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加坡论文,政治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政治转型方式
政治转型方式是一个与政治发展模式紧密相关的问题，就后现代化国家而言，是否发生了政治转型或没有发生政治转型① 是探讨政治发展模式的一项重要内容。新加坡是以市场经济发达而未发生政治转型这一特点而引起了学界和政界的高度关注，可以说这是新加坡政治发展模式最重要的特点。在探讨中国模式时，一些学者指出，中国的民主化转型可能会采取渐进方式而不会发生多元民主政体取代威权政体的急剧转变，在他们看来，这一判断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发展会走一条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中国模式”的道路。新加坡的发展水平高于中国，文化和历史传统与中国有着同根同源的关系，又都属于后发展国家，处于同样的发展环境之中。因此，对新加坡政治发展模式的探讨不仅对其本身具有重要意义，对我们思考中国模式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世界现代化的历程来看，政治转型方式变化的趋势基本是由革命向改良、暴力向温和、激进向渐进转变的，尽管各国各地区的发展不平衡，现代化进程的时间有很大差距，但都没有违背这一趋势。新加坡的特点是，由于英国殖民当局在世界民族独立和新加坡民族主义运动的压力下采取了和缓和退让的政策，主动交出了政权，因此新加坡没有像许多国家那样形成民族主义运动与殖民当局的激烈对抗，没有激烈的革命斗争和流血，因而也就没有在殖民者和民族政权之间造成更深的仇恨和技术排斥。这表现在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英国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人员，甚至依靠英国军队来维持国家安全。从更深刻的内在影响来看，这可能是民族主义运动中持温和观点的李光耀等人执政的重要原因，而工人运动中的激进派渐渐失去了支持，被边缘化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后的发展模式。
一般来说，发生这种温和的权力更替的政权因为没有花费更多的力量来进行外在形式即体制和权力层面的更替，因而会更容易关注社会的内在变革。而这种渐进的改革往往更易于人与社会的内涵变化和思想导引，更容易为人所接受和深化；尽管它往往表现的缓慢而潜在，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当然，这也取决于执政者对旧政权的改造和执政方式的转变是否成功。新加坡的情况是，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政府在执政之初就重视学习和借鉴英国殖民当局先进的统治经验，这为建立优良的行政科层制度奠定了基础。实际上，英国在新加坡建立的统治和文官系统，并不缺乏现代性，相对于较为传统的新加坡社会来说，它是一种更为先进或更现代的组织系统②。于是，推翻殖民统治、建立新的民族国家，同时又充分地吸收具有现代性的殖民当局的治理经验，就成了符合实际的最佳选择。如果在独立后全面否定英国当时所建立的文官制度及治理方式，代之以革命斗争的方式进行治理，以职业革命者取代技术官僚，就会在相当程度上造成文官经验和治理方式的中断，无法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优良的科层系统，而新加坡有效地避免了这一点。这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在取得独立后，这一时期多数发展中国家更关注的是革命性的政体和所有制的变革，对内对外的政治斗争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主导着执政党和政府的路线，因而这一时期这些国家的变革主要是外在形式的，并没有在内涵上扩展自己的现代性。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改变了革命性的变革方式，转为采取一种更为注重内涵因素变革的渐进方式，因而实实在在地推进了现代化的进程。
新加坡在发展过程中的这些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当代的政治发展或政治转型模式。在与世界政治转型方式的趋势相一致的基础上，新加坡的政治转型表现得更为渐进和温和也就不奇怪了。或者说它的这种包容性的政治体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适应社会经济的变迁，而不必以体制的急剧转型来与之相适应。在顺应世界政治转型方式的渐进性趋势，我们很难想象新加坡未来会以一种激进的转型方式来推动自己的民主化进程。在当代和未来的政治转型中，有三方面的重要因素会对政治转型的渐进性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是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对生活和生命的关怀程度也越来越高，因而暴力和流血冲突越来越不为人们所接受。二是在后现代因素的影响下政治转型不再像过去那样主要是由纵向的阶级分裂或等级分裂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所致，而是在现代化条件已经比较成熟甚至后现代因素已经大量出现的情况下，其社会结构已经横向扩展尤其是多元化，多元的利益和文化群体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分裂的向度和烈度，对社会整体来说其分裂性要小的多，这就在客观上软化了社会分裂和冲突的基础。三是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互动及信息交流的增加和通畅，使得后转型国家一方面处于国际社会示范性的压力和监督之下，在人文关怀、民主的机制和模式及社会自由方面都或多或少受到民主国家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治理方式的交流和积累，统治者在主观上越来越希望把握民主化的主动权，他们在主观上的努力尤其是对国外已经成熟的民主治理经验的借鉴会越来越多，这就大大提高了人们解决转型冲突的能力。
