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成为中国之科学的必要性及其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必要性论文,成为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方向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解决、缓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与矛盾，经济学家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力图对问题的性质和原因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并以此为基础开具出“药到病除、症治关键”的处方。结果却是“处方”开了不少，并且是换了一剂又一剂，然而从整体上看收效不大，成果甚微却是事实。经济学家们的努力未能结出预期的丰硕之果。
于是，按照人们的一般思维习性，就有了以下的问题：究竟是实际经济工作部门未能严格执行经济学家们的建议，按照其理论阐释及其所开具的“治病”方剂办事，还是经济学家们的理论阐释和所开具的方剂本身同实际情况不相吻合，根本就不可严格地组织实施？或者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的习惯来说，二者兼有？
一、来自国外的经济学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具有5000年以上持续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然而中国没有产生自己的经济学，尽管早在2000多年前就具有许多至今仍不乏其现实意义的可以说是相当精辟的经济学思想。这些经济学思想，虽然精辟，但只是一些零散的火花，始终未成体系或系统。
经济学来自西方，是西方的科学，它进入中国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大约在1867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于北京同文馆开设“富国策”即经济学讲座，所用教材为英国经济学家H·福西特所著《政治经济学指南》一书，其讲稿则于1882年由上海美华书馆取名《富国策》出版发行，成为中国史上第一本见诸于世的经济学著述。第二本则是由海关总税务司署于1886年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W.S.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入门》中译本《富国养民策》一书。之后，中国出版的此类著述逐年增多，内容也趋于丰富。与此同时，从本世纪20年代开始，由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西方经济学著述也出版了不少。但总起来看，1949年前的中国，由于战乱、腐败和统治者的无能，经济建设无法展开，对经济学的迫切需求并未提到议事日程。因此，这一期间国内来自西方的经济学译著质量不高，国内确有研究者，但为数甚少，能用以解释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更是凤毛麟角。经济学在中国依然是一片空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了国内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迫切需要经济学的理论来加以指导。又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加诸政治上的考虑，于是，照葫芦画瓢，经济学从概念到理论、从学科建设到全部课程内容，全都照搬前苏联，然而，对朱庇特大神合适的事情对公牛就是不合适。问题很快就得以暴露。
然而，事与愿违。1978年后，随着国内经济建设与经济发展的深入展开，既有经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尖锐矛盾越积越多、越来越大，以至发展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这样，从经济学界内部到实际经济工作部门，到一般国民，相信1949年后从苏联引进的那一套经济理论及其后来以此为基础的花样翻新足以解决中国问题的越来越少。于是，便又转向西方当代经济学，大量引进西方当代经济学的各种理论、规范、方法和形形色色的所谓新概念。经济学依然是西方的科学。中国所使用的仍然是外国公民所创立的学说。
问题在于，如果说前苏联的经济学理论不适用于中国，那么，西方当代经济学播于中国之土地上就一定能够结出其丰硕之果？对此，我并不隐瞒我所持有的巨大怀疑。因为，它们都是外国公民在其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并以他们所熟悉所特有的思维方式而建立起来的理论学说，无论它们在其本土上的业绩如何，但都未必适用于中国。
二、经济学的特殊性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们行为的科学。它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乃是对人们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经验的理论总结与概括。由于人们的社会经济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进行的，必然受到由时空条件所决定的各种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因素的制约，因此，经济学的结论和预测总是与特定的时间及地点高度相关。随着时间及地点的变化，经济学的某些结论也必然而且应该作出相应的变化。由此所决定，渊源于西方的经济学说，因为是在总结和概括西方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经验的基础上而创立起来的，它的结论和预测在西方社会可能是能够为事实所证实的，因而用以解释这里的社会经济现象是适应的。但是，用它来解释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却未必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中国的环境不同于西方。
