、《北辕录》、《使金录》均作“会同馆”，可知该图此处当误。会同馆为金朝设置接待南宋使臣的馆驿，专为交聘之用。图中对宋使和金朝驿使的位次也作了记录，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图中宣明门西之“幕次”，也为南宋使节的待班幕次⑨。路线从丰宜门、夺玉桥、宣阳门，然后到会同馆，再从左掖门进入宫城。从路线中经由会同馆、幕次等线索基本可以断定该地图是交聘地图。
只有如此，我们才可以理解撰者详细地标出交聘路线经由的上、中部的宫城门名，而不标下部的门名。当然经由的会通门、承明门仅系偏门⑩，并非如图中标示的正门，由于南宋聘使行用该路线，而被重点标示，以至于取代了正门。
《东京城图》标有“陈留至京四五里，歇一日，次日御宴，三日至阳武九十里”，(11)其间的歇一日、三日至阳武等信息表明正在路途中。而御宴一词则表明该行程非同一般，《金史》仅在“新定夏使仪注”中出现，宋人奉使文献中多次提及，可以确定金朝在东京、真定、中都三处均有招待宋使的御宴。在东京、真定御宴的流程，均是歇泊住驿一日，次日御宴，三日出发，恰与地图的记载相吻合。图中标有“会通馆”，为宋使的馆驿。图中的路线也大致与《使金录》所记吻合，如经由“顺意(当为义)门”、“玉虎门”、“太学、武学在馆驿行路左，右入会通馆”。由以上几点基本可以断定该地图是交聘地图。
《南京城图》有三个城池，南京城标有“濉阳驿”，拱州城标有“濉阳驿歇”，南京与拱州均为濉阳驿，当有一误，按拱州当为“襄陵驿”，而“濉阳”当为“睢阳”(12)。宁陵县城标有“永宁中火”，宁陵县有永宁驿，此处指在永宁驿中顿。有关襄陵驿歇和永宁驿早顿，在交聘文献中已得到验证。南京城仍标有一门“阳熙门”，也是交聘使者的经行之路(13)。三城池均突出了馆驿(宋金交聘宿顿之所)，而不像其他州县地图强调官廨，这绝非偶然，说明该图也是交聘地图。
《朝京驿程》并非地图，系以文字的方式记录了从南宋都城余杭门到金中都会同馆之间的详细驿程。其中几个细节值得关注，一是最后止在会同馆，此前一站为燕宾馆(14)，会同馆如前所述为宋使馆驿，燕宾馆也是金中都城外接待宋使的馆驿，在此进行班荆宴(15)。二是提出从“临安府余杭门起”，临安府作为南宋的都城，余杭门也是宋金使节出入南宋都城的大门，尤其是宋人交聘文献中多有“出国门”的记载，说明余杭门作为始发地事出有因。三是地名系宋金时期地名。由此三点可以推论《朝京驿程》是交聘驿程文献。
行文至此，《事林广记》这二卷内容的性质便明确了，都属于宋金交聘的范畴。在明晰了这一点之后，再来观察二卷图文中仍存在的其它内容。
《燕京图志》中标有“文楼”、“武楼”、“街市”、“营府”、“蓬莱阁”等名目，《东京城图》中标有“白樊楼”、“太平楼”、“长乐楼”、“太学”、“武学”、“大相国寺”、“五岳观”、“太乙宫”、“普照寺”、“龙守桥”、“临水股”、“金水堤”、“南京运使衙”、“同知留守衙”、“广捷第一指挥之营”等名目，《南京城图》标有“教场”、“西平台”、“宁陵县城新修”、“护城堤”、“马铺”等名目，与交聘本身关系不大，这一点与奉使行程录等文献记载颇为类似，或出于纪行的需要，将所见所闻绘入地图中，确切可知的则标出名称。
从《东京城图》和《南京城图》，可以看到不同的情形。前者在东京城图的基础上，重点是围绕着交聘行走的路线对所闻所见作了标记。后者则是粗略的城市图，没有一个绝对的中心城市，路线也没有严格的按照交聘的行走线路来绘制，而在城市周边绘制了三个店(如阳店、下八里店、董店)、三个马铺、新店子等内容。
除了已知的二卷内容外，还有没有其它内容的存在？从四幅地图来看，仅仅是交聘路线上的几个城市，可能还存在其它交聘地图，然而该版《事林广记》的编纂者在当时能够得到的只有这四幅地图而已。同时，需要补充的是，即便是这四幅地图，也已经不是原本的地图了。在雕版印刷过程中，可能会对地图作简化和整齐的处理(16)。
二 图文的撰者和撰成时间
