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行为体与政策偏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微观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微观论文,政策论文,基础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7)04-0054-09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研究发生了重大的转向。① 这一转向有两个基本含义：第一，20世纪90年代初期，学者主要注重体系层次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第二，90年代中期以来，学者们强调需要从国内——国际互动的角度深化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国际政治经济学逐渐确立了新的概念性分析框架：通过国际经济力量的影响来界定行为体的利益，进而考察集体行动问题以及制度在协调这些利益表达过程中的作用。②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国内政治是世界经济中的国内政治。理解政策结果不仅需要考察国际层面的压力、谈判与协调，也需要认识社会行为体的利益与政策偏好。本文将探讨和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如何确立社会行为体以及它们的政策偏好。
一 国际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单元
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学说之前，欧洲盛行的是重商主义，在东亚则是朝贡体系。自郑和七下西洋结束后，中国基本上进入封闭时期，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力仅局限于东亚和中亚范围，海上贸易影响非常有限。但在这之间出现过短暂的例外，1580～1640年间，澳门是当时世界上的贸易中心，出现了从葡萄牙到马尼拉，转澳门过日本，到拉丁美洲，再回到葡萄牙进入欧洲大陆这样的贸易航线，不过在此之后中国对世界贸易的影响力衰败了。因此，国际上大部分学者论述这一时期的国际经济主要是讲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贸易和金融。全球性的贸易网络主要是用来为欧洲服务的。③ 罗斯托(Walt W.Rostow)在20世纪70年代说：“1783年之后工业革命本身开始左右世界贸易的规模和形式。”④ 此前，以亚当·斯密为代表所阐述的自由贸易思想并没有完全取得成功。
亚当·斯密去世后，自由贸易向国际拓展把英国推上了霸主地位，欧洲的经济发展也迈进了黄金时段，以至于很多学者把19世纪末期称为第一次全球化时期。但是必须要注意到进入这个经济体系的国家实力是不同的，一部分学者从国家发展的角度反思英国学者提倡的自由贸易思想和实践。1844年，李斯特(Friedrich List)抱着“要提高德国文化、生活和权力应当通过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才能实现”的目的写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反驳斯密的理论。对德国来说，“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国家(在世界当前形势下)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的那种科学”是非常必要的。⑤ 对李斯特来说，不仅有必要考察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也必须思考实行保护政策的美国，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看待国家的兴衰是有必要的。对我们来说，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家的思考已经超越了单一民族国家的考虑，国际体系中的国家成为分析单元。
二战结束后，美国完成霸主大业之后试图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分开，建立了一套国际经济制度来管理国际贸易、金融和货币，但是这两条轨道到了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问题，学者们认为国际贸易必须回到政治轨道。⑥ 货币、金融方面则出现了特里芬困境和欧洲美元市场问题，尤其是美国宣布黄金与美元脱钩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遭遇重大挫折。国际关系学界意识到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变动会对国家政策造成重大影响，为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意在分析国际体系层次的政治与经济互动。⑦ 学者们在构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早期主要是从国际关系学科借鉴，因而深受现实主义体系理论的影响，强调体系层面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学者们也认为可以借鉴新政治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方法，用微观经济学分析政治过程。这样，一部分学者开始探讨国内单元如何影响对外政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指出，工业化国家的对外经济决策是在一个国内社会网络中进行的，⑧ 同时国内政治也直接受到国际经济的影响，这一点在小型国家身上体现得更明显。⑨ 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者们认为用国际体系压力可以解释美国从19世纪后期以来的关税政策变化，⑩ 同时美国国内政治对于理解美国推行自由贸易也相当重要。(11) 经过20年的发展，学者们不仅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体系层次上对国际体系与国家兴衰关系如何分析达成了共识，(12) 更进一步提出要加强国内——国际互动的研究。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看来，理解国内需要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理解，不是单纯地从国内到国际的思路，而是国际——国内——国际这么一个过程。(13) 20世纪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表明，仅仅从国际体系理解国家财富的增长和国家的兴衰是不够的。全球经济不均衡发展表明全球化是一种政策选择，国家在面对国际经济体系时，可以选择融入、部分融入、不融入，但这种选择受到国内政治的约束。(14)
