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记忆、即兴能力与战略变革_企业定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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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环境动态复杂性的增加使战略变革(Strategy Change)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的重要议题,但如何推动战略变革这一问题一直有待深入研究。从变革实践来看,企业往往离不开历史存储的惯例、经验及技能等知识来应对复杂的情景任务,这种组织中历史存储的资源被西方学者界定为“组织记忆”(Organizational Memory),这些资源的存储量和利用率都会对战略决策等产生重要影响。目前,组织记忆在战略变革中的作用已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有关二者关系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也尚存诸多争议。记忆究竟是动力抑或阻力?Cohen等、Walsh等、Moorman等认为,丰富的组织记忆能够提高组织的战略变革能力,促进战略变革的成功;[1-3]而Dickson、Sinkula等学者却持不同观点,认为组织记忆会导致组织的核心刚性,阻碍组织战略变革的进行。[4,5]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观点的分歧,一方面是因为组织记忆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对其概念、内容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明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组织记忆对战略变革并不是简单的正向或负向关系,而是一个复杂的影响过程,因此要深入剖析二者间的作用机理,我们还需要在对组织记忆进行明确界定的基础上,探寻更为有效的研究路径。

      在组织战略变革中,已有的惯例、知识等是其有效实施的基础,但组织对历史存储的经验、知识及技能等记忆内容的调用存在一定的复杂性,这会对战略变革的效果产生较大影响。有效的战略变革要求企业在利用组织积累的原有知识的同时,还要强调对知识的实时创造与临场发挥。“组织即兴”(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这一概念就描述了企业在时间压力下对知识的创造性发挥,进一步讲,即兴就是企业能够快速反应、有效利用现有资源实现新奇创造的一种能力。已有研究指出,即兴能力(Improvisational Capability)与战略变革存在着影响关系。[6]也就是说,具备较强组织即兴能力的企业,能够及时开展有效的即兴活动,弥补旧知识调用滞后对战略变革的影响。同时,由于组织记忆中知识的丰富程度以及在紧急情形下对知识的搜索程度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组织的即兴反应能力,即兴能力的有效发挥程度亦会受到组织记忆的影响,进而对新产品开发和战略变革等活动产生影响。[6]因此,在企业战略变革中,如何有效利用组织记忆存储的知识、技能等以提升组织的即兴能力,进而促进企业实现战略变革就是一个值得探索的焦点,这也成为本文的研究方向。

      然而就现有研究来看,尽管有部分文献考察了组织记忆、即兴能力与战略变革两两间的关系,还未有学者将三者的关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根据“组织记忆—即兴能力—战略变革”这一研究路径,尝试剖析即兴能力在组织记忆与战略变革关系中的作用机理。具体而言,主要探究以下问题:组织记忆对战略变革是否产生影响及影响程度如何?组织记忆对即兴能力是否产生影响及影响程度如何?即兴能力对战略变革是否产生影响及影响程度如何?即兴能力在组织记忆与战略变革的关系中是否发挥了中介效应?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助于明晰组织记忆与战略变革间的作用机理,更有助于改善企业战略变革实践中的诸多难题,其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理论文献回顾

      (1)组织记忆

      组织记忆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初社会学派Durkheim的研究——集体记忆,[7]该学派指出,集体记忆反映在个体的记忆库中,其突出特征就是超越个体而存在,这一观点强调,组织记忆本质上是属于个体层面的概念,因为社会化个体具有社会或集体特征的思考、学习和记忆过程。但此后,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组织记忆的理论内涵提出了不同的理解。部分学者强调组织记忆的内容,认为组织记忆是组织所拥有的知识资产的总和,[8]是有着不同内容、水平、传播性和获得性的集体性信念、行为惯例或者人工物品。[3]还有一些学者关注组织记忆的动态过程,如Argyris等就提出组织记忆是一系列的学习,记忆是为了储存学习效果,组织并不能真正记忆。[9]上述学者的定义均未明确组织记忆所属层面,但组织记忆的著名研究学者Walsh等、Moorman等认为,组织记忆虽区别于个体记忆,但确为通过共享社会化的个体记忆而构成,通过规范/习惯等形式存储为成员共享的集体记忆,这一观点继承了Durkheim学派的初始定义。[2,3]因此,结合本文内容,我们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加以拓展,将组织记忆界定义为组织通过学习过程而存储的集体性信念、行为惯例、知识和经验等历史性知识的集合。