就四幅地图的详细程度而言，《东京城图》中对东京的记载是最多的。地图作为实物资料，它给皇帝、当权者和浏览者提供了记忆和提醒的平台。在这一思考维度，便涉及到二卷内容究竟为何人所撰、撰图文时间的问题。徐苹芳认为《燕京图志》系陈元靓依照《北行日录》、《揽辔录》绘制的，由是，撰者明确，撰图的时间也大致确定。笔者通过对二卷内容均系交聘图文的考察，并不认同徐苹芳的观点。二卷交聘图文并非是据交聘文献撰成的，而是南宋出使金朝的使节独立撰成的，只是在部分内容上与《北行日录》等吻合而已。否则，便不会有地图中的交聘行进路线了。
从四幅地图来看，“燕山府”、“南京，旧应天府。金人改归德府。”“东京，金人为南京”、“拱州，今改濉(当为睢)州”，均是优先使用北宋旧称，同时指出金人所改的今地名，与宋人行程录中惯用的手法吻合。《朝京驿程》也有一处出现这种情形，即“燕山大兴府”，其它金朝境内地名多采用北宋时称呼。鉴于此，基本可以认定二卷内容当出自南宋人之手。又加之对宋金交聘的行进线路、驿程、馆驿等信息甚为了解，可以断定二卷内容出自南宋出使金朝的使团成员之手。
《南京城图》中“护城堤高一丈、阔二丈，大定廿一年修，防黄河水长”，“大定”为金朝年号，似乎说明地图非出自宋人之手。而事实上，南宋人并非不提金人的年号，如《北行日录》便有三处提到金人年号，分别是“大金正隆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大定五年”、“天会中”，《使金录》中有“大定二十年”，《揽辔录》中提到“正隆钱”。除了奉使文献外，其它文献中也并不少见，如《夷坚志》中也载有“时金国皇统元年，即绍兴十年庚申也。”(17)可知此处的年号不足以否定笔者的结论。
然而，卷一的地图与卷二的《朝京驿程》是否出自一人之手？从两者内容的对比来看，《南京城图》有拱州至陈留县一百廿里、宁陵至阳驿二十一里、南京至熙(睢)州宿顿一百一十里、宿州至南京三百四十里，《朝京驿程》则分别为一百一十里、二十五里、一百二十里、三百三十里。《东京城图》有“濉(当为睢)州至东京百六十五里”，《朝京驿程》则为一百五十五里。《燕京图志》载“燕山府”，而《朝京驿程》作“燕山大兴府”。通过对同样的内容，出现如此多的不同记载，显然不是出自同一次出使金朝的活动，也证明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
由于不是同一次使事，那么地图和驿程的撰成时间也就不一样了。下面来考察一下它们各自撰成的大致时间。
地图中至少有四处线索，分别是：《东京城图》之“会同馆”，按《北行日录》(乾道五年，1169年)、《揽辔录》(乾道六年，1170年)载南宋使节宿顿在都亭驿，在《北辕录》(淳熙三年，1176年)中则载为“会同馆”。大致可以说在乾道六年(1170年)后才成图。
《东京城图》之“三日至阳武九十里”，《朝京驿程》中记录了东京至阳武九十里的驿程，即自东京四十五里到郭桥镇，二十五里到开明，二十里到阳武县。按《北行日录》、《揽辔录》、《北辕录》均不是行走该路线，而在《使金录》中则找到了这一路线。大致可以说在淳熙三年(1176年)后才成图。
《南京城图》之“宁陵县城新修”，按《金史》卷25《地理志中》“大定二十二年徙于汴河堤南古城”，地图中宁陵县恰在汴河南，互相印证。再加上地图中仍提到护城堤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修，可以确信地图成于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之后。
《南京城图》之宁陵县永宁驿，《北行日录》中仍称永宁驿，而《使金录》嘉定四年(1211年)载有“早顿宁陵县，入永宁驿，今改为长宁”，(18)表明最晚在嘉定四年(1211)成图。
之所以列出《东京城图》的两条线索，是出于验证四幅地图是否出自同一人之手的需要。虽然未能找到直接的证据，但在这些时间线索、绘图方式等方面保持一致，使笔者认同四幅地图出自同一人之手。至此，四幅地图的成图时间有了范围上的限定，即在1182-1211年之间成图。
