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心理学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几年以前，我曾写过—篇文章〔1〕，从认识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函数，困惑中的西方心理学，海峡两岸共同的历史教训、以及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等方面，论述了建立有中国特色心理学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最近，再次集中学习了中国大陆和台港地区发表的有关心理学本土化或中国化之类的论文和资料，启示颇多，但也感到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商讨，从而引发出一些思考。现归纳如下，名之为《再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以就教于心理学界的同仁。
一
提出“学术中国化”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值得庆幸的是自70年代末以来，它已逐渐成为海峡两岸（包括香港）心理学者共同的热门话题。心理学的“中国化”、“本土化”或“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曾被当作近义词频繁地出现在我国各地区的心理学文献中；不过，近几年也有一种以“本土化”代替“中国化”，或代替“建立有中国特色心理学”的趋势。理由是“‘本土化’一词较‘中国化’与‘具有中国特色’等词更为周延、中性而开放，更不会被误为有排他性”〔2〕。“‘本土化’包含了‘中国化’与‘具有中国特色’的涵义，但却可避免后两者所可能引起之不必要的负面联想”〔3〕。
比较是认识事物的环节和重要手段。而比较的根本目的一方面是要从有差异的事物中找出它们的同和潜在的同，发现可彼此吸取的因素；另一方面是要从很相似的事物中找出它们的异和潜在的异，并审视这种异在进一步发展时可能带来的正面或负面影响。本着这一思路，我试图对台湾及大陆心理学界所使用的“本土化”、“中国化”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等关键词加以辨析，并申述自己仍坚持采用“建立有中国特色心理学”的原委。
先从台湾地区的心理学“中国化”向“本土化”转变谈起。杨国枢曾强调二战后台湾所承受的来自欧美、特别是美国的一面倒的影响，已从政治、经济扩展到学术、教育及文化。“在这一大环境的局限下，四十多年来台湾的心理学一直是美国心理学的附庸，缺乏应有的自发性与独创性。”〔4〕而那些在70年代末发起心理学“中国化”运动的人，都是在台湾受过完整的西化教育和曾留学美国，并有15年以上的实际研究工作经验。他们以西方（主要是美国）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对台湾本地的社会现象与民众行为进行了长期的研究，结果是劳而无成，饱尝了格格不入的挫折与痛苦。因此，“不得不从根本之处反省盲目地或不加批评地运用他国理论、概念、方法及工具的困境。经过反复思考，终于体认必须采取中国化研究策略”〔5〕，以使心理学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能适合、贴切和充分地描述、分析、理解和预测中国人的社会现象与心理行为，亦即使心理学由西方化状态变成中国化状态。当时他们之所以采用“中国化”一词，“只是单纯地认为台湾人是中国人，台湾社会是一种中国社会，而且是为了强调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6〕。
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由于“台湾发展到当时，现代化的变迁动力已经在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等方面塑造了新的特征与型态……俨然展现了自己的整体格调。在此情形下，自然会激发一种本土化或乡土化情操”〔7〕等原因，于是就发生了被称之为台湾心理学界在研究理念上的“一次重大转变，那就是从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转变到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8〕。本来，使用“中国化”，还是“本土化”，都是作者个人的学术自由，但若将其提高到台湾地区学界研究理念上的“重大转变”，就不能不使人关注。其实，细究起来，不管台湾当时现代化的变迁如何影响到台湾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都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台湾人是中国人，台湾社会是一种中国社会”的基本事实。因此，将“中国化”改为“本土化”是否非常必要？好在台湾心理学界的许多知名学者都是主张三个华人社会（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心理学者可以分别自由自在地建立自己的心理学，“然后再统合而为全体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9〕的。否则，由“中国化”到“本土化”这种“研究理念上的重大转变”，也是容易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负面联想的。同时，在特定情况下，“本土化”也不一定都意味着中性。所以，关键不在于是使用“中国化”，还是“本土化”，而在于我们的研究理念所赋予它的真实内涵和发展趋势。
尤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台湾心理学界关于“中国化”或“本土化”的种种论述，就不难发现，虽然他们也谈要建立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但其学术重点实际上是落在“化”字上。因为他们并没有对自己长期所学所用的西方心理学的方法论和理论体系本身，提出多少质疑，更缺少自觉的分析和批判。他们感受到的只不过是这种心理学不适合台湾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从而深切地要求将其中国化或本土化。