二、新加坡政治发展的现代性特征
无论是把新加坡放在东亚模式中，放在后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模式中，还是放在威权主义模式中进行分析，新加坡都有自己的特色。从政治发展过程来看，自1959年自治后它一直保持着一种威权主义的体制并允许体制外民主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构建了一种高效而现代的政治体制，包括市场经济体制，其特色非常明显。
新加坡一直实行一种威权主义体制，一党长期执政并在国会占据绝对优势，全面控制着国家权力。但实际上仅仅从宏观制度形式来看并不全面，尤其是仅仅对这种制度进行定性而不进行量化的考量并不符合实际，而这有时是更重要的视角。这就要求我们来观察其威权体制中的民主因素，进而是什么原因使它在高度现代化的情况下保持着这样一种体制。
从政治制度上来看，新加坡自治后在三个方面基本保留和发展了英国人在此建立的政治制度。一是文官体制。1959年刚刚担任自治政府总理的李光耀就认识到，英国人建立的公共行政系统已经具有很强的现代性功能，因此，在对其进行适度的民族化履行的基础上基本保留这一行政系统是明智的。我们知道，具有现代性和高效的行政科层系统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是推行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而这一制度的保留使新加坡没有发生现代化治理的断裂。如果要建立新的行政科层体制和培养起大量的技术官僚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那一定会贻误现代化的时机。当然，由外来民族建立的殖民制度很难与当地民族融合，无法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和真正的政治共同体，而这也是现代化起飞的最基本条件，并且，对于那个发展阶段来说，这更是不可逾越的。因此，推翻殖民统治、建立新的民族国家有着最根本的合理性。新加坡正是把这种根本的合理性与行政系统的现代性恰当地结合起来，不失时机地为自己的现代化和国家治理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它在重视从英国的统治经验和文官系统中吸收先进经验的同时，逐步地对其进行民族化的改造，最终以本地的文官取代了殖民政府留下的文官。
二是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多党制和民主选举。新加坡从1959年至今实行的是一党为主的政党体制和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具体表现是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并长期执政，其他政党长期在野。不过，反对党在大选中有激烈的竞选，并可以通过其议员在国会中发表不同政见，媒体可以公开报导反对派意见，从而对执政党构成相当的压力，尤其是这种竞争性民主还在缓慢而有序地发展，这在后发展中国家中所经历的威权主义时期是十分鲜见的，或者说，它在一党体制中把民主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程度。新加坡这种政治体制的适应性是很强的。“第三波”时期多数国家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左右时就发生了政治转型，稍后发生政治转型的国家或地区，例如韩国是在人均6000～9000美元、台湾是在7000～13000美元发生政治转型的，而新加坡的人均GDP已经达到4万美元还没有发生政治转型。西方的转型理论主要是从经济变化必然引发社会和政治结构变化这一视角来分析的，没有从政治体制本身有多大的可塑性来看这一问题。不同的政治体制之间的适应性有很大的差距，同时，同一个政治体制是否改革自己的结构也会使自己的适应性有很大的变化。新加坡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在权威主义体制内把民主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程度，威权主义与多元民主制度的适度结合使其具有较大的适应性。这与在转型前很多国家的政治体制比较僵硬不同，在那些国家，僵硬的威权主义体制不能容纳和同化不同的意见和力量，致使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因而在反对力量强大后，就不得不以政权的更迭或体制的转型来与之相适应。当然，除了其一党体制下的民主程度较高外，其行政效率高、政治体制运行通畅也是其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因为它可以化解许多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同时这也是保证政治体制、无论是威权的还是民主的政治体制运作的基本前提和机制。
