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183;经济社会#183;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中的感性及理性决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社会论文,生态环境论文,协调发展论文,感性论文,科学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技术、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当代宏观决策甚为流行的口号或目标，科技进步创造了人类世界的繁荣，同时也产生了与日俱增的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问题，迫使人们渴求科技、经济、生态的持续协调发展。但是，十分遗憾的是现实生活总是不尽人意，科技、经济、生态之间顾此失彼的现象频频出现，使人类经常陷入困境之中。至今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真正实现科技、经济、生态三者之间完美无缺的统一。现实似乎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个印象：科技、经济、生态的协调发展，只是一个很难达到彼岸的目标。在许多国家或地区，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三元”矛盾愈演愈烈，甚至已经危及人类的生存。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宏观决策中三者的因果关系及其规律性。
一、科技、经济、生态发展中的“三元”矛盾现象
实践告诉我们，离开科技、经济、生态发展之间的矛盾分析，就不可能就宏观决策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感性、理性的有效决策。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三元”矛盾无所不在。
人们愈来愈多地惊呼地球大气层中的臭氧层正日益遭到破坏，“空洞”在不断扩大，将给人类带来严重的生态经济后果。但是，在经济行为中，谁也不甘心立即作出全部更新制冷工艺的决策，谁也不甘心以暂时的经济牺牲来换取臭氧层保护的生态后果。
维护生态环境几乎已经成为人类的共识，但是由于资金、技术、工艺的短缺，由于经济、社会需要的无限膨胀，使维护生态环境的行为十分艰难。
尽管我们不断提醒防止农村、农业的再生污染不断扩大。但是，由于农业科技的局限，无公害农业的进程仍然十分迟缓。在中国，由于农村工业的迅猛发展，乡镇企业发展中的生态盲，使农村、农业生态环境继续遇到严重的挑战。
水资源枯竭，淡水湖泊面积不断缩小，广泛引起区域性气候恶化。但迫于与日俱增的农产品需求膨胀压力，围湖造田仍然屡禁不止。
生态农业的呼声愈来愈高，但是农田有机肥料施用愈来愈少，土壤有机质含量日趋下降，农田盐渍化、贫瘠化、沙化现象不断加剧。
水生生物资源日渐退化，一些珍贵经济鱼种已经濒临灭绝，但经济动机却驱使人们继续酷捕滥渔。
保护森林各国已经立法，因滥伐林木而被绳之以法的已屡见不鲜，但由于燃料短缺或经济收益的诱惑，滥砍滥伐屡禁不止。
吸烟污染环境，已经成为各国十分关注的社会现象。但是，由于财政需要、精神贫乏、文化滞后，不仅杜绝烟草污染十分渺茫，而且妇女、青少年吸烟率时有上升。
科技、经济、生态“三元”矛盾现象，不胜枚举。
总之，在近几个世纪中，科技需求、经济需求、生态需求之间争夺的结果，伴随经济增长（无论是常规、高速、超高速增长）的往往是生态文化素质的滞后，科技增长则给生态文化带来了正态、负态双相后果。
当代，中国提倡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一齐抓，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强调经济发展战略与文化（广义文化概念，包括一切非经济领域）发展战略的一致性，无非都是期望及早从科技、经济、生态的矛盾与困惑中解脱出来。但是，时至今日，收效甚微。尽管我们一直在追求科技、经济、生态的同向、同相、同步发展，但实践中“三元”矛盾依然有增无减。
在许多国家中。尤其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生态恶化经常与科技、经济增长的节律同步，反映了这一矛盾现象的普遍性，以致得出了“先建设，后治理”的消极结论。为了克服这一矛盾的消极后果，中国曾经作出了在任何建设项目中，必须实行生产建设工程与生态环境工程“同设计，同施工，同投产”的法规。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在实践中总是不能完全摆脱不同程度的“后治理”、“难治理”、“不治理”的消极后果。一些发展中国家相对滞后的经济水平，偏低的供给和消费水平，经济社会发展往往只能首先顾及生存需求的满足。当生态问题的强度未能直接使人类感觉到危及人类生存时，必然更多地关注和追求经济增长目标，淡化高层次需求的生态目标，进入“先建设，后治理”的生态经济决策误区，从而让历史付出沉重的代价。许多发达国家都是在60年代后，才开始着手治理历史遗贸下来的大量生态环境问题，虽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发展中国家难以效仿的。生态经济发展的历史启示我们，科技、经济、生态之间的矛盾经常表现为生存需求、发展需求、生态需求之间的多层次矛盾，只有把握复合矛盾的规律性，才能就科技、经济、生态协调发展作出切合实际的决策选择。