至于大陆一些学者提出的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则是以对西方心理学和前苏联心理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批判与总结为前提的，并考察了这些现代心理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考察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考察了中国当前的国情和对心理学的需求。例如，潘菽于70年代末提出要批判、改造现有的心理学，使其有质的变化，要走自己的道路，建立自己的心理学体系。80年代初，潘菽在《中国心理学六十年的回顾和展望——纪念中国心理学会成立六十周年》〔10〕一文中，更明确地倡导：“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发掘祖国心理学思想的精华，吸取古今中外一切合乎科学的积极成就，走我国自己的道路，在服务于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心理科学工作中，逐步建立具有我国特色、切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心理学体系，并为世界心理科学发展作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潘菽的这些主张，在大陆心理学界曾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和回应。当然，对于这类工作，大陆也有人名之为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11〕。总之，大陆这一部分心理学者的思考与实践，并不限于对植根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中的西方心理学是否适合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而是进一步探讨了这种心理学本身的弊端。因此，对现有心理学要求改造、创新、超越的意识更自觉，愿望更强烈。而且这种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其学术重点不在“化”，而在“构建”。“化”只是“构建”的一个方面和一种手段。通过“化”，变外国心理学中合乎实际的有效的为适应中国、对中国有用的；变中国古代的为现代的；甚至化腐朽为神奇（从相关的曲折、错误中得到借鉴和引出正确）。“构建”还要求有其他方面的配合，它有更深广的内涵。
由此可见，台港心理学的“中国化”和“本土化”，与大陆地区学者的“建立有中国特色心理学”，虽有相通和相融之处，但在认识的逻辑起点、发展动因和相当长时期的具体目标方面，又有重大的差别。因而，如果看不到或不重视两者之同，就将使彼此脱离，失去互相借鉴、学习的机会；而看不到两者之异，放弃“建立有中国特色心理学”〔12〕的旗帜，并以“本土化”来代替，那么，对于已经走上或准备走上“建立有中国特色心理学”道路的大陆学者，就可能是研究理念上的大倒退和作为中国心理学者主体意识的淡化。
二
杨国枢对大陆心理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曾有过一段评论〔13〕。主要意思有三点：1.大陆的心理学，过去有几十年的时间深受苏俄心理学的影响，近年来则转而大力吸收欧美心理学的知识、理论及方法，可以说仍在逐渐形成西化心理学的阶段。2.大陆心理学界有部分人看到西化心理学在台湾与香港两地发展上的局限及困境，不愿重蹈台港心理学缺乏主体性的覆辙，不愿再走台港心理学在发展本土心理学之前所走的冤枉路。因此，在吸收西方心理学的同时，便开始心理学本土化的思考与讨论。3.相信在不久以后，本土心理学即可在大陆萌芽，并进而开花结果。
杨先生的话可以说部分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大陆心理学界的现实，反映了少数学者、特别是某些青年学生在学习西方（特别是美国）心理学时，又陷入新的盲目性，缺乏主体意识和改革、创新精神。这种状况，自然令人担忧。至于说“大陆仍在逐渐形成西化心理学阶段”，“相信在不久以后，本土心理学即可在大陆萌芽，并进而开花结果”等等，这就涉及如何估价大陆地区在建立有中国特色心理学（包括心理学的中国化）方面已经做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果。在我看来，作出这一判断可能有对大陆资料的把握问题，也有理念上的的差异。由于“评价”不仅涉及到对过去工作的总结，更关系到我国心理学今后的走向，而大陆心理学界对此也有不同看法，因此也需要通过讨论，寻求共识。实际上，大陆和台湾心理学在相关研究方面的进程和活跃领域，应该说是各有所长和各具特色的。
台湾心理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最初是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协同进行的，一开始就在学界造成了相当大的声势。台湾心理学本土化最活跃的领域，主要是社会心理学。他们从80年代以来，专心从事中国人之多种本土性心理与行为的概念分析及实证研究，发表了许多诸如中国人的面子、人情、缘、孝道、义利和自我之类的文章，并相应地出版了文集。到了90年代初，除就上述选题继续作深入研究外，对心理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又从研究原则和方法的角度，进行了新的探索和概括。几期《本土心理学研究》专集，就是见证。此外，在这一期间，港台一些心理学者如杨中芳、杨国枢等人，还经常回大陆传播、交流他们在这方面的思想和研究成果，对促进大陆心理学界、特别是社会心理学界的相关研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反观大陆地区，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中国化，则是分别开展的，没能形成合力。