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间信任的生成：进程导向的社会网络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导向论文,进程论文,社会论文,国家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际无政府社会里，信任是国家间互动的重要变量。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现代国际关系中依然充满着猜忌、冲突与不合作，这既导致了国家间信任的脆弱，也彰显了信任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国家间的关系是对抗还是合作，信任的建构是一个必要条件。① 信任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基本态度和行为方式。当前对信任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组织行为学等几大领域。② 相较而言，国际关系学界对信任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甚至还不存在一个成熟的国际关系信任理论。冷战后，区域化、全球化和国家间合作趋势的加强使得信任研究尤为必要。信任是什么？它在国际政治中如何体现？如何被培育？这已经成为一个关键问题。③
但是，笔者回顾现有文献时发现，大量的国际信任研究仍停留在经验和政策层面。尽管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和部分国际信任研究也关注了信任的建构问题，但是他们都没有阐明社会性信任来自哪里，信任如何产生与变化，即国际信任的生成路径研究还需要加强。要回答信任能产生“什么”（What）后果，就必须先回答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信任“如何”（How）产生，又是如何起作用的？本文试图用进程导向的网络分析法予以探讨。
文献梳理与多学科借鉴
（一）跨学科研究借鉴
直到20世纪50年代，社会科学研究才真正关注信任问题，而不同的学科对信任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社会心理学者把信任理解为个体特质和对情景的反应；他们更多关注信任的认知内容或行为表现。④ 国内外已有学者借用社会心理学研究国际信任。政治心理学家拉森（Deborah Welch Larson）系统比较了国家间信任生成的三种解释：理性选择、国内结构和社会心理学。她认为审慎的决策者将通过协议和信誉评估他国的利益，国内政治结构常促使领导人对外部敌人采取不信，以使国内统治和外交政策合法化。但是，她采用的心理学视角认为，即使国家间的偏好兼容也经常难以达成合作，因为决策对敌手动机与意图做出错误的预测，不信任可能使领导人忽略对方的合作信号。⑤ 乔尔（Joel R.Sneed）和苏珊（Susan Krauss Whitbourne）在行为科学层面提出，与人格发展心理学一样，国家间信任也与国家的成长阶段和历史有关。⑥ 尹继武则在认知和情绪两个维度上对信任进行了分类，同时强调了信任的动态性（随着认知和情绪的变化而变化）。⑦ 社会心理学者揭示了信任来源的内部机制，但是忽视了信任生成的外部机制。换句话说，心理学的解释最终都将归于个体属性，而通过属性分析来研究产生于“社会结构（关系网络）”中的信任，必然忽视个体间相互关系的互动与建构。对于国家而言，信任更多来自其与外界的互动“关系”而非仅仅某一国家的特性、情绪和认知。正如罗德里克·克雷默（Roderick M.Kramer）所说，关于信任与不信任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一直保持着令人吃惊的“去背景化”，这个传统的研究一直是在社会认知者的“头脑内部”进行的。⑧
经济学者多是从理性选择理论出发，认为信任实际上是人们为了规避风险、减少交易成本的一种理性计算。国家间信任的制度主义解释继承了制度经济学派的成本—收益逻辑，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之所以愿意建立信任关系，除了追求最大效率之外，还在于体系结构的外在压力。他们认为制度可以有效地培育信任，同时信任的重塑有助于减少国家间交易成本，增大国家间透明度。祖克（L.G.Zucker）和夏佩柔（D.L.Shapiro）等人提出，基于制度的信任反映了由于担保、安全保障措施或其他机制的存在，个人感到的环境的安全性。制度保障可能增强控制的感觉，降低知觉风险。艾伦·霍夫曼（Aaron Hoffman）强调制度对国际信任的根本性作用。他认为，基于制度的国家间信任可以在国际层面促进共同决定，并在国内舒缓领导人的压力。如果制度安排可以降低互动过程中的交往成本和意外结果的产生，那么行动者就愿意在一项具体议程中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另一个委托者。⑨ 巴特（Bart Nooteboom）对比了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与新制度学派（new institutionalism）的信任理论，认为制度压力下的机会主义治理可以促进信任，国际层面的组织与机制同样有助于对机会主义进行惩罚，以促进信任。⑩ 安德鲁·凯德（Andrew Kydd）通过对北约（NATO）信任建立与破坏的动因进行研究发现，由于国家对他国的动机不确定，他们将依靠相互保证的信号行动。这在多边环境下转变为一种带有门槛和进入代价的制度，进入的成本将把合作者与投机者区分开来：更倾向合作的国家愿意支付成本，不愿合作的国家则不愿付出成本。其他国家将根据不同类型选择合作或不合作。(11) 巴赫曼（Bachmann）则关注在制度环境中权力与信任对国际组织跨国活动的作用机制。在制度主义者看来，声誉也是遵守制度规则的结果。王学东对国际声誉问题进行过系统研究。他认为，崛起国的声誉可以传达维持现状的意图，避免遭到他国制衡，冷战后中国之所以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是为了获得声誉，以便减缓结构压力，这是制度主义的信任解释逻辑——假定参与国际制度是国家建立声誉的有效途径。(12) 在解释中国对东亚峰会的态度时，有学者指出，中国参与并维持整个东亚合作、互信的关系比实际利益权衡更加重要。(13) 当东亚合作进程出现分歧时，为了使合作继续进行，中国做出了妥协，声誉因素便是其深层原因：中国不希望在区域合作问题上被国际社会指责为缺乏诚意与责任。经济学制度主义的分析强调了外在结构的强制可以促进信任与合作，但是基于理性选择模式之上的经济学信任研究始终面临的困境是：理性与信任是什么关系？信任是理性的一种形式还是身处理性范畴之外？或者居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这样，信任与理性之间便存在一种矛盾：信任程度越高，社会进步的可能性就越大；社会越进步，社会成员也就越理性（社会成员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工具主义）；社会成员间的关系越是工具性，则他们之间也就越不信任。(14) 因此，理性最终破坏了信任，尽管正是信任才使得理性成为可能。经济学信任研究的内部矛盾还在于其过多忽略了文化和规范等社会性因素。
