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人的伦理维度塑造精神的道德能量--重读当代苏联文学黄金时期的几部小说和名著_文学论文

警醒人心的伦理向度，形塑性灵的道德能量①——重读当代苏联文学黄金时段的几部小说名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塑性论文,人心论文,名作论文,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文学已然成为历史，已然进入记忆。相隔一种距离，来追忆一段历史，就会出现一些新的图像，就会产生一些新的认识。如今，追忆已然成为历史的苏联文学，我们就会看到：当代苏联文学的一个丰产期，或者说它的一个“黄金时段”，也许并不是流行的文学史教科书上所叙述的那样——既不是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降的“解冻”岁月，也不是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始的“改革”年代，而是在“解冻”与“改革”之间。准确地说，应是在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1967—1976)这一时段。如果说，曾经启动了针对两个极端之拨乱反正的苏联作家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1967)，可以视为这一“黄金时段”的起点，那么，特里丰诺夫受到严厉批评，官方开始动员作家塑造“鲜明的正面人物形象”，开始歌功颂德的苏联作家第六次作家代表大会(1976)，则意味着这一“黄金时段”的终结。

       这个十年里，苏联文学界走出“解冻”以来的片面与极端，重视卫国战争后以来文艺发展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不再沉湎于“无冲突论”所导引的歌功颂德的“节日文学”，也不再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倾心于“暴露文学”。

       这个十年里，“极端现象消失了，形成了比较求实和建设性的文学生活”，“文学进程变得丰富多彩，”(Ф·库兹涅佐夫)②；“文学恢复了自己的基本使命——研究人的本质”，“开始聚精会神地分析人身上的善与恶、爱与恨”(Ю·邦达列夫)③。这个十年里，苏联作家艺术思维的新水平得以充分展现，不同类型的作家的创作个性得以充分发挥。

       在这一时期，具有伦理探索深度的“乡村小说”别开生面；“战争小说”的心理分析得以深化。以特里丰诺夫为代表的刻画城市生活中的消费主义习气的文学创作，以艾特玛托夫为代表的对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中悲剧性主题的探索，以舒克申为代表的对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的人生哲理意义的探索，使得当代苏联文学进入一个十分繁荣的“金色秋天”，涌现出一批在世界文坛上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文学史上堪称标志的力作佳品。与先前相比，这个时期的苏联文学作品具有“更深远的历史的、人类学的和哲学层面的洞察力”(G.霍斯金)④。

       仅就中篇小说来看，这个十年里可谓佳作纷呈，每年都有出彩出色而动人心魄的新作问世。1969年，有Б·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有Ю·特里丰诺夫《交换》(

)；1970年，有Ч·艾特玛托夫《白轮船》(

)，有В·拉斯普京的《最后的期限》(

)；1971年，有В·阿斯塔菲耶夫《牧童与牧女》(

)，有Г·特罗耶波利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

)；1972年，有В·贝科夫的《方尖碑》(

)；1973年，有舒克申的《红莓》(

)；1974年，有Д·格拉宁的《奇特的一生》(

)，有В·田德里亚科夫的《毕业典礼之夜》(

)，有В·拉斯普京的《活着，可要记住》(

)，有舒克申的《精力充沛的人们》(

)；1975年，有В·贝科夫的《狼群》(

)；1976年，有В·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

)，有Ю·特里丰诺夫的《滨河街公寓》(

)。

       这些小说以其思想深度与艺术魅力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其中有不少被搬上话剧舞台，被改编成电影，被译成多种外文，走出苏联，成为当代世界文学精品。在这些作品里，主人公的形象是立体的，其道德世界得到多方位呈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论主题上的“严酷的现实主义”；这些作品里，不仅有对生活现实之白描般的再现，也有充满假定性——隐喻性的、魔幻性的艺术手法之大面积运用。当代苏联文学的艺术流派的多样性性得到空前呈现。不再局限于主要写性格与环境之相互影响的叙事类型，出现了写个性与命运冲突的抒情悲剧；不再局限于史诗般宏大叙事，出现了对“契诃夫式”写灰色的日常生活的文学传统的发扬。苏联文学创作园地出现了不同的艺术流派百花竞放的景象。