这是颇为遗憾的。但是，大陆为建立中国自己的心理学，在起步的时限上并不比台港晚，而且也有自己取得不少成果的领域。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大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是从理论心理学开始。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如前已述，近20年来对西方心理学、前苏联心理学以及它们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自觉进行了持续的和相当规模的分析、批判和评说。潘菽曾强调：“一个有志于心理学的探索以至创新和革新的人，一点也不能忽视对整个旧心理学的批判研究工作。”当然，这种批判，不是简单地否定，而是实事求是地分析、评价、借鉴和扬弃。他还说：“没有批旧，就不知道探什么新，就会无的放矢……科学上称得起新的东西必须是旧的补充，旧的改正，旧的辩驳，旧的否定，旧的替代，旧的提高，旧的派生，旧的新解，旧的整理，旧的推进或旧的发展。”〔14〕潘菽是这样倡导的，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的《心理学简札》和《心理学文选》深刻揭示了已有心理学、特别是西方心理学在方法论和其他许多基本理论方面的弊端，评价了它们的成就。与此相应，大陆学者80年代以来也在《心理学探新》等专业杂志和不少高校学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它们都是为建立有中国特色心理学所做的发动、准备乃至奠基性工作。其二是大陆学者对心理学的科学性质、研究对象、方法论、人性观、心理观、身心关系、心理活动范畴的划分、个性发展动力、需要理论，以及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心现学等基本问题，都逐渐形成了一些独特见解，为构建这种心理学的理论框架，提供了许多支撑点和生长点。
其次，大陆对中国古代心理学资料和思想的初步发掘与整理，以及多种《中国心理学史》的编撰，从一开始就是以促进具有我国特色心理学的建立为目标。它们为这种心理学提供着富有民族色彩的素材和养料，直至某些基本的观点和组成部分。如对这种心理学具有极重要意义的“人贵论”；关于阐述人与自然关系的“天人论”；说明身心关系的“形神论”；揭示人性根由的“性习论”：探讨知行关系的“知行论”：由好、恶派生出人的各种情绪的“情二端论”，以及如何对待人的欲望（需要）的“节欲论”等〔15〕。再者，如果我们能超出现有《普通心理学》的局限，并进而扩展到“心理学群”的视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宝藏，可能更会是世所罕见。特别是对那些目前尚不为现代心理学者所关注、所认识的历代哲人关于历史与人生的感悟，如果我们能够消化、吸收和融通，并加以创新，那么，未来的有中国特色心理学也许会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第三，在儿童发展与教育心理学领域内，由朱智贤领头开创，由林崇德继承推进的某些研究，如《中国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发表了一批论文，并出版了专著。林崇德在总结时认为：这项研究“坚持正确的哲学方法论，即强调研究方法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作向导；坚持正确的科学方法论，用系统观点看待自己研究的问题；具体方法适合具体课题；对具体方法的运用，从拟定课题到进行设计，到取得和解释结果，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在一定程度上说，我们遵循的方法论保证了我们的儿童心理学研究成果的中国化”〔16〕。总之，可以说其特点是既有正确的方法论指导，深入的理论探讨，又有广泛的实际调查和实证研究。因此，对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具有方向性的意义。
第四，社会心理学在大陆停滞了几十年，改革开放为它的恢复、重建提供了机遇。因此，学习、引入的任务很重。但在某种意义上，使社会心理学具有中国特色又最为迫切。目前，大陆的社会心理学界对于如何处理好“进入”与“化出”，实际上有不同意见。有的学者〔17〕主张必须先深入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内部，然后再出来中国化。他们引用台湾心理学中国化早期研究中的一段话：“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是一种成熟的自觉，只有长期浸润在西方社会及行为科学中的学者，才会有需要中国化的深切感受，也只有长期以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从事实证研究的专家，才能知道何者应该中国化，何者不必中国化。只有先‘进入’西方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者所开拓的园地，方会了解其限制与优点，才能‘出来’加以中国化。一开始就停伫在世界学术门外而拒绝进入的人，是没有能力谈起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的。”这些学者还将这段话作为立论的重要依据。其实，事物都是有两重性的：祸福与共，难易相随。引文中所强调的“长期浸润”和“长期从事”，确使一部分人猛省了，觉醒了，奋起了。但是否也使另一部分人认同了，习惯了，麻木了？如果我们现在也都去“两个长期”，结果又会如何？再者，我们还有时日去经受“两个长期”吗？这并不是说可以不学习，不进入。关键是一开始就要明确以什么思想去指导学习和进入，以什么心态去学习和进人，从而减少盲目性，提高自觉性，提高进入和化出的效能。正因为这样，有的学者〔18〕提出了要走出我国社会心理学发展中的种种认识误 区与研究误区。例如要不拒斥向他国、向全球学习，但对西方、尤其对美国社会心理学应有批判与改造；要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吸收养分，但不能守旧；要向先行一步的台港社会心理学借鉴经验与教训，但应避免我们的社会心理学台港化。这些讨论，深化了人们的认识。