《朝京驿程》载有定兴县，按定兴县，大定六年(1166年)以范阳县黄村置(19)。表明最早在大定六年(1166)撰成。《朝京驿程》提到燕宾馆，而《使金录》载为“恩华馆”，实际上恩华馆旧名燕宾馆，承安三年(1198年)更名(20)。表明最晚在承安三年(1198年)撰成。于是，《朝京驿程》的撰成时间限定在了1166-1198年之间。
《朝京驿程》中载有“淮安州”，按《宋史》所载：“绍定元年，升山阳县为淮安军。端平元年，改军为淮安州”(21)，与上面讲到的《朝京驿程》撰成时间不符。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很有可能跟元人的改造有关。
三 元人对图文的改造
在二卷宋金交聘的图文中，出现了“不应有”的内容。究其原因，当是元人对二卷内容作了实用性的改造。
从目录来看，“万里车书新一统，千官爵禄总多才”，一句充满元人口气的诗陈列在前，与笔者所见几种《事林广记》均不同，在日本元禄十二年和刻本中也是仅此一见。二卷交聘图文也只在和刻本中出现，“今得《帝都图志》并《朝京驿程》”，也说明两者是撰者新得到的，与乙集卷三《江北郡县》、卷四《江南郡县》并无关联，暗示着该诗、乙集目录和二卷交聘图文内容属于新出，并非来自陈元靓所撰《事林广记》。和刻本甲集目录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此书因印匠漏失版面，已致有误。君子今再命工修补外，新增添六十余面，以广其传收书。……泰定乙丑仲冬增补。
可知和刻本所据的底本为元泰定二年(1325年)刊本，泰定二年(1325年)刊本《事林广记》对原刊本又新增补了六十余面，这是明确的。而上面提到属于新出的内容共十一面，极有可能便是新增补的部分。
乙集目录将卷一称为“燕京图志”，下分“建都加号”、“到京须知” “京城之图”、“帝京宫阙”、“东京城图”、“南京城图”六个条目。将卷二称为“朝京驿程”，下分“驿程序略”、“经过州府”、“经过诸县”、“经过市镇”、“经过河道”五个条目。真正存在的卷一有四个条目，而其中“京城之图”与“帝京宫阙”两个是一幅图。卷二则只剩下“经过河道”一个条目。再看同为乙集的卷三《江北郡县》有《书指序略》，但目录中并未提及。可见乙集目录是混乱的，并未如实的反映乙集的内容。这便体现了元人在中间的改造。
《燕京图志》被冠以《帝都图志》，又堂而皇之的将它分为二幅图，目录分别以“京城之图”、“帝京宫阙”命名。目录有“建都加号”、“到京须知”两部分，今已不见其踪影。乙集卷一是否存在这两部分内容，还是出自元人的杜撰，已经不得而知。
在卷二，编撰者新增了如下的记载：
今大元皇帝奄有天下，(笔者按：有阙字)广，日行千里马尚不能遍历，况闾阊之民，耳目之有限，又安知京国之远近哉！今得《帝都图志》并《朝京驿程》，自杭州余杭门起，到燕京，计三千九百二十四里。凡经过州、县、坊、村、河道并刻于后，开卷瞭然，如指诸掌，岂不韪欤。
元人对本朝疆域之远阔甚为自信，如《金史》编纂者便提到“故近代学者记西北地理，往往皆臆度言之。圣神有作，天子会于一，驿道往来视为东西州矣。”(22)因此，指明“京国之远近”也成为元人积极推行之事，此处《朝京驿程》之“朝京”便体现了这一点，已非原本交聘驿程之称谓。如目录所说经过州府、诸县、市镇、河道在《朝京驿程》中都是存在的，但作为一体，并没有拆分。而元人在列出全部的驿程后，又罗列出“经过河道”，其中之“大运河”、“小运河”、“光顺河”等河名已经为元朝的名称了。这种改造也出现在了驿程中，如前面提到的“淮安州”。
元人编撰者在四幅地图后加了这样一段话：
东京旧城、宫室制度已纂为图刊于前卷，而金人所改东京、南京宫殿楼观有所损益，今将城壁图制刻于《燕京图志》之后，览者可以知古今之制不同也。
此处“古今之制”，古为北宋，今为金朝，并非真正意义的古今贯通。而四幅地图的撰者南宋人，及四幅地图的交聘性质，也在如此“书写”中被掩盖了。元人编撰者的这些改造，凸显了实用性，更容易吸引时人的眼球。
