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改革开放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中国改革开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根本趋势，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在历史上中国被强制性纳入全球化进程，1978年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战略，主动、全面地参与了这一进程。这场深刻的、牵涉整个世界的大变革，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平台，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地位也得到显著提高。但是正因为如此，有些人曾经对全球化进程乐观盲从，而面对一年半以来亚洲金融危机的严峻局面，有些人对全球化又开始悲观排斥。实际上，20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对外开放的带动。国内体制改革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对外开放拉动的结果。改革与开放之间形成了一种共同促进、共同促退的关系。在金融危机首先在我国周边发作并且不断扩散蔓延、经济全球化的正负效应传递均在加快、旧体制的矛盾累加和开放的负效应叠积以及渐进改革的体制异变使得当前的改革异常艰巨的情况下，需要我们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改革开放，进行积极的全局性、总体性、战略性反思。
一
我国改革的战略取向与政策取向是明确的，在总体方向上必须坚持。20年的经济发展与国力增强，改革当为主要动因之一。同时日益累进突出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而我们过去对困难往往估计不足，乐观有余，所进行的总结与思考经常浅尝辄止，缺乏坚定负责的深度反思。
首先，有必要重新客观地评估我国改革成果取得的具体原因。在改革的总政策之下，我国实行的是各种“放权”改革和渐进式增量拉动为主的市场化模式。所谓“放权”，实际是逐渐松开了各种资源、要素、组织力量的束缚， 激活了它们在旧体制下长期压抑与控制的能量。 自1978年起农村的各种资源及其能量得到释放，便出现了第一轮农村改革的高潮；1984年以后国有系统的资源及其能量被释放出来，便形成了城市改革的高峰；1987年以后一定时段内和1992年以后国有系统之外的资源、要素、组织力量及其能量被释放，又形成了新的一轮改革热潮。随着各种资源及其能量的释放，我国的改革在不同的领域都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但这些改革的进度基本上都处在同一层面，尽管时间、步骤、突破口、着力点均不相同，但各项改革的作用结果都十分相似。
随着这些资源及其能量一次次的释放，旧体制应该逐步直至彻底被替代。可实际上新体制没能及时跟进建立，新体制的效能释放也十分缓滞。时至今日，中国的市场经济仍很不完善，许多运作也不规范。1998年4月27日，欧盟外长理事会宣布，欧盟决定在反倾销政策的范围内，不再把中国等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一决定，只能算是对中国的市场经济作了有限度的认可。如此一来，一方面是旧体制累积的问题越来越多，而旧体制本身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另一方面，对外开放的叠加与冲击效应日益明显，新矛盾不断涌现，我国所受的内外压力都在增大。旧体制最核心的东西没有在最有利的时机被打掉，一直保留下来，造成障碍重重，阻滞了新体制的形成与建立。而一旦错过时机，回头再改，难上加难。目前的国企改革、机构改革、农村改革等都是在此意义上遭遇困境的。人们潜在的政治淡漠和一些抵触症结也是在此背景下渐渐生成的。当然，这种传统资源及其能量的释放是改革推动的结果，问题的关键在于，这只应是改革的一个阶段，而我国滞留、徘徊在这一阶段的时间过长，没有及时择机突入一个新阶段。一度有过的努力也不时遇难而中断。
所谓增量拉动模式，是在维护既得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加大增量，刺激经济增长与结构演进。不仅充分释放非国有系统的资源、要素，推动增长与结构调整，而且全面调动传统国有系统本身的存量资源和原有的组织的制度资源，维持经济增长，促使我国经济保持长时期年均9.5 %的增长速度。尽管整体来看，我国市场机制在发育之中，不够充分、完善，资源大规模流动、重组、配置较难，但是，我国仍然出现了明显的国民经济不分层次、不分重点、不分领域的超常规高速增长。这主要是渐进改革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以行政区划为界线的区域竞争十分炽烈，不同地区的企业在地方政府多样化、多方位支持下，得以进行超常规投资扩张和大规模供给调整，从而支撑了资源的大量筹集与快速集聚和总量供给扩张，快速适应了需求变动，形成了大规模生产能力。这些非常规刺激下的高速增长缺乏新体制的制度保证，因而带来的问题越积越多，如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地方保护、相对过剩等等。国民经济超常规高速增长到90年代中期便渐至尽头。与此相应，维系、支持总量供给扩张的金融制度和金融结构，为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急需进行体制性调整改革。但是受粗放式、非常规增长惯性的推动与旧体制刚性的牵制，金融结构调整与制度变革创新中旧问题激化和新矛盾突出，又往往使得金融风险危机四伏。毫无疑问，在非常规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诸多问题的异常累积深深制约着改革的更进一步展开。