社会网络分析是一种独特的视角，但它一直被信任研究所忽视。它把信任看作是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认为信任其实是社会制度和文化规范的产物。这种视角有助于弥补心理学和经济学过度依赖“理性选择”假定、从“既定”条件出发研究信任的局限，而是关注社会行动产生的过程，把信任视为行为体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关系”。信任由实践建构，可以强化也可以弱化，因而是动态可变的。受此启发，笔者尝试借鉴社会网络视角分析信任生成的过程机制，即更多关注国家所处的环境怎样建构了“信任”这一社会性观念。
（二）国家间信任研究的路径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并未系统阐述信任问题，但其核心假设隐含着各自的信任观。现实主义关注国家间交易行为，关注合作的相对收益。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国家间信任极其脆弱，他们认为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和国际安全的稀缺性，使得安全困境一直存在，在无政府体系中安全与权力是核心目标；而信任只是权力斗争的游戏和伎俩。(15) 在古典自由主义者看来，国家间文化、价值取向及行为模式的一致性会带来更高的信任几率与更强的信任程度，从而为国家间信任的生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自由制度主义则用国际机制解释合作，认为制度可以有效地培育信任，同时信任的重塑有助于减少国家间交易成本，增大国家间透明度，促成合作。以温特为代表的主流建构主义学者强调共同规范将会孕育信任关系。他们关注信任的社会建构性，认为信任产生于互动实践，康德文化下的朋友身份可以建构安全共同体。但是，建构主义并未阐明国家互动过程如何促成信任机制的产生，即缺少信任过程的机制分析。
西方学者对国家间信任的系统研究起步于20世纪末，他们关注了信任过程的机制。(16) 概括而言，主要有三大路径：
第一，博弈论的分析路径。即从理性选择角度分析信任关系对成本支出的改变，进而影响合作的建立与维持。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ord）曾通过计算机模拟证明如果博弈各方采取“一报还一报”战略，从长期看有助于合作的形成。他甚至认为在重复博弈中不需要信任便可以维持合作。(17) 安德鲁·凯德（Andrew H.Kydd）则用博弈论对国际关系“信任与不信任”的条件进行了探讨。(18) 他以冷战时期美苏争霸中建立的信任为案例，发现信息对信任起了关键作用。在意图相对透明情况下采取“一步步地”外交，可以在高度戒备的参与者间建立信任。赫伯特·克尔曼（Herbert C.Kelman）则针对中东地区的阿以博弈，提出了解决信任问题的第三方介入的方案。(19) 伯恩哈特·利伯曼（Bernhardt Lieberman）以三人博弈实验分析了基于利益的信任如何解决冲突，他认为信任并不基于道德与好感，而是基于自己的利益。(20) 博弈论通过清晰缜密的逻辑推理，证明了合作与信任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
第二，合法性机制分析路径。它一方面从“硬制度”（Hard Institution）出发解释制度结构对信任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从“软规范”（soft Norm）意义上分析了信任与规范、身份的关系。在制度强制方面，英·基佐（Ingolf Kieso）和威廉·潘得利都认为欧洲“建立信任措施”（CBMs）的多边外交机制或技术联盟可以孕育和扩散区域内信任。(21) 阿夫纳·本纳（Avner Benner）和路易斯·普特曼（Louis Putterman）认为信任取决于以下因素：重复与声誉、第三方强制、偏好与价值观、信息、诚信经验等。(22) 在关注规范层面上，张音和克里斯·哈克厄姆（Ying zhang,Chris Huxham）以建构主义方法探讨身份建构和信任形成的关系。他们认为，通过对遵从行为的认可或适应协作环境的身份调整，信任态度可以得到强化。这是一个循环过程：最开始的积极成果构成了发展彼此信任的基础，许多连续的积极成果逐步建构了信任，随着时间的推移，信任成为一个良性循环。(23) 合法性路径认为，外在强制制度和规范结构除了直接影响利益收支，还满足了国家期待被社会承认以便具有身份合法性的需求，遵守信任制度与规范是为了“合法化”。
第三，信任机制的属性分析路径。以社会心理学分析或国内分析为代表，他们假设国家内部属性决定是否对外采取信任，即特征型信任。保罗·布鲁尔（Paul R.Brewer）和肯尼思·牛顿（Kenneth Newton）研究了影响国家间信任的诸因素：国内政治、社会因素、公众舆论因素，以及公众对外国的信任程度及其原因、公众在不同时期对外国的信任程度及其原因等。(24) Tasuku Igarashi等人则从文化差异的角度考察了不同国家的社会网络形态，进而分析东西方文化差异对信任水平的影响。(25) 彼得·梅克关注身份意识，认为信任的意识期望可以导致友善与合作。(26)
相对而言，国内学者对国家间信任的研究刚刚起步，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对国际关系中建立信任措施的现实思考。这些研究主要从建立信任措施的角度出发，介绍欧洲经验，探索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信任关系、亚洲信任建立措施的出路等，偏重于对策、经验研究，理论色彩淡薄。(27) 另一方面是对国家间信任的一般理论的初步探讨，即主要借鉴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对信任的一般理论问题做出诠释，或者是综述既有研究并引申到国际关系领域。例如，朱立群论述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信任的不同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对中美关系进行多视角考察；耿淼探讨了国家间信任的概念及其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兼容性；尹继武对认知与联盟信任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28)
