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苏里模式与中国报业现代化_中国模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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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密苏里模式”概说

“密苏里模式”(Missouri model)是“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Missouri University journalism education model)的简称。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网站上有这样一句话,“而今,世界上许多杰出的新闻记者都是接受密苏里方式(Missouri method)的培养,这种方式让他们在新闻媒体和媒体战略机构中接受实训”①。本文所指的“密苏里模式”并非等同于“密苏里方式”,它的内涵更广,以“密苏里方式”为核心,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新闻教育理念,兼具国际化的新闻教育特色,包含教育理念、课程设置、教师配备等内容,可以说是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为代表的美国新闻教育体系的代称。因此,“密苏里模式”也可以称为新闻教育的“美国模式”(American model)。

(一)“密苏里模式”的核心:“做中学”

“密苏里方式”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最显著的办学特色,强调实践和操作能力的培养。它由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首任院长沃尔特·威廉(Walter Williams)创立,存在至今,成为立院基石。现任教师史蒂夫·温伯格说:“我将沃尔特·威廉创立的密苏里方式当作一种信条,也许它看起来有点过时,但并不需要太多修正。没有密苏里方式就没有密苏里新闻学院。它弥散于整个校园,这甚至会令沃尔特·威廉自己也感到惊奇。”②

新闻学本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沃尔特·威廉抓住这一特色,继承了重实践的教育传统,并发展成为一种系统、规范的教育方式。他认为,通过实际操作能让学生真正了解书本知识在现实中的作用,这样才能使其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最快地适应工作需要。③

19世纪末,沃尔特·威廉曾给美国、欧洲一些名校的高层管理者写信,探讨有关新闻教育的课程设置和办学管理,并就新闻学的教学方法听取了一些出版商的建议。④最终他借鉴了农学、医学、法学等专业教育先行学科的经验,“做中学”的新闻教育理念逐渐成熟。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最终确立起“动手操作”的教学方式。

在建院的同一天,《密苏里人报》即诞生。这份报纸是学生的实训基地,由老师和学生负责报纸的运营与制作,公开发行,市场化运作,内容不拘泥于校园新闻,发行范围覆盖哥伦比亚及周边地区,依靠订阅费和广告收入来维系自身生存。在《密苏里人报》创刊号上,明确声明这份报纸不仅仅是服务学生的实验室,还将对社会热点问题给予解释和评论,尤其是关注政治和政府新闻,这是沃尔特·威廉“新闻服务社会利益”思想的具体体现。威廉曾对密苏里报业协会的同仁们说:“记者的最高使命是引领人们步入生活的更高境界。”⑤

(二)“密苏里模式”的主体:学与做并重

沃尔特·威廉认为,对于新闻教育而言,理论与实践同等重要,既然将新闻确立为专业,就需要在不偏废实践训练的同时,强调通识、整体的文化教育。其中最好的方式就是将专业课程和一定数量经过精心选择的学术课程结合起来。⑥在他看来,要了解新闻的意义,必须要经过理论学习,但同时理论的价值是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的。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力求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相结合,不仅让学生知道“是什么”,而且还知道“为什么”。威廉曾对他的学生说:“当新闻业只涉及买卖新闻时,它只是生意。当它超越这一切,评析、阐释为什么新闻能够被买卖时,它就成为一门专业。”⑦1909年,沃尔特·威廉向密苏里州提交了一份新闻学院的课程设置报告,其中包括新闻历史和基本原理、新闻伦理、报业管理、新闻采访、报道、编辑与写作、通讯、报纸法理、诽谤法、解说艺术、比较新闻学以及报纸制作等。这一课程设置体系后来被许多学校采纳,形成20世纪初较为典型的新闻教育课程模式,除为学生提供历史、伦理或法律方面的理论知识外,其重心则放在报道、写作和编辑课程上。⑧

(三)“密苏里模式”的外延:国际化理念

新闻教育国际化是沃尔特·威廉提出的又一教育理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20世纪初工业大发展时期对外扩张政策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读者对国际新闻的需求不断增加,各大报纸越来越多地报道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新闻。这使得沃尔特·威廉认识到新闻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新闻记者的视野不应局限于社区和国内,他进而提出新闻教育应该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未来新闻从业者。⑨

从1908年起,比较新闻学就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生的必修课。在课堂上,沃尔特·威廉与学生们讨论美国与其他国家报纸的异同,并从全球视角解析美国报纸的发展方向。20世纪初,威廉走访了27个国家的上千家媒体,这门课的大部分内容来自他本人获取的一手资料。⑩在教学中,这体现为培养学生报道世界各地新闻的能力,并让他们具有关注世界发展变化、担当世界道义责任的意识。这逐渐形成了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重视国际交流和互动的传统和特色。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还招收了许多外籍学生,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罗文辉教授曾这样分析这一现象:

外籍学生众多是密大新闻学院引以为傲的教育传统,多数密大新闻学院教授深信,教育外国学生,不仅有助于提高世界新闻教育及新闻事业的水准,更可以让美国学生接触不同的文化,帮助他们建立更宽阔的世界观。也许正因为这种重视外国学生的教育传统,才使得密大新闻学院能享誉国际数十年,而名声不坠(11)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国际交流传统得以延续,也得益于其较多地强调专业技术、较少地涉及意识形态。在特定年代,它巧妙地避开了敏感问题,受到了各国新闻界的青睐与推崇。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尤其与中国往来密切,它的第一个留学生黄宪昭(Hin Wong)就来自中国。1912年,黄宪昭毕业后回国,起初在广州从事记者工作,曾为多家通讯社和报社撰文。1929年燕大新闻系重建时,他正在香港英华学院(Ying Wa College)任教,随后应邀北上加盟,成为系主任。在他的带领下,燕大新闻系以密苏里大学的新闻教育模式为蓝本开展新闻教育。(12)沃尔特·威廉还曾五次访华,推广密苏里新闻教育理念和操作方法。不少中国学生亦前往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接受教育,如卢祺新、汤德臣、李肇基、曹德谦、张馨保、蒋荫恩等,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美新闻教育交流。

在威廉院长的影响下,不少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对中国产生浓厚的兴趣,毕业后来到中国工作,从而形成了一个群体,具有鲜明的密苏里特色,被戏称为“密苏里帮”(Missouri Mafia)。据不完全统计,1910-1940年间,至少有75位毕业生先后到亚洲,尤其是到中国工作。(13)

此外,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流项目也为数不少。院长沃尔特·威廉多次出访各国,向世界介绍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并交流新闻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其间与各国院校建立起许多交流合作项目。(14)

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新闻教育兴起之时,高校对于新闻教育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有的强调实践,如西北大学;有的偏重理论,如伊利诺伊大学;有的认为新闻教育应该是一种知识和技巧的平衡,如哥伦比亚大学;还有的注重通识教育,全面设计新闻课程,如明尼苏达大学等。(15)虽然各具特色,但总体而言,逐步建立并发展起来的美国大学新闻教育模式与“密苏里模式”基本相似。

二、“密苏里模式”与中国近代化进程

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开启是被动的,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展开。“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用武力敲开中国国门,企图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而客观上却将中国带入了近代化发展的轨道,使中国旧有的社会体系动摇乃至瓦解。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化进程正式启动。(16)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被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诞生,并仿照西方国家建立起民主政体,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结社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被写进法律。

在社会蜕变转型的急速发展时期,人的思想进步是一切变革发展的先决条件。中国如何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束缚,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强国之路仍然是一个大问题?如何摆脱人们头脑中固有的落后思想,推动人的思想的解放与近代化?媒体的传播与动员功能开始凸显,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报业对于新思想的动员与传播功能,其对于提升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整体认知能力意义非凡。一旦人们接纳了先进的思想,并形成舆论氛围与广泛共识,必将转化为改造社会、推动社会近代化发展的巨大力量。而兴办报业要从兴办新闻教育开始。

“密苏里模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中国。沃尔特·威廉(Walter Williams)在1914-1928年间先后五次来华,(17)每次都深入走访中国的新闻界及新闻教育界,传讲“密苏里模式”,鼓励引导中国开展新闻教育,并受到热情欢迎。不只是宣讲,在中国新闻教育的起步阶段,威廉从资金、人员、方式、理念等各个方面都给予大力支持。此外,一批密苏里毕业生在威廉的影响下来到中国,成为中国高校新闻科系的创立者,或作为记者报道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18)随着中美两国新闻教育交流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学习新闻专业,回国后也成为中国近代化的有力推动者。用季羡林先生的话说,他们是中国近代化的“报春鸟”,是预知未来的“普罗米修斯”。(19)

自20世纪20年代起,新闻教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逐渐在中国各大学确立。其中,最突出的是位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和位于北京的燕京大学。两校新闻系的设立都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密切相关。负责创建并在这两所学校新闻学系执教的,主要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毕业生。他们仿照母校设计了新闻教育方案。在中国新闻教育最初发展阶段,二者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成为美国新闻教育模式与中国对接的重要纽带。

圣约翰大学报学系创立于1921年秋,是我国大学正式设立新闻学系的开始,它由《密勒氏评论报》主笔、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校友毕德生主持。毕德生仿照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课程,设置了一套新闻学课程,并出任系主任,以至于有人评价圣约翰大学报学系“成为了米梭里(密苏里)的一个分支”(20)。1922年,第一届学生共35人毕业,他们不仅顺利完成学业,“同时也学到了美国人办报的精神与方法”(21)。随着新的师资力量的加盟以及学生学习热情的高涨,报学系课程数量增多,学生数量也不断增加。