总之，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我们已在许多方面开展了工作，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与经验。虽然它们还相当零散，也不成熟，但确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基地。
三
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包括大陆所提的心理学中国化），以及如何去建立，这是支持者和异议者都关心的事。对此，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面进行了分析、讨论和实践。不过，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目前还难做出准确的描述与概括，还需要不断探索。但是，我认为有两点是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
（一）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是对一种心理学思想体系的自觉追求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不是政治观念的泛化，而是对一种有某些独特内涵的心理学思想体系的自觉追求。它主要包括：
1.自觉选择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这种心理学的指导思想和哲学方法论。任何心理学派别和任何心理学家。在自己的工作中，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某种世界观和哲学方法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差别只在于他们的世界观和哲学方法论的性质，以及自觉选择的程度（包括他们对自已所选择的世界观和哲学方法论理解的深度）。在我们看来，由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当今世界上较之其他哲学能更有说服力地对自然、社会和人的发展以及它们的本质和联系做统一说明的哲学思想，是一种主张并重视实践、变革和发展的哲学，因而，它有可能为其他具体科学的研究，提供正确的方法论指导。同时，它本身是开放的，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吸收能力，具有无限的生命力。而心理学正是与自然、社会和人的发展紧密相关的一门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因此，它迫切需要像辩证唯物论这样的哲学作为理论基础。这一点首先意味着在心理学的实践和理论体系中，要把世界看成是发展的变化的，并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看待尔后的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看待人性与人的心理。也就是说心理学者要有正确的世界观（包括历史观和人性观）。其次，要将这样的世界观倒转过来，作为哲学方法论，并具体化为一般的思想方法体系。如实事求是的客观性原则，矛盾运动的发展原则，立体综合的系统原则，共性与个性结合的原则，生活实践的原则，解放思想、自主创造与古今中外为我所用的原则等等。试设想，我们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能不贯彻这些思想方法原则吗？
实际上，方法论也是一种系统，它有不同层次。其中最主要的是思想方法（一般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各种实践方法）。思想方法论是方法系统的最高层次，它对工作方法起指导作用，是工作方法的实质与灵魂。而各种工作方法则是思想方法在不同实践领域的具体运用与外化。那么，怎样看待由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形成的一般科学方法论（如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等）在整个方法论系统中所处的地位？正如车文博所说的它们是“哲学方法论和各种具体科学技术之间的中介和桥梁，是现代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共同适用的科学方法论”〔19〕。但是，为了使这些一般科学方法论能更好地在具体学科的研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第一要坚持唯物论。实事求是地对待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并根据问题的需要去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做出合乎实际的结论。第二要坚持辩证法。采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去看待所研究对象与环境的关系、自身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以及它们的变化与发展。也就是说一般科学方法论也要以正确的哲学观点作为理论基础，然后才是按照它们自身的基本要求，结合各门具体学科（包括心理学）的实际，去指导学科的研究。
至于传统心理学中所谓的客观实证主义方法论与主观现象方法论，都必须在正确的哲学方法论和一般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从理论观点上加以根本的改造，抛弃它们各自片面的绝对化的和不合理的因素。