综观国内外有关国家间信任的研究路径可以发现，合作博弈分析显得过于简单，不关注信任的社会性；合法性分析路径关注了制度的强制与规范的内化作用，揭示了利益之外的信任动机，但是难免落入经济学的理性桎梏；属性分析是从国家属性层面推导体系层面的信任与合作行为，是“还原主义”的思路，有其自身弊端。国家间信任生成机制的探讨需要回答信任来自哪里的问题。笔者认为，信任本身是一个社会性互动的产物，是一个持续建构的过程，意味着期待另一方将按照开始要求的去行动并维持他们的关系。基于与西方主流观点和现有主流研究路径不同的信任观，本文尝试将国家行为体置于“关系网络”的国际文化背景和话语条件之下，剖析国家间信任的生成、变迁机制。方法论上，结合微观与宏观视角进行跨层次分析，把行动者看成是相互依赖的而不是相互独立的，把“关系”看成是分析单位，把结构看成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模式，进而分析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分析内在属性）。(29) 这是国家间信任研究的全新视角。
关系网络分析与进程导向
（一）网络中的信任：进程导向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结构与进程的关系存在较大争议，尽管建构主义和自由主义也强调了进程的重要性，但三大理论基本上以结构为中心。传统的结构研究路径注重行为体属性和静态平衡，但忽略了国际体系过程和国际社会复杂性的研究。(30) 中国学者秦亚青提出的“进程建构主义”的理论模式，将进程和关系引入体系理论研究，打开了新的研究视野。他认为，进程分析不应坚持“非此即彼”的二元论的思维方式，而是要破除这种认识论误区。(31) 这种超脱两分对立的视角与社会网络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处。社会网络分析是社会科学中的一种独特视角，其独特性建立在如下假设基础之上：（1）行动者以及行动是相互依赖的，而不是独立的、自主性的单位；（2）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是资源（物质的或者非物质的）传递或者流动的“渠道”；（3）网络模式关注个体如何看待为个体行为提供机会或者限制其行为的网络结构环境；（4）网络模型把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等）抽象为一种行动体间持久的关系模式。(32) 社会网络分析强调物质和社会关系是如何通过动态的过程产生行为体间的结构，并且结构本身就是网络进程的一部分。本文借鉴关系网络的分析视角，强调网络分析的整体性方法和行为体之间位置的平行格局，避免了结构与行为体间是相互建构还是单方面制约的争论，否定了结构与进程“二元对立”的取向。
事实上，从方法论上讲，网络分析试图在个体分析与总体分析之间架构一座桥梁。与属性分析路径相比，网络视角为行动者的动因预留了空间；与原子化的个体主义相比，网络视角又突出了情境和限制。所以社会网络分析又被称为“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33) 格兰诺维特认为，现有信任研究存在两大倾向，即“低度社会化方法”（Under-socialized Approach）和“过度社会化方法”（Over-socialized Approach）。两者都预设了“社会性孤立（Atomized）人”的假设，而忽略了信任行为所在的社会环境。过度社会化观点认为一般道德可以使人相信他人不会欺诈，而低度社会化观点则认为信任是法律和制度外在强制的结果。其实，信任主要来自互动关系网，行动者的行为和制度深受社会关系的限制，不可能相互独立。(34) 社会网络分析关注“节点（nods）”的关系，节点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组织或国家。(35) 格氏认为，用网络方法分析信任，提供了联接个人行动成为总体社会形态的可能性。这并不是说网络比它连接的两端更为重要，但它却是变个体行动为总体形态的因果连接的关键媒介（参见图1）。几乎所有的信任研究都集中在个体和总体的两端，或探讨结构与行动者的关系，而忽略了这两端之间的一层。(36)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着“无政府假设”，从无政府程度上理解，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类似于“市场”，过度社会化观点或理想主义视点下的主权国家则趋向“科层”，两者强调不同的信任机制。博弈论预设市场状态下独立行为体的信任互动，而科层状态，例如强有力的制度和权力，将改变信任结构。网络分析提出的“嵌入性”视角，强调宏观与微观、市场与科层不可分离，信任应被看成“镶嵌”在社会互动关系中的行动。这显示了社会网络广泛的适用性，它使市场与科层中的结构纳入信任的框架下，增强了信任范式的解释能力。(37)
图1 社会网络的分析层次与方法论位置(38)
（二）信任的另一个来源：网络关系
进程建构主义认为进程的核心是关系，注重关系就必然强调过程，因为关系在过程中发生、发展并得以体现；过程既是关系复合体，也是关系运作的时空域境；关系变，过程取向就会变，国家行为也会变。(39) 信任在本质上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而社会互动的本质是关系，因而信任的生成实际上也是互动关系的塑造，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以说，网络分析的兴起，是关系主义（relationalism）近年在理论上颇获认同的表现。艾默贝尔（Emirbayer）在“关系社会学宣言”一文中，视社会网络分析为关系主义的典范。(40) 在社会本体论立场上，网络分析显然更接近于关系主义而与实体论无缘。(41)这里的关系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关系，即行动者间的联系。
当然，社会网络分析并不否定结构对信任行为的制约。Degenne和Forsé认为，根据结构为个体所留有的自主空间的不同，可分为“强势决定论”和“弱势决定论”。(42) 网络分析属于社会结构的“弱势决定论”，即社会结构不在任何明显意义上是一个因果变量，而是社会结构调节了发生在节点上的过程。“进程中的每个时空点上都有特定的结构存在”，(43) 关系网络和进程的视角并不否定结构的存在，只是关注进程中关系网络的伸缩、扩展对行为体的影响。而结构却解释不了网络伸缩带来的行为变化问题。网络的视角无疑使结构制约变得更有弹性。(44) 同时，“反类别之诫令”（anticategorical imperative）是社会网络分析的基本出发点，(45) 网络研究者试图借助对类别分析的批评来建立自身的合法性。类别取向被批评为西方哲学二元对立论的产物，它预先假定了范畴之间相互排斥、界限严明的关系。预先孤立、静止的分析法显然不符合实际生活，个体信任的行为并不是通过类别的归属，而是由人们所嵌入的切实的关系结构来组织和驱动的。(46) 在类别的概念框架之下，转型和变迁通常都是通过激烈的、革命的方式，而网络视角更适于分析社会变迁的渐进过程。
