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拉美社会问题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美论文,社会问题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拉美地区在80年代爆发债务危机，经历了“失去的10年”，自90年代实行调整和体制改革后经济恢复增长，但社会问题依然十分严重。因此，国外学术界在研究拉美经济改革的同时，越来越多地关注社会问题并就此发表了大量著作和论文。现笔者根据掌握的材料，对国外拉美社会问题的研究情况作一综述。
一 关于拉美贫困和收入分配的状况
关于拉美地区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的演变，国外学者大致描绘出这样一幅图景：1970～1981年间，该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同时收入分配状况明显改善，其表现形式是基尼系数减少将近0.05，从1970年的0.58减少到1982年的不到0.54；1980～1990年间，该地区由经济衰退陷入经济停滞，同时收入分配状况严重恶化，表现为1990年基尼系数高达0.583；自90年代以来，该地区经济恢复增长且宏观经济形势稳定，但与人们期待的情况相反，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并没有明显减少，这说明虽然宏观经济形势有利于减少贫困和改善生活状况，但仅靠这一点是不够的（注：Juan Luis Londo
o y Miguel Sz é
kely, Persistent Poverty and Excess Inequality：Latin America During 1970 —1995，BID， 9 ／1997，转引自Sonia Fleury ， Politica Social ， Exclusion y Equidad en America Latina en los 90，Nueva Sociedad，No.156.）。
有的学者在分析拉美收入分配时指出，一方面，尽管1990～1995年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6%，但贫困规模仍与90年代初一样， 且大大高于70年代的程度；另一方面，极端贫困人口不仅未能从经济恢复增长中受益，而且其状况可能更加恶化。再者，如果以拉美的发展水平与相似的发展水平作比较，可以认为90年代贫困规模的至少50%是“多出来的”。因此， 拉美的贫困问题基本上是再分配问题。（注：Juan Luis Londoo y Miguel Sz é kely， Persistent Poverty and Excess Inequality： Latin America During 1970—1995， BID， 9/1997，转引自Sonia Fleury， Politica Social， Exclusion y Equidad en America Latina en los 90，Nueva Sociedad，No.156.）
总之，90年代前期，拉美贫困和收入分配方面总的形势是：1990年有41%的家庭处于贫困状态，1994年这一比重降为39%，但仍高于经济危机前1980年的水平（35%）；与此同时，不平等状况仍无明显改善，不仅仍然比80年代严重，而且仍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地区。
二 关于贫困和分配不公的原因
关于90年代宏观经济状况（经济恢复增长）、结构改革和随之出现的全球化对贫困和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即造成拉美社会问题严重的原因问题，学术界和国际机构存在着不同看法。
继1994年莫利（注：S.A.Morley,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Latin America:Past Evidence, Future Prospects, ( 1994) ,Police Essay,No.13,Washington D.C.,Consejo de Desarrollo de Ultramar.）率先发表论文后，许多学者也撰文指出，由于进行了结构改革，经济得以恢复增长并使贫困状况趋于缓解。
另一种看法与此截然相反，越来越多的研究论文认为，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已使收入分配更加恶化。阿尔贝托·贝里在多篇文章中指出，根据最近25年间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多米尼加和乌拉圭的资料，证明实行经济自由化措施造成了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甚至有时是明显的恶化。 （注：A. Berry, Chapter I: The incomedistribution threat in Latin America;