      有关组织记忆的类别划分,学者们大多从记忆的性质和内容角度考虑,借鉴心理学上对个体记忆的分类—过程性记忆和陈述性记忆的提法,[10]认为组织记忆也可划分为过程性记忆和陈述性记忆。过程性记忆往往代表个体或组织的默会性知识或隐性知识,[10-13]它以某种技能的形式存在,并依赖于其发生作用的特定领域。[14]而陈述性记忆与涉及惯例或技能的过程性记忆不同,陈述性记忆可能更具一般性。陈述性记忆的关键特征是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用途,其重要性体现在解读新环境和运用原理预测结果,但陈述性记忆有一个致命缺点:这类知识只对解决一般问题具有指导性,并不与具体的用法相对应。本文将借鉴多数学者关于组织记忆的类型划分,从过程性记忆和陈述性记忆两个维度对组织记忆进行研究,过程性记忆主要指技能性记忆、惯例性知识等,是有关“事情如何做”的记忆类型;陈述性记忆则是有关“事实、事件或命题”的记忆类型。

      (2)即兴能力

      即兴能力是组织即兴的具体化,[15]本文将通过对已有组织即兴的研究进行梳理,借以理解即兴能力的概念内涵。目前学者对组织即兴的界定大多是“分主题即兴”,研究也较为分散。部分学者从计划和执行同时发生的角度对组织即兴进行界定。如Moorman等将组织即兴界定为“创作和执行在时间上的集中程度”。[6,14]即兴这种即时执行的活动是对传统先计划后执行的一种违背,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因此也有部分学者从创新性的角度去理解组织即兴。Berliner就认为组织即兴是“根据未曾预料到的想法对先前的创作和设计进行改编,而且是在特殊的执行条件下进行的改编,会给新产品带来独特的特点”。[16]此后,Cunha等在Berliner的基础上将“特殊执行条件”明确为“利用现有资源”,他认为组织即兴是“随着行动的开展而对行动的概念化,这个过程是组织或它的成员利用可获得的物质的、感知的、情感的和社会的资源来实现的”。[17]由此可见,学术界对组织即兴的界定还没有统一,尚存在一定分歧。不过,学者们对于组织即兴的快速反应性、意图创造性、资源依赖性等特征还是较为认同的。[17]因此,Cunha等在归纳即兴特征基础上,从能力角度出发,强调即兴是一种基于过去实践和重构现有运作能力的一种有意图的快速创造新奇事物的能力,并建议用“即兴能力(Improvisational Capability)”来描述组织即兴进行操作化研究。基于此,本文在已有概念界定基础上认为,组织即兴能力是组织及其成员在利用可获得的一切资源基础上,有意识地将创作与执行进行融合以实现创新的能力。

      针对即兴能力维度的划分,部分学者将创作和执行同时发生这一角度归纳为“立即反应”,[6,18,19]强调即兴活动中许多活动必须是在线执行的。而在这种实时的、短期的活动中,组织的反应并不是预先设计的,说明即兴活动具有一定的创造性,所以部分学者强调“意图创造”是即兴活动中的一个隐性特征,但这里的意图创造并不关注创新产生的结果,只强调其行为过程中的创新。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利用现有资源”也是即兴的特征之一,强调组织即兴过程中资源的集中。根据以上分析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将从立即反应能力、意图创造能力和利用现有资源能力三个维度来对即兴能力加以理解。

      (3)战略变革

      学术界对战略变革的内涵研究已趋于成熟,主要划分为战略内容和战略过程两个学派。[20]战略内容侧重于战略变革的前因后果,[21,22]战略过程则突出战略变革的动态性,与企业战略变革实践契合度较高。鉴于组织战略变革所处的复杂动态环境,多数学者的研究侧重于战略变革的动态性,主要分为两个方向:渐进式变革和激进式变革,[23]渐进式变革是战略的触动与改变,强调的是发生了改变、产生了差异性;[20]而激进式变革则是战略的彻底颠覆,强调大规模的、涉及组织系统结构的彻底改变。本文关注组织战略变革的动态性,倾向于将战略变革视为一种变化,强调变革前后的差异性,认为战略变革是为了实现战略与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及内部条件的匹配,而由持续往复的组织学习所引起的战略内容和战略制定范式的改变。

      虽然有关战略变革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对战略变革的测量仍未形成一致的结论,差异性体现在战略维度、测量内容等方面。有学者将战略变革视为企业多业务的变化,[24,25]有的从企业层面和业务层面测量战略变革,[26]还有学者从战略定位的角度测量战略变革。[27,28]最常用的是Ginsberg[29]所提出的战略变革概念模型,把战略变革分解为“战略”和“变化”两个基本维度,战略包含定位和观念两个子维度,变化包含幅度/大小和状态/模式。[30,31]冯海龙在Ginsberg的基础上,考虑本土化的特征,从定位和观念两个维度自主开发了战略变革的测量量表,定位和观念分别侧重于战略的不同层次,定位侧重较低层次的战略,涉及获取竞争优势的产品、市场、资源等内容;观念则侧重较高层次的战略,涉及组织意识形态的价值观、理念、集体心智等内容。[32,33]定位差异和观念差异涵盖了组织战略在破旧立新过程中不同层次所表现的具体差异,从微观的战略执行到宏观战略导向,强调组织在与环境进行组合和匹配时的某种特定差异,[34]对战略变革实际具有较为全面的反映,因此结合本文内容,我们借鉴冯海龙和Mintzberg等学者对战略变革维度的讨论,将战略变革划分为定位差异和观念差异两个维度。