燕京大学由美国人司徒雷登一手创办,因而燕大虽在中国却有着美国基因,其办学方针、课程设置、学术思想都呈现出浓郁的美国特色,新闻系亦是如此。1922年,司徒雷登亲自前往密苏里大学,寻求沃尔特·威廉的帮助和支持。威廉成功说服了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专业毕业生白瑞登和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生聂士芬加盟燕京大学新闻系。1924年,燕京大学新闻系创立(时称“报学系”),白瑞登任系主任,聂士芬任讲师。对比密大、燕大建院(系)初期的专业课程设置,会发现二者有很高的相似度。(22)

在燕大新闻系随后的发展岁月中,无论是经历人员短缺还是经费危机,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都给予大力支持,并动员全美报界为其筹款。1928年,威廉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成立二十周年院庆时宣布,与燕京大学合作设立“中国一流的新闻系”。(23)以“密苏里—燕京交流计划”为代表的各种交流计划随后展开,双方确立起校际合作关系,燕京大学迎来众多美国学者,同时新闻系的学生也会前往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深造。据燕大新闻系重建初期在系内任教的卢祺新和葛鲁甫回忆,“燕大新闻教育全都是美国式的,因为任课教师不是美国人就是接受了美国教育的。当时所有的新闻教科书或参考书没有一本是中文的”(24)。这里所指的美国式教育即“密苏里模式”,这一时期来到燕大新闻系的美方访问教师和学生都来自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可以说,“密苏里模式”在燕大首先实现了全方位的横向移植。

就在报业很大程度上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近代化发展责任的同时,其自身也面临摆脱旧有模式与西方先进经营模式、经营理念接轨的问题。1921年,中国报业代表团参加世界报业大会,中方参会人员之一王伯衡指出,“中国报纸仍然太少了,循环太有限了;绝大多数中国报纸对现代新闻理论和管理没有了解;广告宣传非常少;很少有记者接受专业培训;出版技术总体落后;由于会赢得读者的信任,报纸通常会聘用有党派偏见人担任的主编;很少有派驻海外的记者,这意味着中国报纸必须大部分依靠外国媒体来获取信息,了解世界”(25)。这种状况使得中国报业近代化发展显得尤为紧迫。中国报业近代化与中国社会近代化同步进行,社会近代化为报业近代化提供了可能性与必不可少的社会背景,报业近代化为社会近代化承担启蒙与宣传的重任,而来自美国的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则成为中国报业近代化发展的推动力量。

三、“密苏里模式”与中国报业近代化

“密苏里模式”与中国报业近代化的互动方式,主要体现为三条渠道:第一,学界与报界的交流互动,促进中国报业快速转变观念,实现观念近代化,进而推动中国报业近代化;第二,“密苏里模式”影响下的中国新闻教育培养出大批职业化报人,成为近代中国新闻业发展的主力军,他们不断学以致用,将先进的报业经营和编排模式运用于中国的报业实践;第三,在“密苏里模式”的推动下,中美新闻教育领域实现良性的交流与互动,并以此为基础,将中国报业带到世界报业交流的平台上,与世界各国同行开展广泛交流,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报业的世界影响力,推动中国报业融入世界报业近代化发展洪流。这如下图所示:

上图对二者的主要互动途径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实际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如图所示,在三条途径中,第三条途径相对直接,而第一、第二条途径都是通过新闻教育实现的,中间环节较多,却是“密苏里模式”影响中国报业近代化进程的主要途径。也就是说,“密苏里模式”主要通过新闻教育培养报业人才,增加在其报业的影响力,进而从观念和操作层面对中国报业近代化产生影响。以下就三条途径分别展开探讨。

(一)促进中国报业观念近代化

引入西方先进的报业理念是中国报业步入近代化的一个标志。学界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翻译西方新闻著作(26),而国内学者以西方新闻学为蓝本撰写的新闻学著作也纷纷出炉。(27)通过学习西方报业发展史,讨论西方报业思想,学界快速与西方接轨。而在报业实践领域,由于操作层面涉及的环节较多,人才培养需要时间,因而西学相对滞后。如何快速将西方先进的办报方式和理念体现在报业实践中,学界与报业间的互动交流尤显重要。

开展学界与行业间的交流,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传统。1910年春,在学院创建还不到两年,沃尔特·威廉便在校内主办了一次“编辑周”活动,广邀新闻界知名编辑、记者前来,举办规模盛大的交流活动。1911年,这一活动成为传统,取名“记者周”,每年举行。威廉创建于1916年的“密苏里作家协会”(The Missouri Writers' Guild)以及各种新闻协会组织,在随后的十年间一直积极参与记者周活动(28),成为美国新闻教育与新闻行业交流的一个重要舞台。在活动举行的一周时间内,开办各种讲座,举行知名记者、编辑与在校学生交流座谈等活动。后来“记者周”的参与范围不断扩大,由地区性逐渐拓展为全国性,再后来更是演变成国际性的新闻行业交流活动,影响力不断扩大。

