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县的调查_苏维埃政府论文

土地革命时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地革命论文,苏维埃论文,时期论文,主席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6.01.004

      曾几何时，中国县官以其无上的威严，演绎着赫赫堂皇的县官形象。随着王朝体制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中轰然坍塌之后，传统县官也在县政体制的制度化演进中发生了时代性的变革。然而已有的研究表明，此后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县政改革，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现代政治发展的一些光鲜色彩，但是由于并未对基层社会权力结构进行彻底改造，由此造成绅权扩张与土劣回潮，结果又使得民国时期的县政运行紊乱、腐败丛生。可以说效率低下、权威丧失的县长官僚，几乎成为民国时期县长的一个缩影。①而中共自成立以来的历史，就是在摧毁旧的制度中，实现对基层社会政治权力结构彻底改造的历史。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主要任务，先后建立了不少县级苏维埃政权。举凡建立苏维埃的地区，“社会旧制，亦被废除殆尽”。②由此产生的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无论是产生方式、结构成分还是工作职责，都发生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革命性折转。但是追索当前的研究现状，关于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更为具体详致的研究论述似乎还并不多见。③有鉴于此，本文拟就土地革命时期的县苏维埃主席作一谫陋之究。

      一、称谓的迁衍与县苏主席的产生

      在“以俄为师”的推动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主张建立“无产阶级那架机器——苏维埃”。④故此移植苏俄的制度结构体系，是中共革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规定动作”。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适时提出党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⑤随后在疾风暴雨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大地上涌现出一批苏维埃区域与苏维埃政权。自此开始，“县苏维埃主席”成为土地革命时期县级政权首脑的指称。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县苏维埃主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产生的形式又是各不相同的。

      在革命暴动初期，有些地区是以“革命委员会主席”的组织形态出现的。中共在此时采用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形式，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暴动胜利尚未巩固之时，可能会出现因专事苏维埃选举而忽略军事斗争的情况，所以“在小县城里要坚决拒绝组织苏维埃，这是为着不要失掉苏维埃政权的真意”。有鉴于此，中共要求在“最近期间‘一切政权属于农民协会’仍完全有效。”⑥由于革命委员会是临时性的政权机构，因此革命委员会主席的产生，大多是由地方党部、上级革命委员会亦或是游击队提名，召集群众大会而产生的。如1934年1月25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杨尚昆为政治委员的中国工农红军东方军攻占沙县县城之后，随即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沙县革命委员会”，沙县早期较有影响的共产党员马风城，出任沙县革命委员会主席。但是作为临时性质的政权机关，县革命委员会只存在较短的一段时间即向苏维埃政权转变。在沙县，首先是通过建立区苏维埃，组织赤卫队，工会和农会，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在此基础上成立县苏维埃政权，马风城继续担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⑦

      应该说沙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以及县苏维埃主席的产生，是有一定普遍性的。闽西地区从县革命委员会向县苏维埃政权转变的过程中就明确提出：“当乡村中斗争胜利，广大的群众已经起来，党有相当的领导力量，政权已经相当巩固时，可组织苏维埃。”⑧但是就全国范围内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并非都经过了从革命委员会到苏维埃的转轨，有的地方则是直接建立县苏维埃政权。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期建立的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即是如此。还有不少地方是在红军所经之地，通过革命斗争而直接建立县苏维埃政权，然后通过选举产生县苏维埃主席。如1930年10月，贺龙、段德昌指挥下的红六军攻克华容县城后，于当天便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华容县苏维埃政府，出生于华容县胜峰乡钢铁村一个贫农家庭的蔡玉坤，被选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县军委会主席。当然，此时的选举还并非是随后苏维埃制度框架下选举，大多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是由红军提名或委派的。

      早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产生，尽管形式不尽相同，但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首先，苏维埃政府主席大都是在当地党组织建立之后，由党组织亦或是红军发动当地广大贫苦农民举行革命武装暴动之后产生的；其次，早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多数是凭借个人威望和当地影响，通过群众大会抑或是委派产生的；最后，伴随着县苏维埃主席的产生以及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县级政权的巩固、发展都与革命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休戚相关。哪里的武装斗争开展得较顺利，哪里的革命政权就更巩固。反之，哪里的武装斗争受挫折，哪里的革命政权就缩小甚至丧失。