2.渗透和体现正确的人性观和心理观。心理学是研究人、联系人的生活实践去研究人的心理的科学，因此，对人性及人的心理本质取科学的态度和观点是十分重要的。而中国古代思想家、西方思想家，以及现代心理学家，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却往往失之偏颇。例如，就人性而言，论争主要集中在人性善恶的道德侧面和自由、民主、人权之类的政治侧面。而且，多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很少对现实人性的构成进行多侧面、多层次的具体分析。同时，在认识和对待人性天赋与积习成性、人性的普遍与特殊、人性发展的受动与主动等问题上又各执一端，不能圆通领悟。
其实，对人性的认识也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任何具体的物都有具体的物性，任何现实的人也有现实的人性。对于物性，我们总是注重从三个方面去把握：质——该物的由来和构成的质地；形——该物的形态与样式；用——该物的功能与作用。同时，一种物体的物性必须在和其他物体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对比的过程中才能显露出来。所以对物和物性的认识不可能孤立、静止地获取。而且随着物的发展、物与物之间相互影响的深化，对物和物性的认识，也会不断丰富和可能发生变化。我们是这样看待物性，也应当沿着这样的思路去探讨人性。
人之所以为人，从种系发生来看，是在漫长的动物演化过程中通过古类人动物的群体生活和早期人类的社会性劳动，最终塑造出人的大脑和以人脑为主要器官的心理——意识运动。人脑的结构与功能是地球上物质进化的最高阶段和产物。它使得人虽源于动物却又远远超出一切动物种群。从这个意义上看，什么是一般人性？概而言之，主要是人脑和人脑各种形式的心理——意识运动，以及心理——意识所显示出来的种种自觉能动性。具体到每一个人，他的现实人性实质上也就是他的心理——意识的种种表现，特别是他的以先天遗传为基础、通过后天的社会生活和个人努力而形成的稳定的能力系统和性格系统，是个性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和前景，是他在自己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主体作用。因此，一个人的现实人性包含着一般人性，也包含着随社会历史变化与个人经历的沉积而发展和具体化了的人性。它是每个人的先天生性（主要是自然性）与后天习性（主要是社会性）的结合。而且每个人现实人性的发展都有它受动的一面和主动的一面〔20〕。
关于人的心理（意识）的本质，按我们的认识，它是人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而主要在人脑中产生和进行的观念性活动。这种观念活动能动地反映客观现实（也包括主体自身），调控着人的行动，并进而影响周围世界。人的心理可相对分为动态的易变的心理过程和静态的稳定的个性。由动态到静态、由静态到动态是一种双向连续体，它们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由于人的心理所具有的自觉能动性，因此，其反映与调控功能所表现出来的智慧水平和创造性，使 任何高等动物都永不可及。这也是心理学必须把人当作人来研究的根本原因。但人的心理功能无论多高超，又都是客观与主观、受动与主动、物质与精神、自然与社会的统一。
真正科学的心理学要以科学的人性观和心理观为基础。我们希望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能认同、渗透、体现、丰富和发展正确而健全的人性观和心理观。
3.具有大心理学思想。所谓大心理学思想是指努力克服现有心理学派别在学科性质、人群取样、研究对象与领域、研究任务与学科功能等方面的狭隘性，使心理学在现代人的生活和现代科学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得到提升的心理学观念。它主要表现在：（1）人的心理是一个多系列、多侧面、多层次的开放系统，与人的行动紧密相联，乃至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表里关系。因此联系人的生活实践，从潜意识到显意识、从认识到意向、从心理过程到个性、从心理健康到病态、从现实我到理想我，心理学都要研究，或者说都要有心理学去研究，不可损缺或相互替代。（2）心理学经历了是什么（说明、描述心理与行动）和为什么（解释、预测心理与行动）的阶段，它应当发展和深入到怎么办（参与、服务和改善人的生活）的阶段。也就是说心理学不能停留和局限于描述、解释和预测人的心理与行动，而要努力深化为一门能促使人健身、开慧、养性、修行、为人、处世的重要人学。关于后者，如果能冲破西方心理学中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主义的观念樊篱，加强和突出人文精神，那么，从中国文化的儒、道、佛（禅）三大思想传统中，我们能获得许多养料和有益的启示，并将大大拓展心理学的研究领域，提高心理学的境界和社会价值。（3）以人脑为主要器官的心理——意识活动，是物质世界的最高级最复杂的运动形态。因此，以它作为自己独特研究对象的心理学，是一门独立的基础科学。同时，人可以从不同维度来分群；人的实践领域又多种多样，并且还在扩展。他们都有自己特殊的心理和行动，都要有相应的心理学去研究、去服务。所以心理学科是包括理论心理学、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以及多种应用心理学等等在内的大学科群，是科学的一大门类。
（二）确立与实施构建有中国特色心理学的实践本位观念
