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农牧民收入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牧民论文,西藏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农牧民的收入现状与构成
在涉足西藏农牧民群众的增收问题时，首先应该对其收入水平的现状有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全面认识，还应该掌握收入的构成和来源，只有实事求是地把握好这些基础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才有可能得出既能被学术界认可，又能被决策层采纳的客观公正的结论。
目前，对于农村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还离不开政府颁布的官方统计数据。由于西藏的诸多特殊原因，很难寻觅到独立机构和科研人员收集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表1是根据官方颁布的《西藏统计年鉴》整理的1990—2002年西藏农牧民纯收入及其构成情况，反馈出以下几点重要信息：
在1991—2002年的前6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从706元增加到1353元，呈稳步、快速的增长势头，年均增幅高达13％，高于同期全国的增长水平。然而，这一时期的两条收入曲线呈平行增长趋势，这就意味着，除收入总量的较大变动外，收入结构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来自传统农业的收入占总收入的70％—80％。农牧民对传统农业的依赖和农牧业对西藏居民的重要可见一斑。西藏农村经济中二、三产业的落后也得以充分显现。
1997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从前一年的1353元降至当年的1195元，经历了过去20年间的第一次负增长。与1996年相比，总收入的缩水量为158元，缩水幅度为11.7％，农业收入部分的缩水量为308元，降幅高达29.1％。借此断定，1997年西藏农牧民收入缩水的主要原因如果不是物价的剧烈动荡就是农业的歉收。然而，1997年的粮食产出、畜产品产量均比1996年有小幅增长。当年的农村物价指数确实较前一年降低了近4个百分点，考虑到西藏农产品产出的货币化价值在农牧民的农业收入中占绝对地位后，可做出这样的判断，即如此小规模的物价变动对当年农产品的价格影响非常有限，绝对不可能导致近30个百分点的农产品价值缩水。由此可见，统计机关肯定对当年西藏农牧民的收入水平进行了人为调整。这可以从1995年在全国开展的“八七扶贫攻坚”工作以后，西藏所面临的尴尬境地中找到线索。在全面开展“扶贫攻坚”工作以后才发现，西藏所辖的73个县中仅有5个县符合国家级贫困县的标准，比例仅为6.75％。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国家级贫困县的比例高达29.55％。当时国家制定贫困县的比例西藏排在全国倒数第三位，仅高于北京市和上海市，甚至还低于东部经济发达的省，1985年还出现过全国京、津、沪、藏无贫困县的奇怪现象。随着扶贫攻坚工作的深入开展，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认识到了西藏农牧区业已存在且程度严重的贫困问题，可能基于扶贫考虑，对农牧民的收入进行了干预并作出调整。
1997—2002年间，西藏农牧民的收入又开始了新一轮缓慢的增长，可是这一时期的年增长率不足5％，远远低于前5年的增长水平和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在同期，西藏的GDP却保持了2位数以上的高增长.中央对西藏的投入和全国的援藏力度也大幅度加强，在这样的背景下，农牧民的收入水平与全国的差距、与本地区城镇居民的差距却呈快速拉大的趋势，其结果就是农牧民相对贫困的加剧。当然，在此期间全国农村人口的相对贫困均有加大的趋势，只是这一问题在西藏表现得比较突出。
需要注意的是，1997年以后西藏农牧民的收入虽然增长缓慢，但其结构却出现了一些革命性的变化，农业收入的增幅曲线已开始偏离总收入的走势，农牧民收入结构多样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农业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开始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比如2000年的比例为56％，较1991—1996年的比例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而非农收入的攀升就预示着西藏农牧民收入中的现金比例较过去有大幅度的增长。据较新的统计显示（注：2004年2月3日《西藏日报》第一版。），2003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已达1691元，同比增长11％以上，这是农村经济发展进程中了不起的成就。但这一成就的贡献源并非传统的农业，而是工副业。
