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化在近代拉丁美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丁美洲论文,华夏论文,近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6世纪末马尼拉帆船贸易启动，到19世纪后期大批华工输入拉美，璀璨的华夏文化成分通过各种途径——太平洋两岸的贸易交流、伊比利亚半岛的中介及华工华人的移居，陆续传播到新大陆的一些地区，对那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有关问题早就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本文拟就华夏文化在近代拉美的传播及其影响作初步的探讨。
一、太平洋丝绸之路
从1571年到1815年，中国与拉美借助于马尼拉帆船贸易开辟的太平洋丝绸之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经济文化交流。尽管上述交流活动是以间接、自发、分散为特点和以商品贸易为先导的形式展开的，但是它绵延了近两个半世纪，在两个大陆的近现代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16世纪后期，经济上相对落后而又拥有大量美洲白银的西班牙，其自身没有能力向美洲殖民地提供足够的产品，所以它必须另辟商品来源。时值1565年，西班牙占领了菲律宾，并把它变为殖民地，这就为拉美与亚洲国家（特别是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提供了可靠的中转站。由此，西班牙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了一个商品贸易循环体系：先通过中国商船把中国的丝绸、瓷器、工艺品等产品运往马尼拉，然后由西班牙商人用大帆船把货物运往墨西哥的西海岸港口阿卡普尔科销售；大帆船在返程时主要装载美洲生产的白银回到马尼拉，西班牙人又以这些白银采购中国商品，这就是闻名于世的马尼拉帆船贸易。
藉此，在太平洋地区形成了主要以马尼拉为中转港的中国与拉美之间的长期稳定的转口贸易关系。此外，借助于马尼拉帆船贸易，1553年被葡萄牙殖民者强占的澳门，也成为中国与拉美经济交流的另一个中转港。经济与文化是相互关联的。随着马尼拉帆船贸易的展开，太平洋东西两岸的文化交流也得以实现。
在中国与墨西哥的转口贸易活动中，中国商人经由马尼拉运销到美洲的商品的花色品种极其丰富。据1609年安东尼奥·德莫尔加记载（注：转引自布莱尔－罗伯逊著《菲律宾群岛》第16卷第178～180页上由安东尼奥·德莫尔加在《菲律宾之事件》一书中所列的资料。），其中纺织品就有：精制和较粗的生丝，各种颜色的纤细散丝；大量的天鹅绒，有些是素色的，有些绣有不同颜色和款式的图案，另一些嵌绣金线，故金光闪耀；丝织品和浮花锦缎；花缎、绫、线缎、丝毛交织品和各种颜色的衣料；黑色和蓝色长袍；亚麻织物；白棉布；床上装饰品、帐帷、被单；台布、椅垫和地毯。还有各种工艺品：珍珠、红宝石、青宝石、水晶；金属面盘、铜水壶、铜锅和铸铁锅；以及各种食品：面粉，用橘、桃、梨、肉豆蔻和其他中国水果制成的蜜饯；各种精制的陶瓷器、念珠，等等。在马尼拉帆船贸易时期，从总体看，中国的出口品中生丝和丝织品占绝大多数，并且其质量不断提高。到16世纪末，运销墨西哥的中国丝织品种类繁多，质地优良。当时有位西班牙人曾称赞道：“在中国人带来的丝织品中，没有任何东西可比之更白，雪都没有它白，在欧洲没有任何丝织品可比得上它。”（注：〔美〕威廉·莱特尔·舒尔茨：《马尼拉帆船》，转引自《中外关系史论丛》，第3辑，第172页。）