从分析单元看待过去300年国际经济的成长与政治经济学研究，大致可以看到如下过程：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国际体系中的政治经济学；国际——国内——国际的政治经济学。首先是重商主义时代，分析单元是还未完全成型的民族国家，更多时候是强调本国内在需求，此时国家间体系是欧洲体系。其次是亚当·斯密以后的自由贸易时代，英国凭借工业革命迅速登上世界霸主地位，工业品向全球扩张，分析单元已经转化为国际体系中的国家，此后欧洲国家必须在国际体系中看待国家的发展。最后是美国在二战后取代英国的地位，国际经济发展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经济不仅对国家间关系及其对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也日益明显。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家政策是分析的中心，不过这个中心已经不单纯是国际体系这一个层面的中心，而是国内与国际体系结合起来的中心，是立体的。在我们看来，分析单元的确立对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国民财富的增长与国家的兴衰是有必要的。(15)
在过去20年中，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在第三种分析框架下，不仅加强了对国际经济力量重要性的认识，同时也意识到国家能够选择是融入国际经济还是脱离国际经济，但这个过程是充分政治的。因此，国内政治制度对于理解对外经济政策的选择至关重要，但第一步工作首先是确立分析单元与政策偏好。
二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社会行为体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国际贸易政治的研究发展最快也最为成熟，投资政治的研究则相对迟缓一些。笔者以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为例讨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对经济学理论在深化微观基础方面的借鉴是如何进行的。第二，不同的问题领域在确定社会行为体方面有哪些共同性和不同。在过去20年里，国际贸易政治领域的学者们对国内社会行为体的选择与探讨大致有三类：要素所有者、产业(部门)和企业。
1987年，罗纳德·罗格斯基(Ronald Rogowski)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了《政治分化与贸易的进度》一文，揭开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微观深化的序幕。(16) 他的重要贡献在于引入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斯托伯尔-萨缪尔森定理，把国内政治明确定位在国际经济中理解。按照比较优势原理，两国之间进行贸易时，一国出产劳动力占多数的商品，一国出产资本占多数的商品。对经济学家而言，这个模型把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学说进一步简化：稀缺需要进口，丰裕则可以出口，这样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世界范围的福利水平。更重要的是该模型显示国际贸易的经济效应在国内的分配是不均匀的：对那些要素丰裕者来说，国际贸易的持续进展提高了收入；而对稀缺要素来说，国际贸易反而降低这些要素的报酬。那么对主要以这些要素为收入的所有者来说，国际贸易减少了他们的收益，这样通过贸易保护降低国际贸易的程度则会有利于本地要素稀缺者。对经济学家来说，这种不均衡可以通过国内调整补偿受损者而实现新的均衡。
对政治学家而言，这种补偿不一定发生。因此，该模型蕴涵着重要的政治结果：要素稀缺者与要素丰裕者在国际贸易中利益不一致。在国际贸易模型中，经济学家可以把世界上的国家抽象成只有两个，但对政治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不够的。罗格斯基在进行分析时对模型做了修正，假定有三种要素：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但是在处理上还是按照要素多与少作为标准。为了验证国内集团按要素多寡结盟这一假说，罗格斯基还做了如下处理：首先，假定发达国家资本丰裕，不发达国家资本稀缺。其次，用土地和劳动力比率定义国家类型。这样，国家按照要素多寡分为四类，得出如下结论：在国际贸易扩张时，一个国家要么是城市(工人和资本家联盟，赞成自由贸易)和农村(土地所有者，否定自由贸易)的冲突，要么是阶级的冲突(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和资本集中的制造业主联盟，反对自由贸易；劳动力所有者工人以及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赞成自由贸易)。在国际贸易缩减时，联盟组合相同。如果放宽一个国家要么土地多于劳动力，要么劳动力多于土地这两种选择的话，又会有四种新的组合。罗格斯基排除了三种要素中要么都丰裕、要么都稀缺的这两类组合。这样，剩下两类组合只会产生同一类联盟：劳动力与土地所有者联盟对抗资本家。罗格斯基借助国际贸易理论把国内政治抽象出来，框定在世界经济中用要素的丰裕和稀缺来分析国内集团的结盟。这一分析相当简洁而深刻，案例研究表明这种简化和处理是成功的。尽管如此，他没有考虑集体行动问题，不处理利益得失究竟如何转化为政策。
