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诸语言：使用及分布格局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局论文,语言论文,背景下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总的特点
当前世界诸语言及其使用人口的分布非常不平衡，少数语言的使用人口相当多，而大多数语言的使用人口则很少。如为数不少的一批语言少到只有几百、几十甚至几个人使用。按著名的世界语言研究专家戴维·克里斯特尔(David Crystal)的说法，多达96%的语言只有占全世界人口4%的人在使用。世界上最主要的15种语言的使用人口加在一起，竟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左右。①其实这还是一种比较保守的估计，另外一些语言学家的统计则显示，这15种语言的使用人口加在一起，远远超过世界总人口的半数以上。比如根据多林·金德斯莱(Dorling Kindersley)所编的《千年纪家庭百科全书》(Millennium Family Encyclopedia,1997)的说法，全世界有一半人左右使用我们这个星球上最广为通行的8种语言。它们是：汉语（使用人口约12亿）、英语（约4.78亿）、印地语（约4.37亿）、西班牙语（约3.92亿）、俄语（约2.84亿）、阿拉伯语（约2.25亿）、葡萄牙语（约1.84亿）和法语（约1.25亿）。若加上作为第二语言的使用者人数，那么单是英语和印地语的使用人口就会大幅度增加（英语人口将增加到10亿以上，而印地语人口也可达9亿）。②有意思的是，这一说法竟然与瑞典学者埃里克·V.古纳马克(Erik V.Gunnemark)在其书中列举的8种“国际性语言”(international languages)③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妙，只在个别语言上有出入。在埃里克·V.古纳马克的著作中，有7种语言与前者完全一样，只是少了印地语，而代之以德语。这一划分是符合实际的，因为印地语的使用人口虽然多达2.5亿以上，但它基本上只使用于印度本土。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印地语主要是作为印度移民的家用语言，尚不足以成为一种国际性语言。德语就不同了，尽管把它作为官方语言和家庭成员之间的语言使用的人加在一起也不过两亿左右，但它除了使用于德国外，还是奥地利和列支敦士登的官方语言，并和法语、意大利语和利托—罗曼语并列为瑞士的官方语言。此外，在其他许多国家，它也是许多人的家用语言。今天，虽然德语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其六、七十年前的情况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它仍然是十几个国际组织的工作语言之一，它作为国际性语言之一的地位仍然是不可撼动的。
目前全世界尚在使用的语言加在一起可达6000～7000种。美国夏季语言学院出版的第15版《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世界诸语言》(Ethnologue:Languages of the World,2005)按语言诞生地所作的世界诸语言及其使用人口的地理分布统计，为我们提供了世界诸语言及其使用人口分布不平衡的有力佐证：非洲的现用语言2000种略多，约占世界语言总数的30.3%，这些语言的使用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11.8%；美洲的现用语言约1000种，约占语言总数的14.5%，其使用人口占总人口的0.8%；欧洲的现用语言239种，约占语言总数的3.5%，其使用人口占总人口的26.3%；亚洲的现用语言2200多种，约占世界语言总数的32.8%，其使用人口占总人口的61%；太平洋地区的现用语言1300多种，约占语言总数的19%，其使用人口仅占总人口的0.1%（参见该书第15页）。这是当前世界诸语言总的分布状况及使用格局。
从上面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出，在有的国家和地区，语言数量虽然不多，但每种语言的平均使用人口却很多，欧洲便是一例，这主要是因为欧洲有英语、法语、俄语、德语等使用人口众多的国际性语言；反观太平洋地区，语言数量虽然很多，但其中许多语言的使用人口却很少。通过简单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欧洲地区的语言状况总体上比较稳定，相比较而言，语言的生存状况要好一些，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这留待下面再讨论）；而像亚太地区（特别是印度、印度尼西亚的西伊里安地区、巴布亚新几内亚等），虽然语言众多，但平均使用人口却很少，显然其生存状况不容乐观。
我们必须认识到，语言作为传递信息的工具，它们都执行着相同的职能，即实现人类的相互沟通。因此，就语言本身而言，绝无孰优孰劣之分，人类应该平等地看待它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确实有一些语言使用人口多、通行地域广，而另一些使用人口少、通行地域狭小；有些语言有悠久的文化和文学传统，从而影响较大，而另一些则可能缺乏这样的传统，从而影响较小；有些语言甚至可能只有口语而没有书面语，根本就没有文字和书面文献保留下来。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另一个现实。
二、全球化与语言：英语走向世界性通用语言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全球化的趋势使世界发生着深刻变化，这一趋势的影响所及当然首先是经济和社会，但是对语言和文化的影响也已逐渐显现出来。交通及通信事业的不断改善，以电视为主的传播媒体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以互联网为媒介的越境数据及越境信息流动的日益频繁，都极大地促进了英语和英语文化的世界性传播。到今天为止，90%以上的互联网信息仍然使用英语表述，这种状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有根本变化；有60多个国家把英语用作官方语言或半官方语言；英语还是某些国际组织和外交、国际贸易、国际学术交流、旅游、机场、空中管理、国际比赛、广告等众多领域的主要语言。这些因素，加上一股遍及全球的“英语学习热”，无疑都正在起着一种“催化剂”的作用，使英语走向世界性通用语言(world lingua franca)或国际性通用语言(international lingua franca)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与此同时也加速了弱势文化系统向影响较大的强势文化（主要是英语文化）靠拢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和文化多样性无疑会遭到弱化。政治和经济上处于强势地位的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通常会对政治上和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产生大得多的影响。在全球化时代，这一影响尤为明显。
英语在全球化环境下传播速度之快、传播范围之广，足以令世人惊异。即使是在一些多语言并存的国际组织中，英语也在静悄悄地，然而却是迅速地扩大着它的地盘。在遍及全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在俄罗斯、中东欧、中南美，还是在亚太地区——英语越来越多地成为学校教育的首选外语，而法语等语言的竞争和对手地位则遭到了很大的削弱。