进程、网络与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一组概念。网络由“节点”之间的关系构成，关系的运动便是进程；网络是动态的，网络因为进程而存在。“社会网络”是由多个点（社会行为体，nodes）和各点之间的连线（行为体之间的关系，ties）组成的集合，它关注行为体间的关系属性，而不是其本身属性。(47) 按照这种视角，“国际关系就成了关于网络的关系”。(48) 由于本文强调信任“关系”与国家网络中的信任之间的联系，故不做结构与施动者上下关系的划分，而关注网络中行为体间的平行关系格局，即点与点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互动网络中行为体的连接由“关系”完成，而非结构。国家间信任发生在特定的国际社会情境之中，是行为体与网络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具有“进程导向”性，其网络在水平方向上呈扩散趋势。以“关系”为核心的网络分析关注国家间信任的产生和演变如何受到外部环境以及进程的影响。这里强调的信任不是由国家自身内部属性决定的，而是随着进程产生，信任建构嵌入在这一进程之中。在一个框架下集合了属性、关系、结构等研究取向，这是进程导向的网络分析的独特之处。
关系网络与国家间信任特征
（一）国家间信任的“嵌入性”
信任问题是主体间的问题，它来源于社会互动网络，并“嵌入于”（embedded）特定行动者存在的社会背景。(49) 信任是种特别的期望，即相信另一个人的行动将有益于自己而不是有害于自己，以及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社会秩序特征所产生的能力。这种期望深深地根植于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并基于互动网络建构的认同与认知，嵌入在特定社会背景之中。国家间信任的网络嵌入包括“关系性嵌入”和“多层性嵌入”。前者指信任的行为嵌入在国家间互动的关系网络中，关系网络的规范原则等会对国家偏好、认知和行动产生影响。后者是指国家间信任的关系网络与其他国际网络（比如贸易网络）相联系，嵌入在更大关系网络中。这是关系网络的层次问题，根本上讲与制约行为体的结构不同。
国家间信任的“嵌入性”表现为：首先，信任行动嵌入于游戏参与者间多次交往的关系中，受关系网的制约。在国际关系中假设国家处于最早的“第一次见面”，他们的信任水平肯定不会很高，在无法预知结果的情况下，“信任”是要冒风险的。但是，经历几百年、上千年的国际关系战争与和平的互动，那么这种互动、交易行为就有了社会文化与规范的保障。其次，信任行为的发生也嵌入于过往的互动经验之中并受其制约。有过友好传统关系的国家比相互敌视或曾有过冲突的国家更容易达成信任。最后，国家的信任倾向亦受制约于其国内的社会文化特性。福山认为信任其实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是社会共享的道德规范的产物。(50) 国家间信任受到国家战略文化的影响，对他国的信任嵌入在行动者自身的历史文化中。温特提出的三种无政府文化就是建构不同信任类型的文化。当国际社会处于霍布斯文化时，国家间相互敌视，信任“敌人”将是不理智和不受鼓励的；而在洛克文化体系中，国家间相互建构的身份为“竞争对手”，信任是可能的，但需要谨慎权衡，国家间的信任还很脆弱；而在康德文化里，信任朋友已经成为最普遍遵守的规范，“不信任”行为将受到巨大的道德谴责和规范惩罚，这时的信任是一种认同基础上的信任。(51) 总之，国家间信任作为国家间互动建构的社会产物，自产生之初便深深嵌入在“国际社会关系网络”和国际文化制度背景当中，它反过来也促进了网络的扩大与互动频度，建构了背景中的信任规范和制度（参见图2）。
图2 国家间信任的社会嵌入性
（二）信任网络的动态性：变异与伸缩
既然社会关系网络建立在互动基础上，那么互动频度、幅度等因素的变化就会导致网络规模和形态的变化。进程导向的信任网络是动态的，嵌入在互动网络中的国家间信任一旦产生，便可以反过来保证关系网络的稳定与粘合，因此信任关系强弱是既有网络维持与扩展的必要条件；而关系网络的收缩并不一定代表着信任程度的降低，只是网络收缩必然会淘汰一部分“节点”，但仍保留在网络中的“节点”与行动者的信任却可能得到加强。这里强调的信任网络的动态性指两个方面：一是网络类型的变异，二是网络规模的伸缩。
网络分析法区分了关系网络的四种类型：（1）没有联系或者联系极少的网络。处于网络中的“节点”是一个个的孤立者，与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联系，这时的网络几乎不起作用。（2）联系松散的网络。在这一网络中，每个参与者彼此联系松散，但是有广泛的结交范围，例如，非正式国际组织APEC和博鳌亚洲论坛等。（3）联系紧密的网络。在一个联系紧密的网络中，每个参与者彼此都很熟悉，并且有多种联系，联系紧密的组织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军事单位，例如北约组织。（4）封闭的网络。这个网络就像黑洞，没有其他的信息可以进入。宗教派对就是封闭网络的一个例子，例如世界伊斯兰大会。这些类型的网络可以相互转换，甚至相互渗透和交叉。常见的是，信任网络可以从松散变为紧密然后再变为松散。当“节点”间互相的影响越来越多，维持一种可带来收益的令人感到满意的信任联系，那么这种关系可以强化，信任网络密度可以从松散到紧密。但如果一些联系的发展要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或者被欺骗，这种信任关系将被摒弃。紧密的强信任关系能够增进信任网络的凝合力，而松散的弱信任关系能够使网络保持开放性，获得异质性资源。
信任格局的时间性和动态性主要表现在网络边界的非固定化。网内、网外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种转化的动力来自互动进程。在互动过程中，一些“节点”被淘汰出社会信任圈子，而另一些“节点”却被吸纳进来。每个国家以自己为中心，按照关系强弱程度划出一个个圈子，外交政策的重点常常与这个圈子有关。这个圈子会时常变化，而经历多次变化依然保留在信任圈子里的“节点”是很重要的信任对象（见图3，C对于A而言始终是关键信任对象）。二战之后，中国被美国淘汰出了信任圈子，日本则被吸纳进来，因此美国对中、日两国的态度便有很大差异。而且，信任是一种情景化的信任，尽管一些领域的信任可以“外溢”到其他领域，但这不是绝对的，信任往往指向特定的事情，信任格局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例如，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在经济问题上对日本存在戒备和猜疑；而在政治和军事问题上，两国的信任圈子却十分牢固。就像图3中A与C始终有信任网络重叠，但重叠的部分一直变化，说明关系的强弱和信任的领域内容在不同时间是不同的。