罗格斯基的模型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学者研究国际经济如何影响国内政治发挥了很大作用，学者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验证假设，细化研究，在要素的种类和要素的流动程度两个方向上进行扩展。要素种类增加意味着社会行为体的数目增多，流动程度则关系到选择要素禀赋模型还是选择特定要素模型(sector-specific-factor model)。
在要素的种类方面，国际贸易模型中一般通行两类：一类是在研究单个国家时选用要素种类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罗伯特·鲍德温(Robert Baldwin)1971年在分析美国对外贸易时的六要素模型。(17) 另外一类是一般性的要素分类，埃德华·雷默(Edward Leamer)1984年在《国际比较优势的来源》一书中提出11种生产要素分类法，据此可以组合成10类产业部门。这个模型是一般性的，学者可以根据所研究的国家来确定实际使用的要素种类。一般而言，经济发达的国家由于劳动力本身的分化比较严重，因此区分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力和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力有意义。(18) 有学者用该模型解释二战后美国和欧洲的劳工联盟对待自由贸易的态度为什么没有像罗格斯基模型所预测的那样发生。如果把美国的劳动力区分为技术含量高和技术含量低两类，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资本和专业劳动力之间联盟支持自由贸易，而半技术性劳动力反对自由贸易。1975年之后，随着资本相对稀缺，联盟发生了变化，资本家的保护主义上升了。如果说美国产业的发展趋向是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移，那么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轻工业的资本家逐渐反对自由贸易，重工业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反对自由贸易，而研发集中的产业在整个80年代都是支持自由贸易的。(19)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要素流动性的测度方面取得很大进展。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比较要素禀赋模型和部门特定要素模型，强调这两个基本模型的差别是相对的，可以通过对要素流动性的测度来统一理解。要素禀赋模型假定生产要素可以在产业间没有成本的转移和调整；部门特定要素模型强调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调整成本非常高。在一个特定要素组成的世界中，由于劳动力的利益和资本的利益同等程度受到国际竞争的挑战，因此政治行为体不是按要素确定而是按照产业来划分。尽管从罗格斯基开始，学者们就注意到存在多个国际贸易模型，但模型之间的对比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完成。例如，马克·布劳雷(Mark R.Brawley)分析从1870年到一战之间德国的“铁麦联盟”时，注意到无论是要素禀赋模型还是特定要素模型都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一联盟持续时间这么长。(20) 在要素流动性的测度方面更具影响力的工作是由哈佛大学的米歇尔·J.希斯考克斯(Michael J.Hiscox)完成的。希斯考克斯主要按照产业间工资率和利润率的差额，对三种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在产业间的流动性进行了测定，进一步明确了国内社会行为体面对国际贸易时到底是产业联盟还是阶级联盟。(21) 他得出一个结论：要素流动程度高的时候，主要是阶级联盟，因为要素可以在不同的产业部门之间转移；要素程度流动低的时候，国内集团主要是以产业部门为特征进行联盟，游说政府影响贸易政策。这样，要素禀赋模型和特定要素模型这两个理想模型就可以按照要素流动程度统一在一个分析框架中。毫无疑问，现实世界中要素的流动性总是在发生变化，我们只能说某一个模型更适合于解释具体哪一个时段不同联盟引起的贸易政策变化。学者们继续进行希斯考克斯的工作，主要在经验验证方面进一步推进现实世界哪一个模型更合适。比如有学者选取众议院选区这一层的经济数据来验证两个模型到底哪一个适用于解释1963～1991年美国众议院贸易政策的投票记录。研究表明，特定要素模型更适合于解释1963～1978年的状况，而用要素禀赋模型更能解释1979～1992年的投票状况。该研究还进一步指出，要素流动高的时候，立法者的党派特性与政府的分治特征更为明显，也就是说政治制度与要素流动性有着紧密的关系。(22)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研究工作无论是关于要素种类的讨论还是要素流动性的测度都是建立在两个假设上：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要素只在国内流动。如果我们改变市场完全竞争的特性，那么就需要引入诸如不完全市场、政府干预等变量，这个时候社会行为体的联盟是不一样的。例如，存在规模经济的情况下，阶级联盟就少了，而且产业联盟更多的时候将被不同产业间有相同政策偏好的企业联盟所替代。
正是立足于不完全竞争和要素可以在国际流动的假设，20世纪80年代末，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就系统地论证了企业可以成为美国贸易政策的适当单元。第一，米尔纳认为20世纪70～80年代相互依存的提高改变了美国国内行为体的政策偏好。尽管相互依存导致竞争加剧，但美国部分企业通过进出口、跨国生产和产业内贸易扩大了国际联系，这种国际联系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70年代市场还是相对开放。米尔纳认为，由于某些产业中的跨国联系，比如跨国生产和产业内贸易主要是少数几家企业实现的，因此选用企业作为分析单元可能更为准确。第二，在米尔纳的分析中，美国的贸易政策在80年代后期不仅仅是传统的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两种选择，还出现了公平贸易和战略贸易两种选择。公平贸易主要通过威胁限制外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来获取进入外国市场的机会，而战略贸易政策是通过诸如补贴、特定的合同等手段促进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如果仅从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预测，那些有能力出口和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企业应该推崇自由贸易，但是事实上很多企业选择公平贸易。那么其结果不是同一个产业而是不同产业中的企业有可能组成联盟游说政府的政策，一般情况下，国际导向的企业和国内导向的企业因为经济利益很不相同而成为学者解释贸易政策时的分析单元。(23)