      随着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各地初步形成了大大小小十几块数县相连的革命根据地。根据地的扩大，也将建立全国性的苏维埃政权提上了议事日程。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地方苏维埃政府暂行组织条例》，对省级以下地方行政制度进行了统一设置，形成了第一个中国地方苏维埃行政制度的统一规则。1933年12月，中华苏维埃政府又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至此，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开始进入了苏维埃选举的历史时期。从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到1934年初，共进行过三次选举。根据相关法规章程，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由全县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苏维埃政权内设置县执行委员会，由委员35人至55人，候补委员7人至11人组成，全县苏维埃代表大会每六个月由县执行委员会召集一次。全县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任务是：听取县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讨论之，讨论和决定全县苏维埃工作的方针，选举县执行委员会，但县执行委员会的选举，每两次全县代表大会中只举行一次。县执行委员会互推9人至15人组成主席团，为县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的全县最高政权机关。县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团互推主席1人、副主席1人至2人。县执行委员会可任用巡视员2人至5人，出发巡视和指导主席团指定的某一项或某几项工作。县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得用秘书1人至2人，文书1人至2人以助理文书等工作。县执行委员会的全部常驻人员由人民委员会按照各县居民多少及工作繁简规定之。县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每两个月由主席团召集一次。⑨

      毫无疑问，选举产生的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可谓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民众选举产生的县官。通过基层民众选举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也集中体现了苏维埃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毛泽东1934年向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做工作报告时讲：“区以上各级苏维埃政权机关完全建筑于市乡苏维埃的基础之上，由各级的工农兵代表大会与执行委员会而组成，政府工作人员，由选举而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而撤换，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根据于民意，所以苏维埃政权是真正广大民众的政权”，而“工农劳苦群众对这样的权利的取得，乃是历史上的第一次。”⑩实际上，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制度整合的过程，通过从制度上改变苏区社会的结构，使苏区社会发展出现不同于政权建立前的状况，这种制度性的整合，首先就体现在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社会结构和成分要素上。

      二、县苏维埃主席的结构成分

      土地革命时期县苏维埃主席的社会成分和结构要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较大的不同。再加之革命暴动和国民党的封锁“围剿”，又使得县苏维埃主席的军事化色彩显得尤为突出，从而形成了苏维埃时期县主席较为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成分要素。

      何友良先生在谈及农村革命中早期的领导群体时发现，“在国民党大规模流血镇压的背景下，革命运动能够如此迅速的起兴，究其原因，是在中共决策层与农民群众之间，活跃着一个承上启下的中坚群体，他们迅速果敢地组织、发动了暴动。”而这个中坚群体中“绝大多数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在外地读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他们“熟悉乡情，且因其知识分子、军官或党政职务等身份，在地方上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而被群众信仰，为领导群众打开局面提供了便利。因此，在外闯荡的知识分子回乡后，因其地位、见识、阅历而极具声望，在乡间‘有很大的信仰’”。(11)

      实际上，在初期的县苏维埃主席中，同样体现了这样的特点。不少县苏维埃主席都是有相当文化水准的知识分子。如右江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覃道平，就是广西政法学堂毕业生。(12)镇结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冯镜，是南宁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13)应该说这种现象不独桂西地区存在，在鄂西苏区，时任中共鄂西特委书记的周逸群，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及县委组织情况也能窥见一斑：

      鄂西县委社会结构情况统计表

      

      资料来源：中共铜仁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周选群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0页。

      苏维埃政权地方干部群体中，知识分子所占比例较高的这种构成，一方面是由于早期苏维埃革命运动中，大多数农民还没有动员起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不少县苏维埃主席不仅经历过国民革命和学生运动的革命锻炼，具有不同的专长和丰富的见识，而且在乡间“有很大的信仰”，备受农民群众崇敬和信任，“他们对真正革命的知识分子，尊之为老师，尤其对共产党员，他们如遇到革命分子或共产党员住在他们家中时，他们就自动的嘱咐孩子们不要在外边胡说，因为这是革命的老师”。(14)故此在苏维埃革命初期，大多数县苏维埃主席都是由较高文化水准的知识分子构成。

      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建立政权，是中国革命道路的鲜明特点，因而在革命根据地初期，也出现了不少军人背景的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如1929年9月改组而成的豫鄂边特委，为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李先念便从军队转到了地方工作，在担任高桥区苏维埃主席之后，于1931年6月担任陂安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6年担任岷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张明远，先前曾在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中当兵，1931年随部队在江西宁都暴动参加红军。陕西宜川县的阎志遵，曾是陕甘宁边区红宜县红军游击队、抗日义勇军的负责人，曾先后担任过环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固北县、华池县苏维埃主席。很显然，军人身份的县苏维埃主席，不仅是当时客观条件所使然，也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需要。这些具有军人身份的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巩固、建设和发展根据地方面也作出了显著业绩。