据美国史学家描述，马尼拉“船队每一到达之后，就在阿卡普尔科举行盛大市集，参加的有带去土制品的印第安人，有来自墨西哥和秘鲁利马的西班牙商人。丝绸特别在墨西哥有现成市场，富有的土生白人往往用东方的华服装饰起来。1579年，西班牙批准了利马和阿卡普尔科之间的贸易，但不批准利马和马尼拉之间的贸易。那时以后，运往秘鲁的东方丝绸、香料、细棉布和印花布，便销售于从巴拿马直到智利的海岸一带以及内地城市了。”（注：艾·巴·托马斯：《拉丁美洲史》，第1册，第19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中国商品在拉美各地受到不同阶层居民的欢迎和喜爱。
随着种类繁多的中国商品的不断输入，华夏文化成分也出现在墨西哥、秘鲁等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当时，中国丝绸及其服饰曾经改变了一些人的穿着打扮：“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构成墨西哥城最重要的一部分人口的土生白人和伽秋平（指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人——作者）的贵族们。每天傍晚五点钟，大道上就排着有钱的妇人们的马车。她们穿着中国的丝绸。”（注：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上册，第32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当最有钱的妇女上教堂或外出时，她们用几乎拖到地上的麻布长披肩遮盖头发，她们不惜金钱来打扮自己，因为这种披肩或是来自荷兰，或是用西班牙的优质麻布，或是用中国的丝绸制成的，最富有的妇女惯常用花边来装饰披肩。”（注：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美洲的西班牙帝国的兴衰》，第150页，马德里，埃斯帕萨－卡尔佩公司，1979。）直到19世纪后期，晚清外交官还提及中国丝织品得到美洲人的青睐：“船至白鸽尾，华商来见，言此埠华人约六千……又言各埠所销售多中国青绉纱袱及丝巾，又洋人亦好服中国之山东绸，取其坚而质也，所见洋人多有服之者。”（注：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上册，第325页，转引自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国日记》，卷六，第23页。）
有关中国服饰的影响，在墨西哥至今还流传一个动人的故事（注：余受元：《墨西哥华侨史话》，第7～8页，台北海外出版社，1954。）：17世纪初，有一个西班牙船长从中国带了一位贵族女子到墨西哥的普埃布拉城居住。她穿着极为华丽的中国服装，带去中国的帐被和纸扇。墨西哥妇女都非常羡慕中国女子的服装，争相仿效，因此，华服成为当时墨西哥最流行的古装，叫做“普埃布拉中国女装”(china poblana)。这位中国明朝末年时期的女子所穿着过的衣服，用过的床帐纸扇，现今仍收藏在该城的博物馆内，永作纪念。
除了纺织品之外，中国的某些工艺品及其制作技艺也流传到拉美各地，影响到那里的社会文化生活。譬如，中国烟火及其制作工艺曾传播到秘鲁。16世纪末，随大帆船到达秘鲁的华人中有烟火制作工，他们经常制作并传播一种“人造火焰”，在欢度节日时用它们来增加喜庆气氛。当时，利马的炮仗和烟火制造业十分发达。1656年，一位作家在记述一次民间节日时写道：“天空中出现了七头蛇的烟火”。这表明秘鲁的烟火制作技艺已相当高超，它使得“中国传统的龙的形象已升腾在南美洲的天空”。（注：埃斯图亚尔多·努涅斯：《十六、十七世纪东方各国对秘鲁文化的影响及其表现形式》，载《中外关系译丛》，第5辑，第298页。）由于中国烟火制作工的推广，放烟火最终成为秘鲁城乡民众所喜爱的娱乐活动。
马尼拉帆船贸易时期所传播的华夏文化成分在新大陆流传十分久远。例如，直至今天，在墨西哥城查普尔特佩克的国家历史博物馆里，还收藏有中国瓷花瓶和镶嵌象牙的家具等珍品。在著名的墨西哥城大教堂瓜达卢佩圣母会堂中的一些木雕，据说也是由马尼拉帆船运去的中国雕刻作品。
二、华夏文化在巴西
