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及其本土化反思”笔谈——4.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实务的实践逻辑及其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笔谈论文,社会工作论文,本土化论文,本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在宏观层面上对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发展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大多在宏观层面上思考社会工作的发展。本文试图结合上海市最有代表性的社区矫正、吸毒人员社区康复、青少年社会工作微观实践，就社会工作的展开从横向维度进行思考，以探讨和反思我国社会工作实务生成和发展的内在逻辑。
2004年，上海市组建了“上海市新航社区服务总站”等3个“民办非企业组织”，招聘和培训了近一千五百名社会工作者为非监禁社区服刑人员、刑释解教人员、社区吸毒人员、16-25岁“失学、失业、失管”青少年等十多万人提供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期望通过社会工作者的服务，提升他们自我发展的能力、增强他们与社会的联结、促进他们与社会的融合、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之后，这三个“民办非企业组织”又与上海市各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工作者密切合作，对所辖社会工作者进行了持续的培训、督导和评估，大大提升了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这是国内第一批规模量较大、强调职业性和专业性的社会工作者队伍，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为什么社会工作实务没有在与其相关性最大的部门生成？这种生成方式给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带来了那些挑战？
一、“增量嵌入”的社会工作生成方式
以“助人自助”为价值观的社会工作标示了发展的理念，社会工作实务的生成和发展以“发展性社会”的生成和发展为基础。虽然目前许多学科都在讨论发展范畴，但作为一种社会理念，发展在我国仍然更多地用于经济领域。即使与社会工作实务发展最相关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部门，仍然沿袭着旧有的经济支持的工作理念，思考的是在问题发生后怎样给予相应人员救助或救济、补偿的问题，而对怎样预防问题的产生、怎样在问题发生时提高人们应对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思考不多。这表明社会工作实务得以生成和发展的前提性因素尚未完全成熟。另一方面，社会体制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形成了制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逐步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尽管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管理体制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整体上仍然以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体制为主体。这种既有的社会管理体制所具有的工作理论、方法和方式已经形成制度及人们的习惯，并生成了不同的利益主体。这样，社会工作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会遭受原有体制的抵抗，延缓社会工作发展的速度，或者使社会工作的发展发生变形。因此，社会工作实务系统性、规模性地发展又受制于社会体制改革，或者说，社会工作本身即是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体制改革的先导性因素。当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的条件下，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社会体制改革的任务，但这仍然需要时间。此外，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福利发展水平等因素也对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产生影响。
上述众多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社会工作实务“增量嵌入”的生成方式，即社会工作实务首先不是在其相关性最大的部门中成规模、系统地生成和发展，而是发生和成长于其他部门。不可否认的是，在前文提及的上海市3个社会工作实务组织诞生之前，相关的政府部门也就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做了很大的努力，但社会工作实务仍然难以有规模性地发展。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原有体制形成的自然抗力，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研究者认为，在这些部门中原有的工作体系就是社会工作体系；其次，原有工作体系形成的工作惯性导致的社会需求反应机制钝化，总是认为服务对象的需求就是已有工作体系的内容；最后是权力、部门利益、观念等因素的影响。
为什么社会工作实务会以非监禁社区服刑人员、刑释解教人员、社区吸毒人员、16-25岁“失学、失业、失管”青少年为对象，在政法部门的主导下成规模地发展？这首先在于问题的主导。21世纪初期正是上海市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此时，社会稳定和社会安全问题成为关键的支撑性因素。从上海市3个社会工作组织的生成过程看，其目的是为了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其次是对原有管理体制的反思。用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决策者们在对原有工作体系和社会工作实务进行非常细致和深入论证，意识到原有工作体制和方法难以达到应有效果的基础上，重新选择了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再次是学者们的倡导及党和政府的大力推进。最后，这些服务对象既是“高危人群”，又是社会弱势人群的特性同时满足了社会工作的专业需求及党和政府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的需求。这样，社会工作实务以问题导向、增量嵌入的生成方式在最强调“惩罚”的政法部门中生成。