经济学的另一重要特点是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无法象自然科学家如物理学家、化学家那样可以在一个有控制条件的实验室里进行某种研究，进而得到某种科学的结论。经济学家所研究的很多问题无法进行有严密控制的实验。他或她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往往需要以其他条件不变的假定为前提研究某一具体经济现象，进而作出某种判断结论或预测。问题在于，其他条件不变是不可能的，如果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其结果又将如何？即使其他条件不变的假定是合理的，也只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是合理的。所以，一位训练有素的，细心的经济学家在考察、分析了某一外国经济学家的理论或结论之后，往往会感到它有许多的不足或缺陷。而其原因最为重要的就是两位经济学家各自所面临的时空环境从而思考问题时所依据的经济活动主客体不同。这样，当使用外国公民所创立的经济学说来解释本国的经济现象或问题时，就需要对该学说的假定及其结论作出必要的修改和更加复杂、细致的限定。而当这种修改和限定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就不得不承认在该学说诞生国被认为是正确的结论而在另一个国度里则不应该再视为正确的了。
经济学如同其他科学或学科一样，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发展状态及其成果部分表明了文化的进步，同时又受制于文化形态及其发展的程度与水平。但是文化对于经济学的影响与制约却比对其他科学或学科的影响大得多、深刻得多。这是经济学的又一重要特点。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济学乃是研究人们行为的科学。而人的行为必须受到一定文化形态的严重制约。文化是由人创造的。但是，由人创造的文化又必然反过来造就作为社会的人本身，使得在一定文化形态或背景下涵育的人们具有某种世代相传、不易改变的性格、思维方式和价值心态与观念等，从而潜意识地、顽固地左右着他们的个人行为及其集体的活动方式。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并非出于一源的各民族文化一旦形成，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它使之同另一民族文化完全相融合从而彻底消除它们之间所存在的所有差异，是极其困难的。如果承认这一判断的正确性，那么，我们便不难得到以下推论：在对一国或民族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经验的理论总结或概括基础上而建立起来的某种经济学说，很难用它来解释、理解另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现象或问题，更不可能以此有效地指导另一国家或民族的经济建设、经济发展实践。因为不同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背景从而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以及其集体的活动方式是各不相同的，而经济的实践活动又总是具体的。
文化对经济学的另一重要制约作用，是经济学家的研究及其结论必然充分地体现和反映孕育他或她的那种文化的特有思维方式和价值心态、价值准则及其文化的主题或本质。而问题就在于，不同的文化体系往往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心态、价值准则及文化主题。这是其一。其二，文化的思维方式、价值心态与价值准则以及文化的主题不同，对同一经济现象或问题所作出的观察与判断结论也往往是不相同的。如果某一经济学家的文化思维方式和价值心态、价值准则与社会大多数人保持着一致性，充分地体现和反映了为社会大多数人所承认和所接受的文化主题，那么，他或她对某一经济现象或问题所作出的观察及判断结论就能够为社会所承认、所接受，因而被认为是正确的，可行的。否则，便不为社会所承认和接受，结果将被认为不正确，不具有可行性。这也同样意味着一国或民族的经济学家所创立的经济学说很难用于解释和指导另一些国家或民族的经济活动实践，在另一些国家或民族赢得其市场。
三、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的不适用性
在世界经济生活中，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境内各地区间和各产业、行业部门间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相对而言，西方欧美国家都是小国。美国是唯一的例外。但美国最初也是在13个殖民地基础上联合组成的，以每一殖民地而言，仍是“小国寡民”。西方经济学可以说是一种小国的经济学，是在总结小国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大国的经济发展和由此所要求的经济学同小国是应该有所不同的。用小国经济发展的经验，靠引小国经济学之“经”、据小国经济学之“典”，完全使用、照搬国外的某种经济学理论来指导中国经济活动的实践，肯定是不会成功的。不但徒劳无益，而且必将产生有害的和危险的结果。这是其一。
其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许多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古希腊和罗马文化基础上经过“文艺复兴”和“新教伦理”反思而发展起来的现代西方即欧美文化，就其人文基础而言，是强调和突出“人”的“个性”，“人”的解放也就是“个性”的解放；就其思维方式而言，则是对事物从个别细节上作穷极分析，比较重视逻辑推理和实验方法的运用；就其认识论的哲学基础而言，则是“机械决定论”，以“机械力学”的原理看待世界上存在的所有事物和问题，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自然（事物）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中国传统文化所突出的“人”的主题，则是特别地注重和强调人际伦理道德关系的和谐，把人与自然、社会视为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强调人身处其中、同他人、社会及自然共存共亡。