      2.研究假设

      (1)组织记忆与战略变革的关系

      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 View)认为,企业在战略变革过程中,企业内外部的资源所发挥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对通过组织学习而历史存储的经验、知识等记忆内容的准确运用,对促进组织战略变革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但对于组织记忆与战略变革间的一致性问题,学术界尚无定论。部分学者认为,组织记忆的一贯性有助于战略变革的制定和实施,因为其过程中浸透着组织传统的、已有的理性知识,[2]组织对记忆知识的有效获取能提高组织战略的适应能力。[2,3]Kantrow的研究就曾强调,建立在组织记忆基础上的战略变革被拒绝的可能性较小,且能够得到组织网络的有利支持,充分吸收组织资源。[35]而另外一些学者却认为,组织记忆具有盲目性,[2]在面对新问题和变革时可能会限制思维,影响对新方法、新信息的需求,[4,5]拥有一定记忆知识的组织,在进行变革时可能出现路径依赖现象,对新问题和变化视而不见,甚至是抵制外界的变化,因而阻碍变革的发生。Moorman等[3]的研究指出,组织记忆会对模式以外的行为产生抑制作用,Leonard-Barton[36]在对团队进行研究时也得出与组织记忆有关的组织能力陷阱、核心刚性、惯例刚性等均会阻碍战略变革。总的来看,尽管学者们对二者关系的一致性存在分歧,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均认同组织记忆会对战略变革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组织记忆对战略变革具有显著的影响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发现,以往的学者大多将组织记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未对具有某些特性的记忆进行分类探讨,这可能是导致研究结论出现分歧的原因之一。因此,本文将从过程性记忆和陈述性记忆两个方面来探讨组织记忆对战略变革的影响。过程性记忆包括技能性记忆、惯例性知识等,是有关“事情如何做”的记忆类型,[11]而陈述性记忆是有关“事实、事件或命题”的记忆类型,[10]二者间的不同导致其对战略变革的差异性影响。组织过程性记忆中的惯例、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核心刚性,这种核心刚性会对组织未来的行为产生束缚作用。因此,在战略变革过程中,组织的产品决策、市场选择、产业进入等活动的变革性行为,由于惯性的影响就很难有效实施。同时,存储于组织文化之内的价值观念、经营理念等,会限制组织对新观念、新信息的吸收,进而可能会阻碍战略变革的有效性。[2]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a:过程性记忆与战略变革的定位差异呈负相关关系

      H1b:过程性记忆与战略变革的观念差异呈负相关关系

      陈述性记忆则是一种对事实性资料的记忆,能提高组织评估和导入新的外部信息的能力,从而提高创造性以应对战略变革环境发生的突变。在战略变革过程中,组织也需要多种相关知识作为活动支撑。因此,这种记忆的有效维持和再获取能够为企业在战略变革过程中提供一种经验和指导,促使企业在面临巨大变革时形成一定缓冲,有助于创新性产品的发展,并形成与环境、产品相适应的价值观念,进而提高组织战略的适应能力。[2,3]

      由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c:陈述性记忆与战略变革的定位差异呈正相关关系

      H1d:陈述性记忆与战略变革的观念差异呈正相关关系

      (2)组织记忆与即兴能力的关系

      目前,学术界对组织记忆与即兴能力的相关研究比较分散,较少有学者直接考察二者的关系,但部分学者仍然从理论视角指出二者存在一定的联系。Hutchins[37]很早就研究了团队如何利用记忆中的惯例、技能等知识进行即兴活动,Brown等在研究中强调,即兴能力的发挥需要以记忆的素材为基础,因此存在较强技术惯例的组织在创新中更可能产生即兴能力。[38]盛黎明等也强调组织记忆能为即兴提供大量的组织惯例、经验和合理丰富的素材,促使组织重新组合配置素材,进而快速有效地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和应对内外部动态变化的环境、突发性事件。[39]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2:组织记忆对即兴能力具有显著的影响

      Brown等、[38]Moorman等[3]通过分析不同的记忆类型对即兴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的记忆类型、水平对即兴能力的作用存在较大的差异。Moorman等认为,过程性记忆和陈述性记忆对于即兴能力的影响各有利弊,[3]过程性记忆中拥有大量的程序性惯例,而这些惯例能够为组织进行即兴活动提供丰富知识,[6]组织在对其知识进行重新整合利用时会提升其利用现有资源能力;同时当组织的内外环境发生剧烈变化需要快速作出反应时,组织会倾向于从组织记忆和经验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而组织以前存在的过程性记忆能够为了特定的目的而重新组合和重新配置,促使组织以更快的速度对突如其来的事件作出反应,产生即兴行动的快速反应性。但过程性记忆具有一贯性、程序性等特征,应对变化和解决问题拥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这会抑制创造性思维的产生,降低新奇性,[14]进而阻碍即兴能力的有效发挥。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a:过程性记忆与利用现有资源能力呈正相关关系