这种生成方式是一种补缺型的社会服务方式，从整体上看不具有发展的系统性。以问题为导向生成的社会工作实务形成了一批职业性的社会工作者，但却没有相应的职业制度；在服务对象的选择上，这些对象尽管满足了社会工作的需要，却主要以政府需求为主导，以指定性方式确定服务对象，其他很多应享有社会工作服务的对象仍然没有得到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即使在要“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形势下，人们思考的仍然是从资格考试等方面实现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而很少从社会工作职业制度形成，即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的视角考虑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与专业化问题。当然，这并不是否定职业资格考试的重要性，但是，必须明确的是，没有社会工作实务，即社会工作职业体系和职业要求的生成和发展，考出再多的社会工作师也是无益的，甚至还会有损社会工作的发展。
二、社区为本、面向个体的实践运作方式
经济体制转型给社会管理带来的最大挑战是社会管理的基础发生改变。社会管理体制的松动，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城市内部各区域之间社会流动的加剧，辅之以住房商品化和租赁的便捷化，使大量社会成员脱离原来的单位沉积到社区。一方面，原有单位的管理功能弱化，单位制的社会管理体制逐步解体；另一方面，社区的功能强化，构建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管理体制成为历史的必然。
随着社区功能的强化，社会管理体制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社区内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相应的管理制度，社会管理的相关资源向社区流动，如社区活动中心的建设等，而且形成了众多的社会管理组织，如志愿者组织、各种形式的民间组织、作为社区成员广泛参与的社区组织等。
这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社会工作本质上是面向个体的社会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是一种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手段和技术。构建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管理体制与社会工作的本质相一致，也要求社会工作实务工作者深入社区，整合社区资源，为特定服务对象提供服务。
即使在西方社会工作已经走向成熟的今天，“社会工作面向谁”的问题仍存在很大争议。有研究者仍然坚持社会工作诞生时就已形成的传统，认为个体和个性化的工作方法仍然是社会工作的基本面向。有研究者则认为，社会工作应该面向社区；还有的研究者则认为社会工作应该面向社会政策；更激进的观点则强调社会工作应该面向社会行动。我国社会工作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后发型，是在西方社会工作已经形成并逐步走向成熟时得到发展的。这使社会工作实务的基本面向面临了众多的观点，也迫使社会工作实务必须做出基本的选择。从上海市3个“民办非企业”社会工作实务的实践看，个体面向是目前我国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的基本选择。
首先，市场经济体制强化了个体的责任，弱化了个体的社会支持体系。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既是管理体制，也是一种分配体制和福利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个体只需要把自己交给单位，便可以得到与其他个体相一致的管理、利益和福利。而市场经济则要求个体是自主、自立、自律的个体，这使个体的责任相对计划经济时期大大强化。与此同时，工业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打破计划经济社会个体支持体系的同时，还使传统的社会个体支持体系，如家庭支持体系、亲友支持体系等弱化。这就导致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社会支持体系的弱化，同时也提出了强化个体社会支持体系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工作服务成为个体正式社会支持体系的重要来源。在具体的社会工作实务开展过程中，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禁毒社会工作者、青少年社会工作者为服务对象提供了相关社会政策咨询、就业培训和指导、就学申请、低保及临时补助的申请、劳动手册的办理等多方面的社会支持。调查显示，社会工作者成为服务对象求助时仅次于家庭的第二大求助对象。
其次，现实社会中个体问题的解决路径处于匮乏状态。受传统二分法的影响，我们习惯于把个体简单地划分为生理和精神两大方面，对应于这种区分，形成了社会中专业性地解决个体问题的两条主要路径。一是面向个体生理问题的治疗部门，一是面向个体精神问题的治疗部门。这种把个体简单二分的方法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思想，也使个体在面临众多社会性问题时难以找到相应的专业治疗部门。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种个体问题解决路径缺乏的状况。从社会工作者的实践看，在服务对象面临诸如社会适应、社会支持、社会态度、社会交往等方面的问题时，社会工作者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相应的服务，从而使这些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再次，个体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们比较倾向于宏观的思考，对微观的个体关注较少。同样，在实务工作中，也没有面向个体开展工作的制度安排。工作者们面上工作多，面向个体的工作少；宏大叙事性的工作多，面向个体具体问题的工作少。这使社会发展中个体的发展没有得到应有的显现，导致了个体发展的个体化、边缘化。如果说这种状况在以前与单位制管理具有适应性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个体社区化、碎片化、去单位化的情况下，这种工作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因此，突显社会工作实务的个体面向不仅是现阶段社会工作发展的必然，而且是社会转型的必然。