与西方文化相反，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是综合，强调整体意识，比较侧重于事物间的联系和整体直观，观察和分析问题从整体着眼，用联系的方法全面考虑、多方照顾，抓住关键。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近百多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学习西方。自19世纪中期清政府关注“坚船利炮”开始从西方有限度地引进技术，实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之后，历经70、80年代的“变法维新”，本世纪前期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50年代的照搬前苏联、全盘“苏化”和70年代末以来的对外开放，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剧烈冲击下，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文化发生了空前变化。但是，虽然如此，却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文化的根基，彻底摧毁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以个人而言，即使知识分子中的部分人如西化派，虽然在自觉的思想方面已排斥了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中的主要成分，但在不自觉的行为方面却也依然未能或无法完全摆脱中国传统价值幽灵的支配。以整个民族而言，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价值准则更是没有离国人而去，中国人为人待事、处世接物的方式依然受到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暗中操纵与主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由西方文化孕育作为西方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西方经济学不可能在中国赢得其市场是不言而喻的。并且这里的问题也不是通过所谓的教育、灌输，更不是通过强制手段所能够解决的，而是人们能否心甘情愿、自觉地、潜意识地去接受它。可以说，只要中国文化价值系统和中国的文字依然存在，那么要实现这一点就决非可能。
四、经济科学中国化的基本原则
创建中国的经济学并不意味着要通盘否认外来经济学的全部内容与方法。外来经济学的某些内容，包括其部分的理论及方法论原理，有关认识与分析经济问题、经济现象的一些具体方式方法等等，经过必要的选择和改造，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创建和发展中国经济学的有益养料。中国与西方由于各自的经济发展实践受制于不同的社会环境而存在重大差异，因此，作为经济发展实践理论总结反过来又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理论指南的经济学，在中、西之间的重大区别是必然的、必要的。但是，中、西经济发展无论存在着怎样的差异，某些共性的东西还是存在的，对此由西方经济学加以总结、概括和归纳出来的某些原理、规范、准则等，应当说在中、西方都是适用的。更何况经济学的某些方法论原理及经济分析的具体方法，作为科学在世界范围内无论东西、南北还具有某种程度或意义的通用性特点。
对外来经济学作通盘否认不足取，另一方面，对外来经济学的理论大厦不加以彻底的改造，而是满足于对它的“修修补补”也不可行。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这个整体的元素便是有关经济学的一整套概念、经济活动原理、方法和行为规范与准则等等。经济学的构成元素犹如机器的零部件，整个经济学理论大厦也就恰如是一部机器。对于机器来说，它的作用和功能是由其特定的零部件和这些零部件的结合状态所决定的。机器零部件及其结合状态发生变化，机器的作用和功能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在这里，机器的整体效用、零部件、零部件的结合，三个方面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一架运作自如的机器，若换上一个不适合的零部件，那么这架机器的运行必然受阻。经济学与此相类似。它作为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的理论总结或反映，当这种实践活动出现巨大的或本质的变化时，经济学的理论大厦也必须随之变化。若不改变经济学的理论大厦本身，而是满足于对在另外一种社会经济活动基础上所产生的某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某些个别原理、范畴、规范、准则的重新阐释或界定，也就是改变这种经济学的某些个别的构成元素，则这样的经济学一是不可能对所要求反映与解释的社会经济活动实际作出正确的反映与解释；二是用它指导所要求指导的那个经济发展系统其发展必然受阻，不可能形成良好的结果。由此也就不难解释，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学家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所进行的努力为什么成效不大。在经济学理论大厦依然如故的情况下，经济学家们虽然也能够在某些具体的方面提出一些好的经济活动规范、准则、政策建议，重要的经济学范围、概念、经济运行的原理等等，但终因各构成元素缺乏有机配合而使实际的经济系统难以运行自如。
五、创建中国经济学的框架构思
总起来讲就是，依据中国经济建设、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文化对经济活动的有效展开以及对经济学形成与发展的制约性作用，以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思维方式、认知方法作为经济学理论思维的基本准则与方法论，建立中国经济学特有的理论认知体系。也就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建立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上，使中国文化的主题、价值心态、价值观念、价值准则、思维方式、认知方法等等在经济学中得到全面、准确的反映。具体地说就是：