      H2b:过程性记忆与立即反应能力呈正相关关系

      H2c:过程性记忆与意图创造能力呈负相关关系

      相对而言,陈述性记忆范围更广、更具普适性,因此同样可以为即兴活动提供充足的资源。组织在应用陈述性记忆识别其内外环境并选择与之相匹配的行动模式的过程中,会提升其对现有资源的利用能力,以最终实现一致性的组织情境和行动。[6]但是与过程性记忆相反,陈述性记忆在处理即兴活动时,可以提供多样化的信息,能激发更多的新奇性,[14]促使创造性思维的产生,以多元化的方式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情境,不会像过程性记忆那样使组织陷入既定的或者“具体”的模式中。[40,41]最后,陈述性记忆虽然带来了更为丰富、复杂的含义和联系,但由于它不是针对特定的情境使用这一缺陷,导致组织在进行信息搜索时要求花费大量的时间,所以增加了信息搜寻的难度,不能及时将其应用于即兴活动,降低组织立即反应能力的有效性。[14]由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2d:陈述性记忆与利用现有资源能力呈正相关关系

      H2e:陈述性记忆与意图创造能力呈正相关关系

      H2f:陈述性记忆与立即反应能力呈负相关关系

      (3)即兴能力与战略变革的关系

      目前学术界对即兴能力与战略变革之间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路径尚未形成一致的见解。就即兴能力与战略变革关系的一致性来看,尽管有学者诸如Crossan等[42]认为在具有不同错误容忍度的组织中,即兴能力受到心理依赖倾向的影响存在差异,致使过高或过低的即兴能力均会对战略变革产生非一致性的影响。但多数学者持肯定意见,认为在环境变化快、变革程度高的情境下,即兴能力对战略变革产生的效果利大于弊,对战略变革的相关问题进行解决的一个可行方法是提高组织的即兴能力。[43-45]在动态环境中,即兴能力可以作为战略变革的一种导向或技能,[46]通过增强组织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促使管理者对战略做出富有创造性的调整,因此在组织战略变革中,即兴能力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Orlikowski等[47]指出,即兴能力通过不断地发展和创新来促进战略变革,特别是针对具有自发性、及时性等特征的紧急战略变革,即兴能力能为其提供观念、工具及技术支持。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3:组织即兴对战略变革具有显著的影响

      即兴能力不仅能够提高组织的应变能力,还在高绩效情境下对组织的情感效益产生一定的增强效应。[17]较强的应变能力促使组织与环境更好的匹配,对组织的业务数量或比例加以改变。同时,较高的情感效益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组织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的构成。因此,即兴能力会对战略变革的定位和观念产生影响,具体而言:

      首先,企业面临难以预测的动态环境时,必须迅速作出反应,抓住环境中的机会对企业的市场、产品及业务等进行调整,使之与外界环境相匹配。在特定情况下,企业的价值与规范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因为组织的立即反应能力通过改善业务资源组合,进而对其成员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促使组织的观念、规则等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形成新的组织管理或心智模式。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3a:立即反应能力与战略变革的定位差异呈正相关关系

      H3b:立即反应能力与战略变革的观念差异呈正相关关系

      其次,战略变革的本质是调整战略以使组织资源和能力与外部条件相适应,进而获得和维持组织竞争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组织对资源的掌握和处理程度。对组织各种资源利用得越充分,就越能促使企业对目标市场、业务组合以及经营观念等做出调整,以促进战略变革的顺利实现。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3c:利用现有资源能力与战略变革的定位差异呈正相关关系

      H3d:利用现有资源能力与战略变革的观念差异呈正相关关系

      最后,作为一个突破固有战略的过程,战略变革需要在对新知识进行充分利用的同时摒弃旧知识,组织成员也需要对新机会加以识别并尝试用新的方法解决问题,这对战略变革来说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因为,以创造性视角去重新审视组织经营活动,有助于发现经营活动的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对策进行改进,同时可以推动组织中创造性思维的转变,改善其经营观念,进而促进企业的战略变革。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3e:意图创造能力与战略变革的定位差异呈正相关关系