其次，要清醒地分析客观上我国改革的徘徊状态。随着国民经济不分层次、不分重点、不分领域（当然时期有所不同）超常规高速扩张式增长的结束，我国的改革就陷入徘徊不前的状态。改革从此进入20年来最困难、最关键的时期。
“最困难”表现在：旧体制的问题累加、制度刚性的长期拖拉、渐进改革的体制异变、开放循环的效应叠积、利益结构调整的机制变形、新体制的生成缓慢等等，使得我国的改革举步维艰，我们称之为改革攻坚。
“最关键”表现在：在更好地认识改革与稳定的关联作用、经济与政治的互动效应、改革与开放的传递反应等的基础上，要使改革走出长期徘徊、滞留在政策——功能层面的困境，加速切入体制——结构层面，在核心的深层体制制约上取得突破，加快建立一个有活力、有效力、有应变力、有承受力的新体制，以新体制来推促问题的解决和一系列新机制的生成，从而使改革升入一个新阶段；在全球化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对改革进行总体性反思，要使改革在新时机、新突破口、新方法、新路径选择的过程中跨入新世纪。今后3～5年的时间对中国来说至为宝贵，改革能否取得深度突破，很好地继续下去，关键在此一搏。
这种徘徊、拉锯状态，主要来自于也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旧体制压抑下的各种资源、要素及其能量已经释尽。尽管改革的政策取向很积极，但旧体制中围绕计划经济下的权力核心而形成的那些要害的东西，并没有被及时迅速地打掉，某些人过分自喜于成绩，忙于粉饰太平，似乎忘了改革的本来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甚至陷入为了改革而改革的幻想与臆想的循环而不能自拔，导致真正意义上的体制变革缓慢。改革的革命性也变淡了。一方面旧体制依靠其刚性和惯性强占社会空间，另一方面新体制没能得到及时、主动、全面的真正推进而得以建立和扩张。这样，新体制生成滞缓，加上体制效能释放的时滞性，就使得新体制的效能释放也较慢、较弱，既不充足，也不稳定。一种新体制的建立并渐至稳定，其效能释放呈现一个曲线，沿曲线上升到一定阶段，渐入平稳。我国的新体制目前还处在上升曲线的较低位。所以在当前的转型过渡期中，我国的改革就形成了一种胶着缓滞状态。就国家发展所需的效能推力而言，眼下正是断档期。旧体制的问题已全面充分暴露，旧体制的消极惯性仍然很强，新矛盾也层出不穷，二者又交叉缠结在一起，错综复杂。改革已取得的一些成果也在拉锯中被磨蚀掉了。这就大大增加了改革的难度。所以必须加快毁弃旧体制，加速建立和完善新体制，推动新体制的能量尽快释放出来，使其早日升至充分和平稳阶段，为我国的发展、创新和开放提供日益稳定、充分的体制条件。
第二，我国的改革多年来徘徊、冲击在体制表层，迟迟未能突入体制深层。有时遇难不进，不进则退。在全球化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强烈反照之下，我国的体制改革更显紧迫。由于中国的独特传统和复杂国情所决定，渐进改革模式的选择不管过去还是将来都应是我国的主战略。但渐进不是不进，渐进之中亦需一定的激进配合。渐进的节奏和力度必须适时地变化调整。改革本身的很多东西也需要做适应性的变革。在面对实质问题时不要回避，要实事求是、切切实实地去做。现在，体制表层的改革招数已用老、用尽，其激活的功能受体制深层障碍的制约也不再“发威”，渐进改革应由过去的单兵挺进转入整体均衡推进，加速发展。
我国20年来的各项改革基本上是功能性的，即主要体现在政策的变化上。各项改革一直在政策——功能层面横向冲击，尽管冲击的领域很广，但均是在同一平面产生作用，进入体制——结构层面迟缓，难以实现纵向的深度突破。从经济改革来说，主要是各种鼓励性的政策激活了被压抑的资源及其能量，调动了各方主动性和积极性。在经济体制上的改革进展大多体现在产业管理体制上，支撑旧体制刚性与惯性的结构体制变化不大。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处最难的就在于此。这也是我国当前经济增长所受制约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外部环境不利以外，政策拉动和需求刺激之所以疲软乏力，主要是因为功能的效用越来越受到结构的制约。就政治改革而言，政治改革滞后主要也是在权力体制结构层面。政治改革在理论和思想宣传以及政策导向上是积极的，并不滞后。从这个意义来讲，有人说，我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政治改革在先，是正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是思想解放、观念更新，还是政策鼓励、敢试敢闯，都是功能——政策性的。伴随着功能的变换切割，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拉动改革实践。行政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所以屡屡循环不前，恐怕这是一个根本原因。而引入的一些体制因素，如公务员制度，没能发挥应有的效用，主要是因为在结构层次上衔接不上。