四 图文的撰成依据和评价
二卷交聘图文是如何撰成的？撰者在关注什么？如何看待这二卷内容？地图不同于文字，相较文字的书写，地图的绘制更为复杂，涉及到的方面也多一些。故笔者拟在这一部分分开加以论述。
考古学或文献学上的新发现，往往能添补历史记忆之空白，或补正认识上的误区。在北宋时，使节出使契丹、占城、高丽，归国后曾有上交朝廷《熙宁使虏图抄》、《占城至交阯地图》、《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显然涉及到了地图。到了南宋，使节出使金朝归国，地图一事未见记载。此处地图的出现，显然是明证南宋时仍有奉使地图的存在。这也为我们认识宋金交聘的现实状况提供了新的信息。
金帝完颜亮曾在贺宋高宗生辰使团之中密遣画工，令画工绘制临安城图及吴山、西湖美景。使事完成后，画工向完颜亮上交了图画(23)。密遣画工一事，表明在宋金交聘中，使节公开绘制地图是不被允许的。如是看来，地图的撰成或出自私下绘制，或回到南宋后绘制。如北宋人梅尧臣便有诗提到：“一过范阳应感慨，归来图画彼山川。”(24)
金朝对外国使节采取优待和防范并举的措施，优待方面兹不赘述(25)，重点来关注防范的举措。承安元年(1196年)，诏：“今后高丽、夏使入见敷奏，令新设各国通事具公服与閤门使上殿监听。”(26)又如泰和三年(1203年)，章宗对宰臣说：“贺正宋使且至，可令监察随之，以为常。”(27)金朝也对可能存在的外国使节私通本国事情做了处罚上的规定，如“若人使入国，私通言语，说知本国事情……并的杖。”(28)具体到宋使方面，宋使在进入金朝境内之后，在馆驿中宿顿，金朝采取“食毕，即锁门，内外不通”(29)。在宋使上马时，“马已预定上一上二，贴于背上，以防差误。……御者不俟据鞍，即散，盖防与之话，言泄秽事也”(30)。金朝曾规定不许百姓观看宋使，直到汪大猷出使(1169年)前不久才解禁，不过在行程录中仍可见到“观者多闭户以窥”(31)。
同时，交流并不是强制所能禁止隔绝了的。在《北行日录》、《使金录》中可以多处看到金朝人“自言”事，如承应人、旧亲事官、甲卒、军夫、驾车人(车夫)、木工等。当然也不乏宋朝使节问金朝人以金朝事。于是，南宋使节撰成地图除了来自亲自见闻外，还有来自询问金朝人或金朝人自诉所得到的信息。
撰者在地图中关注什么？从地图的交聘性质可以得知地图在强调馆驿、行走路线。金朝宫室作为交聘的关键地被南宋使节所重点关注，《燕京图志》中大安殿和仁政殿作为朝见金帝的场所，宫城图便是围绕着这两个中心场所展开。
除了交聘，地图还关注了其它方面。四幅地图有意无意的为我们展示了城市的形象，其中东京城的内容是丰富的，南京、拱州、宁陵县的比例大小也反映了城市的大小。如军事设施，“教场”、“营府”、“广捷第一指挥之营”被特别提出，尤其是“教场”在《南京城图》中占得比重，比宁陵县城还要大，显然它的存在绝非是可以漠视的。如政府机构，在《东京城图》中列出“南京运使衙”、“同知留守衙”，为我们认识金朝南京的行政空间提供了依据。如水利桥梁，《南京城图》列出“护城堤”，“此堤黄河水长直渰至堤下”、“水长五丈”，《东京城图》列出“金水堤”、“龙守桥”，《京城之图》列出“夺玉桥”，其它还有诸多未列出名称的桥。如社会生活，《东京城图》列出“白樊楼”、“太平楼”、“长乐楼”，这些酒楼出现在南宋人的视野中，并被纂入地图，无疑是反映了金朝南京的城市社会风貌。《东京城图》还列出了“大相国寺”、“普照寺”、“五岳观”、“太乙宫”，体现了金朝南京人的宗教生活。以上不少方面是文献记载中缺失的，值得我们加以关注。
相反，有些方面应该出现在地图中，却未被纂入地图。如《东京城图》中回避了北宋都城的宫殿，甚至淡化了它曾作为都城的存在。其中的思想动机已经难以寻觅了。正如前文所述，该卷地图作为交聘活动的产物，它潜在的阅览者有皇帝和宰执，它能够成为提示或者讽谏皇帝进取的工具。而此处撰者的处理或许是淡化这种讽谏功能。
