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一邦[1]2003年在《孟子的人格美学与孟子散文》文中研究指明处于战国中期的儒家“亚圣”孟子深受当时士文化的影响，他从重视人的角度出发，以性本善的先验论为基础高扬了人格美，提出了着名的“浩然之气”说，使自我的身心充满着一股崇高的人格精神力量。这种人格精神力量体现在文章之中便形成了其具有激昂的情感与磅礴之气的散文特色。孟子这种将道德修养与文辞相结合的作文风格倍受后世古文家的推崇，从唐宋八大家到清朝的桐城派，都以此为典范，在中国的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伍永忠[2]2011年在《康有为美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康有为美学思想基本属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也包含现代美学的萌芽。儒家哲学是康有为美学思想的基础,佛教和西学也被纳入到儒家思想体系中来,成为康有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气”和“变易”是康有为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在专门领域,“元气”和“变易”则表现为一系列更为具体的范畴,他们一起构成康有为美学思想的范畴体系。“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是康有为元气论世界观的高度概括。“以元为体”主要强调“万物一体”和“仁”的观念,“以阴阳为用”则主要强调“变易”和“礼”的观念。康有为的元气论继承了《易传》、汉代元气论、张载气化论的基本思想,同时,也引入了西方自然科学中的“电”、“气”、“以太”等概念。它的特点是综合“体用论”和“元气论”,将“元”和“变易”观念融合到一个理论体系中来,使之成为综合一与多、变与不变、理想与现实的辩证思想体系。康有为主张“性不离气”、“仁智并举”,以“气质”统“性情”的人性论。在此基础上,“元气”成为康有为人格美学的最重要范畴。相对于孟子的“浩然之气”和朱熹的“气象”,康有为的“元气论”人格更注重于“外王”,也更关注现实,康有为主张在“入世”中“出世”,将敢入地狱敢入浊世的大勇猛,与“无所希望”、“无所逃避”,“六通四辟浩然自得”、“悠然以游于世”的大超脱结合起来。这种将儒佛精神融为一体的人格追求,是近代知识分子审美趣味的反映,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在宗教方面,康有为将宗教区分为神道与人道,主张中国发扬人道教的孔教。他认为宗教的根本目的在“去苦求乐”。康氏主张以仁爱为“车”,快乐为“御”,“礼乐”为人道之乐,“太平大同”为人道之极。人道之乐以外,还有“炼形”、“养形”之乐,是为神仙之乐。更进一步,有佛教专修灵魂之乐：“见其大”,“泰其心”之诸天之乐。康氏又主张宗教当“审历史风俗之宜,人心之安”,使宗教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因此,他呼吁保留儒教的感性形式,如孔庙、儒生、儒服、礼乐、礼拜和礼仪、儒经等等。康氏以为,宗教仁爱精神是永恒不变的,而具体的形式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易。“元气”与“变易”在社会美学领域具体化为“大同”、“礼以时为大”等范畴和命题。“大同”又有“大仁”、“大通”、“大和”的意义,体现了《易经》中“元亨利贞”的思想。“礼以时为大”,反映的是理与时势的辩证关系,康氏认为公理必须与时势相济,而后可行。如果说“大同”阐述的是一种理想社会之美,“礼以时为大”则表示现实社会及其进化之美,它是一种连续、和谐、渐进之美。在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教”与“学”,“教”与“治”,“道”与“器”,“德”与“智”、“体”等关系范畴。“教”、“道”、“德”是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形而上者；而“治”、“学”、“器”、“智”、“体”等等,则是形而下者,是与时迁移的,感性的。康氏主张“道不离器,教通于治”,强调感性教育的重要性。例如,在康氏的德育思想中,有一项“检摄威仪”,就是说,在道德修养中,感性的行为习惯与读书明理一样重要。在文艺方面,康有为主张文章要“有元气”,就是文章要“理直”、“气壮”、“情盛”。在书法上,他提出了“复古求变”的主张,把“古”和“变”提升为直接的美学原则。强调思想的感性化存在,正是康氏思想区别于其他思想家的重要特征之一。理解康有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传统文化的性质,为人们寻求儒家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契合方式提供新的思路。