政策层面的功能性改革，其效用发挥已到了极点。一个新问题产生以后，为了减少偏差、浪费和盲目，都要“先试”以取得制定政策的实践依据。往往以一段无序或者无规范期为代价，随后形成某项政策。由于问题的产生和政策的滞后之间有一个长短不一的时间差，所以出台的政策既有刚性又有弹性，有时二者之间十分微妙。这使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屡禁不止，政策的合法化和制度化大打折扣。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能否处理好无序期和有序期的关系、政策刚性与政策弹性的关系，甚为关键。那些在无序期“按兵不动”、静等政策的，每每坐失良机，经济搞不上去。那些在无序期敢试敢闯、积极主动的，则有可能抓住机会，获得发展。在弹性与刚性之间，要求既能对上保持一致，又能很好地理解和运用政策。同样一个改革政策，在不同地区的执行过程中常常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在执行政策中，偏倚于政策刚性的，受制较大，比较被动；偏重于政策弹性的，政策的效用得到发挥，比较主动。可见，政策和体制的不一致，导致了政策的不稳定。为了保证政策的稳定，消除人们的担心，即使政策已不适应实际的变化，也需要硬性维持一定时期。今后必然尽快走向政策的合法性、规范性由体制的结构来制度化规制的过程，由科学合理的体制结构产生有效、一致的相应政策。当然，我们不能期望体制层面的结构性改革能够解决政策层面改革的所有问题，但至少会提供一个规范化、制度化、结构化的制约和保证。如果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人们就不必担心政策向不利于自己的方面随意多变，我国也不必在全球化的压力下，去强制“接轨”了。我国有了一个适应全球化的制度结构，实事求是地创制一个适合国情的发展模式，独立自主地制定一个有效的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参与并推动于我国有利的全球化运作规则的制定，才会愈益主动，在全球化进程中做到趋利避害。
二
20年来我国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获益匪浅。1985～1995年的10年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从3.6%迅速上升到15.2%， 在向工业化国家制成品出口中的份额从0.5%上升到2.1%。中国出口占世界的比重从“六五”时期的1.3%提高到“八五”时期的2.7%，1997年贸易总额升至世界第10位。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增加迅速，流入额仅次于美国。近年来我国每年的引资额在400亿美元左右。 对外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积极影响是多方面的。打开国门使中国与全球的接触具有了合法性。正是在与全球接触之中，中国推行了市场经济。因为全球化是在市场经济中发生的，当改革开放使得我国日益深刻地进入全球化进程时，实施市场经济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此外，在国内改革激活各种被压抑和束缚的国内资源及其能量时，对外开放则使我国利用了世界资源及其效能，是两种资源的利用促进了我国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最大好处是实现了世界资源的最优配置。我国从中虽然没有获取到最佳效益，但是成功地获取了比较效益。
但是，对外开放也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在全球化速度加快并出现很多新趋势、新特点的情况下，对外开放要作总体性反思，进行必要的调整。
首先，中国要加快本国发展，在国际舞台上逐渐发挥更大的作用，寻求本国动态系统与全球动态系统的最佳衔接点，最大限度地获取对外开放的实际效益，必须在总体上调整对外开放的现状，实施均衡式的全面开放战略。中国现在的对外开放格局，虽带有一种总体性的特征，但在结构上仍然是倾斜式的，处于一种失衡状态。这种倾斜式的对外开放，对我国的发展和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今后必须重新进行必要的“方位调整”，实行一种更加均衡的“全方位”战略，才能继续深入地全面发展。中国的对外开放只是部分地形成了“全方位”，确切地说是多方位。在形式、内容、结构、手段、地域、领域等很多方面都有相当差距。横向展开过分，纵向延伸不足。这些方面都要加紧调整。
其次，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在整体上要切实提高。我国对外开放的开放度，也就是参与全球化的程度，要依据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吸纳能力、承受能力来决定。对外开放实际上主要是向高效率、高利益、高势能从而是高压力、高风险、高考验的发达国家和比较发达国家开放。对外开放不但会带来效益，也会带来各种风险，其中包括巨大的经济和政治风险。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在速度和数量上是比较超前的，在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方面增长相对较快，但同时对外开放在结构、质量上水平不高，特别是国民经济总体素质、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竞争能力都较低。二者的强烈反差，我国与发达国家势能的落差，一些地方和部门执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偏差，使得现实生活中已经形成了威胁到我国安全的诸多危险因素，我们必须谨慎应对，及时消解。