长期以来，人类确实怀有一个美好的人文主义梦想，即期望有一种能使全人类自由交流的共同语言，消除使人类暌隔的语言“巴别塔”。英语作为一种全球广泛使用的语言，自然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首选。平心而论，它具有的有利条件无疑也最多。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件利弊互见的事情。英语和英语文化无限制的侵袭，必然会殃及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并最终殃及人类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就像我们今天在不断强调甚至大声疾呼的：物种消失和生物多样性受损会导致生态失衡，从而使人类的整个生存环境遭到破坏。遗憾的是，这个语言和文化的生态问题却远未像环境问题那样受到应有和普遍的关注。
在有些情况下，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和语言甚至有被同化到处于强势地位的文化和语言中去的危险。一方面，经济大国的成就会诱使经济较落后国家的民众放弃自己的语言，而转向经济大国的语言；或者在多民族和多语制国家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者倾向于转而使用居于主导地位的优势语言，这种情况在北美的英语与印第安语之间，在澳大利亚的英语与原住民语言之间，甚至在中、南美的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与印第安语之间都很常见；另一方面，经济成就本身会使出版物的问世和就学、师资条件的改善变得更加容易，特别是使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与语言和文化密切相关的媒体的普及率变得更高。这些都非常有利于强势语言和强势文化的大范围传播。英国语言学家戴维·克里斯特尔(D.Crystal)曾经在他的一部影响很大的书的前言中措辞尖锐地写道：“如果英语继续像现在这样发展，那会是一种什么情景？也许有一天我们就只剩下一种语言可以学了。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我敢说这将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最大的知识性灾难’(greatest intellectual disaster)。”④一位以英语为母语的知名学者发出了这种警示，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捷克学者埃娃·库什纳(Eva Kushner)也根据自身的体验忧心忡忡地指出：“英语的无所不在远不能预示一个更加友爱的世界的降临，虽然它未必会导致西方的文化和政治统治，但这样的危险还是存在的，或者说人们认为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⑤为了表示对英语和英语文化日益增长的影响的不满情绪，有的法国人甚至情绪化地把英语讥讽为“可口可乐的语言”(une langue du coca-cola)。
但是，这些似乎都不能阻止英语快速走向世界性通用语言的步伐。对英语而言，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你批评你的，我传播我的”。即使是像在亚洲的越、老、柬这样的前法国殖民地国家，由于英语被规定为东盟(ASEAN)惟一的官方语言，这几个国家也立即把英语确定为继母语之后的第二语言。作出这种选择还因为这几个国家看到，英语是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商贸语言，又是信息技术、计算机软件和众多互联网网站采用的主要语言。广泛推行英语，无疑将给这些国家的年轻一代带来许多实质性的好处。为此，这几个国家已作出许多努力来推进从早先法语作为第二语言过渡到目前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进程。一个颇具典型意义的例子为这一进程提供了佐证：老挝的副总理和外长“忙里偷闲”，专门挤出4个月的时间赴新西兰接受强化英语培训；而越南外长则努力在所有东盟的会议上用足够好的英语发言。在越、老、柬的政府机构中，英语的熟练程度现在已成为工作人员职务晋升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⑥
谁都无法否认，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英语和英语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是最大的受益者。当然，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原因外，美国经济、科学技术、军事等领域的高度发达，也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不管主观愿望如何，使用人口众多的强势语言的发展，往往是以牺牲少数民族语言的生存条件作为代价的。比如在北美，占统治地位的英语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对许多印第安语言的生存造成了威胁。在澳大利亚，英语无可争辩的优势地位同样对原住民的语言构成了威胁。在使用人数上的明显劣势，使这些原住民的语言在与使用人口众多的优势语言的竞争中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加之原住民的后裔为了争取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他们往往走出保留地而去往大城市。在就业和生存的双重压力下，他们逐渐抛弃了父辈教给他们的母语知识而转用英语。
这种情况还不只是发生在英语和一些使用人口很少的非通用语种之间，有时也发生在其他通用语种和非通用语种之间。例如，在南美的亚马逊河流域地区，外来的探险者对那里的开发，带去了现代文明和经济的发展，同时还发现了一些以往人们所不熟知的新的印第安语，但是在现代文明和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的冲击下，情况不久就发生了变化：那些本来还在家里使用这些语言的年轻人，发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于是纷纷外出，到大、中城市学习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或干脆学习英语，以便谋生或求得一份更好的工作。他们以讲所在地的通用语言为荣，逐渐不再讲自己的母语，况且在他们周围也没有懂这些语言的交谈对象，久而久之母语便被淡忘了。而在他们的故乡，在外来者带去的电视、广播等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余下的年轻人不再愿意学习父辈的语言，等到老一辈去世后，这些本来使用人口就很少的语言不是名存实亡便是彻底消亡了，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其他许多地区都反复出现过。