      H3f:意图创造能力与战略变革的观念差异呈正相关关系

      (4)即兴能力的中介作用

      组织记忆对于即兴能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Vera等[19]从资源基础观出发,认为组织记忆是即兴的一种有益的资源,因为即兴是过去知识和行动成功惯例的创造性重组的频繁结果。组织记忆所包括的大量程序性惯例、知识和经验能够为即兴能力的产生提供丰富的素材,在短时间内组织能够把这些素材重新组合以适应特定的情境。然而,组织所拥有的经验、惯例等记忆内容具有内隐性,这一特征增加了组织提取记忆内容的难度和认知负荷,[2]组织难以在短时间内调用这些知识以应对环境变化。因此,这就需要组织在拥有丰富知识、经验等的同时,还具有较强的创造能力和随机应变能力。而即兴能力一方面恰好通过发挥立即反应能力和意图创造能力弥补了组织记忆的这一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利用组织所拥有的资源提高自身的即兴能力,进而促进组织战略变革的有效实施。同时,每一次即兴行为都是组织进行学习的过程,存储的知识经验的累积最终成为记忆的一部分,[47]组织记忆水平越高,下一轮即兴的资源基础就越丰富,即兴能力发挥的效果就越显著。Miner等[48]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证明了在战略变革的过程中,即兴能力发挥着不言而喻的作用。因此,组织记忆能够通过提高即兴能力来促进企业的战略变革。综合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4:即兴能力在组织记忆和战略变革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根据以上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我们建构本文的理论框架(图1):

      

      图1 本文理论研究框架

      二、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对大连、北京、武汉等全国多个城市的企业进行数据采集,样本企业信息主要来自MBA和EMBA学员、校友联系、相关企业网站及行业协会等,通过长期联系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协作关系。我们基于数据可达性原则进行了便利性抽样,同时由于研究变量既涉及组织战略层面的信息(如战略变革),亦关系组织动态发展的情况(如组织记忆),因此我们要求:(1)问卷对象为工作年限较长的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及核心员工(如技术骨干),参与过战略变革决策或是全程执行了战略变革任务。这样既能保证组织记忆问题通过工作年限较长的员工得到更好体现,也能通过被试者在组织中的特殊职位,保证被试者参与或是执行战略变革计划,能够及时获取战略变化的信息;(2)样本企业在调研之前,曾进行至少一次战略变革,判断企业经历战略变革的原则是,企业为匹配外界环境的变化,对自身业务层面的产品、市场、资源等的定位进行重大调整,以及企业观念层面的目标、使命、经营模式等的改变;(3)样本企业主要集中于电子、制造、信息及软件开发等行业,因为这些行业的企业内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要及时运用已有的/即时创造的知识去调整与环境的匹配关系。数据收集以网络问卷在线调查和现场问卷发放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由于研究主题立足于组织层面,因此向每个样本企业关键人发放一份调查问卷。本文的数据收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预测试,主要用于对问卷的题项及因子进行分析,向与课题组长期联系的企业共发放问卷100份,得到有效问卷70份;第二阶段是正式测试,用于理论假设的检验,共发放问卷400份,得到有效问卷196份,回收率为49%。样本特征分布情况如下:被试者性别方面,男性39.1%,女性60.9%;被试者职务方面,高层管理者53.1%,中层管理者33.5%,核心职工13.4%;企业性质方面,民营企业55.9%,外资企业27.2%,国有企业16.9%;企业年龄分布方面,5年以下25.3%,5-10年31.4%,10年以上43.3%;企业规模分布方面,100人以下37.6%,100-500人24.1%,500-1000人25%,1000人以上13.3%。

      2.变量测量

      对组织记忆的测量,需要测量组织所拥有的惯例、知识的数量,这包括组织中正式的程序以及非正式的规范和惯例的数量,同时还需要对组织所拥有的实际信息、制定决策的规则等的程度进行测量。[3]因此,本文通过对组织记忆水平的测量来实现组织记忆的操作化,因为组织记忆水平是对组织所存储的记忆内容高低状态的一种描述。[3]组织记忆水平的测量借鉴Moorman等[14]关于组织记忆水平的测量量表,包括过程性记忆水平和陈述性记忆水平两个维度,共6个题项,如“组织拥有精确的流程”、“组织及组织成员拥有丰富的经验”等。即兴能力的测量在借鉴Moorman等[14]的即兴活动语意差异量表、Vera等[19]的组织即兴构念测量量表、Cunha等[17]有关“利用现有资源”的测量题项基础之上,借鉴韵江等[49]即兴能力量表发展的研究,从立即反应能力、意图创新能力和利用现有资源能力三个维度展开,包括12个题项,如“企业员工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能够边思考边行动”、“企业会尝试用新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等。战略变革的测量借鉴冯海龙[32]战略变革的测量量表,包括“定位差异”和“观念差异”两个维度,共20个题项,如“企业目标市场发生了变化”等。此外,为排除其他变量的影响,在研究中我们选取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和所有制性质作为控制变量,对企业所有制的测量,本文将国有企业编码为1,民营企业编码为2,外资企业(包括独资和合资)编码为3。

      以上测量,除控制变量之外,其他变量的测量均采取Likert 5级评分法,即从完全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共分5个等级,分别赋值为1、2、3、4、5,由答卷人对问卷中有关组织记忆、即兴能力和战略变革的描述进行打分。