      随着苏区的日益发展，苏区党员源流的不断丰富，再加之中共在此时也投入相当的精力举办训练班，一批新的干部迅速成长起来。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社会结构中，具有工农成分的开始逐渐增加。根据1933年5月的统计，在江西县级干部中，工人成分占到46%，贫农成分占到44%，其它所有成分只占10%。(15)同样在湘赣革命根据地，在西路、北路及湘东南县委的干部成份也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具体情况为：重工3人，占2%；手工业工人28人，占19%；苦力工人3人，占2%：店员工人2人，占2%；知识分子20人，占13.7%；雇农10人，占0.8%；贫农64人，占43.8%；中农10人，占6.8%；兵士2人，占1.5%：富农1人，占0.6%；商人2人，占2.3%。(16)很显然，工人与农民在此时已然成为比例最大的一个群体。根据当时工会方面的报告，1933年间，在中央苏区，“工会供给了差不多一万个工人干部到苏维埃、红军、党、团、各种群众团体工作。各苏区在苏维埃机关的负责人，工人占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各级苏维埃主席多数是工人、雇农、苦力，红军长官工人占到了百分之五十以上”。(17)甚至有些地方为了体现工农政权的性质，在任用县苏维埃主席时刻意去找寻工农出身的人。在陇东地区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之际，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当时寻主席费了大事。那时对成分提的严得很，把上下原(塬)的穷苦人都摸遍了，要找一个最穷的人。结果摸到了车加沟的张进元。这人的确穷得很，弟兄、父子常年给人拉长工，一家光棍，可怜得很。可是这人胆子大，嘴头能说，大小场合他不怯，因此就摸准了他。另一个是西城的唐桂荣，它是个中农，可他非常老实。(18)

      无独有偶，神木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在选拔时也有着同样的情形。据担任神木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的王恩惠回忆：“神木县苏维埃主席呼子威本来是个中农，又不识字，就因为会箍担水桶，便认为是工人，就当了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对上过高小、初中的同志都当做不可靠的知识分子加以排斥。”(19)实际上，这种唯成分论的作法却多少有郑人买履之嫌。因为地处农村的苏区几乎没有什么大工业，所谓的工人大都是手工业者或乡间手艺人。据工会组织统计，1934年初的中央苏区共有工会会员145000人，涵括了95%以上的工人，与整个苏区的300万人口相比，也只占约4.8%的比例。(20)可见工人在苏区所占的比例不仅很小，而且他们的生活以及思维方式和普通农民相比也并非二致。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苏维埃发展的中后期，唯成分论已然成为洗刷知识阶层的重要政策。难怪有人抱怨道：在干部路线上大搞唯成分论，过分强调领导骨干必须是无产阶级成分，无产阶级分子，向各地区各部队派遣大批“钦差大臣”，去进行所谓“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搞乱了干部队伍。当时干部队伍绝大多数是农民出身，而他们却只提拔工人出身的人。不问其是否具备干部条件，只要是无产阶级成分的就提拔。(21)

      正是这种唯成分论的盛行，致使曾经在县苏维埃主席中曾占据较大比例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成分和出身主导命运的干预下，所占比例已经微乎其微。而工农出身的共产党员，则成为县苏维埃主席的基本结构和成分要素。

      三、县苏维埃主席的工作职责与施政成效

      处于艰苦战争条件下的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其工作任务和职责是繁重庞杂的。根据《地方苏维埃的暂行组织条例》的相关章程，地方苏维埃政府的工作职责主要包括执行上级苏维埃政府的指令决议、制定工作计划、召集基层苏维埃代表会议、解决区域争执、开展土地革命工作、组织地方武装帮助红军作战、开展区域内医药卫生和文化宣传教育工作以及社会动员等19项内容。(22)

      实际上中共对地方苏维埃政府职责的规定，从当时的环境和目标来看，也只是一般性的工作职责章程。对于县苏维埃政府而言，开展当地的经济建设、健全基层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武装斗争、进行群众动员、开展医药卫生及文化教育、变革社会风俗习惯等，同样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任务。但是在所有的这些工作职责中，开展经济建设、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当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正如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指出：

      “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苏维埃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假如苏维埃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讨论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苏维埃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地围绕在苏维埃的周围，热烈地拥护苏维埃。”另外从发展革命战争的需要来看，也决不能忽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因此，他要求“政府工作人员由选举而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而撤换，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根据于民意。”毛泽东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他与民众的关系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发挥他的作用。”(23)