Economic Reform,Povert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Latin America,en prensa.）罗宾斯也指出，贸易开放进程对拉美好几个国家的公正程度造成了不利影响。（注：D.Robbins,Evidence on Trade and Wag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Technical paper, No. 119, Paris,Organizacion de Cooperacion y Desarrollo Eco-nomicos (OCDE) ,Centro de Desarrollo.）
关于90年代拉美收入分配为什么没有改善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原因或许是：“在恢复经济增长时采用了集中于面向出口部门的模式，而这些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大于对私人消费的影响。由于各国政府必须使其政策符合全球金融体系的要求，国家的再分配功能受到限制。因为……‘列入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迫使人们确保投资者的利润率，而投资者最终将创造的收入转向私人企业，从而限制了再分配’。拉美实行的社会政策和进行的体制改革不能解决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拉美正经历着可治性的危机。因此现行的社会政策和体制改革可能加重现已存在的社会分化。 ”（注： Sonia Fleury,Política social,exclusión y equidad en Am érica Latina en los 90,Nueva Sociedad,No.156.）
法国经济学家、巴黎第十三大学皮埃尔·萨拉马教授分析了影响贫困的规模、严重性和表现形式的某些因素。
皮埃尔·萨拉马教授认为，影响拉美贫困问题的一个因素是恶性通货膨胀，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物价上涨使根据汇率指数化了的收入化为乌有，——最高收入往往除外。这种称为‘通货膨胀率’的现象与收入的价值成反比。”他举例说，阿根廷在1989年发生严重通胀时，最穷的10%的人的购买力丧失了9.2%，而最富的5%的人的购买力仅丧失了2.8%。
他认为，影响贫困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就业。拉美国家在90年代控制通胀和恢复经济增长后，贫困问题没有明显缓解，其原因就在于“与以前年代不同，90年代增长的恢复没有同时出现正规产业部门就业的恢复，而是相反，这种就业的趋势是减少或者甚至维持在从萧条时期继承下来的水平。除产业部门就业的停滞或倒退以外，常常还有国家机关就业的减少——有时数量很大。”总之，萨拉马教授认为，“由于经济迅速实行自由化，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太少”，而“失业在增加，而且由于劳工非正规化，隐形失业在发展。过去贫困是因通货膨胀升高而发展，如今是因失业上升而增加”。（注：Pierre Salama,Pobreza,empleo e inflaclíon en América Latina,Nueva Socieda 156.）
拉美经委会1997年的报告提出与以上不同的看法，认为在90年代，“对收入分配主要的不利压力来自在创造的熟练就业数量稀少、就业者平均产值部门内和部门间的差别增大的情况下，最熟练劳动者的报酬与最不熟练劳动者的报酬之间的差别增大了”。这份报告还同意国际劳工组织的分析，认为拉美地区“就业的增长低于经济自立人口的增长，特别是新的工作岗位集中在非正规部门。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90年代创造的每10个工作岗位中有8个是非正规部门的低质量岗位”。（注：CEPAL,La brecha de la equidad.América Latina,el Caribe y la cumbre social,(1977),LC/G,1954/Rev.I-P. Santiago de Chile.Publicación de las Naciones Unidad,No de venta S.97.Ⅱ,Gll.）
拉美经委会执行秘书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认为，不能说“经济改革是该地区现在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原因”，因为“不平等在拉美有着非常深刻的根源。不平等特别与人力资本和财富分配的巨大不平等有关。此外，在许多国家，进口替代时期表现为收入分配恶化，而80年代的经历可以认为是确凿无疑地证明了这样一点：社会代价既与宏观经济不平衡有关（例如物价总水平不稳定的倒退效应），也与旨在纠正这些不平衡的调整进程的初期冲击有关。尽管如此，这些看法说明，虽然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但它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加大了公正的挑战”。（注：José Antonio Ocampo,Distribución del ingreso,pobreza y gasto social en América Latina, Revista
de la CEPAL,65,agosto 1998.）