      3.信效度检验

      

      组织记忆水平量表、即兴能力量表和战略变革量表的KMO检验系数分别为0.781、0.789和0.856,说明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49]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通过正交方差最大法(Varimax)旋转提取的组织记忆水平的两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2.553%;即兴能力的三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3.592%;战略变革的两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0.106%,这说明各变量量表的总体解释力较强。各变量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组织记忆水平量表的总体信度为0.899,两个维度的信度分别为0.903和0.851,各因子及量表整体的Cronbach's Alpha值均高于0.85,显示该量表的信度较好。[51]即兴能力量表的总体信度为0.960,各维度信度分别为0.869、0.869和0.870,战略变革量表的总体信度为0.983,分维度信度为0.917和0.903,均较高,说明本研究所使用量表的信度较好。

      三、数据分析与结果

      1.验证性因子分析

      对各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组织记忆水平量表:

/df=2.322<3,NFI=0.988,GFI=0.993,CFI=0.993,RMSEA=0.082<0.1,说明数据拟合效果较好。即兴能力量表:

/df=2.032<3,NFI=0.957,GFI=0.940,CFI=0.977,RMSEA=0.073,拟合效果较好。战略变革量表:

/df=1.414<3,NFI=0.939,GFI=0.908,CFI=0.981,RMSEA=0.046,说明数据拟合效果很好。同时,三变量验证性因子分析还表明三因子模型最优:

(624)=1099.892,RMSEA=0.063,RMR=0.079,CFI=0.923,TLI=0.914,显著优于两因子和单因子模型(如表2),说明变量具有较高的区分效度。

      

      2.描述性统计

      表3给出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数据显示,所有变量的方差均较小,均值较大,表明数据满足偏分和变异较小的特点。从相关系数来看,组织记忆的两个维度同战略变革的定位和观念差异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一方面,过程性记忆无论是同定位差异(r=0.331,p<0.01)还是观念差异(r=0.413,p<0.01)都显著正相关,表明过程性记忆并未如假设那样显著负向影响战略变革。另一方面,陈述性记忆同战略变革的定位差异(r=0.386,p<0.01)和观念差异(r=0.490,p<0.01)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同时,即兴能力各维度与组织记忆和战略变革各维度均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因此,相关分析的结果对部分理论假设提供了初步支持,为后续回归分析检验奠定了基础。

      3.假设检验

      我们采用Baron等[52]的三阶段步骤来检验即兴能力在组织记忆与战略变革的关系中是否具有中介效应。首先,检验组织记忆对即兴能力是否具有显著影响;其次,检验组织记忆对战略变革是否具有显著影响;最后,检验即兴能力(模型中包含组织记忆)对战略变革是否具有显著影响。上述分析中,我们都首先控制了控制变量的影响作用。

      表4的分析结果显示,在中介变量对自变量的回归中,过程性记忆对立即反应(β=0.235,p<0.05)、意图创造(β=0.200,p<0.05)和利用现有资源(β=0.298,p<0.01)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陈述性记忆对立即反应(β=0.327,p<0.01)、意图创造(β=0.424,p<0.01)和利用现有资源(β=0.212,p<0.05)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关于组织记忆同即兴能力关系的6个假设仅得到了部分支持。

      在因变量对自变量及中介变量的回归分析中,对定位差异而言,企业性质对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对其影响不显著(见模型1)。在引入组织记忆以后,过程性记忆对定位差异不具有显著的影响(β=0.137,p=0.196),陈述性记忆对定位差异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85,p<0.01),假设H1c得到支持。除去控制变量的影响作用后,组织记忆解释了定位差异12.7%的方差变异(见模型2)。当同时考察组织记忆和即兴能力对定位差异的影响时,立即反应(β=0.485,p<0.01)和意图创造(β=0.253,p<0.01)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利用现有资源的影响则不显著,而陈述性记忆的影响不再显著,对比模型2和模型4的

可以看出,所解释的方差变异量增加了28.4%。这一结果表明,即兴能力在陈述性记忆与定位差异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观念差异方面,企业年龄和企业性质对它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企业规模对其影响不显著(见模型5)。在引入组织记忆以后,过程性记忆对观念差异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99,p<0.05),陈述性记忆对定位差异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70,p<0.01),假设H1d得到支持。除去控制变量的影响作用后,组织记忆解释了观念差异22.6%的方差变异(见模型6)。当同时考察组织记忆和即兴能力对观念差异的影响时,立即反应(β=0.322,p<0.01)、意图创造(β=0.328,p<0.01)和利用现有资源(β=0.122,p<0.1)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过程性记忆和陈述性记忆的影响均不再显著,对比模型6和模型8的

,可以看出,所解释的方差变异量增加了29.4%。这一结果表明,即兴能力在组织记忆与观念差异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因此,假设4即兴能力在组织记忆和战略变革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得到部分支持。

      

      