      可见，开展经济建设，挺高民众生活水平，是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极其重要的工作职责。因此，闽北革命根据地从建立之日起，就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一手抓武装斗争，一手抓农业生产，组织生产与武装相结合的劳动互助社，开展生产自救。苏维埃政府没收地主豪绅耕牛，分配给群众，帮助群众解决畜力不足的困难，从各方面帮助群众恢复农业生产。同时，苏维埃政府还制定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24)

      文化教育与宣传工作是继经济建设之后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在中共革命的话语体系中，苏维埃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与社会革命，而且也是一场思想文化革命。“在目前一切给与战争，一切服从战争利益这个国内革命战争的环境中，苏区文化教育不应是和平的建设事业。恰恰相反，文化教育应成为战争动员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一切战争动员工作，这是目前文化教育建设的战斗任务”。(25)因此，加强文化教育工作也就成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一项重要工作。而宣传动员作为中共社会革命动员的重要一环，同样是县苏维埃主席要做的重要工作。因此，着手开展群众大会，深入基层进行宣传动员，构成了县苏维埃主席工作中的重要职责。

      面临国民党的“围剿”，县苏维埃主席还得随时投入到反“围剿”的武装斗争之中。这样，不少县苏维埃主席都兼任红军和游击队的政委或队长，以便更好的开展武装斗争工作。福建省苏维埃曾对此有过清楚地说明：在目前各地方苏维埃政府，是领导群众斗争，指挥地方武装消灭敌人的政府机关，其主席更是这领导机关中之唯一领导者。在这发展革命战争，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中央区各前方英勇红军正在获得伟大胜利时期，各地方苏维埃政府更应该特别积极、特别勇敢、特别有计划的有布置的来消灭敌人，巩固后方，领导地方武装向外发展，以期很快的争取赣湘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再进而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如果不是这样，那末苏维埃政府，便变成于革命群众的尾巴，便变成了革命过程中的饭桶机关。凡在苏维埃负责人无论那个人，尤其是主席，便可以说对革命不忠实，对革命怠工，站在整个革命利益立场上，自应根据苏维埃革命纪律予以最严重的制裁。(26)

      但是由于各地所面临的环境、形势和任务的不同，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重点也有所不同。如担任陂安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李先念，基于自身的军人背景，地方武装建设自然成为其关注的重点。“先念同志在抓紧全面工作的同时，重点抓军事指挥部的工作。这是全县武装力量的领导机构，在当时斗争形势下，抓住武装工作是做好其他工作的关键。”(27)担任宁寿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钟日住，因曾是一名畲族郎中，懂得草药，能治伤，因此在担任县苏维埃主席期间，不仅创办了红军后方医院，而且还经常不辞劳苦，将采来的草药亲自炮制后送到医院去给红军伤病员服用，碰到有重伤员，就腾出自己的房子给伤员住。(28)

      鉴于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承担的繁重工作，合理有效的工作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一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29)以此为基础，县苏主席开展实际工作，不仅涉及传统县政的基本职能，更注重与苏维埃革命和现实要求相适应的工作任务，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联系起来，在保证苏区社会和土地革命战争必需的人力和物力上，以其超强的组织动员能力，确保达成既定的任务和目标，在具体工作实践中彰显着他们的施政成效。

      兴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杨道明，为开展经济建设，多次召开全县各区乡村代表会议、党政群团组织负责人会议，具体讨论解决种子、肥料、农具、耕牛、春耕夏耘、秋收冬种等农业生产问题。同时，兴国县的劳动互助组、生产合作社、耕牛农具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耕田队、代耕队、优抚队等群众生产生活组织机构相继建立。由于杨道明突出的工作业绩，获得了毛泽东和苏维埃政府的嘉奖。毛泽东说：“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30)江口县苏维埃主席朱成太，为配合川陕省委和红军总部所发出“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提高本领，消灭刘湘”等战斗号召，亲自带领县苏其他干部，深入区乡苏维埃宣传党的政策，按期如数完成上级下达的扩红、组建游击队、赤卫军、儿童团等工作任务。与此同时，他还亲自带领一班人，直接到一些土豪家去打粮和收集财物。仅三个月内，全县筹积了八九十万担粮食，又及时组织运输队，分批将粮食和军需物资运送到得胜、通江。(31)苏区时期，几乎所有的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都组织领导和参加武装斗争。以沙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卢清妹为例。1933年2月，卢清妹奉命接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之后不久，蒋介石就电令第九纵队指挥官刘波鸣，闽北前敌第十纵队指挥官汤恩伯共4个师兵力分三路向沙县进犯。卢清妹临危受命，在国民党大军压境之际，他担负起县苏主席重任，积极配合红军四处奔波，进行撤退的动员和组织工作。2月25日，他同红七军团某部方政委、夏茂革委会工作团主任王维信(红军干部)和部分红军战士、县苏维埃政府干部等20多人及直属赤卫队员20多人(共50多人)坚持到最后一批撤离县城。(32)