以上的分析只是在宏观上勾勒出了过去12年西藏农牧民的收入及其结构的一个走势，其中1997年自治区对农牧民收入统计结果的修正令人印象深刻。客观地讲，要在西藏农村将农户的收入及其结果完整准确地统计上来并非易事。1、西藏的许多农村仍沿用传统的计量单位“克”（注：西藏历史上，一般使用“克”作为丈量耕地的单位，“克”其实是一个重量单位，1克等于28斤。所谓1“克”土地指的是播撒28斤种子的这块土地面积，而种子的撒播密度主要取决于土质，因此无法对1“克”土地找到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计量方法。）计量耕地规模。直到今天，一些地方仍将“亩”与“克”等同，造成耕地规模与实际有出入。2、抽查产量时，个别地方没有完全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有时是根据基层领导的安排有意识地挑选农田。3、抽查完毕以后离秋收还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正是西藏霜冻和冰雹的高峰期（注：冰雹和霜冻是西藏农村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目前，许多乡村引进军用高炮轰击云层，防范效果非常明显。以往老百姓主要依靠传统的烟熏办法，这对抵御霜灾起不到多大效果，故霜灾就成为频繁发生、难以抵御的自然灾害。），而这在农业生产还得靠天吃饭的地方，眼前长势良好的庄稼不一定能成为秋后农户的仓中粮。4、西藏农牧区的文盲率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低，农牧民群众数字观念淡薄，特别是贫困农产的“数盲”问题十分突出。有的家庭不清楚一年的粮食收入情况，个别家庭甚至对自己的土地和牲畜规模也不很清楚（注：见笔者拙著：《西藏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M]，第55—62页。），这样的农户向有关统计机构上报产量的真实性令人怀疑。5、因西藏与内地客观存在的巨大物价差异而导致的购买力问题，这个差异对边远地区农牧民的收入水平影响更显著。
鉴于以上原因，在研究西藏农牧民的收入问题时，特别是对西藏的农村经济进行宏观评价时，尤其在微观研究时，除了参考和借鉴政府颁布的数据和指标外，掌握独立的基础资料和从农村直接采集第一手数据就变得非常必要。同时也有必要广泛参阅他人的研究成果，包括一些与中国政府相反的观点。
二、西藏农牧民收入，一个引起外部关注的话题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将生存权和发展权视为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人权范畴，但流亡在外的藏人及其少数西方学者利用西藏农牧区的相对贫困在国际舞台上大做文章。最近，总部设在伦敦的西藏信息网（Tibet Information Net）在互联网上发布了一系列研究西藏经济和人口发展的文章，借机攻击中国的治藏政策。其中一篇名为《尽管经济迅猛发展，西藏自治区农村的生活水平仍不及1992年》（注：文章未署作者名。）的文章，利用中国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注：过去，海外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在研究西藏的经济问题时，主要依靠道听途说或流亡藏人提供的所谓第一手资料。近年来，中国出版的各类《统计年鉴》多用中英文注释，海外学者已开始大量引用中国官方资料研究西藏，并以此为根据攻击中国政府的治藏政策。），对现阶段西藏农村生活水平作出这样的判断：“中国官方的统计显示，从1992年到2001年，西藏农村的物价水平增长了97％，然而，同期农村的收入水平只增长了69％（注：笔者查证，文章引用材料来源为《2002年西藏统计年鉴》中的“人民生活”和“物价指数”部分。）。因此，2001年西藏农村收入的实际购买力水平比1992年低14％，假设2002年的通货膨胀率为零，2002年西藏农村收入的购买力仍比1992年低7％。如果2003年西藏农牧民收入水平的增幅能保持过去一年的水平，西藏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才达到1992年的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在过去10多年里经历了这样的下降，在中国的其他省区是绝无仅有的”。另一份报告《蓄意制造的贫困：在西藏的经济歧视》（注：中国藏学出版社已于2002年翻译出版了该报告，作者为加拿大在读博士Andrew.Ficher，《报告》的中文译名为《设计下的贫困：对西藏的经济歧视》。2002年夏、秋季节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和丹麦的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峰会和亚欧峰会期间，该报告就被流亡藏人作为中国政府在西藏“践踏人权”的一个重要证据而被广泛传播，在国际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的观点更荒唐，“生活在西藏农牧区的藏族人口正面临中国政府严重的经济歧视，中国政府为更迅捷的向西藏移民，正在大规模地改善西藏主要城镇的基础设施，以便为大量汉人的到来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目前，西藏的多数城镇已被汉人占据。与此同时，占西藏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藏族人口却面临严重贫困，其生活水平甚至低于1992年，这样的结局是中国政府蓄意制造的”。这一报告对西藏现阶段农村人口生活水平的判断同样基于中国官方的统计年鉴。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国外的研究人员缺乏西藏农村的第一手资料，再加上国际媒体一边倒的宣传效益。因此，以上这些借用中国官方数据攻击中国治藏政策的文章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甚至影响到了联合国等多边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一些官员在谈及西藏农牧民的收入水平时，所表露的观点就与上述文章如出一辙（注：2003年夏秋季节，笔者以UNDP专家身份，与该机构的部分人员就西藏与周边地区的贸易问题共同前往西藏进行过一段时间的合作研究，在合作过程中，得到了该机构专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但至今笔者未见到UNDP的正式报告。）。与上述这些攻击中国政府的文章不同的是，用于支撑这一结论的主要论点多了几条。1、“两个长期不变政策”在经历7—8年的实践以后，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效益基本消耗殆尽。