沈振奇[3]2005年在《《孟子》与《庄子》文学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在前人与时贤论述的基础上,遵循以孟解《孟》,以庄解《庄》之方法进行钻研,从时代背景、史传记载及二家作品等比较研究二家之生平;再从二家的生平、美学和文学理论以及创作等比较二书的特色。 孟子是鲁国人,庄子是宋国人,同是生活在战国中期。《庄子》的幻想色彩和浪漫作风,虽然深受楚地文化的影响,但也是宋人所承传的殷商文化的潜在因素所使然。两人都具有丰富的情感。庄子深于感情,再从情感圈中跳出来忘情。他的“无情”之“情”,是一种是无所不在之“道”之情。孟子提出了系统的“仁政”学说。他的“性本善”的主张,为他的仁政理论提供哲学上的依据。庄子强调“全性保真”,追求与宇宙的抽象本质——“道”化为一体,从而达到绝对的和完美的精神自由。他的思想非放任、非避世。他的学说非为我、非空谈。 二家的美学和文学理论和他们着作的特色是统一的。从二书的文学特色来看。二书文如其人。二书在论辩中,表现出一定的批判精神,又往往流露出充沛的感情。《孟子》之辩理,是情寓于理之中;《庄子》之辩(论辩)抒情,是理隐于情之中。在气势方面,《孟子》如河奔注,《庄子》如汪洋恣肆。《孟子》的富于气势主要在于作者的善于养气;《庄子》则和作者的追求精神自由关系至钜。在论说方式上,二书都善用譬喻进行说理。《孟子》多用比喻;《庄子》长于寓言。同是用形象代替说理,《孟子》倾向现实,《庄子》倾向浪漫。《孟子》的论说宛曲迂回、循序渐进;《庄子》则善于综合运用寓言、比喻和议论,叁者变换灵活,互为补充。以寓言故事中的一方作为自己的代言人是《庄子》说理的方式之一。此外,二书的作者总是在充分考虑“听读对象”特点、要求的情况下,结撰篇章。在全书结构方面,《孟子》呈现出由零章散行向据题抒论的专题论文过渡的特色。《庄子》则具有鲜明的专题论文特征,尤其是《内篇》,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就篇章结构来说,《庄子》“大开大合”,超乎绳墨规矩、变化万端;《孟子》的许多章节,不但主题明显,而且精致工整,脉络分明,结构严密。在辩论方面,《孟子》词锋犀利、引证周密,长于譬喻、善用对比,富于鼓动性、有纵横家气概,但在辩论技巧中总是蕴含“至刚至大”的“浩然之气”以及道德热忱。《庄子》则雄辩诙诡、妙语惊人。二书都善于掌握主动权,控制场面。在寓言方面,《庄子》首创联体寓言,故事之间环环相扣。在结构上,《庄子》的寓言情节变幻多,层次也多,更常运用大寓言中套小寓言的手法。由解释性质改变为证明性质是二书寓言共同特色。二书不仅把寓言作为他们宣传自己主张、论证自己观点的工具,而且作为
李蓁[4]2008年在《孟子的性格与人格美学》文中提出生活于战国时期的孟子,性情刚烈豪爽,泼辣直率,始终是一种傲岸不逊的气度,保持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而孟子这种性格的形成与其注重自我人格的培养——"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不无关系,可以说,这种浩然之气深层次的人格心理即是对"士"或曰"知识分子"独立身份的自觉。
高宁[5]2016年在《论孟子人格美思想》文中指出孟子是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被世人尊称为“亚圣”。他的思想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但没有消逝,反而引得古今中外许多学者争相研究。特别是他的人格美思想,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性格塑造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直至今天,他的这种独立自主的人格精神,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大丈夫”般的阳刚壮美人格,对现代社会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探讨孟子人格美思想,挖掘其人格美内涵,不仅仅只是作为一个理论层面的解读,让人们知道孟子,了解其思想。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论述孟子的人格美思想,重新审视自我,重建一种价值与信仰体系,指导我们生活,以期在心灵的家园中求得安身立命之所。