“密苏里模式”来到中国,也很自然地将这一传统带到了中国。燕京大学新闻系每年4月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同时举行业界研讨活动,不仅邀请中国新闻界知名人士前来,还请来美国同行及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共同交流。燕大首届“新闻讨论会”,当时称为“新闻评论会”,于1931年4月1日至3日举行,主席团由《大公报》胡政之先生等平、津各大报社社长、主笔等组成。新闻系主任黄宪昭亲任干事,主持活动。4月1、2日,美国合众社记者贝思、英国路透社记者伊文思等人进行了演讲,随后组织讨论。1932年至1935年间的四届“新闻讨论会”活动,都是在4月28日校友返校日举行,会期三天。第二届讨论会由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马丁富主持,主题有中学刊物讨论,包括求知、艺文、崇实、华北、汇文、四中及燕大附中等中学的二十多名学生代表参加,并且举办了一次中外文报纸的展览,共展出报纸两百多种,其中燕大出版物有三十多种,本系出版物有八种,以及宣统时代以后的新闻纸珍品十余种,还有各地通讯社稿件十余种,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1933年的“新闻讨论会”,平津各主要报纸的记者、主笔、平民大学新闻系同学等与会,报界名人成舍我、吴秋尘、许兴凯及立法院副院长邵元冲等作了演讲。本次讨论会由新闻系学生自己组织,仍然讨论了中学刊物。此外,还举办了一次小报展览,展出中、英、美、法、日等国的小报三百多种,这些都是由新闻系学生李亦君花费一年时间搜集整理的。第四届前来参加讨论会并做演讲的有燕大校友姜公伟、高青孝、黄庆枢、曹谷冰、林仲易、安怀音等,《包头日报》的主笔李孕育也参加了讨论。第五届不仅邀请了新闻界人士,还有科学界的知名学者进行演讲,从不同的角度、观点出发,对新闻学进行评论和探讨,并涉及新闻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29)

据史料记载,当时举办“新闻讨论会”的目的,在于“联络报界先进,做学术的研究,俾后觉者有新启示”(30)。事实上,通过这样的交流,使学术与实践接轨,不仅让学生进一步了解行业动态,借鉴前辈的成功经验,也让从业多年的记者、编辑、经营者有机会重新回到学校,梳理自己的经历,将宝贵的实践心得与后辈分享,使之成为完善新闻学术思想体系的一部分。这对于新闻教育及新闻业的发展都很有帮助,是双赢之举。

(二)推动中国报业经营及编排模式的创新

新闻教育对中国报业近代化发展所起的作用,最主要地表现在培养了大批新式报业从业者,这些具有近代科学知识和近代意识的报人成为传播各种新式文化的主要力量。武装了近代化思想的报人不但是报业近代化的生产和推动者,也是报业近代化的载体和承续者。而这样的报业人才来自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职业化新闻教育,因而“密苏里模式”功不可没。

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生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如何经营管理好一份报纸或杂志,如何当一名记者、编辑,如何提高采访、写作等业务能力。在实训基地,学生参与报业的制作及运营全过程,这是必修课。他们从中学会了如何筹办一张报纸。这也正是不少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生毕业后很快能游刃有余地自创一份报纸的原因。“密苏里模式”来到中国,也把这种办学的风格与传统带到中国,使得在其影响下的新闻院系毕业生具有极强的动手操作能力,同时也带来了美国报业特有的经营及编排方式。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报业受英国影响最大。中国第一份具有近代意义的报刊,就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于1815年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英国作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从19世纪中期开始,已经在中国形成了新闻业垄断。20世纪初,英国路透社在中国十多个主要城市都建立起通讯站,国民政府的信息几乎都来自路透社。当时在中国设立的外国新闻机构也大多由英国人掌管,英国报刊《字林西报》是中国报纸获取西方信息的最重要来源,《京津泰晤士报》也是极具影响力的英国报纸,被称为“外人在华北的圣经”。虽然这一时期也有美国人在中国办报,但其影响力与英国报纸相距甚远。这种状况从20世纪头二十年第一批中国留美学生归国开始逐渐发生改变。