2、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藏出现的骚乱影响了农村体制改革的深入，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肯定会产生不利影响，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要使农村经济得到增长，几乎不可能。3、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的几次通货膨胀极大地影响了西藏农牧民的收入水平，虽然在同期，西藏农副产品的价格也有大幅度的增长，但这种增长在自给自足的西藏农村，对于统计数据的贡献远远大于对生活质量的贡献。4、90年代中后期，西藏的政局相对稳定，但全国范围内又开始出现了所谓的“通货紧缩”，虽然西藏的粮食产出在持续增长，但价格也在持续下降，其结果是增产不增收。近年来，随着国家取消粮食的统购政策，有的地方的粮食销路开始不畅，对老百姓增收又雪上加霜。5、西藏当地农牧民没有农业以外更多的增收途径，即便有，也因种种原因失去了竞争的机遇。
应当指出，上述论断有失公允。与西藏城镇面貌的迅速改变相比，西藏农牧区各项事业的发展滞后是客观事实，与城镇人口收入快速增长相比，目前农村人口的生活处于相对贫困的境地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西藏现阶段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也绝对不会低于1992年的水平。
首先，不应该回避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西藏的农牧区占主导地位，农牧民的收入主要是农畜产品，而不是现金。此外，消费品也主要依赖土地和牲畜的产出，只有不足的那一部分才想办法从市场交换，而在多数农牧区，很大部分消费品是通过以物易物和劳动交换实现，只有很少一部分东西才用货币交换。因此，建立在城市购买力水平上的物价指数对农牧民生活质量的影响非常有限，用这一指标衡量西藏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是不够的。相反，由于农牧民收入中的实物比例大于现金比例（注：见笔者拙著：《西藏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第33页。），通货膨胀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给农牧民带来的利有可能大于弊。
其次，西藏的农牧民是全国惟一不用交纳各种农业税的农民，也是全国农村中农民负担最轻的地区。国家在减轻农牧民税赋，给予西藏农牧业发展休养生息的政策的同时，一直在加大对农牧业的补贴，尤其是对化肥、良种等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许多物资的价格的补贴力度远远大于这些商品价格的涨幅。与1992年相比，农牧民必须从市场购买的生产资料的价格的确涨幅巨大，但通过政府补贴，目前农民拿到手的实际价格却低于1992年。在西藏农村进行入户调查期间，我们多次听过农民对鞋等一些生活消费品质量差价格高问题的抱怨，可是基本没有听到农牧民对农用生产物资价格大幅度攀升的意见。因此，建立在城市购买力水平上的物价指数对西藏农牧民从事农牧业的影响力更有限。
还有，各类《统计年鉴》仅反映了西藏自治区地方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而90％以上地方财政收入又必须依靠中央政府的补贴。但政府直接用于扶持农牧业发展的多数投入没有被计入《西藏统计年鉴》。诸如农业开发、扶贫济贫等专项资金就没有被列为地方财政支出项目。比如2002年，国家和地方政府用于农牧业发展的总支出不少于人民币6个亿（注：这是一个保守的估计数据，笔者仅对文中提到的农业开发、扶贫济贫以及用于农牧区防灾减灾的当年中央专项资金进行了合计。），但次年出版的《2003年西藏统计年鉴》等中反映出的用于支农的支出仅为1.25亿元。再有，在国家的扶持下，西藏农业生产连续15年丰收也是事实。1992年以前，西藏的许多农村，包括粮食主产地的一些农民还在为温饱问题操劳，但现在却在为剩余粮食的销路犯愁。从粮食短缺到粮食剩余过程是一个巨大发展的过程，更是粮食生产者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的过程。
最后，无论是今天正在谋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它们在选择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时，均是先城镇，后乡村。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是通过农牧业的先行现代化来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因此，中国政府在西藏选择的经济发展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和吸纳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经验，其中借鉴最多的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初始阶段的一些成功经验。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样一个经济实力还十分有限的国度里，集中财力办几件事情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一发展思路在西藏的具体体现就是，集中财力改善西藏中心城镇的基础设施、通过完善城镇功能、拉动周边农牧区的发展。此外、上世纪90年代初期、所谓的“梯度发展理论”风行一时，中国的经济界和决策界比较一致地认为，经济发展不是在每一个地区都以同样的速度增加的，增长势头主要集中在某些主导部门和创新行业，他们往往在大中城镇形成中心和发展极。其最积极的影响力是对周边地区产生的“扩散效益”（注：孙勇主编：《西藏：非二元典型结构下的发展改革》[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页。）。应该看到，这一理论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实践非常成功。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中央政府加大对西藏城镇的建设力度，应该是将这一成功经验推广到西藏的过程，是选择发展模式的一个举措，而绝非所谓的经济歧视。