曾经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仅仅根据简单的统计数据相关分析，得出这样一种结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处在300至4000美元之间的时期，必然是生态恶化等消极现象倍增的时期”。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目标，淡化生态目标，主观决策偏离生态目标，加深了科技、经济、生态之间的矛盾，产生严重的社会生态后果，实践证明，上述结论不表现为规律性。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低收入国家，生态经济面临着许多问题，但并不妨碍他们作出许多举世瞩目的生态经济建设后果。反之，在许多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中，并没有杜绝严重的生态经济事件。研究科技、经济、生态协调发展中的规律性，从科技决策、经济决策、生态决策非此即彼的庸俗中解放出来，才能树立排除生态经济矛盾的决策胆略，使科技、经济、生态发展纳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二、科技、经济、生态发展中的规律性
科技、经济、生态发展的目标决策形成如下图示关系（图一）：
在科技、经济、生态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相互关系逐渐由逆向发展转向正向发展，从三者的非一致性转向一致性，实现协调发展目标。历史启示我们，“三元”矛盾的运动规律性，不在于三者之间的对立，而在对立向同一的转化，在于非一致性向一致性的转化。因此，只有认识推动或阻碍这一转化的原因及其规律，才能作出科技、经济、生态协调发展的有效决策。
“三元”矛盾的存在与发展，有人的主观决策因素，也有客观的制约因素。总起来说，矛盾源于科技、经济、生态发展本身，矛盾对立源于发展，矛盾对立向同一的转化也源于发展。“三元”矛盾是“三元”发展的必然后果。
“三元”矛盾产生于发展，又将在发展中统一，分析矛盾的规律性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人类早期的农业社会中，在原始农业、传统农业时期，人类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敏感，主要来自自然因素，有限的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还没有产生明显的消极后果，即使有一些消极生态行为，往往也远未达到足以使人们不安、关切的程度。人类的活动主要是对自然生态灾害的防御和适应，经济行为服从自然生态，处于被动地位。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城市兴起，经济增长，人工生态逐渐占主导地位，成为各种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动因。经济发展对自然的依赖从被动转向主动，由于科技手段与经济实力的局限，人类的主动行为几乎只表现为生态环境问题的加剧。随着科技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或者说进入“后工业社会”，科技与经济发展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又开始从消极转向积极。各国情况尽管有所不同，科技、经济、生态矛盾表现的形式与内容也有所不同，但总起来说，科技、经济发展产生并强化了生态问题；又是科技、经济发展反过来弱化或消除生态问题（图二）。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对于科技、经济、生态发展目标的抉择过程，或以生态牺牲来摄取无止境的经济利益；或以经济上的克制来维护生态环境利益。
人类对科技、经济、生态需求的数量和质量总是在自身的进步与发展中不断更新的，不同时期的需求内容总是不同级的。在生存需求阶段，人类对生态需求十分淡簿，只有在自然生态灾害直接危及人类生存时，才意识到生态问题的存在，作出被动的维护生态环境的抉择。而在通常情况下，只是为生存而追求经济增长目标，决策经常向经济倾斜，这也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普遍面临生态环境问题威胁的原因。只有当人类社会进入更高发展阶段，需求进入享受与发展的更高层次，才更多地意识到科技、经济、生态之间的矛盾，追求生态目标的增益。
地球的生态负荷总是有一定限度的。许多生态问题实际上早就存在于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中。在相当长时期内，只是由于生态问题的强度处在地球生物圈生态负荷范围之内，人们才意识不到或漠视问题的存在，没有形成生态问题的紧迫感。然而，当生态环境问题的发生频率和程度超越地球生物圈可能承载的生态负荷时，矛盾就充分显示出来，人们似乎突然意识到生态问题已酿成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危机。在现代经济发展条件下，生态问题经常与经济增长成正比，经济增长愈快，生态负荷超载现象愈严重，矛盾愈突出。因此，尽可能把生态问题的频率和程度控制在生态负荷的基准线或警戒线之下，是科技、经济、生态矛盾规律性的必然要求。