图3 国家间信任网络的动态性
注：A、B、C分别代表“节点”及其附带的网络整体，图示强调的是三种小网络间的互动态势导致信任网络规模和形态的变化。
关系网络中的国家间信任生成
（一）“关系”动力与“信任”来源
信任“嵌入”一个关系集合中（网络关系、文化关系、制度等），而信任的嵌入本身是“关系”运作的结果。那么，关系对信任的产生及其程度的变化有何种影响？
基于进程建构主义的视角，信任必须置于关系网络中予以考察。本文界定的关系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互动关系，事物会因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关系本身就是动力。(52)
首先，嵌入在关系网络中的规范背景促成信任。规范对行为体的作用是持久的，它既限制行为体，也是行为体的行动目标。(53) 规范内化改变身份认同，身份认同强化或削弱信任关系。在国际信任研究中，张音和克里斯·哈克厄姆对身份建构和信任形成的关系做了有益探讨。他们认为，通过对遵从行为的认可或适应协作环境的身份调整，信任态度可以得到强化。这是一个循环过程：最开始的积极成果构成了发展彼此信任的基础，许多连续的积极成果逐步建构了信任，随着时间的推移，信任成为一个良性循环。(54) 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也认为，规范对信任的情感方面，比起它常被提及的认知方面来得更为基础。如果规范可以调整信任预期，那仅仅是因为谁都知道破坏规范会触发强烈的负面感情，这对破坏者本人或其他人都是一样的。(55) 温特也曾经提出，“行为体可能遵循文化规范的三个理由：被迫遵守，利益驱使，承认规范的合法性”。(56) 国家一旦社会化之后，遵约和信任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57) 规范的形成是国家间信任的关键要素，只有意识上的共识内化为自觉的行为规范，解决安全困境与欺骗行为才能获得最大的资源支持和制度保障。(58) 信任规范产生之后便会扩散，扩散发生在两个方向上：在横向层面，一个领域内的信任规范可以扩散到其他领域；在纵向层面上，信任向国际体系层面上（宏观）扩散便使规范制度化，而向国家单元层面上（微观）扩散便使得信任规范内化，国家行为体的身份、角色等单位属性也会发生变化。
其次，信任来源于网络，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心理学、经济学忽视信任生成的外部环境机制，忽视了“节点”间平行联系的网络可以孕育信任。只从行为体属性或者从理性制度中寻找信任产生的原因，不能很好解释为什么在国家属性基本不变、国际制度基本稳定情形下国家间信任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间，中国的国家属性和身份几乎没有变化，而且当时两极格局体制十分稳固，理性行为依赖的国际制度背景也比较稳定，但是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与美国却开始关系正常化，相互信任，由“敌人”向“对手”（甚至合作者）关系转化。虽然这最开始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理性计算，但后来中美关系发展表明，中美间信任关系重塑了两国的身份和认同。这种信任来源于中美两国建交30年的互动网络，两国之间不接近，中美信任便不可能。二战后初期，中美除了在朝鲜战争中直接互动，大部分时间是彼此隔绝的，这时的中美关系网络薄弱得几乎不存在。这种网络中缺少培育两国关系的社会性资源（信息、价值等），两国关系便只能停滞在朝鲜战争后的敌对关系上。而后来著名的“乒乓外交”、尼克松访华等重大外交突破，扩展和深化了中美两国关系网络。关系网络一旦随着实践丰富起来，它塑造信任关系的可能性空间便打开了；而如果缺少网络，信任就几乎不可能形成。相互信任的塑造不能寄希望于中美两国是“友好和平国家”这样的国家属性，而要强调“接触”的重要性。信任一旦形成便会自动嵌入关系网络。尽管中美信任开始时比较脆弱，但后面两国的互动都是基于这样脆弱的背景之上的。即使遇到重大危机，两国依然会受到关系网中已有信任要素的影响，不至于完全破坏关系网，彻底退回不信任状态。有主流观点强调是结构影响了中美关系的转变，这里便涉及国际结构与关系网络的区分问题。结构客观存在，网络视角不否认结构对行为体的制约，只是以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连接这样的整体观来看待信任变化；结构的“外在性”揭示了强制力的存在，但忽略了行为体间的平行互动对进程变化的推动。本文主张进程导向的网络分析视角，是补充性解释，不做结构上的分析。
再次，信任本身作为一种关系，具有社会资本的性质。学术界对社会资本定义并不统一。笔者从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整合的视角认同林南的定义，即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59) 国际社会中的资本蕴涵网络期望与互惠规范，有助于国家间的信任与承诺。(60) 国际无政府社会中的行为主体在长期交往、合作、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认同网络，这些网络的内涵便是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只要存在一种小规模的国际关系网络，在这种网络中成员之间相互熟悉，重复互动，那么类似“社会资本”的资源就会产生。国家间信任的社会资本性质能够促进合作，为相互依赖网络中的国家提供资源。这种收益基于“关系”的维持，如果关系遭破坏，则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社会网络关系中的行动也会变化，同样程度的“信任”带来的资源便会不同。
最后，信任在关系延续体中具有时间性和动态性。有互动就必有关系，所以关系是一个延绵不断的状态。国家间只有“关系强弱”，没有“无关系”。产生于关系网络中的信任便在关系延续体中成为一个变量，在有的关系中“信任稀薄”，有些关系中“信任浓厚”，即使是同一关系也会在时空转换中呈现不同的信任关系，因而信任不是既定的，而是在不断变化。有学者认为，大部分信任都是在工具性信任与情绪性信任的连续谱（continuum）上进行选择的。信任具有一种连续谱性质，即信任程度是可以变化发展和演变的。这种连续谱也说明信任变化具有延续性。(61)
（二）信任过程