16～19世纪，除了马尼拉之外，伊比利亚半岛和澳门也是中国与拉美联系的媒介。藉此，欧洲的传教士、商人、王公贵族或兵士把华夏文化带到了西半球，从而使得东方文化成分在新大陆得到传播，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位于大西洋沿岸的葡萄牙美洲殖民地——巴西，虽然不可能利用马尼拉帆船贸易同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但是它通过伊比利亚和澳门间接地接受了华夏文明成果。
首先，中国瓷器经由伊比利亚半岛传播到巴西。16～18世纪，葡萄牙国王、王后和贵族都爱好并珍藏有中国瓷器。同时，他们又把这种瓷器作为礼品馈赠给在海外的兵士，这样，中国的工艺品就辗转流入葡属美洲殖民地巴西。例如，王后玛丽亚(1708～1754)就是一位中国瓷器的爱好者。她曾利用在巴西经营黄金和钻石而获得的大量财富，委托葡商在中国订购午餐具，并以此赠送给驻扎在巴西的葡萄牙兵士，以表彰他们的“战绩”。在一些瓷碗上绘有王后的肖像，以便让兵士们在用餐时铭记王后的“恩典”。据推测，这些画面是由广州手工艺师描绘的，其特点是折枝花卉图案的釉色较暗淡，王后肖像面部的五官比例不太准确。此外，中国瓷器还饰有1750年即位的国王约瑟夫一世铜像的图案，它是按照1755年铸造的葡萄牙国王骑马铜像摹绘的。
由于通过伊比利亚半岛而输入巴西的中国瓷器的日益增多，所以，它们逐渐影响到巴西贵族家庭的陈设和日常用品、甚至教堂内的装饰倾向。16世纪，在巴西的葡萄牙人都喜爱精美的中国瓷器。据访问过巴西的两位葡萄牙传教士记述，在巴西的葡萄牙主人热情地接待他们，印度婢女端着来自中国的瓷盘，上面盛有水果、糖果和甜食。巴西贵族还爱好珍藏中国瓷器，在其财产清单上还常常列有价格昂贵的中国瓷器，一只普通的瓷盘就价值200元，其中有的是从印度或马六甲运去的。17世纪，中国瓷器在巴西的上层社会已广泛使用，有的陈列在贵族的客厅，有的挂在墙上作装饰品。
其次，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后，葡萄牙商船还直接把中国瓷器、特别是青花瓷器运销到巴西，从而使得这种工艺品影响扩大，甚至有的神父也收藏有百多件中国瓷器。据记载，约1686年在巴西教堂祈祷前后，一些社会上层人士经常聚集在一起，议论中国瓷器的艺术性问题。有一份史料表明，1714年去世的富有的庄园主菲赞，在其图书馆里珍藏有许多中国瓷器，其中有只大花瓶价值高达3万元；（注：有关在巴西的中国瓷器数据，均转引自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第124～126页，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0。）此外，还有许多青花瓷器，两件瓷公鸡、瓷哈巴狗、瓷象，等等。
直到巴西独立前后，中国瓷器在上层社会的影响还很大。1818年葡萄牙国王若昂六世登基时，接受了一套明嘉靖年间(1522～1567)制造的极为精美的中国瓷茶具，瓷盘中央饰有葡萄牙王徽。现今，这套被称作“联合王国”的茶具珍藏于巴西皇家博物馆。1822年巴西宣告独立时，一些爱国者向巴西开国皇帝彼德罗一世赠送了一套中国瓷餐具，瓷盘上绘有由烟叶和咖啡株叶构成的皇家徽章，在其边缘上写有“巴西独立万岁”的英文字样。几年后，这套纪念巴西独立的珍贵的中国瓷器被拍卖，其价值亦达3万元。由此可见，通过伊比利亚半岛和其他途径而输入的、以瓷器为代表的华夏文明成果，已经成为美洲某些地区的混合文化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中国的文化成分还通过澳门输入巴西，引种中国茶树便是典型一例。1808年，居留在巴西的葡萄牙王室经澳门招募了数名中国茶农去里约热内卢近郊种茶。几年后引种茶树成功，摄政王若昂六世大喜，又招募数百华人到圣保罗种茶，并下令在首都的蒂茹卡国家公园建一座中国式八角凉亭，以表彰华人功绩。后来这些华人大多在巴西定居下来，娶土著妇女为妻，并逐渐与当地社会文化相融合。