诚然，西藏城镇的基础设施在得到巨大改善的今天，对广大农村发展所起的拉动作用尚不十分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心城镇的迅速崛起对农牧区毫无影响。目前西藏农牧区收入水平得到提高的家庭与城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通过政府组织“扶贫攻坚”而得到发展的林周县春堆村目前的收入水平较1992年增长了1.5倍，其中粮食增长率在40％左右，其余的增长均来自本村与拉萨这个中心市场的联系（注：2003年，春堆村的人均纯收入超过2400元，高出西藏自治区平均水平57.8％，该村的一个主要收入来源就是让部分富裕劳动力去拉萨市从事蹬三轮、开出租、做保姆和保安等工作。）。笔者曾亲身体验了“一江两河”等政府投入的农业综合项目对西藏农村经济发展产生的历史性影响，更忘不了政府主导的“扶贫攻坚”工程对消除农村的绝对贫困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注：一般将绝对贫困理解为温饱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即所谓的“食不饱肚，衣不裹腹”。另一个科学的定义是，如果每日的热量摄入量小于2100大卡（Calories）。）。因此，在参考政府的统计资料的同时，还应该通过个案调查，科学客观地阐述现阶段西藏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
三、影响西藏农牧民收入的几个关键因素
农牧民增收难已成为制约西藏经济持续、健康和高速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如不能在可预见的将来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农牧民的相对贫困问题将变得更加尖锐。因此，分析和研究制约西藏农牧民增收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成为一项势在必行的工作。
西藏农牧民群众的财富欲相对不强的问题 通过多年对西藏农牧区的实地调查，特别是将世居在西藏高原的藏族农牧民群众与外来的汉族、回族进行比较后，得出的印象是西藏老百姓对财富的追求欲望远不及其他兄弟民族。即便与东邻的康区藏人（注：目前，活跃于西藏城乡的商人除汉族、回族、本地藏族和少数尼泊尔商人外，还有一支人数较为可观的康巴商人，他们主要来自藏东的昌都地区和四川的甘孜，主要的商业活动以经营传统贸易为主。比如农牧区之间的交换、旧货贸易以及传统的珠宝贸易等。）相比，卫藏地区百姓的财富欲也要弱许多。究其缘由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解释：
一是在宗教的强烈影响下产生的宿命论。笃信藏传佛教的西藏老百姓有这样的认识，“是你的，命中注定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即便付出多大的努力，这辈子也很难成为你的，但如果你尊佛守规，刻于律己，下辈子就可能成为你的（注：笔者在遥远的童年时期就曾无数次聆听过外婆相似的教诲。2003年8月在前往西藏墨竹工卡县的途中巧遇几位香客，他们用了2年的时间，从千里之外的四川甘孜州一步一叩头地到达拉萨，文章中引用的是他们的原话。）”。财富和命运的天赐观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严重束缚了人们追求财富和改变命运的力量。
二是长期的封闭以及在封闭环境中的自然经济造成的人们对自然的崇敬和依赖。由于西藏长期处于极其封闭的环境中，人们积累财富更多的是依靠大自然的慷慨赠予和无私奉献，对环境的崇敬和神化是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许多蕴藏有丰富资源的山川、湖泊和河流均被赋予神圣的地位，不仅自身不加以利用，也不许外来的人开发。人们对自然的渴望是风调雨顺，对自身行动的要求是不侵犯自然的法力。这样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人们合理利用和持续开采自然资源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成为制约人们发财欲的又一个主要因素。
三是旧西藏长期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也对今天的藏族人民追求和创造财富留下了许多隐患，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在旧西藏，90％以上的社会财富被不到5％的统治阶级掌握，多数人口只能依附这些社会财富的拥有者，而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口甚至沦为统治阶级的私人财富。这一制度极大地束缚和制约了人们积累和创造财富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因此，这一问题之根源正如马尔科姆·吉利斯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总结的：“动力不仅取决于眼前的机会，而且扎根在过去长期的历史发展之中”。（注：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45页。）