总之，“当代全球经济的现实给少数民族语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压力”。从市场利益出发，电视、电影和视频娱乐资料的生产者总是乐于采用很少的几种通用语言来进行大批量生产。⑦在西方经济、文化和语言本来就占据优势地位的全球化大背景下，这种情况无疑使得世界诸语言的使用格局朝着更加有利于以英语为代表的那些使用人口众多的通用语种倾斜，从而也更加不利于大批使用人口稀少的非通用语种的生存。于是，濒危语言的问题很自然地就成了全球化时代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甚至全人类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三、关于濒危语言
濒危语言通常指那些使用人口很少，不能有效履行语言的交际职能，其生存受到威胁的语言。
关于世界上大批语言正面临生存危机的警示已见诸许多语言学家的论著中，也有新闻媒体作过报道，但似乎并未引起公众足够的关注。诚如语言学家戴维·克里斯特尔(D.Crystal)所说：“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公众（他们通常也关心语言和生态问题，并为此大声疾呼过）却仍然不清楚这个世界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语言危机。”⑧美国语言学家K.黑尔(K.Hale)则干脆用数字为我们解读了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诸语言的生存状况，使我们对这场语言危机的认识更加切实、具体。他指出：“据可靠估计，在21世纪中现存的6000种语言中的一半将会消亡，而且还有2400种接近消亡，只剩下600种尚属‘安全’之列，这仅限于那些使用人口不少于10万人的语言。因此，世界上90%的语言的生存都会有问题……这些语言的生存危机和连续不断的消亡，对人类的知识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而言无异于一场灾难。这场灾难并不亚于人类的生存环境所遭遇的灾难。”⑨实际上，有的语言学家对这一危机的估计比K.黑尔的分析还要严重，迈克尔·克劳斯(MichaelKrauss)便是其中之一。尽管围绕消亡语言的具体数字有一些争议，但在当代世界面临严重的语言消亡危机这一点上，许多语言学家是有共识的。频频发出类似警告的，不单单是语言学家，还有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他们的警告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因为据可靠的统计，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已经有数以千计的语言消亡。在19世纪，仅巴西一地的印第安语就不下1000种，可是现在仅剩下不到200种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如果人类不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语言消亡的速度只可能加快，而不可能减缓。
总体而言，那些使用人口众多的通用语种，尽管相互之间也在为争取自身的更大发展而进行竞争，但生存是绝无问题的；而那些使用人口很少的非通用语种，虽然情况不尽相同，但在其生存受到威胁这一点上，它们面临的问题却是共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2000年4月面世的出版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UNESCO Courier)中列举了学者们作出的以下预言。这些预言用简洁的文字勾勒出了当代世界濒危语言的整体状况。
1)在非洲，其使用者不足500人的语言就有200种以上，这些语言很快就可能消亡。
2)在北美，原住民的语言（此处专指美洲印第安语）和克里奥耳语受到的威胁最大。除了那伐鹤语（Navajo或Navaho）、克里语(Cree)和奥杰布华语(Ojibwa)等语言外，美国和加拿大的约200种印第安语均属濒危语言。
3)在拉美，约500种印第安语的将近一半面临生存危险。
4)在东南亚，在600～700种语言中，约有40种语言的命运需仰仗政府的支持政策。
5)在东北亚，面对俄语的竞争态势，在47种语言中只有6种语言有生存的机会。
6)在欧洲123种语言中，有9种接近消亡(nearly extinct)，26种处于高度濒危状态，38种处于濒危状态。⑩
2009年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公布了由30多位专家完成的最新版的《世界濒危语言地图集》(Atla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Danger)。该地图集称，世界上现用的6900种语言中，近2500种已成为濒危语言……其中有199种语言的使用者竟然不足10人，另外178种语言的使用人口也仅在10～50人之间，说这些语言危在旦夕，丝毫也不为过。这近2500种濒危语言按其生命力(vitality)程度被分为5个级别：(1)不安全的语言(unsafe)，约607种；(2)确定无疑的濒危语言(definitely endangered)，约632种；(3)严重濒危的语言(severely endangered)，约502种；(4)极其濒危的语言(critically endangered)，538种；(5)已消亡的语言(extinct)约200种。(11)与2001年编纂的上一本《世界濒危语言地图集》列出的900种濒危语言相比，当前的濒危语言数量又增加了好几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上述警示性描述，滥觞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世界语言学家大会。那次大会通过的一项共同声明指出：“任何一种语言的消失，对于人类来说都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有鉴于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便是通过以下措施来回应这种状况：推动并资助（如果可能的话）语言学团体的计划，即用语法、词典和包括口述文献录音在内的其他文献形式来描写迄今为止尚未研究过或文献记录尚不充分的濒危语言和正在消亡的语言。”(12)
这项声明发出的前后，许多语言学家根据语言消亡的历史纷纷发表意见，对大批境遇不佳的语言的现状表示出了极大的忧虑。语言学家迈克尔·克劳斯发表在有影响的《语言》(Language)杂志上的著名论断震惊了语言学界，继之是全世界。各国媒体纷纷转载，包括中国的报刊。克劳斯称，到21世纪末，世界上现用语言中的4000种以上将不再使用。(13)
语言学家们的意见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视。不久以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全体会议上，包括《濒危语言红皮书》在内的“濒危语言计划”出台。几个月后，一份进展报告进一步指出：“虽然准确的规模尚不清楚，但我们知道，世界上许多地区的语言正在快速消亡，因此必须加快语言描写工作，这一点对语言学工作者来说是极端重要的。”