如今，茶叶并没有在巴西普及，但是茶的象征——中国式凉亭仍屹立在海拔380米的高处，后几经修建，八角檐上的飞龙仍栩栩如生。整个结构，远看似竹构竹编，而近视乃是水泥结构，它已成为当地著名的中国一景。此外，圣保罗州的中国茶农聚居地不久也就解体了，只是在该州留下了“茶谷”这个地名；还有圣保罗市中心的一座桥也以茶命名，称为“茶桥”。据清廷官员傅云龙记述，他在光绪十五年（1890年）春二月，游至巴西，曾谒见其国君。同时，他也了解到中国茶对巴西的文化影响，他指出：“泰西语茶曰秭，厥音转自福建，而巴西语茶曰沙，据言传自湖北，时在嘉庆十七年（1813年）。嗣是植茶彼土，而焙茶之工，专资湖北之民，今则华工凋谢，三年以前，焙茶仅遗八人矣……”（注：《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三，第120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由此看来，尽管华工植茶最终未获成功，但是与茶相关的华夏文化成分却永久地留在巴西了。
三、华人——中华文化的载体
华人是中华文化的载体。藉此，中国的语言文字、宗教崇拜、民间习俗、戏剧表演，以及各种精神文化因素，在拉美一些地区充分展示出来。与此同时，在新大陆，这些东方文化成分在不同程度上又染上了异质文化色彩，因此，它们又呈现出自己的独特性。19世纪后期古巴华人文化便是典型一例。
在上一世纪中后期，先后有十几万名华工作为廉价劳动力被输入古巴，经过若干年，其中一部分人在契约期满获得自由后，便居留在岛上各地城乡。这些自由华人便成为展示和传播华夏文化的载体，他们表演中国传统戏剧，舞龙灯，崇拜关公及观音，等等。
早在19世纪70年代，哈瓦那市和马坦萨斯市的华人便建起了剧院、游乐场等。1875年，古巴的第一家中国戏院在哈瓦那开业。来自旧金山的一些华人喜剧演员在莱亚尔塔大街成立了剧团。每天晚上和星期日白天演出节目。对于古巴土生白人来说，欣赏能发出又高又尖声音的中国乐器的演奏，确实是一种新鲜的艺术体验。不少华人剧团还在西恩富戈斯、科隆、萨瓜、帕拉塞塔斯等地区上演传统剧目。当时清廷一些外交官对此作了记述。谭乾初在其《古巴杂记》中提到，“夏湾拿（哈瓦那，下同——作者）有华剧二班，虽不甚可观（优伶多由本处学艺），然忠孝廉节，喜怒哀乐，亦足激发天良，各华人仍不忘中国面目也。”（注：谭乾初：《古巴杂记》，载于《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二帙一。）张荫桓在《三洲日记》中也记述了他出使古巴时，到华人剧院看戏的情景：“……东莞、新安、增城三县，就西人市集之上，联一公所，旁为剧场，局面不宏而甚整洁，晚徇乡人之约，一往观故乡声乐，聊抒旅怀。”（注：张荫桓：《三洲日记》，载于《晚清海外笔记选》，第242页，北京，海洋出版社，1983。）
但是到了1893年，当余思治接任古巴总领事时，他观察到华人戏剧出现衰落的趋势。他指出，哈瓦那“原有戏馆两处，今已一处，亦将闭歇。今新来华人既不肯留，积年老客触目衰病，十年后不堪设想！”（注：余思治：《古巴节略》，载于《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第十二帙。）
1872年起，在哈瓦那出现了一些游乐场，其主要游戏形式是竞猜各种字谜（名称叫“古巴齐发”chiffa a cuba），实际上，它们是由中国明朝的36种符号组成的。
古巴华人聚居区所保持的许多中国民间习俗，长期在华人阶层居民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它们能一代代地流传下来，有时成功地阻止了异质文化渗入华人社会。身在古巴的张荫桓描述了1889年正月初一岛上华人欢度春节的浓烈气氛：“爆竹竞放，声闻数里，绝域而有中华风气。同人团拜后，诸华商来贺，并接见久谈。学堂华童来见，薄赏之。日岛总督参赞官来，美总领事威林士差贺，循华例也。”（注：张荫桓：《三洲日记》，载于《晚清海外笔记选》，第242页，北京，海洋出版社，1983。）此外，一些华人在举行婚礼时也遵循中国的礼仪。