最早提出选择产业(部门)作为行为体的并不是国际贸易政治专家。1991年，杰弗里·弗里登(Jeffrey A.Frieden)运用现代政治经济学分析金融政策时把分析单元定为部门，这一分析框架的影响不仅限于金融政策。传统的国际贸易要素禀赋模型认为，资本流动增加就像国际贸易扩大一样有利于资本丰裕的国家而不利于资本稀缺的国家，资本流出提高了资本流出国家的回报率，而对资本进入国家来说则降低了资本回报率。在弗里登看来，该模型并不适用于分析短期经济趋势，因为短期来说，部门特定资本并不能轻易地在部门间流动，那么某一生产要素的部门专用性越强，对特定政策进行游说的激励就越高。弗里登强调，在以阶级为基础的分析视角中，工人之间的差异相对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差异来说并不重要，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的差异也大于他们自身内部的差异。但是对于部门视角来说，钢铁工人具有跨越阶级的利益，一方面他们是工人，从长期来讲和其他工人区分不大，但是同时他们生产钢铁，他们的利益和钢铁行业的管理者、股票持有人是一致的。因此，在这个时候，政治竞争主要是在经济的不同部门间展开的。(24)
经过近20年的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对贸易理论如何应用于政治分析，特别是贸易理论如何界定社会行为体方面达成一些共识：第一，国家贸易理论的几个模型是相互补充的。尽管罗格斯基早年的工作出于分析长时段历史事件的需要而选用了要素禀赋模型，但后来的学者逐渐发现，要素禀赋模型和特定要素模型的区别是要素流动程度的问题。第二，早期的学者并未注重政治制度，而是像经济学家那样把宏观和微观分开，并且认为经济的变动能够直接反映到政策结果中。但是越到后来，政治学家越意识到政策不仅能界定一部分行为体，而且在行为体的政策需求转化为政策结果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下面我们将分析在直接投资政治研究中，学者们如何选择国内社会行为体，它们与国际贸易政治有哪些不同。国际贸易理论的要素禀赋理论最早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初，主要是经济学家在推进理论研究工作。但是对于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而言，主要有三大类学者在共同推进直接投资的研究。(25) 经济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资本运动理论，在他们看来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区别并不大，企业向外扩张主要是因为各国的资本回报率不同，而且就其结果来讲主要也是资本的流动。但是1960年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认为在不完全竞争情况下，具有市场垄断力量的企业才能向外扩张进行直接投资，至此以后各国政府才意识到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很不相同。海默的理论关注的是企业本身，这与资本运动理论关注国家的差异是不同的。(26) 1966年，雷蒙·弗农(Raymond Vernon)提出了产品周期理论来解释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弗农的理论中，贸易、投资和技术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此时弗农正担任哈佛大学商学院主任并主持该学院的跨国公司研究项目，弗农于1971年出版了其新著《主权困境》，该书不仅详细分析了美国企业向外扩张的政治经济原因，而且提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探讨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关系的“过时的谈判”模式。(27) 尽管投资的主流理论还有很多，比如，内部化理论、生产折中论、知识资本理论，但到目前为止，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所倚重的投资理论基本是前三种。
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而言，在直接投资研究方面大概最被人熟知的著作是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美国的权力与多国公司》和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的《保卫国家利益》。(28) 吉尔平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学解释，认为美国的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在二战后迅速增多，除了经济动因之外，还有政府提供的税收激励。美国的直接投资迅速增多表明它是一种政策选择的结果，在吉尔平看来，美国政府把对外直接投资当做二战后美国霸权的三大支柱之一。在吉尔平的分析中，有很大篇幅借用并扩展了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从这一点上讲，直接投资的政治学研究和国际贸易政治研究有共同之处。克拉斯纳的分析主要强调国家特别是国家和总统和政府能够独立于公司等商业利益的影响，独立制定出符合国家利益的投资政策。由于这两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都是分析美国作为母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因而受到当时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并未在国内社会行为体的选择方面做多少贡献。不过，他们注重对具体的产业进行分析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