董显光是最早一批将美国新闻理念及办报经验全面引入中国的留学生之一。在密苏里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新闻专业的董显光于1913年回国。1918年,他联合北洋大学福克斯教授创办英文报纸《华北明星报》,以重金聘请了一批美国资深编辑、记者。在经营上采取降低订报费用和增加报刊出版频率(天天出报)的方法与英国报纸展开竞争。一年后《华北明星报》就成为天津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1925年3月1日,董显光在天津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庸报》,取义“中庸之道”,虽然报名极具中国传统特色,但是这张报纸确是由中国人全面引进美式办报方式的第一张报纸,具有浓郁的美式风格。《庸报》创建之初,董显光一个人兼做发行人、主笔、编辑、广告经理和记者。他竭尽全力将在美国所学体现在这张报纸上。当时中国的大部分报纸仍然沿用英式风格,董显光对此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开创了中国报业改革的先河:首先,排版,一改旧有的以社论和广告为主的英式排版方式,将实事要闻放在头版;其次,标题,新闻一律采用大标题,重要新闻则为跨栏长标题;再次,编排,突出新闻特色,配有照片,生动传神;第四,内容,以本市新闻为主,尤其是副刊,请著名作家主持,请体育明星、文化名流撰稿,对体育界、文艺界的活动报道增加,很受群众欢迎。

这种大刀阔斧的报业改革受到广泛赞誉,其最主要的理论依据和信心来源,正是美式的办报理念及制作方式。1930年,《庸报》销量接近两万份,成为发行量仅次于《大公报》和《益世报》的天津第三大报纸。此外,他参与创办的《华北明星报》以及他担任总经理兼总编的上海《大陆报》,都雇佣了大批美国的记者、编辑,在中国办美国式报纸是董显光的理想。而“美式报刊”在当时也成为报业先进理念及方式的代名词。

事实上,在中国推动“美式”报刊经营和编排的,远不止董显光一人,赵敏恒、马星野、汪英宾等人在各自的报业实践中都不约而同地体现出“美式”风格。他们希望推动中国报业近代化,追赶国际先进报业发展步伐。许建屏在形容这一时期中国报业景象时说:“我们完全仿照美国老大哥已经广泛采用的新闻搜集、编排、宣传方式。”他认为,“太平洋国家的出版业已经在中国思想领域的重建过程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中国报业呈现出“新思想、新力量、新的影响”。(31)美式风格所引领的报业改革之风引起了中国报界的关注,并很快被争相效仿。

随着30、40年代越来越多美式新闻教育影响下的中国新闻系学生毕业,更符合中国社会近代化发展需求的美式报刊经营与编排理念,已经占据了中国报刊编排的主导地位。一批又一批“密苏里模式”影响下的新闻系毕业生不仅出色地完成采访、编辑等新闻工作,而且担负起中国社会近代化启蒙的重任。正如董显光所言,“中国接受新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启蒙过程中非常努力地工作,他们向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层阶级传递他们的思想信仰,这能够领导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32)。

(三)推动中西方报界交流

20世纪上半叶,以沃尔特·威廉为主导的世界报业大会是世界新闻界同行交流的重要舞台,威廉历次访华都大力劝导中国报业同行积极参加,与国际同行广泛交流。1914年第一次访华期间,威廉便在欢迎会上邀请中国记者出席即将于次年召开的世界报业大会,中国新闻界欣然接受了邀请。1915年7月5日,世界报业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成立大会,会期10天,中国派代表团参会,并参加了大会董事会选举,李松龄被推选为董事。(33)这是中国报人在世界新闻界的首次亮相,给与会各国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国内也对这次参会给予报道,并刊发部分发言内容:

美国旧金山特开之万国新闻记者大会,各国新闻界巨子列席者约达千余人。当时北京报界代表员李松龄君在席间演说,略谓中国报界势力之伟大,实现今所未曾有者也。使中世的君主国遽为今世的共和民国之先鞭,非政治家之谟猷,亦非乱党之力量,实乃中国报界之功绩也。中国将来恃兹社论指导之力,及新国民之努力经营,必益见国势展发。(34)

在这次报界大会上,李松龄不仅强调了中国新闻业发展的历史贡献和未来责任,还第一次提出了中国要承办第三届世界报业大会的申请。(35)

1919年沃尔特·威廉第二次来华访问时,再次邀请中国新闻界派代表出席将于1921年召开的第二届世界报业大会。1921年10月11日,第二届世界报业大会在夏威夷檀香山召开。来自13个国家13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报界派出6人代表团出席大会,他们是《申报》的王伯衡,《密勒氏评论报》、《北京英文日报》和天津《华北明星报》的董显光(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上海日报公会和英文《大陆报》的许建屏(密歇根大学毕业),天津《益世报》钱伯涵(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广州报业公会和广州《明星报》黄宪昭(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申报》驻檀香山访员王天木。中国代表团在此次会议上与各国代表广泛交流,积极参与磋商,受到了各界同行的一致好评,得到很高礼遇。王伯衡被指定为提案委员会(Committee on Resolutions)委员,许建屏为会章委员会(Committee on Constitutions)委员,董显光为会务委员会(Committee on Nominations)委员及证书委员会(Committee on Credentials)委员。(36)《申报》馆馆长史量才因父亲过世未能赴会,但是他代表中国报界致信威廉,再次明确请求第三届世界报业大会能够在中国召开。(37)