三 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研究拉美的贫困和收入分配问题时，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研究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在“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但在研究中发现几种情况后，便使这种观点失去了意义。这些情况是：1.单就经济增长而言，可能增长不够快；2.经济增长不能保证所有的人均等地受益；3.经济增长也不能必然地保证减少贫困。因此，许多学者指出，拉美的贫困和收入分配问题是由于“没有关于收入分配的经济理论”，“换句话说，尽管减少贫困是由经济增长决定的，但这个必要条件不足以解决问题，因为并非所有的增长都产生对生产出的财富进行分配。影响这一复杂的因果关系的变量是政治性的，因为它们涉及达成一致的价值观、采取的作法和实行的政治一体制战略， 这些都制约着增长进程的社会效果。 ”（注：Sonia
Fleury,Política social,exclusión y equidad en América Latina en los 90,Nueva Sociedad,No.156.）
萨拉马教授也研究了经济增长对克服贫困的效果问题。他指出，“经济增长的效果取决于两个标准：增长的规模和可持续性与贫困的严重程度”。因此他提出“用什么样的增长方式——即什么样的积累制度，才能取得可以明显消除贫困的生产增长”这一问题，并分析了拉美的增长方式。他认为，贸易赤字和国际收支逆差日益增加，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外资的大量流入，这已经成为该地区积累模式的结构性特点。所以，90年代拉美的经济增长不仅幅度不大，而且这种增长方式是脆弱的和难以持续的。这是因为：1.虽然拉美国家大力促进出口，但仍不能弥补进口的更大增加，因此贸易赤字居高不下，而且由于货币高估、取消出口补贴和在发达国家加强隐形保护时大幅降低关税而不断攀升；2.跨国公司汇出红利不断增加，购买外国专利、特别是外债还本付息这几个因素进一步加大拉美的对外赤字；3.高利率政策既限制投资又增加国家偿还内债的负担；4.一方面由于中上阶层模仿发达国家的消费方式，另一方面由于投资者仍抱着吃红利的观念，常常愿意购买股票和债券进行证券投资而不愿进行生产性投资，大多数拉美国家储蓄率低于70年代水平，目前除智利储蓄率较高（26%）外，拉美储蓄率约为20%左右，大大低于亚洲国家和地区32%～36%的水平；5.随着全面迅速地开放经济，各国几乎放弃了本国的工业化政策，民族工业的萎缩造成大量失业，虽然服务部门有所发展，但也不能完全吸纳所有失业者。
总之，萨拉马教授不涉及社会政策，从严格经济角度研究了拉美贫困问题，对解决贫困问题持悲观态度。因为“经济增长不能自动明显地减少贫困——无论是它的规模还是它的程度”，更何况现在的“贫困是严重和广泛的，而经济增长是排斥性的，因此它创造的就业越来越少。这种增长建立在一种特别脆弱、很少能创造就业的积累方式上。过去贫困因通货膨胀而增加，现在因经济增长没跨过高门槛而还在增加。拉美经济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实现这种分工的方式趋向于扩大贫困和加重社会不平等。这种积累方式的活动规律会增加发生严重金融危机的可能，
而危机现在和将来都会对贫困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注： Pierre Salama,Pobreza,empleo e inflacl íon en América Latina,Nueva Socieda 156.）
四 关于贫困问题的解决办法及前景
由于对造成拉美国家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存在着不同看法，因而国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
阿根廷社会学家贝尔纳多·克利克斯伯格认为，造成拉美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在于拉美国家采取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脱节，现在的“结构调整”政策极大地改变了原来形成的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造成的问题“不仅是经济与社会不协调，而是社会完全从属于经济”。因此他提出，要解决拉美国家的社会问题，就必须“对发展模式进行深刻的改造”，实行一种“能够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和人的发展”的政策，并建议采取将人置于中心地位的“社会经济学”。 （注：ErnestoGantman,La lucha contra la pobreza en Am érica Latina:Asignatura pendiente u omitida en el plan de estudios? Desarrollo Económico,No.143,octubre-diciembre 1996.）