       有以客观的、生活本身的形式来再现生活的“原色写实”流派。特里丰诺夫的《交换》写的是寻常的“换房”，但却写出了现代都市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在以不同方式进行的“交换”，用消费主义态度来对待生活而使人变得冷酷无情，触及人在物质交换之中精神被异化这一现代文明中的“道德生态危机”。拉斯普金的《活着，可要记住》中的第一号人物纳斯焦娜身上体现了精神上纯洁的责任感。为了洗刷她丈夫、她未来的孩子的父亲——逃兵安德烈使她蒙受的耻辱，她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她怀着的孩子的生命。作家对纳斯焦娜的悲剧及其自我牺牲行为的描述，使她在性格上升到高度概括的程度，变成一个鲜明的艺术典型，使呈现出普通乡村妇女对道德纯洁的坚守⑤。

       也有以假定—比喻的形式来描写生活，常常远离生活的逼真性而赋予形象丰厚的含义的“寓言象征”流派。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情节由传说与现实两大部分组成。当林区土皇帝奥罗斯库尔肆意猎取和枪杀布古族人视为圣物的长角鹿母时，七岁小孩无法容忍他的暴戾，更无力制止这种暴行。眼看善即将被毁灭，这小孩跃入冰冷的河中，游向自己童话中的世界，去追赶白轮船。被波涛卷走的小孩，以自己的牺牲来表示与邪恶势不两立。作者写道：

       你否定了你那孩子的灵魂不能与之和解的东西。而这一点就是我的安慰。你生活过了，像亮了一下就熄灭的闪电。闪电在天空中划过，而天空是永恒的。这也是我的安慰。我的安慰还在于，在人的身上有孩子的良心，就好像种子里有坯胎一样——没有坯胎，种子是不能生长的。不管世界上有什么在等待我们，只要有人出生和死去，真理将永远存在……⑥在一个纯洁的、富于幻想的孩子心目中，故事中的长角母鹿并非是传说，而就是现实，幻想中的白轮船也是现实。现实生活同故事传说彼此交融，使得人物形象成为一种象征。

       特罗耶波利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写一条全身白色、耳朵是黑色的、善良、忠诚、热情的小狗在人间的遭遇，通过这条小狗的眼睛来揭示人间现实中善与恶的对立与较量，叙写现实中的恶对于善的肆意践踏，其寓意在于来拷问人的灵魂。

       更有“悲壮抒情”流派，逼真性对它并不是必须的，它的特点在于描写生活现象时所具有的概括性。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一个抒情悲剧。作家将严峻的现实主义描写同抒情的浪漫主义氛围相结合，含泪为自己的主人公唱安魂曲。华斯珂夫准尉指挥五位女战士在沃比湖上的战斗，描写得极为真实。五位花季女兵为国捐躯，场面十分悲壮。丽莎整个人生的十九个春秋都在期待着明天的降临，坚信着幸福的未来。当她陷入沼泽的泥潭之中，眼看就要被沼泽吞噬之际，她久久地凝视着“美妙的碧空”“朝阳冉冉升起在树梢上空，阳光照耀着泥沼，丽莎最后一次看见阳光——温暖而又光耀夺目，正如充满希望的明天。她到生命的最后一瞬，还坚信她的明天必然到来……”⑦女性的、少女的美丽同残忍的、野兽般的法西斯的邪恶，在寂静的黎明遭遇了。五位女英雄和华斯珂夫准尉的功绩，就像一则英勇壮烈的传奇而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

       贝科夫的《狼群》写的是，游击队员列夫丘克从德国法西斯狼群的虎口里抢救一个刚刚降生的婴儿的故事。婴儿的母亲女报务员和赶车的驭手为保卫孩子而英勇战死，只有列夫丘克一人怀抱着婴儿，在敌人的追击下，竭尽全力向没有尽头的沼泽地跑去。虽然他的力气越来越小，却一直保护着婴儿。他清楚地意识到：

       这一路上将婴儿托付给他的那些人，都相继死去，只剩下这个谁也不知道、大概也是谁都不需要的婴儿了。扔掉他是最简单不过的事，在谁的面前都没有责任。但正因为如此，列夫丘克才不能抛弃他。这一个婴儿联系着他以及同他亲近的那些不在人间的人……如果他不去营救这个婴儿，那么，他为生命而拼死地进行斗争是为了什么呢？⑧列夫丘克自告奋勇地承担起这些牺牲了的战友们的托付，为保护刚出生的婴儿躲过法西斯匪徒的射击，他站在沼泽地里，站在齐腰深的水中。这一场景犹如一幅浮雕，具有象征性的概括力量。贝克夫的列夫丘克，像瓦西里耶夫的五位女兵一样，不是牺牲品，而是斗争中的战士、悲剧中的英雄。