三是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和现代性。新加坡法律体系和法治社会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借鉴英国的法律制度并从自己的国情出发来实现的。对此，李光耀1962年在马来亚大学演讲时曾有一番解释：“英国殖民地制度是讲究实效的。它的法律制度虽然应用英国议会的服饰和一些形式，但是它的内容却能够适应本地环境的要求。”“殖民地法律和司法制度的巧妙之处，不在于它直截了当地采用英国法院和法律协会所详细列明的形式和条规，而是在于确保这些条规的采用，能够保证维持良好的政府，以及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③ 因此，新加坡一直沿用英国在新加坡建立的法律制度，并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了修改，例如适时和适度地推进严格执法的程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光耀是从英国拿到律师资格，并按照英国法律在新加坡从业的著名律师，因而它对法律尤其是英国的法律有深刻的理解。同时，他之所以成为民族运动的领袖，尽管有多种原因，但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是与他充当了五十多个工会的法律顾问，熟练地运用殖民地法律与英国殖民当局斗争从而积累了群众基础和威望不无关系。他执政后，一开始就依法执政，推行法治社会的建设，长期积累使新加坡具有现代性的法律得到了有效地执行。由此可见英国法律和司法制度对构建新加坡法制社会的影响，同时，英国的法律制度与新加坡文化在现代性上的统一与和谐是它有效运作的基本前提。
从文化上来看，新加坡文化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华人带来的儒家文化，这是它的传统文化；另一个是英国文化，英国在新加坡进行了140多年的统治，尤其它是新加坡殖民地的创建者，华人移民多是在它的主导下移居这里的，因而英国文化对新加坡社会尤其是上层社会的影响极为深刻。
早期移居新加坡的华人移民，虽然文化水平很低，但在他们的观念意识和风俗习惯之中都深深蕴藏着儒家文化的因素。在整个19世纪，华人仍是身穿长袍马褂，捧读四书五经，梦想有朝一日回到中国光宗耀祖。直到20世纪上半叶，华人社会基本保持着这一状况。华人社会文化和教育的贫乏导致了西方文化的传播，自19世纪末以后，英国和西方人的传媒、宗教和学校教育不断填补着这一片文化空白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交流的增加，在殖民政府的支持下，西方的电影和书刊大量涌入以填补这个空白，这大大促进了西方文化的传播。但即使是在这一时期，由于华人社会和殖民统治者的上层社会之间相对分离，因而华人社会中的儒家传统文化仍然是主流的文化，而其政治制度则是英国式的。
1959年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标志着民族主义者掌握了国家的领导权，从大多数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一时期民族化应成为时代的主流，西化会受到遏制，然而新加坡却与大多数新兴国家有所不同，它从一开始就实行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并与前殖民者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不仅国防依靠英国军队，而且还保持着与世界市场的联系，不间断地引进西方的商品、机器和科学技术以及现代管理方式和价值观念，这些对新加坡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1988年时任新加坡副总理的吴作栋说：“新加坡的华人，与香港、台湾或中国的华人相比较，是西化多了。新加坡的马来人和印度人也同样西化。”⑤ 1989年时任新加坡总统的黄金辉进行了这样的概括：“我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态度和人生观，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就有了改变。传统亚洲价值观里的道德、义务和价值观念过去曾经支撑并引导我们的人民，现在，这种传统亚洲价值观已经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化、个人主义的人生观。”⑥ 新加坡的年轻一代与老一代相比，在个人生活方面，更愿意标新立异，模仿西方，而不是遵守传统；在宗教信仰方面，更多的人信仰基督教、天主教或新教，而且很多人是从信仰佛教和其他东方宗教中改变而皈依西方宗教的，而不是贡拜佛祖；在政治上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支持反对党，希望政治格局的多元化；在文化娱乐方面，更愿意观看欧美的电影电视，读西方作品；在管理方式上，传统家族式的管理方式已经逐渐被取代，代之而起的是产权分离的现代股份制的管理方式。