最后，社会工作者面向社区及社会政策的工作最终都是为了个体，是为了增进个体的发展而服务的。
三、机械整合的社会工作服务方式
社会工作实务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管理理念和方法增量嵌入到原有的社会管理体系，实际地承担起把新的社会管理理念、制度和方法渗入原有社会管理体系中的任务，也就是说，社会工作实务嵌入原有社会管理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松动了原有的社会管理体系，实际地成为社会体制改革的开启者和催化剂。这使社会工作实务在发展中成为新的社会体制和原有社会体制的联结者，而正如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张力一样，要联结原社会体制和新社会体制，实现二者之间的有机整合是十分困难的，这使社会工作实务在运作中游离于传统和现代的张力之间，形成了社会工作者在实务过程中整合传统与现代的机械特征。
作为增量嵌入的社会工作实务的问题导向首先使之陷入到刚性管理与专业服务之间的张力之中。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创建3个“民办非企业”社会工作机构的目标是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在政府看来，其对象是“高危人群”，这些人群是重点管理对象，其管理方式是刚性的；而从社会工作的视角，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是要通过挖掘服务对象的潜力，增进服务对象的能力，努力实现服务对象的自我发展。这使社会工作目标和社会工作者的实务工作都呈现出矛盾性，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要承担大量的具有刚性的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在工作中社会工作者还要坚持社会工作的目标和理念，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应对这种张力，社会工作者在实务工作中采取了依情景时而坚持管理，时而坚持社会工作的做法，这种整合使社会工作者无论是在角色扮演，还是在工作流程中都处于跳跃式的状态。
日常经验、传统方法与专业工作方法之间的张力是社会工作者面临的又一重矛盾。作为第一批社会工作者，他们大多来自于非社会工作专业。尽管经过多次培训，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在几年的工作中有了很大提高，50％以上的工作者也通过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助理、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考试，但培训与考试不等同于学习，仍有部分社会工作者处于专业能力相对较弱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部分社会工作者采取了以下逻辑：工作之初，谈到专业性问题时的话语是，“该谈的谈了，该说的也说了，后面做什么？”之后，话语转换成“西方的东西不一定适应上海”，再后，话语进一步转换为“××(指专业性工作)是做不了的”。在行动上，部分社会工作者最初试图以提供就业、就学等能为服务对象带来实际利益的工作作为切入点，在遇到资源、专业性要求等方面的限制后，这一行动方式转换为以基础性管理工作为主体工作。这些情况表明，在面临难度很大的专业工作开展和具有经验性、传统性的基础管理性工作的张力时，专业性较弱的社会工作者会进行退却性选择，以保证工作的正常进行。这时，如果没有促使社会工作者向专业性发展的制度保障，没有强有力的专业支持，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可能会走向经验和传统。
资源丰富性和资源匮乏性是社会工作者在实务工作中面临的又一重张力。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随着社会转型，社区成为社会管理的主要场所，大量政府管理资源也流向社区，使社区资源日趋丰富，这些资源本应成为社会工作者在开展实务工作时可资利用的有效资源。但现实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前面我们已经多次提到，社会工作者所属的机构是“民办非企业”性质的，是民间组织。从理论上看，政府把一些社会事务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由民间组织来办理，既是政府职能转换的表现，也是社会体制改革、社会进步的表现，属于制度创新的范畴。但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这一改革落实到具体场所和具体的工作时，政府工作人员的支持力度则视情况有所不同。部分政府工作人员视“购买”为“雇佣”，把社会工作者视为“雇佣者”给予相应的资源；还有部分工作人员则采取交换的方式，在社会工作者帮助完成应属于政府工作人员的部分工作后给予社会工作者相应的资源；而最严重的则是某些相关政府部门的工作者最初还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只是在后来的多次工作接触、或者是在其他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介入下才发生相应的改变。这种状况使部分社会工作者处于在丰富资源中的资源匮乏状态。这种状态使社会工作者不得不使用工作换资源的方式开展工作。
综上所述，区别于西方，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实务以增量嵌入的方式生成和发展，这种生成方式与“政府主导”的传统文化和改革实践相一致。社区为本、个体面向的实践运作则既适应了我国社会的发展，也推进了我国社会管理理念和方法的变革，社会工作成为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的催化剂和开启者。在变革过程中，如何有机地整合政府与社会、传统方法及日常经验与专业方法、社会资源，形成社会工作制度体系是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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