第三，我国对外开放的手段尚显单一，不能很好适应新的国际竞争形势。今后的国际竞争并不是仅限在某些领域的孤立的竞争，而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安全、科技、地缘各个方面的综合竞争，也是人类价值观、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乃至国际形象的多层面、多领域竞争。因此，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复杂，竞争手段也在发生变化，多样化、综合化、边缘化趋势日益明显。对外开放本身作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亦需重新认识。
对外开放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一种政治行为。在对外开放中，要采取多样化、综合化的手段，推进世界主要力量的多边、多角均衡。目前世界经济力量的多中心、多元化动态平衡，以及国际格局所呈现出的新特点、新趋势，促成了世界主要力量多边、多角、多中心均衡的趋向。大国力量日益趋向接近。大国关系在深刻调整中，表现出较多的多边性、互动性、关联性和灵活性。面对这种形势，我国应采取更为多样、综合的手段谋求新的国际均衡，世界发展也为我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和条件。这样才能使我国要处理的国际事务尽可能处于可知、可控、可调状态，才能在大国关系的多边互动和与其他系统的相互关联中占据有利位置，才能使我国的对外开放始终处在最佳的动态状态。
对外开放还是一种文化行为。对外开放的实践过程，时刻伴随着文化的选择过程，伴随着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而进行的判断。我国过去对此重视不够。在当前国际价值体系的转换和新建过程中，我国的国家战略对对外开放的取向尚显薄弱，我们也没能时刻把握住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因而我国对外开放价值体系的整体性转换还进行缓慢。要在开放实践中，积极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同步发展，使其更多地融合而不是排斥，更多地接触而不是拒绝。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在全球范围内树起中国良好的文化形象。以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如和合文化精神等，推动国际价值判断新标准的建立，逐步创造一个对我国有利的国际制度环境。
第四，对所谓“接轨”要进行重新认识。为了适应全球化趋势下激烈的、强制性的国际竞争，我国实行了各项有助于同国际惯例、国际制度“接轨”的政策。这在一定时期内是很有必要的，问题是我国的“接轨”是一味跟着发达国家已经给出的模式和规则走，在实效上时常不尽如人意，在战略上往往受制于人。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有一种互动和关联关系。二者衔接配合紧凑合理，会共同促进；衔接配合零乱无序，就将共同促退。二者在实践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比如我国已开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应该以国内体制改革的推进来拉动和保证对外开放。而我国仍然一如既往，体制改革滞缓，对外开放较快。由于对外开放速度快，在对外开放的冲击下，国内外体制一比较，“落差”大了，就去“接轨”。对外开放一步步快走，国内体制和政策一步步被迫跟进。这种“接轨”总体上比较被动，结果是“接轨”也难以接到位。一方面，这种跟进有盲目性、强制性弊端，缺乏协同，有时还自相矛盾、互相冲突。另一方面，这种“接轨”有时脱离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接轨”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我国应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以国内新体制的主动建立，逐渐形成一个适应全球化的制度结构，来推动和保证对外开放，使改革与开放之间真正形成一种深度的良性互动，这样才能更好地获取对外开放的势能和利益。
三
经济全球化内含着巨大的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它使得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强制性增强，负传递加快，自发性、盲目性弊端时常发作，导致不同国家之间的优胜劣汰，给失败者带来巨大的伤害和痛苦。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单单是福音，它还是各种各样的陷阱，包括利益陷阱、模式陷阱、速度陷阱、体制陷阱、实力陷阱和战略陷阱等等。我国对经济全球化的巨大负效应感到震惊是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的。