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弘扬新儒学或儒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儒家文化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新加坡文化变迁的趋势。“儒学复兴”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东亚工业文明的兴起。随着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和香港奇迹的出现，以及中国等其他东亚国家经济的起飞，出现了“第三种工业文明”的理论，提出了第三种工业文明与儒家传统有何种关系的问题。新儒家认为，儒家精神与现代化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东亚各国正是走了一条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是把儒家伦理糅合进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之中，把西方偏重个人才能发挥的机制，改变为具有人文色彩的管理工程，注重心理调节和人际关系调节，并发挥群体的力量，它还认为儒家伦理的在群体中寻求自我实现的意识和勤劳节俭的品格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新儒学对李光耀、吴庆瑞等老一辈领导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在教育和社会管理以至政治治理中积极地推广这一理念⑦。二是新加坡领导人企图用儒家文化来平衡西方文化和工业化引发的不稳定状况。工业化所引发的价值观念的失范和真空使人们关注儒学的作用。在李光耀等领导人看来，由社会转型所引发的道德失范导致了诸如离婚率增高和个人主义意识强化以及精神空虚、犯罪现象增多等问题，进而，这还会导致对人民行动党威权统治的挑战。对此，除了在法律上进行规范以外，建立新的道德价值体系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这其中也包括提倡儒家政治伦理来抑制多元化的要求。应该说，这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目的，但并没有从根本上逆转西化或现代化的趋势，而且这也不是新加坡政府的目的，它的目的在于调适而不是改变这一趋势。因而它的基本政策仍是现代性的而不是儒家的，这或许是它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民主化与现代性的比较分析
尽管我们可以把东亚各国或地区的政治发展划分为两种或三种模式，但是在政治发展的内容和阶段上它们都有着基本的相似性，这就是它们的民主政治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基本处于同一历史阶段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发生了由威权主义体制向多元民主体制转型的国家或地区，转型后都不得不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向威权主义的回归，而在威权主义没有发生转型的国家，则使体制内的民主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它们都还在继续推动民主而不是回归权威。因此，不同模式之间民主的差距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至少不能简单地以政治体制是否转型来划分它们之间民主的差异。由此来看，民主是东亚政治发展的基本向度。我们可以把新加坡放在东亚和后发展国家的框架中来评析其民主化和现代性的发展程度和特征。
从新加坡的文化和语言政策上来看，它长期以来一直推行一种双语或双文化政策，尽管在近几十年来一直提倡儒家文化，但这主要是一种对现代文化的一种调适而不是取代，加之历史和现实发展的需要，使其社会的基本政策和方针仍是以现代文化而不是儒家文化的发展为主导，因此其现代性甚至西化程度已经非常之高，高于其他华人政治实体。这表现在新加坡社会中不像台湾那样存在着较重的恩庇关系、地方势力和派系政治。当然，在这方面比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更要好得多，社会结构更具有现代性。
我们知道，社会中的公私关系也是判断一个社会的结构和文化的传统性和现代性程度的指标，公私混淆是传统社会的特点，而公私分明是现代社会的特点。现今的新加坡，公私分明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普遍现象和准则，这一点与西方国家很相似。新加坡的国家领导人包括高级官员除了有很高的工资外，几乎不能无偿享受任何特殊的公共服务，例如没有专供自己使用的公车和政府提供的家政服务人员。实际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与许多国家一样，在经济还不发达、官员收入并不高时就没有专属自己的公车及相关的特殊服务。在台湾地区、菲律宾和印尼，尽管在法律上公私界限已经分明，在实际运作中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还广泛存在着混淆两者关系的现象，例如近年来对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和市县一级长官的“首长特别费”的审察非常具有讽刺意义，一方面台湾“总统”和地方首长的工资并不高，还有人把自己工资的一部分捐献出来，另一方面又把这种本应用于公务的特别费大量私用。而泰国、菲律宾和印尼社会中更是存在着很重的恩庇关系，它仍然是其社会和政治生活和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政治制度上来看，新加坡的威权主义体制有较高的制度化水平，这可能是它们政治体制转型较晚的重要原因⑧。