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最高领导人的任职特征及对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启发
金蕾莅1刘士达2施华杰3何雪冰1
(1.清华大学 学生职业发展指导中心，北京 100084；2.清华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3.清华大学 车辆与运载学院，北京 100084)
摘 要： 为了探究国际组织高层人才的任职特征和成长规律，本研究对联合国系统下属48家典型政府间组织2000-2017年在任的160位最高领导人的简历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国际组织领导人来自74个国家，女性领导人占20%，初掌帅印时平均年龄约57岁，职场生涯约32年，90%领导人的职业生涯并非始于国际组织，但80%左右的人就任前拥有过在国际组织或所属国政府的工作经历，晋升来源也主要为上述两类。就教育经历而言，拥有博士学位者占48%；有海外学习经历者占51%；在美国、英国和法国完成最高学位教育(硕士或博士)者占56%；无论本科还是最高学位(硕士或博士)专业，攻读法律、经济学和政治学三科的人皆超过半数。本研究为中国如何培养高层次国际化人才提出了参考和建议。
关键词： 国际组织；最高领导人；高等教育经历；工作经历
在国际组织中，中国籍职员比例较低，特别是担任高级别职员严重不足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在一些重要的全球治理议题中发挥有效影响。最近两三年，国内学术界开始研究国际公务员的核心胜任力、素养和聘任标准(1) 滕珺,曲梅.联合国未来胜任力模型分析及启示[J].中国教育学刊,2013,(3):5-7;滕珺等.国际组织需要什么样的人?——联合国专门机构专业人才聘用标准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14,(10):78-84;赵源.国际公务员胜任素质研究——以联合国业务人员和司级人员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18,(2):137-142. ，以及典型国家和著名高校的人才培养和输送机制等(2) 阚阅.全球治理视域下我国的国际组织人才发展战略[J].比较教育研究,2016,(12):16-21;闫温乐,张民选.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来自瑞士的经验与启示[J].比较教育研究,2015,(8):107-112;郭婧.英国高校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输送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19,(2):12-19;闫温乐,张民选.美国高校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经验及启示——以美国10所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课程为例[J].比较教育研究,2016,(10):46-52;徐梦杰，张民选.美国大学国际组织高层次人才培养研究——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为例[J].比较教育研究,2018,(5):33-42. 。但是，对国际职员最高职级的代表——国际组织领导人的关注却相对较少。高阶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指出，高层管理人员会在其所面临的情景和选择中注入大量自身所具有的经验、性格、价值观等特征。(3) Donald C. Hambrick and Phyllis A. Mason,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9,no.2(1984):193-206.由此可推论，国际组织领导人自身特点势必会影响其所在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一系列核心举措，对他们的任职特征和成长经历的研究势在必行。由此既可为有志于在国际组织中建功立业的从业者提供职业选择和发展方面的榜样数据，又可以了解世界各国在国际组织最高职位上的人才分布和影响力的消长，最终为中国培养高层次国际化人才提供建议参考。 在高级专门人才成长经历的研究中，履历分析法是常用的重要方法之一。以往类似研究通过对特定岗位精英人物简历中典型信息的抽取和描述，总结他们的任职特征和成长规律，为培养和选拔领军人才提供参考建议。(4) 熊义志.青年政治精英的政治极化——美国政坛70后的职业背景与政治倾向[J].中国青年研究, 2014, (12) :110-114；熊义志.国家战略转型与省委书记任职资历和职业模式变迁研究[J].领导科学,2011,(21) :4-7；郭美荣等.中国高层次科技人才成长过程及特征分析——以“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为例[J].科技管理研究, 2011,(1):135-138；尚冠军等.中国大学校长职业背景研究——以115所“211”大学校长为例[J].教育学术月刊，2011，(11):6-9；孟晓华等.大学校长之背景特征与大学绩效分析——基于高阶理论的视角[J].高等教育研究，2012，(1):33-43；王乐.我国大学校长职业发展路径研究[D].杭州：浙江工业大学,2014； 姜朝晖等.谁在做美国大学校长——基于《美国大学校长报告2017的分析》[J].教育研究, 2018,(10):121-129. 本研究基于对联合国系统内典型政府间组织领导人履历资料的分析，试图回答如下三个问题：领导人群体的基本构成是怎样的？领导人拥有怎样的职业经历？领导人拥有怎样的高等教育经历？
本次抗震救灾工作得到楚雄供电局大力支持，楚雄局安监部人员用最快的速度迅速赶到灾区，楚雄局应急办主任一行于当日晚赶到救灾现场积极参与救灾保供电工作。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以联合国系统内48个政府间组织为调查范围，选取2000年至2017年曾任或现任总干事、主席或秘书长等最高职务领导人的履历进行分析。领导人的履历主要从各国际组织官方网站获取，对于信息遗漏或是相互冲突的内容，通过维基百科、领英等网站进行了补充和交叉验证。最终的有效样本包括160名领导人，涵盖166个职位。(5) 4位领导人有2份国际组织领导人工作经历，还有1位领导人有过3份国际组织领导人的工作经历。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设置见表1，并依此确定采集的信息字段，包括国籍、性别、出生年份、学位、就读院校及所在国家、专业、担任领导人起止年份、任职前单位与职业/岗位等。将所有字段进行编码后，使用SPSS 22.0进行统计分析。
根据《数学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高级中学)考试大纲对数学学科知识内容模块要求，笔者将涉及的学科知识分为20个主题，可见下文编码中的表1；对认知水平的分类，参考课程标准与考试大纲中对知识水平的要求，划分为3个层次:了解、理解和掌握.