随后，国际社会相继作出了回应。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日本率先在东京大学建立了“国际濒危语言信息交流中心”(International Clearing House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该中心建立以来，在有关濒危语言的数据交换和拯救濒危语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国际上具有较大知名度；差不多就在同一时期，美国设立了“濒危语言基金”(Endangered Languages Fund)，英国也建立了“濒危语言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许多国家和一些区域性的机构也以不同形式对世界语言学家大会的共同声明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呼吁作出了积极回应，如中国语言学家开展了对濒危语言的调查研究，并对中国境内新发现的几十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系统整理和逐一描写。中国社会科学院将这项研究列为重大课题予以支持，出版了系列相关成果，取得了明显进展。目前这项研究仍在向纵深发展。
国际社会为保护濒危语言和非物质文化所作的努力称得上是紧锣密鼓。除了上面提到的各项努力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事件：语言问题被确定为2008年“国际语言年”(the International Year of Languages)的主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9年2月举行活动，庆祝“国际母语日”(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10周年。上面提到的最新版的《世界濒危语言地图集》的面世，便是一系列保护活动的最切实的体现之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种文化的传承主要是靠语言来实现的（不管是书面语还是口语），所以我们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遗产。一种语言的消亡，往往会连带地导致该语言所传承的文化的消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一点，已经不再是“狼来了”的空喊，而是被反复证明过多次的活生生的历史事实。这里我们仅举几例：
(1)达尔马提亚语(Dalmatian)曾经使用于巴尔干半岛的沿海和内陆地区（包括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和希腊部分地区），是一种罗曼语言。随着该语言的最后一个使用者于19世纪末在前南斯拉夫克尔克岛（Krk，又称“韦利亚岛”）去世，该语言彻底消亡，达尔马提亚文化也随之消亡。(14)
(2)彭特拉奇语(Pentlatch)曾经使用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岛的南部地区，是一个很小的印第安部族（约40人）的语言，属萨利什语系(Salishan)。随着彭特拉奇语的最后一个使用者在1945年前后去世（一说是20世纪70年代），该语言彻底消失，(15)独特的彭特拉奇文化的传承从此中断。
(3)乌布赫语(Ubykh或Ubuh)是1998年在爱丁堡召开的英国濒危语言基金会第二次会议上一位叫奥利·斯蒂格·安德森(Ole Stig Andersen)的学者提到的一种高加索西部语言。1992年10月8日，他见证了该语言的消亡。那天早上，乌布赫语著名的最后一个使用者陶菲克·埃森斯(Tevfik Esenc)去世，从而永远地带走了该语言。作者本来是打算当天去采访他的，不幸的是迟到了两个小时。(16)
美洲印第安语(Amerindian Languages)是人类语言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它们，人类得以窥见语言中的许多独特现象，同时得以认识多姿多彩的印第安文化。但是，人类也许永远都无法准确地说清楚，到底有多少种印第安语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存在过。根据多数语言学家的估计和分析，我们知道北美印第安语最初可能有300种左右，但现在多一半已不复存在。我们所知道的一个语言消亡的最新的例子发生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阿拉斯加的埃雅克语(Eyak)随着它的最后一位使用者马里·斯密斯·琼斯(Marie Smith Jones)的去世，已经永远不复存在了；南美印第安语最初可能多达2000种以上，现在仅存的不过500多种。问题是，绝大多数印第安语的使用人口都很少，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北美面临英语和英语文化的冲击；南美则主要面临以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为代表的拉丁文化的冲击），其生存前景很不乐观。虽然历史上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传教士曾对它们作了许多抢救性的描写工作，但总的来说，人类对这些语言的认识还是很不够的。有大批语言，在人类还没来得及对它们作出最低限度的记录和描写之前，就已经消亡了。美洲印第安语与欧洲的语言不同：大多数欧洲语言都属印欧语系，而美洲印第安语数量繁多，彼此差异很大，不能互通，分属多个语系；有许多语言甚至与其他任何语言都没有亲属关系，独自构成单独的一支，如祖尼语(Zuni)等。其中许多非常独特，在语言学和文化方面有很大研究价值。它们的不断消失，将会对人类文化遗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问题在于，这些例子并不是全部。人类语言受到生存威胁的情况在世界上几乎随处可见，甚至欧洲也不例外。当然受威胁最大的除了美洲以外，还有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等国那些使用人口不足千人的语言。非洲本土的一些语言当然也有生存的问题，但它的情况与美洲等地还是有相当大的不同，总的来说其生存状况略好于美洲。这是因为西方殖民者虽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涌入非洲，但他们在整个非洲人口中还是只占很小一部分，西方人从来就没有在数量上占过优势。他们的语言也很难对大多数非洲本土的语言构成实质性的威胁。所以在非洲，特别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片非洲土地上，对当地濒危语言造成直接威胁的往往并不是过去欧洲殖民者的语言，反而是当地语言。使用人数很少的那些语言，其生存有时会受到双重威胁：既可能有来自外部的威胁，也可能有来自语言社团内部的威胁。比如在一些小社团中，有些父母可能不愿意把他们的本族语传给他们的孩子，这就足以危及他们语言的代代相传；况且城市化的发展促使不少人迁居城市，以及与其他部族通婚等，这些更使他们的语言雪上加霜，促使其逐步走向衰落。外部威胁对小社团的语言的打击有时也是致命的，如严重的自然灾害、传染性疾病等。已知的惟一一个例外是南非讲科依桑诸语言的人，他们早在1700年左右就开始放弃自己本来的语言，转而采用由荷兰语加上当地语言成分构成的阿非利堪斯语(Afrikaans)的一种变体。在非洲，显然这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例子，它跟大多数非洲本土的语言采取的固守“阵地”的态度完全相反。在非洲其他许多地区，尽管欧洲移民（特别是法国人和葡萄牙人）也在努力传播他们的语言，但人口数量上的劣势根本无法形成语言选择上的优势。法语、英语和葡萄牙语也还只是极少数非洲人的母语，而且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居住在城市地区，属于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他们从使用一种语言变换为使用另一种语言，远不足以造成非洲语言的损失……因为在广袤的非洲农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本地居民通常不可能放弃祖祖辈辈使用的语言而去转用一种只有少数人使用的欧洲语言。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听说过有哪一种欧洲语言已经取代了某种非洲语言的任何例子。如在近5个世纪的统治中，葡萄牙殖民者既没能成功地把葡萄牙语和葡萄牙文化强加给安哥拉人民，也未能取代当地的各种语言。(17)加拿大社会语言学家罗纳德·沃德豪(Ronald Wardhaugh)告诉了我们一个有关沃洛夫语(Wolof)的例子：在塞内加尔，尽管法语是官方语言，但当地语言沃洛夫语的传播和发展比法语要快得多。它的广泛用途使它成为一种族际“交际媒介语”(lingua franca)，以法语和当地其他语言为母语的人也不得不学它。无形之中它就限制了法语和当地其他语言的发展。(18)