      为完成上级重点要求的任务，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还以县际竞赛的方式来推进工作。1932年，中央苏区曾先后组织了“七县三个月革命竞赛”、“红五月运动”、“各县三个月革命竞赛”、“二个月冲锋月”等县际工作竞赛，仅1932年全年的竞赛时间就累计达9个多月。在湘赣等苏区，“县与县、区与区、支部与支部都规定了各项工作竞赛的条约，小组与小组也举行了比赛，各种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实行了革命竞赛的办法”。(33)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在执行“二个月冲锋”竞赛中，经过三期扩红新征战士2727名，组织游击队一个连，人数107人，征调游击支队士兵170名，全县编成的赤卫军人数15034名，全县编成的少队人数9172名，动员到前方的长期担架运输员1261名，短期运输员8478名。5人负责一副担架……全县组织各区乡耕田队大队233个，小队1528个，参加优待红属的人工数目302423人，党团员参加礼拜六义务劳动的人工91748个。同时，没收和处罚豪绅地主的现金统计有5456.73元，征收土地税总数73656.813元，缴交的现金72871.013元，各区推销公债数目118000元。同时，县苏维埃主席亲自到各区乡去参加党团内外的各种会议，指导纪念十月革命节的工作，宣传纪念十月革命节的意义和工作任务，“群众对纪念十月革命节，有相当的热情。”(34)

      从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工作职责与施政成效不难看出，苏区县政的运行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县政运行模式。作为县政首脑的苏维埃主席，具有极强的组织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无论是执行上级的命令指示、县政工作的布置还是群众动员，他们在苏区县政中都可以得到娴熟的运用。特别是对社会与民众的组织号召，远非以前的政权能与其相媲美。兴国县在开展“八一示威”活动时，在县苏主席的组织动员下，竟可集中约10万群众到会参加示威游行，这样的集会人数几乎达到兴国全县民众总数的一半。(35)正是由于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超强的组织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土地革命时期的苏维埃的政治与社会的运行的高效集群特点才尤为突出，从而也使得工作效率大为提高，施政成效自然彰显。

      四、县苏维埃主席的多维审视

      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作为土地革命时期县级政府的首脑，无论是任用程序、社会构成还是工作职责，都可谓是千年县官的革命性转折。在具体工作实践中，他们以其应有的工作作风和精神风范，折射出中共干部群体的独特面貌，凸显着他们在苏维埃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中共局部执政时期的县苏维埃主席，不仅要忠实地执行上级政府的决议命令和指示，而且要领导和执行全县政务，更要创造性的领导和开展基层建设工作。其工作之繁杂任务之艰巨，几乎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因此其历史地位尤为独特。谢觉哉曾有过这样的评论。他说，在中国政权结构体系中，区长、乡长尽管更接近民众，但是其范围和权力较小，而省长、厅长“总其大成虽有余，深入实际常不足”。所以向来有成绩的政治家，大都是“起家州县”。因此，县长是真正意义上的亲民治事之“官”，也是“真能做事的官。”(36)这样的认识是切中肯綮的。亲民之仆的工作形象，勤于治事的工作作风以及艰苦的日常生活，在土地革命时期的乡村大舞台上，留下了县苏维埃主席的深深印迹。正所谓“伟大的大时代，伟大的战争，正在给伟大的民族以伟大的改造，这在民族战争中涌现出的千百万优秀的干部身上反映出来。”(37)换言之，正是这样的时代造就了县苏维埃主席的独特面貌和历史地位。可以肯定地说，在政治社会生态都极为复杂的乡村中国开展革命与建设，如果没有这些脚踏实地、甘于奉献的县苏维埃主席，土地革命是难以顺利开展的。

      县苏维埃主席绝大多数都是本地干部，他们在革命斗争中表现积极，能够积极配合红军和游击队的工作，在地方武装斗争中英勇顽强的战斗而受到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的重视，成为培养对象。县苏维埃主席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艰苦朴素的廉洁作风。这也是中国县官革命性转折的重要表征，也是苏维埃时期革命干部最突出的特点和优点。如曲子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县苏主席李培福回忆称，当时“住在一个旧商号里，主人王得仁不知逃到那里去了。我们在那儿砌灶安锅，收拾地方，县政府就算开始办公了。当时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个方形大印是我们新政权的象征。(38)担任清流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伍先球更是在晚上提着马灯出去碰头，到荒郊野地开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闹革命。(39)相关资料也表明，大多数县苏维埃主席都是20-30岁左右年富力强的青年人。如卢清妹担任沙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时为24岁，陈文珍担任清江县苏维埃主席时仅为23岁。贫农出身的廖开善、廖代勇，担任宣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时也分别只有29岁、30岁。出任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主席的牛清明，当时只有20岁，当地乡亲亲切地称他为“娃娃县长”。(40)