董显光、许建屏、王伯衡、黄宪昭分别作了题为《外交公开为太平洋报界之目的及希望》(Open Diplomacy,the Hope of the Pacific Press)、《中国报界为世界报界进一言》(A Message from the Chinese Press)、《中国国内、国外搜集新闻之状况》(Getting News In and Out of China)、《新闻使团在中国》的发言,介绍了中国报业的历史和现状,表达了对世界各国报界的期待,并邀请外国记者来中国走访。中国代表的发言引起国际新闻界的关注。(38)会后,中国代表团访问了美国大陆,同美国新闻界进行了更广泛的接触。回国后,与会者翻译出版了沃尔特·威廉编辑的《世界报业大会记录》,内容包括大会的发言、决议、章程,美国总统的贺词等。

会后在威廉的倡议下,与会的泛太平洋国家新闻记者于10月21日召开了“第一届泛太平洋沿岸国家报界大会”(First Pan-Pacific Press Conference)。许建屏和黄宪昭被选为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委员,王天木被选为提案组(Resolutions Committee)委员,许建屏被选为会务议程组(Agenda Committee)委员,黄宪昭除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外,还被选为与会代表介绍组(Recommendation Committee)委员,董显光也同被选为与会代表介绍组委员,并主持了下午的会议。

在参与国际会议的过程中,中国代表接受着来自世界各国的新闻思想,同时也向世界发出中国报人的声音。此时的中国社会变革需要赢得世界的同情,他们希望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将这些信息带给世界媒体,为中国赢得支持和帮助。他们向世界表达了中国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中国人正在努力通过报纸来传递进步思想。美国学者蒂莫西·韦斯顿(Timothy B.Weston)这样描述中国代表团的各位代表:“他们说着流利的英语,表达着跨文化传媒的实践。他们非常了解西方文化,能够很有见地地指出西方出版界在中国开展新闻报道存在的问题……他们向西方出版界提出了尖锐的问题,至少对中国的描绘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专业水准。”(39)

中国代表还表达了对西方国家在华新闻业的不满,认为外国报纸中充斥着对中国虚假、误导和消极的报道。王伯衡请求出版大会为改变这种状况开出药方,呼吁停止“种族歧视”,用“恰当而真实的报道”取代“荒谬的故事”以及“讽刺和藐视的评论”。(40)董显光在发言中直言西方人藐视中国,“不幸的是,中国已经在过去被藐视了……但是中国不应该继续被藐视……因为太平洋时代已经到来。最重大的议题都将是太平洋议题。然而没有什么太平洋议题是不涉及到中国的”。董显光强调,没有理由不去了解中国,西方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要这样做。

除了在世界报业大会上进行交流,中国报界也做好了欢迎各国新闻使团来中国报道访问的姿态。黄宪昭在演讲中说,“中国必须加入世界,或者世界融入中国”。他希望中国报人能够承担起这种改变的责任,也相信“中国负担不起拒绝外部善意帮助的代价”(41)。20世纪初,只有少数的外国新闻机构在中国,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各国竞相在中国开设新闻机构。到20世纪20年代,很多国家的新闻机构都在中国有了分支。不过黄宪昭对各国新闻机构提出了一个要求:公正、客观地报道中国。这是当时在华外国新闻机构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赵敏恒在《外人在华新闻事业》一书中也指出了外国媒体对中国非客观性报道产生的巨大危害,认为“新闻事业的使命是将某民族解释与其他的民族。此种解释,可以发生好感,也可以发生恶感。如果某国所发出的新闻专是抢劫和盗匪,其余百分之九十的好新闻都保留不发,那么无怪乎世界各国都以为这是一个无人而非盗匪的国家了”(42)。赵敏恒从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素养角度,呼吁记者对新闻要客观、真实地报道,而黄宪昭则站在国际新闻界交流的高度,呼吁建立一个“公正的国际化的出版业”。

①Missouri School of Journalism Web Site,http://journalism.missouri.edu/about/history.html

②http://mizzoumag.missouri.edu/2008-summer/features/Weinberg%20J-school/index.php

③Ronald T.Farrar,A Creed for My Profession:Walter Williams,Journalist to the World,p.113.

④Vernon Nash,"What Is Taught in Schools of Journalism:An Analysis of the Curricula of the Member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Departments of Journalism,"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Bulletin Volume 29.45(1928)13.

⑤Ronald T.Farrar,A Creed for My Profession:Walter Williams,Journalist to the World,p.99.