另外，非洲的语言密度相当高，当地的语言占全世界现用语言的1/3以上。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等国是世界上语言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这就决定了本土语言间的接触会非常密切，从而直接导致了双语现象或多语现象。因此我们说，双语和多语现象是非洲的一个常态，而且这种情况已维持多年。在非洲，显然欧洲语言与当地语言之间的矛盾不及美洲、澳大利亚等地欧洲语言与当地原住民语言之间的矛盾那样突出。在制定相关的语言政策时，应该有所区别，发展双语和多语教育也许永远是一项值得鼓励的政策。
四、国际组织中的语言
我们这里所说的国际组织既包括地区性组织，也包括跨地区的各种专业性组织，为叙述方便，我们统称为国际组织，特此说明。国际组织的语言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组织就是一个浓缩了的世界。近年来，这样的组织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大批雇员在其中工作。但由于许多国际问题趋于地区化（如欧洲、中东、非洲、拉美、东北亚、东南亚等），与使用不同语言的地区和国家打交道的机会日益增多，语言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交际困难、行政管理和财政上的麻烦等也日渐突出，以致引起了国际组织内外许多有识之士的忧虑和关注。
在各个国际组织建立之初，情况远不及今天复杂。国际组织的数量不多，工作人员比较少，任务比较单一，因此语言问题相对比较简单。先后起过重要作用的语言仅有拉丁语、法语和英语。当然也发生过法语和英语争地盘的情况，但问题并不突出。今天的情况与过去迥然不同：国际组织的数量大大增多，据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统计，各类国际组织的总数就达2500个以上，其中90%以上是在20世纪初到5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建立的。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建立了近800个，这个数字还包括100多个政府间机构。在这些组织中工作的人员具有不同的语言背景和不同的外语水平，而工作的范围也比过去广泛得多。这一切，使得原本就存在的语言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和复杂。由于不精通外语而造成许多误解甚至笑话，为在什么场合使用什么语言而发生争执，以及对称职的译员需求越来越大而又难以满足需要等问题都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熟练掌握几种外语在国际组织中就会游刃有余而大获好处，而没有外语才能的人在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和社交作用就会大打折扣。这说明，在国际组织中掌握尽可能多的外语知识会在交往中自然增加许多亲和力，对工作是极为有利的。
下面我们仅列出联合国和部分地区性组织（含专业性组织——下同）的工作语言（正式语言），供参考：
联合国（UN，6种［以拉丁字母为序］，使用最多的是英语、法语）：阿拉伯语、汉语、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
世界卫生组织（WHO,6种，与联合国的6种工作语言完全相同；使用最多的是英语）：阿拉伯语、汉语、英语、法语、俄语和西班牙语；
欧盟（EU,23种，使用最多的是英语、法语、德语）：保加利亚语、捷克语、丹麦语、德语、爱沙尼亚语、希腊语、英语、西班牙语、法语、爱尔兰语、意大利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匈牙利语、马耳他语、荷兰语、波兰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斯洛伐克语、斯洛文尼亚语、芬兰语、瑞典语；
国际奥委会（IOC,2种）：法语、英语；
北约（NATO,2种）：英语、法语；
经合组织（OECD,2种）：英语、法语；
非统组织（OAU,5种，使用最多的是英语、法语、阿拉伯语）：英语、法语、阿拉伯语、豪萨语、斯瓦希利语；
美洲国家组织（OAS,4种，使用最多的是英语）：英语、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
东盟（ASEAN,1种）：英语；
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1种）：英语；
上海合作组织（SCO,2种）：汉语、俄语。
从上面列举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在国际组织的工作语言中，一方面英语和法语（特别是英语）的作用继续加强，另一方面除了原有的一些正式语言外，现在又采用了一些新的正式语言，如国际劳工组织(ILO)除了使用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语言外，又增加了德语和阿拉伯语，而且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除了作为联合国的工作语言外，汉语也开始走进地区性组织工作语言的行列。2002年，上海合作组织(SCO)宪章规定：“汉语和俄语”为其“官方和工作语言”。国际组织中的工作语言呈多元化的趋势，体现了越来越多的民族语言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更多尊重的事实，使英语、法语一统天下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随之也出现了一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要尊重地区、国家和民族的平等；一方面又不得不去应对翻译问题和由此而产生的相关费用的大幅度上升这一问题。如根据欧盟最新公布的信息，其正式语言竟多达23种（几年前仅十几种），花费在翻译和出版多语种文件方面的费用超过其业务费用的1/3以上。为此，一些专家正在另寻出路，如考虑采用机器翻译或机助翻译(machine-aided translation)，认为这些措施最终有可能节省50%的翻译费用。当然这中间还有大量的技术细节需要解决，并非短时间就能奏效的。又如国际法院(1C)的正式语言为法语和英语，当事方可使用其中任何一种。以其中任何一种提出的申诉和口头辩词均须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判决书和意见书也要同时提供法文和英文文本。