新加坡政治体制的制度化水平具有较高的适应性程度更多的是由于它积累了较多的现代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培育了一种具有包容性和高效率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如果一种制度不能在面对环境变迁的挑战时对自身做出调整，就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而不得不以体制的转型来与变化的环境相适应。韩国、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或台湾地区，之所以发生了体制转型，尽管各有原因，制度化水平也各不相同，然而政治体制的制度化水平较新加坡低是它们共同的原因。在转型前它们的政治体制都比较僵硬，领导层和体制缺乏现代性，不能适应环境的挑战，在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后承受不了多元化的压力，不能像新加坡的政治体制那样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容纳和规范反对党和各种利益集团的行为，从而发生了转型。其中一个重要的可比案例是政治腐败，在它们发生政治转型之前，都发生了大的政治腐败事件，这对它们的转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⑨，而新加坡由于制度化水平高而成功地抑制了腐败这种非制度化的运作。
我们知道，领袖的个人特质对政治体制的形成和政治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取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袖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或三代人，第一代领袖大都是职业革命家，他们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或民族斗争的考验和锻炼，主要政治生涯是以革命和国家独立为自己的事业和追求，而在领导国家或地区建设方面并不是很成功，尽管这与当时特定的时代和环境有关。或者说在他们身上有较多的革命性而缺少现代性。第二代领袖一般都具有技术官僚的特质。这一时期国家已经经过独立后初期的动荡和恢复而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内部的革命环境已经消失，外部的国际压力也大为减弱，而第一代领导人也因年龄等各种原因逐步淡出政治舞台，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一般都由技术官僚取代革命家成为国家领导人。尽管一些早期的技术官僚身上也有革命家的痕迹，但这会逐渐褪色，并逐步为具有一定专业和学位的人所取代。在他们身上，现代性，尤其是技术层面的现代性已经占据主要地位。第三代领袖则是新型政治家，他们一般不再是技术官僚，而是学习政治、法律或其他从事管理的精英，长期专门从事政治活动，大多为职业政治家，一般来说这类领导人要有民主竞争的环境才会出现。在他们身上，现代民主政治思想已经占据主要地位，尽管他们对民主的具体模式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
新加坡的领袖基本符合这一变化过程，但与东亚各国或地区相比有自己的某些特征。从印尼、菲律宾、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情况来看，它们的第一代领袖如苏加诺和蒋介石等政治领袖属于职业革命家，在他们身后的第二代领袖如苏哈托和蒋经国等则兼具革命家和技术官僚的特色，他们主政的时代与第一代领袖已经不同，一般都把发展经济作为执政的第一要务，一些领导人还留过学，具有更加开放的思想。台湾地区在更具技术官僚色彩的李登辉主政后期发生了政治转型，韩国在具有军人特质的技术官僚卢泰愚主政后期发生了政治转型，进入第三代政治领袖和多元民主政治时期。而新加坡有所不同，尽管作为这三个阶段的基本特质没有根本性的不同，但其领袖特质的变化有自己的特色。作为第一代领袖的李光耀就具有双重特质。从主要的领导事业和时间来看，他属于第一代领袖，但是，与其他第一代领袖主要具有职业革命家的特质有所不同的是，李光耀还更多地具有技术官僚和政治家的特质，这与他一直受英语教育，留学英国，从事律师职业，以及新加坡受英国文化的影响并在执政后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竞争性政治体制有很大关系，这是其他第一代领袖所很少具备的特质和环境。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李光耀也相对缺少革命家的特质。他缺乏第一代领袖通常所经历过的大规模革命战争或民族主义运动的锻炼，因为当时新加坡的民族主义运动相对平缓，英国殖民当局也采取了让步政策。但在现代性这一点上，他可能更多一些，正如上述，这主要表现在他在取得政权后所进行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设计上。其第二代领袖吴作栋是较为典型的技术官僚，这与东亚其他国家的第二领袖有一个从革命家到技术官僚的过渡期也有所不同。吴作栋是留美的经济学硕士，回国后一直从事企业和金融业，是从企业家直接进入党和国家高层的。如果说新加坡的第一代领袖和第二代领袖的现代性更多一些的话，那么第三代领袖则没有其他已经发生政治转型的国家或地区竞争性的民主政治环境，因而李显龙与同时期东亚一些国家或地区的领导人相比，更缺乏一种竞争性，而更多一些权威主义的气质。不过，新加坡维持和发展一种体制内的民主需要高效和具有包容性的政治体制，其操作需要高超的治理能力，同时这也保证了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相反，不得不以政治转型来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那些转型国家或地区，通常也付出了一度经济停滞、社会和政治混乱的代价，其政治体制的运作缺乏效率。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看，第三代领袖的过渡是与其政治体制的变化相适应的，同时也应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四、结论