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对直接投资的研究主要涉及理论的探讨、跨国公司和国际体系的关系、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的关系。(29) 在涉及理论部分时，主要是探讨直接投资的流动问题，而考察后两者时主要是分析直接投资的作用。学者们的工作推进了对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关系的认识，人们认识到跨国公司是能够影响权力关系的重要行为体。它能不能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会不会影响国家间的权力对比，是不是霸权国家的政策工具等等成为当时探讨的主要问题。早期，不管是依附论学派还是谈判理论都把国家当做一个整体，不涉及国内政治。后来等到一些发展中国家自身有了跨国公司并且经过学习提高了国家的制度建设能力，才转而重视国内政治问题。(30) 因此，就这个时段来说，国内社会行为体并不占主导地位，更为重要的分析单元是国家和国际体系，当然具体的产业分析依然是直接投资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
20世纪90年代以后，直接投资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重视国内政治，一方面是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推动，特别是国际贸易政治研究的推动；另一方面也是受到新政治经济学的启发。1994年，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提出了投资的保护代售模型，强调国内政治过程对于理解投资流动的重要性。(31) 这些学者不仅继续分析直接投资的作用，强调跨国公司全球分布的分配性后果，而且在分析直接投资为什么流动方面有了新的进展。
首先是借用投资的资本流动理论，仿照国际贸易政治的分析模式，确立要素所有者为分析单元。平托(Pablo M.Pinto)提出了国际直接投资(PDI)流动的政党理论。作者假定一个国家只有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给定一定技术的生产力状况，此时要素投入是固定的，当外资流入时，该国劳动力和资本的回报率将改变。资本的流入导致工资上升，而本国资本的租金却会下降。结果国内资本偏向于反对FDI流入，而劳动力则希望吸收FDI并且鼓励出台相关政策。那么东道国政府偏向劳工的政党则会对FDI更为开放，而由资本集团组成的政府则相对保守。(32)
其次是选择企业(产业)作为分析单元。戈德曼(John B.Goodman)等对美国一些产业的研究表明，当处于进口-补充阶段时，国内企业寻求保护，外资则倾向于自由贸易；当进口替代的外资流入时，因为本地生产者和外来投资者之间创造出趋同的利益，所以面临新进入的竞争者威胁本地市场时，这些早先进入的外来投资就会和当地企业联合形成利益集团寻求保护。也就是说，一个产业的保护情况取决于该产业内外资和内资的比例以及两者形成联盟对抗新来者的力量对比。(33) 另外，有的研究则进一步探讨投资的政策是否一定会是自由化或者保护两种选择，认为企业在进行政策游说时会进行总体上的收益成本分析，只有当企业认为是易行(这取决于政策要求渠道的国内制度)且合法(这取决于政策如何协调那些被广泛接受的关于国家该如何发挥正确作用的认识)时，企业才会呼吁政府采取政策。第一，面对外来者的严峻竞争，处于衰落市场中的、缺乏竞争力的生产者会采取非自由化政策。第二，国际化导向的生产者和与他们产业相关的跨国团体，将会一起支持开放性的流入国际直接投资的政策。第三，在某些特定案例中，如果外资来源没有给予本国外资相应待遇，从而造成进入本国的外来生产者获取相对的竞争优势时，那么即使是全球性的企业也会要求严格管制流入FDI的政策。(34)
简单对比国际贸易政治研究和直接投资政治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两者的发展过程很类似。20世纪80年代的IPE学者的显著共性是，他们认为体系因素——财富、实力还是制度——可以解释国家政策结果。第一代学者对后来者的最大启发或许是告诉第二代学者经济学工具的有用性与重要性。80年代末期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开始大规模地借鉴经济学工具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明显流露出经济学的痕迹，即像经济学家那样，不注重国内制度在利益转变成政策中的作用。尽管他们注意到了权力、制度在影响政策偏好中的作用，大部分政治经济学家暂时也把从利益到政策结果这一过程看成是自动生成的。第二，直接投资的研究之所以进展较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投资理论本身比较复杂，它的分配性结果复杂。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经济学界并未占据主导地位。第三，企业日渐成为沟通国际、国内联系的轴点。不管是在贸易部门还是非贸易部门，生产进口竞争性的产品或者出口竞争性的产品，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企业在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中的生产状况，进一步准确界定政策偏好。(35)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理解国家的政策结果，它包括两方面：第一，政策出台以后会有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大国的国际经济政策，从长期来讲就构成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国际体系背景。第二，理解政策形成的一个前提是明确行为体的政策偏好。
三 偏好与政策偏好
在确定偏好方面，一般存在三种方法：假定、理论推演和经验观察。(36) 经验观察可以通过舆论调查等方式来实现对偏好的界定，而理论推演往往立足于前一个理论对偏好的界定，通常是来自于假定或者经验观察。对于理论家来说，假定不存在对与错的问题，而是有用与无用的区别。(37) 在研究国际经济议题时，学者们倾向于使用假定或者理论推演来界定偏好。