《东京城图》在空间布局上，是扭曲了的，或者说是失实的。宾曜门和玉虎门并非是对称的，而是呈东南——偏西北方向(32)。且整个图的内容并非是上北下南的布局，不知撰者是站在什么角度绘制的该图。《燕京图志》的两图也出现了问题，即空间上比例是失衡的，由丰宜门到宣阳门的距离和宣阳门到应天门的距离，明显的倾向了后者，扩大了宫城的空间比例，而且仁政殿后仍是有宫殿的，却被忽略了。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或是囿于交聘的视野，或是限于制图大小的需要。
在路线方面，考虑到《东京城图》因方位的扭曲，相应的，路线也会出现错位。《燕京图志》在路线的末端出现了问题，即自承明门后又往北延伸至昭庆门并穿过后一门，实际上南宋使者仅从承明门经左嘉会门便转向了，并非再向北行走。
此处笔者指出四幅地图重点在关注什么，什么又被忽视，以及可能存在的错误，并非着力在评价地图，而是试图指出撰者这样绘制的用意，以及出现这些问题的背后因素。考虑到地图绘制者未必精通地图的绘制技术，再加之当时未必形成科学而被一致认可的地图绘制模式，卷一的四幅图的出现就不难想象了。
《朝京驿程》与《北行日录》、《揽辔录》、《使金录》等行程录记载的里数各不相同，与《金虏图经》中《地里驿程》也不相同(33)，它究竟是使者依据什么撰成的？
在金代晚期，金与西夏达成了兄弟之国，夏使刚入境，金朝便“先具驿程腰宿之次”(34)，表明金境内的驿程是金朝给予西夏使节使用的，并用以提示停顿之地。宋使是否也享受这一待遇？从这些驿程地点来看，多是宋使中间休息食宿之地，考虑到如果每次宋使都需要在行旅匆匆中计量驿程，似乎也不太现实。同时，在宋使笔下不乏“迂行”的记载(35)，表明宋使是知道行进路线的，宋使入金时可能携带有之前的使者行程的记载，当然更有可能金朝提供了驿程，却未按照驿程行走，于是被指为“迂行”。如是，则金朝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提供给宋使的并非是一致的驿程，至少在里数是不同的。当然，这只是一种推论。
即便是金人向南宋使者提供了金境内的驿程，使者也对该驿程进行了改造，换之宋时称呼。加上从临安到金中都的行程，并不妨碍笔者前面得出的《朝京驿程》出自南宋使金成员之手这一结论。
《朝京驿程》提供了不少文献中很少提及的地名，如拱州和杞县之间的“曲堽”、中山府和泾阳镇之间的“斥堠铺”。与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比对，可见许多地名的写法是不同的(36)，值得引起关注。当然，《朝京驿程》中也存在一些错误，如宝应县被标为宝县，丹阳县被标为平阳县、濬州被标为卫州、燕宾馆被标为兼宾馆。在里数上也有问题，如丹阳县到镇江府的里数、新乐县到中山府的里数。
有一段材料这样写道：
驿路有白塔桥印卖《朝京里程图》，士大夫往临安，必买以披阅。有人题于壁曰：“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如何只说临安路，不数中原有几程。”(37)
显然，“有人”的忧虑，与此处《朝京驿程》从临安到燕京(包括中原)的记载是不相符的，但也从侧面说明《朝京驿程》与奉使行程录等资料的流传是不广的。中原作为一种想象，已经与南宋人有距离了。而《朝京驿程》以及卷一的地图也失去了它应有的性质，被沦为元人夸示大元疆域的一种实用性的工具。
五 结语
当二卷图文为宋金交聘的文献得到证实了后，我们对它的认识才会更准确，在使用时才不会张冠李戴，将之归属于元朝的地理信息。宋金交聘是两朝外交史的最主要形式，对维持和平和互通彼此信息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宋金对对方使节的往来都非常重视，以礼优待。宋金对本朝使节出使所见所闻也颇为关注，宋朝便规定使节归国要将《语录》等信息上报朝廷，本文讨论的二卷内容怀疑便是使节需要上报朝廷的。除此之外，笔者还发现了宋金交聘研究中被忽视的《使金贺生辰还复命表》(两千字左右)。宋朝使节出使金朝，所闻所见得到的多是第一手的信息，由于金朝史书存留较少带来的金朝史研究的瓶颈，这些信息的存在便受到金史研究者的追捧。本文对《事林广记》中这二卷图文内容的交聘性质的考证，相信会引起金史研究者的兴趣，以更好地推进金史及宋金交聘史的研究。
