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观哲学”之批判看现象学哲学之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观论文,哲学论文,现象论文,学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被称为世界观是一种颇为通行的做法，而世界通常又被划分为自然界、社会界、思维界几个“亚界”，以世界观自命的哲学遂被界定为对自然、社会及人类思维之一般与总体的看法，也本属应有之意。但据海德格尔的考证，“世界观”一词的历史并不长，希腊语与拉丁语中皆不见该词。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首次使用了“世界－直观”(world-intuition)一词，后来歌德与洪堡都使用过该词。但在19世纪30年代由于受浪漫派尤其是受谢林的影响。“世界－直观”的用法逐渐销声匿迹了，代之而来的便是“世界观”一词。谢林在1799年的《自然哲学体系初稿导论》(Einleitung zudem Entwurf eines Systems derNaturphiosphie)一书中说“理性在双方面是生产性的：即或是盲目与无意识的或是自由与有意识的；在世界观(Weltanschuung)中，它是无意识地生产性的，而在理想世界的创造中，它是有意识地生产性的。”在其后，“世界观”一词得到了广泛的使用。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使用了“道德的世界观”一词，兰克说过“宗教与基督教的世界观”，施莱尔马赫则说过“只有我们的世界观才使我们对上帝的知识成为完全的”（注：对“世界观”一词的考察，详见Heidegger,The Basicproblem of Phenomenology,trans Hofstadter,Revised Editi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2.）哲学与世界观挂在了一起成了一种“哲学常识”，以至于有“世界观哲学”(Weltanschuung Philosop-hy)这一哲学形态的出现。然而，本世纪西方哲学的两大主流思潮——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存在哲学对此哲学形态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前者以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为代表，后者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为代表。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说“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注：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8月第1版，第44页。），在《哲学研究》中又说哲学的任务不过是“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进行描述”，（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版，第75页。）这实际上已宣判了世界观哲学的非法性。而卡尔纳普在“拒斥形上学”的口号下，干脆将以世界观自命的哲学视为“无意义的抒情诗”而扫除了哲学的大门之外，“哲学唯一正当的任务就是逻辑分析。”（注：卡尔纳普：《哲学与逻辑语法》，载怀特编《分析的时代》，杜任之主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6月第1版，第225页。）与分析哲学家对形上学（世界观哲学）的拒绝相映成趣的是，两位最重要的现象学家——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对将哲学与世界观挂搭在一起的做法亦均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不过，与分析哲学家不同的是，两人并不因对世界观哲学的批判而放弃形上学本身，相反，哲学形态与哲学之思的转变最终意味着形上学的转变，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现象学家与分析哲学家显示出不同的哲学风格与哲学理念。
发表于《逻各斯》杂志中的《作为严密科学的哲学》(1913)一文素有“现象学的宣言书”之称，在这篇文章中，胡塞尔提出了建立一门严密科学的哲学的任务。他认为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谋求成为一门科学，但事实上在历史中存在的却只是一些五花八门的哲学体系(philos-ophies)，真正的哲学(philosophy)却从未产生。本世纪初流行的世界观形态的哲学倒是以“科学的哲学”自命，它视一切具体的科学为“客观真理的宝藏”，于是尽其所能地予以收集、汇总，以满足“彻底的、统一的、囊括一切、渗透一切的知识”这一要求，于是而有哲学是对诸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心理学与思维科学）成果的总结与概括这一通行的说法。既然它的素材均来自具体的科学，它的基础扎根于具体科学之中，所以它本身也获得了科学的品格。