二、研究结果
(一)领导人的任职特征1.国籍
由于ASOM和MDOS中都要求记录仪器巡查情况,本软件主要以提醒为主,没有要求更详细的记录,只是记录了简单的巡查时间和巡查人,方便值班员留痕。
共有162位领导人在简历中报告了任前最后一份工作岗位的类型。统计发现，有89位(54.95%)领导人在国际组织内升迁或平级调任，其中又以从所在国际组织中非一把手职位升迁为主(37.04%)；有72人(44.44%)以所属国政府官员身份升任为国际组织领导人，包括从所属国政府某部门岗位(58人，35.80%)或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岗位(14人，8.64%)晋升。
大多数领导人工作过不止一个类型的单位，就他们任前涉及的所有工作单位类型进行检验发现，87.95%(146人)的领导人曾在联合国下属国际组织中工作过，其中43.37%(72人)的人曾在所执掌的国际组织中工作过；另有27.12%(45人)的领导人在其他国际性政府间组织、区域性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工作过。此外，有78.92%(131人)的领导人曾在所属国政府机构工作过，其中有26.51%(44人)在本国驻外大使馆工作过。在公共管理部门之外的单位中，在大学中工作过的领导人最多(68人，40.96%)，其次为研究机构(43人，25.90%)、企业(41人，24.70%)、律师事务所(17人，10.24%)和其他单位(22人，13.25%)。
2.性别
教材中的阅读内容是极为有限的，学生虽然能够在课堂上有所收获，但是却不能展开全面、深入的阅读实践，学生的能力不能得到锻炼。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教师应当对课堂教学内容进行拓展，增加学生的知识积累，使其可以在广泛的阅读过程中提升自身的英语能力与素养。例如在《Saving the Earth》这篇课文的教学中，教师将网络上相关的教学资源引入课堂，也可以为学生介绍优质的资源让学生在课下观看与学习，例如与环保相关的视频、国际新闻等，在阅读过程中，学生将会对地球保护问题产生深刻的认知，并进一步加强对英语知识的理解与认识。
3.线栓的制备：采用2号尼龙钓鱼线(直径0.234 mm)，剪成12 cm长的线段，参照何芳雁等[4]介绍的石蜡线栓的选择与制作方法进行改进。取熔点为56 ℃固体石蜡一块，放入20 ml小烧杯中，烧灼烧杯底部使石蜡融化，待石蜡将要凝固时，将线栓一端长约5 mm的一段浸入石蜡液中并迅速提起，在空气中瞬间冷却凝固的石蜡可牢牢粘附在尼龙线一端的表面，可反复多次浸蘸。千分尺测量线栓头端直径0.50～0.55 mm，并在距线栓头端6 cm处做标记，线栓的制备在实验前1 d进行。
被调查领导人中男性128人(80.00%)，女性32人(20.00%)。为数不多的女性领导人任职过的工作机构覆盖面较广，占被调查机构总数的43.75%(见表3)。如果从历年发展的角度看，女性领导人所占比例在2005年触底后反弹，表现出逐渐上涨的趋势(见图2)。
(二)职业经历
从圈速排名来看（当然与赛道和车手有关），保时捷排名第一，迈凯伦紧随其后，两辆意大利跑车分列第三和第四，奥迪和阿斯顿·马丁排名垫底。
1.成长周期
以四个重要时间节点描述国际组织领导人的成长周期，分别是出生年份(T0)、职业生涯开始年份(T1)、首次在国际组织中工作年份(T2)和首任领导人年份(T3)。被调查领导人首次进入国际组织工作的平均年龄为42.54岁(SD = 11.47)，已平均拥有17.01年(SD = 11.91)的工作经历；首次任最高职时的平均年龄为56.93岁(SD = 7.14)，已平均拥有31.61年(SD = 7.60)的工作经验。同时，随着年代的推移，领导人首任最高领导者职位的年龄(见图3)和职业生涯周期(见图4)皆呈现出逐渐增长的趋势。
2.就任前的单位类型
130位领导人在简历中报告了个人职业生涯首份工作的单位类型。(7) 将工作单位性质分为十类，包括联合国下属国际性政府间组织、非联合国下属国际性政府间组织、区域性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所在国政府机构(包括驻外大使馆)、大学、研究机构、企业(包括公司、银行等商业组织)、律师事务所和其他(包括小学、杂志社及人数较少无法单独归类的工作)。 只有11人(8.47%)的职业起步于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下属国际性政府间组织、区域性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而90%以上的领导人的职业起点相当多元，以在所属国政府机构(45人，34.62%)、大学和研究机构(35人，26.92%)工作的居多，随后是企业(13人，10.00%)、律师事务所(7人，5.38%)和其他单位(19人，15.38%)。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日益普及的今天，高新技术如何与医疗实践相结合成为医疗创新创业领域需要亟待考虑的问题。院校应积极调动学生参加或举办创新创业大赛，邀请有经验的创业家、风险投资人到场亲临指导并交流经验，设立大赛规章制度、奖励机制。通过创新创业大赛作为一个开放性的、 显性化的知识创新载体，将“互联网+医疗”应用领域铺广开来，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练、以赛促创[12]。与计算机高级应用人才一道在实践中提高创新能力，使成为高水平的创新型医学人才。