本文除综述、绪论之外,主要从以下叁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部分论述孟子人格美思想产生的缘由。主要包括孟子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孟子本人性格的使然以及孟子人格美的理论基础——性善论。第二部分探讨孟子人格美思想的内涵。主要从叁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对“利”的态度与践行;一是对“势”的见解与实践。叁是孟子“出世和入世”的人生轨迹。第叁部分则对于人格美修养的途径、方法给予一定的论述,从内外的角度出发,走自身内在修养和外界教育辅助相结合之路,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塑造出理想人格。
万志全[6]2006年在《扬雄美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扬雄是西汉着名的文学家、哲学家,从当代学术范例来看,在一定意义上还可称之为美学家。人们对他的文学作品、文学思想、哲学思想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而对其美学思想的研究则相对比较薄弱,目前似乎没有专论扬雄美学思想的着作或博士、硕士论文诞生。为了填补这一空缺,我选择扬雄美学思想进行整体性研究。本论文主要探讨扬雄美学思想的来龙去脉、主体内容、地位影响等诸多方面,它分为八个有机组成部分:绪论,第一章扬雄美学思想的历史基础和理论前提,第二章扬雄美学思想来源及其哲学基础,第叁章扬雄美学思想的审美范畴,第四章扬雄具体门类的美学观,第五章扬雄作品的美学特色,第六章扬雄美学思想的特点,第七章扬雄美学思想的性质、地位、影响和评价。其中,绪论部分是整个研究的铺垫,第一、二章是必要的“前奏”,第叁、四、五、六章是主体核心部分。第七章是高潮和尾声,是从更高境界、更广视野进行俯瞰的思想结晶。绪论分叁部分:第一部分扬雄其人其事,重点介绍其蔚为壮观的文学成就、特立独行的思想性格、令人惊叹的突出地位;第二部分研究现状,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挖掘其美学思想的几个理论要点上,显得零散而随意,而且至今无人铺展开来进行整体性的详细研究,而本论文从整体面貌着眼,因而将显得更全面、深刻;第叁部分研究意义、思路和方法,其意义在于填补整体性研究之空白,并把其潜在的、未成系统的美学理论整合为显在的、系统化的理论,在充分占有材料、细读文本、不曲解其思想原意的基础上,以现代美学学科的胸怀和眼光去看待古代材料,既不把现代美学的术语和概念强加给古代,又使古代的材料以一种现代的组织方式显现出来。第一章历史基础和理论前提是分析扬雄美学思想产生的两个关键要素,必须优先论析。西汉的政治、经济、思想、天文学、辞赋等状况是其产生的大语境,它规约了其美学思想的丰富多彩和变化多端。先秦以来对美的思考和西汉主要美学思想面貌是其美学思想产生的小语境,是其理论前提(背景)。扬雄美学思考的焦点主要有:美的客观性和主观性之间的结合能否找到形而上的依据,如何给予人格精神美全面的概括,如何在艺术世界、主观世界、客观世界之间进行统筹性美学思考,美与社会功用、道德规范、主观心灵、现实需求之间究竟有何关联。
易淑华[7]2011年在《《孟子》的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前人对《孟子》的文学研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研究成果多涉及到《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语言风采、寓言特色、修辞手法和文学观等方面,但都不够系统,也没有专着研究。随着《孟子》的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必要对《孟子》的文学研究做一次全面的探究,既是对《孟子》文学研究的一次整理,也是对《孟子》文学研究的再次探讨。本文共分为五部分,以《孟子》的文学研究回顾导入正文。第一部分为孟子的学术传承和孟子历史地位的升迁,对孟子的学术传承进行再探讨;通过对孟子历史地位的升迁的研究尝试着从宏观上去把握《孟子》的文学价值。第二部分是《孟子》散文的分类,从古代散文内容的实用性出发,笔者尝试着把《孟子》分为哲理性散文和政论性散文,为下文《孟子》散文的特色研究做好铺垫。第叁部分是《孟子》散文的特色,笔者对传统上从论辩艺术和比喻方面论证《孟子》文学特色的做法简而概之,主要从“气”在《孟子》中的体现、《孟子》中寓言的隐语化倾向和孟子对春秋外交辞令的借鉴和发挥叁个方面尝试着做一些新的研究。