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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901.4文献标识码：A
地缘政治学经过60年代的复苏，到了80年代在西方已成为十分活跃的一门学科，形成了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地缘战略等等越来越广泛的研究领域。地缘研究成了世界大国制定全球战略的一种科学决策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该领域的研究也引起我国学者，首先是地理学界的重视。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吴传钧先生对此曾多方倡导。我们先后在新疆与中亚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和集团异化等基金项目研究中，引入地缘研究的内容，就是受到吴先生的启迪。下面仅就地缘研究中的两个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
1 “地缘”的概念
“地缘”一词来自早先国内对西方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的译名，尤其指德国地缘政治学。由于以K·豪斯霍弗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用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国家有机体”及“生存空间”学说，为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出谋划策，提供理论依据，给世界人民带来惨重灾难，因此使整个“地缘政治学”背上了极坏的名声，这方面的研究一度被视为禁区[1]。为了从总体上与德国地缘政治学派划清界线，连在专业术语上也绞尽脑汁、小心翼翼，避开“地缘政治”一词，而用“地理政治学”或“地理政治论”。
“地缘政治学”既然是个外来词，从中文译名的角度看，早先国内翻译时选用这个“缘”字想必也是经过推敲的。“缘”在汉语词典中有一个重要词义，就是“因缘”；它也是一个佛教名词，指的是“以事物相互间的关系来说明它们生起和变化的现象，为事物生起或坏灭的主要条件叫做因，为其辅助条件叫缘”[2]。就中华文化与佛教文化的渊源看，当初翻译中用这个“缘”字自有其道理。这正是为了表达国际政治与国际空间、地理背景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与西方学术界通常对于“地缘政治学”所作的界定，即地缘政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对外政策与行动及其与自然基础或地理背景之间的关系，也完全相吻合，因而也是较贴切的。事实上，1988年由地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出版的“地理学名词”一书，已经以其权威性把“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明确规定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3]。可见，在我国“地理政治论”或“地理政治学”这些词的出现，也许就是为了“将其自己的研究与地缘政治学，更与德国的地缘政治学保持一定的距离”[4]的缘故吧。其实，正如P·J·泰勒指出，地缘政治学是一门科学，是客观存在，作为地缘政治研究核心的战略研究各国必然需要。我们不妨把所谓的“德国地缘政治学”看作是一个学术流派；一个学派毕竟不能与整个一门学科混为一谈。
纵观“地缘政治学”发展史，早期“地缘政治学”的思考，尽管大多都打上了国家有机体和生存空间理论的烙印，并确立了具有本世纪初时代特征的“对外扩张”的行为准则。作为“地缘政治学”鼻祖的拉采尔，在他1897年出版的《政治地理学》一书中，就把国家看成为“空间有机体”，并认定“对于健全的‘空间有机体’来说，通过领土扩张而增加它的力量是自然而合理的”。因而形成国家之间弱肉强食的地理政治思维和世界观念，并对本世纪“国际性的动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它们在学科对象和研究内容的观点和见解基本是一致的，即以世界整体的政治结构和国际空间的权力分配与转移，作为“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正如杰弗里·帕克在回顾和总结本世纪“观察和解释整体世界的地缘政治思想”时所指出的，“地缘政治”这个词的意思，“被认为是从空间或地理中心论的观点对国际局势的背景进行研究”，“可以把单个的国家看作是一块块砖石，地缘政治学探讨的主要课题，正是由这些砖石结合形成的格局和结构”[1]。具体的研究内容和重点，则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从决定地缘政治思维的地理要素，诸如石油供应、战略矿产、农业潜力、险要的海上通道、脆不及防的前沿地带、日益减少的自然资源等，发展到“更加灵活的思考世界的发展问题”，如世界贫困、自然资源、生态平衡，以及愈演愈烈的核恐怖和核扩散问题；从研究世界政治现象，发展到研究世界经济、文化、民族、军事、技术、综合国力等等及其对地缘政治格局和地缘政治思维的影响，而研究的核心则越来越集中在对地缘战略的思考上，其目的是使自己的国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权力控制与支配的世界现实中，处于最有利的地位。