注释：
①胡道静：《事林广记前言》，[元]陈元靓：《事林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页上-14页上。森田宪司：《关于在日本的〈事林广记〉诸本》，[元]陈元靓：《事林广记》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566-572页。宫纪子撰，乔晓飞译：《新发现的两种〈事林广记〉》，沈乃文主编：《版本目录学研究》(第1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180-212页。
②传陈元靓：《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乙集卷1、卷2，(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04-309页。笔者认为这二卷内容为元泰定二年刊《事林广记》新出的内容，故标为“传陈元靓”，详见第三部分论证。
③徐苹芳：《南宋人所传金中都图——兼辨〈永乐大典〉本唐大安宫图之误》，《文物》1989年第9期，第54页。
④朱偰：《八百年前的北京伟大建筑——金中都宫殿图考》，《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7期，第68、69页。阎文儒：《金中都》，《文物》1959年第9期，第11页。徐苹芳：《南宋人所传金中都图——兼辨〈永乐大典〉本唐大安宫图之误》，第54-58、96页。于杰、于光度：《金中都》，(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第99页。
⑤徐苹芳：《南宋人所传金中都图——兼辨〈永乐大典〉本唐大安宫图之误》，第55页。
⑥从《燕京图志》和《帝都图志》的命名差异中可以发现杜撰的端倪。《南京城图》中南京、拱州、宁陵县、教场等并列出现，地图并非在强调南京，而是在强调馆驿、路线和距离，足以说明命名准确性的问题。但囿于行文的需要，本文仍沿袭已有的命名。
⑦传陈元靓：《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乙集卷1，第307页。
⑧《燕京图志》被拆分事在前人研究中早已被发现，朱偰：《八百年前的北京伟大建筑——金中都宫殿图考》，第68页。
⑨[宋]楼钥：《北行日录》上，[清]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408页。
⑩傅熹年：《山西省繁峙县岩山寺南殿金代壁画中所绘建筑的初步分析》绘有《金中都宫城平面示意图》(据楼钥《北行日录》所载)，《中国古代建筑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4页。
(11)传陈元靓：《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乙集卷1，第306页。按卷2的《朝京驿程》(第308页)及[宋]楼钥：《北行日录》上(第398页)，陈留至东京当为四十五里。
(12)[宋]周煇：《北辕录》，《丛书集成新编》第9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704页。[宋]程卓：《使金录》，《丛书集成续编》第27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第252页。《北行日录》上，第397页，《北行日录》下，第414页。