“8国集团”(G8)的情况也许是一个少有的例外。严格讲，8国集团没有自己的正式语言。个中缘由不清，但一个可能的解释是，8国集团只是一种协商和议事形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在其年度高峰会议上，各有关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均用各自的语言发言，会议内容通常被译成好几种语言，但并不固定是译成哪几种语言，不过一定要译成英语和法语，常常也译成德语。高峰会议的公告总是要译成英语和法语。尽管如此，8国集团近年来确有把英语用作正式语言的考虑。(19)
从以上所列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出，英语在国际组织中的重要作用几乎是不可替代的。特别有意思的是“欧佩克”（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尽管在它的11个成员国中，多达7个国家（伊拉克、科威特、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都是以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只有一个国家（尼日利亚）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但是在这个阿拉伯国家占大多数的国际组织中，却匪夷所思地选择了英语作为惟一的正式语言。东盟的情况也与此大同小异，让我们不能不感觉到英语在国际社会中无所不在的步步紧逼。(20)其他许多国际组织或地区性组织的情况与此大同小异，如在经合组织(OECD)的文件中虽然规定，应“出色地掌握OECD的两种工作语言之一，并能用另一种语言进行工作”，但同时又强调指出，“出色地掌握英语肯定会有好处”。(21)
紧接着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国际组织众多的工作语言中，尽管英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通常远远超过其他工作语言，但是推广任何一种自然语言来担当国际通用语言职责的尝试都将是一个极易引起争议的敏感问题，因此许多专家又在旧话重提，即再次探讨推行某种超越民族界限和国家界限的人造语言或半人造语言的问题，世界语(Esperanto)的推广问题于是再次被提到了各国政治家和语言学家的议事日程上，但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依旧是争论不休。反对世界语的人认为它不利于传统的民族文化的维护；而赞成它的人则相信它将成为一种有活力的语言，并将具有自然语言所拥有的一切特点。世界语的支持者甚至责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期以来在解决人造语言问题上的不作为。但这只是表象，围绕世界语所进行的长期争论，其深层次的原因要复杂得多。
以世界语为代表的人造语言的出现，其实是反映了人类为追求语言上的理想主义的一次探索。平心而论，这种探索还有许多考虑欠周全的地方，因而并未达到其创造者们最初所期望的成功。由于他们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欧洲语言的束缚和影响，因此对占世界人口多数的东方人而言，也许学习起来并不容易，至少比以某种欧洲语言为母语的人要困难得多。加之这些语言不是某个民族的母语，所以在非罗曼语族的说话人中普及并不易。今天我们可以批评以世界语为代表的人造语言的每一个缺点，但是我们永远都不能否认，这些人造语言的创造者们的初衷非常好，他们试图通过人造语言的“无根无源”和“中立性”创造一种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和政治，具有人类普适性的语言，从而避免自然语言使用者之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倾向，也可以避免自然语言间难以回避和无休止的“孰优孰劣”的争论。因此我们说，以世界语为代表的人造语言是人类追求语言和民族平等的一次伟大而可贵的探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在国际组织这样一个有限的范围里，语言上的“巴别塔”(Babel)也仍然存在。人类知识和先进设备只能为改善目前的状况提供某种希望和可能性。目前，各个国际组织都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但迄今尚无一种自然语言或人造语言堪称大家都心甘情愿地接受的国际性通用语言。国际组织中的语言问题，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的语言问题的一个缩影。在一个小小的范围里解决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之间的沟通问题尚且如此困难，那么在一个大得多、复杂得多的环境里解决纷繁得多、尖锐得多的类似问题，其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五、结语：外语能力的培养和未来世界语言使用格局的展望
在一个划分为许多民族和社团，使用着数千种不同语言的世界，人类理所当然地会欢迎某种能为人普遍接受的传递信息的手段——世界性的通用语言，如果能找到，或者能够创造出来的话。问题在于，出现这样一种前景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约半个世纪以前，语言学家马里奥·佩(Mario Pei)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他预言：“如果全世界的所有孩子都跟他们的母语一起学会另一种语言，那会是一种什么情景？这里说的不仅是简单的‘另一种’语言，而是另一种同样的语言。30年后，我们可能就不再需要翻译人员了。我们的孩子们走遍全世界并能直接地、轻而易举地和很自然地学习异国他乡的民族习俗和思想。当今世界的最大需要之一便是有一种人人都能说、人人都听得懂的语言。但这一需要离我们明天的世界——我们子孙的世界——尚远，还很远很远。那么未来的这一共同的语言是否像世界语那样，必须是人造的语言？它是否必须是像英语、法语或俄语那样的大国语言？未必！无论什么语言(whatever language)都可以。不管是民族语言还是人造语言，都可以作为候选语言。只要大家达成共识，由全世界的民族来选择即可。为了有更好的效果，应该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跟母语一起讲授，如从幼儿园开始则更好。”(22)
应该说，马里奥·佩的这个想法不无可取之处，愿望也很好。这个想法的最聪明之处是没有否定母语，从而避开了敏感的民族感情因素。他既着眼于民族内部交流的方便和维护语言的多样性，又充分考虑到简化不同民族间的交流途径，因而一度在西方世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如果能实现，固然很好，但是仔细想想，他的这个想法，其实跟人造语言的创造者们的想法并没有多大区别，依然是理想化的成分大大多于现实。道理很简单，谁有那么大的权威把全世界各个不同的民族都发动起来参加这么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讨论？难道选择语言这种极复杂的问题是通过投票和少数服从多数这样极简单的程序就能决定的吗？再说，要实现这么一项超庞大的计划，到哪里才能找到那么多称职的教师呢？几乎每走一步，都会面临无法克服的困难。因此，马里奥·佩的想法可能永远都只能停留在无法实现的愿望上。