余思治在《古巴节略》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今华人与洋女结婚，咸愿至武圣前设誓成礼，不愿至教堂云。岛人争询故实，翻译谭培森以日文（西班牙文——作者）作《英圣传》，印于新闻纸传布之。前月夏湾拿省威拉麻连拿（哈瓦那省古伊拉德梅莱纳——作者）小埠神诞，代理人及‘联胜堂’董事循例请领事临视。华人制金龙彩狮，一如粤中故事，先奉武圣出游，地方文武官随声附和，泄泄沓沓，见土客之相宜焉。”（注：余思治：《古巴节略》，载于《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第十二帙。）
华人把在节庆时燃放烟花爆竹等习俗带到了古巴。岛上《纪念杂志》(1936)登载的《科隆百周年纪念，1836～1936》一文记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古巴华人庆祝宗教节日的情形：“至少在过去30年间，最典型、最富有异国情调和充满刺激的移民的节日，当首推华人的庆祝形式。他们穿着绚丽多彩的服装，在五光十色的烟火映照下，舞着长龙和其他奇形怪状的动物模型。”（注：德尼兹·埃利：《思想意识与种族特性－居住古巴的澳门华人，1847～1886》，第245页，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出版社，1979。）这完全是庆祝中国传统节日的场景。
古巴华人还把中国民间的宗教信仰带到了加勒比海岛上，并使之成为自己的精神支柱。A.丘法特·拉图的《古巴华人历史略记》记载了华人新居落成典礼和祭祀“战神”关公的仪式：“夏季的几个月中是岛上各个城市的华人祭祀关公最频繁的时期。关公是古巴华人最崇敬的神灵之一，每一个华人同乡会的会馆里都供奉有关公的牌位，并且每当华裔之间发生冲突时，就要请出关公牌位。1881年成立、但于次年解散的一家华人商会，曾经力图协调规定统一的商品价格，但是由于大家意见分歧极大，无法达成一致，最后与会的商人不得不在关公的牌位前发誓，以便消除歧异。然而，最终这种做法似乎也无济于事，因为商会不久便解体了。”（注：德尼兹·埃利：《思想意识与种族特性－居住古巴的澳门华人，1847～1886》，第246页，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出版社，1979。）
A.丘法特·拉图还提及华人崇拜观音的起源。每年7月凯瓦里恩市的华人还祭祀另一位东方的神灵：观音菩萨，她被古巴华人视为“美神”。对观音的崇拜，是在华人社会广泛流传的一个故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世纪后期在古巴一些城乡曾经流传这样一个传说：“一天深夜，一个名叫罗勇(Loyon)的华人在海边散步，突然看见一位身穿丝绸服装、手提装满了茉莉花花篮的美貌女子。当罗勇走近她时，她却消失了。从这天起，华人们坚信这位女子就是美神观音。她从中国来到古巴，拯救深受残酷奴隶制压迫的子孙们。”（注：德尼兹·埃利：《思想意识与种族特性－居住古巴的澳门华人，1847～1886》，第248页，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出版社，1979。）从此，华人每年都要到凯瓦里恩地区的海滩去进香朝拜。
另一个传说还讲到关公曾在一个逃亡华工身上显灵的情形。有一次，当这个华人正靠在一张扶手椅上休息时，“战神”关公就附在上述华人的身上，其魂灵宣称：“我是远涉重洋来到此地的王子。此行目的是为了抚慰所有怀念遥远家乡的子孙们。”为了庆祝神仙显灵而举办的好几天宴席，给古巴土生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古巴华人历史略记》描述：“1880年，科隆举行了一次豪华奢侈的节日庆祝活动，他们在中国剧场里公开赌博，并燃放了不计其数的烟火和鞭炮。三天的庆祝活动耗费了大量的金钱……他们摆了三十桌酒席，吃掉了价值800比索（4000旧法郎）的猪肉和家禽。”（注：德尼兹·埃利：《思想意识与种族特性－居住古巴的澳门华人，1847～1886》，第249页，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出版社，1979。）