第四部分论述孟子的文学思想,在吸收前人对孟子“知言养气”、“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论充实之为美”、“尽信书不如无书”等文学观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着剖析孟子解《诗》尚“情”和“反求诸己”思想中的文学价值,并积极地从解诗尚“情”和“反求诸己”的美学观出发进行探讨。第五部分是《孟子》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从以“气”取胜的文学审美观的形成,对赋、骈文和小说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政论文的成熟等几个方面来阐述,重新认识孟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姜守阳[8]2009年在《《孟子》寓言探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孟子》寓言与先秦其他诸子寓言相比,虽然数量不占优势;但却能穿越时空经久不衰,充分彰显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孟子》寓言形式上依附于散文母体;但它却显示出自己独立的价值。本文对《孟子》寓言从整体上进行把握,探究《孟子》寓言的特点、形成原由、作用及逻辑论证的不足。本文共分四大部分,用绪论导入正文。“绪论”介绍前人关于《孟子》寓言的研究成果,是本文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第一部分是全文的重点,从多个角度详细分析了《孟子》寓言的类型,包括材料来源、寓意揭示形式、寓言推理形式、寓言修辞方式,目的是从分类中全方位探求《孟子》寓言的特点。第二部分从文学形式产生根源入手,分析《孟子》寓言的成因,具体包括社会文化背景、思维时代特征和论辩技巧。第叁部分分析《孟子》寓言的客观作用,包括丰富民族语言、奠定寓言独立基础、为小说提供形象原型以及道德教化作用。第四部分探讨《孟子》寓言逻辑论证的不足,这部分是目前研究的热点。孟子论辩之所以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强大的气势和饱满的激情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但其强大的气势和激情洋溢的背后也暴露出逻辑论证的不足,主要表现在机械类推和诉诸权威两个方面。
季红琴[9]2016年在《基于读者接受的《孟子》英译与传播研究》文中指出《孟子》是我国儒家传统经典,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列入“四书”。《孟子》不仅是文学经典,也是哲学巨着,具有丰富的文学表现形式和哲学思想内涵。《孟子》的文化和思想价值决定了该作在世界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有文献记载的《孟子》英译已有叁百多年的历史,现有英译本品种丰富、数量繁多、形式多样。但本研究读者问卷调查和网络销售与评价统计却发现,目的语读者对《孟子》英译本的接受不容乐观,海外传播效果十分有限。读者接受理论重视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强调读者对作品理解和接受的意义,肯定读者在阅读中的主动地位,认为读者与译作有着复杂的关联,读者应参与到译作的生产过程。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历史背景下,目的语读者的接受成为检验译本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读者接受被赋予了新的现实意义。如何化解当前《孟子》译本层出不穷、译本极为丰富但传播效果却不甚理想的矛盾,需要从过去的“作者中心论”转为“读者中心论”。基于以上矛盾,本研究拟运用读者接受理论,从读者对译本接受的视角出发,寻找《孟子》英译与传播的有效范式,以期为当前和今后的中国文化典籍对外传播提供可操作性的参考。本研究将主要集中解决五个问题:国内外《孟子》英译及《孟子》英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外国读者对现有《孟子》译本的接受情况;广受读者欢迎的代表性《孟子》英译本的特征;基于读者接受的《孟子》英译范式的建构;基于读者接受的《孟子》英译本的对外传播。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分析与总结《孟子》英译的成功经验模式,归纳能被读者接受的《孟子》英译与传播范式。本文研究发现,影响目的语读者对译本接受的因素众多,既有形式也有内容,既有语言也有结构,甚至有译本的定价等,但对读者影响最大的是译本的可读性和实用性。因此,提高《孟子》译本语言和内容的可读性、增强译本内容的实用性应成为提高读者接受的整体指导。翻译与传播脱节是影响《孟子》对外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应增强以传播为目的的《孟子》英译以及英译为传播服务的理念。翻译是传播的前提,传播是翻译的延续,读者是翻译与传播的受众,叁者相互关联,互为条件、彼此影响。强调目的语读者对译作的接受,并以此推进《孟子》的翻译和传播,是当前形势下包括《孟子》在内的中国文化典籍翻译与传播的有效范式。