123位领导人在简历中报告了个人最高学位(硕士或博士)就读大学，其中3人有2个硕士学位，3人先后获得2个博士学位，涉及96所高校，分布在26个国家。美国、英国和法国是领导人获得最高学位的主要国家，占总体的55.81%(见表4)。有2人次及以上的领导人在哈佛大学等18所大学获得研究生最高学位，占总体的35.66%(见表5)。
4.海外留学经历
160位被调查领导人中有4人具有双重国籍，1人具有三重国籍，总计166人次，涉及74个国家。其中，1/3领导人的国籍集中在8个国家，即美国籍独占鳌头，法国、日本、韩国、英国、德国、加拿大和巴西籍紧随其后(见表2)。如果仅就其中6个典型国籍领导人的历年变化趋势而言(见图1)，美国和英国籍领导人的占比稳中有升，法国、日本和德国籍领导人的占比呈较明显下降趋势。中国籍领导人共有4位(6) 国际法院院长史久镛(2003-2006)，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2007-2016)，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李勇(2013-)，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2015-)。 ，自2013年开始的近五年增长势头明显。
(三)高等教育经历
1.学位层次
151位领导人提供了个人的高等教育经历，其中博士或硕士学位获得者分别占48.34%(73位)和33.77%(51位)，另有27人(17.88%)的最高学位为学士。从历年发展的角度看，博士和硕士学位持有者的比例呈增长趋势，而最高学位仅为学士的领导人比例呈下降趋势(见图5)。
2.本科就读高校所在国家及典型高校
3.最高学位(硕士或博士)就读高校所在国及典型高校
115位领导人报告了个人本科就读的大学，其中2人曾在2所大学，1人在3所大学接受过本科教育，涉及106所高校，分布在44个国家。按照培养人次由高到低排序，本科就读大学所在国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和韩国，占总体的51.26%(见表4)。有2人次及以上领导人就读过本科的大学共8所，累计培养人次占总体的18.49%(见表5)。
风险评价结果如图4所示，根据计算结果得到该化工园区氢气管道失效概率等级为1级，失效后果等级为B级，总风险等级为低风险。
3.晋升来源
果你经常拍摄运动或者野生动物题材，那么一台高端APS-C相机会是不错的选择。首先，这些机身性能强悍，所用的镜头通常也能与全画幅系统共享。只要使用正确，性能完全不输职业摄影师偏爱的全画幅相机。在本期“针锋相对”中，我们会对比两款顶级APS-C机型，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又会回到那个老问题—“单反还是无反？”
有150位领导人简历中至少报告了本/硕/博任一教育阶段的就读大学。只要任一阶段就读高校所在地与领导人的一个或多个国籍所在地不同，即算作有出国留学经历。结果发现，77人有留学经历，占总体的51.33%。进一步检验发现，在115位报告了本科就读高校的领导人中，有29人(25.22%)在非国籍所在地大学接受本科教育，他们主要来自非洲(14人)和亚洲(6人)国家，留学国家以美国(10人)、英国(4人)和加拿大(3人)为主。在123位报告了最高学位阶段(硕士或博士)就读大学的领导人中，有65人(52.85%)在非国籍所在地完成研究生教育，他们主要来自非洲(23人次)、亚洲(20人次)和欧洲(12人次)(8) 有2位研究生阶段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领导人具有双重国籍，故这里采用人次计数。 ，留学国家仍以美国(31人)和英国(17人)为主。
5.本科和研究生最高学位就读专业
122位领导人在简历中报告了个人的本科专业，其中学习法律、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人次占总体的52.46%(见表5)。126位领导人在简历中报告了其研究生最高学位(硕士或博士)所学专业，仍以经济学、法律和政治学为主，占总体的57.14%(见表6)。
三、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首次对联合国系统内48家政府间国际组织2000-2017年在任的160位领导人的履历进行了剖析，试图探究国际组织领导者的任职特征和成长规律。下面分别围绕领导人的群体特征、职业发展经历和高等教育经历进行探讨，并就中国培养高层次国际人才提出相应建议。
(一)人员构成多元又集中，以美国藉为主。 联合国系统国际组织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成员国众多，工作人员来源广泛。仅160位被调查的领导人就来自74个国家。但是，领导人所属国籍的分布差异显著。拥有以美国为首的八国国籍的领导人占被调查者的1/3，体现出多元又相对集中的显著特征。尽管国际公务员秉承观点中立立场，但仍然不能忽视上述国家和地区在参与全球事务治理中潜在的话语权。中国籍领导者虽屈指可数，但自2013年以来增长趋势明显。这一方面与中国分摊会费的增长趋势相符合，一方面也证明了中国籍官员在全球治理工作的多边机构中可主帅一方的职场胜任力。