⑥沈荟:《折中人文主义新闻教育:对密苏里方法缘起的探寻与思考》,《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2期。

⑦Earl English,Journalism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p.5.

⑧William David Sloan,Lisa Mullikin Parcell,eds.,American Journalism,History,Principles,Practices(McFarland & Company,2002)80.

⑨Betty Houchin Winfield,ed.,Journalism 1908:Birth of a Profession(Columbia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08)218.

⑩Ibid.,p.219.

(11)罗文辉:《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对中华民国新闻教育及新闻事业的影响》,《新闻学研究》第41辑,1989年4月,第201—210页。

(12)Missouri School of Journalism Web Site,http://journalism.missouri.edu/2008/1908-1919/07.html

(13)John Benjamin Powell,"Missouri Authors and Journalists in the Orient," Missouri Historical Review,October 1946,F 193,John B.Powell Papers,Western Historical Manuscript Collection(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

(14)1913年至1914年,他花了九个月的时间出访英国;1918年到访亚洲;1919、1925、1930年前往危地马拉;1921年来到日本、中国;1926年前往墨西哥、欧洲;1927年至1928年再次来到亚洲;1932年至1933年,深入欧洲更多国家。Ronald T.Farrar,A Creed for My Profession:Walter Williams,Journalist to the World,pp.155-156; Sara Lawrence Lockwood Williams,Twenty Years of Education for Journalism,p.47.

(15)黄鹂:《美国新闻教育研究》,第32—39页。

(16)虞和平将中国近代化的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从1840年鸦片战争使中国被迫开放后,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前,可称为第一阶段,即近代化的准备阶段。中华民国成立之后进入第二阶段,即正式启动阶段,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仍处于过渡状态之中,未能进入第三阶段,即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阶段。参见虞和平:《试论中国近代化的概念涵义》,《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2期。

(17)威廉院长先后于1914年、1919年、1921年、1927年、1928年五次来华访问。1935年,威廉去世时,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报纸都高度评价了他为中美新闻教育交流所做的贡献。

(18)20世纪初,一批在远东工作、有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背景的美国新闻记者被民间戏称为“密苏里帮”,他们主要集中在中国。其中包括《密勒氏评论报》的托马斯·密勒(Thomas F.F.Millard)、J.B.鲍威尔(J.B.Powell)、毕德生(Donald Patterson)、克劳(Carl Crow)、美联社的约翰·莫里斯(John R.Morris)、莫里斯·哈里斯(Morris Harris)、巴布(J.C.Babb)、合众国际社的本杰明·克兰(Benjamin Kline)、《纽约时报》的亨利·米塞尔维茨(Henry F.Misselwitz)、《纽约先锋论坛报》的维克托·基恩(Victor Keen),以及中国家喻户晓的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等,还有在新闻教育界工作的武道(Maurice Votaw)、聂士芬(Vernon Nash)、葛鲁甫(Samuel Groff)等人。

(19)季先生的原话是:“对中国的近代化来说,留学生可以比作报春鸟,比作普罗米修斯,他们的功绩是永存的”。语出季羡林先生为周棉主编的《中国留学生大辞典》的题词。

(20)任白涛:《综合新闻学》,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年七月(1941年7月),第47页。

(21)1922年7月12日,美国权威新闻期刊《编辑与发行人》(Editor & Publisher),转引自罗文辉:《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对中华民国新闻教育及新闻事业的影响》,1989年4月。

(22)1909年,沃尔特·威廉向密苏里州提交了一份新闻学院的课程设置报告。William David Sloan,Lisa Mullikin Parcell,eds.,American Journalism,History,Principles,Practices,p.80.黄宪昭:《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概况》,龙伟等编:《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7—42页。

(23)余梦燕:《中美新闻教育合作与燕京大学》,在伊利诺伊师卡市扶轮社演讲词,1975年7月9日。

(24)卢祺新、葛鲁甫:《燕京新闻系》,第31页。

(25)Walter Williams,ed.,The Press Congress of the World in Hawaii,p.200.quoted from Timothy B.Weston,"China,Professional Journalism,and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Era of the Fierst World War," Pacific Affairs 83.2(2010):327-347.