邓莹辉[10]2006年在《两宋理学美学之形成初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两宋理学家在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同时，提出了许多关于文艺美学的思想与见解，成为中国儒家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将这些散落在大量哲学着作中的零星的、片断式的美学观点归拢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系列，梳理出一条理学美学产生和发展的明晰思路，并由此建构起理学美学的完整体系，这是一个任务艰巨、意义深远的重大课题。本文正是基于此一目的，试图在尽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厘清理学美学在两宋时期孕育和形成的具体过程，并初步建构起一个相对清晰与完善的理学美学体系。 全文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章考察理学美学产生的文化背景和理学美学的基本特征，主要是对理学的渊源和流变进行梳理，厘清理学美学的中心和边界，辨析理学与美学、理学美学与其它美学形式之间的深层次关系，认为理学美学不仅是一种本体论的哲学美学，而且是一种以道德为中心的伦理美学和以“乐”为最高审美体验的境界美学。第二章对理学美学的几个基本范畴加以讨论，以“文道合一”论题为中心，探求“道”、“气”、“文”、“乐”等范畴的基本内涵和四者之间的美学关系，认为理学家根据自己的哲学本体论的逻辑结构建立起理学美学本体论模式：道(理)—气—文—道(理)。在这个结构模式中，“道”是美的逻辑本原；“气”是美的实体构成，是沟通“道”与“文”的中介因素；“文”则是“道”借助“气”构成的感性显现，是诉诸于人之感官的形象画面(即审美形态)；而“乐”正是“文道合一”境界的实现。第叁章集中探讨理学的艺术哲学，主要从艺术发生论角度分析理学美学“感物道情”的特点；从艺术风格的角度揭示其对“自然平淡”之美的追求；从审美境界的角度了解“孔颜乐处”的意义。第四章探讨两宋理学家在其美学原则指导下的具体创作、鉴赏与批评，就创作而言，选取理学代表人物的诗文进行分析，了解其作品所体现的理学精神；就鉴赏与批评来说，主要是针对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作家进行评论，体现出强烈的以道德为中心的理学文艺批评色彩；理学家的文学价值取向在《诗经》研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二程、吕祖谦、朱熹等先后着书立说，提出对《诗序》的怀疑，重新阐释《诗》的意义，为《诗》研究再次走向繁荣做出了独特贡献。 余论部分勾勒了理学美学体系的基本轮廓，并对文学家在理学美学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作了简单描述。
参考文献：
[1]. 孟子的人格美学与孟子散文[D]. 廖一邦. 汕头大学. 2003
[2]. 康有为美学思想研究[D]. 伍永忠. 武汉大学. 2011
[3]. 《孟子》与《庄子》文学的比较研究[D]. 沈振奇. 复旦大学. 2005
[4]. 孟子的性格与人格美学[J]. 李蓁. 新西部(下半月). 2008
[5]. 论孟子人格美思想[D]. 高宁. 青海师范大学. 2016
[6]. 扬雄美学思想研究[D]. 万志全. 山东师范大学. 2006
[7]. 《孟子》的文学研究[D]. 易淑华. 西北师范大学. 2011
[8]. 《孟子》寓言探究[D]. 姜守阳. 首都师范大学. 2009
[9]. 基于读者接受的《孟子》英译与传播研究[D]. 季红琴. 湖南师范大学. 2016
[10]. 两宋理学美学之形成初探[D]. 邓莹辉. 福建师范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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