文化建设有相对独立的过程和规律，它的发展涉及对不同文化的选择和结合。但是，我们又不能仅就文化的选择与结合来谈文化建设。文化的发展还有文化以外的原因，选择与结合还要有取舍的标准。心理科学作为一种认识结构，作为一种广义的文化形态，不会、也不能例外。心理学有自己的历史，也有它进一步发展的内在矛盾和轨迹。因此，对外国心理学名著，对外国心理学流派，对中国传统文化，我们都要了解，都要研究。但是，如果只注重对西方心理学的学习、“进入”和“化出”，仅谈西方主客观心理学范式的统合，局限于西方心理学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结合，也是难以建立有中国特色心理学或中国心理学的。中国的心理学者必须熟悉自己的国情、民风，人民的心态，民族的性格、习惯与行动方式。在当前，更要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为根本，以这一实践的主体——中国人民的需要和利益（包括个人的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潜力和积极性的发挥）为导向，以社会生活向心理学提出的重大课题和心理学自身发展提出的重大课题为中心，以古今中外一切合理有效的东西（包括某些理论、概念、方法与工具）为手段，按实际需要为我所用地去开展心理学研究，逐渐形成自己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同时，这种新理论的科学性和新方法的有效性，还要经受生活实践的检验，要以能否真正说明、解释和预测中国人的心理与行动，能否改善与提高中国人的身心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能否促进智能的发展和潜力的发挥为标准。总之，我们要了解国情，尊重国情，屁股坐在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上，研究这一实践过程中的心理学问题，努力创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同时，又用我们所创立的心理学去为这一实践和这一实践的主体服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构建有中国特色心理学的实践本体观念。这种观念的确立与实施既是“构建”的根本道路，又是有中国特色心理学的根本标志。
四
有中国特色心理学的创立和成熟，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也许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只耍我们坚持正确的学术方向，坚持并扩大对外开放，坚持以实践为本位，并积极地开展工作，就会得到社会与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因而终有一天，使命定能实现。届时，我们的心理学将是对现有心理学的改造和创新，是心理学发展的新阶段。但即使如此，这种心理学也还是一个继续开放、发展和追求更加完善的认识结构。
大陆与港台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结构的差异，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各地人群的心态和行动方式；加上各地心理学者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专业修养方面的不同，大陆与港台的心理学也必然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但是，比起同文同种、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愿望和未来，这种差别只不过是局部的和暂时的，而且，有某些差别并不是坏事。“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我们的老祖宗就懂得只有不同事物的结合，才会产生新的事物。而相同事物的相加，则只能产生相同事物，甚至产生退化。因此，对于更远一点的中国心理学来说，大陆与港台心理学者，都会有自己历史性的贡献。更何况随着形势的变化，交流的频繁，学术方面的共同点必定会更多和更成熟，人作为一个“类”，有许多先天的“共性”。而且由于经济贸易的国际化，信息传播的快速和全球化，不同文化相互渗透的加剧等原因，人后天的“类性”也在扩展。而中国心理学以众多中国人为研究对象和服务对象，有丰富的传统文化精华来滋养，并重视对外国心理学的学习和发展历史的借鉴，加之有中国各地区不同背景下的众多心理学者的特殊奉献，因此未来的中国心理学，必定包融有人类心理的许许多多、越来越多的共性和共同规律的揭示，以及对它们的应用经验。这些有着普遍意义的科学真理定然光辉灿烂。同时，未来中国心理学所带来的中国独特性也必然异彩纷呈。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对全球心理学已有高峰的超越，也是我们为全球心理学新高峰的形成做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注释：
〔1〕陈沛霖：《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2期
〔2〕〔3〕〔4〕〔5〕〔6〕〔7〕〔8〕〔9〕〔13〕杨国枢主编：《本土心理学的开展》（《本地心理学研究》创刊号.1993年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出版），第66、66、7、18、19、9、9、10、60页。
〔10〕〔14〕〔15〕《潘菽心理学文选》，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365—384页、301、438—455页。
〔11〕〔16〕林崇德、俞国良：《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过程与道路》，载《心理科学》1996年第4期
〔12〕车文博：《综合主客观心理学范式，建构中国大心理学体系》，载《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
〔17〕郎友兴、王小章：《社会心理学中国化的方向与途径》，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18〕周晓虹：《本土化和全球化：社会心理学的现代双翼》，载《社会学研究》1984年第6期
〔19〕车文博：《二十世纪西方心理学发展的轨迹及其未来的走向》，载《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
〔20〕陈沛霖：《论自我发展的受动性与主动性——兼评人本心理学的“自我实现”观》，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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