      通过上述数据分析我们发现,过程性记忆对战略变革的负向影响没有得到支持,可能的原因是组织记忆中的惯例、流程等本身具有一定的演化能力,而这种演化的过程能产生战略变革的内生动力,进而推动企业的战略变革。组织记忆对即兴能力的影响作用也没有完全得到支持,过程性记忆对意图创造、陈述性记忆对立即反应均呈现正向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过程性记忆中的丰富资源是意图创造的基础,记忆水平越高,记忆的内容越全面详细,越有利于激发出意图创造的灵感;而对陈述性记忆来说,它与过程性记忆并非是完全分割的,可以通过某种有效的学习方式,使得二者得以快速转化,进而提高组织的立即反应能力。同时,即兴能力利用现有资源能力对战略变革定位差异的影响没有得到支持,可能是因为战略变革的定位差异主要强调企业的业务范围、产品数量和目标市场的变化,而这些受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环境的影响比较明显,从而导致利用资源的作用不显著。最后,即兴能力在过程性记忆与定位差异之间的中介作用没有得到支持。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后,过程性记忆与战略变革的定位差异没有显著相关,原因可能是由于,大多数企业在进行战略变革的定位变化即业务、产品及市场的变化时,外部环境压力影响更大,而内部过程性记忆中的规则惯例等往往只能随之而变,影响变革的力度较小。同时,在外部强大压力下,内部即兴能力也不易发挥作用,很难主动调整过程性记忆中的隐性知识推动定位方面的战略变革。

      同时,对上述11个模型中的自变量进行共线性检验,吴明隆建议的判断共线性的标准“一般情况下,当方差膨胀因子大于10时,自变量间极有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53]上述模型中最大的VIF值为2.589,由此可以得出检验结论,本文各模型均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影响,所得检验结果可信。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1.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和对196个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从组织中知识变化的视角,以即兴能力为中介变量,联结组织记忆对战略变革的影响关系,探讨组织记忆、即兴能力与战略变革之间的作用机理,深入剖析战略变革过程中组织知识的变化对战略变革的影响作用,取得了一些具有借鉴价值的研究结论。

      (1)组织记忆中的陈述性记忆和过程性记忆均能够促进战略变革。本文研究结果支持组织记忆对战略变革存在着直接的正向影响的假设,这一结论在支持了Cohen等[1]以及Moorman等[3]研究的同时,也驳斥了Leonard-Barton[36]等学者认为记忆会导致核心刚性进而阻碍战略变革的观点,有助于组织记忆与战略变革间的关系一致性的形成。对于企业而言,成功实施战略变革主要是通过有效发挥组织内已有的经验、技能等,尤其是在环境多变的情境下,更是依赖于组织发展过程中的丰富资源底蕴。因此,战略变革的企业应注重对记忆资源的积累,提高记忆内容的存量,建立完善的记忆转换、利用机制,促进记忆资源的高效运用。本文还揭示了不同类型的组织记忆对战略变革影响的差异性,研究表明,过程性记忆对战略变革的影响作用小于陈述性记忆对战略变革的作用,因此,在对记忆资源加以利用时,根据不同情境选择合适的记忆内容,最大化记忆资源的效用。

      (2)组织记忆能够促进即兴能力的提升。组织记忆是一种可以重复使用的资源,记忆内容的丰富性决定了即兴能力有效发挥的程度。本文结果表明,组织记忆各维度均对即兴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Moorman等[3]的研究结论相异,说明过程性记忆在组织中并非完全刚性,会随着组织情境的改变而演化,使得记忆内容在一定成都上适用于当前情境。也即是说,组织长期积累的涉及组织、管理、技术等多方面的经验与技能的知识集合,均是企业能够进行即兴创造的知识平台。因此,在环境瞬息万变的今天,要提升组织的即兴能力就必须充分利用组织已有的经验、知识等,且将每次即兴所产生的知识、技能等快速的转化为组织记忆,以期在下一阶段的即兴活动中能够促进即兴能力的提升。

      (3)即兴能力在战略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结果显示,即兴能力与战略变革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兴能力是在利用一切可获得资源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进行创新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企业战略变革中格外重要,符合战略变革“推陈出新”的内涵,是每个企业难以模仿和难以替代的特殊能力。本文结论与Miner等[45]以及Vera等[44]学者所得出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因此,企业应注重即兴能力在组织内部的建构和培育,同时也应注重建立良好的知识资源平台,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即兴能力。

      (4)即兴能力在组织记忆与战略变革之间有中介作用。具体而言,即兴能力在陈述性记忆与战略变革、过程性记忆与战略变革的观念差异之间起完全中介的作用,只有在过程性记忆与战略变革的定位差异之间的中介作用未得到支持。这充分反映出,一方面企业在战略变革实施时,提高即兴应变能够激发记忆资源的高效运用进而促进战略变革的成功,特别是对于动荡环境中需要经常变革的企业,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即兴地调动已有记忆资源和变革的快速联结;另一方面,与陈述性记忆相比,依赖旧有情境的技能、惯例等过程性记忆对于新情境变化的价值较低,往往很难被即兴创造等充分利用,故较少能促进战略变革的实施操作过程。