拓宽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与涉及范围。经济问题涉及社会问题的方方面面。经济学的研究及其结论与其他学科如数学、科学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法学、民俗学等等紧密相关，需要其他学科的研究及其成果的密切配合。否则，经济学的研究及其成果应用和应用的效果是不能不受到极大的限制的。经济学研究必须反对那种“筑起高墙，精心培育各自的葡萄园”过于强调学科性的西方传统做法，努力打通经济学与社会人文科学及自然科学的联系，使经济学的研究跳出由西方经济学所确立下来的传统窠臼。
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学的文化价值基础。一是突出和加强中国文化发展规则或原则、中国文化价值系统及其艺术表现形态等重要文化范畴对经济学和经济活动的指导与规范，使中国文化能够在经济学中得以充分、全面的贯彻与体现；二是以中国文化的价值心态、价值观念和价值准则为基本标准，对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经济学的一些重要范畴、规范、准则等加以新的认定、阐释与选择，进而提出和确定中国经济学的整套概念、理论规范和行为准则或原则等。
重新构建经济学的方法体系。包括理论研究所借以进行的方法和理论的叙述方法两个方面。前者涉及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问题，后者则属于作为整体的经济学研究及其著述的展开思路或方法问题。两个方面都应该考虑和体现中国文化所 特有的思维方式及其认知方法的基本要求，使之更加符合中国人考虑、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一般思路与习性，从而使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更易为国人所认同和接受。
加强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总结和评价。历史是一面镜子，是最好的老师，是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对话。中国历史上虽未产生和形成自己的经济学，但自古以来却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即使在今天以至未来也乏其意义的重要经济思想。这些思想是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份极为珍贵不可多得的财富。对这笔财富的发掘过程，既是对旧价值的再发现、再评估、再肯定，也是对新价值的再发现、再评估、再肯定的过程。经济学在这方面的努力不但是必要的，而且大有可为。
六、几句或许是多余的话
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此时此刻的社会经济活动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经济学的科学指导，需要有一大批才学双全的人对经济和经济学问题进行持久的潜心研究，而且还不只是针对日常经济生活为解决其具体问题的那种对策性研究，尽管这种研究也是必要的，尤其重要的是那种基础性的纯理论研究。
经济学的纯理论研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经济学理论或者说理论经济学乃是培养经济学家和高层次经济工作人才的核心，是经济学智慧的源泉和经济学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科学的关键所在。没有它，经济的持久增长和经济学进步的可能性是不可想象的。
我无意诋毁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问题和经济学研究方面所付出的辛劳及其所做出的贡献，也无意否认中国经济学已经取得的进步。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问题和经济学的研究与其说是理论性的，倒不如说是在讨论和论证日常经济生活中所遭遇到的各种矛盾与问题。翻阅成千上万种的报刊杂志，到处充斥着《××××策略》或《××××的选择》。逛遍全国大大小小的书店，堆满经济类书架的大多为《×××诀窍》或《×××管理方法与技术》或《××××经营之道》。至于具有理论意义与价值能够真正称之为经济学理论的著述，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有如凤毛麟角、难得一见却也是事实。这种倾向似正继续强化，并无扭转的任何迹象。经济学的这种状况，与其说是一种繁荣的标志，倒不如说是萧条、倒退的开端。发展下去，那就再没有比这更可悲的事情了。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对策越多，这种对策的近期效果越大，日后的问题便越严重，越发不可收拾。
进行经济学的纯理论研究，是一种责任。时代的责任，历史的责任。如果中国经济学界经济学家要想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那么就必须承担起这份责任。而这不只是需要智慧，尤其需要的是勇气，也就是不为金钱所困扰，甘受清贫之苦的勇气；不为一时的名利所诱惑，宁坐10年冷板凳的勇气；不为艰途所吓倒，愿付辛劳做人梯的勇气；不为权威名人所折服，敢于对任何非科学理论提出挑战的勇气。
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特别是纯理论研究，创建中国的经济学，需要在批判、继承、借鉴、创新中保持平衡。善解一切旧有的历史传统，对旧的东西，古人的思想、学说、习俗、行为等，特别是属于中国特有的，不要一提及就感到很不耐烦或者不屑一顾，但也不能总是企图回到某种传统的僵死学说的轨道上去，死死抱住某些陈词滥调不放。乐意接受一切新的思想、新的学说，特别是对于外来的东西，不能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变态心理而采取一种一概贬斥、拒之门外的幼稚态度和简单方式，但也不要轻易地相信那些华而不实的唠唠叨叨，一年一度的思想“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