西方经典的政治转型理论是以特定的政权更替作为政治转型的标志，例如长期执政的政党及其领导人下台即民主政体取代威权主义政体作为转型的标志，此后进入民主巩固的阶段。然而从世界政治发展的趋势来看，民主转型的方式在逐渐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转型的标识越来越不明显，或者说越来越显现出其渐进性的特点。日本的政治转型或许是最早体现这一特点的，从“1955年体制”到1993年自民党的一度下台，然而仍在国会中保持着第一大党的地位，再到2009年失去第一大党的地位并同时失去执政地位，其政治转型的渐进性和标识的模糊性已经显露出来。这与时代的进步、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及文化特色有很大的关系。亨廷顿曾指出，除中东的石油国家外，新加坡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很高但未发生政治转型的国家，现在看来，或许马来西亚也步入了这一行列，甚至中国也可能是下一个国家。无论是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的民主化乃至中国的政治发展，就其渐进性转型方式来看，尽管各有其特色，但从时序和人均产值来看，并不违背世界政治发展和转型的趋势和方式，即转型时间越晚则所需要的人均产值就越高，文明程度越高就越可能使转型和平而渐进地进行，我们很难想象新加坡在这样的水平上会出现政权和政策的激进性的更替或转型。这也与认为中国的渐进转型模式具有很大的独特性的判断是不同的。
新加坡或东亚的政治发展模式确实与西方模式有所不同，但这主要是政治发展的时序和实现民主的形式有所不同，而在一些基本的内涵上，例如人权、平等与正义以及民主内涵上则有很大的相似性，那种把东亚式民主完全看成是不同于世界其他民主模式的一种模式的观点并不准确。从新加坡和东亚各国或地区的情况来看，政治体制的转型或不转型与传统的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没有根本性的关系，无论是在儒家文化圈内的新加坡、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还是在伊斯兰文化或佛教文化为主的东亚和西亚的一些国家中，都有已经发生了体制转型和未发生体制转型的情况。与已经发生转型的国家或地区的情况说明儒家文化或其他东方文化可以接受现代民主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多元民主政体这一点相比，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例子则说明了要想保持威权主义的体制外壳就必须在其中注入更多的现代性和竞争性因素，总之它们都没有说明东亚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无法兼容。
注释：
① 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中，可能要经历几次政治体制的转型，这里主要指的是从威权主义政体向多元民主政体的转型，既不同于从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也不同于从民主政体向威权政体的转型，对后发展国家来说，这一转型大都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
② 关于近代殖民统治的性质，可参阅《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137－144；《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245－252。
③ 新加坡联合早报编：《李光耀40年政论选》，北京：现代出版社，1994年，第320页。
④ 统计数字显示，1938年全新加坡在校学生47586名，其中只有30％在英文学校中就读，其余在华校、巫校和印校就读。到1959年，在校学生共计324689名，其中就读英校的已达51％。《李光耀40年政论选》，新加坡联合早报编，现代出版社1994年（北京），第364页。
⑤ 曹云华：《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5页。
⑥ 《黄金辉总统的施政演说》，新加坡《联合早报》，1989年1月10日。
⑦ 吕元礼：《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33－483页。
⑧ 李路曲：《关于民主化、制度化与发展水平关系的思考》，《晋阳学刊》2008年第1期。
⑨ 李路曲：《东亚模式与价值重构：比较政治分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2－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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