(二)女性领导者占比低，但呈上涨趋势，任职组织以经社类为主。 尽管国际组织非常强调性别平等，但是与其他职业最高领导人的研究结果相似，女性在国际组织最高领导人群体中占仍较低。近年来，女性领导的占比在逐年上涨，体现出女性正在崛起的职业竞争力和领导力。此外，有近一半的被调查国际组织有过女领导挂帅的历史，且主要集中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下属的“区域委员会”和“专门机构”，以及“联合国大会”下属的“基金和方案”分部中的相关组织中。这或许因为经社类组织或部门对接纳女性领导者更具有开放性和历史传承性；或许因为女性在职业选择初期就偏好选择与经社类机构相关的工作，并在此类机构中已积累了较多的中高层女性管理者，为产生女领导提供了足够的候选人。
(三)职业成长周期越来越长，职业发展路径呈现出多元化起点，而后逐渐集中的特点。 相关学者指出，在许多对战略分析能力要求较高的岗位上，至少需要10年时间来达到相当的专业素质要求。(9) K. Anders Ericsson and Andreas C. Lehmann, “Expert and Exceptional Performance: Evidence of Maximal Adaptation to Task Constraint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47, no.1(February 1996): 273-305.根据联合国官网发布的职位雇佣要求，只有工作15年或以上的人才有资格申请司长级别(即D1或D2)的高层管理者职位。(10) United Nations, “UN Careers,” https://careers.un.org/lbw/home.aspx?viewtype=SC&lang=en-US. 本研究调查的领导人平均在工作了17年后才加入国际组织，履职最高职位时已累计工作年限约32年，且随着年代的推移越来越长。可见，领导人因拥有长时间的职业履历，虽于职业生涯中期才加入国际组织，但起点高，甚至有20%的被调查者在国际组织的首份工作就是最高领导者之位。同时，拥有多个类型单位的丰富且高质量的工作经验，也成为统率国际组织的竞争优势。本研究发现，90%的领导人的首份工作起步于以所属国政府、大学和研究单位为代表的多元机构中。在后续的职业历程中，80%左右的领导人会在国际组织(主要是联合国系统)或所属国政府机构中积累直接或间接的工作经验。晋升的“最后一里路”也聚敛为上述两大类。换句话说，若想成为国际组织高层公务员，其职业起点不必局限于国际组织，但后续的职业经历则要尽可能与国际组织或者多边外交工作产生关联。
(四)高学历特征显著，美国、英国和法国高校成为培养领导人的教育重镇。 作为决策级别的国际公务员，八成领导人拥有研究生学位，近一半拥有博士学位。随着年代推移，拥有博士或硕士学位的领导人越来越多。这或许与部分领导人曾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有关，因为高学位往往是在学术界发展的基本要求；或许也与国际组织强调“专业化”的职业胜任力要求有关，在专业和管理岗位设置时就对竞聘人员的学位水平有一定的要求，从而吸引并积累了大批学者型或专家型领导人。
对领导人完成本科教育和最高学位(硕士或博士)教育的大学进行统计和比较后发现，在本科教育阶段，领导人就读的大学相对分散与多元。但随着对更高学位的追求，领导人越来越集中到以美国、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的名校之中就读，比例高达56%。其中，美国高校表现非常抢眼。从领导人海外留学的流向分析，也可得出相似的结论。那些无论是在本科阶段还是最高学位阶段(硕士或博士)选择到海外留学的领导人，主要是从非洲和亚洲国家流动到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高校求学。这似乎意味着，在领导人群体中，所谓拥有国际化教育背景主要是针对非洲和亚洲藉的领导人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国际化教育背景甚至等同于欧美化教育背景。换言之，无论国际组织领导人的国籍背景和高等教育的起点如何多元化，但最终近六成的人都接受过以美、英、法为代表的欧美文化教育，他们既了解欧美文化和价值理念，也必然受其影响。
(五)专业背景集中于社会科学领域，以法律、经济学和政治学为典型代表。 国际组织工作具有高度的多边外交特点，广泛涉及全世界人民社会生活的多个核心领域。由此，国际组织领导人的知识结构多偏重于与之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学科。该特点也与美国政界与学界管理者的知识背景非常类似。(11) 姜朝晖等.谁在做美国大学校长——基于《美国大学校长报告2017》的分析[J].教育研究，2018，(10)：123-131；熊义志.青年政治精英的政治极化——美国政坛70后的职业背景与政治倾向[J].中国青年研究，2014，(12)：110-114. ，这或许意味着社会科学领域的专业训练对培养政界和学界高层管理者职业胜任力，特别是领导力和战略决策力具有特殊的贡献。同时，审视中国现有在国际组织工作中高级专业人才，绝大多数的专业背景以语言类为主。语言能力出色固然是在国际组织工作的先决条件，但若要成为有竞争力的国际职员，乃至未来的领导人，就还需要进一步搭建和完善社会科学领域的专业知识结构。