从时间序列上看，信任是随着相互交往的频率和交往的时间增加而逐渐发展的。信任会逐渐地从以计算为基础的信任过渡到以认知为基础的信任，再演变到以认同为基础的信任。(62) 计算型信任（calculus-based trust）不仅关注维系或切断信任所付出的代价，同时对创设或维系关系所带来的结果进行判断。了解型信任是以其他人行为的可预测性为基础的——充分了解他人以便有效预测他人的行为，这有赖于信息的交流。认同型信任是基于当事人对他人意愿的高度理解及认同。信任的这三种类型是在一个连续性的重复过程中相连的，其中一个层面的达成能促使信任在下一个层面的产生。(63) 当然，并不是所有信任关系都发展完全，有些信任很可能在经历第一或第二阶段后就不发展了。这样，一些国家间信任可能会长期停滞在工具理性的计算信任基础上，而向稳定的认同信任进化则更困难。
国家间互动的进程构造了各种形态的关系网，一些行为体基于理性博弈考虑，会关注过去的交往经验和未来的预期收益，计算信任的成本和收益；同时国家自产生便处于国际社会网络之中，尽管不同时期这种网络边界和内容不同，但嵌入于更大环境中的国家信任网络都会经历社会化过程。当国家采取信任行动时，建构行动的主要不是内在的属性冲动，而是一种对该对象的社会性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主要是其接受社会学习和社会文化影响的结果。(64) 内化的信任规范除了改造国家属性，另一层面则在结构上制度化为信任机制，这种机制具有外部约束力。三种不同类型的信任可能并存于多样化的国际社会之中，但是特定的信任关系只能依次转化。并且，互动网络的扩大本身有助于信任强化，相反，互动网络萎缩则信任关系会衰退，因而信任关系是动态的。国际进程信任规范的扩散、内化，以及理性预期的制度化，都有助于导向“合作”。相反，国际危机或国际冲突也会使得信任网络破坏和弱化，信任便会衰退，这是一个逐渐侵蚀的过程（参见图4）。
图4 国家间信任生成的路径
（三）关系型信任的性质
首先，社会网络“镶嵌”表明，是社会关系而不是制度安排或者普遍道德促使国家间产生信任。但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关系是信任和诚实行为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65) 这是因为社会关系是个“中性”的概念，本身无所谓好坏，坚实的信任与可怕的欺诈都可能来自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孕育的信任能促进合作，但也会造成很多欺诈机会，越完整的信任常常导致欺诈获利越丰厚，比如历史上盟友或缔约国之间常常会利用信任欺骗对方。国家间的大多数交易也都是镶嵌在社会网内的。在这样的交易网络中，为了使交易关系持续、顺利，也为了取得良好信誉，让其他国家相信自己，扩大交易网络，互动双方都会克制欺诈行为。良好的信任关系可以扩大社会网络获得更多资源，同时也能节省处理诈骗争端中的交易成本。在国际关系中，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国家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对某行为体声誉的了解，或者直接互动经验，才会使其相信这个国家并乐意与其交易。
其次，信任规范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具有“自我实现的功能”。社会共同体中的信任不仅促进了合作，而且合作本身培育了信任。当国际信任规范被假定和预言将呈现何种状态或向某种方向发展时，有关国家可能按照“预言的逻辑”进行相似的话语实践和外交活动，结果被预言的东西往往变成了现实。(66) 因而，信任促进信任，对信任的期望可以强化信任。集体信任随着时间流逝而在宏观层次上制度化了，在微观层次则被内化了。内化了的信任便成了具有凝聚力的期望。
最后，内容和强度不同的关系通常是不对称地相互作用和互惠的。社会资本的积累是持续建构社会关系网络的过程，行为体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本的规模依赖于关系网络的规模、异质性和强弱平衡。(67) 社会资源——比如信息、社会交换、关系本身等—是通过关系和网络流动的，分配则取决于行为体在网络中的位置及其对社会资源的攫取能力。因而，存在信任的偏态分布（skewed distribution of trust）。(68) 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信任作为社会资本具有增殖性。信任度与对它的使用成正比，人们越多使用，信任就会越牢固，如果不被使用，就会枯竭。(69) 也就是说，互动网络越发达，培育信任的基础越牢固。同时不能忽略的是，信任关系的不对称依赖会造成一方相对另一方的弱势，同时基于认同信任的双方也会因为“过于信任”承担另一种潜在的危险。
结论
国家间信任关系着国家间的合作与冲突，现有国家间信任理论的三大路径各自解释了信任的一个方面。在关注信任的生成问题上，笔者借鉴进程建构主义注重“关系”和“进程”的观念，并结合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信任如何产生和变化。本文强调“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信任来源于“关系”，信任本身也成为关系的一种，因此具有动态性与社会建构性。本文的尝试只是信任生成动力机制的一个基本视角，有意或无意忽略了一些变量，可能会有以下不足：
首先，国家间信任具有二元性，它一部分被物质力量塑造，比如制度、经济利益、权力等，另一部分被社会和文化关系——例如规范、关系网、社会资本——等因素制约。本文基于建构主义和网络分析法视角过多关注后者，即把关系网络中的节点（国家）看作是平行关系，假设他们基本上是自愿地谈判、交易和互动。虽然本文并不排斥和轻视权力、制度等物质性内容对信任生成的影响（有时甚至起决定性作用），但社会建构性分析毕竟只是关于国家间信任生成的一个补充视角。
其次，进程研究本身存在局限：在分析方法上，有动态之势，少动态量化。本文关注信任网络的“关系性、无结构、进程导向”特点，这样使得关系、进程概念不够量化和不具可操作性，因而不利于测量国家间或国际网络中的信任存量、程度、规模和性质等的变化程度。国际关系理论由“实体”到“关系”转向，避免了传统结构化思维的僵化，更靠近事态原本的动态性和复杂性，但不够精确和简洁。
还有，本文关注国际社会背景下信任是如何在国家间互动关系中得到建构和演化的，因而国家内部属性不在文章的研究范围之内。
注释：
① 朱立群：《信任与国家间的合作问题：兼论当前的中美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6～20页。
② 孙伟正、赵建芳：《信任研究的哲学思路探析——基于不同学科的视角》，载《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36～41页。
③ Jan Ruzicka and Nicholas J.Wheeler,“The Puzzle of Trusting Relationships in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International Affairs,January 2010,pp.69-85.