它跟具体科学的关系乃是一般跟个别的关系，世界观哲学遂以普遍性科学自诩。但是，在胡塞尔看来，将哲学界定为世界观，这一做法本身就已注定它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世界观哲学与科学的哲学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从“目标规定”的角度看，世界观哲学的目标规定有悖于科学哲学的本质。世界观的理念具有时代性，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世界观，而科学的理念不是“受限于某个时代的精神”，而是“超时间的”，是“绝对的、无时间的价值”；世界观的目标定在为时代服务上，而科学的目标则是为了“永恒”，而从理论的根基上看，世界观根本不具科学性，因为世界观将具体科学的成果凑拢在一起的做法是毫无根基可言的。因为它所赖以为根基的东西（具体科学）恰恰是缺乏根基的。“所有的自然科学就其出发点而言都是质朴的(naive)”，（注：Husserl.Philos-ophy as Rigorous Science,in Phenomenology and the Crisis of Philosophy,trans.Q.Lauer,Harper&Row,Publishers,New York.1965,p85.）以之为基础的世界观哲学注定也是质朴的。最终，世界观哲学只能沦为风派哲学，跟在具体科学的屁股后转来转去，成为科学时髦的追逐者，成为“历史怀疑论之子”。于是，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世界观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也决定了世界观“在本质上不是科学”。总之，真正的科学不是跟着时代转，纵然世界观哲学能满足时代的要求，亦可风行一时，但是，“我们必须对我们的人性所负的责任保持清醒的认识”，“我们切不可因时代之故而牺牲永恒”。
将科学的哲学与世界观对立起来同样出现在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著述中，在《现象学基本问题》一书中，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现象学“严密科学的梦想”做出了自己的阐释。现象学不单是诸科学序列中的一门“哲学科学”，亦不是通向其他科学的一种前导性科学，“‘现象学’一词乃是一般科学哲学的方法之名称。”（注：Heidegger,The Basic Pro-blem of Phenomenology,p3.）于是，在海德格尔看来，对现象学概念的厘清实际上也就成了对“科学哲学”这一概念的阐明。确实，哲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以科学自命，在古代思想的早期，哲学与科学是划等号的。后来具体的科学纷纷从哲学这一母体中独立出来，但哲学依然保持“第一科学”之称呼。然而，近代以降，哲学又与世界观划起了等号，哲学的宗旨即在于世界观的建构，“科学的世界观”便成了现时代的哲学的定义。科学的世界观之“科学”在于(1)它充分吸纳具体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为己用，哲学因而有对具体科学成果之概括与总结之说。(2)哲学的思维严格依照科学的思维规则进行。于是而有哲学就是“科学的世界观”这一说法。那么，世界观是什么？依海德格尔的看法，世界观与人生观总是关涉到具体的存在者身上，它关涉到一个具体的现存的世界、一个实际存在的Dasein。因此世界观总是与具体的存在者纠缠在一起，自然、历史、上帝、空间等等这些世界观中常见的范畴都是存在者。而真正的哲学在根本上就不应该关心存在者。存在是哲学“专有的与唯一的主题”，“哲学是关于存在、存在的结构及其可能性的理论上的概念诠释”。这样海德格尔从存在者与存在的本体论差异的立场下明确地将世界观哲学与科学的哲学区别开来。把哲学与世界观混在一起，实际上是取消了哲学的独特性，是让哲学“抛家出走”，迷失自身。“世界观哲学是绝对不可设想的”，海德格尔警告说，“对于任何对哲学概念及其历史稍有了解人的来说，世界观哲学的观念乃是荒诞不经的。”（注：ibid.p12.）因此，严格来说，既然世界观哲学在原则上是不成立的（这让我们想起胡塞尔在《作为严密科学的哲学》中“世界观依其本质就不是科学”的说法），那么“科学的哲学”之修饰语“科学的”一词便已不必要，哲学一词本身就蕴涵着科学的意思，哲学只能是“存在的科学。”
不难看出，现象学家对世界观哲学的批判与分析哲学家的批判迥异其趣。在分析哲学家那里，对建构世界观任务的放弃，乃是出自哲学家的谦卑的心态，是由于哲学对日益昌明的科学的尊重与让步，哲学不是世界观，因为具体的科学已完全从哲学中独立出来，传统哲学的领域早已被现代的自然科学、数学与逻辑学、社会科学瓜分殆尽，哲学家无能越俎代疱去干科学家所从事的事业，更无力去“总结”与“概括”具体科学的成果。因此，哲学不是世界观在根本上是因为由于现代科学的分工日趋复杂，任何哲学的“综合”都只能沦为“抒情的形上学”。哲学不是世界观，对哲学家来说是不能也，非不为也。而在现象学家那里，对建构世界观任务的放弃乃是出自哲学家的自傲的心态，是由于哲学对科学的“反思”与“批判”。哲学不是世界观，绝不是“不能”的问题，而是“不应”的问题。哲学的“思”不应与具体科学的思混同。哲学的思之伟大当然不在于它是对具体科学之思的“综合”与“概括”，哲学之思不应迷恋于世界观之思的“宏伟”（如黑格尔哲学），但这也并不因此而意味着哲学之思必须走“纤巧”与“精细”的路子（如分析哲学）。哲学之思的伟大在于它的“深度”，在于它与科学的思、逻辑的思的根本“异质性”。