尽管政治经济学家在什么是国家的基本偏好上还存在争议，(38) 但对社会行为体的偏好根植于利益最大化这一理性主义假定并无疑虑。国际关系因为涉及众多的行为体，比如国际层面有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行为体，国家层面有各个政府机构和众多社会行为体等，它在确定国家的偏好时并不能像经济学那样直观和明了。确实，国家的历史和传统会影响一个国家在对外政策中的偏好。比如，有的国家选择声誉、地位等作为最核心的国家利益，但是对国内的社会行为体来说，最重要的是经济利益，在这一点上和经济学的假定是一致的。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学者们一般并不继续往下探究为什么社会行为体的偏好是利润或者说收入最大化。(39)
假如接受偏好是利益最大化这一假定，那么问题就变成社会行为体会选择什么样的对外经济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社会行为体在形成政策偏好时经过成本-收益计算，不过与经济学不同，政治经济学认为偏好与政策偏好之间的传递存在复杂的过程。经济学也许能够告诉我们哪一种政策是最优的，但是并不能说出为什么政治家们很少选择那类政策。对政治经济学家来说，经济政策就是政治。因为经济政策不仅能够影响财富和收入的分配，而且也反映特定制度环境中政治家的决策。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的研究表明，社会行为体对政策偏好的表达是个复杂的过程。尽管理解政策偏好本身不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但是对政策偏好的探讨仍然是必要的。
第一，国际政治经济学诸多问题领域的相关政策会相互影响。此时，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随着外部环境和行为体所能获得的信息的差异而变化。一家企业面临进口竞争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偏好不会变化，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有多种，比如可以内部调整、退出该产业、寻求关税壁垒或者非关税壁垒。
第二，即便是明确了政策偏好，如果预计实现这一政策的成本很高，行为体一般不会表达出这种政策偏好。从政策的需求来讲，存在集体行动成本；从政策的供给来讲，存在政治制度成本。首先，集体行动涉及利益加总的问题，政策偏好需要通过行动才能被观察到。比如，生产者由于利益相对集中和预期收益较高，单个行为体组织起来游说政府政策的动力很足，它比消费者更有能力影响政府政策。其次，政治制度能够影响政策偏好的表达。如果存在既定的一套沟通渠道，那么政策偏好的表现比较直接，对需求方来说成本也比较小。如果要建构一套新的制度，不仅增加了制度建设成本，而且政策很可能随着时机的消失而丧失应有的效用，那么政策偏好就不存在。比如，面向国际的企业推进自由化，但是为什么也会向政府表达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需求呢？因为政府已经有战略贸易政策，企业可以通过既定的制度和政策渠道实现自己的偏好，那么对这些企业而言，最优的政策偏好当然不是继续推进自由贸易，而是适当寻求政府的保护这样一种战略举措。
因此，从偏好的假定到政策偏好的表达，其间还有好几步。比如，罗格斯基在抽象国内政治过程的时候，有过如下两个假设：第一，国际经济变革中的受益者试图加速这一过程，而受损者抵抗这一过程。第二，受益者在获得财富和收入的同时也相应地扩展政治影响力。(40) 这两个假设是至关重要的，它表明学者在理解政治过程时把利益变化和政策偏好当做可以绵延传递的，也就是说线性关系：在同一个过程中要么下降、要么上升。这两个假设有任何一个发生变化的话，政治过程就复杂化。比如第一个假设主要是理性基础，第二个假设则主要涉及制度。放宽这两个假设，我们必须引入信息、时间和制度等变量。罗格斯基也意识到集体行动和制度调整的问题，他在1989年出版的书里特意做了修正，假定一旦人们有了政策偏好，政治家们能够设计出制度来避免因为集体行动困境问题而使政治呼吁失败。(41)
如果出于理论研究的需要，那么假定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表达直接源于经济利益是可行的。第一，理论研究要求假定明确，过程清晰，观点鲜明，这样就可以从逻辑和经验上重复检验。第二，经验研究也表明简化政策偏好有好处。例如，希斯考克斯认为制度因素能够影响利益联盟的形成，但是经济力量是最为基本的。(42) 我们可以认为以上一些干扰政策偏好表达的因素都只是在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增加或减少的程度问题，尽管某种不确定性是存在的，我们还是可以利用经济利益来界定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参见表1)。
四 结论
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借助于国际经济理论选择分析单元。在过去的20年中，主要有三类社会行为体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要素所有者、企业和产业(部门)。对政治经济学家来说，确立社会行为体对于理解政策结果是十分重要的，国际经济的分配性结果和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差异可以成为进行政治分析的开始。通过对国际贸易政治和直接投资政治研究的比较表明，贸易理论在深化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微观基础方面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这不仅因为贸易问题是重商主义的起源和现代经济学的起源，也不仅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有着成熟的模型和可检验的假设，更重要的是对于政治学来说贸易结果涉及复杂的国内行为体利益变化和国家间力量对比。