④ 参见岳瑨、田海平：《信任研究的学术理路——对信任研究的若干路径的考查》，载《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19～24页；Dennise M Rousseau,Sim B.Sitkin and Colin Camerer,“Not So Different after All:A Crossdiscipline View of Trust”,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March 1998,pp.393-404.
⑤ Deborah Welch Larson,“Trust and Missed Opportunit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olitical Psychology,Vol.18,No.3 September 1997,pp.701-734.
⑥ Joel R.Sneed and Susan Krauss Whitbourne,“Trust,Identity,and Ego Integrity; Modeling Erikson's Core Stages Over 34 Years”,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Vol.13,2006,pp.148-157.
⑦ 认知信任与情绪信任体现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分。参见尹继武：《社会认知与联盟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⑧ 罗德里克·M·克雷默：《在等级关系中的分叉现实和相交的失望》，载罗德里克·M·克雷默、汤姆·R·泰勒编：《组织中的信任》，中译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第320页。
⑨ See Aaron Hoffman,Building Trust:Overcoming Suspicion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6.
⑩ Bart Nooteboom,“Trust,Opportunism and Governance:A Process and Control Model”,Organization Studies,Vol.17,1996,pp.985-1010.
(11) Andrew Kydd,“Trust Building,Trust Breaking:The Dilemma of NATO Enlargement”,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5,No.4,Autumn 2001,pp.801-828.
(12) 王学东：《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冷战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解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该书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争议与讨论，参见陈寒溪：《中国如何在国际制度中谋求声誉——与王学东商榷》，载《当代亚太》2008年第4期，第143～158页。
(13) 参见秦亚青、魏玲：《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中国与东亚地区合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3期，第7～15页。
(14) M.Hollis,Trust Within Reas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蔡翔：《国外关于信任研究的多学科视野》，载《科技进步与对策》2006年第5期，第178～180页。
(15) See John H.Herz,“Idealist,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2,1950,pp.157-180; John H.Herz,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A Study in Theories and Realitie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1: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 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50,1978,pp.167-214.
(16) 西方主要成果参见：Deborah Welch Larson,Anatomy of Mistrust:US- Soviet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 Andrew H.Kydd,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Aaron M.Hoffman,Building Trust:Overcoming Suspicion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UNY Press,2005; Ken Booth and Nicholas J.Wheeler,The Security Dilemma:Fear,Cooperation and Trust in World Politic,Palgrave Macmillan,2008.
(17) Robert Axelord,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p.173.
(18) 相关研究参见Andrew Kydd,“Trust Building,Trust Breaking:The Dilemma of NATO Enlargement”,pp.801-828; Andrew H.Kydd,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rew Kydd,“Trust,Reassurance,and Cooper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4,No.2,Spring 2000,pp.325-357; Elisa Jayne Bienenstock and Phillip Bonacich,“Network Exchange as a Cooperative Game”,Rationality and Society,Vol.9,1997,pp.37-65.
(19) Herbert C.Kelman,“Building Trust among Enemies:The Central Challenge for International Conflict Resolu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No.6,2005,pp.639-650.
(20) Bernhardt Lieberman,“Trust:A Notion of Trust in Three-Person Game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8,No.3,Sep.1964,pp.271-280.
(21) 英·基佐；《建立信任措施：欧洲经验及其对亚洲的启示》，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2期，第45～48页；威廉·潘得利：《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对形成亚洲和平与稳定框架的作用》，载《现代国际关系》1995年第6期，第44～50页。
(22) Avner Benner and Louis Putterman,“Trusting and Trustworthiness”,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81,2001,pp.523-550.
(23) Chris Huxham and Siv Evy Vangen,Managing to Collaborate: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llaborative Advantage,Routledge,2005,p.154; Ying Zhang and Chris Huxham,“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Trust Building in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The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Vol.45,No.2,2009,pp.186-211.
(24) See Paul R Brewer,Kimberly Gross,et.al.,“International Trust and Public Opinion About World Affair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January 2004,pp.93-109; Paul R Brewer,“Public Trust in (or Cynicism about) Other Nations across Time”,Political Behavior,April 2004,pp.317-341; Kenneth Newton,“Trust,Social Capital,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cy”,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22,No.2,2001,pp.201-214.
(25) Tasuku Igarashi,“Culture,Trust,and Social Networks”,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Vol.11,2008,pp.88-101.