除了上述的华夏民间文化成分之外，华人子弟学校也是古巴华人继承和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手段，它们最早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据张荫桓的《三洲日记》记载，他在出使巴巴时，曾多次了解到华人子弟的中文教育问题。在1886年11月间，古巴总领事曾向他禀呈了华人学堂各童籍贯名册。据说其规模强于西学馆，并得到古巴人的称赞。1889年正月十三，张荫桓还亲临华人学校听课，“晨起赴学堂观课读，类能成涌而文义懵如。诸童皆生长于此，父则华人，母则西产也，而且口音尚如中土，水源木本，固有得于天者。惜其父母皆贫窭，略有进境，辄欲其舍学而营生矣。”（注：张荫桓：《三洲日记》，载于《晚清海外笔记选》，第242页，北京，海洋出版社，1983。）华人学校基本上遵循中国传统，偏重于采用中国文字、历史、地理等教材。对于华人子弟的教育，虽然华人社会从一开始就很重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其发展道路荆棘丛生。
19世纪后期创办的华人同乡会，即华人会馆堂社，也是保存和弘扬华夏文化的中心之一。据1893年余思治估计，这类组织遍布于古巴各地，“大小埠共计四十余处。而夏湾拿一埠，共十处，马丹萨省之过郎（科隆——作者）埠，计七处。光绪十九年（1893年），又增建总会馆于夏湾拿。”（注：余思治：《古巴节略》，载于《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第十二帙。）
1893年在哈瓦那创建的古巴中华会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古巴华人的文化中心，它致力于华人的慈善、福利、文化和教育事业。每当古巴和中国有重大节日时，会馆都举行庆祝活动。它先创办了颐侨院，专门收容60岁以上的贫苦无靠的老人颐养天年；又创建了中华义山，作为华人墓地；还开办了中华学校，让华人子弟学习中华文化。这样，该会馆就成为团结华人、增强他们之间联系和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地。
综上所述，16世纪末至19世纪末，华夏文明成果已无可争辩地出现在拉丁美洲各个地区，然而它主要是由俗文化构成的。因此，它们并不是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的主体，而是民俗文化支流。这一现象是由各种历史因素决定的。
首先，参与中国和拉丁美洲早期经济文化交流的华人主要是来自下层社会的民众。特别是19世纪后期被贩卖到美洲的契约华工，其绝大多数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小手工业者或小商贩，他们或是文盲，或者文化程度很低。这种条件就决定了他们所传播的文化层次。
其次，上述时期拉丁美洲逐步形成了以欧洲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为主体的混合文化结构，而作为主流文化载体的美洲土生白人既不理解、也不可能接受来自东方的异质文化，特别是产生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主流的华夏精神文明成果，这种客观环境就限制了高层次的东方文明精髓在新大陆的传播。
由于上述的原因，在近代拉丁美洲出现的华夏文化主要是以丝绸、瓷器、茶及俗文化为代表，它们在一些地区的影响至今还能感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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