早在17世纪，一位捷克的教育家就提出过用几种主要的欧洲语言来解决欧洲的语言问题。20世纪50年代，有人提出过类似的想法来解决更大范围的语言问题，即东欧用俄语、远东用汉语、南亚用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印巴分治前印地语与乌尔都语的合称，现不常用，今通用“印地—乌尔都语”(Hindi-Urdu))、近东用阿拉伯语、西半球用西班牙语，再加上英语、法语通行全球。这些想法虽然都代表了人类为了解决彼此的交流问题所作的不懈探索，但存在的共同问题都是理想多于现实。如提出南亚用印度斯坦语就不现实，单是在印度一地，就有800多种语言，各邦曾为语言选择问题发生过多次纷争，甚至引发冲突。若在整个南亚地区选择一种语言作为通用语，其困难之大可想而知。
又如，东欧地区推行俄语也困难重重，在苏联时期情况要好一些，俄语的普及率很高，但苏联解体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许多东欧国家的语言教育呈现多元化的特点，英语和其他一些西方语言往往成为外语学习的首选，而前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本来就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在前苏联政府大力推行俄语的情况下，部分矛盾被掩盖起来了。但解体后，各加盟共和国成为独立国家，都要发展自己的民族语言，对过去俄语享有的地位不满，于是围绕语言发生的矛盾此伏彼起，一度十分尖锐，类似情况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不止一次发生过，甚至影响到国家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扩大俄语的使用范围也有不小的困难。
在语言和文化多样性已成为当代世界主要特点之一的情况下，选择任何一种自然语言来作为世界性的通用语言，都必然会引起使用其他语言的民族在政治上、文化上、心理上等多方面的抵抗，尚且不论由于各个民族在受教育程度等多方面存在着千差万别，硬性推行一种异文化的语言实际上是否可能？这里起作用的因素太多、太复杂了！
学习别的民族的语言，提高外语水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创造多方面的条件。在语言能力方面，欧洲的平均水平可能是最高的。2006年，欧盟开展了一项调查，称为“2006欧洲‘晴雨表’调查”(2006 Special Eurobarometer Survey)，旨在了解欧洲公民的语言能力，以及他们对语言学习的态度。调查表明，欧洲公民明确支持欧洲的语言学习计划；56%的欧盟成员国公民表示，除母语外，他们还能用另一种语言进行会话；28%的受访者说，他们可用两种外语进行熟练会话。在整个欧洲，英语仍然是最广泛通行的语言，而德语是最广泛使用的母语。(23)可是在一些英语国家，公民的外语能力反而不能令人满意。这可能是由于他们过分满足英语已有的国际性语言的地位，感觉不到外语学习的压力所致。如在美国，一个称作“外语和国际问题研究委员会”(Commission on Foreign Language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专门机构在考察美国的外语状况后得出结论说：美国在外语方面的无能已经达到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构成威胁的程度。比如，美国科学家中能读懂俄语文献的仅占2%。该委员会于是不得不呼吁国家采取措施以加强中学和高校的外语教育和外语学习。英国的情况虽然稍微差强人意，但在中学的外语教育方面问题也不少，学生的实际外语能力较弱。(24)这些情况都说明，人类在提高外语能力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自从人类分化为一个个使用不同语言的社团以来，始终梦想有朝一日能在全世界范围内讲一种共同的语言。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我们虽然不能说这个愿望永远实现不了，但我们更不能说它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实现，因为它毕竟与现实相距太远。至于在非常遥远的将来会是什么情况，我们不是预言家，目前难以作出言之有据的预测，即使作出，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重要的是承认现实。在世界仍然划分为强大民族和弱小民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下，在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之前，应当充分尊重各国、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支持这些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像保护濒危动物和生物多样性那样去保护濒危语言，保护语言和文化多样性；与此同时，对世界上影响大、使用范围广、使用人口多的语言，如联合国的6种工作语言和其他几种国际性语言，我们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更多的人掌握。有些语言虽然使用人口很少，甚至已消亡，但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或文化价值，也应培养专门人才去掌握它们。这样做，并非人为地制造多语社会，而是从文化角度培养更多的外语人才，也为促进和加强不同民族间的友好交流进行更充分的准备。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已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从国家整体利益的角度制订了完整的外语人才培养和外语研究计划，并将其付诸实践。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为英语的优越地位感到自负，不再重视外语人才的培养，结果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以及在跟伊朗的交道中痛感阿拉伯语、普什图语、达里语(Dari)和波斯语（又称法尔西语，Farsi）人才的奇缺，从而吃了大亏，才不得不重新调整外语人才培养计划。最近中情局也痛感某些外语语种人才的稀缺给情报工作带来的巨大不利影响，从而调整外语培训计划，加强对中东、西亚、南亚及东亚某些语言的培训工作。这虽然是一个反面的例子，但却说明了一个道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前车可鉴，外语人才培养问题，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也不仅仅是教育部门和研究部门的事，应该从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的高度来通盘规划，力避短视和实用主义。我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拥有一些外语语种的人才，今天由于种种原因形成了人才断层。还有一种现象更加让人匪夷所思：不知是由于知识缺乏，还是由于概念混乱和词汇贫乏，抑或是其他什么原因，连德语、阿拉伯语，甚至法语、俄语和西班牙语等一批在当今世界广为通行、且使用人口超过一亿（有的甚至超过五、六亿）的国际性语言，在一些正式文件和媒体中经常被称作“小语种”，似乎只有英语是“大语种”，而非英语的外语语种则一概被划为“小语种”的行列。这些缺乏基本语言学常识的说法除了贻笑大方，造成负面影响外，不会有任何积极作用，是非常不应该的！语言作为人类交流思想和传递信息的工具，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其职能都是一样的，就此而言，并无大小之分；另一方面，语言当然有使用人口多寡及通行区域广窄之分，就算在这种意义上可以将它们区分为大语种和小语种，那么所谓“大语种”与“小语种”之间的界限也并非泾渭分明，拥有多少使用人口的语言算大语种，多少又算小语种，并无一定之规，如果简单、粗疏地把英语算作大语种，英语以外的所有语言都划归小语种，那就错上加错了。这件事情本身也说明，在公众中普及语言学知识是何等重要！为此，我们郑重建议，今后凡涉及这类问题，请慎用大小语种的提法，如拟区分英语和其他语言，建议采用“英语语种和非英语语种”或“通用语种和非通用语种”的说法。