      县苏维埃主席多数是一些年轻干部，按理说他们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为中国革命奋斗和工作，但是在战火纷飞的艰苦环境下，他们要么是长期操劳而累死在工作岗位上，要么是在国民党的“围剿”下献出了年青的生命。如宣汉县苏维埃主席廖开善因日夜操劳，重病不治，逝世在反“六路围攻”前线的通江县张清坝，年仅31岁。清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陈文珍，遭到国民党军队的伏击而牺牲，年仅25岁。(41)还有一部分县苏维埃主席则是在肃反运动的影响下死在自己人的手中。如担任安远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魏宗周，就是在1931年11月被错杀的。(42)江口县苏维埃主席朱成太，由于高烧发病“语言失控”，迷迷糊糊地说：“我不走，我要回家……这是打的什么仗，遇敌便跑……”结果被认为“身为县委主席，竟出言不逊，关键时候有思想动摇，对革命言行不一，貌合神离”，结果被害于江口县雷破石坎下，时年30岁。(43)

      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并非白璧无瑕。爬梳相关资料，有关县苏主席贪腐渎职的案例并非难觅。胜利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铁青，是参加革命较早，且经受过农民暴动和革命战争考验的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1932年春，他伙同中共胜利县临时县委书记钟圣谅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总务处的工作人员，将缴获的鸦片烟土私自倒卖，侵吞赃款。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判处钟铁青死刑。1934年初，于都县苏维埃主席熊仙壁以权谋私，挪用公款做私人生意，而于都县委书记刘洪清不仅包庇熊仙壁的错误，同时带头利用职权，拉股经商谋取私利。最终也都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县苏维埃主席任期之短、频繁变动，也是当初的一个突出的现象。以福建宁化县为例，从1930年6月到1933年8月的三年多时间里，县苏维埃就有19任主席。平均每年要变动6位之多，每位县苏维埃主席的任期很少能有达一年之上的。(44)如此频繁的变动，不仅使县苏维埃主席的工作能力无法得到进一步拓展，而且也会给一些投机钻营者制造机会。如担任神木县苏维埃副主席的王恩惠就曾回忆说，一些干部为了获得上升的机会，“平时以个人好恶评定干部，谁在领导面前献殷勤，顺着说，跟着跑，阿谀奉承，谁就是好干部。”(45)结果在瓦窑渠战斗失败，军事上受到严重挫折，战斗力也大为削弱，而敌人气焰则更为嚣张，诬蔑红三团是“散面团”(谷子做的窝窝头)，不堪一击；苏区百分之九十的村庄、十万人口落入敌手；群众徘徊观望，党团员干部情绪低落，担任神木县苏维埃主席的呼子威自首叛变。一时间，导致神府苏区的革命斗争处于前所未有的低潮阶段。(46)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也是当时的一个突出现象。湘赣苏区的报告就明确指出：“目前苏维埃政权还表现有些严重现象，苏维埃负责人工作能力薄弱，不能建立自己的工作，只有做些打条子招待所的事情，一切大小事情都是由党包办。苏维埃的官僚腐化还未完全纠正过来，苏维埃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工作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47)这种由党包办的现象，也会造成县苏维埃主席的责任感不强，从而给苏区造成重大的损失。如长汀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蓝兴南，面对小股团匪土匪向苏区扰乱掠抢烧杀的情况，不但没有很好地从政治上用宣传鼓动方法来领导地方武装和工农群众消灭这些小股团匪土匪，反而每逢土匪来骚扰，相距数十里便闻风逃避。以致“地方武装、地方群众斗争情绪日益低落，土匪狗胆日益壮大起来”，致使“我工农劳苦群众大受摧残，老少男女东奔西逃，真是令人痛心。”(48)更有一些县苏维埃主席走上叛变的道路。