四是“等、靠、要”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们对财富的积累和创造的愿望。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国家十分重视西藏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即便在过去的短缺经济时代，西藏也享有我国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丰富的物资供给。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央对西藏的关怀力度与日俱增。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免去了西藏所有的农业税，农牧民的生产资料得到政府的高额补贴，国家还投巨资进行了以“一江两河”工程为代表的许多农牧业综合开发和扶贫开发项目，许多农牧区又得到内地的对口支援和政府的对口帮扶。这一切对推动西藏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也是西藏农村能保持粮食生产连续15年丰收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中央的关怀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人们对政府的“等、靠、要”思想，这对于老百姓追求财富的渴望和动力的制约同样显而易见。
粮食生产与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 当涉及增强农村的经济实力和增加农民收入问题时，从中央到地方均在强调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巨大作用。毋庸置疑，结构调整如果能快速实现，对增加农民收入将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关键是，短时间要在西藏农村实现结构调整，其难度极大。在过去的短缺经济时代，各级政府为了保障当地的粮食安全，同时也为解决农牧区相当一部分人的温饱问题而不遗余力地强调粮食生产是时代的需要（注：1987年以后，西藏自治区各级党委和政府明确提出把粮食产量和收购任务完成情况作为考察各级领导干部政绩的主要指标。可参见肖怀远主编：《西藏农业结构与粮食流通》[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及相关部分。）。多年来，西藏各级政府能在艰苦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下，一直在通过增加粮食产出作为主要的一个富民手段，粮食生产取得连续15年丰收，农牧民的温饱基本得到保障，绝对贫困也基本得到消除。这一政策的历史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为了保障粮食生产，达到粮油自足的目的（注：其实，西藏的粮食自足只能是总量上的一种自足，很难做到品种上的自足。西藏的城镇居民乃至相当一部分富裕起来的农牧民多选择内地的大米和面粉为主食。），政府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精心打造了诸多商品粮生产基地，对种植条件较好的一些河谷地区进行了不同规模的以增产为主要目的的综合开发。各级政府在其工作中更是将粮食产出与政绩直接挂钩，许多干部也因抓粮食生产得力而被提拔重用。要在这个时候进行结构调整，降低粮食生产规模，不要说进行调整的客观条件难以满足，就是许多干部主观意愿也无法接受。因此，粮食生产就成为结构调整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
即便是在大力提倡对农村的种植结构进行革命性的调整的今天，西藏的各级地方政府仍将“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作为指导西藏农业发展的基本原则。对粮食生产的投入在稳步增加，粮食产量稳中有升，粮食价格却稳中有降。农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地农民的粮食销路开始出现问题，这些地区农民的存粮大幅度上升。用于粮食流通和储存的财政支出已成为政府巨大的财政负担，国有粮食企业，仍然在依靠政府保价收购当地小麦等维持生存。这一保价收购政策类似欧盟的农产品补贴项目，迄今为止不仅造成5亿斤低质小麦库存积压，而且还由于市场信号扭曲仍在刺激农民源源不断地继续生产。与此同时，通过政府从内地调入西藏的粮食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就一直以7万吨以上的水平缓慢增长。此外，未统计到的通过个体商贩进入西藏的内地粮食及其食品却在高速增长。
“两个长期不变”政策边际效益递减问题 1984年，政府对西藏农村的生产关系进行了调整，引入了“两个长期不变”政策，即农村在坚持土地、草场、森林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政策（注：1984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两个长期不变”的政策正是在此次会议上得到确立。）。农村生产关系的这一革命性变化，充分调动了广大农牧民的积极性，刺激了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各级政府通过农业科技的普及推广，特别是通过引进高产冬小麦良种（注：良种之提法值得商榷，冬小麦高产但谈不上高质量，无论其口感和营养成分均无法与春小麦相提并论。）、深施化肥等措施，促进了种植业的稳步增长，再加上当时农副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为西藏的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营造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中期是西藏农民收入水平增长较快的一个时期，1984年到1992年的农业生产总值的平均递增率为3.7％（注：俞永贵：《西藏农牧业微观基础的组织创新研究》[M]，拉萨：西藏人们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207页。），与全国水平基本持平。这主要得益于政策的变更，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政策的边际效益也开始递减，同时也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90年代初中期以后，西藏农牧民逐步加深的相对贫困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