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保持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是文化生态建设和语言生态建设向人类提出的要求，更是维护和促进和谐世界的重要条件之一。一个人的本族语，可以继续作为本民族内日常生活和工作用语；一种或几种外语，可以作为本族语的国际辅助语，用于与其他国家人民的交流活动。如果世界各国、各民族都努力这样做，那么大家离最终确立一种或几种国际通用语的目标就不是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了。让我们为之努力。至于在遥远的将来，全人类到底是使用一种还是几种国际通用语，就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了。
注释：
①U.Upchurch,Sounding the Alarm about Extinction of World' s Languages,in Seattle Times,Aug.27,2000,http ://seattletimes,nwsouce,com/entertain.../chur27-2000827.htm00-10-18.
②A.Goonasekera(ed.),Cultural Rights in a Global World,Ea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3 ,pp.177～178.
③E.V.Gunnemark,Countries,Peoples and Their Languages,Lanstryckeriet,1992,p.172.
④David Crystal,Language Deat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p.viii.
⑤Eva Kushner,English as Global Language:Problems,Dangers,Opportunities,Diogenes,No.198,2003,p.22.
⑥Dr.Termsak Chalermpalanupap,ASEAN-10:Meeting the Challenges,http ://www.aseansec.org/2833.htm.
⑦L.A.Grenoble and L.J.Wholey (eds.),Endangered Languages: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Prospec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p.53.
⑧D.Crystal,Language Deat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viii.
⑨Ken Hale,On the Endangered Languages and the Importance of Linguistic Diversity,in L.A.Grenoble and L.J.Whaley(eds.),Endangered Languages: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Prospec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192
⑩Anura Goonasekera (ed.),Cultural Rights in a Global World,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003,p.177.
(11)Davyth Hicks,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UNESCO Launches New Atlas of Endangered Languages,http://www.eurolang.net/index.php? option=com_conent&task=view&id=3143 &Itemid=0 2009-3-9.
(12)David Crystal,Language Deat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vii.
(13)M.Klans,World' s Languages in Crisis,Language,No.68,1992 ,pp.4～10.
(14)C.F.Voegelin and F.M.Voegelin,Classification and Index of the World's Languages,Elsevier,1977 ,p.295.
(15)R.G.Gordon Jr.(ed.),Ethnologue:Languages of the World,SIL International,2005,p.241.
(16)D.Crystal,Language Deat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2.
(17)Matthias Brenzinger,Langues minoritaires,unhéritage cultural,Diogène,No.161,1993,p.16.
(18)Ronald Wardhangh,Languages in Competition,Basil Blackwell Ltd,1987,p.191.
(19)http://www.g8.fr/evian/english/navigation/the_98/questions_about_the_98.html.
(20)The 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http://eh.wikipedia.org/wiki/opec.
(21)Hei Summer Program on WTO Studies,http://www.heisummer.ch/diseussion/index.php? showtopic.
(22)Mario Pei,One Language for the World,New York,Bible & Tannen,reprinted in 1968,p.xiii.
(23)http://ec.europa.eu/edueation/policies/lang/language index-eu.htm.
(24)D.Crystal,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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