      而且从总体上来看，县苏维埃主席也由于苏维埃制度本身的一些弊端而存在着结构性的局限。按照苏维埃制度的基本框架，干部的核心要素应是工农群众，这尽管从阶级结构上保证了干部的无产阶级属性，但是由于多数工农群众文化水平很低，他们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往往会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总结报告就显示，工农出身的县苏维埃主席，面对具体的军事问题时显得捉襟见肘、无法应对。他们“虽然都能经常亲往领导，表现着对战争领导的抓紧与加强，但是领导还仅仅限于行动的布置，没有极大的注意加强战斗力，没有在日常工作中，每一问题中，给以应有的具体领导，更没有随时随地的设法帮助他们加强对军事的了解与战略战术的运用，以及军事技术的提高；军风纪的建立，也没有在部队中极大的注意红色战士生活改善，与在每次战役后，很好的总结战[斗]争中经验，以致各县独立营、团的战斗力还没有达到应有限[程]度的加强。”由于工农出身的县苏维埃主席自身文化水平低下，他们面临庞杂繁多的任务时，往往缺乏“进行工作突击的精神与无计划的手工业的工作方式”，或者是表现为一种“事务主义的方式”。如余江县苏主席“不去思索问题，计划工作，而专是忙于事务方面的事情”而成为“事务主义最好的标本”。这样自然不可避免的要“防碍着苏区更猛烈的向前发”。在文化教育的工作方面，甚至出现了“怀玉县苏主席兼教育部长而不过问教育部的工作，简直是取消文化教育工作的倾向”这种情形。(49)

      专注于县苏维埃主席工农群众的身份背景，也使得具有相当文化的知识分子被排除在外。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不少知识分子甚或地主阶级原本都是热衷和支持中共革命的。据赖传珠回忆：“赣州参加共产党的很多同志都是小地主家庭出身的，彭学礼、李灿春也是小地主家庭出身。我家也是小地主，但情况和他们有点不同，我家是暴发户”。(50)但是在土地革命的中后期，由于对知识分子的排斥，不仅没有好好地利用知识分子的优势，反而受到身心的严重摧残。据胜利县的报告，1932年8月在押的621个犯人中，腐朽文人达312人，占总数的50%多。其它包括豪绅地主90人，富农62人，流氓33人，中农33人，贫农88人，工人6人。(51)这样的结果说明：一方面知识分子与苏维埃政权之间有着明显地距离；另一方面也容易使知识分子反水而投奔到国民党中去。

      进而言之，“苏维埃”原本是俄国革命时期的符号。对于不少民众而言，所谓的“苏维埃”、“苏维埃政府”这些名号，在现实认知上是模糊不清的，甚至可以说是浑然不知。即便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所在的江西苏区，群众也普遍不知“苏维埃”为何物，以至于将“红军区域”称之为“苏先生”。(52)在鄂豫皖苏区，“人们大多不知什么是苏维埃政府，他们的了解是相当可笑的”。更可笑的是有人猜测说：“苏维埃就是苏兆征的别号，苏兆征是广州暴动中苏维埃政府主席，因而我们的政府是苏兆征的别号来命名。”另一位则反驳说：“苏兆征同志已经死了，鄂豫皖乃苏兆征的儿子。皇帝死了，便由儿子继承；现在我们的苏兆征主席死了，也由他的儿子‘苏维埃’继承，因此我们的政府叫做苏维埃政府。”(53)可见，尽管苏维埃是普遍的建立起来了，但是实际上却是“名不副实。许多地方无所谓工农兵代表会。”民众普遍知道的苏维埃政府，“是指委员会，因为他们尚不认识代表会的权力，以为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54)

      综上可见，疾风暴雨式的革命运动尽管猛烈，但是未必完全可以冲刷人们固有的思维习惯。茶陵县被攻克之初，仍沿用“茶陵县政府”这块旧牌子，并派谭梓生担任县长，但谭对于如何担任革命县长竟然心中无数，只好照旧政府那样，升堂审案，纳税完粮，“群众根本不敢接近政府”。即便是一些革命士兵，“也只能站在门外霉一看，不敢进去。”(55)这些事实表明，作为制度和符号的苏维埃，在当初的中国显然存在着明显地局限。这也促使中共不得不进一步考虑“应该向具体研究，得出新的方案，而不应从旧的苏维埃式或国会式打圈圈。”(56)中共随后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县长制，则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此前的这些局限。

      ①王奇生、魏光奇先生曾对此做过详致的研究。参见王奇生《民国时期县长的群体构成与人事嬗递——以1927年至1949年长江流域省份为中心》，《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②陈赓雅：《赣皖湘鄂视察记》，上海申报月刊社1934年版，第42页。

      ③何友良先生《苏区制度、社会和民众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和《农村革命展开中的地方领导群体》(《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一文，在一定程度上谈及到这一问题。但是鉴于作者研究的着力点并不在此，因而相关问题并没有作详致的历史考察。