20世纪90年代之前，学者们沿用经济学家的思路，认为利益变化能够直接表现为政策偏好甚至政策结果。尽管学者们当时注意到了政治制度在影响政策偏好的表达方面有重要作用，但是出于简化分析过程的需要和理论建设的目的，并未加以详细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学者们进一步拓展了从政策偏好到政策结果这一因果链条，认为信息、制度等对于理解政策偏好和政策结果也很重要。这样，立基于国际经济确立社会行为体已经成为共识，加入信息、制度等等能更好地理解政策偏好与结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落实国际——国内——国际这样一种分析框架。本文仅仅是探讨分析政策变化时确立国内行为体这一步，事实上，国际层面的谈判和制度因素也必然会影响国家政策结果。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探讨如果试图提出一种一般性的理论的话，那么全面考虑这三者是有必要的。
注释：
①王正毅：《超越“吉尔平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第22～39页。
②曲博：《偏好、制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载《外交评论》，2006年第5期，第103～109页。
③有关论述请参见王正毅：《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146页；[美]彭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62页、第192页、第223页；何芳川：《“华裔秩序”论》，载《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第30～45页。
④[美]W.W.罗斯托著，黄其祥、纪坚博译：《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5～87页。
⑤[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作者自序第4～5页、第106页。
⑥Richard N.Cooper," Trade Policy I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No.9,Winter 1972/1973,pp.18-36.
⑦Stephen D.Krasner,"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Vol.28,No.3,1976,pp.317-347.
⑧Peter J.Katzenste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Structures: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0,No.1,1976,pp.1-45.
⑨Peter Grouvitch," International Trade,Domestic Coalitions,and Liberty: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the Crisis of 1873-1896,"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8,No.2,1977,pp.281-313; Peter Grouvitch,Politics in Hard Times: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i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
⑩David A.Lake,Power,Protection,and Free Trade: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U.S.Commercial Strategy,1887-1939,Ithaca,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
(11)Helen Milner,Resisting Protectionism:Global Industrie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Trad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pp.292-293.
(12)Benjamin J.Coh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4,No.2,1990,p.264.
(13)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2,No.4,1978,pp.881-912; 曲博：《国内政治、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第62～72页。
(14)[美]丹尼·罗德瑞克著，熊贤良、何蓉译：《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美]丹尼尔·罗德里克著，王勇译：《让开放起作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Jeffry A.Frieden,Global Capitalism:It' s Fall and Ri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Norton,2006。
(15)比如国内有学者就试图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理解国家兴衰，参见王正毅：《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第243～277页。
(16)Ronald Rogowski," Political Cleavages and Changing Exposure to Trad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1,No.4,1987,pp.1121-1137; Ronald Rogowski,Commerce and Coalition: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17)Robert Baldwin," Determinants of the Commodity Structure of U.S.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1,No.1,1971,pp.126-146.