对于成人教育培训，尤其短期进修培训类教育，很难有质的飞跃。慢性肾脏病发病率逐年升高[1]，并最终发展为尿毒症，而目前主要的治疗手段是血液透析[2]，因此对于血液透析技术及护理需求也逐年增加。因此血液净化专科护士培训需要有一种合适的教育模式和方法，在短期内将学员培养为具有良好的科研思维和良好的血液净化护理能力。2008年经江苏省卫生厅审批，我院成为江苏省首批血液净化专科护士培训基地之一，结合近10年的专科护士培训的实践教学，将高效成人短期培训经验及成果介绍如下。
随着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入参与，中国已经在各类型和各层级人才的输送渠道上打开了一片天地。接下来的当务之急，是有效率地培养资质匹配者，增强人才供给的基数和竞争力。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以国际组织为代表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的过程中肩负重要使命，由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通过多种渠道打造国际化人才的多元化教育背景。高层级国际公务员普遍具有多国教育背景，既有语言优势，又有胜任多元文化工作的实际经验和发展潜力。从传统或短期的培养角度来讲，一方面可有策略地选拔与推介有潜质的学生在适合阶段大胆“走出去”(如短期交换、海外留学等)；一方面可以对正在海外学习或已经毕业的留学生进行跟踪与引导，吸引其回国继续进修或工作，从客观条件上增强国际化人才学校背景的复合型特征。从创新和长期的培养角度来讲，要着重提升中国高校办学的国际化进程和水平。由优先提升国际学生的规模和国家构成等问题，过渡到有策略、有步骤地开展趋同化管理，在促进国际学生与本土学生融合成长的过程中，切实提升全体学生在国际分工与合作中的全球胜任力(12) 滕珺等.培养学生的“全球胜任力”——美国国际教育的政策变迁与理念转化[J].教育研究,2018,(1):142-147+158；滕珺,曲梅.联合国未来胜任力模型分析及启示[J].中国教育学刊, 2013,(3):5-7；赵源.国际公务员胜任素质研究——以联合国业务人员和司级人员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18,(2):137-142. ，之后方可通过其未来的工作成就促进国际组织等全球机构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了解与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在高等教育全球化进程中，如何平衡中国高等教育与欧美高等教育的独立与融合将是未来研究与实践的重要方向之一。
第二，以“双一流”建设为契机，提升中国高校社会科学领域基础专业的办学水平。很明显，社科类人才在高层次国际公务员中占据优势地位。因此，在培养国际组织后备人才方面，当务之急不是专设或新增对应的专门学科，而是整合已有社会科学基础学科(如政治、经济和法律等)的资源，提升其办学水平。相关高校可以“双一流”建设为契机，在更深层次地了解和研究美国、英国和法国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体系的基础上，重点建设好一批聚焦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公共管理、国际经济和国际法等方面的学科，促进相关领域国内外学者的项目合作与学生的联合培养。同时，依托于一流高校和一流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的基础平台，丰富和优化理学、工学、医学等人才的知识结构，培养其对世界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司法的深刻了解，提升其进入全球机构的可雇佣性。比如，随着中国高校整体排名的上升，部分高校的工科教育培养质量已经获得国际认可。一旦这批拥有扎实工科基础的学生得到相应的社会科学知识补充或训练的话，会更有利于他们在国际人才竞争中发挥科班专业的比较优势，更顺畅地进入工科这类行业专业性较强的国际组织或机构。
第三，建设一支兼具学术声誉和国际机构任职经验的师资队伍。为了培养国际化人才，中国高校不仅要吸引各领域优秀国际学者的加盟，也可以考虑将拥有在重要全球机构中工作经验的人士聘为专兼职师资。同时，加强对已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的引导，发挥专家智库的人才优势，提升他们到以国际组织为代表的全球机构中兼职、挂职和任职的兴趣，把知识的生产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决策支撑。这些举措，一方面有利于教师在现实场域中开展基于项目实践的教学，一方面也为青年学生主动在全球治理议题中勇担责任和贡献力量树立了行为榜样。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p Leaders a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mplications to International Talent Training
JIN Lei-li1 Liu Shi-da2 SHI Hua-jie3 HE Xue-bing1