(13)[宋]周煇：《北辕录》，第703页，[宋]程卓：《使金录》，第252页。
(14)燕宾馆原误作“兼宾馆”，今据[宋]楼钥：《北行日录》上(第406页)、[宋]周煇：《北辕录》(第705页)等改。
(15)[宋]范成大：《范石湖集》卷12《燕宾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57页。
(16)如日本元禄十二年和刻本与元至顺间建安椿庄书院刻本比对，可见和刻本对北宋都城地图的《旧京城之图》、《外城之图》便作了如是处理。而同为该和刻本，《外城之图》的树和本文几幅地图所绘的树有相近之处，于是笔者有了这一推论。传陈元靓：《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甲集卷11，第294页。[元]陈元靓：《事林广记》后集卷6《宫室类》，(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册，未标页码。
(17)[宋]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甲志卷1《刘厢使妻》，(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页。
(18)[宋]程卓：《使金录》，第252页。
(19)《金史》卷24《地理志上》，第575页。
(20)《金史》卷38《礼志十一》，第870页。
(21)《宋史》卷88《地理志四》，第2179页。
(22)《金史》卷134《外国传上》，第2877页。
(23)[宋]岳珂撰，吴企明点校：《桯史》卷8《逆亮辞怪》，(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5页。
(24)[宋]梅尧臣：《宛陵先生文集》卷59《重送祖择之北使》，《宋集珍本丛刊》第4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137页。
(25)如金朝对宋使优厚待遇，可参见周立志：《南宋与金交聘研究》，河北大学2010年度硕士学位论文，第64—72页。
(26)《金史》卷10《章宗纪二》，第239页。
(27)《金史》卷11《章宗纪三》，第262页。
(28)《金史》卷106《术虎高琪传》，第2343、2344页。
(29)[宋]周煇：《北辕录》，第703页。
(30)[宋]周煇：《北辕录》，第703页。
(31)[宋]楼钥：《北行日录》上，第397页。
(32)张劲：《两宋开封临安皇城宫苑研究》附图N4《楼钥、范成大北过开封路线图》，(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未标页码。
(33)[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4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756页。
(34)《金史》卷38《礼志十一》，第870页。
(35)[宋]楼钥：《北行日录》上“以琉璃河堤岸为水所坏，又迂行二十里，方抵县”(第406页)，[宋]程卓：《使金录》“并马逶迤行墟墓间多十余里，初非寻常使人所经之路”(第255页)、“再由墟墓以行，乃闻旧路近西南门外，方遭残，修葺未就，恐本朝人使见之，迂回以避之也”(第257页)。
(36)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46—47、52—53页。
(37)[元]李有：《古杭杂记》，《说郛》卷4，(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