(26) Peter H.Merkl,“Politico-Cultural Restraints on West German Foreign Policy:Sense of Trust,Identity,and Agency”,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No.4,1971,pp.443-467.
(27) 相关研究参见李淑云：《信任机制：构建东北亚区域安全的保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2期，第32～38页；崔世广：《增进中日相互理解和信任的途径》，载《日本学刊》2003年第2期，第22～32页；石家铸：《南海建立信任措施与区域安全》，载《国际观察》2004年第1期，第42～47页；陈舟：《欧洲建立信任措施的理论与实践》，载《军事历史》1999年第6期，第25～28页；曹云霞、沈丁立：《试析欧洲的信任建立措施及其对亚太地区的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1期，第28～33页；陈寒溪：《新安全观实践：中国的建立信任措施政策及其影响》，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第31～36页；江旋：《建立信任措施构建东北亚区域安全机制》，载《东南亚纵横》2005年第8期，第16～19页。
(28) 朱立群：《信任与国家间的合作问题——兼论当前的中美关系》，第16～20页；耿淼：《现代国家体系中国家间信任问题的理论初探——国家间信任的概念及其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兼容性》，中国人民大学2005届硕士生毕业论文；尹继武：《社会认知与联盟形成》。
(29) 刘军：《社会网络分析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30) 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69页。
(31) 参见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第69～86页。
(32) Stanley Wasserman and Katherine Faust,Social Network Analysis:Methods and Applic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转引自陈冲、刘丰：《国际关系的社会网络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4期，第92～111页。
(33) Walter W.Powell and Laurel Smith- Doerr,“Networks and Economic Life”,in N.Smelser and Swedberg,eds.,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p.28-90.
(34) 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中译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序言第3页。
(35) Emilie M.Hafner Burton,Miles Kahler,and Alexander H.Montgomery,“Network Analysi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ummer 2009,pp.559-592.
(36) 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第3页。
(37) 姜广东：《信任研究：理论演进》，载《财经问题研究》2004年第10期，第3～8页。
(38) 此图采用的象限划分法受到秦亚青教授、格兰诺维特教授的启发，参见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第72页；Mark Granove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A Theory of Embed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1985,pp.481-510.
(39) 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第74页。
(40) Mustafa Emirbayer,“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3,No.2,Sep.1997,p.103.
(41) 李林艳：《社会空间的另一种想象——社会网络分析的结构视野》，载《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3期，第64～75页。
(42) Alain Degenne and Michel Forsé,Introducing Social Networks,Sage Publications,1999,pp.5-6.
(43) 2009年12月，朱立群教授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作题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践转向：进程取向的研究路径”的讲座，她在回答笔者关于“进程与结构互动关系”的提问时，提及此观点。
(44) 叶启政：《进出“结构—行动”的困境》，台湾三民书局2000年版，第十章。
(45) Mustafa Emirbayer and Jeff Goodwin,“Network Analysis,Culture,and the Problem of Agenc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9,No.6,1994,p.1414.
(46) Peter Bearman,Relations into Rhetoric:Local Elite Social structure in Norfolk ,England,1540-1640,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3,p.10.
(47) 刘军：《社会网络分析导论》，第4页。
(48) Zeev Maoz,Network of Nations:The Evolution,Structure,and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Networks,1816-200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09,p.4.
(49) “嵌入”被用于描述个人与其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信任其实是一种格兰诺维特所谓的“嵌入式信任”。See M.Granove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A Theory of Embed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1985,pp.481-510.信任不仅取决于信任情境中各方行动者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更受制约于信任情境自身的特征（如文化、制度）等因素。See Chris Snijders,Trust and Commitments,Thesis Publishers,1996; Niklas Luhmann,Trust and Power,Chichester:Wiley,1979.
(50) 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中译本，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
(51)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2) “进程建构主义”强调了“关系”本体地位，认为社会的本质可以看成关系集合，而过程便是一种建构事物意义的互动关系。参见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第69～86页。
(53) Michael Walzer,Just and Unjust Wars: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Basic Book,1992,p.27.
(54) Chris Huxham and Siv Evy Vangen,Managing to Collaborate: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llaborative Advantage,p.154; Ying Zhang and Chris Huxham,“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Trust Building in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The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Vol.45,No.2,2009,pp.186-211.
(55) 乔恩·埃尔斯特：《社会黏合剂：社会秩序的研究》，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5页。
(56)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17页。
(57) 徐迎宾：《国际制度的遵约行为研究》，外交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6月，第26～27页。
(58) 潘亚玲：《国际规范的生命周期与安全化理论——以艾滋病被安全化为国际威胁为例》，载《欧洲研究》2007年第4期，第68～82页。
(59) 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的理论》，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
(60) 参见罗伯特·帕特南：《繁荣的社群》，载李惠斌、杨雪冬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61) 尹继武：《社会认知与联盟形成》，第110～111页。
(62) Roy J.Lewicki and Barbara Benedict Bunker,Trust in Relationship:A Model of Development and Decline,San Francisco:Jossey- bass,1995,pp.133-173.
(63) 罗德里克·M·克雷默、汤姆·R·泰勒编：《组织中的信任》，第156～165页。
(64) 郭树勇：《〈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与国际政治学的本体论革命》，载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65) 同上，第13～14页。
(66) Daya Krishna,“The Self- Fulfilling Prophecy and the Nature of Societ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36,1977,pp.1104-1107;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86-187，转引自郭树勇：《〈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与国际政治学的本体论革命》，第15～20页。
(67) 魏玲：《第二轨道进程：清谈、非正式网络与社会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2期，第29页。
(68) 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社1992年版，第185页。
(69) James S.Coleman,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Pierre Bourdieu,“The Forms of Social Capita”,in John G.Richardson,ed.,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Greenwood Press,1986; Lin Nan,Social Capital: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Kenneth Newton,“Trust,Social Capital,Civil Society,and Democracy”,pp.20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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