委内瑞拉经济学家埃克托尔·席尔瓦·米切莱纳与克利克斯伯格的看法和主张基本一致。他也认为，拉美国家实行的结构调整政策对社会造成巨大冲击，付出了高昂的社会代价——贫困和失业问题加剧。如果继续实行这种政策，调整的代价还会持续下去。他提出“社会经济学”的建议有助于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并为这一理论提出了构想。他的构想是：应根据道格拉斯·诺思所代表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彻底的修正。他指出：“在把经济发展过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时，不能把经济内容与社会问题分离开来”，而要从一个完整学科的角度来研究政策的结合问题，这个完整的学科就是“社会经济学”。作为初步设想，他分析了就业、工资、物价、医疗和教育这5个变量， 这样就可以把市场、家庭和国家联系起来，这三者是构成家庭收入的来源。经验表明，劳动收入仍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为了克服贫困，首先要采取一项切实有效的政策：创造就业以使每个劳动者都能就业、都获得收入，然后才能享受医疗服务和接受教育培训。 （注： H é ctor
Silva Michelena,Políticas sociales y ecn ó micas integradas:Esbozo para una socioeconomía politica,en Desarrollo con equidad,Editorial Nueva Sociedad,1996.）
在讨论解决拉美社会公正问题的前景时，许多学者持有某种悲观论和怀疑论，认为主要由于实行了面向市场机制的结构改革，在90年代，收入分配的恶化还会加剧，不平等状况必将持续下去。
胡安·路易斯·隆多尼奥和米格尔·塞克利两位学者显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经过分析后作出以下“断言”。1.该大陆90年代的分配状况并不反映所谓比80年代恶化。相反，不平等指数就整个地区来说显然是稳定未变，而且在不少国家有所好转。在分配方面，90年代确实不同于80年代。如果以前的趋势继续下来，现在的分配状况或许不是这样有利。2.最近25年的分配状况并不反映所谓经济加速增长，或更加努力实现资本积累，或使宏观经济稳定化造成的负面效应。相反，如果说公正状况没有好转，其部分原因是经济增长非常脆弱，投资水平低下，通货膨胀率依然很高。甚至可以说，在发展中世界和（拉美）地区，经济加速增长、投资增加和通胀率降低对公正有着明显的积极影响。3.最近10年的分配状况并不反映所谓……结构改革的负面影响。相反，如果说结构改革对分配有影响，那影响也可能是正面的，这是由于降低了通胀率，取消了不公正的收入，或刺激了投资或经济的生产率。如果不进行最近10年的改革特别是贸易自由化，今天的收入分配状况可能不会这么有利。如果说分配状况没能更快地进步，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结构改革进展得没有达到必要的速度和力度。4.分配方面进步不大显然不是由于该地区的上层精英和发展模式执意要造成不平等，对此也只采取了一些补偿性政策。相反，他们提出，“高度不平等和现在的分配状况有其根源，即人力资本日益增大的不平等，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不充分，以及社会上其他生产性资产所有权的分配非常不平等，而问题的这些根源正是国家政策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注：Juan Luis Londoo y Miguel Székely,Sorpresas distributivas despúesde una década de reformas: Am érica Latina en losnoventa,Pensamien to Iberoamer-icano,No 29.）
根据这些论断，两位学者认为“收入分配上的悲观论是站不住脚的”，“收入分配上的怀疑论不是国家政策的好伙伴”，提出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除了推进改革，别无途径”。为此，必须实行“新一轮政府政策”，让广大居民更广泛地参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形成”。具体说来，在物质资本方面，应该增加资本投入以确保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劳工市场方面，鉴于第一阶段中劳动市场改革进展最小，在利益集团压力下形成的立法仍居统治地位，为此在不久的将来无疑应将这一领域置于优先地位；在自然资源市场方面，应改变目前集中开发自然资源、以初级产品为主要出口商品的做法，“以新的方式组建土地、水和矿藏储备的市场”；在人力资本方面，目前拉美劳动力的教育水平至少低2年，应在最近20年内补上这一缺口， 同时应改变目前只注重初级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做法，而把重点转向中等教育；在政府的职能方面，应注意更公正地分配社会开支，纠正“扭曲的、不公正的税收制度”，（注：Juan Luis Londoo y Miguel Sz ékely,Sorpresas distributivas despúes de una década de reformas:Am érica Latina en los noventa,Pensamien to Iberoamer-icano,No 29.）等等。