      ④《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8月)，《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页。

      ⑤《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08页。

      ⑥《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1927年9月19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508页。

      ⑦《沙县文史资料》第12辑，政协沙县文史资料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4-7页。

      ⑧《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于苏维埃政权决议案》(1929年7月)，江西省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页。

      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1933年12月)，厦门大学法律系、福建省档案馆选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3-54页。

      ⑩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24日)，江西省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309页。

      (11)何友良：《革命源起：农村革命中的早期领导群体——兼论东固革命领导群体的身份构成》，《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90页。

      (12)黄德俊主编：《桂西文史录1911-1937》第2辑，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2页。

      (13)黄德俊主编：《桂西文史录1911-1937》第2辑，第411-412页。

      (14)《江西工农革命之白热化》(1928年2月2日)，《江西党史资料》第4辑，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党史研究室1987年编印，第110页。

      (15)罗迈：《把提拔新的干部当作组织上的战斗任务》(1933年8月24日)，中共福建省龙岩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反对所谓“罗明路线”问题》，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页。

      (16)《中共湘赣苏区省委综合工作报告》(1931年10月26日)，《湘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编：《湘赣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

      (17)《中华全国总工会给赤色职工国际报告》(1934年3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研究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3册，工人出版社1958年版，第626页。

      (18)《李志合谈游击队第二次攻打山河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6年编印，第204页。

      (19)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等编：《神府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页。

      (20)《中华全国总工会给赤色职工国际报告》(1934年3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研究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3册，第624页。

      (21)《李志民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222页。

      (22)《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1931年11月)，江西省档案馆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157页。

      (23)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页。

      (24)南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平地区志》第2册，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6页。

      (2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五号》(1933年9月8日)，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办公室等编：《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江西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3-54页。

      (26)《福建省苏维埃政府通令第二十四号——关于查办长汀县苏主席蓝兴南事》(1932年8月9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1933年)，中央档案馆、福建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301-302页。

      (27)刘华清、郭述申、陈先瑞、王诚汉、张池明：《功德永世，风范长存——深切掉念李先念同志》，《新华月报》1992年第8期，第32页。

      (28)《福安英烈传》第1辑，中共福安县委党史研究室、福安县民政局1989年编印，第149页。

      (29)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30)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0页。

      (31)苟元海、席光辉、白明高主编：《巴山人民的怀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页。

      (32)《沙县文史资料》第12辑，政协沙县文史资料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9页。

      (33)《中共湘赣省委关于三个月工作竞赛条约给中央局的总报告》(1932年7月17日)，《湘赣革命根据地》上，第354页。

      (34)《中共兴国县委两个月冲锋工作报告》(1932年12月20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92年编，第408—423页。

      (35)《中央苏区首次“八一”纪念活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71页。

      (36)谢觉哉：《一得书》，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0页。

      (37)小潇：《大时代的干部问题》，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版，第10页。

      (38)《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90年编印，第441页。

      (39)《一盏红灯照忠魂——寻访清流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伍先球烈士的足迹》，《三明日报》2011年6月3日，B1版。

      (40)山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西革命回忆录》第3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

      (41)中共樟树市委党史办主编：《樟树党史资料》，南海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79页。

      (42)《闽浙赣湘鄂苏区革命文化纪事人物录》，闽浙赣湘鄂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办公室1997年编印，第367页。

      (43)苟元海、席光辉、白明高主编：《巴山人民的怀念》，第145页。

      (44)宁化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宁化县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0页。

      (45)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等编：《神府革命根据地》，第118页。

      (46)兰州部队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戎马春秋——革命回忆录》，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5页。

      (47)《中共湘赣苏区省委综合工作报告选》(1931年10月26日)，《湘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编：《湘赣革命根据地》上，第115页。

      (48)《福建省苏维埃政府通令第二十四号——关于查办长汀县苏主席蓝兴南事》(1932年8月1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1933年)，第302页。

      (49)《各县苏维埃12月份工作总结》(1934年1月5日)，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合编：《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页。

      (50)《赣县文史资料》第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赣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1年编，第14页。

      (51)《中共胜利县委八月份工作报告大纲》(1932年9月9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第33页。

      (52)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天津大公报1936年版，第14页。

      (5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84-85页。

      (5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55)《茶陵党史丛书》第1辑，中共茶陵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1986年编印，第142页。

      (56)《谢觉哉日记》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41页。

标签：苏维埃政府论文;  土地革命时期论文;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论文;  革命委员会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苏区精神论文;  武装论文;