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理想渊源新探

戴亮

（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9）

摘　要：从莫尔《乌托邦》的问世到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社会主义理论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发展完善的动因，500年的社会主义发展史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史，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使得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现实。在文明演进的过程中，无论是东方的“桃花源”“大同社会”还是西方的“乌托邦”“理想国”，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都饱含了坚毅的社会主义理想。社会主义理想拥有丰富的理论渊源和历史基础，坚定社会主义信仰对于树立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乌托邦”；文化自信

1848年2月，两位对未来社会满怀希冀和热忱的青年学者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共同创作完成了光耀后世的著作《共产党宣言》，并于同年2月24日在伦敦正式发表。《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使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走向现实，它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般悬挂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上，并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指出了共产主义运动将成为历史的时代潮流。诚然，科学社会主义从形成到实践只经历了170年。在某些西方攻讦者看来，我们的社会主义信仰历史远远短于其500年的资本主义建设思想以及其2000年的基督道统信仰。因此，部分西方学者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经不起历史推敲的。在笔者看来，部分西方学者对170年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及建设问题的看法实属管窥蠡测。《共产党宣言》的形成绝非偶然，其思想理论根源也绝非单单来源于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思想。《共产党宣言》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至16世纪初的《乌托邦》。进一步来说，社会主义理论饱含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种社会主义理想可依历史轨迹继续回溯至2400年前柏拉图畅想的《理想国》，甚至可以溯源于数万年前的亚细亚原始社会。追求美好生活是人们共同的理想追求，东方社会企及“桃花源”“大同社会”的良治，西方则希冀“乌托邦”“理想国”的诞生。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由空想走向了科学，在21世纪的东方大国绽放出了无限活力。社会主义理想蕴含了全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拥有最为深刻的历史意蕴和理论价值。

一、远离尘世的孤岛——“乌托邦”与“桃花源”

1516年，英国著名学者托马斯 · 莫尔完成了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的不朽著作。在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仅16年后，莫尔便敏锐地洞悉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堕落和罪恶，并勾勒了一幅现实之中并不存在的梦幻之地。这个理想中的福地是四周布满岩石和暗礁的海外孤岛，在这里人们过着没有剥削、压迫的平等生活，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每天6小时的工作时间加之两年一次的工作轮换制度，使得劳动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一项活动。莫尔笔下描绘的美好世界，是对现实社会不满的具象化表现，其中对岛国的范围、人口的多寡、劳动的形式等均做了具体而详述的表达，可以说这是一个安宁、和谐、惬意、自得的理想社会。“乌托邦”国度中经济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政治上的民主选举制、分配上的按劳分配等模式与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巨擘描述的社会主义制度极其相似，因此即使是一种虚构的理想制度，我们也可以认定“乌托邦”理想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早期来源。基于此，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已然与资本主义无异，至少有500年的发展历史^[1]。

莫尔的《乌托邦》为社会主义奠定了500年的历史基础。在古老的东方，早在魏晋时期，先贤陶渊明就已向世人介绍了一个畅然无碍的世外桃源。那里有“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精致风景，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富足生活，有“往来种作”的劳动形式，亦有“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精神面貌，寥寥数笔便已令无数高洁之士心向往之。相较之下，“乌托邦”与“桃花源”都是远离尘世喧嚣的“孤岛”，前者是孤悬海外、四周由岩石暗礁保护、外人难以寻至的福地，后者则是“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的秘境。在战乱与压迫的大环境下，这种时间上静止的、空间上独立的“福地”“秘境”似乎是早期社会主义理想构造的基本前提。莫尔笔下的“乌托邦”精细于具体的组织构造，是对理想国度的一种具象化描述；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则更加注重对人们精神状态的表达，是一种对满足了基本生存状态下的人们幸福情感的表达，它反映了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内心期望的生活模式和生存状态。纵观东西方发展史，“乌托邦”或者“桃花源”思想绝非空中楼阁。从西方思想史探寻，人们对于完美国度的探索可上溯至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大哲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无独有偶，东方先贤亦早在《礼记 · 礼运》中描述了男女平等、幼有所养、老有所依、弱有所扶的大同社会。因此，二者便在理想和具象之间构造了一幅社会画卷^[2]。

二、道德伦理的具象——“理想国”与“大同社会”