拉美经委会的解决办法则强调社会开支的重要意义，认为“有广泛的证据表明，社会开支对收入二次分配的效果是巨大的”，“社会开支仍然是任何再分配战略的主要机制”。该机构执行秘书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在为美洲国家组织一次会议准备的文件中指出，“现有的研究表明，增加对教育的资金分配可以改善人力资本在社会上的分布，因而可以对收入分配产生……高得多的效果”。该机构同时指出，“拉美目前的社会开支分配模式促使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别增大，因为它们把某些好处集中在了已经受益的阶层”，因此，“挑战不仅是要增加社会开支，而且还要改善它的重点投放，以便使它惠及真正需要的人”。（注：América Latina:Los retos de la politica social, Tercer Mundo Economico,publicado por la RED DEL TERCER MUNDO,Enero-Febrero de 1999.）
五 拉美社会问题研究中的新概念——“排斥”
在国外关于拉美社会问题的论著中， 越来越多地出现“排斥”（exclusión）这个字眼，每当人们谈论该地区严重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时，就会说到大批居民日益严重地沦落到被排斥的地位。但是，由于缺少深入分析，对这个概念却有着不同的定义。
多数人认为，排斥是指缺少某些进入市场的基本能力，如入学受教育不足、缺少某些专业技能、缺少保健条件等等。也有人认为排斥是指不能得到某些商品或服务，如信贷、住房、社会保险、基本食品等等。还有人认为，排斥是指某些社会群体因某种原因而呈现出的一种易受损害状况，例如青年和老人因年龄、妇女因性别、非正规劳动者因不能进入劳动市场、黑人和土著人因民族、残疾人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因健康状况，等等。这些看法都把排斥看作是个人或群体有没有某种东西，都是要找出限制他们进入的那些因素，因此把排斥一词限制在经济这一层面上。（注：Sonia Fleury, Política social, exclusión y equidad en América Latina en los 90,Nueva Sociedad,No.156.）
有的学者提出更为广泛和深刻的看法，认为“排斥是没有公民权，就是说，……在享受永久化的公民、政治和社会权利方面遇到障碍”，这种看法的意义在于它指出“排斥具有一种政治含义，它表现为不属于一个政治社会，而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社会即表现为权利社会”。（注：Sonia Fleury,Política social,exclusión y equidad en Am érica Latina en los 90,Nueva Sociedad,No.156.）
巴西学者桑托斯则强调指出了不平等与排斥之间的区别，认为排斥是一种文化现象。他说：“如果说马克思是关于不平等的伟大理论家，Foucaut就是关于排斥的伟大理论家。 如果说不平等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排斥则主要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现象，一种事关文明的现象。……排斥的极端程度是灭绝，不平等的极端程度是奴役。”（注：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A Construc
o Multicultural da Igualdade e da Diferenca,V Ⅱ Congreso Brasileno de Sociologia， Rio de Janeiro，1995，pp.2-4.转引自Sonia Fleury前引书。）
政治学博士、Indes-BID 教育工作者索尼娅·弗莱奥里在总结排斥一词的概念和反排斥斗争的意义时说：“总之，排斥是一个文化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制定一套规范来禁止个人、人群和居民进入一个社会政治群体。这样一来，作为生产者和／或消费者，被排斥的人群通常就不能分享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联系（市场）和现行的政治联系（公民权利）。”因此，“在反排斥斗争的目前活动规律中看到的是，这一过程具有一种解放意义——即成为社会的新人，具有一种政治意义——其表现就是新的行为人取得权力和创造出争取行使公民权利的新鲜方式，而且具有一种体制意义——即改变国家的实体，创造出新的公共共管方式”。（注：Sonia Fleury,Política social,exclusión y equidad en América Latina en los 90,Nueva Sociedad,No.156.）
标签：收入分配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拉美国家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