现象学家（海德格尔）说科学不思，并不是说科学家不曾思维，而是说科学从未像哲学那样思。世界观不思在于，世界观之思维方式与具体科学之思维方式毫无二致。因此，哲学不承担建构世界观这类任务，在现象学家那里并不是哲学的“缺憾”，恰恰相反这是哲学的“优越性”之所在。（注：参见，Heidegger,The Basic Problem of Phenomenology,pp11-12.）这一点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是共同认可的。那么，现象学哲学的思的特质究竟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的看法则分道扬镳了。对于胡塞尔来说，世界观之不思在于，世界观之思维方式与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皆属非反思的质朴的信守之态度，皆当下地浸溺于其兴趣所指涉的对象之中，因而都是对先验意识的障蔽，而现象学哲学之思之特质就在于对此质朴态度的悬搁，在于由自然的态度向反思的态度、先验的态度之转变；而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世界观不思在于，世界观之思维方式与具体科学的思维方式皆着眼于具体的存在者，因而都是对存在本身的障蔽，而现象学之思之特质就在于由此存在者的把捉转向存在者存在的理解。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颇类似于神学与科学的关系，套用蒂利希的比喻，哲学就像一支在前进的队伍面前节节退却的队伍，随着前进的队伍的每一次取得新的突破，也就是说随着科学的突飞猛进，哲学总是企图保卫仍未受到冲击的领地。然后，一种新的突破将使以前的防卫成为无法防守的，于是另一次的退却与相应的新的防卫会随之而来。（注：蒂利希：《基督教思想史》尹大贻译，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年，第572-573页。）蒂利希的比喻让我们想起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的说法：宗教处理的对象是说不清的领域，科学所处理的对象是说得清的领域，哲学则是介于科学与宗教之间，因而处理的是介于说不清与说得清之间的模糊领域。而一旦模糊的东西变得清晰起来，该领地也就成了科学的领地。哲学的领地逐渐地被科学所侵袭。最后，一切东西或者是在原则上是可以说清的，或者在原则是不可说清的，于是而有维特根斯坦的说法：对于可说的皆可清楚地说，对于不可说的须保持沉默。维氏当然亦有理由自负地认为，哲学问题被他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哲学就这样不得不拱手将自己的传统领地全盘交给科学。传统的哲学阵地荡然无存，哲学是否因此而无路可走呢？哲学要继续存在的对策是什么呢？一种对策是坦然接受维特根斯坦的两分法：哲学既不去贸然说那些本应由科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去说的可以说清楚的东西，也不去非法地说那些本应对之沉默而根本说不清的东西，于是，对可说与不可说本身的一种“说”、一种“元说”便成了哲学家的任务，于是而有语言哲学、元哲学在20世纪风行；另一种对策是去尝试说不可说的东西，这是反科学主义的哲学家的策略，对于他们来说，维氏要人保持沉默的东西恰恰是最重要的东西、最有意义的东西，是最有必要去说的东西，于是，与科学对着干也成了哲学继续存在的一种策略：科学推崇客观性，哲学则推崇主观性，哲学的真理是活的，科学的理论是死的，“真理是主观的、内在的，真理是主观性”（注：这是克尔凯郭尔的名言，其代表作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的第2章即以此为章名，见Seren Kierkegaard,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trans,Swens-on and Lowri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p169.）；而现象学则走一条中间路线，一方面，它承认科学思维在其本己领域的有效性，也无意去跟它争夺发言权；另一方面，它绝不去效仿科学思维，更不去给科学做奴仆。但这并不因此意味着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乃是互不相干的，如同井水不犯河水。现象学哲学的思乃是“源始性的”思，是“先验之思”（胡塞尔），是“存在之思”（海德格尔），因而它对“经验之思”、“存在者之思”的科学来说是“奠基性的”；哲学之思形成的命题是“先天性”命题，因而它对科学之思得到的实证的命题来说是“在先的”。于是一种新的形上学形态、一种新的哲学便呼之欲出：从负的一面讲，它不是对具体存在领域的思，即便这个具体的领域是最高的东西（上帝），它也对之不感兴趣，现象学哲学对任何存在者都不感兴趣，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的兴趣是“无”而非“有”；从正的一面讲，它是“一门关于真正开端、起源、万有之本的科学”（胡塞尔），是“一门存在的科学”（海德格尔）。哲学不再以在具体科学上面建构宏伟的世界观的体系而炫耀，哲学的真正荣耀在于在具体科学的下面挖掘科学根本不曾也不会思的东西。于是，哲学通过更源始、更本质的思为自己争得了在科学时代中继续存在的尊严与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