上文已经提及社会主义思想渊源绝非限于西方莫尔的“乌托邦”与东方陶元亮的“桃花源”设计，追溯其思想来源可见之于公元前4世纪的《理想国》与东方儒家的“大同社会”。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区别于现实世界的理念国度，在这里国家由三个阶级组成，分别是统治阶级、戍卫阶级和生产阶级，统治者由“哲学王”担任。在柏拉图看来：精通哲学的大师拥有运用智慧治理国家的能力，同时具备高尚理性、克制私欲的品德，这样的统治者才具有“哲学王”的资格；保卫者由武士担任，他们负责国家的戍守工作，这个阶层要具备勇敢忠诚的美好品德，并通过禁止私产和家庭来确保这一“美好品德”；生产者由农民和手工业生产者组成，他们需要具备服从的属性和生产的激情。在这个国度，私欲受到节制，社会着重培养的是人们的公德，社会财富属于公有财产，家庭组织也得以消灭，妇女为全社会男子“共有”，婴孩由社会集体抚养，并按其“金、银、铜、铁”的天资禀赋来区别培养。可以说，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其基于“至善”理念而阐发的一种社会理想。那么，何为“至善”？按照柏拉图的描述，这一概念要从哲学角度抽象阐明，也就是说，“至善”是宇宙万事万物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是一种由“真、善、美”至高理性组成的人类发展的内在趋向性。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理想国”是柏拉图笔下倡导的一种未来社会发展状态，一种更为高级、更为理想的社会制度。不可否认，“理想国”汲取了斯巴达城邦的军事化管理思想以及种种奴隶制残留思想，但就其社会历史背景来说，它无疑是一次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探讨，也是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构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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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4]01

相较来说，追溯《桃花源记》的上源思想可上溯于西汉年间的典籍制度著作《礼记》。《礼记 · 礼运》有云：

柏拉图认识世界、构造理念的方法在于回忆，儒家对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的追求亦是对先贤往圣的尊崇。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对社会主义理想追求的历史，要比前述的社会主义发展史更为悠久。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4]344

概括来说，无论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还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在儒家经传中均是一幅写意洒脱的伦理道德画卷。孔子所处的“诸侯混战、礼崩乐坏”的社会背景，令他不免发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无奈和感叹。在儒家看来，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属于贤人的社会，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则属于真正的从圣境界。在这里，儒家刻意隐匿了对社会规范、道德理论的描写，而将社会的核心放在选贤任能之上。无论是无怀氏、葛天氏的从圣社会（大同社会），还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的贤能社会（小康社会），先哲在探寻理想社会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将实现途径寄希望于治世之圣、道德之贤。相较之下，西方将社会治理的理想上升到哲学的“至善”理念，而东方的治理则期寄于前代美化的社会文明。儒家“六义”之首的《易经》描述过“同人”“大有”两个卦象。这两卦以组合推演的方式向我们描述了一幅大同社会的场景以及实现大同社会的途径。“同人”是《易经》的第13卦，该卦卦辞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4]487。“大有”为《易经》的第14卦，该卦卦辞为“大有、元亨”^[4]488。圣人孔子对两个卦象的描述分别为：

两个卦象反复提及“元、亨、利、贞”四字。在《易经》之中，此四字既是大吉之象，又是事物万象更新的复始发展之象。因此，还未解卦我们便知此复卦为大吉之卦。从卦辞上看，“同人”描述的是一种破除一家、一族之私见，本着道义的精神在差异中寻求相同的理想。实现大同社会的理想必须本着“天下为公”的精神，积极寻求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当然通往大同社会的道路必然艰难险阻，因此要有排除万难的坚韧意志，不断拼搏奋进。这样，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光明必将战胜黑暗。会同他人寻求伙伴，才能“利涉大川”。而“大有”卦辞表示的则是一种光明依赖的属性。其实，此卦应结合“同人”卦来看，意思就是要想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必须依赖光明强力的领导人，这样才能达至“元亨”的状态。

溯古忆今，但凡盛世都需要光明而正确的坚强领导，如今的中国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任务，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目标，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仅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更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赋予我党的光荣而艰巨的责任使命。

槽孔终孔验收合格后，进行清槽换浆工序。在成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沉渣沉积在槽底，需对槽底进行清槽，以提高成墙质量，提高混凝土防渗墙的抗渗能力，用抽筒清除槽底沉渣，并检查成槽情况，再用洗刷锤清刷Ⅰ序槽段接头，直至满足规范要求为止。同时，不断从槽口补入新浆，直至槽内浆液合格为止。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得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4]488

BMPR1A位于染色体10q22.3范围内，全长52167bp，其编码骨形态发生蛋白1A型受体(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receptor 1A,BMPR1A)， 该