       当代苏联文学创作的这种新气象之生成，与这一时期苏联作家的艺术思维水平的提升，文学理念的成熟是密切相关的。

       这个年月里，一些勇于探索的苏联作家对自己作为艺术家的使命有更为成熟的定位：艺术家不应“解决”问题。他只应提出问题。问题由我们的社会而不是由作家来解决，艺术家只要一带有解决问题的实际目的，他的人物就会变成图解思想运动的符号(邦达列夫语)；艺术的使命是培育人的善良品质。“人应当是善良的，但除了艺术外，谁能教会他们这一点呢？”(舒克申语)

       这个年月里，一些善于探索的苏联作家对文学的功能有更为成熟的思考。文学是人学。“依我看，文学存在的意义正在于它使人警觉”(特里丰诺夫语)；“文学应该坚定地唤起人们的精神需要”(贝科夫语)；“对于作家和剧作家来说，他们的观察和研究对象主要是人，是人的激情行为”(邦达列夫语)；作品的焦点和轴心是人性的、个性的、公民性的良心”(Ф·库兹涅佐夫语)；文学的任务就在于“捍卫个性的完整性，保护人的内心世界，使它不受侵蚀”(格拉宁语)；“道德——这是作家的社会良心”(邦达列夫语)。文学要写人，写活生生的人，写真实的个性，要写出立体的“同时代人的形象”，个人主义和利他主义“这两种品质并存于人的本性之中，处于永恒的搏斗之中。我们的任务也许就在于用文学的微弱的力量帮助一种品质战胜另一种品质，帮助人向好的方向转变”(特里丰诺夫语)；“我们所操心的对象就是人。我们千方百计地表现他是一个人，而不是‘电影式的’。”(舒克申语)“当代人物在每一个具体情况下都应当是独具一格的，出人意料的”，“都应当是一个新的发现，是时代的启示。”(艾特玛托夫语)“人是由许多根细线交织的，而不是一截或是带正电、或是带负电的光秃秃的电线”；“不应当去寻找理想的人，……而应在人身上寻找合乎理想的东西。”(特里丰诺夫语)

       这一时期，苏联作家的选择是多元的。可以抒情写人身上的人性光辉，也可以揭示人身上的恶劣品质。一些优秀的苏联作家对历史的反思是辩证的：文学不仅要勇于表现个人在社会面前所承担的责任，也要尖锐地表现社会对个人的命运所承担的责任。这一时期，苏联作家们的创作个性是丰富多样的。“苏联文学这是巨大的建筑物，参加建设的有各种各样的和不同类型的作家。”⑨作家声音的多声部在这个时期得到了较好体现。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如此宽松的创作环境即将终结。其信号之一便是在1976年苏联作家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第一书记格·马尔科夫严厉批评《滨河街公寓》的作者哲学观点有问题。当代苏联文学的这一“金色秋天”就此成为历史。

       注释：

       ①本文系笔者向“第三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宁波大学，2013年10月)提交的论文。

       ②См．：Ф．Кузнецов，“Гуманистическая сущностъ времени．”

(М．：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78)42；转引自吴元迈：《苏联文学思潮》(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163。

       ③См．：Ю．Бондарев，

(М．：Современник，1976)39.

       ④参见G.霍斯金：《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外》(1980)，转引自蒲立民：“西方评论界论五十年代以来的苏联文学”，《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文学》，吴元迈 邓蜀平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601。

       ⑤参见瓦·诺维科夫：《现阶段的苏联文学》，北京大学俄语系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59。

       ⑥参见Ч·艾特玛托夫：《白轮船》，《艾特玛托夫小说集》，力冈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年)365。

       ⑦参见Б·瓦西里耶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王金陵译，《获苏联国家奖作家作品选》，邓蜀平主编(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年)118。

       ⑧参见В·贝科夫：《狼群》，转引自冀元璋：“贝科夫”，《论当代苏联作家》，吴元迈 张捷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46。

       ⑨参见苏联作家第六次代表大会报道：“共产主义个性的形成和文学中的社会道德问题”，《文学报》1976年7月2日；转引自《论当代苏联作家》，吴元迈 张捷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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