(1.Career Development Center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 100084;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 100084; 3. School of Vehicle and Mobilit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 100084)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areer development of high-level talent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resumes of 160 top leaders who served in 48 typical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from 2000 to 2017.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ead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ame from 74 countries. Female leaders accounted for 20%. The average age of the heads when they first assumed the top leadership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as about 57 years old. It had taken about 32 years of their career lives. Although 90% of the top leaders did not start their career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80% of them had work experience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r their governments before promoting to the leadership position. As for education background, 48% of the top leaders owned doctoral degrees; 51% had overseas study experience; 56% completed their highest degree (masters’ or doctoral level degrees) in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France. As for academic majors, Law,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were chosen by more than half of the top leaders no matter in their undergraduate study or in pursuing the highest degree (master’s or doctoral level). Practical implications were provided regarding training high-level international talents in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p leaders； higher education background； career path
中图分类号： G5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519(2019)05-0082-09
DOI ：10.14138/j.1001-4519.2019.05.008209
收稿日期： 2019-08-18
基金项目： 清华大学学生工作研究项目“国际组织实习任职启蒙引导阶段的学生全球胜任力培养初探”(THXSGZ2018-ZC-24)；清华大学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国际组织高层领导人的职业发展调研”(1811S0032)
作者简介： 金蕾莅，天津人，清华大学学生职业发展指导中心副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职业心理学；刘士达，重庆人，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金融学；施华杰，安徽六安人，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管理；何雪冰，湖北新洲人，清华大学学生职业发展指导中心主任助理，讲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
标签：国际组织论文; 最高领导人论文; 高等教育经历论文; 工作经历论文; 清华大学学生职业发展指导中心论文; 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论文; 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