人们对于生态问题的认识及观念的改变，常常还取决于科技认识手段。在科技十分落后的时期，尽管客观存在着各种生态问题，但是由于人类科技认识手段及能力的局限，许多生态问题实际上超越人的科技认识手段和能力，逃脱人类的监视而处于“隐性”状态，“三元”矛盾也成为隐性矛盾。只有随着科技事业的发展，提高了人的科技认识手段，才会“拨云见日”，生态醒悟，引起生态问题的观念变革与振荡，科技、经济、生态矛盾由隐性变显性，成为现实决策中的重大问题。可以预见，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认识手段与观念更新，终将使“三元”矛盾转向科技、经济、生态协调发展。
三、科技、经济、生态发展中的协调决策
认识科技、经济、生态发展的规律性，确认“三元”矛盾由对立转向同一的规律性。但是，不能否认宏观决策中确实存在各种理论和实践的难点和困惑：
增长与极限的冲突。从全球来说，无论是东、西方比较，还是南、北对话，发达国家的普遍呼声是增长到了极限，给工业化、现代化蒙上了一层阴影，指责第三世界的发展欲望带来了区域和全球的生态灾难。然而，不发达国家的呼声则是迫切的增长与发展要求，幢憬着增长的美好前景，指责第三世界的生态灾难源于发达国家。1992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各国首脑会议期间，这一争执更加激化，甚至形成了生态政治、生态外交攻势。增长与极限的冲突几乎成为理论与实践难以逾越的重大课题。
生态与经济的矛盾争执。历来，乐于幻想的“生态学”竭力为人类描绘回归大自然田园式的“生存蓝图”，但往往由于生态学的经济“弱视”，经济生存竞争的干扰，使蓝图变成了幻影。历来，贪婪的“经济学”又往往由于对生态方面的“弱视”，无节制地掠夺与消耗大自然赐于人类的自然生态资源和环境，反而难以最终达到经济持续繁荣的彼岸。当人类开始从单一的生态决策或经济决策中警醒时，才发现已经各自误入歧途，难以自拔。
平衡与非平衡的争议。系统论者从平衡是诸系统稳定的基本条件这一论点出发，依据生态经济失衡的诸多事实，力主保持生态经济平衡是不可动摇的原则。而突变论、耗散结构理论却强调远离平衡态的非平衡才是事物进化的动力，认为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永恒不变，绝对平衡的生态经济系统。科技、经济、生态发展理论面对一连串问题：平衡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是静止的，还是动态的？是凝固不变的，还是不断进化或退化的？人类在自然面前是无可作为的，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人类对生态经济平衡的改造是有限的，还是可以为所欲为，任意塑造的？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一致的意见，但是，如何确认相对、动态、进化、人的能动性的“度”，依然是有待解决的难题。
生态价值与生态价值之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从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出发，否定劳动以外的任何价值源泉说，当然不容自然生态资源、生态环境的价值表现这一命题。但是，实践中，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自然生态资源、生态环境价值的否定，屡屡导致生态经济决策失误和重大损失，酿成对人类的种种生态或经济惩罚，已是屡见不鲜。实践驱使人们试图摆脱劳动价值论对自然资源、环境以经济价值评估的束缚，提出了潜在价格、影子价格、比较价格等假说。但是，使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科学价值评价付诸实践，还有很大距离。
可见，实施科技、经济、生态协调发展的决策，理论和实践都有很大的难度，为此，提出如下见解。
科技、经济、生态发展的规律性，是在历史长河中经历的“协调——不协调——新的协调”过程的缩影。当代宏观决策的任务，主要是采取各种决策手段，尽可能缩短从不协调转向新的协调这一进程。
科技、经济、生态矛盾在一定历史阶段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但不是人类发展一切历史阶段等位的普遍性。人类可能通过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科学决策来影响“三元”矛盾的强度，制约矛盾的激化，改善科技、经济、生态发展的状况。
“三元”矛盾不仅是可以抑制的，而且矛盾对立可能逆转为矛盾统一，从而使“三元”循环从恶性向良性循环转化，相互补充，互相增益。
当代在科技、经济、生态发展的协调过程中，企图实现三者的绝对同向、同相、同步是十分困难的，可供选择的决策经常是：
或者是以尽可能小的生态牺牲，加快经济发展进程，反过来再推动改善生态环境的决策，从而缩短向“三元”协调发展的转化过程，尽快摆脱各种“三元”矛盾，实现良性循环。或者是以适度的经济牺牲来保证生态环境的优化，反过来再为新的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条件，实现协调发展目标。
上述决策选择实际上是科技优化、经济优化或生态优化决策的抉择。
科技、经济、生态协调发展虽然是十分艰难的事业。但是，从“三元”矛盾的总趋势着眼，随着决策的科学化，人类终将愈来愈接近理想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