首先是耕地不能合理流动。随着农牧区人口的机械和自然变化，农户人均拥有的耕地面积也在处于激烈的变化中，由于耕地和牲畜属性的相对不可改变性，1985年以后农村新增人口和外迁人口就没有最起码的生产资料——耕地和牲畜。根据我们对西藏100个贫困户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20％的贫困户将致贫的首要原因归结为缺乏土地和牲畜等基础性生产资料。目前，这一因素已经与天灾人祸、劳动力不足并列成为引发农产贫困的三个主要原因（注：相关研究表明，西藏年均受灾人口占农牧民总人口的26％左右，比全国的平均比例高出15％。参见肖怀远主编：《西藏农牧区改革与发展》[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8页及相关部分。）。因此，有必要与时俱进地对“两个长期不变”政策赋予新的内容，使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其次，在一些农牧区，特别是比较偏远的农牧区，有少数的基层干部将“两个长期不变”政策理解为“长期不管”，认为农业和农村经济是农民自己的事，基层政府的职能就是上传（向上报告统计数据）下达（传达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和保持农村的政治稳定。由此放松甚至不过问农业生产和农村的经济发展。一方面是部分农户因缺乏生产资料而陷入贫困，但同时，又有少部分农户因缺乏劳动力而将部分耕地撂荒。
缺乏转移农村富裕劳动力的市场和机制问题 谈及西藏，人们想到的总是高原的地大物博和人口稀少。诚然，西藏拥有12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只居住有260多万人口，人均拥有0.52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人均拥有780亩土地。但是，除去雪岭冰山和高山荒漠，可利用耕地面积只有330万亩左右，占土地面积的0.18％，人均拥有的耕地面积不到1.5亩，与全国人均1.4亩的水平基本持平。因此，西藏的耕地资源就无“博”可言。再考虑到自然环境恶劣，耕地产出率低且需要轮休，无霜期短的实际后，便是“地大田薄”，西藏的耕地资源与全国相比绝无优势可言。由于人均耕地规模小，种植周期短，西藏农村蕴藏有较大规模的富裕劳动力（注：参见笔者拙文：《西藏自治区一江两河中部流域地区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及转移途径》，原文刊载于中国科技出版社出版的1994年版《西藏自治区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中部流域地区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要解决农牧民增收，最重要的手段莫过于将积压在农村的富裕劳动力转移到农业之外的其他产业。目前西藏的实际是，农牧民多数不懂汉语，更不识汉文，要想与内地那样，让劳务大市场吸纳西藏农村劳动力显然是不现实的，更不要说参与全国的竞争。
众所周知，西藏农牧区的社会发育程度还很低，农牧民群众的科技文化水平远远低于我国其他地区的农民。在当前开放的市场和严酷的竞争中他们处于被动的境地。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随着西部开发的不断深入，中央和全国加大援藏力度，西藏经济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发展，高原大地上的各种建设项目更是风起云涌。这为西藏农村经济的发展和转移农村富裕劳动力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许多农村也因此受益，比如林周县春堆村，老百姓有近一半的收入来源于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其中包括建设项目提供的就业机遇。尽管如此，真正来源于各种建设项目的打工收入所占比例仍非常低。由于西藏的各种工程从招标、监理到验收均采取了非常开放的市场化机制，由此吸引了全国的承包商和建设者在西藏的建设市场上展开激烈竞争，完全市场化的竞争对工程本身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这样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当地没有竞争力的农牧民群众的参与，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公平与效益的问题。这说明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它本身也会引起收入分配不公平，自发促进收入差距的扩大（注：胡鞍钢编著：《中国地区差距报告》[M]，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因此，必须花大力气研究转移西藏农村富裕劳动力的市场和机制问题，如果能够比科学地解决好这个问题，西藏农牧民的增收渠道将会得到大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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