我国是社会主义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在地缘研究方面的现状，与我国的这种大国地位很不相称。为了迎接国际生活多极化和全球化的挑战，为了发挥我国在其中应有的作用，创造一个有利我国长期稳定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有很多国际政治现象和问题需要我们研究，如国家的联合与分离、边界的争端与变化、国家集团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国家之间、国家集团之间的互相关系及其演变等等。研究这些现象、问题及其背后的国家政策与自然基础和地理背景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地缘政治”的重要研究课题。由此延伸下去，研究国际经济现象和问题及其与各种地理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国际文化现象和问题及其与各种地理要素之间的关系，则是“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的研究内容。在此基础上综合研究各国地缘战略的形成和发展，对于制订或调整我国的全球战略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所有这些都与当代世界地缘政治学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地缘”的概念并非通常的“地理”的概念，它是专指在国际空间范围内，用于表达国家之间、国家集团之间在各个领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乃至资源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对外政策与地理背景之间的关系的一个特定概念。近些年来，社会科学界也从因缘关系角度使用了“地缘”一词。如侨史学界提出的“五缘”文化论，包括亲缘、血缘、地缘、神缘、业缘[5]。但其中的“地缘”实际上类同于“地理”的概念，并未涉及以上关于“地缘”的广泛内函。
2 关于“地缘优势”
就在“地缘政治”一词被人们慎用的同时，“地缘优势”一词自改革开放以来却被政治家、记者和学者广为使用。这是用于表述和比较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有利程度的一种新提法。然而对其概念和内函却缺乏一致的认识，因而使用上显得随意和混乱，实际上往往把“地缘”混同于“地理”。人们在述及沿海某个省（区）或某地区、沿边某个省（区）或某地区的“地缘优势”时，所指的主要都是“地理”的内容，如它的地理位置、与境外某地的距离、国境线长短、接壤的邻邦等等。显然，就这些地理要素而言，无论沿海省（区）和沿边省（区），在改革开放前后它们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处的区位没有变，距离和国境线还是那么长，国界对面还是那片土地和民族。人们之所以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它们拥有一种新的优势，是因为世界的或区域的格局变了，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交往变了，其中以新疆所面对的中亚地区以及广东、福建所面对的东南亚地区，这种变化最大。
根据以上对“地缘”概念的理解，所谓“地缘优势”，是存在于跨国家的地理空间上的、体现在国际交往领域的一种优势，是指一个国家或它的某一部分地区所具备的、与国家安全利益及对外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作用特别突出、且自身价值也因此倍增的地理要素特征。这种优势既蕴藏在诸如区位、距离、边界线长短、接壤邻国多少以及自然资源等自然要素中，也蕴藏在历史、民族、文化、经济、交通、口岸等人文因素中。对“地缘优势”的评价，既要着眼于对这些要素的质和量的分析，更要注重其空间关系上的分析，包括区域宏观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宏观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格局及其走势、国家关系态势、国家间经济互补性及经贸合作状况以及自身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总之，所谓“优势”是基于相互关系上的一种相对比较；“地缘优势”实质上是一种涉及“大空间”、“多要素”的，内外环境交织的结构性优势。所谓“大空间”，是指它所着眼的地理空间不局限于周边和邻近区域，而要放眼考虑跨地区，甚至跨大陆。所谓“多要素”，是指要考虑诸如上面所提及的各种自然与人文要素。以新疆为例，事实上它在中国、在亚洲所占据的区位特征、它的自然基础、它所拥有的国境线长短、国境线两边的土地和民族，一直都没有变。但改革开放后和90年代以来，它所处的宏观区域环境和次区域环境，它在国家安全利益和地缘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才使它在国家的地缘战略和区域开发格局中，具有了一种特殊的优势。弄清“地缘优势”与通常的地理优势的区别，并在区域开发中正确把握发挥这种“地缘优势”，对于在新的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