三、亚细亚社会模式——社会主义思想的实体渊源

基于西方柏拉图“理想国”的理想思考以及东方“大同社会”的道德意境探究，社会主义思想源头绝非止步于两者。那么，可考究的理论渊源或者说具有历史说服力的社会主义思想源头究竟在何处？这一点，我们要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去发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将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形式分为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古代的所有制形式、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三种社会模式。这三种社会模式是根据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依次划分的。在此，我们暂且不讨论后两种社会模式。根据马克思手稿中讨论的内容，我们可知，划分几种社会模式的依据在于人类对于土地所有制的占有、利用形式，亚细亚社会模式就是第一个以自然为前提而形成的生存共同体。这种生存共同体建立于游牧，“总而言之迁徙，是生存方式的最初形式，部落不是定居在一定的地方，而是哪里有牧草就往哪里放牧（人类不是生来就定居的；除非在特别富饶的自然环境里，人才有可能像猿猴那样栖息在某一棵树上，否则总是像野兽那样到处游荡），所以，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体，并不是共同占有（暂时的）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5]。这里，我们可以提取的有利信息是，原始型的亚细亚社会模式是在早期人类揖别人猿历史时期的社会模式，它起始于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过渡的发展阶段。在这里，土地的自然利用成了形成这种天然共同体的物质基础，人们通过朴素劳动所获得的物质资料被当作这个自然共同体的公有财产，每一个自然人都被看作这个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每名社会成员都被当作这些共同财产的所有者或占有者。因此，早期的财产公有制便基于这种天然的生产模式而形成。为了便于“共同财产”的管理，缓解社会矛盾，一个凌驾于其他实际共同体之上的特殊东西便在各个小的亚细亚生产共同体之上形成了，而这个特殊的共同体便成了这些“共同财产”的直接管理者，劳动产品则成为个别劳动者的间接财产。这些共同财产除了按需分配给共同体中的自然人以外，还需保留一部分类似于储蓄保险的公共贮藏，以便于发生灾祸时可以使全体成员顺利共度难关。亚细亚社会生产方式可以被认为是原始的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生产模型，其残存于文明历史中的社会主义碎片成了后世学者探讨研究的根据，当然其中不免有理想的美化手法，但直至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才使这种原始的社会主义由理想走向现实，从梦幻变成可能。

马克思笔下的亚细亚社会生产模式处于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过渡阶段。这个阶段大致处于170万年前的元谋人时期至夏王朝建立。根据史料记载，约4100年前，华夏始祖炎帝、黄帝结成部落联盟，共同抵抗蚩尤进犯，此时华夏社会出现了游牧业向畜牧业进而向种植业的转变。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文明的亚细亚生产模式时间至少在4100年前，前文提到大同社会的雏形就产生在该时期。综上所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社会主义思想渊源绝非几百年那么简单，其思想根源可追溯到人类4100年前的原始社会。因此，社会主义信仰可以被认定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内涵最丰富的理想信念^[6]4―26。

马克思笔下的亚细亚社会生产模式是人类早期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原始共产主义，通过对这种前置文明的碎片复原，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社会模式的演变进程以及各种模式的优劣态势。无论是西方柏拉图倡导的以“至善”为终极目标的“理想之国”，及至莫尔笔下那个远离尘嚣的海外“乌托邦”，还是东方文明中对于往圣“大同社会”的期寄，及至陶渊明描述的那个令人神往的“桃花源”，这些都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都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渊源。在漫长的社会主义思想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精神见证了人类历史文明进程，社会主义信仰可以被认定为人类历史上最为悠久的信仰。170年前，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使这种信仰由空想走向科学，由梦幻走向现实，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成为人们切实可行的真实追求。时至今日，在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时代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建设具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4000年的理论渊源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理想是人类美好愿景的实现途径，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符合历史进程、满足人民需要、实现国家富强的制度保障。建设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绝不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中的孤岛，而是具有中国的大同思想，并将引领世界走向光明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该系统实施后，通过制订报警管理制度并开发报警设计包，优化了报警参数设置，取消部分重复报警，并在DCS上修改了约3×103个报警点组态参数，使报警参数更加合理。另外，通过对装置PID参数整定，提高了控制回路性能，使装置运行更加平稳。该系统投用后，开展了持续的报警削减工作，DCS报警数量降幅达到50%以上，基本达到了国际标准4级水平，不仅有效预防了装置运行故障，还为各生产数据保持标准状态，优化运行设置了条件，使得生产系统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得到有效提升。

参考文献：

[1] 汪行福．乌托邦精神的复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乌托邦的新反思[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11―18．

[2] 张海燕．柏拉图《理想国》与《礼记 · 礼运》的乌托邦思想比较研究[J]．河北学刊，1994(5)：32―37．

[3] 杨晓林．理想国，大同世界和小康社会：论柏拉图和孔子的政治理想[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S2)：154―157．

[4] 孟子，等．四书五经[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25．

[6] 李根蟠．“亚细亚生产方式”再探讨：重读《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16(9)：4．

A New 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 of Socialist Ideal

DAI Liang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9, China)

Abstract: From Moore's “Utopia” to Marx and Engels'Communist Manifesto, socialist theory has experienced the development from fantasy to science. People's yearning for a better life is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socialist theory.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socialism in the past 500 years i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socialist theory. From fantasy to science, socialism makes people's yearning for a better life a reality. In the process of the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 people's pursuit of a better life can be constantly searched forward. Whether it is the “peach blossom land” in the east, “great harmony society” or the “utopia” and “ideal country” in the west, all of them contain firm socialist ideals. Socialist ideal has rich theoretical origin and historical basis, and firm socialist belief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stablish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Key words:Socialism;Communist Manifesto; Utopia; cultural confidence

收稿日期：2018-12-14

作者简介：戴亮（1990―），男，满族，辽宁抚顺人，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19)03–0037–05

〔责任编辑 叶厚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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