(26)日本学者松本君平的著作《新闻学》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新闻学译著。美国记者埃德温·休曼撰写的《实用新闻学:最好的办报方法手册》(Practical Journalism:A Complete Manual of the Best Newspapers Methods)也是一本在中国新闻教育早期影响较大的译著。参见松本君平:《新闻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2年。[美]埃德温·休曼著,史青译:《实用新闻学》,上海:上海广学会出版,商务印书馆代印,1913年。

(27)1919年出版的徐宝璜的《新闻学》是第一本中国人自己撰写的新闻学著作,有学者对徐宝璜留学美国期间的学习经历进行考察,发现徐宝璜回国后的新闻实践及其所著《新闻学》,与他的留学经历有着极为密切的相关性。参见周婷婷:《徐宝璜留学美国学习新闻学考证》,《国际新闻界》2008年3期。邵飘萍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任教期间的讲稿后来也编辑成书,名为《实际应用新闻学》(又名《新闻材料采集法》),出版于1923年,是我国最早一部论述新闻采访技巧的著作,对欧美、日本等国新闻研究成果的借鉴痕迹也比较明显。此外,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927),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1917)、任白涛《应用新闻学》(1922)、邵飘萍《新闻学总论》(1924)、蒋裕泉《新闻广告学》(1926)、蒋国珍《中国新闻发达史》(1927)等一批新闻学著作纷纷面世。

(28)Missouri School of Journalism Web Site,http://journalism.missouri.edu/2008/1908-1919/04.html.

(29)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燕京大学史稿》,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年,第120—121页;友:《〈燕京新闻〉小传》,第96—97页。

(30)友:《〈燕京新闻〉小传》,第97页。

(31)Walter Williams Ed.,The Press Congress of the World in Hawaii,pp.453-454.

(32)Walter Williams Ed.,The Press Congress of the World in Hawaii(Columbia MO:E.W.Stephens Publishing Company,1922)201-203.

(33)代表团组成人员是:北京报界公会代表、广州《时敏报》代表、《香港华字日报》代表李松龄、《循环日报》代表杨小鸥、英文《北京日报》代表冯穗。《中国新闻界与“世界报界大会”的姻缘》,http://roll.sohu.com/20101227/n301459820.shtml,查询于2011年12月5日。另参见赵建国:《民国初期记者群体的对外交往》,《江汉论坛》2006年第8期。

(34)《万国记者大会之中国代表员》,《盛京时报》,1915年8月22日,转引自《中国新闻界与“世界报界大会”的姻缘》。

(35)《万国报界公会开会纪》,《申报》1915年8月19日,转引同上。

(36)Walter Williams Ed.,The Press Congress of the World in Hawaii,pp.82-83,转引自《中国新闻界与“世界报界大会”的姻缘》。

(37)史量才给威廉的信件全文如下:“威廉博士台鉴:吾等欣闻第三届万国报界公会行将召开,特此向诸位代表申述吾等邀请,甚愿第三届代表会在吾中华民国召开。察世界进步之大势与夫中国迄后数十年在世界万国中之地位,吾等深信,舍中国而外,无一国更足适合于下届代表会之召开。吾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钟灵毓秀,珍闻荟萃,实堪各国记者踏寻与考究,此等情状,实无一国可与比拟。鉴此,吾等公请阁下代表吾中华民国国民敦请各代表召开下届代表会于中国。又闻,此次会毕,将有一美国新闻界代表团到访中国。上海乃东方第一大埠,《申报》乃中国报界之翘楚,诸位设若来华,窃以为不可不到鄙馆一访。无论何时造访,吾馆同仁甚愿恭候!请阁下代吾辈同仁转达鄙馆竭诚欢迎之热忱!并祈愿第二届万国报界公会之圆满成功!申报馆主史量才顿首,中华民国十年九月廿一日。”《中国新闻界与“世界报界大会”的姻缘》,http://roll.sohu.com/20101227/n301459820.shtml,查询于2011年12月5日。

(38)董显光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政治、教育、实业、社会的进步状况,强调指出各国记者因对中国国情未能明了,记载中国新闻时,多有隔膜,建议各国记者前往游览,研究中国现状,以便消除误会。王伯衡对中国印刷与报纸的历史、报界现状与需要作了简略叙述,认为世界报界大会可视为国民外交会议的雏形,而且有必要组织世界通讯社,增进各国相互了解。许建屏主要指明中国报界对于世界报界失望的原因在于“欧战时,世界报界有无数世界外交家对于世界和平政见之记载,及和会既终,此种政见皆未见实行,以致世界人类受绝大失望,其过均在乎报界。盖徒知为各外交家登载政见,而不知为外交家督促其政见之实行,故中国报界以为世界报界未能执行其职务。”黄宪昭则邀请“美国宜组织一新闻记者团至中国”,强调中国新闻事业尚处于幼稚时代,希望美国派送新闻学家到中国,提倡新闻教育。参见赵建国:《民国初期记者群体的对外交往》,《江汉论坛》2006年第8期。

(39)Timothy B.Weston,"China,Professional Journalism,and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Era of the Fierst World War," Pacific Affairs 83.2(2010):327-347.

(40)Water Williams Ed.,The Press Congress of the World in Hawaii,pp.198-205.

(41)Ibid.,pp.313-320.

(42)赵敏恒:《外人在华新闻事业》,北京: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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