亚洲金融危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部经济环境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是继苏东计划经济体制崩溃以来我国遭受的又一次震撼性冲击。由于危机本身具有的结构性、突发性、扩散性和严重性等特点，使其不断蔓延，不仅使本地区的经济遭受重创，而且引起了世界性的金融动荡，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深刻影响。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政治动荡和安全危机。目前，金融危机已经引发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地区出现经济衰退，1999年世界经济的前景依然不确定。危机本身及其引发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使我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出现深刻变动，我国所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外部压力、体制挑战、文化冲击、政策抉择难度，都加大了。在此背景下，对我国的改革开放进行战略性反思，我们至少能得出以下几点紧迫的认识：
第一，我国的体制改革将承受愈益巨大的压力。经济全球化使得经济传递和同步性加强，我国的体制改革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受到强烈挤迫。我国承受着苏东计划体制崩溃和东亚模式危机的“双重”压力，今后的改革政策抉择将更加困难。尤其是对渐进改革与激进改革、平等主义与自由市场主义、国内保护与市场开放、短期后果与长期效应、传统经济手段与现代经济工具、稳健取向与加速开放等一系列问题，处理起来都相当困难。同时这也表明，我国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之间更加密切关联，二者的衔接协调配合更为重要了。
第二，我国对外开放的风险在不断增大，要做好防范。我国金融形势十分严峻，来自外部的金融冲击还在持续，其连锁后果随着时滞性到期将会逐渐发作。我国的金融风险及其他经济风险因素都在增加，必须时刻做好预警、化解和应对，加快包括金融改革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全球化还会给我国带来政治风险。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与资本主义“异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特有的内在矛盾和弊端及其政治表现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集聚之际，要时刻防范和消解政治风险，提高我国的政治安全系数。
第三，任何形式的制度都是为实现其价值理念而建立的。这种制度在建立和运行的过程中，保守和僵化的倾向也随之悄悄生长。既得利益者为了固守既得利益，会阻碍改革，甚至不惜牺牲整个制度。这样，体制改革就被拖曳滞后。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的条件下，一方面要积极主动地变革现有的体制，以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要利用全球化的机会，在向其他制度学习和借鉴中进行自己的制度创新。这将促使不同制度间的竞争和摩擦更加激烈。
第四，对经济全球化要采取理智实在的态度，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人为地划定出一条中国国际化的道路和时间来。现有的世界经济体制本身对我国来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正、不平等。我国必须依据本国实际来选择加入到不同全球化领域的时间顺序并决定参与的深度，不能因为急于引进资金而盲目深化对外开放政策。从东亚国家来看，试图利用资本的国际流动而放松对资本出入的限制，甚至干脆开放资本账户（实行短期资本交易的完全自由化），是一种危险的对外开放。没有完善的体制条件和充足的承受及应变能力，这样开放是非常冒险的。
从全球化内藏的巨大风险和亚洲金融危机当事国所遭受的重创，我们还要看到，赶超战略的产生与全球化的进程直接相关。今后我国要克服那种机械地赶超发达国家实力的做法。因为这种“国际攀比”实际上是被动的，是一种强制性的自我限制，其结果经常导致经济发展失衡，盲目赶超还极易感染负传递、负效应。从这个意义出发，必须重新认识国情与发展、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经济政治互动与国家安全等的关系，应该在已有的和增长中的实力基础上，培植在一个日益相互开放、相互融合、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世界上促进均衡和实现利益的国家能力，并据此在国家实力和实际操作之间进行合理的综合和理想的调配。实行对外开放、经济自由化和选择发展战略，都必须充分地从本国国情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