(18)Edward Leamer,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Theory and Evidence,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4.
(19)Paul Midford,"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omestic Politics:Improving on Rogowski' s Model of Political Alignmen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7,No.2,1993,pp.535-564。也有学者把资本要素分解为存量和流量，认为土地租金向工业资本的流动可以解释英国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过程中土地主和工业家的联盟问题。Cheryl Schonhardt-Bailey," Specific Factors,Capital Markets,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and Free Trade:Domestic Determinants of the Repeal of the Corn Laws," World Politics,Vol.43,No.4,1991,pp.545-569。
(20)Mark R.Brawley," Factor or Sectoral Conflict? Partially Mobile Factors and the Politics of Trade in Imperial German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1,No.4,1997,pp.633-653.
(21)Michael J.Hiscox," Class versus Industry Cleavages:Inter-Industry Factor Mobi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d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5,No.1,2001,pp.1-46; Michael J.Hiscox,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Commerce,Coalitions,and Mobilit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
(22)Jeffrey W.Ladewig," Domestic Influence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Factor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1963 to 1992,"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0,No.4,2006,pp.69-103.
(23)Helen Milner,Resisting Protectionism:Global Industrie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Trad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 Helen V.Milner and David B.Yoffie," Between 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ism: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a Theory of Corporate Trade Deman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3,No.1,1989,pp.239-272.
(24)Jeffrey A.Frieden,Debt,Development,and Democracy: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and Latin America,1965-1985,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Jeffrey A.Frieden," Invested Interests: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 Fi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5,No.4,1991,pp.425-451.
(25)有关理论方面的介绍，更详细的文献可能参见Richard Caves,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Economy Analysi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Imad A.Moosa,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Theory,Evidence and Practice,New York:Plagrave,2002。
(26)Stephen Hymer,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A Stud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Cambridge:MIT Press,1976。该书最早是海默1960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其导师是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教授。
(27)Raymond Vern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80,No.2,1966,pp.190-227; Raymond Vernon,Sovereignty at Bay: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Enterprises,New York:Basic Books,1971,chapter 3.
(28)Robert Gilpin,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New York:Basic Books,1975; Stephen Krasner,Defending National Interest: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S.Foreign Polic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
(29)Benjamin Gomes-Casseres and David B.Yoffie,eds.,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Cheltenham: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d,1993.
(30)Peter Evans,Dependent Development: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State and Local Capital,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 Stephen J.Kobrin," Testing the Bargaining Hypothesis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1,No.4,1987,pp.609-638.
(31)[美]G.M.格罗斯曼、E.赫尔普曼著，李增刚译：《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0～295页。
(32)Pablo Martin Pinto,Domestic Coalition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Ph.D.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2004.
(33)John B.Goodman,Debora Spar,and David B.Yoffi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Demand for Prot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0,No.4,1996,pp.565-591.
(34)Jonathan Crystal," A New Kind of Competition:How American Producers Respond to Incom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2,No.3,1998,pp.513-543; Jonathan Crystal,Unwanted Company:Foreign Investment in American Industries,Ith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3.
(35)Jeffry A.Frieden and David A.Lak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Social Science:Rigor and Relevanc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cience,2005,pp.136-156.
(36)Jeffrey A.Frieden," Actors and Preferenc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David Lake and Robert Powell,eds.,Strategic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53.
(37)Milton Friedman,"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in Milton Friedman,ed.,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pp.1-16; 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Random House,1979,pp.5-6.
(38)自由主义国际关系论对国家偏好的界定可以参见Andrew Moravsik," 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1,No.4,1997,pp.513-553。
(39)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也并不存在一个关于偏好如何形成的一般性理论。有学者认为，人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偏好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样的选择有助于利益最大化。见William Roberts Clark," Agents and Structures:Two Views of Preferences,Two Views of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2,No.2,1998,p.254。
(40)Ronald Rogowski," Political Cleavages and Changing Exposure to Trade," p.1123.
(41)Ronald Rogowski,Commerce and Coalition: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p.5.
(42)Michael J.Hiscox,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Commerce,Coalition and Factor Mobility,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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