      2.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

      本文的理论贡献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本文深入剖析了组织记忆与战略变革的作用机理。目前研究关于组织记忆对战略变革的作用存有较大争议,本文的结论表明,这些争论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研究没有很好地厘清两者间的复杂关系,没有考虑到是否有其他因素会对二者间关系产生影响,导致二者间关系的不一致;二是本文提出并支持了组织记忆通过即兴能力中介传导作用影响战略变革的理论假设。大多数学者强调组织拥有的旧知识对战略变革的影响作用,但并没有考虑到组织面临突发事件时及时创造的新知识的重要影响。本文揭示了组织记忆通过即兴能力来进一步影响战略变革的作用机理。该研究有助于弥补现有组织记忆与战略变革关系是如何实现的有限认识,突出了即兴能力在战略变革中的作用。

      同时,本文的结论对于企业战略变革实践也具有重要启示。面对当前急剧动荡的外部环境,企业亟需调整自身战略以适应新的发展契机,本文旨在引导企业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通过有效利用自身的知识、技能等提升即兴能力,促进企业战略变革的成功实施,进而获得先发优势。

      (1)企业要注重战略变革中的知识管理,实现旧知识与新创知识的融合。战略变革是众多管理者和学者关注的问题,但以往研究将过多精力集中于战略变革的内容、方式等,忽视了战略变革过程中组织知识的变动对战略变革的影响。且当战略变革无效时,管理者大多从变革内容和战略制定方面寻求原因,没有考虑到真正导致变革失败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其潜在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等不足,面对知识、技能的缺乏,管理者不能有效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导致其难以有效地进行战略实施。在企业战略变革过程中,企业应在最大化发挥记忆中旧知识作用的基础上,及时创造并有效吸收和转化新知识,避免有价值的知识资源流失。有效的知识管理能促使企业在自身“知识基因”的基础上对零散的知识进行融合,进而提高自身的资源禀赋。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经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核心资源,因此,面对知识的不断更新,企业对新旧知识的有效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2)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企业需要意识到提升即兴能力的重要性。本文证实了即兴能力在战略变革中的重要作用,为战略变革实践者在面对突发状况时进行即兴活动提供了支持。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加剧,组织面临的机会和挑战也是转瞬即变,为了提高战略变革制定的有效性,企业只有不断打破常规,进行创造性的活动,才能克服企业内部的“核心刚性”以提高组织的适应能力。然而,在中国传统“八股文化”的影响下,即兴这一不按常规进行的活动很难被认同,多数企业认为已被证明的行为模式和惯例才是最好的,也就难以认识到即兴能力有效发挥所带来的利益。本文结论提醒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提高组织应对突发情境的能力,就需要突破陈规,在已有程序惯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即兴能力的作用;相反,墨守成规只会消磨成员的创造性,无益于组织的创新成就。同时,为了实现即兴能力的有效发挥,企业需要积累所需的资源和信息。因此,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组织必须在管理上推进鼓励即兴行为的政策和方法,促使组织每个人都意识到提升即兴能力对重要性。

      (3)应从记忆资源的更新着手,营造有助于发挥即兴能力的创新氛围。通过不断更新组织记忆中的知识、经验及技能等,能够发现更多隐藏的创新点。除了强调组织已有资源的更新外,对于即兴能力这种创新性要求较高的能力,还需领导积极介入并支持即兴行为的发生和能力的建构,鼓励员工提出新奇的观点、采用创造性的方式,阻止核心刚性的形成。这就要求领导者具有开放性的思维,易于接受新的观点和行为,并为成员的即兴行为提供激励并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通过培养成员的创新思维,解除固定思维模式对成员行为的禁锢。只有在整个组织营造一种创新的氛围,成员才能放开手脚去做,否则任何形式的口号都不能激发出成员的创造性。因此,在面对动荡多变的环境时,组织尤其要注重创新氛围的营造,也尤其需要具有开放思维的领导者提供支持。

      3.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探讨了组织记忆、即兴能力与战略变革三者间的影响过程,虽然得到了一些有益的发现,但本文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用于分析的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导致变量间的关系被放大或是缩小,未来可通过从不同来源获取变量数据、改进量表项目以及匿名测评等方法减少共同方法偏差,增加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其次,组织记忆是一个过程变量,具有阶段性,而本文数据是由一次性测量所得的横截面数据,因而未来对组织记忆、即兴能力与战略变革间的关系,仍需进行追踪研究予以进一步研究。最后,组织记忆影响战略变革的作用机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由于情境的多样性和动态性,二者间可能还存在其他的中介变量,这有待未来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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